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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解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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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解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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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这辈子，实际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什么呀，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点长。大理评事是个什么官，就是负责审理案件的京官。这个官不是苏轼实际担任的官职，这是个虚衔，挂名的，表面身份的，他实际的官职是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翔市，他这个官的意思就是协助凤翔府的知府，也就是凤翔市的市长处理公务，大体相当于凤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不是随随便便给的，那得有相当的资历才能担任，苏轼能够在20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入仕途就得到这个官职，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礼部考试和制科考试成绩太优秀了所以当这个官。是啊，成绩优异给了个重要的官职，接下来就看你在做了。
&&& 苏轼是打定主义决定打响人生的这第三炮，也得来个一举成功。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吃不下饭，怎么回事，他跟他这个顶头上司不对付，关系处理得很紧张，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凤翔府的知府，凤翔市的市长陈公弼。你想苏轼是干什么的，他是办公厅主任，他天天都跟着市长打交道，跟他的关系处不好那不是添堵吗？陈公弼是个什么人，又黑又瘦的小老头，面若冰霜，不苟言笑，铁面无私，那些王公大人见了他都顺着墙边走，年轻人看见他就害怕，苏轼是什么性格，性格本来就很开朗，豪放、外向，想到什么我就说出来，可是这个陈公弼才不管你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你到了我这凤翔府你就好好地做你的主任科员，做你的科长，别一天到晚在我这跟前摆你这点小小的资格。老陈一上来就给这小苏几个下马威，第一，苏轼当年考制科的时候他有个名头，我们知道你考这个制科的时候它分了很多种的科目类型，他这个类型叫什么呢，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他这文章写的好，品格很端正，能言极谏意思是说他善于写策论文章，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这就是个科目名字。有的同时很尊重苏轼，就尊称他为苏贤良，这没什么啊，一见面，苏贤良好。让老陈听见了，老陈说，你多大个人你就贤良开了，我这还没弄上一陈贤良你就苏贤良了，把称他苏贤良那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那你想苏轼这脸上真是挂不住，挺尴尬的；第二，北宋它有一个规定，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叫做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市长、副市长、其他的一些官员，到了这一天大家来一个聚餐会，谈谈体会，谈谈感想，放松一下。前面不是刚把那位拖出去打了板子了吗，苏轼心里就不高兴，赌气，我不去。你不来是不是，不来好啊，不来交钱，我罚你的款，按规定你不来我就可以罚你的款罚了苏轼整整八斤铜。大家听了很奇怪，怎么罚铜啊，北宋的时候，一千文铜钱合五斤，八斤铜，算盘一打，一千六百文铜钱。这钱其实也不多，但是让人弄得又没面子，还没怎么工作呢就被罚款了；第三，苏轼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写文章，可他的这个工作老要写一些公文，这公文苏轼也很擅长写，可是有一样，他每次把这个公文写上去交给陈市长的时候，这位陈市长拿着这个公文，上面改一下，底下改一下，左边改一下，右边改一下，总得改你个七八不离，然后才定稿。这苏轼就觉得纳了闷，我的文章皇上都说好，当今文坛大腕欧阳修都说好，你个五品的知府，又不是什么大文人，在我的文章上改来改去，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心里头很不痛快。
&&&& 你想苏轼这个人是爱憎分明全都在脸上写着呢，找个机会把这个干瘦老头报复一下以泄我心中之气。机会来了，陈公弼虽然对下属非常的严厉，可他也懂得一张一驰的道理，有一次，他就在官府的后花园修了一座亭台，亭台修起来挺漂亮，平时同事们没事，喝点酒啊，品品茶啊，彼此交流交流工作经验啊，这不挺好吗。台子盖好以后起了个名叫凌虚台。苏贤良不是会写文章吗，您给咱写篇作文吧，就写一篇《凌虚台记》，把这个凌虚台怎么盖起来的，有什么功能，将要发挥什么作用，表现咱们官府里头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写出来。让我写凌虚台记啊，好，没问题，我肯定写，你看我怎么写。他这个凌虚台记怎么写的，给大家翻译一段大家听一下，他说，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生，都是变化无常的。你听他这个开头，说凌虚台建造的地方当年可是一片废墟啊，反过来说，这个凌虚台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片废墟，你看看凌虚台周围，历朝历代的宫殿的遗址哪一个不比凌虚台大一百倍大一千倍呢，现在不都是残垣断壁吗？苏轼说建筑尚且如此何况人世的变化呢？现在有些人仗着自己有权有势自鸣得意，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很错误的，我要告诉你，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句号，写完了。他当然不可能直接跟他的顶头上司叫板，但是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这是小苏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怒气通过这篇文章，像一支小小的讽刺的箭射向了老陈，这个老陈看到这篇文章什么反应，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陈，看到了这篇文章，笑了，他说，哎，苏轼这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少年成名啊，出名很早啊，我平时对他要求严格不给他好脸色看，就是担心这样的年青人成长的太顺利了，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挫折，有曲折，长此以往下去，太过顺利，迟早有一天把握不住自己，会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事情。我就是敲打敲打他，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在乎，对我挺有意见，瞧这小文章写的，还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陈公弼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告诉下级，这篇文章一个字都不要动，原模原样地刻在凌虚台旁边的石碑上，我就要让它流传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可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这段往事，非常地后悔，他为了表达对陈公弼的敬意专门为陈公弼写了一篇传记，在传记中他写到，想我年青的时候，在凤翔府做官，少不更事，经常跟我的上司陈大人发生冲突，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脸上就不好看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后悔，苏轼这一辈子写了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两篇涉及到他当代的人物，陈公弼就是一个，而且陈公弼的这篇传记在这十篇传记里边篇幅最长，记述得也最为详尽。
&&&& 他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任期就到了，被调回中央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官员颁发他的任职凭证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苏轼调回到中央做了那个官。这一年，宋神宗就正式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 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我很简略的谈谈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军队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你重用文职官员你就得投入，提高工资待遇。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财政负担之重，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的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大家说50多万文没概念啊，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能算出来，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你想想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暂时的和平。所以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得不改革了。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研究就锁定在了王安石的身上。
&&&& 我们说苏轼对改革变法是反对的，他是一个反对派，为什么他反对改革变法呢？我们用简略概括的语言来讲应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本身，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苏轼是什么呢，是属于反对改革变法。那么对王安石呢，苏轼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舆论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我阐释的结果就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流传着很多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阐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说得也很有道理啊，你药这么解释下去都可以一直这么解释下去，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的，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但是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影子啊。王安石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的学术影响力很大，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苏轼的影响力降低到最低点。
&&& 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你要是提拔他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你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市长。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还奇怪，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用他，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
&&& 我们说，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前后八年的时间，苏轼这位科举考场上的成功者他要接受这个考验，他是考成功了还是考糊了？我们以前讲的李白杜甫都是大诗人大文人，但是一到具体的行政工作岗位上就不灵了，苏轼呢？他在杭州任期满了之后，按照朝廷规矩三年任期一满一调任，他先后又在密州，在徐州，后来又到湖州担任知州，后来担任的都是正职。我们只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他在八年的地方工作当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徐州这个地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苏轼刚一到徐州正碰上发大水，把徐州城给围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位高达两丈八尺，比城里面的平地要高一丈零九寸。一张零九寸，民信能承受这一丈零九寸的差距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一听说一丈零九寸了，纷纷的要出城去避难，那苏轼是坚决不允。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我苏轼不走水就冲不垮徐州城，你们都回去。给这些人都劝回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这些富户、商户一旦全部迁移走，整个城里面民心全乱了。这是第一步，抓住了民心。第二，紧急调动了五千民夫，抢修城墙，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可是你知道，这个洪水围住之后你老这么堵他，这不是根本之道，你得怎么样呢，你得把它疏导出去，怎么疏导啊，他招集水利专家把徐州城北有个地方角清冷口，把那儿给凿开了以后，把水想办法逐步的引到黄河的故道上去，引到黄河故道，然后再流到海里去，这就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否则你调十万人来堵，越堵水越高。你要知道这是徐州知州，他是第一把手，他要决策要具体组织实施，这是对苏轼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人命关天。大水围困了七十多天，最后终于被疏导到黄河故道上。苏轼这个时候一直都是七十多天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拄着木杖，屉拉着木板鞋很辛苦。这是在徐州城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其实我们讲徐州他的抗洪抢险工作，这只不过是苏轼在八年的地方行政工作当中一个很小的侧面。你比方说在杭州的时候，当地有六口水井全部因为年久失修坍塌了，用不成了，吃水成了大问题，苏轼和其他的官员一起商量修复了这个水井，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可以说，这八年的实践证明苏轼不但是一个好官，处处为民着想的好官，这是首先的前提，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大家也许要问这八年行政工作这么繁重，苏轼还写诗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他写诗的事，抗洪抢险我们没听过，写诗我们听得多了。应该说正是由于走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他的思想情感，所以他的诗写得更好了。
&&& 我们知道有一句俗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太美了，苏轼到杭州做通判有足够的时间来领略杭州的美景，特别是杭州城的美丽的眼睛－西湖，他在诗中写道：
&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 & & & & & & －----饮湖上初晴后雨
&&& 这个诗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呢，我们一想到西湖就本能地会想到这首诗，这首诗已经变成我们对西湖想象当中的一个本能的反映。在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西湖是这么样的明媚明丽，就好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装扮了浓妆一样；在下雨天的时候，她依然是那么空灵那么缥缈，就好像一个女子化了淡妆一样，不管西湖是浓妆还是淡妆，在诗人的心中永远都是像西施一样无比的完美。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西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子湖，就是从苏轼这诗里来得，所以你说大诗人写诗他一不留神就会缔造一个新的风景名胜的这样一个名字。
&&&& 我们可以说，初出茅庐的苏轼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官，而且是一个得民心的有能力的好官。即便是在工作之余，他依然能够非常潇洒而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的情思，他惹人喜爱，他很幽默，又很超脱，这是苏轼的迷人之处。现在苏轼又要去他的另一个新的任所，这就是宋神宗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去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恶梦也将伴随着他到达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大难临头》。
　　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就有变法的志向。然而，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由于来自各方的政见不同，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那么，拿谁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选定苏轼呢？
　　何正臣抓住了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大做文章，强烈要求朝廷严厉处罚妖言惑众的人。舒亶和李定紧接着也上书朝廷，说苏轼在杭州做官的时期创作了很多诗文，在这些诗文中，苏轼讥讽新法，指责皇帝，谩骂朝廷。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于是一张有预谋的网就悄悄展开了。那么，他们给苏轼定的“滔天大罪”具体都是哪几条呢？
　　面对如此地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的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在押到汴京的途中，他曾想跃入江中自尽。入狱后，苏轼也曾预备了一些药物，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时，就先行自杀。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何以遭受这么大的冤枉？苏轼究竟写没写有关“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呢？
　　看来，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好像苏轼命里注定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面对苏轼这一冤案，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天才诗人说句公道话吗？难道四十四岁的苏轼生命就要在此终结吗？当然没有，这时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出面为苏轼救助，那么，这些代表人物究竟是谁呢？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 当然不会，他们不会让自己精心设计的预谋付之东流。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沾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只惮风痹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私人邓绍，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须要宫延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抵，并下令以粗模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带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湾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郑侠上对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邓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间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作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箍口不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直在路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记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道学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龈塘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史塔林与托拉斯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藉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晋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0 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这时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吕惠卿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判之时，他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原来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备敲诈之用。现在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早已厌恶，而今在这些信上的发现，真使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自己的儿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吕惠卿。他儿子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他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卤莽。受父亲斥责之后又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请和尚诵经，请医生开药，但均无法救儿子一命。儿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国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熙宁四年（一0 七二）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他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通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和威廉·詹姆斯（W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无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著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嫌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唤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颖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颖州（今阜阳），到颖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颖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迟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接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颖。
　　留连知无益，借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用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就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絮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达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冶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搜集会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O 七四）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高青岛很近。他在济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0 七七）到元丰二年（一O 七九）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鬓，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分，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花菊食之，如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孩童死于道边。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它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婢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0 七六）在密州时作的。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他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0 七六）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缩，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0七七）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络，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味扑麻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贯，一千八百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苏东坡现在名气甚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等于是逼良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绢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0 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直。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一0 七九）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禀，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禀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洗，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卿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箱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街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法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红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的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词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狼狈赴鄂。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
　　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了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东坡，不仅仅在于他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于欣赏他对待人生积极的态度。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人事代谢、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看滚滚不尽的东逝水，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之作。苏轼所创作的词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把词的格调从感伤的艳丽的情调拓展到抒发宏伟的志向，表达自我的胸襟。可以说，词在苏轼的手里由雕虫小技变成了黄钟大吕。苏轼的词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凛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三年（一O 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来而叹，乃作是诗，自憨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得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0 ）十月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鬓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头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0 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乘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会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也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峨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信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磷见过。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拱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往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碉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是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款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韩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藉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尽磨难。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引退于民间，而苏轼在官运上似乎略有抬头，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这个已没有了权力的王安石呢？
　　苏轼最初见王安石还是出于自我政治前途的考虑，虽然王安石已不是宰相了，但他在朝中仍旧有很强的势力，而且很有可能再度复职担任宰相。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让他失望的是，现在的老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王安石此时的超脱境界也让苏轼有所感悟，所以，他决定在常州与世无争、怡养天年。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当口，朝廷里又发生了大事，这个举国举国震惊的大事，又打乱了苏轼平静的生活。朝野巨变到底给苏轼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理想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当年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排除异己，苏轼和他的的政治盟友们或隐或退或被贬罚，一个一个都离开了官场。此时的苏轼在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提拔之下，官位显赫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贴近到皇帝身边，那么，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苏轼的脑子会产生忘乎所以的念头吗？
　　苏轼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如果能够谨小慎微，前途将不可估量。但苏轼不屑于官场的中庸之道，在一次次被贬的坎坷仕途上，苏轼遭受的悲苦是难以言传的，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潇洒、从容、寡淡和旷达。那么，苏轼从小就怀抱着以身许国的梦想，他也深知只有置身更大的政治舞台才能实现夙愿，可他为什么此时此刻又要抗上于宰相司马光？他们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苏轼的举动对于他的仕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轼又与新任宰相司马光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那么，苏轼和司马光之争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己如愿已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做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累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翠蕾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闺，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惟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晋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夺取帝位，藉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