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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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有为书院：
用一座图书馆改变一座城
当理想照进现实
五年时间，有为图书馆从一座旧厂房发展为两层功能划分明晰的地标性新建筑。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本报记者林&立&&&&&&日，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开幕，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高校的学者、学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等共300余人，在查尔斯湖畔齐聚一堂，就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与大数据等主题展开讨论。&&&&三门县有为图书馆理事长章瑾和馆长何雪娇就参与其中。章瑾的演讲以及乡村教育项目展示，令与会人员刮目相看，三门这座小县城，成为大会的一个亮点。&&&&能得到世界最顶尖学府的邀请，源于有为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在乡村一线做阅读推广、社区文化活动探索和教育尝试，彰显着一群返乡青年对于乡土情怀的执着追逐。当有为人站上世界讲台的那一刻，便是这群有思有梦的年轻人理想照进现实的印证。&&&&2017年是有为图书馆开馆第五年，1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有为图书馆入驻该县“文创1号”基地，“文创1号”总面积1200平方米，建设成本近250万元，其中90万元来自政府，其他近160万元是各方善款以及新馆建设定向捐赠。&&&&五年时间，从一座旧厂房到两层功能划分明晰的地标性新建筑，从十几人的发起团队到上千位义工，图书馆开展各类活动750余场，3.5万多人次参与，城区3.7%的人口持有借阅证。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有为图书馆成就了许多人的心中梦想。&&&&2017年下半年，三门县政府将有为图书馆列为“和合书院”。&&&&2012年由章瑾点燃的理想火苗，如今已蔚然可观。馆长何雪娇对于往事也历历在目。&&&&章瑾是80后，从小成绩优异，在重庆上大学时，她发现自己的小聪明在外面的世界不好用。一次次被现实打脸之后，章瑾总结出原因——大学以前都在三门度过，自己的眼界太小。在大城市的校园中，她体会到了一个县城青年的局限和尴尬。&&&&于是，章瑾用强烈的学习欲望让大脑在大学时期第一次进行了“系统升级”。后来，她的成绩和能力一路提升，在英国完成了双硕士学位，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香港得到一份薪水优渥的工作，并任香港三门同乡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经成功跳出“小县城”，章瑾却在2011年选择把事业的另一个起点放回故乡三门：她要成立公益图书馆。&&&&理由很简单，希望更多三门的孩子，能在家门口拥有一个和外面世界的连接点。&&&&最艰难的时候，母亲把家里年租金12.8万元的仓库无偿借出，帮助章瑾解决了最头痛的场所问题。之后，章瑾继续组队，2012年6月，由六位热心公益的三门籍商人出资兴建的有为图书馆成立。2016年，图书馆一共接受社会现金捐赠252万元，实物捐赠2000多件，接受书籍捐赠近8000册。&&&&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开始慕名而来，何雪娇在2013年加入，担任图书馆馆长至今。理想与理想的碰撞，年轻人们爆发了惊人的潜能。他们为图书馆组织各类文化活动，亲子绘本阅读、小义工社团、冬夏令营、博雅乡村、真爱梦想课程、有为女人俱乐部等等。&&&&三门这座小城的阅读氛围、文化视野、人们对公益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因为有为图书馆的出现，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为模式”大有作为&&&&“搬迁至新馆之后，我们的硬件得到全面提升，被确定为和合书院，也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馆长何雪娇和7名员工现在的每一天，都在为肩上这份责任高效运转。8位年轻人带领着一千多位义工，不断扩大影响力。&&&&有为图书馆现在是县城的一个学习中心，热心教师带领孩子们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图书馆也是一个公共生活平台，有许多社工与义工会在这里奉献爱心，在这里平等交流。&&&&“我们还将推动这里成为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传播中心。”何雪娇自豪地说。&&&&这个一开始凭着“理想”诞生的小场馆，经过种种考验，如今已经成为二、三线城市图书馆知名的成功模式。这有赖于工作团队从建馆伊始就着力打造的“专业性”。例如坚持定期向社会公布运营情况和财务信息，让捐赠者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知悉每一笔善款、捐赠物品的去向。同时他们也积极为品牌做推广，频频亮相各大论坛、会议。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更是内容丰富，条目清晰地展现着图书馆面向各群体的多元动向。&&&&有为的运营，为他们接收到了更大范围的回应。&&&&近几年，知识传播的力度与速度不断升级，社交媒体时代，无论一线大城市还是二三线地级市，对知识的需求已经超越地理范畴。有为图书馆不仅是浙江各地级市之间一个响亮的品牌，越来越多的省外团队、个人陆续前来取经。湖北、安徽、广东等等省份都有立志在小城镇开设图书馆的人慕名前来学习。&&&&图书馆是静态的，但图书馆的生命力来自于互动。这些年，每一个参与过图书馆活动的志愿者，都在口口相传间拓展着有为图书馆的互动空间。&&&&“全国像我们这样性质的图书馆不多，但全国都需要这样的图书馆。”何雪娇为此感到振奋，“我们正在筹划出版一本‘自传’，将其作为经营图书馆的指导书籍，与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们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8个员工，每个人将自己的特长最大化，让有为更‘有为’！”海外图书馆需要哪些中文馆藏？
作者：解慧 田红媛
编辑：陈俊宇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发布时间： 12:35:33
　　近年来，&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最突出的主题之一。今年8月24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以&中国学术出版与海外中文馆藏建设&为主题的中国数字出版界与海外图书馆高端论坛在京举办，论坛吸引了出版界和图书馆百余位嘉宾聆听，并与数十家海外学术图书馆人展开深入交流与分享。这是继中图公司201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中国数字出版界与海外图书馆高端论坛&之后，举办的又一次务实推动中国优秀出版物&走出去&的专业论坛活动。
　　该论坛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邵玉书等人作主题发言。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对此次到京的海外图书馆员作了深入采访，本期，我们将海外图书馆员提出的诸多建设性意见，进行整理和发布。他们以各自的视角，探讨了海外图书馆中文资源建设需求变化趋势，以及新技术和新商业平台给数字出版带来的商业机会，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
　　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供应服务
　　北美地区拥有全球最大的汉文馆藏
　　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大致可分作研究型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两大类，它们对中文图书资源的需求是很不一样的。一般大学图书馆都属于研究型图书馆，所选中文图书基本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收藏内容与西方汉学的进展紧密相连，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各大学关于东亚研究的项目。
　　目前北美地区各个东亚图书馆拥有除了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汉文图书馆藏。每年的采购经费加起来超过800万美元。过去20多年里对中文数字资源的采购占全部购书经费的比重越来越大。但目前可能达到或接近了平衡。此外，近年来对汉文出版物的收藏开始扩展到非文科的领域。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始于1940年代，前身是胡佛研究所，其侧重点长期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但近年来逐渐发展成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的大部分馆藏于2002年归并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十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介绍，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购书经费大约是50万~60万美元之间，收藏纸本中文文献的总量大约在50万册，主要收藏领域是中国历史、语言、考古、文学、宗教、民族、经济、社会、艺术、音乐等。
　　电子资源昂贵出现数字鸿沟
　　电子资源方面，不同大学分配比例也不尽相同。如果是医学院和理工科图书馆，电子资源能达到95%甚至更多，基本可以实现&无纸化&。但文科图书馆80%的经费还是用在采购纸质书籍上，包括斯坦福、哈佛等学校。杨继东觉得这个比例可能会下降，但下降的余地不大。
　　杨继东说，北美地区的东亚图书馆每年约投入130万~140万美元采购中、日、韩3个语种的数据库。具体买什么数据库由各校懂得中文、日文、韩文的馆员跟师生联系，了解最新学术动态，按他们的需求采购新的资源。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也购买了很多的数据库，包括清华同方、万方、超星、阿帕比等公司的数据库。但是数据库都太贵了，如清华同方数据库1年要1万美元，很多小的学校买不起。所以现在就造成新的数字鸿沟，一些美国州立大学越来越难以承担师生对数字资源的需求。在美国，学术资源越来越向大的图书馆倾斜。
　　尽管如此，经费少并不是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面临的主要问题，杨继东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出版行业，每年学术出版的总量也非常巨大，这给海外的中国文献收藏机构带来巨大挑战。从海外学术图书馆的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更精确的中国学术信息，及时掌握中国学术的最新进展，也需要全方位、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供应服务（精编的新书目录、高质量的图书编目服务、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供应、稀见出版品和数字资源的供应，等等）。&没有哪一所大学图书馆可以把出版的所有书都收齐，我们希望可以从中文供应商提供的适合我们的精选书目中购书，并且需要他们提供全面的服务。&杨继东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馆长周原：
　　优质电子文献资源是图书馆之需
　　中文收藏在北美排名靠前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美国中西部东亚藏书的中心，在全美大学图书馆中以收藏中文书的数量和规模排名第五位。这与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存训有关，他在职期间，除了重视发展东亚图书馆外，还善于培养东亚图书馆学专家，使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为继哈佛大学之后又一个汉学研讨重镇。这为日后的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于1936年，最早收藏的图书以中文为主，上世纪50年代起增加日文书收藏，上世纪80年代增加韩文收藏。目前，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纸质版图书共85万册，中文书接近60万册。收藏重点和多年来形成的特色如下：古代中国、古文字研究；文学及文学史研究，尤重明清至现、当代各类文学的作品与研究，特别是戏曲方面的资料；史学研究资料全面收藏；艺术与艺术史研究，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研究。
　　在古籍方面，收藏1万多种古籍。其中在北美汉学研究领域中最出名的收藏，一是远古中国的文献收藏较全；二是明清到当代中国的文献我们较全。周原说，这并不意味着魏晋南北朝、元朝不会收藏，基本文献也会收藏，但并不会深挖。
　　国内电子出版落后市场需求
　　近十几年，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对电子文献资源建设也比较下功夫，购买电子文献的经费每年都会根据国内出版情况调整和变化。周原说，芝加哥大学更愿意购买电子文献。但近年国内电子文献出版情况不容乐观，落后于市场需求，推出的新产品比较少，优秀的产品则更少。
　　虽然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更愿意在电子资源上投入，但相对提出的要求也更高。周原说，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希望购买的电子文献，首先是学校所需求的，其次内容要优质，最后使用要便捷、好用。在周原看来，目前国内推出的一些电子资源，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出电子资源的优势，如《四库全书》的电子版，仅是扫描，连最基本的自由检索都没有，卖的再便宜也不敢购买。
　　周原说，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满足学校师生的需求，让我们对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国内推出的电子资源不仅&因材施教&，更要有规模，还要把电子资源的优势发挥出来，价格须合理，销售亦灵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何义壮：
　　纸质书地位不可替代
　　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善本为特色馆藏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主要侧重中、日、韩等语种图书，其中中文图书最多，有大约55万册，尤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重点采购古代历史、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领域图书。特色馆藏为中国古代善本，乾隆以前的善本大概有5500多种，总册数10万多册。在中文图书采购上，每年大概有50万美元的经费，以5%的速度逐年攀升，数量上中文书每年增加1万多册的采购量。
　　电子书采购少，纸质书优势明显
　　据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何义壮介绍，由于数据库较贵，该馆每年50万美元的采购经费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用来购买数据库，最近几年比较稳定。电子书的采购并不是很多，与北美其他大学图书馆略有不同，该馆侧重于购买纸质书而非电子书，这一点并不只是针对中文书，图书馆的英文书馆藏也是如此。虽然馆内期刊都已电子化，但图书方面并没有这个趋势。&参考书和工具书的电子版比较受欢迎，但在做研究上，师生并不是很喜欢用电子书，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纸质书。而且电子书和数据库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相提并论。&何义壮表示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师生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重视纸质书和数据库是为了未来的需要。虽然有些学科现在并没有师生进行研究，但未来可能会有人涉及这个领域，相对于电子书来说，纸质书和数据库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中文图书数量多，挑选不易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中文图书的采购经费比较充足，每年大约都以5%的比例增长。虽然有足够的采购经费，但中文图书每年的出版数量太多，质量参差不齐，对国外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挑选起来极为不易。何义壮说，美国一些非常优秀的大学出版社在出书时都会有书目，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书目自动购买，不用一本本去选，但在中国不太可能。即使中介商也会给国外东亚图书馆提供参考书目，但由于其不可回避的商业性，质量就可能大打折扣，这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点。
　　共用一个存书库，节省经费和空间
　　北美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逐渐增多。由于馆舍面积不足，普林斯顿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共建一个存书库（storage）。据何义壮介绍，每个图书馆的用户都可以看到这些书，但每本书的所有权还是标明的。几家合作的图书馆不用重复购买相同的图书，这样既可以节省经费开支又能减少占地空间，可谓一举两得。 近年来，美国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来越多，今后还会更加正规化、便利化，这些经验对国内图书馆大有借鉴意义。
　　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邵玉书：
　　比起纸质资源更愿收藏电子资源
　　电子文献需求大
　　牛津大学图书馆拥有400年收藏中文图书的历史。自建馆以来，中国图书便属于该馆最早的收藏之一。早在中国明朝时就委托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购买明朝刻印的书籍，也有从中国掠夺到英国的图书。目前，该馆收藏与中国有关图书5万种，其中中文古籍7000多种，包括一些中国古老的出版物和一些瑶族出版物手稿，其中一些甚至是孤本。为了更好地珍藏图书，牛津大学图书馆学会用中国古代修复图书的办法来修复中文古籍，修复出来的图书与原版书几乎一模一样。
　　但尽管如此，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购买中文图书的经费非常少。馆长邵玉书说，这与北美大学多是私立，欧洲大学多是公立有关系。
　　此外，由于牛津大学学科众多，汉学研究仅是很小的一部分，邵玉书说，举个例子，有100个学生学习中文，本科阶段的学生还看不懂中文文献，仅有几十位研究生、博士生需要所研究的中文文献，学校不会为了这几十个学生购书。所以购买电子文献成为该馆的首选。
　　在十分有限的经费里，一半会用来购买电子文献。邵玉书说，在购买中文图书时会进行分类，如果具有收藏价值的书会购买纸质版保持长期的收藏，如果只是提供师生做研究使用则购买电子版本。这既解决了图书馆空间小的问题，又可以让师生方便使用，即使在图书馆外也可以快捷地检索、下载、打印。
　　开放获取在英国
　　类似像牛津大学的欧洲大学图书馆还很多，他们在有限的经费下迫切需要电子文献，这也让中国出版界面临两个挑战：一是未来怎样收集电子书的出版信息？二是怎样让读者和图书馆知道一本书有电子版本？
　　为此，英国政府推动了开放获取，英国政府认为，获得公共支持的研究项目应该把其研究成果免费向社会提供。目前，已经要求开放获取的自主科研机构有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研究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研究理事会、英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维康信托基金会。
　　开放获取的政策于今年4月实施，作为图书馆便有了新的责任，图书馆要打造本大学的研究成果数据库，包括师生的论文、文章、著作、研究数据等，负责开放获取的管理，包括文章处理费、著作出版费等，给师生提供关于开放获取的资料与培训。
　　而这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维康信托基金会已经用开放获取的方法出版了电子书。
　　对中国学术出版的几点建议
　　海外大学图书馆是为研究提供服务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也不外如此。邵玉书说，虽然一些研究汉学的专家、学者非常专业，但每个人研究的方向不同，所需要的资料也不一样，而且几年之后，研究方向会出现变化，这个领域也许没有人研究了，对图书馆而言是没有办法做到对每个人提供详尽的资料。不仅是经费的问题，而是这些昂贵的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局限在某一个人或十几个人身上，并非大范围地使用。基于此，提出几点建议供国内出版商参考。
　　一希望国内的出版社可以提供电子资源短期的使用权，价格不要太贵，这样便可解决经费不足的图书馆燃眉之急。因为几十年后电子文献究竟是还能不能用，是一个未知数。
　　二信息不对称，国外对国内某些出版物有没有电子版一无所知。没有一个机构，积累这些精准的信息提供给供应商、图书馆、读者。
　　三受欢迎的书进不来，很多出版物不论是纸质版本还是电子版本，由于不符合当地民情，所以在当地并不受欢迎，受欢迎的书却进不来，希望在向欧洲推出之前，做好调查和研究。
　　美国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国际部主任王国华：
　　期待更高质量的电子书
　　中文馆藏增多源于国际地位提高
　　一般来说，大学要先有教学研究，所在学校的图书馆才会进行相应的馆藏建设。埃默里大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最初是在汉语言领域，后来逐步涉及文化、文学、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艺术等方面，总体来说发展较快。据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国际部主任王国华介绍，美国的研究也主要是根据世界形势来转变的。王国华用一个小例子解释了这一趋势的变化过程：埃默里大学有位老教授，以前是研究前苏联政治的，随着前苏联解体，这位教授决定转做中苏比较研究，引起了中国方面对他的重视，再到后来前苏联解体，该教授就专门研究中国政治了。这位教授根据世界整体形势的变化，逐步转变研究方向，其个人学术研究的变化事实上也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整体变化，学校的馆藏资源自然也要与之配套。
　　纸质书馆藏占比高优质电子书需求大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每年在中文纸质资源的经费在10万美元左右。虽然美国电子书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埃默里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馆藏还是纸质资源偏多，约占3/4。美国的师生大都习惯阅读电子书，但中国国内的电子书发展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有些中文电子书的扫描不清楚，质量不高，用户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美国图书馆的英文藏书中，电子书和纸质书大约各占一半，这也导致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图书馆，馆藏空间有限都是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埃默里大学图书馆近年建了一个存书库，以期暂时缓解馆藏空间不足的问题。同样，这样的困境更会促使大多数图书馆未来在采购中文书时更偏向于电子书和数据库。中介商和数据库商只有提高质量，才能确保双方的长久合作。王国华表示，虽然国内的电子书发展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还未十分明了，但双方仍在积极努力地交流。
　　服务至上便利师生学术研究
　　美国的图书馆最注重的就是服务。每年新生开学之际图书馆都会例行安排参观和培训，以帮助学生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开设了诸多学习班，学生可以在线注册，学习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学习文章写作规范，以及了解相关的学术道德。另外，教授做完教学大纲会发给图书馆一份，图书馆再根据教学大纲制作一个网页，列出馆内所能提供的学习资源。如此一来，学生作科研报告时就会主动与图书馆联系，双方会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共同探讨。总之，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极其注重服务，以便于师生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乔晓勤：
　　特色馆藏数字化，纸质书与电子书共存
　　中文图书馆藏量大 两大特色收藏居重
　　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藏历史悠久，总共馆藏量已超过60万册，其中中文书约占50%，约30多万册，侧重人文、社科类图书。其特色馆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文古籍的收藏，共收藏3000多种，约4万余册；二是对北美尤其是加拿大华人华侨研究的收藏，涉及其开拓史、社会文化以及与本土文化的关系的档案材料。近年来在总馆的部署下，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图书的采购经费逐年攀升，据中文部主任乔晓勤介绍，中文图书馆藏仍是纸质书居多，占比约70%，但未来的趋势是增购电子书，二者将各占五成。
　　纸书与电子书互补共存 原始资料需求大
　　北美的图书馆都面临着空间不足的问题，但却不倾向于用增加馆舍的方法来提高库藏，乔晓勤说，一般来讲会有远程储存设施，电子书的数据库是全文检索，非常方便快速，能帮助用户在海量资源中迅速抽取所需要的资料，这是纸质资源做不到的。尽管未来将加大中文电子书的采购，但乔晓勤仍强调了纸质书的不可替代性，以图书馆前些年购买的《宋话全集》为例，纸质书的优势在于把宋代原本原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电子屏幕上看到的缩小很多倍的低分辨率图像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对于不同的学术目的的人来讲，纸质书和电子书各有各的长处，所以一定是长期共存，优势互补的关系。
　　此外，谈到与中介商、数据库商的长久合作时，乔晓勤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面临着老化问题。早年买的电子资源可能适配很早的windows系统，现在系统不断升级，之前的格式已经不再支持了，这就给图书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如今电子资源的价格与往日相比高出很多，这对图书馆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对于纸质资源来说，特色资料和原始资料的馆藏还未达到研究者的需要。乔晓勤说，很多数据性的东西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学校师生来说，并不说你提供给他一个史记考证或是张爱玲研究就够了，他们更需要海量的、细化的数据，比如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些原始著述。以往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对此重视不足，现在正在加强这方面的馆藏，希望中介商和数据库商能够更多地提供相关资源。
　　馆舍面积不足 新型人才匮乏
　　经费和馆舍面积不足是图书馆老生常谈的问题。远程服务虽然能暂时解决面积问题，但并非长久之策。除此之外，现在图书馆的编目、技术服务等一直都在变化，以前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技术服务部有六七十人，现在已经缩减到十几人，图书馆需要的是新型的技术型人才，能够做数据整理分析的专才人员。乔晓勤说，师生的需求比较复杂，比如说他们在研究文学时，还要研究产生这个文学的生态系统，这些都是他们关心的东西，作为一个图书馆，你所能提供的服务就有限了，所以更需要跨学科的馆员。人才的培养也是现在图书馆面临的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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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图书馆经验：让多元化的理事会来决策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邵希炜 &选稿:实习生 顾颖琪 &日 09:16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公共文化机构引入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理事会制度成为热点问题。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构建法人治理结构也颇受大家关注。据了解，2014年就有很多图书馆都成立了理事会，以具体实施图书馆治理。　　　　图片说明：上海浦东图书馆　　位于前程路88号的浦东图书馆新馆，是上海各区县中体量最大、服务能级最高的区级公共图书馆，2010年开馆至今日均服务人次超万人。仅2014年，就有千余场文化活动在浦图举办，吸引逾400万读者走进这个图书的海洋。与其他图书馆将理事会定义成“议事咨询机构”不同，作为文化部法人治理试点单位，上海浦东图书馆将理事会定位为“决策机构”，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探索方面实现了突破。近日，记者实地到访位于前程路88号的浦东图书馆新馆，了解它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探索与成就。　　理事会成决策机构建议引入“负面清单”制度　　上海浦东图书馆馆长张伟告诉记者，上海浦东图书馆最大的特点就是理事会是“决策机构”，而非“议事咨询机构”。他认为，如果理事会不是决策机构而仅仅是审议机构，每年固定两次会议，理事程序性的举举手，不了解情况、不参与实质性的决策，就会变得形式化。他认为，把理事会定位为决策机构后，理事会要对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负责，因此图书馆在理事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有所改变。　　张伟表示，法人治理结构对举办单位的挑战很大，因为“放权很痛苦”。他建议举办单位引入“负面清单”的管理思维，而且不仅举办单位，理事会和图书馆都要有“负面清单”。他继续解释称，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需要“负面清单”，因为他们要依法决策，要按照章程管理图书馆。“负面清单”的设置可以明确哪些事情不能碰、不能做。　　社会方理事比例高平时通过微信沟通　　记者拿到了一份《浦东图书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记者发现，浦东图书馆理事会由13名理事组成，其中举办单位1名，浦东图书馆1名，其他11名理事都是社会方代表，其中既有图书馆业界的专家，如原台湾图书馆馆长顾敏、上海纽约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宁；也有市民所熟知的浦东各领域知名人士，如“happy张江”微博博主朱蕾、前国家女排队长李国君、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中国商飞公司企业文化部部长魏应彪等，社会代表所占比例高达85%。对此，张伟表示，浦东图书馆理事会成员体现了社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特点。　　在回答记者“社会代表所占比例高，如何保证理事会决策的专业性”的问题时，张伟表示，为了保证理事会决策的专业性，浦东读书馆理事会拟下设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财经专业委员会等，负责浦东图书馆专题工作调研，向理事会提交调研报告，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和专业论证。　　张伟还告诉记者，就是因为社会方理事来自各行各业，因此大家经常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并通过微信来讨论，进行“头脑风暴”。　　“浦东图书馆已经尝到理事多元的甜头。我们有个理事叫杨振峰，是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他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要让阅读推广进入中小学。”张伟表示，经过理事会的讨论，浦东图书馆决定在全区1386个公共图书馆（室）的基础上，与上海市建平中学、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上海市海桐小学等浦东3所中小学共建中小学分馆，将其纳入浦东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张伟告诉记者，除上述3所试点学校外，目前还有30所浦东中小学与浦图达成共建中小学分馆的合作意向。　　张伟还认为，社会方理事加强了图书馆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图书馆也可以通过社会方理事，更好的了解读者需求，获得社会资源，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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