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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的相关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中非产能合作总经理：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一【财新网】（记者 彭骎骎）中非产能合作位于北京大街9号的金融界中心B座，亚投行总部大楼的隔壁。在去年1月完成升级改造后，这两座建筑成了这条金融机构覆盖密度最大的大街上最新的建筑之一。宽敞的办公室里崭新的桌椅和地毯也表明这是个年轻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国家层面最新成立的基金，于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设立，并于2016年1月启动，4月走上正轨。首期注资，也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宣布成立的首期注资最大的对外之一。“如果说政府支持的话，我们的营业执照拿得很快，给的经营范围比较好。北京市西城区也给我们落户提供很大的便利。”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张祖军对财新记者表示。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由梧桐树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成立，其中下属梧桐树出资80%，进出口银行出资20%。起步初期人员基本都从两家股东机构调配。张祖军介绍，目前基金分为投资、和综合三大板块，一共二十余名员工，基本都是对国际经济，对非洲有丰富经验的人员。2016年4月开始正式运营，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投决通过了6个项目，金额近5.，其中已经出资的有4个项目。2016年底前完成的两个项目分别是埃塞保利协鑫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安哥拉中信铝型材项目。在一年时间内就投决了5.5亿美元，这个最年轻的国家性对外是怎样的？政府在这只基金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与其他同有何关系？他们如何看待对非投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张祖军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一一做了回应。重点投资三类项目看好中非产能合作财新：基金的资金投向主要是哪类项目？是否估算过此类项目在非洲的投资缺口有多大？张祖军：经过一年的运营，目前这个阶段有三类项目是我们的重点：第一是产能合作类。我们本身有这个优势，非洲也有需求，比如原材料加工以及制造业在非洲比较短缺。通过产能合作，结合非洲自身的优势，使我们的优势产能支持非洲发展，潜力巨大。第二是资源合作类。非洲丰富的资源不能放在地下，需要开发出来，资源只有开发和利用了才能实现价值。第三是基础设施类。例如非洲特别缺电，因此电站合作就很有前景，包括水电、地热、风电等清洁能源，甚至火电也可以讨论。电力先行，这也是我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我们没办法测算非洲总体需求，因为非洲太大了。以我们已经落实的安哥拉中信铝型材项目为例，总投资四千的规模放在国内任何一个工业项目来看都是较小的，但它已经是安哥拉最大的工业项目，而整个四千万美元的投资包括设备购买、安装调试以及之后的生产经营管理等，这些都从中国进口。因此，我们觉得产能合作在非洲很有前景。我们落实的另一个项目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保利协鑫合作的天然气项目。埃塞俄比亚以前主要依靠农业。通过咱们这个项目，他们的资源被开发利用，对埃塞也是，有助于解决其建设资金不足和的问题。这个36亿美元，包括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和气站，投资规模大。资源合作最终是的结果。财新：对参投项目有什么要求？对合作的企业又有什么要求？张祖军：我们对项目没有硬性的要求，但实际考察项目存在一些标准。首先是国别问题。投资的周期较长，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国别情况，比如政策、法律环境以及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外汇和汇兑管理情况等。但是在具体国家上并没有分中非北非南非，更多的是先有了项目，再考虑国别问题。第二是项目本身，一定是要经济上可行、有投资回报的项目，这样才能实现基金上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股东对我们的有个基本的要求。一般来说，能做到7%、8%就非常好了，但非洲一般到不了这么高。第三是基于投资特点，要选好合作伙伴。这三个因素集合在一起，参投项目的标准就出来了。我们不排斥与民企合作，但有个硬性条件，就是一定要在国内有经营业绩，这样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对各类企业合作都持开放态度，合作方式也是开放的。同时，我们投资的时候特别看重运营，比较偏向中国公司参与运营，或者有个国际团队在运营。因为，周期长，主要是依靠运营收益来，需要有优秀的运营团队和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财新：基金参与投资项目形式主要是什么？一般哪类项目用股权，哪类项目用，有什么考虑或标准？张祖军：项目筛选和参投项目的选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没有定出一个很清晰的硬性标准，可能也与我们成立的时间不长有关。任何一个投资，都不会全用自有资金，一般是投资额的30%来自自有资金，有的甚至比30%还低，而余下部分通过银行融资解决。此外，我们基金毕竟是，缺乏具体项目管理经验，因此在30%里头，我们能占百分之三四十，所以整个项目我们能占10%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在中，要做各种各样投资方式的组合，这是业务发展和规避风险的需要。有的项目是普通股参与，有的是以普通股+优先股，或者普通股+的形式。我们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模式不完全固定，很灵活。与同类基金是合作的关系财新：在选择项目的过程中，两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政府在基金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中国政府的支持，那么基金所在国是否会对项目有特殊安排？张祖军：原则上我们是有自主的项目审批权，股东并不会干预。我们的机构机制较健全，流程也很完善，在中有自主权，只是在向股东请款的时候会把项目信息完整地对他们披露，股东负责拨款。基金承载着推动中非合作，共同发展的使命，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对我们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我们的营业执照拿得很快，界定的经营范围也比较有利。人民银行、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各个相关部委都对我们的业务进展非常关心。北京市西城区给我们落户提供很大支持和各种便利。梧桐树和进出口银行两个股东也从政策和项目上非常支持基金。非洲的情况很特殊，他们的政府会根据具体项目给特殊政策，但这些政策需要有人在那儿不断沟通才能下来。比如我们去年落实的这两个项目，当地在税收、进出口上给予了一些特殊政策。我们的合作伙伴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财新：外储除了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还有中拉产能合作基金和，此外投资非洲还有中非，你们与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张祖军：中非发展基金跟我们领域是一样的，但他们经验丰富，也积累了很好的客户关系和影响力，做得很出色。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主攻拉丁美洲，但丝路基金面向全球，也可以投资非洲。我们正在跟这些兄弟基金探索各种合作形式。我个人理解，投资和贸易是完全不一样的。贸易，包括EPC项目，是你做了就不需要别人了。但是投资需要更多的合作者，一下，不仅仅是分散风险，更关键是多个主体会通过更来审视项目，可以看得更准，把握程度更高。在以后运营过程中，机构多了，可能对于管理决策的时效性上有影响，但是更有利于保证决策方向的正确。单个机构，做决策可能视角会单一，会有局限，所以无论是中非发展，还是其他兄弟基金，我们是非常开放的态度，愿意合作，也主张合作。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财新：非洲幅员辽阔，环境复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投资非洲现在最大的风险点是什么？可以如何规避？张祖军：有些风险可以判断，有些却很难。例如，我们可以用计量工具测算项目风险，选择风险防范方式。对国别风险，包括法律政策风险和政府更迭带来的风险，也有可选择的规避手段。但是，有些风险，例如汇率波动风险和汇兑风险则难以预测，难以规避。汇率风险是个巨大的风险。目前，我们主要以美元方式出资，对大宗商品而言，可以在国际市场交易，投资收回较为便利，而对当地销售商品，收取当地币，就会有很多挑战。是个正确方向，也是解决投资汇率汇兑风险的有效手段。我们认为投资非洲前景很光明，特别是引入人民币的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中非合作、规避汇率风险。因为就项目而言，从设计规范、设备到项目建设，基本来自中国，因此，项目资金需求主要可以通过人民币解决。如果项目所在国对中国出口，包括大宗商品和农副产品都能以人民币计价，那么项目所在国手里就有了人民币。即使项目生产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只要形成当地币与人民币的兑换和结算机制，就可以通过人民币结算解决汇率和汇兑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或许，就可以由此落地。财新：近年来，非洲的需求有所下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现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投资非洲的吸引点在哪里？张祖军：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不多，主要原因是投资周期太长，而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喜欢“短平快”的项目，因为时间越长，投资不确定性越大，风险也可能越大。另外，有部分企业在境外经验和管理能力上还需要学习提高。第三，非洲国家的是影响中国企业投资意愿的主要原因。投资非洲要考虑它的短板和长项在哪里。总体而言，非洲基础设施较差，电力较缺，建材和工业制成品主要靠进口，这是它的短板，但也是。同时，非洲的长处是它的资源和能源，如风力资源、水资源、地热资源，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把非洲的资源和能源充分开发和利用起来，不仅能解决非洲人民电力供应、工业发展等问题，也是较好的投资机会。非洲人力资源充足，超过五分之三的非洲人口年龄低于35岁，到2025年非洲15-24岁的年轻人将达到2亿，全球四分之一的25岁以下青年是非洲人，劳动力年轻且成本低，非洲既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也有劳动力成本优势。总而言之，我认为，对非投资前景广阔，我们将稳扎稳打，积极探索，通过市场化运营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二编者按：中国将筹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这是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三年多时间内，无论是丝路基金还是亚投行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是丝路基金成立两周年的日子，该基金实际投资额目前已经达到约40亿美元。亚投行也交出了第一年的成绩单：批准9个项目，发放贷款总额约。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存在，不仅有效解决了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资供给能力不足的难题，也让中国充裕的国民储蓄与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这能让众多“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逐一落地。（赵海建）日，是丝路基金成立两周年的日子。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APEC会议上对外宣布，中国将出资成立丝路基金。他曾在讲话中指出，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宗旨，两年以来，丝路基金推进了一批项目落地，这些项目大多集中在能源资源和产能合作领域。2015年，丝路基金先后宣布了三单，分别是支持中国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水电站等清洁能源、支持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公司、参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的投融资。2016年，丝路基金与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及石化产品公司西布尔集团签署了收购后者10%股权的交易协议，成为这一年中国对俄罗斯最大的一笔投资；参与世界银行IFC下的基金建立，推动新兴经济体产业投资。丝路基金还出资20亿美元，设立了成立以来的首个双边合作——中哈产能合作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的项目投资。丝路基金监事会主席杨泽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实际投资额达到约40亿美元。2017年，丝路基金在投资规模上会保持前两年的势头，下一步投资重点是推进项目的成熟落地，包括抓紧推进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下的项目落地。他还提到，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出发，未来丝路基金的投资还将向科技创新领域和现代服务业拓展，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适度关注非“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机会。累计合同投资额或达60亿美元《21世纪》：丝路基金已成立两年，如何评价丝路基金这两年的投资表现？选择项目与合作伙伴的标准是怎样的？杨泽军：丝路基金是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而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丝路基金成立两年来，建立和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推进了一批项目落地，实现了良好的开局。尽管成立时间短，但丝路基金起步非常顺利，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我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实际投资额达到约40亿美元，考虑到2016年有一些项目已经落地，投资额还可能有进一步增长，现在数字还没有出来，初步的粗略估计累计合同投资额有可能达到60亿美元左右。由于丝路基金是按照战略性定位、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开展，因此对于项目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其战略性，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布局，对整个项目的战略意义进行充分评估；另一方面，丝路基金也要考虑，尽可能要实现国家可持续性。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我们既要考虑对方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也要考虑能力和水平，包括合作伙伴的投资目的、思路等。在一些方面，也要把当前的合作与长期合作结合起来，更多地强化安全和风险意识，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项目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作用。《21世纪》：丝路基金在行业和区域上的投资思路是怎样的？杨泽军：丝路基金重点支持四个领域：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产能合作、金融合作。到目前我们的投资基本涵盖了这些领域，重点集中在能源资源和产能合作方面，但今后还会进一步拓宽，涵盖科技创新领域和现代服务业。在金融合作方面，丝路基金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我们与世界银行IFC以及一些国际性基金正在探索建立，下一步在子基金层面还要开展一些金融合作。我们与有关国家也建立了专项基金，比如与哈萨克斯坦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专门用来支持哈萨克斯坦一些好的项目。将来在国家之间开展双边合作的专项基金仍然是一种探索，欧洲也有一些金融机构提出希望与丝路基金合作共同。在区域方面，丝路基金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统筹考虑投资布局，结合“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和要求，有序渐进地推进与各国的投资合作。正在积极推进的有十几个项目《21世纪》：有两个项目都投给了俄罗斯油气业务--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和西布尔公司10%股权，原因是什么？杨泽军：俄罗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经济体量较大，也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而且油气产业是俄罗斯的优势行业。丝路基金对俄罗斯的这两笔油气投资，既体现了中国和俄罗斯经贸合作的重点，也体现了双方都紧紧抓住了良好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使我们双方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平台。两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对于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对接俄远东地区开发战略以及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目前丝路基金重点跟踪的项目已有100多个，覆盖中亚、南亚、西亚、中东、中东欧等地区，能否透露2017年的？杨泽军：丝路继续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合作。这100多个项目都是项目储备，目前重点推进的是相对成熟的项目。明年丝路基金在投资规模上还会保持前两年的势头，准备投资的项目我们已经重点跟踪一段时间了，希望2017年能尽快落地、推出来，包括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下的项目。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的有十几个项目。新的一年，我们要加强战略布局，继续与境内外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保持积极的接触，开发。从区域来看，当前俄罗斯和中亚、孟中印缅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他地区我们也在积极跟踪，希望有所突破。当然，非洲、拉美等地区我们也在关注，因为中拉基金、中非基金的重点领域在那里，我们不会更多地和它们有交叉，当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进行一些合作。丝路基金主要是为“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但也不限于此。从投资收益、市场化运作的角度考虑，非“一带一路”国家、重点领域我们都会关注和寻求合作机会，包括美国、加拿大等，我们都在通过各种合作平台加强与各方沟通。事实上，目前多数国家都已经融入了“一带一路”这个大家庭，也有很多国家或机构主动找到我们，希望加强合作得到丝路基金的支持。对国企、民企合作伙伴一视同仁《21世纪》：丝路基金如何支持民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地走出去？是否会考虑与国内的合作？杨泽军：丝路基金对合作伙伴一视同仁，没有所有制的歧视，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也是我们的责任。目前我们的项目储备中既有来自国有企业的，也有来自民营企业的，今后有好的项目希望能够加强与民营企业的合作，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丝路基金目前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还比较少，将来如果遇到合适的项目，也希望加强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对于丝路基金来说，加强与民间资本合作也是金融合作的重要方面。《21世纪》：丝路基金与国内各省市的合作有怎样的进展？杨泽军：根据中央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精神和要求，2016年丝路基金先后组织了两次董监事调研，我们上半年考察了深圳和江苏，下半年到了重庆、四川和云南，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在调研中感觉到，各地在支持地方企业走出去上力度很大，我们与地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如中欧班列将来有一些项目的合作机会，一些地区的地方特色行业希望走出去，包括能源、医药等好的项目，丝路基金也可以积极参与，支持地方企业有序地走出去。丝路基金正在探索与地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支持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投资伙伴共享收益、共担风险《21世纪》：的是周期较长、风险较高的项目，如何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杨泽军：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对防风险高度重视。既要坚持战略性定位，也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在投资开始之前就要充分估计、尽量回避风险，在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等不同阶段完善相应的风险防控管理制度。在项目选择、投资决策过程中对风险的几个方面，我们会进行充分考察，包括国别风险、行业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宏观经济风险、汇率汇兑风险等。丝路基金在投资过程中，还会关注合作国政策和法律环境、经济、金融发展健康状况和宗教文化，同时也关注项目对所在国产业升级、社会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贡献和带动作用。我们会从相对较长的限出发，对项目保持长期和及时的风险观察视角，在投资合作过程中遵循市场化原则，希望能与投资伙伴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编辑：赵海建）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三每周报告 之民资跨境投融
相比中民筑友的谨慎，不少国内民企拓展非洲地产市场的征途则显得“大刀阔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业务触角正扩展至非洲最南端。
10月10日，中国民生（下称“中民投”）旗下中民筑友在非洲参与承建的首个保障房建设项目——位于南非豪登省的John Dube新城项目正式开工，总投资额达到170亿南非兰特（约合85亿元人民币），这也是中国装配式建筑科技首次应用在南非保障房建设领域。
“其实，我们在非洲其他国家也协商敲定了保障房承建项目，不久也会陆续开工。”中民筑友总裁訚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直言。
随着非洲国家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民企在非洲的投资热点，正从煤炭有色金属资源开采切换到房地产市场。
不过，中国民企试水非洲开发承建，能否获得理想回报，仍存在不少变数。
2013年底，中国富豪旗下上海证大集团以10.61亿南非兰特（约合人民币6.63亿元），向南非最大上市公司AECI收购了包括1600公顷的建设用地、4平方公里的湿地以及200幢历史建筑，打算以此改造成“南非的陆家嘴”，但3年后，上海证大发布公告以总代价18.1亿兰特（约9.99亿港元） 出售证大资本全部股权及贷款，宣告这笔房地产投资以亏损3082万港元告终。
“毕竟，南非房地产业的游戏规则与国内存在很大不同，当地对公司建筑资质与建筑技术使用标准有各种各样的要求，相关政府批件需由当地咨询公司操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中国民企在南非的房地产投资开发项目就会遭遇滑铁卢。”一位熟悉非洲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的业内人士透露。
訚军对此表示，当前中民筑友的策略，主要是从风险较低的项目承建切入。在没有熟悉当地房地产市场游戏规则前，他们不大会涉足当地地产投资开发业务。
项目承建的风险收益考量
世界银行此前有报告指出，非洲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当前非洲城镇人口为4.72亿，到2040年这一数字升至10亿，由此带来大量的住房需求。
以南非最富裕的豪登省为例，目前当地住房短缺达到100万套，以至于每年约10万人搬迁到省会约翰内斯堡。
这吸引越来越多中国民营企业参与掘金当地房地产市场。
“两年前，我们就进入了南非市场寻找业务机会。”訚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了尽快熟悉南非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中民筑友与当地地产公司开展积极合作，如今投资额达到85亿元人民币的John Dube新城项目，正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当时，数家中国大型央企与当地开采商共同参与竞标这个项目承建工程。中民筑友之所以成功胜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其装配式建筑科技在完成装配式混凝土墙板结构体系建造后，能一天完成主体装配，三天即可完成装修入住，从而大幅缩短工程时间解决当地增加保障房的迫切需求。二是其EMPC管理体系（即项目设计、制造、采购、施工一体化）令整体建筑成本较同行低了约10%，形成较高的定价优势。
“此外，我们也做了大量本土化运营，比如整个工程采取95%当地工人、在当地投资建厂输出装配式建筑科技，带动当地就业与建筑技术水准提高。”訚军透露。
即便顺利拿到承建项目，中民筑友依然面临不小的经营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非洲国家地方政府用于项目建设的财政拨款能否如期兑现。
“一旦出现经济动荡或政府换届，个别非洲国家政府部门可能会以财政收入缩水为由，要求企业先垫资完成项目施工，等到政府收入宽裕时再交付项目款，但这给中国民企带来不小的经营风险。”上述熟悉非洲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的业内人士直言。
訚军对此表示，中民筑友正与南非省豪登省相关部门协商工程预付款与付款时间节点相关事宜，原则上公司将按照付款进度设计相应的工程进度，尽可能规避垫资风险。
“目前南非省豪登省与John Dube新城项目所在城市已经针对这个项目专门安排了财政付款预算。”他补充说，基于保险起见，中民筑友也做了详尽项目，发现豪登省与John Dube新城项目所在城市的金融信誉度甚至高于南非首度约翰内斯堡。
不过，相比非洲国家财政付款悬疑，中民筑友面临的更大挑战，就是汇率风险。由于非洲很多国家货币汇率波动较大，若民企稍有疏忽，收到的当地货币若遭遇大幅贬值，则令整个地产项目由盈转亏。
“所幸的是，我们的主要原料采购与施工人员均来自当地，令项目大部分施工费用以当地货币结算支付，汇率大幅波动对项目整体收益的冲击不大。”訚军表示。此次中民筑友采取保本微利策略承建John Dube新城项目，以此逐步打开非洲地产市场。
南非房产市场的“游戏规则”
相比中民筑友的谨慎，不少国内民企拓展非洲地产市场的征途则显得“大刀阔斧”。
近年，由中国华侨凤凰集团投资成立的格兰西亚公司在南非当地斥巨资开发了多个公寓或别墅项目。中国富豪戴志康旗下上海证大集团的“南非陆家嘴”工程也曾轰动一时。
前述熟悉非洲房地产项目投资开发的业内人士透露，中国民企之所以频现大手笔投资，主要原因是受到南非房地产投资开发高利润驱使——目前南非地产项目的利润率普遍在10%-30%之间，不过高利润项目主要集中在当地开发商与手里，原因是他们一面拥有更低的土地持有成本，一面从地产开发、银行融资，到房产持有销售均可一手包办，在每个环节上都能创造不菲利润。因此，多数中国民企在进入南非房地产市场时，基本会选择与当地开发商（或房地产基金）合作，宁愿牺牲一部分利润分成。
“由于不了解南非房地产市场游戏规则，部分单枪匹马作战的国内民企吃了不少暗亏。”他举例说，比如南非对外资企业开发当地房产项目，有着严格的建筑技术使用与建筑资质准入要求，国内民企若得不到当地开发商“协助”，要通过这些审核要经历漫长复杂的审批流程，导致工期被大幅拉长，最终出现项目投资开发亏损。
记者多方了解到，不少民企在接受“教训”后，开始加强与当地开发商（或咨询公司）合作，将20%-30%项目管理开支用于各类法律咨询与业务合作，从而加快地产项目投资开发进程。
“听说有中国企业在南非开发的地产项目获得19%利润率，这个数值在当地已经不低。”这位业内人士透露。
不过，如何防止南非兰特汇率大幅波动吞噬可观的地产项目利润，同样是中国民企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多数民企的做法，是与当地外资银行开展业务合作。”他透露，当地外资银行对当地央行货币政策与汇率变化趋势比较了解，提供合适的换汇与利润汇出操作建议，从而尽可能避免汇兑风险对利润的消耗。
（编辑：李伊琳，邮箱：）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四作者｜《中国金融》记者魏革军张驰文章｜《中国金融》2017年第9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于2014年底正式启动运作。丝路基金主要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提供资金支持。两年多来，以中长期开发投资为主导，以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为运行原则的丝路基金，立足机构定位、推动业务发展、坚持探索实践，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开拓创新，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直构发展道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成立丝路基金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丝路基金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家设立丝路基金的构想和对丝路基金的定位？您认为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金琦：丝路基金是我国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专门设立的中长期开发。设立丝路基金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重大举措，其初衷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和产业开发等项目对的、期限比较长的资金有较大需求，而传统的金融市场上能够提供中长期的资金来源不多。设立丝路基金能够更好地匹配“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需求，目的是利用我国自身资金实力，支持这种类型项目的融资需求。我认为，丝路基金的设立就是以中国行动落实中国倡议、以推动互联互通，以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切实支持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诚意和决心。从丝路的初衷来看，丝路定位有其特殊性。从业务模式上，丝路基金以股权投资为主，兼具债权、功能；从业务范围上，丝路基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丝路基金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关于丝路基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和愿望是，希望将丝路基金打造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投资平台、国际产能合作的助力者和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支持者。希望通过丝路基金的探索和实践，在跨境领域走出一条符合机构自身特色的道路，并建立起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的品牌形象。记者：两年多的时间，丝路基金从无到有，迅速成长，我们看到丝路基金在开展跨境直接投资方面作出了踏实的探索和实践。能不能请您具体介绍一下两年来丝路基金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绩？您认为这些工作和成绩是否达到了设立时的？金琦：丝路基金从成立以来，坚持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运行原则，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在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丝路基金成立后，第一单投资即投向中巴经济走廊的清洁能源项目——支持三峡集团投资建设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此后，在中俄能源合作中，丝路基金先后购买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9.9%股权并提供专项贷款，入股了垂直一体化天然气处理和石化企业西布尔公司；在西亚北非，丝路基金携手哈电集团投资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目，开拓“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中东市场；在亚洲，丝路基金与世界银行集团所属IFC开展基金合作，开展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投资；在欧洲，丝路基金支持中国化工投资意大利倍耐力公司进军高端制造业，并作为基石投资了专注于新兴行业投资的中法FC Value Trail基金。此外，丝路基金还与中外有关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性协议。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已实现了15个项目签约，承诺的累计达60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等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四大领域均有涉足。此外，丝路基金还单独出资20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两年来，丝路基金的主要工作围绕着以股权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随着“走出去”向纵深发展，企业越来越多地从单纯的项目承包发展为更多地在海外开展管理运营，这就需要有中长益资本的支持。目前，股权投资占丝路基金投资的比例已超过70%，同时我们还综合运营债权、贷款等投资模式，形成不同的组合搭配，一方面满足企业和项目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兼顾了风险收益平衡。丝路基金毕竟刚刚运作两年多时间，相对于一些中的项目，时间还比较短。但通过与境内外机构和行业领先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我们已经在领域作出了积极尝试，对于拓宽“一带一路”领域多层次投资合作渠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境内外合作方的肯定。目前，我们所投资的一些项目已经在国际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比如，2015年我们投资的倍耐力并购项目获得了《亚洲投资者》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最佳并购交易”；2016年投资的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目分别获得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评选的“中东及非洲2016年度电力交易”和IJ Global评选的“中东及北非2016年度电力交易”。这也反映了国际投资界对丝路基金专业能力的认可。记者：丝路基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直投行业崭露头角，我们也感到非常振奋，这也说明丝路基金在项目筛选和投资运作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我们了解到，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不少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都与丝路基金有过接触，提出了许多合作设想，对此，丝路基金是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和寻找投资机会的？丝路项目有什么样的标准？金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丝路基金确实发掘并获得了许多投资机会。大家比较关心丝路基金如何在其中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项目，在投资中主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因素。我愿意结合实际的例子做个简要的说明。首先，所投资项目要符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优质的装备技术和较充裕的资金，是中国有能力通过分享经验并提供装备技术和资金支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经验、中国技术、中国资本必须要与所在国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相契合，才能够有效发挥其资源、产业、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促进所在国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于投资项目所发挥的作用，政府需要与之间形成共识，有些中长期投资项目还需要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度设计、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这样的项目也更有利于保障投资收益，实现互利共赢。比如，我们投资的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之一，亚马尔项目是俄罗斯北极资源开发的标杆项目，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是“迪拜2030综合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契合了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规划与中哈产能合作大局。这些项目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对于提供了长期购电协议和电价保障、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为解决丝路基金投资亚马尔项目的政策制约，中俄双方专门签订了政府间协议。其次，项目要体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理念，这就意味着投融资活动要为中国和所在国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丝路基金作为市场化运作的机构，项目投资要寻求各方的利益最大化，避免以对外援助的思维来。比如，我们投资的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工程分包和设备供应大量采用了中国企业，中石油所属工程公司中标了45个模块、总重约3万吨的建造工程包，而且产出的天然气将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中国。丝路基金的投资不仅支持了项目的顺利推进，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水平，同时也保障了中国装备和技术“走出去”，充分体现了“中国元素”。再次，项目要对实体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丝路基金投资始终坚持的原则，也是直接投资的价值所在。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资本的参与重在发挥带动和提升作用，支持企业引入高端产能和技术、提高运营管理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跨境合作能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丝路基金支持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力轮胎公司，不仅帮助企业成功引入高端制造行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而且有效开拓了国际市场，推动企业向行业高端价值链跃升。丝路基金支持哈电集团投资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目，中资企业成功打入了长期由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主导的中东电力市场，拿到了国际电力行业高端市场的入门券，为未来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样的项目对企业自身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具有很强的。最后，项目要在商业上可行，风险与收益要合理平衡。丝路基金资金是有成本的，投资要追求合理的回报，风险和收益要适当匹配，并规划好合理的退出方案。因此，我们在筛选项目时，也要求企业承担起投资主体的责任，按照市场化方式设计好合理的，确保项目参与各方权、责、利的统一。目前，丝路基金所投资的项目都是按照商业原则开展，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情况采取“建设—经营—转让”（BOT）方式或公私合营（PPP）方式运作，明确划分企业、投资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权责，保障了比较合理、安全的投资收益。除此之外，在筛选项目时，我们还会看重项目在引导科技创新、支持绿色环保、遵守国际规则、改善社会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项目的社会效益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记者：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很庞大，目前，境内外许多金融机构都已经参与其中。丝路基金首期注册资本金100亿美元，体量并不大，丝路基金如何在众多金融机构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您认为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丝路基金的优势与特点体现在何处，短板和不足又在何处？金琦：确实如你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庞大。据估算，未来几年，仅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求达8000亿美元。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建设为众多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丝路基金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体现出特有的资金使用特点。一是股权投资具有显著的杠杆作用，可以为一些融资数额比较大的项目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从而提高项目的融资能力，成倍数地撬动包括债权在内的其他资金进入项目。据我们粗略估算，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已达到800亿美元。二是中长期投资对项目的支持作用，可以为一些建设和运营期限较长、私人资本进入较少的项目提供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比如，卡洛特水电站和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目建设期和经营期都长达约30年，丝路基金的加入为项目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三是直接投资的催化作用。“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和产业开发等领域长期为发达国家垄断，以往中资企业并不具备竞争实力，丝路基金以专业的投融资能力和较好的品牌形象，帮助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企业跻身国际竞争发挥了助推作用。当然，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很早就开始海外布局，搭平台、打基础，储备项目，已耕耘多年，许多国际多边机构在国际投融资领域也有非常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相比较而言，丝路基金成立仅仅两年多时间，运作时间还很短，我们在自身战略定位与业务布局、业务体系和业务规范等方面，都还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探索和积累过程，才能逐步走向成熟。记者：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丝路发展已经涉及了“一带一路”诸多重点地域和行业，这是非常迅速的。下一步在区域和行业布局方面，丝路基金有什么样的进一步考虑？金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与境内外志同道合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在相关区域和行业拓展项目投资机会，并探索开发更加灵活的和有针对性的与投资策略。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借助一些成熟金融机构的平台和力量，通过基金投资或来实现更加全面均衡的投资布局。2016年以来，丝路基金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丝路基金已作为有限加入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新兴市场基金，主要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制造业、农业、服务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中发掘投资机会，这将有利于丝路基金快速拓宽在亚洲地区的和行业覆盖面。丝路基金还作为基石投资人投资了专注于科技、医疗、环保等新兴行业投资的中法FC Value Trail基金，同时作为CO-GP参与基金治理，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在促进中国与欧洲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的同时，也有助于丝路基金快速拓宽行业布局，以及尽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记者：很多人关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受国际环境和所在国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很大。股权投资相比较于债权和，风险也相对较高。丝路基金是如何应对和管控投资中存在的风险的？金琦：丝路基金一直高度关注投资中的风险管理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也很多。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部分国家市场发展不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经济文化差异较大等问题，不确定因素较多，相对较高。针对投资中的风险管控，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企业作为投资和运营的主体承担经营管理责任，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治理结构，明确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丝路基金作为财务投资人，将与投资主体明确相应的权责，实现风险共担。二是在中设计合理的风险缓释和补偿机制，特别是在项目评审阶段做全面、详细的尽职调查，对政治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汇率风险、安全风险以及各类不可预见的风险有充分的预估和判断，并设计相应的和应对机制。三是在中设计好合理的。对商业性较强的项目，可以通过上市并在实现投资回报后退出；对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可以选择在项目建成并运营后，通过向当地政府转让、企业主体回购、公开上市、等方式退出，并实现合理收益。四是在项目运营中积极发挥作用，敦促投资主体遵守投资所在国法规政策和社会文化，避免运营管理风险。最后，也要加强项目中各中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同，争取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发挥抗风险的合力作用。丝路基金在业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始终注意把风险的识别、判断、评估和应对嵌入其中，设计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确保公司经营审慎、、稳健、安全。记者：丝路基金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您认为丝路基金还在哪些方面能够发挥自身特有的作用？金琦：我想丝路基金主要能在三个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一是对外大力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丝路基金本身就是“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通过丝路基金的投资实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能够使参与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形成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丝路基金投资实践的过程，也是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中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的过程，通过投资合作，更好地凝聚各个方面的共识。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当前，多边开发机构和各国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投融资的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丝路基金一直支持和绿色投资，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纳入可行性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我们投资的卡洛特水电站和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都属于清洁能源开发，迪拜哈翔清洁燃煤电站项目也采用了超超临界燃煤技术，符合欧盟最严格的工业碳排放标准，有利于当地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这也体现了遵循国际准则和合规管理，推进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有助于维护我国在“走出去”进程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三是与国际、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精诚合作，彰显和放大国际合作效应。目前，丝路基金已与三十多个国家（地区）政府部门和二十多个国家驻华使领馆、代表处建立了工作联络；与包括IFC、EBRD、EIB、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个国际多边机构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若干重点行业中的中外领先企业建立起了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开展项目筛选和投融资、加强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设立基金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效应日益显著。记者：您作为丝路基金的董事长，对公司未来发展一定有很多规划和安排。您认为丝路基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金琦：像丝路基金这样的中长期开发投资机构如何发展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探索和思考。这里主要谈两点。一个是的挑战。传统上我国金融机构境外业务以贷款为主，从事股权投资时间不长，可借鉴的经验比较缺乏，配套的政策支持不足，监管规则相对滞后，相应的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经验不足。目前，我们在境外投资所使用的专业服务中，还是比较多地依赖于外资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当然，我们也在大力培养机构自身的投资能力，两年多来，丝路基金借鉴国际一流投资机构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探索，目前已经初步摸索出符合中长期开发投资特点，涵盖投资、融资、管理、退出各阶段和各环节，专业高效的。当然，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竞争激烈，要能够获得行业认可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进行不断的探索。另一个是人才储备的挑战。直接投资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比较高，投资团队要能与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直接对话，不仅要具备扎实的金融和财务基础，而且要具备相关的行业知识和专业判断，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外语、具备过硬的沟通能力和谈判能力。在中后台部门，同样需要专业高效的运营、、法律、研究、财务、科技等各类人才。目前，虽然丝路基金已经初步拥有了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并在建立人才培养和合理使用的科学机制、优化人才结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要与国际一流直投机构比肩，在充实和稳定人才队伍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投资机制中探索实践的成果很丰富，许多工作可能是之前没有过的，可以说丝路基金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很多成绩来之不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您对论坛的召开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丝路基金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金琦：“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为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提出的全新的中国方案和公共合作平台，契合了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的发展需要，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全球范围的积极响应。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的重要会议，正反映了“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已在国际社会形成广泛共识。我们期待，即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有力推动世界各国将共识转换为行动，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找出答案，为深化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促使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发展和结出丰硕成果，丝路基金将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下一步，丝路基金还将继续努力，大力拓展投资地域、投资行业，创新投资模式，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与效益，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资本和实业对接、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互补、国际产能合作与我国供给侧结构调整共同发力发挥积极作用。《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五【财新网】（实习记者 杨睿 记者 卿滢 实习记者 张雨从）麦肯锡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如今在非洲的参与程度之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匹敌。根据这份报告估算，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万家，是此前预测数据的四倍，约90%是民营和私营企业，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从事制造业。在非的中国企业仅有15%的融资来自国有部门。麦肯锡的这份报告，主要选择了非洲八个主要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安哥拉、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八国的GDP共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总GDP的三分之二。研究团队还对100多位非洲商界领袖和政府高层人士、1000多家中国企业管理者进行了实地采访。报告指出，无论从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还是发展援助等各个维度来看，中国都是非洲前四的合作伙伴。过去10年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境外直接投资（FDI）增速更高达40%。如果将非官方渠道的资金流计算在内，从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估计比官方数据高出15%左右。报告还发现，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经营领域，并非只有矿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项目，而是呈现多元化特征。中国企业中，有近三分之一从事制造业，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的市场份额达到20%；还有四分之一从事服务业，开展贸易往来的企业也超过五分之一，不少企业还活跃于多个行业。融资方面，报告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在非洲运营的所有中国企业，从整体融资来看，仅有15%的资金来自中国政府相关融资。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金额中，虽有50%来自国企。但总体来看，中国在非洲的商业活动，还是民间驱动社会资本的市场化行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能否盈利？调研报告持乐观态度。在麦肯锡调研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中，有三分之一在2015年的利润率超过20%。74%的在非中国企业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正在开展长期投资。报告称，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为当地带来了三大。在麦肯锡所调研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中，非洲当地企业雇员比例达到89%，为非洲创造了30多万个工作岗位，主要因素是雇佣当地人的成本，远远低于雇佣中国人。第二，是中国企业通过向非洲各国引入新产品和技术，推动了非洲市场的现代化进程。过去三年间，约48%的中国企业向非洲大陆引入了新产品或服务，36%的企业引入了新技术。在一些本土化案例中，中国企业还为非洲市场量身定制了低成本手机，内置更适合捕捉深色肤色的拍照软件。最后，是融资和基础设施开发。报告称，在被问及什么是“中国合作伙伴的最大价值”之时，约50位非洲政府官员表示，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和明显改善基础设施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两项。他们还表示，中国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高效的成本结构和较快的项目交付速度。虽然如此，报告还是指出中国企业在非投资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改善，主要问题集中在如何进一步在非洲市场推进本土化。报告发现，在非中国企业仅有47%的采购额来自于非洲本地企业；当地企业没有充分受益于中国投资。另外，中资企业中，非洲本地的管理人员占比不高，平均占比仅为44%。文化和社会制度上的隔阂也不可忽视。中国企业主要担忧员工的人身安全和某些国家腐败盛行的问题。而非洲领导人则担忧语言和文化障碍。本报告执笔人之一，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Kartik Jayaram表示，随着中国参与在非经济活动的加速发展，到2025年，中国企业的营收总额有望从如今的1800亿美元增长到440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也将拓展到技术、房地产、农业、金融服务、运输物流等行业。报告还指出，中国对非投资，未来将对非洲产生进一步的巨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非投资也将会加速。但这亦会加剧非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非洲内部形成若干竞争激烈的大型制造业集群，甚至出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报告称，由中国投资带来的竞争，或将使非洲大陆上一半的老牌家族企业在竞争中逐渐消亡。非洲也将亲历一场由中国主导的数字革命。报告执笔人、麦肯锡项目经理孙辕表示，在非洲的数字革命中，中国的新兴创业公司，而非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龙头企业，将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要承担的风险是，由于非洲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不确定性，一些非洲国家可能会出现对华债务违约的现象。Kartik Jayaram在6月30日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贸易结构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债务违约风险，原因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风险大。而中国企业最有可能遭遇债务违约的是建筑行业。他们主要和非洲政府签订合同，这与制造业企业自发的商业行为不同，不稳定性更大。而要避免债务风险，孙辕指出，如果能够将债务驱动模式转变为PPP（公私合营）模式和混合融资模式，将减少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这样做，也能够让私营部门参与度增加，承接市场化前景更强的项目，从而可以让出政府预算，使其能够承接市场化前景更强的项目。企业数量统计口径差异大根据麦肯锡发布的这篇报告称，非洲有1万家中国企业，这个数字是中国商务部此前公布数字的2-3倍。面对如此悬殊的差异，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副所长毛小菁告诉财新记者，实际上，在非洲的中企数量很难有十分准确的官方统计。一来，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前往非洲经商的个体、一些私营企业的情况很难统计，再者是大部分非洲国家本国提供的统计数字也比较薄弱。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不一致，是造成数字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中非商会副秘书长白啸峰进一步向记者举例，如果国内的一家企业去非洲投资，并且在非洲不同国家均设立分公司，商务部只会计算国内总公司一家企业；有的企业在当地成立代表处，但代表处不具备独立法人，因此不会被商务部算在内。此外，商务部的数据主要以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为主，且采取企业自愿登记而非强制性登记。在麦肯锡报告梳理的这1万多家中国企业中，有90%都是民企。数量庞大的民企，让麦肯锡认为，中国对非投资仍属市场驱动行为。孙辕表示，不论非洲国家是否属于“一带一路”范畴之内，都不会影响中非经济关系。政府的引导很重要，但是企业的投资本质上是自发行为，包括为当地人提供培训，也是市场驱动，而非政策导向。在毛小菁看来，麦肯锡归纳的这一趋势基本符合现状。她评论，“从企业本身来说，总体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企业认为没有盈利机会，仅靠政府驱动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西方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政府是在非洲布局，我并不认同。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指导，但企业最终还是要靠市场盈利来支撑长期发展”，她如此告诉财新记者。但白啸峰则提醒，对于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性质，要辨析的区别。他认为，中国企业与非洲的经济合作，还是以政府主导的援外、、两优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买方信贷)为主。像两优贷款这项的项目，更准确一点说，应该算作融资项目。他说：“除去这些项目之后，单纯的投资肯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在被问及中国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到非洲投资，是否会遭遇不同待遇时，Kartik Jayaram表示，主要差别不在于企业性质，而是在行业类型。行业决定了企业面临的挑战。例如，基础建设和制造业企业，必须获得许可证和牌照；但是在卫生和农业领域的挑战，则是中企有没有当地的采购资源和社区关系维护。孙辕表示，国企和私企的主要区别，还是在组织架构和决策速度；国企必须与总部保持沟通，敏捷性较弱，另外国企雇佣当地人的比例也低于私企。中国企业在非洲能盈利吗？陈璐莎是麦肯锡派出的调研团队成员之一，她与另一名同事主要负责肯尼亚107家中资企业的调研工作。在结束肯尼亚的调研工作后，陈璐莎最大的感受是，在非中企的盈利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对比一些中企在年刚进入非洲市场时的境况，如今，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这往往会造成一个招标项目中，几家竞标公司全是中国企业，且都具备很好的资质。“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去入这个坑其实已经很晚了。如果更早些进入这个市场，那个时候的利润空间会更大”，陈璐莎告诉财新记者。但麦肯锡报告中仍然认为，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利润可观。报告撰写者、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Omid Kassiri告诉财新记者，以他采访中国企业的经验来看，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老板都认为非洲的钱非常好赚，利润空间非常高。不仅是制造业，服务业在非洲的利润空间很大，竞争也很少。即使未来出现更多竞争、利润下滑，可下滑的空间也很大。亲历肯尼亚调研全程的陈璐莎进一步解释，可观的利润率并不代表企业已经达到了理想的经营状况。而且，即使利润率达到30%，还是有很多的隐性开支并未算在内。那么，麦肯锡报告所总结的，近三分之一在非中企利润率超过20%，符不符合现实情况？中非商会副秘书长白啸峰告诉财新记者，20%的利润率，只有像那些高利润率的行业，例如房地产、矿产和高科技项目才有可能达到。这些行业在中国国内的利润率就比较高，而非洲的行情要比国内更好。但他凭个人经验认为，在非中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能够达到10%已经非常高了。“利润率会随着竞争的加大逐渐减小，这是必然。但非洲的趋势是市场潜力会越来越大”，白啸峰告诉记者。根据他的了解，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看重的更多是非洲的市场空间。这块尚待开垦的土地，明显比国内市场要诱人许多。非洲人对中企态度不一非洲当地人对于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持何态度？做非洲工作已有12年之久的白啸峰告诉记者，中国给当地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受益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从态度分布来看，非洲的基层老百姓和政商高层都特别欢迎中方投资；但那些接受过欧美教育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投资却有较多怨言和疑虑，认为中国企业对当地环保、劳工权益等方面的表现仍存在缺陷。在非投资的各行各业中，中企在基建领域的主导地位最为明显——几乎占据了国际承包商在非洲工程建设市场的半壁江山。报告称，近年来非洲最重大的基建工程背后几乎都有着的身影。南非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查理斯财告诉财新记者，南非乐于见到中国对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在他看来，目前对非洲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加强非洲国家间的区域性联结。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以让南非与肯尼亚、津巴布韦等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会进一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区域上的互联互通。而“中国模式”能否在非洲落地，是长期以来中非经济合作的关键论题。Omid Kassiri认为，问题的重点并不是让中国发展模式在非洲落地，而是非洲要跟中国合作，找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因为，中国不是免费给他们修路，也不是免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非洲需要通过基建等基础，发展自己的道路，避免债务违约。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之间开通的“蒙内铁路”就是一例。这条铁路是肯尼亚实现2030年国家发展愿景的“旗舰工程”，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早期收获。按照远期构想，蒙内铁路还将有望连接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等东非国家的铁路，形成“东非铁路大动脉”。不过，中国企业在走进非洲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白啸峰告诉记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非洲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由于目前非洲经济、政治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中资企业在那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在他看来，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更多是针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层面；但从中非商会的角度来看，企业更关心的是市场好坏、何种投资项目能得到可持续发展，以及投资国的内政、金融秩序等更具体的问题。《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总经理：投资非洲最大的风险是汇兑风险》 精选六近期，“一带一路”论坛的召开让“一带一路”成为了万众关注的话题“一带一路”背后蕴藏着哪些金融机会？又有着哪些金融机构的身影？“一带一路”的融资模式有哪些？今天的文章就带来深度解读！[本文内容来源自民生宏观，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封面图来自于粉丝TinaLi；喜欢“图解金融”就把我们置顶吧。]今日文章推荐人：三明治、海鲜饭；今日编辑：三明治目录- - - - -1. 传统世界多边金融机构2. 新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3. 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4. 商业性金融机构5. 6. 按照资金来源，目前“一带一路”融资结构中，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内，国开行和口行，尤其是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银行，两者不仅提供传统授信，而且建立了中外合作基金；第二层是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以“一带一路”量身打造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代表，两者均以国际标准建立，其中丝路基金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第三层是国内商业银行，主要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其中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凭借其海外分支机构和成熟的多元化融资服务体系，在“一带一路”融资中市场份额较大；第四层是传统世界多边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与“一带一路”关联密切；第五层为进为代表的辅助机构。按照融资模式，各融资主体的融资体系差异较大。国内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众多，提供的种类较全，融资模式主要为银行授信（表内授信和表外授信）；银团贷款；发行境内外债券；跨境金融综合服务等。国内政策性银行的优势在于两优贷款、专项贷款等低长期限贷款，通过多边/双边合作基金等方式进行战略股权投资等。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特点在于对接“一带一路”的专项性，以国际标准为“一带一路”提供信贷、债券、股权投资、保险等多元化、创新性融资模式。传统世界多边金融机构主要以贷款为主，、期限均利好“一带一路”项目，且可与国内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丝路基金等联合投融资。融资辅助机构主要为中国信保，提供担保和出口等服务。1传统世界多边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信贷融资的传统世界多边金融机构主要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中主要贷款机构为IBRD，小部分为IDA，2016财年，世界银行向成员国和私营企业提供贷款、赠款、股权投资和担保共642亿美元，“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IBRD对能源和采矿，交通，供水、卫生设施和防洪三者占世界银行融资的一半左右，与“一带一路”推进产业联系密切。亚洲开发银行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建立的机构，主要为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68个成员国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总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区位优势明显。东南亚地区是目前“一带一路”进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融资可寄希望于亚行。亚行主要通过提供贷款、联合、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且，亚行作为区域性开发机构，在联合性担保融资方面可与国内商业银行展开合作，提高、降低。1. 世界银行(1) 世行对“一带一路”融资机构主要为IBRD世界银行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与技术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世界银行集团由五个机构组成，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机构（MIGA）、解决中心（ICSID）。其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向中等收入国家政府和信誉良好的低收入国家政府提供贷款，是“一带一路”融资的主要渠道。（其他“一带一路”可能受益部门：国际金融公司是专注于私营部门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通过投融资、动员国际金融市场资金以及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国际开发协会向最贫困国家的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和赠款；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向投资者和贷款方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履行其使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供针对国际投资争端的调解和仲裁机制）(2) 世界银行资金供给结构世界银行目前在全球设有130多家代表处。2016财年，世界银行向成员国和私营企业提供贷款、赠款、股权投资和担保共642亿美元。IBRD资金流向主要为东亚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IDA主要支持非洲和南亚。其中，“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分布如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6409百万美元，占比18%，欧洲和中亚5532百万美元，占比15%，中东和北非4471百万美元，占比13%，南亚6085亿美元，占比17%。行业分布方面，IBRD融资主要在于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能源和采矿，交通，供水、卫生设施和防洪，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设施联通主要为后三者，三者占世界银行资金供给的近一半。且通过现有案例来看，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政策性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很大部分为与世界银行合作投资。IDA主要向最贫困国家的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和赠款，主要向最贫困国家的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公共管理、法律和司法，能源和采矿和交通等领域提供融资，对非洲和南亚支持力度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部分可采取IDA融资模式。(3) 和期限优势突出世界银行贷款主要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其中国际复兴开发优惠力度不大，俗称“硬贷款”，硬贷款来源中约70%为筹措；国际开发协会信贷（IDA credit）优惠力度较大，俗称“软贷款”。世界银行对于“一带一路”融资主要以硬贷款为主，包括项目融资和部门融资两类。部分国家及地区会有软贷款机会，毕竟IBRD与IDA提供的资金量比例约为2:1。世界银行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对较低。还款方面，对我国还款期限是20年，含宽限期5年，承诺费为年率0.75%。利率较国际资本市场低，利息按已支付未偿还的计收。软贷款无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为35年，含宽限期10年，承诺费为年率0.5%，征收办法与硬贷款相同，需征收0.75%的手续费。2.亚洲开发银行(1) 亚洲开发银行区位优势明显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赞助建立的机构，同联合国及其区域和专门机构联系密切。主要为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成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亚行区位优势明显，总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68个成员国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而东南亚地区是目前“一带一路”进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融资可寄希望于亚行。其次，亚行作为区域性开发机构，在联合性担保融资方面可与国内商业银行展开合作，提高增信、降低融资成本。(2) 资金供给以贷款为主亚行主要通过提供贷款、联合融资担保、技术援助和赠款等方式支持其成员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亚行主要以提供贷款为主，贷款按方式划分为、规划贷款、部门贷款、开发金融机构贷款、特别项目执行援款和私营部门贷款等。(3) 融资性价比高亚洲开发银行所在地发放的贷款按条件划分，有硬贷款、软贷款和赠款三类。硬贷款的贷款利率为，每半年调整一次，为10-30年（2-7年宽限期）。软贷款为优惠贷款，只提供给人均国民收入低于670美元（1983年美元）且还款能力有限的会员国或地区成员，贷款期限为40年（10年宽限期），没有利息，仅有1%的手续费。赠款用于技术援助，资金由技术援助特别基金提供，赠款额没有限制。2新兴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1. 亚洲基础设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由中国在2015年底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目前有57个成员国家，亚投行致力促进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设施的发展建设。行业主要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和水环境、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以及物流设施等方面。亚投行贷款项目必须满足三大硬性标准：财务可持续性好、环境友好、被当地社会接受。亚投行的优势在于，第一，对“一带一路”融资的专项性；第二，可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在亚太地区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可以结合“丝路基金”等新兴多边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行债券、概念股、公募、保险、援助、各的金融创新方式发挥融资的最大潜力，产生更大功效。截至2016年9月底，亚投行一共公布了该行参与投资建设的两批六个项目，项目贷款额总计8.29亿美元，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缅甸五个国家，涵盖了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六个项目中，除了孟加拉国的电力输送升级和扩容项目为亚投行独立提供贷款的项目，其余项目计划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商业银行进行联合融资。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是2015年在上海建立起的一家多边开发银行，主要对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创始成员为金砖五国，致力于发展绿色金融，资金来源除金砖国家资本金之外主要依靠发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关注的投资领域目前为金砖国家，其中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国家。2016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第一笔绿色债券在上海成功发行，总值达3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5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2016年4月公布的首批贷款项目规模为8.，首批获贷项目分别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思科绿色可再生能源项目。2016年10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个项目―白石滩电站，在俄罗斯启动。白石滩电站项目为小型水电站项目，总功率为49.8兆瓦，工程计划于2019年底完工，为118亿卢布（12.6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该项目提供融资，俄罗斯和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项目的投资方。3. 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议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杜尚别宣言》，指出加强上合组织发展基金和开发银行的研究工作，意味着上合开发银行正式进入议事程序。目前上海组织仍在积极推进上合开发银行的前期筹备工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国密集分布在“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上，上合组织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和保障，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展规划和机制对接的重要平台。上合开发银行主要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能源资源丰富，但受制于交通条件等，开发有限。上合开发银行的成立将有利于弥补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动各国间的经济合作。3国内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上主要表现为提供融资及财务咨询服务，通过商业贷款（单个银行授信/银团贷款）、优惠买方信贷、援外贷款、出口信用保险、设立国别/等为境内外企业、大型项目等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政策性银行主要的融资渠道有、吸收存款、政府和其他，其中，金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的模式:（1）提供商业信贷（优等），（2）设立投资（合作）基金进行股权投资，通过兼并收购、控股投资、重要少数股权投资、债权等多种形式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产、高新技术、制造业、农业和金融合作等领域。1. 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中国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国开行主要通过中长期信贷和投资等为国家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侧重于“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截至2015年末，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21万亿元，外币贷款余额折合2760亿美元，贷款余额690亿元。行业分布方面，提供融资集中于公路、棚户区改造、公共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电力、铁路，其中前三者贷款余额占比45.55%。区域分布方面，贷款净额大陆内外占比分别为85.81%和14.19%，国内东中西部份额分别为39.09%、19.79%和26.93%。资金来源方面，国开行主要依靠发行，占比46.47%。(1) 国开行参与“一带一路”情况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国开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在油气、核电、高铁、装备、港口、园区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利用国开金融、中非基金等对外投资平台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支持中国企业通过设备出口、工程承包、投资等方式参与相关国家的设施建设。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沿线科威特、卡塔尔、巴基斯坦、老挝等18个国家开展规划合作。国开行设有“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截至2015年底，国开行国际业务余额3415亿美元，全年共签署“一带一路”有关合作文件70份，涉及融资额超过650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国家累计支持项目超过600个。截至2016年7月末，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累计发放贷款162，余额1122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的35%。(2) 国开行的融资模式(a) 发放贷款国开行主要发行中长期信贷，发放的贷款种类主要包括基本建设贷款、技术改造贷款、设备储备贷款、技术援助贷款、外汇、等。服务“四化同步”、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养老体系建设、“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及、并购贷款、人民币中/短期、应急贷款、境内一般银团贷款等针对不同主体/目的融资服务。设立专项贷款融资服务，支持中国与友好国家的金融和投资合作，支持中资企业在该国开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对方购买中方产品等，改善对方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发展等。包括: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中德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大型成套设备融资保险专项机制安排、中希和中德船舶发展专项融资服务、中匈专项融资服务、中国加勒比基础设施专项融资服务等。贷款特点国开行发放贷款的贷款期限分为短期贷款（一年以下）、中期贷款（1-5年）和（5年以上），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5年。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根据行业和项目的具体情况适当延长。国开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利率规定，对长期使用国开行贷款并始终保持优良信誉的，项目贷款利率可适当下浮，下浮的幅度控制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幅度之内。(b) 国际业务/自营投资除了提供在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以外，国开行以投资的方式提供融资服务。包括通过国开金融、设立基金的方式实现海外投资。国开金融2011年12月，国开金融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国开国际控股，作为国开行和国开金融唯一的海外投资平台，国开国际先后控股了国开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作为海外。以中国机会投资为主，纯海外项目为辅。主要投资具有中国元素的海外项目，包括中资企业境外上市公司再融资、Pre-、、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和海外建设项目、外资企业投资于中国的项目等。国开金融的海外包括普通股股权投资与夹层投资。普通股股权投资主要投资于重大Pre-IPO项目、有明显估值优势和未来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战略性成长型企业、开行重要战略客户的IPO基石/锚定项目、符合开行产业政策支持的长期持有性资产等。夹层投资主要适用于国内/并购、已在境外上市企业的再融资、私有化退市融资和过桥融资项目；以夹层投资的形式参与投资，可在锁定的同时争取的回报。设立基金通过设立多/双边合作基金等方式参与国际。具体形式包括：股权投资，直接以普通股方式或项目；准股权投资，优先股、可转换债、混合资本工具等其他形式；基金投资，作为“基金的基金”，在符合国家对非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将适当比例资金投资于其他基金。2.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国务院直属的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银行。其通过买方和卖方信贷等方式扩大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另外国家会为其提供优惠贷款（“两优”贷款-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等），用以在国外开展项目。截至2015年末，进出口银行对外贸易贷款余额8913.87亿元，对外合作贷款余额5719.19亿元，对外投资贷款余额2063.49亿元，境外对外开放支持贷款余额4785.22亿元。(1) 参与“一带一路”情况2016年全年“走出去”贷款项目208个，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2014年至2016年11月，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签约项目超过900个，签约金额约6000亿元，发放贷款4500多亿元，累计支持商务合同金额超过3600亿美元，分布沿线50多个国家，以设施联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合作等为主。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进出口银行支持的重点，2014年至2016年11月，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近70个，带动了300多亿美元的投资，其中超过70%集中在公路、铁路、机场、水运等交通领域。在“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支持上，由于进出口银行是“两优”贷款的唯一承办银行，除了提供商业贷款以外，提供“两优”贷款是其为“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2) 融资方式(a) 提供“两优”贷款两优贷款是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双方互利合作、向项目国（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具有优惠性质的资金安排，包括援外优惠贷款（Government Concessional Loan），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Preferential Buyer’s Credit）。可给予“两优”支持的国家必须是与中国正式建交、双边关系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未来，进出口银行的资本金会增加，援外资金投入将向“一带一路”国家倾斜。两优贷款具有利率低（2%-3%）、期限长（一般15-20年，分为宽限期和还款期，宽限期只付息不还本，还款期内每半年等额还款一次）的特点。按协议金额一定比例一次性收取管理费，按为提款金额的一定比例每半年收取一次承诺费。方式为买方信贷形式，中方企业不需要负债；为主权级债务，即项目主权级机构（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直接作为借款人，或项目国政府指定机构为借款人、由项目国主权。(b) 提供贷款融资进出口银行提供对外贸易贷款、对外投资贷款、对外合作贷款、境内对外开放支持贷款等，并组织或参与国际、国内银团贷款。从业务类型来分，包括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进口信贷业务、转贷业务等。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国际结算、、买一融资、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等贸服务。对外贸易贷款，用于支持在我国境内与境外国家或地区（含港澳台）之间，从事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的贷款，包括出口贸易贷款和进口贸易贷款。2015年年末贷款余额8913.87亿元。对外投资贷款，向境内外合法注册登记的中资（含中资控股）企业提供的，用于境外（含港澳台）投资的贷款，包括境外资源开发贷款、境外加工贸易贷款、境外中资企业款、款等。2015年年末贷款余额2063.49亿元。对外合作贷款，用于我国与境外国家或地区政府、 金融机构或主权担保企业开展合作， 以及支持我国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对外承包、国际主权合作贷款、金融机构合作贷款、转贷款等。2015年年末贷款余额5719.19亿元。境内对外开放支持贷款，用于我国与境外国家或地区政府、金融机构或主权担保企业开展合作，以及支持我国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的贷款，包括转型升级贷款、节能环保贷款、农业产业化发展贷款、基础设施贷款、旅游文化产业贷款、产业转移贷款及其他。2015年年末贷款余额5719.19亿元。(c) 设立基金4商业性金融机构1. 四大行里中行和工行是融资主力2015年8月，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银行业支持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5]43号）。提出银行业应以重点领域重大工程为核心，主动对接、积极支持国家重工程建设，大力扶持“走出去”企业，为落实“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提供多方面、深层次的金融支持。商业银行参与“一带一路”主要优势在于海外分支机构广泛，走出去经验成熟。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占主导地位，其中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的融资中发挥主力，商业银行主要以银行授信、国际银团贷款、等方式融资，并且商业银行还积极推出多元化跨境金融服务，为国内跨境投资企业提供投资银行、、财务咨询、风险管理等创新业务。截至2015年6月，共有11家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5家一级分支机构，四大为主，其中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分支机构较多。从地域分布看，东南亚是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地。从行业分布看，商业银行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项目的资金支持中，主要采取差异化授信政策，给予沿线机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信贷资源倾斜，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和进出口贸易。截止2015年末，中行累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投放授信约286亿美元，重大项目330个。发行全球首支“一带一路”债券。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境外融资项目涉及亚、非、欧三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涉及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在支持“走出去”境外项目融资方面，工行已累计支持项目142个，承贷金额，仅支持装备和产能“走出去”方面的融资已超过2000亿美元，融资余额约1100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项目115个，承贷金额达199亿美元，同时储备境外“一带一路”项目139个，总投资额合计2092亿美元。农行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在农业、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各个领域为“走出去”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上半年已累计办理“走出去”业务650亿美元。建行也在2015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已储备了195个“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信贷需求约2。(1) 资金支持方式银行授信银行授信按是否在财务报表中反映可分为表内授信和表外授信。表内授信包括贷款、项目融资、、、透支、、拆借和回购等；表外授信包括贷款承诺、保证、信用证、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融资多集中于银行贷款，其中“走出去”企业又以出口买方信贷为项目融资主流。出口买方信贷即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和境外工程承包项目中，由国内银行向国外业主提供以美元、欧元为主的中长期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国外进口商购买本国的船舶、飞机、电站、汽车等机电产品。这一方式的优点是我国企业可以收到现汇，项目建成后企业基本无资金负担。不足之处是涉及企业、银行、国外业主多方，在贷款落实过程中关系复杂。银团贷款银团贷款是由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多家银行与参加而组成的银行集团采用同一贷款协议，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其优势在于（1）筹款金额大，贷款期限长。由于银团贷款来自多家银行，所以不受某一家银行的资产限制，能够提供巨额贷款。（2）分散。多家银行共同出资贷款减少了每一家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各贷款行只按各自贷款得比例分担贷款风险，而且还可以加速各贷款行的资金周转。因基建领域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领域，且投资期限长，对银行资本消耗大，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资金支持主要以银团贷款为主，且资金投入多集中在交通、通信、电力以及油气管网建设等领域。工商银行在中资银行筹组银团贷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2015上半年工行牵头筹组的境内外银团贷款规模超过4900亿元，新增银团贷款规模以及担任牵头行、簿记行数量均稳居亚太地区金融机构首位。在境内银团贷款领域，工行境内新筹组银团贷款金额超过2700亿元，实现牵头分销金额超过1700亿元，同比增长1倍多，银团贷款余额超7000亿元。在国际银团贷款领域，工商银行2015上半年牵头筹组境外银团贷款金额超过360亿美元，为中国化工并购全球第五大轮胎生产商倍耐力等多个重大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境内外因债券融资具有风险低，成本低的优点，商业银行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也多青睐于债券融资，并且同时为中资企业提供承销业务。2014年，农业银行成为中东地区首家的中资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等持续发行和承销，在为“一带一路”项目筹集资金的同时，推动沿线和市场发展。2015年，建行发行的全球首支“海上丝绸之路”离岸人民币债券，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交易所上市。该债券穆迪A2，期限2年期，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4%。此次发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支持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项目建设。2015年6月，中行在境外市场成功发行40亿美元“一带一路”债券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分支机构的资金需求。中行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阿布扎比、匈牙利、新加坡、台北、香港等5家海外分支机构作为发行主体，分别筹集50亿元人民币、23亿美元、5和5亿新加坡元，折算合计40亿美元。跨境金融服务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中资银行除了以上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采取“商行+投行”模式，积极推出“一揽子”跨境金融服务，为境外投资企业降低投资风险和提供便利，为企业提供投资银行、保险、股权投资、基金及、对外担保、风险参与等多元化、一体化服务。如近期备受关注的模式。国内外存在利率价差，国外利率低融资成本较低，国内企业可以通过境内的母公司提供向境内银行申请授信，反担保的方式有现金质押、财产抵押、权利质押及信用授信四种方式。反担保申请批准后，境内银行为该公司向境外分行或代理行借款提供担保，开立信用证。境外银行根据境内银行的信用证为企业提供境外融资。内保外贷的优点为（1）境内银行内保外贷的担保额度不需要逐笔审批，缩短了业务流程，方便其发展跨境业务。（2）境外的银行可以发展，扩大客户群体，如中行，建行等国有银行就通过境外分行或者控股的境外银行开展内保外贷，推动其全球业务的扩张和布局。（3）对企业来说，内保外贷可以让企业凭借其境内的实力来支持海外业务的发展，并且获得较便宜的外币贷款。（4）从政府角度看，这一模式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为“一带一路”上的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案。因此，内保外贷业务受到了多方的推动，在近几年迅速扩张。此外，银行还根据自身优势提供“一带一路”相关融资便利。中行新加坡分行也推出中国银行与新交所合作推出、发行人民币―新币双币银行卡等人民币特色产品，以及提供跨境并购融资、分销、债券融资、发债担保、大宗商品结构化融资、财务顾问等服务。工行方面则建立了全球信息资讯平台，设立了专门的国别风险研究团队、全球经济研究团队和中心，每年定期向数百家企业发布相关研究信息，帮助让企业更为及时、全面地了解全球市场动向，并降低获信成本。推出跨境人民币境外放款、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人民币双向、融资租赁贷、商业等多项产品。东南亚是“一带一路”重要地域由于中亚和西亚大部分国家地势复杂，局势不稳定，因此在“一带一路”在这些地区的推动中可能会遭遇民主运动、罢工等，高、风险大。相比之下，东南亚地理位置相近、局势相对稳定、产业结构承接性好、华侨众多、文化相似，对中国来说是一块最有潜力且最高的区域。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