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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中文翻译日文及发音
ぞろりと着ながす
風がひゅうひゅう吹き,雨がざあざあ降る.
春雨がしとしと降る.
屈託のない様子.
筆法があか抜けしている.
洒脱な人物
潇洒的人物.
シックな髪型。
潇洒的发型。
粋な装いをする。
打扮得潇洒（俊俏）。
瀟洒な身なり。
潇洒的服装。聂雨晨名字含义是什么_百度知道
聂雨晨名字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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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分：84分，您的名字取得比较好！NO，可以增强其主动性，热情好礼，卦气旺。事业：多波折，迟迟难达心愿。性格：足智多谋，卦象佳。周易卦象：姓名卦象是（泽火革）之（雷火丰），名闻海内，成就大业“聂雨晨”的姓名三才为“金水火”，具有辨析与思考的天赋。总格数理。这种组合的人虽有智慧，但精神生活常会感到不安，做事容易一意孤行：姓氏五行与名字五行构成“金水火”天人地三才，如意志坚定可成功发展，但常因自己判断错误而失败，是非分不清、姓名三才来分析姓名中所包含的性格、事业，易出祸端，平生多波折，人生起伏较大，坐不住。财运：有财运但不稳定，乃时富时贫之兆。三才五行，姓名成功运极佳，可以增强其智慧，泉舟顺展的大立功数、善交朋友、口才佳、人缘好；但对于忌“火”的人来说，则会变的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是非不断，聪明好学、足智多谋。“晨”字的主五行为“火”，对于喜“火”的人来说。姓名灵数：姓名灵数为2，容易惹麻烦，易变动。智谋优秀，财力归集、刚柔相济；但对于忌“水”的人来说，则会变的急躁.1 三才五行从字义五行：姓名总格为29。其人意志不坚定。名字中的用字五行要结合生辰八字的喜用神来确定，这是姓名改运的核心，是中华姓名学的精粹。“雨晨”为“水火”组合，“水”克“火”，水旺，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财运、健康等信息字义五行“雨”字的主五行为“水”，对于喜“水”的人来说，配置好，“金水火”型的人聪明多谋，但因“水”克“火”，其人富有攻击性，一时虽可以发展，但后运欠安，易生急变急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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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早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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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只手指：白先勇散文精编
作者：白先勇&
申明:版权归作者所有,请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博客只作收藏、学习之用,严禁转载。如需此书,请到各大书店购买。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白先勇散文集。其中第一辑散文、论文包括：第六只手指、惊变、石头城下的冥思、人生如戏等。；第二辑书评包括秉烛夜游、香港传奇、弃妇吟、边陲人的自白；第三辑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文学》的回顾和前瞻、岂容青史尽成灰、弱冠之年、《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极其精神风貌等；第四辑访谈包括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归来的台北人、访问白先勇等，全书共收录文章三十五篇。
恐惧与悲悯的净化
恐惧与悲悯的净化
&&&&——《卡拉玛佐夫兄弟》
&&&&大学求学期间，恐怕是一个人一生中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对精神生活的向往，最强旺的时期。如果这时候有幸读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心路历程。
&&&&我念大学的时候，在研读过的西洋文学书籍中，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小说，曾经给了我最大的冲击与启示。我是在爱荷华大学念书的时候看的，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雪夜，我在宿舍里看完这本书，已是天明，从窗外望出去，只见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奇异的感动，我不是基督徒，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那一刻我的确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正在默默的垂怜着世上的芸芸众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惊心动魄的旷世杰作，激起了我那片刻几近神秘的宗教情感，猛然间我好像听到了悠悠一声从中古教堂传出来的格里历圣歌，不禁一阵悯然。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氏晚年扛鼎之作，享誉之高，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齐名，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一双瑰宝。陀氏与托翁同时代，处于俄国十九世纪新旧交替大变前夕，他在政治上、心理上、精神上，屡遭困厄，年轻时，曾因参加激进党政治活动被捕下监，险遭枪毙，放逐西伯利亚十年，恢复自由后，反过来猛烈抨击左翼虚无分子，陀氏相信只有希腊正教才可拯救俄罗斯民族，而左翼分子只有将俄国拖向万劫不复。他的寓言对了，俄国后来果然产生了斯大林的恐怖政权。他一生执着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玛佐夫兄弟》，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这本小说是叙述卡拉马佐夫一家四个同父异母兄弟的故事，四兄弟分别代表了情、理、圣、魔人性中的四种可能，四个手足相生相克，显示了人性中生而俱来无法消弭的基本冲突。陀氏在这本小说中说道：“这是一场上帝与魔鬼的战争，战场就在人的心中。”陀氏是研究人类心灵中善恶冲突最深刻的小说家，在这部书中，杜氏对于人类善与恶的检视，已经提高到了宗教的层面。他在另一本小说《罪与罚》中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确，如果没有代表道德力量的上帝存在，那么弑父也随时可以发生的了。“弑父”这项最违反人伦的罪恶便是这本小说的主题。西方文学从古希腊索福克利斯的悲剧《伊底帕斯王》到陀氏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许多杰作都在挖掘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人伦禁忌，证诸佛洛伊德学派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懔然于人心惟危，在重重宗教、伦理、道德的压束之下，而人类那股最原始的嗜血乱伦的冲动却仍旧蠢蠢伺机而发。西方文学的深刻处在于敢正视人类的罪恶，因而追根究底，锲而不舍。看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恐惧与怜悯”不禁油然而生。恐惧，因为我们也意识到我们本身罪恶的可能；怜悯，因为我们看到人竟是如此的不完美，我们于是变得谦卑，因而兴起相濡以沫的同情。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吧。
贾宝玉的俗缘：
蒋玉函与花袭人
&&&&——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宝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然而《红楼梦》中有四位男性：北静王、秦钟、柳湘莲、蒋玉函，宝玉并不做如是观。这四位男性角色对宝玉的命运直接、间接都有影响或提示作用。四位男性于貌则俊美秀丽，于性则脱俗不羁，而其中以蒋玉函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最是微妙复杂，其涵义可能影响到《红楼梦》结局的诠释。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窥见“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有诗写道：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此诗影射花袭人一生命运，其中“优伶”即指蒋玉函，可见第一百二十回最后蒋玉函迎娶花袭人代宝玉受世俗之福的结局，作者早已安排埋下伏笔，而且在全书发展中，这条重要线索，作者时时在意，引申敷陈。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冯紫英设宴，贾宝玉与蒋玉函初次相见，席上行酒令，蒋玉函手执木樨吟道：“花气袭人知昼暖。”彼时蒋玉函并不知有袭人其人，而无意间却道中了袭人名字，冥冥中二人缘分由此而结。少刻，宝玉出席，蒋玉函尾随，二人彼此倾慕，互赠汗巾，以为表记。宝玉赠给蒋玉函的那条松花汗巾原属袭人所有，而蒋玉函所赠的那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夜间宝玉却悄悄系到了袭人的身上。蒋玉函的大红汗巾乃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为北静王所赐，名贵非常。宝玉此举，在象征意义上，等于替袭人接受聘礼，将袭人终身托付给蒋玉函。第一百二十回结尾篇，花袭人含悲出嫁，次日开箱，姑爷见猩红汗巾，乃知是宝玉丫头袭人，而袭人见姑爷的松花绿汗巾，乃知是宝玉挚友蒋玉函，红绿汗巾二度相合，成就一段好姻缘。而促使这段良缘者，正是宝玉本人。
&&&&袭人在《红楼梦》这本小说以及在宝玉心目中都极占分量，而宝玉却将如此重要的身边人托付给蒋玉函。《红楼梦》众多角色，作者为何独将此大事交托蒋玉函，实在值得深究。蒋玉函原为忠顺亲王府中忠顺王驾前所蓄养的优伶，社会地位不高，在小说中出场次数不多，而作者却偏偏对这样一个卑微角色，命名许以“玉”字，此中暗藏玄机。《红楼梦》作者对角色命名“玉”字绝不轻易赐予，小红本名红玉，因为犯宝玉之名而更改，即是一例。玉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象征，论者早已著书讨论，在众多复杂的诠释中，玉至少象征人的性灵、慧根、本质等意义，已是毋庸怀疑。而小说人物中，名字中凡含有玉字者，与宝玉这块女娲顽石通灵宝玉，都有一种特殊缘分，深具寓意。
&&&&除了宝玉以外，《红楼梦》中还有其他四块玉。首先是黛玉，宝、黛二玉结的是一段“仙缘”，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爱情神话，也是一则最美的还泪故事。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乃是性灵之爱，纯属一种美的契合，因此二人常有相知、同类之感。黛玉是宝玉灵的投射，宜乎二人不能成婚发生肉体关系，唯有等到绛珠仙草泪尽人亡魂归离恨天后，神瑛侍者才回转太虚幻境，与绛珠仙草重续仙缘。第二块玉是妙玉，有人猜测宝玉与妙玉之间，情愫暧昧。事实上宝玉与妙玉的关系在《红楼梦》的主题命意及文学结构上都有形而上的涵义。妙玉自称“槛外人”，意味已经超脱俗尘，置身化外。而宝玉为“槛内人”，尚在尘世中耽溺浮沉。而结果适得其反，宝玉终于跨出槛外，修成正果，而妙玉却堕入淖泥，终遭大劫。宝玉与妙玉的关系是身份的互调，槛外与槛内的转换，是一种带有反讽性的“佛缘”。妙玉目空一切，孤僻太过，连村妪刘姥姥尚不能容，宜乎佛门难入。而宝玉心怀慈悲，广爱众生，所以终能成佛。
&&&&《红楼梦》男性角色名字中含有玉者，尚有甄宝玉与蒋玉函。甄宝玉仅为一寓言式的人物，是《红楼梦》中“真”、“假”主题的反衬角色，甄宝玉貌似贾宝玉，却热中功名，与贾宝玉的天性本质恰恰相反。作者创造甄宝玉这个角色，亦有反讽之意。《红楼梦》作者的人物设计，常用次要角色陪衬、反衬主要角色，例如晴雯、龄官陪衬黛玉，二人是黛玉的伸延、投影。宝玉这个角色除了甄宝玉、妙玉用以反衬以外，另外一位名字带玉的男性角色蒋玉函对宝玉更具深意。如果宝玉与黛玉所结的是一段“仙缘”，与妙玉是“佛缘”，那么宝玉与蒋玉函之间就是一段“俗缘”了。在《红楼梦》众多男性角色中，宝玉与蒋玉函的俗缘最深——宝玉与贾政的俗缘仅止于父子，亲而不近。宝玉与蒋玉函的特殊关系具有两层意义：首先是宝玉与蒋玉函之间的同性之爱，其次是蒋玉函与花袭人在《红楼梦》结局时的俗世姻缘，而此二者之间又有相当复杂的关联。
&&&&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宝玉与蒋玉函初次见面即惺惺相惜，互赠表记。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忠顺亲王府派长府官到贾府向贾政索人，原因是忠顺王府里的优伶琪官(蒋玉函)失踪，“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长府官并指出证据——宝玉腰所系之茜香罗。宝玉无法隐饰，只得承认蒋玉函私自逃离忠顺亲王府，在离城外二十里紫檀堡置买房舍。二十八回宝玉与蒋玉函见面互相表赠私物之后，至三十三回以前，两人“相与甚厚”的情节书中毫无交代，而三十三回由宝玉的招认，显见二人早已过往甚密，蒋玉函似乎是为了宝玉而逃离忠顺王府，在紫檀堡置买房舍的。以《红楼梦》作者如此缜密的心思，不应在情节上有此重大遗漏，不知是否被后人删除，尚待红学专家来解答这个疑问。但三十三回已经说明，宝玉与蒋玉函之间确实已发生过亲密的同性之爱，而宝玉因此被贾政大加笞挞，以至遍体鳞伤。一方面来看，固然是宝玉私会优伶的行为，是儒家礼教所不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象征宝玉与蒋玉函缔结“俗缘”，宝玉承受世俗后，他的俗体肉身所必须承担的苦痛及残伤。书中，宝玉为黛玉承受精神性灵上最大的痛苦，为蒋玉函却担负了俗身肉体上最大的创伤。就同性恋的特质而言，同性间的恋爱是从另外一个个身体上寻找一个“自己”(Self)，一个“同体”，有别于异性恋是寻找一个异“己”(Other)，一个“异体”。如希腊神话中的纳西色斯，爱恋上自己水中倒影，即是寻求一种同体之爱。贾宝玉和蒋玉函这两块玉的爱情，是基于深刻的认同，蒋玉函犹之于宝玉水中的倒影，宝玉另外一个“自我”，一个世俗的化身。第九十三回，宝玉与蒋玉函在临安伯府再度重逢，在宝玉眼里，蒋玉函“鲜润如出水芙渠，飘扬似临风玉树”，此两句话除形容蒋玉函神貌俊美外，又具深意。“蒋玉函”有的版本亦作“蒋玉菡”，菡萏、芙渠都为荷花莲花别名。宝玉最后削发为僧，佛身升天。荷花莲花象征佛身的化身，因此，宝玉的“佛身”虽然升天，他的世俗分身，却附在了“玉菡”上，最后替他完成俗愿，迎娶袭人。佛经有云：“自性具三身，一者法身，二者圆满报身，三者千百亿化身。”蒋玉函当为宝玉“千百亿化身”之一。
&&&&同回描述蒋玉函至临安伯府唱戏，他已升为领班，改唱小生，“也攒了好几个钱，家里已经有两三个铺子。”府里有人议论，有的说：“想必成家了。”有的说：“亲还没有定。他倒拿定一个主意：说是人生婚配，关系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闹得的，不论尊卑贵贱，总要配得上他的才能。所以到如今还并没娶亲。”宝玉听到，心中如此感想：“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儿嫁他?要嫁着这么样的人才儿，也算是不辜负了。”后来蒋玉函唱他的拿手戏《占花魁》，九十三回如此叙述：
&&&&果然蒋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后神情，把那一种怜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极情尽致。以后对饮对唱，缠绵缱绻。宝玉这时不看花魁，只把两只眼睛独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蒋玉函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按腔落板，宝玉的神魂都唱的飘荡了。直等这出戏煞场后，更知蒋玉函极是情种，非寻常角色可比……
&&&&《红楼梦》作者善用“戏中戏”的手法来点题，但红学专家一般都着重在十八回元春回家省亲，她所点的四出戏上：《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因为“脂本”在这四出戏下曾加评语，认为元妃“所点之戏，伏四事，乃通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四出戏出自《一捧雪》——伏贾家之败，《长生殿》——伏元妃之死，《邯郸梦》——伏甄宝玉送玉(俞大纲先生认为《仙缘》影射贾府抄家，宝玉悟道，更为合理)，《牡丹亭》——伏黛玉之死。这几出戏暗示贾府及其主要人物之命运固然重要，但我认为九十三回蒋玉函扮演之《占花魁》对《红楼梦》之主题意义及其结局具有更深刻的涵义。此处涵义可分二层，首先，中国所有的爱情故事中，恐怕《醒世恒言》中的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小官对花魁女怜香惜玉的境界最接近贾宝玉的理想。出身贫苦天性醇厚的卖油郎秦重，因仰慕名妓花魁娘子，不惜节衣省食，积得十两银子，到院中寻美娘(花魁的妓名)欲亲芳泽，未料是夜花魁宴归，大醉睡倒，小说如此描写秦小官伺候花魁女：
&&&&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她。忽见栏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红纻丝的棉被，轻轻的取下，盖在美娘身上，把灯挑得亮亮的。取了这壶茶，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
&&&&等到花魁真的呕吐了，他怕污了被窝，就让她吐在自己新上身的衣袍袖子里，整理了腌臜酒吐后，“依然上床，拥抱似初”，直到天明，秦小官并未轻薄花魁女。秦重对花魁这种由爱生怜之情，张淑香女士认为近乎宗教爱张淑香《从小说的角度设计看卖油郎与花魁娘子的爱情》，收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之部(二)》，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秦重以自己身上的衣物去承受花魁吐出的秽物，这个动作实含有宗教式救赎的意义，包纳对方的不洁，然后替她洗净——花魁乃一卖身妓女，必遭尘世污染。而贾宝玉本人在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中，面对奄奄一息的晴雯，亦是满怀悲悯，无限怜惜，恨不得以身相替。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平儿被凤姐错打后，宝玉能为她稍尽心意，竟感“喜出望外”。宝玉前世本为神瑛侍者，在灵河畔守护绛珠仙草，细心灌溉，使之不萎。历劫后堕入凡尘，在大观园内，宝玉仍以护花使者自居，他最高的理想便是守护爱惜大观园中的百花芳草(众女儿)，不让她们受到无情风雨的摧残。宝玉自己本为多情种子，难怪他观看蒋玉函扮演秦重，服侍花魁，“怜香惜玉”、“缠绵缱绻”，会感到“神魂飘荡”，而称蒋玉函为“情种”了。“秦重”与“情种”谐音，因此，“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亦为“情种”的象征。贾宝玉跟蒋玉函不仅在形貌上相似，在精神上也完全认同，因为蒋玉函扮演的角色秦重——情种，也正是宝玉要扮演的。贾宝玉与蒋玉函这两块玉可以说神与貌都是合而为一的。
&&&&《占花魁》这出戏对《红楼梦》的结局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因为这出戏亦暗伏蒋玉函与袭人的命运结局。袭人姓花，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花袭人的命运与花魁女亦相似，宝玉出家，贾府败落，袭人妾身未明，她的前途也不会好，鸳鸯为众丫鬟之首尚不得善终，袭人的命运更不可卜。卖油郎秦重最后将花魁救出烟花火坑，结为夫妇，《红楼梦》结尾时，蒋玉函亦扮演秦重的角色将花袭人——花魁女，救出贾府，完成良缘——这，也是宝玉的心愿，他在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早已替二人下了聘。事实上宝玉在俗世间，牵挂最深俗缘最重的是袭人而不是旁人。一般论者把《红楼梦》当做爱情故事来看，往往偏重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关系，其实宝玉——蒋玉函——花袭人三人的一段世俗爱情可能更完满，更近人情。前文已论及宝玉与黛玉的木石前盟是一段“仙缘”，一段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爱情神话，黛玉早夭，泪尽人亡，二人始终未能肉身结合。而宝钗嫁给宝玉时，宝玉失玉，失去了本性，已经变成痴人。书中唯一一次叙述二人行夫妻之礼，宝玉只是抱着补过之心，勉强行事，两人除却夫妻伦常的关系，已无世俗之情——宝玉不久便勘破世情，悟道出家了。而事实上，在《红楼梦》众多女性中，真正获得宝玉肉体俗身的只有袭人，因为早在第六回宝玉以童贞之身已与袭人初试云雨了，袭人可以说是宝玉在尘世上第一个结俗缘的女性。袭人服侍宝玉，呵护管教，无微不至，犹之于宝玉的母、姊、婢、妾——俗世中一切女性的角色，袭人莫不扮演。二人之亲近，非他人可比。王夫人、薛宝钗在名分上虽为宝玉母、妻，但同为亲而不近。袭人，可以说替宝玉承受了一切世俗的负担。三十回结尾，宝玉第一次发怒动粗，无意中所踢伤的，竟是他最钟爱的袭人，踢得她“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块”，以致口吐鲜血。宝玉与蒋玉函结俗缘，为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而袭人受创，也是因为她与宝玉俗缘的牵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百一十七回《阻超凡佳人双护玉》，无怪乎袭人得知宝玉要将他那块失而复得的通灵宝玉还给和尚——还玉便是献身于佛之意——她急得不顾死活抢前拉扯住宝玉，不放他走，无论宝玉用力摔打，用手来掰开袭人的手，袭人犹忍痛不放，与宝玉纠缠不已。二人俗缘的牵绊，由此可见。最后宝玉出家，消息传来，“宝钗虽是痛哭，她那端庄样儿，一点不走。”而袭人早已心痛难耐，昏厥不起了。宝玉出家，了却尘缘，他报答父母的，是中举功名，偿还妻子宝钗的，是一个儿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那么，他留给花袭人的是什么呢?一个丈夫。蒋玉函与花袭人结为夫妇，便是宝玉在尘世间俗缘最后的了结。
&&&&一部小说的结尾，最后的重大情节，往往是作者画龙点睛，点明主题的一刻。一般论者皆认为第一百二十回宝玉出家是《红楼梦》最后结局。亦即是说佛道的出世哲学得到最后胜利，因而有人结论《红楼梦》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的格式，达到西方式的悲剧效果。这本小说除了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到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开场与收尾由甄士隐与贾雨村这两个寓言式的人物，“真”“假”相逢，儒道互较，做为此书之楔子及煞尾外，其写实架构最后一节其实是蒋玉函迎娶花袭人，此节接在宝玉出家后面，实具深意。一方面宝玉削发出家，由一僧一道夹着飘然而去，宝玉的佛身升天，归彼大荒，青埂峰下。而他的俗身，却化在蒋玉函和花袭人身上——二人都承受过宝玉的俗缘，受过他肉体俗身的沾润——宝玉的俗体因而一分为二，藉着蒋玉函与花袭人的姻缘，在人间得到圆满的结合。宝玉能够同时包容蒋玉函与花袭人这一对男女，其实也是因他具有佛性使然。佛性超越人性——他本身即兼有双性特征——本无男女之分，观世音菩萨，便曾经过男女体的转化。宝玉先前对秦氏姊弟秦可卿、秦钟的爱恋，亦为同一情愫。秦可卿——更确切的说秦氏在太虚幻境中的替身警幻仙姑之妹兼美——以及秦钟，正是引发宝玉对女性及男性发情的人物，而二人姓秦(情)又是同胞，当然具有深意，二人实是“情”之一体两面。有了兼美的引发在先，乃有宝玉与袭人的云雨之情，有了秦钟与宝玉之两情缱绻，乃有蒋玉函与宝玉的俗缘缔结。秦钟与卖油郎秦重都属同号人物，都是“情种”——也就是蒋玉函及宝玉认同及扮演的角色。
&&&&因此，我认为宝玉出家，佛身升天，与蒋玉函、花袭人结为连理，宝玉俗缘最后了结——此二者在《红楼梦》的结局占同样的重要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更近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佛家与儒家，出世与入世并存不悖。事实上最后甄士隐与贾雨村——道士与书生——再度重逢，各说各话，互不干犯，终究分道扬镳。《红楼梦》的伟大处即在此，天上人间，净土红尘，无所不容。如果仅看到宝玉削发出家，则只看到《红楼梦》的一半，另一半则藉下一节结尾时，有了新的开始。作者藉着蒋玉函与花袭人完满结合，完成画龙点睛的一笔。这属于世俗的一半，是会永远存在的。女娲炼石，固然情天难补，但人世间又何尝没有其破镜重圆之时。一悲一喜，有圆有缺，才是真正的人生。蒋玉函与花袭人最后替贾宝玉完成俗缘俗愿，对全书产生重大的平衡作用——如果这个结局不重要，作者也不会煞费心机在全书中埋下重重伏笔了。
&&&&事实上以《红楼梦》作者博大的心胸未必满足于小乘佛法独善其身的出世哲学。宝玉满怀悲悯落发为僧，斩断尘缘，出家成佛，但大乘佛法菩萨仍须停留人间普渡众生。蒋玉函最后将花袭人迎出贾府，结成夫妻，亦可说是作者普渡众生悲愿的完成吧。这又要回到《占花魁》这出戏对全书的重要涵义了。前述《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对花魁女怜香惜玉的故事近乎宗教式的救赎，作者挑选这一出戏来点题绝非偶然，这不只是一则妓女赎身的故事，秦小官至情至性以新衣承花魁女醉后的秽吐，实则是人性上的救赎之举。秦小官以至情感动花魁女，将她救出烟花，同样的，蒋玉函以宝玉俗世化身的身份，救赎了花袭人，二人俗缘，圆满结合，至少补偿了宝玉出家留下人间的一部分憾恨。佛教传入中土，大乘佛法发扬光大，而大乘佛法入世救赎，普渡众生的精神，正合乎中国人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奚淞整理)
——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
&&&&夏志清先生在西方汉学界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界竖立了两道里程碑：《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与《中国古典小说》(TheClassicChineseNovel：ACriticalIntrodu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书在欧美学界即刻引起巨大回响。首先这是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从“五四”文学革命历经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至四九年后的共产主义文学，将现代中国的文艺思潮作了一个全面有系统的介绍及论评。当时由于中共兴起，欧美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研究，开始产生强烈兴趣，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反映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小说，当然也就成为重要研究部门之一。夏先生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小说研究的标准参考书。
&&&&一九六八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全书共四一三页，分七章，首章《导论》，其余六章分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红楼梦》，并附论文一篇：《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社会与个人》。首先夏先生将书名取为《中国古典小说》便具有深意，现代中国学者惯将“五四”以前的小说称为“旧小说”、“传统小说”或者“章回小说”，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以示区别，这些名称多少都含有贬意，而“古典”，尤其是英文Classic一词，意指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的经典之作，夏先生将《三国演义》等这六部作品称为“古典小说”，当然就是在肯定这六本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的经典地位了。事实上夏先生取择标准甚严，他在第一章“导论”中对中国小说的缺点，作了毫不姑息的批评，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许多不逮之处。但他筛选的这六部小说，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讲，都堪称中国小说的经典，是“这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在各自时代都开拓了新的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展了新的重要领域，并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小说后来的发展”。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取材极苛，只选了简?奥斯汀(Jane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寥寥数人，作为英文小说家的代表。夏志清先生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儒林》、《红楼》——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也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五四”以还，中国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人对中国传统小说都曾作出重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多偏向“考据”，而夏先生则侧重“义理”。当然，夏先生绝非忽略“考据”的重要，事实上在每一章的开端，夏先生必先将作品各种版本的演变以及小说题材的来源说得一清二楚。因为像《水浒传》、《红楼梦》，甚至《儒林外史》，版本的差别，影响内容至巨。但“义理”的批评，才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的精华所在。
&&&&《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准则，大致可分下面四个方向：
&&&&首先是作品的文化意涵。夏先生将作品放置于中国儒、释、道三流汇合的文化大传统中，来检视小说所反映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的各层现象及其意义，而加以诠释、比较、批评。他所选的这六部小说，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民族心灵最深刻的投射，又因其数百年来一直深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再加上历来说书人以及改编戏曲的传播，早已深入民间，历久不衰。试看近年来中国大陆改编之《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电视连续剧，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足证这几部经典小说其文化生命力之强韧。这些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诸葛亮、关云长、宋江、李逵、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贾宝玉等也早已演变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文化原型了。夏先生以宏观视野，将这六部小说提升到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高度上去替它们定位，这就使《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具备一种恢宏气度，超越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扩大为文化论著。
&&&&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体例，《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小说史，但所选的六部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上，每一部都是一座往前推进的里程碑，因此，中国小说的演进，亦是此书的重要论点之一。除了在《导论》中夏先生将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演进做了概括的引介之外，在分论中，他又把每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上特殊的贡献及重要性详加分析：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中国小说如何从依附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写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摆脱说书话本的累赘影响而蜕变成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分论每章皆可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专论，但是六章排列在一起，先后呼应，互相辉映，贯穿四百多年中国白话小说演变的过程，这就使这部书骤然增加了历史的纵深。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小说发展史。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小说艺术是夏先生评论作家及其作品所定的最高标准，而夏先生在小说艺术的鉴定上，把关最严。他认为巴金、茅盾、丁玲的小说艺术成就不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所以他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评价就不如张、沈、钱等人。夏先生本人出身耶鲁英文系，当年耶鲁英文系是“新批评”学派的大本营，独领美国学界风骚。“新批评”学派特重文学的艺术形式，对于作品的文字结构审查严格。夏先生对于小说艺术所订的标准当然不限于狭窄的“新批评”，但他对小说作品文字结构的要求，严格则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夏先生最终是把六本中国小说经典当作文学艺术来鉴赏评定的。在这方面，作为文学批评家，夏先生最见功力，这部文学批评，处处闪耀他独具慧眼的创见。将中国传统小说当作严肃的文学艺术，全面有系统的探讨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应该是首创，替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尤其在西方汉学界，奠下根基。
&&&&《中国古典小说》是以英文写成，最先的读者当然是以西方人为主，而夏先生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恐怕也是有意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世界，将中国小说经典搁置在世界文学的天平上，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因此，书中也就大量采用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及实例。西方读者研究中国小说，文化隔阂难免，夏先生在书中引用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妥切比较，使西方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西游记》，夏先生举班扬(JohnBu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与之相较，这两部宗教寓言，彼此对照，佛教高僧西天取经，与基督教徒寻找天国便有了互相阐明的功效。当然，西方学者很早便对这几本中国小说产生兴趣，而且英、德等译文的全本及节本也早已流行，但一九六八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的确在汉学界搭起了一座新的桥梁，引导更多西方读者进入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这部书，宏观上既纵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小说发展史，微观上又深入作品内涵，细细道出潜藏其中之微言大义，艺术巧思；横向更连结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以为借镜，互相观照，其架构博大，内容精深而自成体系，应该是夏志清先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本身也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classic)。一九八八年大陆版中译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益民等合译，德文版于一九八九年问世，主译者为艾克?熊菲德(EikeSchnfeld)。台湾版中译，何欣主译，亦即将由联合文学出版社印行。
&&&&十四世纪由罗贯中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之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这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是我们的《伊利亚特》(Iliad)。但胡适对《三国演义》却颇有微辞，他在《三国演义序》中如此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像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而夏志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却相当高，而且他也不同意胡适以上的看法。他认为《三国》故事的长处恰恰在于罗贯中能够删除说书人加入的一些神怪离奇粗糙情节，尽量靠近《三国志》正史，而保持了《三国》叙事的简洁统一。罗贯中继承的，其实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三国演义》的真正源头是《史记》、《资治通鉴》。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
&&&&事实上罗贯中的创造力绝不像胡适所称那样“薄弱”，夏先生例举《三国演义》中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将官横槊赋诗的一场来说明罗贯中小说艺术之高超。这场宴会正史没有记载，可能是罗贯中凭藉说书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创造而成。曹操的名诗《短歌行》当然不一定完成于“赤壁之战”前夕，但却被罗贯中巧妙的运用到文中，大大的帮助了小说的情节气氛。曹操一代霸主顾盼自得的形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英雄渐老的苍凉，一怒而刺杀谏臣、酒醒后又悔恨不已的复杂性格，在短短几节中，写得大开大阖，跌宕有致。这一场气势非凡，情景交融，人物个性分明，戏剧张力十足，在在显示出罗贯中小说手法的杰出老到。
&&&&中国古典小说以刻画人物取胜，因此夏先生在诠释小说人物上，着墨颇多。尤其是刘备、关羽、张飞及诸葛亮之间君臣忠义、手足患难的错综复杂关系，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评论。《三国演义》的大架构是写天下大势，历史分合，但其中心主题却是中国儒家传统君臣之忠、手足之义的理想。我们看完《三国演义》不禁掩卷长叹，就是因为刘、关、张、诸葛武侯这一群孤臣孽子一心兴复汉室而终究功亏一篑的千古遗恨。其实罗贯中一开始第一回已经埋下蜀汉最后败亡的伏笔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背义忘恩，天下共戮”，最后刘备果然信守誓言，关羽大意失荆州，身亡敌营，促使刘备雪弟恨，竟不顾军师诸葛亮的力谏而伐东吴，打破了诸葛亮苦心孤诣的联吴抵魏大策略，终于招致蜀汉的覆灭。夏先生指出，伐东吴实是《三国演义》一书的大关键，这一章与首回桃园三结义遥相呼应，显示刘备“政治上的失败，正标榜他人格上的完整”。
&&&&刘备战败，驾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夏先生把整段引了下来细论，尤其是永安宫刘备托孤的一节，暗藏玄机，值得推敲：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刘备一心恢复汉室，有问鼎天下之雄心，传位子嗣当然为第一要务。然而刘备也深知嗣子愚弱，若无孔明誓死效忠，万无成事可能。刘备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在试探他的忠贞，聪明如孔明，心里明白，所以才会有“汗流遍体，手足失措”的强烈反应，刘备看见孔明“叩头流血”，痛表心迹之后，果然也就未再坚持禅让了。这是夏先生极为深刻细致的看法，罗贯中是精通中国人情世故，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刘备孔明君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写得如此丝丝入扣。夏先生对于这一章如此结论：
&&&&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如此动人君臣诀别的场面了。罗贯中恰如其分把二人之间为了共同大业而建立的永恒情谊描写出来。然而同时他也并未忽略此一哀婉动人场面的政治含意。如此，他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令人难忘而可信的历史人物。
&&&&数百年来，中国读者一面倒同情蜀汉的失败英雄，那就是因为罗贯中把诸葛亮的忠与刘玄德的义，写得如此感人肺腑。
&&&&《水浒传》把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水浒传》开始大量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白话，而且塑造人物、铺陈故事，能不拘于史实，更向小说型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对于《水浒传》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说艺术上的成就都予肯定，他也称赞《水浒传》中英雄好汉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划生动，但夏先生对于这部小说透露出来潜藏在我们民族心里的黑暗面：一种嗜血滥杀残忍野蛮的集体潜意识冲动，则给予相当严厉的批判。在这点上，夏先生道出许多前人所未能及的创见，使我们对《水浒传》的复杂性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而又厘清我们判断《水浒传》时一些道德上的困惑。
&&&&历来褒奖《水浒传》的论者都把此书称誉为梁山泊草莽英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侠义小说。这个梁山泊的草莽集团十分特殊，盗亦有道，并非一般乌合之众。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信仰，他们标榜一种“英雄信条”(heroiccode)。《水浒传》中这种“英雄信条”的特色是：遵守义气、崇尚武艺、慷慨疏财、不近女色、却纵情酒肉。夏先生指出，这个纯男性中心的集团最特异的地方便是仇视女色，视女色诱惑为英雄气概的最大威胁，因此，《水浒传》中的几个“淫妇”必须铲除，阎婆惜给杀了头，潘金莲、潘巧云都遭到开膛剜心最惨烈的惩罚，至于梁山泊队里的母夜叉、母大虫、一丈青已是“女丈夫”了，自然不会构成女色诱惑的问题。其实以现代心理学来解释，梁山泊的男性集团这种极端禁欲主义，与好汉们残忍虐杀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
&&&&《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他们还未加入梁山泊集团前，如林冲、武松、鲁智深都能恪守“英雄信条”，是堂堂丈夫，但一旦加入集团，他们的个人身份消失，于是这一群梁山泊草寇他们集体行动所遵守的，不过是一种“帮会行规”，夏先生认为对于他们所标榜的“英雄信条”反倒变成了一种讽刺。这些煞星们，一旦聚集在一起，个性泯灭，在一种集体意识的引导下，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像一架庞大的杀戮械器，下山招兵买马打家劫舍。宋江率众三打祝家庄、扫平曾头市，都是杀戮甚众、无辜妇孺惨遭斩草除根的场面。夏先生对于《水浒传》中肆意描写这些残暴事件有这样的评论：
&&&&说书人当年传诵这些故事于市井，唯以取悦听众为务，未必能够弄清个人英雄事迹与集体暴虐行为的分别。但这些故事迄今犹流传不衰，的确显示中国人民大众对痛苦残忍的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书中对暴虐的歌颂是不自觉的，现代读者倒可以把七十回标准本看做一则充满吊诡的政治寓言(一旦众好汉全部聚齐一堂时，他们遂变成政府的有效工具而失去帮会性格)：官府的不公不义，是激发个人英雄主义的条件，但众好汉一旦成群结党，却又足以斫伤这种英雄主义而制造出比腐败官府更邪恶的恐怖统治了。其实这就是地下政党的老故事：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却往往走向它声称所要追求的反面。
&&&&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复仇之心特别炽烈，这股仇恨一旦燃烧，这些天罡地煞便显现了妖魔原形，大开杀戒。书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是著名的杀戮场面，武松复仇，砍杀张都监之后，开始屠杀张都监全家，连几个在场唱曲儿的女娘也不能幸免，武松杀得性起，说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一直砍杀得刀都缺了。
&&&&全书中复仇杀人的残暴场面写得最触目惊心的恐怕是黑旋风李逵生啖黄文炳的一节。通判小吏黄文炳曾经陷害过宋江，这个仇当然要报。黄文炳被捉到后，在宋江的指使下，李逵把黄文炳活生生割来吃掉：
&&&&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夏先生引这两则例子与《史记》相较。司马迁记载吕后嫉恨戚夫人：“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残虐事件之一，但司马迁以吕后子惠帝一言：“此非人所为。”遂定吕后罪于千古。夏先生认为：“《史记》肯定人类文明正道，而《水浒传》大加赞赏那些草莽好汉所干的野蛮复仇行为则非是。”
&&&&《水浒传》中的“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界线相当模糊，《水浒传》表面上赞颂的是梁山泊众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干下的英雄事迹，但这些好汉的实际行动都是极端野蛮残忍违反文明的。“忠义堂”上众好汉杯觥交错歃血为盟之际，梁山泊的黑店里正在干着贩卖人肉包子的勾当。历来学者评论这部小说的文化精神时，产生相当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点又显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领袖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贽把宋江捧为“忠义”的化身，而金圣叹却把宋江贬为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在分析宋江这个书中的首脑人物上，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认为试图解析宋江这个人物的意义，不能止于宋江本身，必须把宋江与李逵联系起来，宋江这个角色复杂矛盾的意义方可能有较完整的解说。其实及时雨宋江与黑旋风李逵两人相辅相成，构成的是一对复合互补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双重人物”(DoubleCharacter)。陀氏擅长研究人性善恶，在小说中常常设计关系暧昧复杂的“双重人物”来阐释人性善恶的相生相克。自从三十八回李逵与宋江一见如故后便对宋江五体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时雨宋江代表《水浒传》里“替天行道”帮会式的忠义道德，那么黑旋风李逵便象征着《水浒传》另一股黑暗野蛮原始的动乱力量。天魁星、天杀星看似南北两极，其实遥相呼应，彼此牵制。做为帮会魁首，宋公明必须维持及时雨领袖群伦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但远在三十九回宋江在浔阳楼上已写下反诗：“彼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原来宋江早已心存反志，要赛过大叛徒杀人魔王黄巢。李逵一再怂恿宋江造反，夺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实正讲中宋江的心怀。事实上李逵可以说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黄巢的具体化。许多残酷野蛮的杀戮行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许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黄文炳，等于宋江的意志在进行复仇行动。这一对“双重人物”其实是《水浒传》中叛徒形象的一体两面，及时雨宋江及黑旋风李逵分别代表《水浒传》的“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而当这两个世界重叠在一起时，“水浒”中便是一片“腥风血雨”了。最后宋江被陷害中毒，临死前他把李逵一并毒杀，宋江必须与李逵共存亡，因为李逵根本就是他另外一个自我。难怪李逵为宋江死得心甘情愿，完成了他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义。宋江与李逵两个角色之复杂关系及多重意义贯穿整本小说，使得这本情节繁杂人物众多的作品得到主题上的统一。要了解《水浒传》这部小说深一层的涵意，首先须了解宋江与李逵这一对“双重人物”的关系，而夏先生对宋江、李逵的人物论无异是阅读《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大唐天子太宗李世民派遣高僧玄奘赴西方天竺(印度)取经，这在中国历史及佛教史上是件何等庄严隆重的大事，而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却偏偏把这段历史改写成一部热闹非常谐趣横生的喜剧小说。这是部天才之作，数百年来大概没有比《西游记》更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喜剧小说了。这部小说的成功得力于吴承恩创造了两个最突出的喜剧滑稽角色：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早已变成我们民俗文化的两个要角。夏先生把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对宝贝与西方小说中另一对著名的互补角色相比，唐?吉诃德(DonQuixote)与桑丘?潘萨(SanchoPanza)，两者一样令人难忘。《西游记》也是西方读者最容易接受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韦利(ArthurWaley)的节译本在西方一直很受欢迎，余国藩的全译本更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西游记》的来源复杂：有历史记载、佛教传说、印度史诗种种。夏先生不惮其烦将这些来源一一厘清。接着他分析阐释唐三藏玄奘这个人物在《西游记》中的意义。小说中的玄奘至少有三重身份：民间传说玄奘乃状元陈光蕊之子，父母被强人所害自幼被法明长老渡入佛门，后因孝行感天，被大唐天子选中派遣西天取经。但神话传说玄奘前身乃是如来佛座下弟子金蝉长老，因不听说法，轻慢大教，被佛主罚降人间，历劫十世，最后功德圆满，皈依西天，成为旃檀功德佛。因玄奘十世童真，得其肉而食之可以长生不老，于是引动各界妖魔纷纷争食唐僧肉——这便是《西游记》的主要情节。但实际上吴承恩在小说中却把玄奘写成了一个富有喜剧感的凡人，与历史上的高僧唐三藏了不相类。喜剧人物玄奘才是这本小说的关键所在，如果吴承恩把《西游记》写成了一本严肃的高僧传，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恐怕引不起多少读者的兴趣了。夏先生如此形容小说中的玄奘：
&&&&他容易动怒，一本正经，看不清自己领导无方，却偏袒他团队中最怠惰的一员，而且，作为一个虚守宗教形式的僧人，虽然他装模作样坚持吃斋，不近女色，实际上并无真正诚意。他绝对不会令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个身具大勇的玄奘。
&&&&唯其小说中的玄奘只是一个凡人，有凡人的许多弱点，这倒使《西游记》作为一则宗教寓言更扩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变成了我们每个凡人红尘历劫，悟道成佛的寓言了。如同西方道德剧《凡人》(Everyman)一样，其中的“凡人”必须经历各种考验才能悟道，或者像《天路历程》中那个基督徒，要克服各种障碍陷阱，才能寻找得到天国。作为宗教寓言，夏先生提出了一条解读《西游记》重要的线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夏先生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等于把整本小说当作了《心经》哲理上的评注。他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
&&&&乔治?史丹纳(GeorgeSteiner)曾经如此精辟论评：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人物在面临个人紧要关头的道德问题时，常常背诵或讨论《新约全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又反过来给小说定下基调，说明小说的意义。在《西游记》中，《心经》是唐僧与孙悟空反复讨论的主题，它有同样的小说功能。
&&&&这是夏志清先生论《西游记》至关紧要的论点，掌握到此一论点，我们对《西游记》的宗教涵义才可能有深一步的了悟。《心经》乃是大乘佛法经典中之精华，其中心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也就是贯穿《西游记》这本小说的主题，参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贼，“无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而“究竟涅”。这便是唐僧西天取经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设计的八十一难也就是用来考验玄奘的心路历程上的各种“挂碍”与“恐怖”。
&&&&《西游记》第十九回乌巢禅师赠玄奘《心经》一卷，并嘱咐：“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自此，《心经》便成为玄奘一路上重要的精神依恃。夏先生评论《心经》在小说中有如此功用：
&&&&迄今一直为当代评论家忽略的事实是，正如同唐三藏手下那些怪物徒弟一般，《心经》本身就是被指定做为三藏取经险途中保佑他的精神伴侣。从佛教寓言的构成上来说，它远比任何一个徒弟更为重要。因为一个僧人若真正了解它的训诫也就无需徒弟们的保护了，他会了悟他遭遇的灾难其实都是幻境。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灵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灵智慧，最能参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屡遭灾难，被妖魔吓破了胆，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进，悟空引《心经》的话劝诫他师父：
&&&&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此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敢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触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
&&&&悟空在这里点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颠倒”，完全是因为“六贼”纷扰所致，“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如此说来，其实争着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心魔”召来的幻境，悟空劝诫他师父“祛褪六贼”，这些妖怪自然消逝。当然，小说里的玄奘只是一个普通和尚，要修炼到这一步，他还必须经历作者吴承恩替他设计的“九九”归真八十一难，才能达到功德圆满，悟道成佛。
&&&&然而无论《西游记》的宗教涵意有多玄奥，它本身还是一部诙谐生动的喜剧小说。唐三藏手下的两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一直是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滑稽角色，就因为吴承恩把这一猴、一猪写得那么富有人性。如果孙悟空代表人的心灵，那么猪八戒便是血肉之躯的象征了。猪八戒好色、贪吃、懒惰、贪生怕死、善嫉进谗，而且对于求佛取经的苦行生活并不热中，凡人的弱点他都有了，夏先生称誉猪八戒是吴承恩“首屈一指的喜剧创造”。
&&&&宋明理学长时期主导中国思想界，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教训走到极端变得过犹不及，把人的正常欲望也给窒息了。晚明一些开明思想家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文学创作高举“情真旗帜”，对宋明理学是一个大反动。这个时期的戏剧小说以浪漫、色情为其特征。前者以汤显祖的《牡丹亭》达到最高境界，而后者则以《金瓶梅》集其大成。中国文学当然素来不乏色情作品，但与《金瓶梅》相较，全体黯然失色。《金瓶梅》是晚明文艺思潮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则异数。然而夏先生指出这本一直被中国读者目为“淫书”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占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就题材而言，《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道里程碑，它已经脱离历史与传奇的影响，来处理一个完全由作者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的人物多为普通男女，生活在一个毫无英雄事迹和光荣色彩的中产阶级环境里。虽然前人也写过色情小说，但此书能够不惮其烦将一个中国家庭肮脏堕落的日常琐事巨细无遗描写出来，却是革命性的，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上，可说后无来者。
&&&&《金瓶梅》是一本奇书，如果《水浒传》是个男性中心的野蛮原始世界，《金瓶梅》写的则是以女性为主一个糜烂腐败的末世社会。在这本小说里，作者竟然可以抛弃一切道德禁忌肆意描写人的肉体现实，从开始的兴致勃勃写到最后的恐怖凄厉，而作者对于人有可能完全沉溺受役于本身肉欲的可怕现实，丝毫不回避，亦无怜悯，这只能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残忍的天才。在描写女性世界，在以日常生活细节来推动小说故事进展，在以节令生日来标榜小说时间过程——这些小说技巧都遥指另一部更伟大的作品《红楼梦》的诞生。《金瓶梅》开创了中国小说描写日常生活的写实风格。
&&&&但在小说结构及理念上，《金瓶梅》的弊病却不小，夏先生将这些弊病一一都剖析出来。《金瓶梅》的小说来源相当混杂，据《金瓶梅》专家韩南(PatrickHanan)教授的研究有八类之多：《水浒传》、白话短篇小说、公案小说、文言色情小说、宋代历史、戏曲、俗曲、佛教“宝卷”等。这些文类糅合在一起，不一定能融成有机的整体，有时互相突冲，反而有损于小说的写实架构。例如《金瓶梅》大量引用当时流行的词曲，这些曲子文藻瑰丽，但对小说内容不一定都有帮助。而且小说有些细节前后矛盾，尤其是西门庆纵欲身亡后二十回，更多破绽，西门庆众妻妾散落流离，作者随便安排她们的下场，也显得过分轻率。在理念上，《金瓶梅》应该是一本阐扬佛家因果报应的警世小说，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中却丑诋僧尼，最后匆匆设计西门庆转世托生孝哥，被普静法师渡去化解冤孽，这种佛家解业赎罪的结果，实难令人信服。
&&&&《金瓶梅》这部小说在结构及理念上都有缺失，但其刻划人物，尤其是描写女性角色，却是空前成功的。书中李瓶儿、春梅、宋蕙莲固然音容并茂，就是连二三流的“荡妇淫娃”王六儿、李桂姐、林太太也个个有血有肉。而且书中几个正派女人吴月娘、孟玉楼也写得极有分寸。当然，《金瓶梅》著名主要得力于潘金莲这个人物创造出色，虽然潘金莲这个角色源自《水浒传》，但经过《金瓶梅》作者的妙笔渲染，脱胎换骨，已被塑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首席“淫妇”。作者写潘金莲之淫荡、狠毒、奸诈、悍泼，淋漓尽致，在中国小说里，像潘金莲这样集“淫妇”、“毒妇”、“刁妇”、“悍妇”于一身如此复杂多面的角色并不多见。潘金莲可以说已经成为女性反面角色的原型了。
&&&&夏先生论《金瓶梅》，最后焦点聚集在潘金莲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尤其是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逐步主奴易位的复杂过程，做了十分精细的分析，他如此形容潘金莲：
&&&&她是其中头脑最冷静，最工心计的人物，她出身为奴，调教成婢，她的残酷是奴隶式的残酷：自私中表露着卑鄙，为了求安全争权力不惜奸诈，对待情敌仇人却残忍无情。
&&&&《金瓶梅》虽然情节庞杂，但是故事的主轴还是落在西门庆与潘金莲这对男女的关系上，这也是小说中最饶兴味值得深究的两性关系。这是一场两性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某层意义上是动物性雌雄交媾的生理战。小说开始西门庆征战于众妻妾娼妓之间，雄风凛凛，潘金莲仅是他一个曲意逢迎的性奴隶，第二十七回潘金莲被西门庆绑在葡萄架下，甘心接受性虐待，这时西门庆完全占上风，但是潘金莲凭着她的狡狯色诱一步步往上爬，最后终于骑到西门庆身上，反奴为主。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一回，这时跨在西门庆身上的潘金莲已经变成一只女王蜂，在残杀与她交媾过后的雄性配偶。一场两性战争，雌性动物终于赢得最后胜利。同时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的强弱对调也是一场心理拉锯战。潘金莲不仅在生理上降服了西门庆，在心理上也逐渐主宰了他的心灵，他对潘金莲的嚣张跋扈愈来愈无法约束，到最后，西门庆似乎中了邪，竟任她随意摆布了。心理学家荣格(CarlJung)的一个理论，有些男性的潜意识里，对某类女人的色诱，完全无法抗拒，失去主宰意志，如同中魔，荣格把这类女人，称为男性潜意识心理投射的“女魔”(Succubus)。中国传统小说中，也经常出现由妖魔幻化而成的美女，迷惑男人，然后盗其元阳，使其精枯髓尽而亡。《西游记》中便常有这类女魔争相盗取唐僧的元阳。《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到了最后已经被夸大描写成吸人精髓的女魔头了。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沉沦于肉欲无法自拔的“感官世界”，小说最后草草出现佛家救赎的意旨，恐怕也难解书中人物积重难返的业障。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作者惊人的写实功夫，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金瓶梅》替晚明社会精雕细镂出一幅俗艳华丽的浮世绘。
&&&&从《金瓶梅》到清朝乾隆时代的《儒林外史》，其中相隔一百四五十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把中国小说艺术又推前了一大步。历来论者评《儒林》，多以其讽刺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为主要论题。夏志清先生虽然也花相当篇幅探讨这部小说中“仕”与“隐”——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两种理想之抉择的主题，但他同样重视《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上的重要性。《儒林外史》已经脱离明朝小说说唱传统的影响，写景写情，不再依赖诗词歌曲，完全运用白话散文，书中方言及文言片语并不多用，《儒林外史》的小说语言是一种具有作者个人风格的白话文体，夏先生称赞这种白话语文的精纯度，超过其他几本古典小说，连《红楼梦》也不例外。吴敬梓的白话散文风格，对晚清及民初的小说家，影响深远。
&&&&夏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儒林外史》小说叙述的方式，他发现作者吴敬梓刻划人物、推展情节的技巧是革命性的。以往的作者介绍小说人物登场叙述故事情节，喜欢现身说法，作者夹评夹叙，把人物当作木偶操作，而且随时抒发议论，主导读者判断，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却是隐身的，让小说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由他们的举止言行，逐渐展现他们的性格，由读者自行推断小说发展情节。这种“戏剧法”的使用，使得中国小说又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可以说是开始进入“现代”了。《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自始至终“神龙见首不见尾”，运用的全是这种“戏剧法”，王熙凤的出场，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夏先生举了《儒林》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为例：几个村人聚集在观音庵里，商议正月闹龙灯之事，人物先后登场，作者仅寥寥数笔介绍了他们的外貌，然后便把他们推上舞台，完全由他们彼此之间的举止言语，读者渐渐领悟这些人物各别的身份、个性、互相关系等等，而且同时又十分微妙地透露出作者对这些人物势利眼的讽刺。夏先生在这里论到小说艺术十分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新批评”学派重视的所谓小说观点问题，如果没有受过“新批评”训练的评论家，恐怕不会注意到《儒林外史》这种革命性的小说技巧，也就容易忽略了许多作者苦心经营隐含不露的小说艺术了。
&&&&《儒林外史》开宗明义标榜王冕隐而不仕的高风亮节，这当然是作者吴敬梓对隐士的尊崇，而书中热中于科举名利汲汲求进的几个人物匡超人、牛浦郎等都被他狠狠的损了一顿。小说最后一回，作者以四个市井小民的小传作为全书的结束，这些小传看起来似乎不经意而为，事实上暗寓深意。夏先生点明，这四个人物的喜好各为琴棋书画——正好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作为雅士必备的文化修养，这些隐于市的雅士，就如同小说第一回楔子中的王冕一样，是作者吴敬梓向往的理想。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学创作的领域里涌现出最高的一座山峰：《红楼梦》，然而同时《红楼梦》也成为我们数千年文明的一首“天鹅之歌”，之后，我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似乎就再也没有能达到这样高的巅峰。由于《红楼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广博，“红学”专家们的论著，汗牛充栋，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成一家之言。
&&&&夏志清先生论《红楼梦》，有几点观察特别值得注意。夏先生认为《红楼梦》在哲学思想的悲剧精神上，固然非其他中国小说所能比拟，在心理写实上，也是成就空前的。尤其在前弗洛伊德时期，《红楼梦》竟然已经触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了。他引述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层层分析林黛玉这场写得令人胆颤心惊的梦魇。一般论者多注意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但宝玉的梦只是一则寓言，是虚梦，黛玉的这场噩梦才是心理写实，黛玉压抑在心中潜意识里种种恐惧欲望都以各种扭曲后的象征情节在梦中出现：黛玉朝朝夕夕欲获得宝玉的心，在梦中宝玉果然把自己的胸膛血淋淋的打开找心给黛玉，情节如此恐怖，难怪黛玉惊醒后一口鲜血。这场噩梦写得这样真实可怕，而且涵意深刻复杂，完全合乎现代心理学潜意识梦境的分析，大概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一些梦魇堪与相比。
&&&&早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应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来诠释《红楼梦》的悲剧精神。那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评论这部小说，其开创性当然重要。虽然王国维引用叔本华“生活之欲”的观点不一定能圆满解释《红楼梦》遁入空门的解脱之道，但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的确开拓了一面新的视野。循着这条途径，夏志清先生引用另外一位西方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TheIdiot)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比，这项比较，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尤其是对西方读者，有重大启示：
&&&&在一篇杰出的书评中，韦斯特先生(AnthonyWest)评论这部小说的两个英译本，将宝玉比之于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DmitriKaramazov)，然而我觉得虽然这两个都是心灵深受折磨的人，但宝玉并不具有德米特里那份世俗热情及生命活力，亦不似其经常摆荡于爱恨之间，徘徊于极度的谦卑与叛逆。以宝玉的率真娇弱，以及他善解人意，心怀慈悲，倒更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另外一位主人公米希金王子(PrinceMyshkin)，他们两人都自处于一个堕落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慈悲爱人反而遭人怀疑以为白痴。他们两人都发觉这世上有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因而都经历长时期神思恍惚丧失心智的折磨。他们各自分别与两位女性发生痛苦的情缘，但最后都全然辜负了她们的一番心意。米希金王子最后变成白痴，因为随着娜丝塔西亚之死，他认识到基督之爱对于这个贪婪淫荡的世界毫无效用。而当宝玉由痴呆恢复正常后，他也同样了悟到爱情的彻底幻灭。但不同的是，宝玉最后遗弃红尘，采取了出家人对于世情的冷漠。
&&&&《红楼梦》很早便有王际真以及德文版翻译过来的英译节本，后来更有众口交誉霍克思(DavidHawkes)主译的全本，但据我在美国教授这本小说多年的经验，一般西方读者对《红楼梦》的反应，崇敬有余，热烈不足，反而不如对《西游记》、《金瓶梅》直截了当。当然，西方读者要跨入《红楼梦》的世界的确有许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发觉西方读者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去理解贾宝玉这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标准，很难替这位“痴公子”定位。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角米希金王子与贾宝玉互相观照，便使宝玉这个人物，从宗教文化比较的视野上，刻划出一个较为容易辨识的轮廓。陀氏撰写《白痴》，设想米希金王子这个角色时，一度曾称其为“基督王子”，可见陀氏本来就打算把米希金写成基督式的人物。虽然后来米希金变成了一个白痴的“病基督”，无法救世，但米希金满怀悲悯，企图救赎苦难中人的爱心，这种情怀则完全是基督式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赞美李后主的词“以血书者”，而且认为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我觉得王国维这句评语用来评曹雪芹的《红楼梦》尤其是贾宝玉这个人物，可能更加恰当。宝玉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米希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的人物，那么曹雪芹有意无意也把贾宝玉塑造成释迦式的人物了。事实上宝玉与悉达多太子的身世便有许多相似之处，生长在富贵之家，享尽世间荣华，而终于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后出家悟道成佛。从宗教寓言的比较角度，来诠释贾宝玉，恐怕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白痴”容易接受得多。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佛教文化却孕育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块光芒万丈的瑰宝来。
&&&&夏志清先生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与我个人却有一段特殊的文学因缘，这本书曾经使我受益良多。远在六十年代中期，我正常为《现代文学》筹稿源所苦，论文方面，《现文》多刊登翻译的西方文学评论，而论评中国文学有分量的文章十分缺乏。我们很兴奋在一九六五年第廿六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那篇《〈水浒传〉的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论《水浒传》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翻译，何先生在译之前有这样一段引言：
&&&&我国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近年来对中国新旧小说的研究，早已赢得中外学者的钦敬。他的论文经常发表在国外的权威刊物上，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早已为士林所推崇。我觉得他的论著实在有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必要，从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我们不能只在“考证”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何先生这一段话，很能代表我们最初接触夏先生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论著感受到的启发。接着《现文》第廿七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一章。那时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计划撰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等他书刚完成正在付印，我就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一来我希望先睹为快，二来我也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文》发表。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我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花了两三天时间不分昼夜，一口气看完，看文学批评论著，我还很少感到那样兴奋过，书上所论的六部小说，本来早已耳熟能详，许多地方视为当然，可是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却好像顿感眼前一亮，发觉原来园中还有那么多奇花异草，平时都忽略了，那种意外的惊喜，是令人难忘的阅读经验。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出刊在《现文》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先生翻译，刊登《现文》的有五章：《导论》(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水浒传》(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西游记》(第四十五期，同年)，《红楼梦》(第五十期，一九七三)。何先生本来把《金瓶梅》及《儒林外史》也译出来了，《金瓶梅》打算刊在第五十二期，但是当时《现文》财源已尽，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这两章中译始终未在台湾的刊物上出现过。但夏先生这些论中国传统小说的文章，对当时台湾学界，已经起了示范作用。那时台湾的大学中文系课程，还相当保守，小说研究，不是主课，教授的人很少。台大中文系柯庆明教授曾经担任《现代文学》后期的主编，他那时还在台大当助教，由他一手策划，在《现文》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上，登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辑”，撰稿者多为台大及辅仁中文系师生，两期上论文共二十四篇，包括由先秦到明清的文言白话小说，夏先生的《西游记》也在里面。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如此重视小说研究。整个专辑的大方向皆以文学批评为主，脱离了考据范围，这些论文的基本精神，是与夏先生论中国古典小说相吻合的，可以说，夏先生的小说论著，在台湾当了开路先锋。
&&&&《中国古典小说》的中译虽然未能完全登载，我本人却一直有心将夏先生这些中译论文结集成书出版，后来因为我自己创办晨钟出版社，便自告奋勇征得夏先生同意，打算由“晨钟”出版这部书。因为夏先生出书谨慎，出版中译本须得自己仔细校对，时间上便拖延下来，一直到“晨钟”因经营不善而停业，这本书仍未能付梓，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有愧于心。一九八八年大陆版的中译本倒捷足先登出版了，中国大陆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人数甚众，相信夏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会成为大陆学者们的重要参考。欣闻这部书即将由《联合文学》付印出版，其实这部长久为西方学者推重的小说论著早就该与台湾的读者见面了，延误了这些年，实在可惜。经过三十年时间的研磨，重新细读夏志清先生这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更感到当初夏先生确立的研究方向之可贵，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迄今启人深思。
文学经典的保存与流传
——写在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前
&&&&大概因为二十世纪行将结束，大家分头忙着替这个世纪算总帐，结清单，各行各业都在回顾百年来人类到底做出些什么成就与贡献。文学界当然也不例外，去年美国“蓝灯书屋”出版社(RandomHouse)整理出一张名单，选出一百本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英文小说。头一本选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前五本顺序下来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又是乔伊斯的，《罗丽泰》：纳布可夫，以及《美丽的新世界》：赫胥黎。这份名单一出，马上引起议论纷纷，连十位评审委员彼此之间也争执不休。本来这五本小说每本都得九票，只好又投一轮才把现在这个顺序定下来。有的评审委员抱怨女性作家太少，只有八位，有的抗议这份名单以英美为中心，澳洲、南非的作家没能上榜。外界对这份名单也提出质问，有人怀疑评审委员全是“现代文库”(ModernLibrary)的编辑，名单上的作品大部分是“现代文库”的书，“现代文库”本属“蓝灯书屋”旗下，难免有促销之嫌。也有人找理由说，评审委员年龄太大，平均六十八岁，不合潮流。“蓝灯书屋”的主管坦白承认，拟出这份书单，就是要引起大众辩论，当然同时也希望促销“现代文库”。平心而论，“现代文库”出版的书，的确水准很高，许多堪称经典之作。我自己也很喜爱“现代文库”，做学生的时候就收集了一套，我那本《尤利西斯》也是“现代文库”的。
&&&&就在同时，《时代杂志》(TimeMagazine)也在做“世纪回顾”专辑，选出各行业率领风骚的人物。文学界诗人选了爱略特(T.S.Eliot)，小说家竟然又是乔伊斯，其他又选了五名小说家作陪：卡夫卡、伍尔芙、海明威、马奎斯，还有黑人作家艾利森(RalphEllison)。这份名单是世界性的，争论当然就更大了。法国作家竟然一个也没有，法国人看了这份名单一定会冷笑一声，嗤之以鼻，而且毫不客气的把乔伊斯拿下来，将普鲁斯特换上去，在法国人眼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当然是《追忆似水年华》。
&&&&文学经典的产生波折频仍
&&&&文学、艺术的评定，本来就见仁见智，难定客观标准，常常因时、因地、因人而结果不同。但不管怎样，“蓝灯书屋”及《时代杂志》这两份名单出来，至少美国文化界，在世界末，总算还给了乔伊斯一个公道。当年乔伊斯的书在英美地区出版，到处碰壁，苦头吃足。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都柏林人》曾经被二十二家出版社退过稿。《尤利西斯》最初在美国一本杂志LittleReview上连载时，被官方查禁，认为这本小说“诲淫”，连两位女编辑也吃上官司。一九二二年，法国一家出版社总算出版了《尤利西斯》，但是书刚运到美国，第一批就被邮局烧掉了，第二批又被海关没收，一直要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地方法院才取消这本书的禁令。
&&&&我举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之艰难为例，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现在看到有的文学经典，其实当初都经历过一番挫折挣扎，有时候还得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的凑和，才能流传下来。与乔伊斯同时代的卡夫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等，在他生前，并未出版，卡夫卡临终时，嘱咐他的朋友出版家布罗德(MaxBrod)把这几部书的手稿焚毁，幸亏布罗德没有遵从卡夫卡的遗嘱，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卡夫卡这几本旷世之作。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没有卡夫卡这几本小说，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几千年间，散佚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其中一定不乏经典之作。我们试想，六朝的时候，如果没有像昭明太子萧统这样的有心人士编纂《昭明文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作品，恐怕又要流失不少，而一部《文选》的产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竟是如此深远。其他如《花间集》、《三言》、《二拍》这些选集的编者，对中国文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他们独具慧眼，中国文学的许多优秀作品得以保存。
&&&&一九八七年我重返南京，去参观了南唐中主李的墓“顺陵”，李流传下来的词只有两首《山花子》，但都是词中翘楚。以中主李之才，生前作品应该不在少数。我在观看“顺陵”文物展出时，不禁产生一个奇想：如果“顺陵”文物中，突然发现了中主李的手稿，南唐文学的面貌，马上会全部改观，就如同这个世纪初，敦煌曲子词的面世一样。南唐后主李煜的才华，更如一江春水，他留下来的词，也不过三四十首，他生前写的词，恐怕绝对不止这个数目。以南唐二主这样一国之君的词人，他们的作品，尚且不得以全貌流传后世，遑论其他一般作家。文学作品保存传世，的确是一项不能掉以轻心的艰巨事业。
&&&&文学作品也有失传之虞
&&&&二十世纪印刷发达，按理说文学作品应该没有失传之虞了。其实不然，我们不要忘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的读者都看不到像沈从文这么重要的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国大陆的文学史里，当时根本没有沈从文这个名字。一九八一年，沈从文访美，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沈从文不胜感慨的对我说道：“可惜台湾也不出版我的书。”我急忙辩道：“沈先生，您的作品台湾已经有盗印版了!”那个时候，台大附近的书摊早已开始在卖大陆作家的禁书。那些书摊对两岸文化交流，其实很有贡献。我们现在也许觉得不可思议，“文革十年”，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作品，在大陆几乎全部销声匿迹。同年，吴组缃先生从北京到美国加州参加鲁迅讨论会，我把两本收藏已久的《吴组缃小说集》与《吴组缃散文集》拿给他看，那两本书是香港出版的，可以说是海外孤本，年代已久，书已破旧。吴组缃先生捧着那两本破书，激动得手都发抖，好像与失散多年的子女又在异地重逢一般，因为他在大陆也有许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书了。“文革”时候，作家收藏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我看见吴组缃先生对他那两本集子那般依依不舍，便把书赠还给他。
&&&&严肃的文学作品失去市场空间
&&&&在台湾的作家，占有利地，处境当然好得多，但也不尽然，有几位作家的作品，也曾因为政治、经济种种原因，差点被埋没，不为人知，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就听闻我们老师台静农先生是位“五四”时代已经成名的小说家，而且还受到鲁迅的推崇。但是台先生的小说只是听闻，却从来没有机会读到。那个时候，台先生的创作恐怕在台湾还无法出版，一直到八年代，我知道刘以鬯先生在香港发现了台先生的旧作，便赶紧写信给曾经担任过《现代文学》编辑的柯庆明教授，请他向台先生取得同意，将他的小说重刊在《现代文学》上，这才有日后远景版《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的产生。柯庆明在一篇纪念台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台先生看到他那些阔别已久的小说，很平静的说道：“五十年了，没想到还找得到!”我想台先生心里还是高兴的。
&&&&大概在八年代中，我在台湾参加过一个老中青三代小说家的座谈会，那天恰好前辈作家姜贵先生没能出席，我在会上便自告奋勇，为他那本绝版已久的小说《旋风》请命，呼吁有心人士出面重印《旋风》。据我了解，这些年来，有些学者想研究这本书，在市面上还是找不到，只好向图书馆借来全本复印。这次姜贵先生的《旋风》已经被选为台湾文学经典，这本小说总应该有机会重新再版了。文学经典，如果没有有心人士的爱护与推广，也有失传的危险。
&&&&台湾这些年来，社会繁荣，出版事业出人意外的蓬勃，但是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主导下，严肃的文学作品，因为销售量不够大，在市场上反而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倒令人怀念起六年代的周梦蝶先生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馆门前那个书摊来了，在那儿，我们总买得到销不出去的旧文学杂志以及一些曲高和寡的诗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也怀有周梦蝶先生对文学那份兴灭继绝的悲愿，开设一家书店专门卖高水准的文学书籍，让台湾真正爱好文学的读者，能在那儿买得到他们想看的文学作品。
&&&&台湾文学已在学院中占有一席之地
&&&&台湾文学早已自成传统，在华文写作世界中独树一帜，就如同爱尔兰文学及美国文学在英文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一样，有其承传及开启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九四九后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文学因为政治干扰，丧失了生命力，这期间的台湾文学，在文学史上，愈更显得弥足珍贵。这次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六十七位复审委员，大部分都是大专院校教授台湾现代文学的老师，而且据说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高等学院的课程中，已经变成了“显学”，成为通识教育大一国文的一部门，并且广为大专学生所喜爱，选修人数甚众。这个现象，在十年前恐怕还是难以想像的。这是台湾人文教育的一大进步，台湾文学，在学院中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样看来，我又变得乐观起来，有这么多的教师及学生在传授研读台湾文学，我相信台湾文学的优秀作品，会因此代代相传下去。而这次台湾文学经典评选出来的这一份书单，正好可以作为大专院校教授台湾现代文学课程的重要参考。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六○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我们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甚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余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吗?”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扑扑，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赶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吗?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吧。”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画。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凑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做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气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