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被浏览105,902分享邀请回答import numpy as np
N, D_in, H, D_out = 64, 1000, 100, 10
x = np.random.randn(N, D_in)
y = np.random.randn(N, D_out)
w1 = np.random.randn(D_in, H)
w2 = np.random.randn(H, D_out)
learning_rate = 1e-6
for t in range(500):
# Forward pass: compute predicted y
h = x.dot(w1)
h_relu = np.maximum(h, 0)
y_pred = h_relu.dot(w2)
loss = np.square(y_pred - y).sum()
print(t, loss)
# Backprop to compute gradients of w1 and w2 with respect to loss
grad_y_pred = 2.0 * (y_pred - y)
grad_w2 = h_relu.T.dot(grad_y_pred)
grad_h_relu = grad_y_pred.dot(w2.T)
grad_h = grad_h_relu.copy()
grad_h[h & 0] = 0
grad_w1 = x.T.dot(grad_h)
# Update weights
w1 -= learning_rate * grad_w1
w2 -= learning_rate * grad_w2
3. 意念对象与Autoencoder这里，我将意念对象定义为我们在意识中想象事物或者概念。举例来说，我们想到树，会在意识中绘制其形状、色泽、动态特征等（编码过程）。如果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想的东西是树呢，因为我们想象的形状、色泽、动态特征符合树的特征。当然，对于一个没见过树的可怜人来说，TA是不可能一下就能获得这个正确的意念的，而是需要多次的看、触摸以及想象。那么为什么我们人总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正确的意念对象呢?换用到计算神经网络，这就变得容易解释起来。在神经网络语境下，Autoencoder(自编码器)是一种应用反向传输算法的非监督学习神经网络，其训练的方法在于让网络的输出等于其输入，也就是
. Autoencoder一般地，Autoencoder被认为是一种数压缩算法，其数据的压缩和解压缩(decoder)是数据相关(数据驱动)、有损的。考虑到生物大脑神经网络的复杂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高等生物大脑中，存在大量的Autoencoder-decoder网络结构。而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一显然性的假设——我们因此能使用一些简单的算法，从大脑的信号中解码出视觉信息[4], 解码出的信息跟视觉信号输入高度类似，但也反映出一定的“压缩”特征：从大脑信号中解码出视觉信息Autoencoder的训练方式非常简单，就是让输出等于输入。这对于一个空白的、没有事物概念的人脑（刚出生的婴儿）来说，训练是可行的。Autoencoder的存在可能是我们意识中生成意念事物结构基础。我们想象人脸，在意识中生成的图像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的人脸，而是人脸的很多特征的组合——形状、肤色、结构和结构关系等，这些具体的特征就是Autoencoder的feature map. 由于Autoencoder的数据驱动性，我们意想同一个事物所生成的图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意想的人脸可能更年长；出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意想的人脸可能更具有一些外国人的特征。4. 意识的噪声/潜意识、梦与 GAN 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生成对抗网络) [5]是目前在机器学习领域最为火热的话题之一（可能没有之一）。GAN的提出受启发与二人零和博弈，GAN中有两个这样的博弈者，一个生成模型（G, Generator），另一个是判别模型（D, Discriminator）。以图像生成模型举例。假设我们有一个图片生成模型，它的目标是生成一张真实的图片，同时我们有一个图像判别模型它的目标是能够正确判别一张图片是生成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其训练过程如下：生成模型生成一些图片-&判别模型学习区分生成的图片和真实图片-&生成模型根据判别模型改进自己，生成新的图片-&····这个训练过程直到判别模型无法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判别精度，也就是无法区分生成模型产生的图片是虚构的（网络生成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典型地，假设生成模型是
是一个随机噪声，而
则是将这个随机噪声转化为一张图片（尽量跟真实图片接近，从而愚弄D）[6]：一个典型的生成模型G，输入是噪声信号(随机信号)zGAN的训练过程由于涉及到两个网络的优化，其训练过程较一般神经网络要更复杂——两个网络相互对抗、不断调整参数，从而生成以假乱真的效果：早期GAN生成的人脸[5]对于我们人脑来说，这个联合训练过程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在大脑中生成意向，同时还用意识(逻辑)判断这个意向是否准确； 同时，对于我们越了解的事物，生成的意向的细节就越丰富。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因素在于，我们大脑中生成网络所依赖的神经结构和判别网络所依赖的神经结构在空间区域上有所不同——生成图像、声音等网络的结构涉及级视觉、听觉等皮层，它们位于枕叶、颞叶等区域；而判别网络设计的逻辑推理等相关结构则大量位于前额叶及附近区域[7-9]。这一异位造成了非常有趣的结果——我们人类在意识放空、睡眠时候，前额叶区域的活跃水平会明显下降，而视觉、听觉皮层在这个时候可能保持高的活跃水平[10, 11]，也就是生成网络所依赖的结构活跃的同时，判别网络的结构功能受到抑制——这大大抑制了判别网络的性能表现，而生成网络的性能较少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我们的潜意识信号（来自神经系统广泛存在的噪声）则会作为输入，以生成网络的输出的形式浮现出来，而我们的判别网络误以为真，从而意识跟着这些生成的假意向移动，造成梦里的图像和剧情。我们大脑中没有受到抑制的记忆相关区域则不分真假、公正无私地把这些过程存储下来，形成我们醒来之后的梦的记忆——光怪陆离、时真时假，通常逻辑混乱。这就是我们的“梦”的神经网络解释。在我们的神经系统生病、受到压力时候，生成网络和判别网络所依存的神经结构可能已经受损，这会使我们产生幻觉，以及更为怪诞的梦境。5. 意识与 Hidden Markov Model(隐马尔可夫模型)光有意念对象还不够，这些意念对象要相互联系起来，流动起来，加入逻辑，构成“剧情化”的形象，才叫做意识。马尔可夫链意念对象，可以认为是马尔可夫过程中的状态，一种状态以一定概率跃迁到另一种状态（可见状态链），就将各个意识对象联系起来，同时我们不用了解这些状态之后的具体影响因素（隐含状态）。由于隐马尔可夫链[12]的这一特性，我们经常地将前后出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误解为因果关系。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这些状态之间跃迁的概率，使它更符合外界事物的情况，同时使我们自己越来越reasonable, 越来越理性（理想状态下）。由于人脑神经网络的复杂性，这里列举的网络结构只是九牛之一毛。个人认为这些网络结构的原理和特性对于我们理解意识的机制是最为重要，所以加以来说明。此外还有一些网络也是非常常见的，同时不可或缺，比如我们常见的CNN（）, RNN, LSTM，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等。通过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并不是一个纯生物学的机制，我们不能把它放在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的范畴下求解。至于判断一种生物存在是否是具有意识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的定义，如果将能形成意念对象作为意识的标准，那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能听|能看|能感受外界环境的生物都是有意识的。[1] Lim, J. H. A., Stafford, B. K., Nguyen, P. L., Lien, B. V., Wang, C., Zukor, K., ... & Huberman, A. D. (2016). Neural activity promotes long-distance, target-specific regeneration of adult retinal axons. Nature neuroscience, 19 (8), .[2] Hecht-Nielsen, R. (1988). Theory of 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Neural Networks, 1 (Supplement-1), 445-448.[3] Le Cun, Y., Touresky, D., Hinton, G., & Sejnowski, T. (1988, Jun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back-propag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88 Connectionist Models Summer School (pp. 21-28). CMU, Pittsburgh, Pa: Morgan Kaufmann.[4] Miyawaki, Y., Uchida, H., Yamashita, O., Sato, M. A., Morito, Y., Tanabe, H. C., ... & Kamitani, Y. (2008). Visual image reconstruction from human brain activity using a combination of multiscale local image decoders. Neuron, 60 (5), 915-929.[5] Goodfellow, I., Pouget-Abadie, J., Mirza, M., Xu, B., Warde-Farley, D., Ozair, S., ... & Bengio, Y. (2014).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s. In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pp. ).[6] Radford, A., Metz, L., & Chintala, S. (2015). Unsupervised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arXiv preprint arXiv:.[7] Heit, E. (2015). Brain imaging, forward inference, and theories of reasoning.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8, 1056.[8] Fangmeier, T., Knauff, M., Ruff, C. C., & Sloutsky, V. (2006). fMRI evidence for a three-stage model of deductive reason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8(3), 320-334.[9] Christoff, K., Prabhakaran, V., Dorfman, J., Zhao, Z., Kroger, J. K., Holyoak, K. J., & Gabrieli, J. D. (2001). Ros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involvement in relational integration during reasoning. Neuroimage, 14 (5), .[10] Kosslyn, S. M., & Thompson, W. L. (2003). When is early visual cortex activated during visual mental image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5), 723.[11] Horikawa, T., Tamaki, M., Miyawaki, Y., & Kamitani, Y. (2013). Neural decoding of visual imagery during sleep. Science, 340 (6132), 639-642.[12] Blunsom, P. (2004). Hidden markov models. Lecture notes, August, 15, 18-19.6025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91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我在一个月前做了脑膜瘤手术，术后左脸一直没感觉，现在左脸有点发麻，请问是恢复的症状吗？
09:57&&&&&&浏览6764次
病情描述：我在一个月前做了脑膜瘤手术，术后左脸一直没感觉，现在左脸有点发麻，请问是恢复的症状吗？
因不能面诊，医生的建议仅供参考
病情分析：你好，是有恢复的，脑膜瘤手术治疗大多容易损伤大脑组织特别是大脑神经组织而导致一系列的神经性的疾病，容易导致知觉的尚失。
指导建议：建议，术后可以配合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促进神经的恢复并结合针灸治疗舒经活络。
没有满意答案？看看更多相关问答韩毓海：中国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今天的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的人很傻，很愚昧，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今天的人很滑、很自以为聪明。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是把债务和牺牲留给自己，把收益和红利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还是把享受留给自己和当下，而把债务和欠账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重读毛泽东，我们应该告诉世界：“中国不仅是‘大熊猫’，也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因为中国人，是有一点精神的。”本文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力作《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读毛泽东》意大利版序，授权观察者网刊发。】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话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的。
在欧洲，“民族精神”这种说法，是由黑格尔发明的，而黑格尔发明这个词，起初似乎就是为了贬低中国。
他在《世界历史演讲录》里说，在中国，皇帝之下，众生平等，皇帝的家法就是国法，在这种法律面前，老百姓是完全被动的，所以，中国没有精神。而印度倒是有一点精神，但印度宗教的实质就是自戕、杀我和无我，印度的那点精神萌芽，全都被印度教和佛教扼杀了。
波斯文明中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在那里，精神与世界是对立冲突的，到了希腊文明时期，精神与世界才走向完全的和谐一致。最终，在普鲁士那里，精神充满了世界，世界上只有精神。
《世界历史演讲录》与其说是历史著作，还不如说是宣言书。在这部书中，黑格尔把普鲁士的“文化自信”，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是“精神”？
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当然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他所说的精神，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意志与热情，而意志就是反潮流，热情尤指斗争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呢？
所谓精神，在黑格尔那里，说白了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黑格尔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是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但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干脆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二访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1939年斯诺二访延安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在否定黑格尔吗？
恐怕不是。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黑格尔的书难懂，文德尔班去黑格尔、歌德的时代不远，但他说，能读懂《精神现象学》的人已经都过世了。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实际上，毛泽东的书也很不好懂。毛曾经对自己的女儿李敏说：我的书，你们四十岁之后才能读得懂。于是，李敏便天真地回答说：好啊，那我干脆四十岁之后再读吧！
李敏的回答，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钱玄同的名言。钱玄同曾说，人过四十该枪毙。
他的意思是：四十岁之后，意志退化，根本就没什么“精神”可言，更何况“革命精神”。
鲁迅说，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家，但他何以把自己的书搞得如此难懂呢？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德国人所说的精神，当然不等于理性，甚至不等于知识。
康德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理工科思维。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狗，但他的三大批判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
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人要掌握机器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
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也不是“思想”，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甚至，他连牛顿也看不起，他说，苹果掉下来不是吉兆，上帝的苹果掉到亚当、夏娃头上，“阿瑞斯的金苹果”掉在希腊人头上，包括苹果掉到牛顿头上——凡是苹果掉下来，那都是祸事。
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而现在的大学，不就是这样吗？
如今，文科教授都被理工科的同行管得服服帖帖的，我们的世界，早就被阿尔法狗打败了。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他的亲戚王季范说：你这样下去根本不能毕业，毛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为所动，因为杨昌济先生说，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不能用学校的规范去约束，他才顺利毕业。
1917年，杨先生在湖南一师讲伦理学，用的教材是蔡元培译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此讲义上大做批注，成《读伦理学原理笔记》一篇，其中讲的道理就是：精神由理性、情感和意志构成，精神大于理性，没有意志、没有热情、没有健全之体魄，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欲栽大木柱长天”，杨昌济就是通过这篇批注宏文，看中了时年24岁的毛泽东。
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认识现代中国，这些当然都是天下最大的难题。
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
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你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吗？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
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
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萧子升就是个好例。 1917年暑假，他曾经和毛泽东不带一文钱，遍游湖南五县，搞调查研究，号称“斯文乞丐”，疯狂地追随毛泽东——萧子升曾经是毛的第一个“大粉丝”。
《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与萧子升穷游湖南 图/新浪博客
1921年，萧子升从法国回湖南，毛泽东说服他加入共产党，但却被萧拒绝了，萧后来回忆说：当时，两个赤诚的兄弟，因为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对流泪。直到这一年的7月，他们同船由洞庭出航，在船上，毛还在试图说服萧，结果却是萧在武汉中途下船，从那里转道回法国去了，而毛泽东独自一人航行去了上海。
多年之后，晚年的萧子升在乌拉圭写回忆录，他依然还是“理性的”。他说：即使当时知道毛泽东此去是开中共一大，他也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在28年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即使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掌权，我还是认为毛变革中国的思想，牺牲太大，从理性上还是不能说服我”。
无论当时意气风发的萧子升，还是晚年流落乌拉圭的萧子升，他都以为自己并不比毛泽东学问差，在他眼里，中国革命怎么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理性选择，更不用说是符合“帕累托最优”了。
萧子升说的，其实一点都不错。因为中国革命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但是，在现代留学生眼里，这些皆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神话。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里这样说过：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儿也不差，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把这篇文章介绍到国外时，标题却翻译成了“傻老头搬山”，令人啼笑皆非，外国人不懂，中国人自己也不懂。
我感觉，他们这样做，就是成心恶心中国革命。
有人说，毛泽东闹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他不能以革命的方式搞建设。
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都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只是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邓小平有言：有8000万吨钢，我什么都不怕。因为邓小平知道，你手里没家伙，人家就打你。
什么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微观经济学，它的道理固然清楚明白——供给加需求，这就是全部。但是，它这不是简单明白，它这是简单幼稚。今天，美国说了，叙利亚人头上需要炸弹，于是炸弹的需求和供给就产生了，你叙利亚说我不需要炸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也一起嚷嚷说：炸弹根本不是真正的需求——但是，他们的话有用吗？
市场理论当然也是清楚明白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但我看这也基本是废话。问题在于中国的货币在哪里？白银都被大清赔完了，民国的法币等于一张废纸，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
西方经济学只知道资源短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资本极度短缺，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
西方的资本是哪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而剥削自己国内的劳动者，这根本就不是西方“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国，始于被打（资本被人家抢跑了），终于被打（没有资本发展工业），按照主流经济学，军事工业是资本密集型，投入产出不合比例，因此，中国根本就搞不了——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结论。落后挨打，这就是中国的命运或宿命，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命运，根本就是历史的“理性选择”。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换来了苏联156项援助。
今天还是有人说，抗美援朝，这不是理性选择。是啊，但说这种混账话的人，怎么会理解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了中国人不再挨打，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人的燃烧弹下？
而且，你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投资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阵营“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如果放在今天，那些“理性人”也许就会屁颠屁颠地举手同意老大哥的建议，他们对赫鲁晓夫感激涕零还来不及呢。
毛泽东确实太不理性，他竟然回了这样一句：好吗！干脆中国都给你，我重回井冈山打游击去吧。
在今天的贤达们看来，白给的钱不要，你是给脸不要脸，还敢打投资方的脸，资本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岂止是太不理性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外资和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58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援了四面楚歌的新中国，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三条驴腿”的故事：23户老贫农虽只拥有一头驴的三条驴腿所有权（另一条腿归中农所有） 图/人民网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它的开头从修长城的民工们说起，很轻松、很诙谐。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其实是一件完全扯淡的事情，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神马都是浮云——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哲学，因为他们时刻想回到自由自在的状态，因为他们希望成为一片浮云。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当中国修建长城时》，那是美国学者裴宜理的名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其中写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修淮河。这本书引用了在工地上劳动的睢县县长王凤梧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个农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他来到治河工地劳动，首先挣得了一些救济粮来养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家去养活家小。至少他会想到，他现在的劳动是为了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说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成为了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划出一片土地，自己将它开挖出来，并将土石运走，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劳动计算到每一个立方厘米。现在，他终于发现集体工作更方便有利------正是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使他渐渐地想到了他的存在而不是他自己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的思想。
这两篇著作，写作的时间相隔遥远，但是，它们思考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修建长城的人”，什么是“民族精神”。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
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今天的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的人很傻，很愚昧，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今天的人很滑、很黑还很自以为聪明。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是把债务和牺牲留给自己，把收益和红利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还是把享受留给自己和当下，而把债务和欠账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
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我认为正是这种区别，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的时代区分开来。
二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我惊讶地得知：该校的科学家们正在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希望借此解决的问题是——美国人民为什么会把信用卡透支和负债看得如此无足轻重，借债消费和透支未来，为什么会在美国成为时尚。
科学家们通过对人类大脑进行扫描发现：人类的认知行为是由大脑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对抗决定的，其中一部分是大脑前额皮层，这一部分负责解决抽象和复杂问题，大脑的这一部分明白：今天的疯狂消费会导致一个月之后的高额成本，同时也知道：今天的忍耐和付出对于未来是有意义的。但是，大脑的另一部分——又称“蜥蜴脑”，它负责对当前情况做出即时反应，而蜥蜴脑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有好处就上，见到坏处就逃——实际上，动物就是如此决策的。
这个实验表明：信用卡消费极大地刺激了蜥蜴脑的活动，而抑制了大脑前额皮层的活动，蜥蜴脑的判断是：为了眼前的快乐透支未来是合理的。这不仅对经济活动有巨大影响，而且还造成了人脑和人的认知方式向动物靠拢与接近。
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实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所谓“理论问题“，我以为大多数都根本就不是什么真问题，而对我来说，那一刻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享受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获得的红利，而今天的美国，却在把债务推给世界和未来。
而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命运，最终将由今天和过去决定。
有人说，中国梦就是美国梦，而美国梦，就是穷奢极欲，债务金融诈骗，想打谁打谁。
如果这就是美国梦，那么，林肯、华盛顿、《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将会失声痛哭。
曾经，美国梦的实质，就是艰苦创业的精神。而失去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美国梦？
同样的，失去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失去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伟大民族精神，还有什么中国梦？
当这本小书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基雅维利在讲到意大利的古人时曾经说过的话：“虽然那些人物是稀世的、奇迹般的，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当时的机会都不如今日，上帝对他们比对你更加不友好，他们的事业之艰辛难以想象”。
我想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今天，那些阻止了抵抗一个文明退化的力量，并为之而不懈奋斗的战士们，究竟在哪里？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我这本小书没有写到晚年的毛泽东。这是因为：我完全没有能力直面他忧思如海的眼睛。
而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正视毛泽东，也许正如今天的意大利人不能正视凯撒、正视罗马一样。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小书以尼泊尔、英文、荷兰文和意大利文出版，而我更为高兴的是，能够通过这本小书告诉世界：中国不仅是“大熊猫”，也不仅是“舌尖上的中国”。因为中国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话，更是因为意大利人民与中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命运。
500多年前，一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曾经感叹着、思考着这样的问题：罗马人如何找回他们失落已久的天命、找回意大利的民族精神，他甚至说，为了重新找回这种天命、这种精神，意大利人“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分散流离，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种种破坏”。
马基雅维利显然不会赞同黑格尔的论断，因为黑格尔说，“世界精神“不会两次眷顾一个伟大的民族，而在伟大的《君主论》的结尾，马基雅维利则这样高声呼喊：现在，机缘再次出现了，它千载难逢——意大利必须抓住这样千载难逢的机缘，必须再次抓住自己失去的天命、找回自己的民族精神：
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我无法表达：在备受外国蹂躏的一些地方，人们怀着怎样的热爱，对复仇雪耻的渴望、多么顽强的信仰，抱着赤诚，含着热泪欢迎他！什么门会对他关闭？有什么人会拒绝服从他？怎么样的嫉妒会反对他？有哪个意大利人会拒绝对他表示臣服？蛮族的控制已经臭不可闻了。请你显赫的王室，以人们从事正义事业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希望，去担当这个重任，使我们的祖国在她的旗帜下日月重光，在她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实现诗人佩脱拉克的话语：反对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战斗不会很长！因为古人的勇气，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我想把马基雅维利的话，献给今天的中国读者和意大利读者。
我想，作为战士，无论马基雅维利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清醒地知道：天命得而复失，也必然可以失而复得，正如一个伟大的文明一样，人类要拼命保持不走向退化，这需要不懈的斗争，而这就是斯诺所谓“漫长的革命”，而并非“战斗不会很长”。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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