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文《司马迁史记内容》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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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文《司马迁史记内容》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
作文一：《司马迁史记》800字教学内容：１１、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教者：何平华　　　　　　　　　　　　　　　　　　教学时间：２０１０、５
扣住题眼做文章
司马迁是“史家之绝唱——《史记》”的撰写者，其著书过程可谓艰辛倍至，令人喟叹。本课记叙的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经过，课文语言虽然平淡，但是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司马迁矢志不渝坚持著书精神的赞叹，极富内蕴。我们在教学中的目的也就是要让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去感受人物的品质，接受一次励志教育。
课文写得短小，语言也通俗，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读懂文章内容，只是会流于表面，所以，我的教学设计就立足于使学生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学习人物精神。抓住题目中的“发愤”二字，让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且直扑中心，而且我觉得可以简化教学过程，将教学线条化，一根线走到头。事实证明课堂结构也因此明朗了许多。
教学从“发愤”开始，理解词义，根据课题质疑。联系课文找到具体写司马迁是怎样发愤写《史记》的句子，即：“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围绕着这句话，读书讨论什么样的耻辱，给司马迁带来什么样的痛苦，着重渲染耻辱和痛苦的程度，并补充《三桃杀二士》的历史故事，通过比较以为“发愤”进行铺垫。学到这儿，学生对司马迁所遭受的境遇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情感上进入了课文之中。此时再来讨论司马迁选择活着的原因，学生根据上下文谈了很多，不仅讲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命观，也从司马迁从小接受的教育、影响，
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自身的爱好兴趣，为写《史记》所做的长期的准备等等，思维很是活跃。我在教学中又通过精心设计的语言不断地激发、渲染，紧紧围绕司马迁的语言进行发散性教学，加以有感情地朗读，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学生当堂体会得很深刻，大家沉浸在对司马迁精神品质的感动之中，对于人物形象有了立体的感知。
扣住题眼，围绕重点句展开教学，让学生对课文有了整体的把握，依着一条明朗的线索徐徐展开，学生的思维也会明朗化，对文本的感知也会很深入。这节课上下来，感觉学生无论是理解文本内容还是朗读课文，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知识，都有所提高了，大家感觉不仅轻松，而且能进入学习状态，进入文本之中。只是，课堂节奏还嫌凌乱，设计有待于改进。
作文二：《《史记》司马迁》11900字司马迁（公元前１４５年－公元前９０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１］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１０８）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２０］　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洛阳）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２３］　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而纵观《史
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
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３４］　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１０２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９９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２主要成就
公元前９１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全书１３０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２４２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
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１００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４历史评价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
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１９５８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史记》，是由汉代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作品名称《史记》作品别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创作年代公元前１０４年－公元前９１年
作品出处：汉书
文学体裁纪：传体通史
价　　　　值：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
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　《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
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　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　是　五帝，夏，殷，周　，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２创作背景
《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１］
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９８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１４年，《史记》的写作终于完成。　４历史评价
精妙的叙事艺术
１、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２、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３、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４、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１、平民入传。
２、个性鲜明。
３、多维透视。
４、旁见侧出。
旁见侧出法，即在一篇传记（传主本传）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他的缺点则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备注：旁见侧出中的
悲壮的风格特征
１、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２、浓郁的悲剧气氛。
３、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
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刘向、扬雄说：“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７］　。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１８课《将相和》。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１０］　分别是：
“大江东去楚王留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１０］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据《成语探源辞典》统计，出自《史记》的成语有２６５条。
网开一面　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　出自《史记·殷本纪》
史记书影（３张）
酒池肉林　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　出自《史记·周本纪》
焚书坑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拔山扛鼎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先发制人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破釜沉舟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沐猴而冠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霸王别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无颜见江东父老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一败涂地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约法三章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运筹帷幄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高屋建瓴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卧薪尝胆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
鸟尽弓藏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一狐之腋　出自《史记·赵世家》
招摇过市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韦编三绝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　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积毁销骨　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脱颖而出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歃血为盟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因人成事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一言九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完璧归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刎颈之交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胶柱鼓瑟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纸上谈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字千金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奇货可居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图穷匕见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背水一战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肝脑涂地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１１］
多多益善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鸡鸣狗盗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狡兔三窟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９历史传播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与单篇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２０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
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
宋元之后，《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南朝（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朝时司马贞）、《史记正义》（唐朝时张守节）。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
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１９６７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作文三：《05m-司马迁与史记》4100字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一）“史”的含义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三：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史”的本义：“口”为簿书简册，“∣”为刀笔，“又”为右手，执笔记事的人叫史。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类似于占卜祭祀之官），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二）史官文化
先秦时期，史官及史官文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其一，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史是巫祝的一部分。史官，担任祭祀、星历、卜筮、记事等职。
其二，殷商时期，史官从巫祝中提升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事，其职掌分工粗略，文官兼掌史事注记，天官史官合一。
其三，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使史官在周代政治中扮演重要的文化角色，史官的职事随着政治的需要在不断地细化和扩大。　　　　其四，春秋战国，诸侯崛起，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孔子开私家修史的先例，将史学从史官手中解放出来。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二）史官文化
上古时期，史官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传播了文化。我国最早的典籍以史官文化为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
班固《汉书·艺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二）史官文化
《礼记·玉藻》：
“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周礼·春官》：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治，奠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
（周礼注疏［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ｐ８１３－８３７）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二）史官文化
春秋战国，诸侯国自立史官——
《孟子·离娄》：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
“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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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官文化
春秋战国，诸侯国自立史官——
［汉］孔安国《尚书序》：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
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参见［梁］萧统《文选·序上》卷四十五）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２、《春秋》：编年史史书
鲁国的纪年史，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
（２４２：７２２　Ｂ．Ｃ．～４８１　Ｂ．Ｃ．）
（１）奇闻异事：
庄公七年（６８７　Ｂ．Ｃ．）：“星陨如雨”
僖公十六年（６４４　Ｂ．Ｃ．）：“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ｙì，水鸟）退飞过宋都。”
文公十四年（６１３　Ｂ．Ｃ．）：“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孛（ｂèｉ）：指光芒四射的慧星，这是世界上对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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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选词严格
动词：盟、会、遇；卒、薨、崩
如、奔、逊；杀、弑；筑、城
征伐、侵入：伐、侵、袭、入
取胜程度：克、平、灭、取
战事状态：战、围、歼、次、救、还、追
战争结果：降、获、执、败、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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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春秋》三传
（１）传：阐释（解释说明）经义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左氏传》：
“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胡稳定（安国）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享誉京，而义未必当：叶少蕴（梦得）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经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学者取其长，避其短，庶乎得圣人之心矣。”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２）三传：
《左氏传》：补充史实
例：“隐公元年，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羊传》：阐扬微言大义
《谷梁传》：阐释文义
例：《春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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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语》与《战国策》：国别体史书
（１）《国语》：汇集西周至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的一部著作。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迹。
（２）《战国策》：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４、《国语》与《战国策》：国别体史书
（２）《战国策》：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
其一，纵横家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２）《战国策》：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
其二，“贵士”的倾向
《战国策·齐策四》：
“齐宣王见颜斶（ｃｈù）　，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一、史官文化与先秦历史要籍简介
（２）《战国策》：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　其二，“贵士”的倾向
燕昭王求士：重金厚币、千金市骨、筑黄金台
战国四公子尊贤养士：
赵国平原君赵胜与鲁仲连、齐国孟尝君田文与冯谖、　　　　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与侯嬴、楚国春申君黄歇
论六家要指
二、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及其启示
２．忍辱负重，发愤著书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夫人情莫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发愤之所为作
二、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及其启示
３．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二、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及其启示
３．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宋］欧阳修《梅圣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二、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及其启示
３．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明］李贽《杂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１．《史记》是集先秦、汉初之大成的历史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仆窃不逊，近自托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兹：现在）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１．《史记》是集先秦、汉初之大成的历史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
《史记》记事博大精深，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在《史记》之前的《国语》和《战国策》，是记述的各国的片断的历史。《左传》以鲁国为中心，兼及各国，限于二百五十年。《战国策》分国编排，分记十二国策，记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而《史记》则扩大为全中国史，以历代天子为主，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了历史的统一观点，写成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通史。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２．《史记》创立了新的史书编纂体例，结构严密，体制完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云：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记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正史：“二十四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
　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大道游侠货殖实录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３．《史记》表现出强烈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史记》之“实录”精神——
司马迁虽然身为史官，但他的秉笔和前后史官都不一样，他不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来写官方之史，不是奉君命而修一代国史，而是继父志而成“一家之言。”因此，一部《史记》，后代虽然列为“正史”，当时却曾视为“谤书”。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３．《史记》表现出强烈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汉武帝闻其（司马迁）述《史记》，取孝景及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三国志·王肃传》《西京杂记》）
东汉明帝下诏：“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　　　　　汉明帝所谓“贬损当世”，主要是指司马迁批评了当代，揭露了时弊，甚至批评了当朝天子。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文景之治——
司马迁《史记》卷３０《平准书》：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例１：《史记》卷２８《封禅书》
在《封禅书》中，司马迁淋漓尽致地揭露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想长生不死。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李少君是汉武帝迷信的第一个方士，其实是骗子。此君本是“病死”的，而武帝却以为他“化去不死”。
司马迁揭露武帝甘心受骗，是非常明显的。司马迁还揭露了武帝信奉方士齐少翁、栾大等。
《封禅书》简直就是武帝迷信神仙的“实录”。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例２：《史记》卷１２２《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揭露了张汤、王温舒使用酷刑。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
“流血十余里”。
立春以后，按照法令不能用刑，这个杀人成性的刽子
手竟顿足叹息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马迁评：“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
以为能，迁为中尉。”
此即汉明帝所说的“贬损当世”。
（一）“史家之绝唱”：《史记》的史学价值
五帝的不同说法：
①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
②　宓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易传》《战国策》
③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
④　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
⑤　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其中第三种说法最为流行，意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天神，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作文四：《史记与司马迁》300字史记与司马迁
一、《史记》
１、作者与写作时间：司马迁（西汉时期）　　　原名《太史公书》
２、作品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时间范围：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
３、篇目数量：１３０篇、５２万字
４、体例（记录历史信息的形式）
１）本纪１２篇　　　　　　帝王事迹
２）世家３０篇　　　　　　诸侯事迹
３）列传７０篇　　　　　　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
４）书　８篇　　　　　　　　历史上各种典章制度
５）表　１０篇　　　　　　　按照年代顺序记录重大事件
首创“纪传体”（以人物故事为中心来记录历史）
（解说）在史记出现前记录历史的主要体例形式是编年体（按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事件），语录类（如国语、尚书，记录重要事件中重要人物的言语）
纪传体与这两种记录历史的方式之间的区别？
５、史记的价值
１）文学价值　　　生动有趣的故事
２）历史价值　　　正史之首　　第一篇　　开创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新局面，为后来历代仿效。　　　　　　　　　　　　　　　　　　　　　　　　　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历史资料
二、司马迁其人
１、个人经历　　《太史公自序》
分段解说太史公咨询，说明司马迁所受教育（儒家）；　２０——３８岁间的经历（优秀历史学家的条件）、父亲对他的影响、由李陵事件引出他为什么甘于忍受屈辱？
２、创作目的与动机：“究天人之变、成一家之言”
作文五：《司马迁与《史记》》3600字西汉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
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１４５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５５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０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９１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　　　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由于坚持了一种追求历史真实的态度，敢于背离传统，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对于当代帝王也敢于指责，《史记》曾经被称为“谤书”。
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者。《史记》所表现出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诸多思想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不断思考。
作文六：《司马迁与《史记》》1200字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
作文七：《司马迁写《史记》》2000字二、司马迁与《史记》
１、背景：
（１）时代背景：汉武帝当政时期，西汉历史进入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２）学术背景：司马迁祖先曾是西周史官，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且师从董仲舒等大儒，博古通今。
（３）主观因素：司马迁周游南北各地，考察社会风俗、寻访历史古迹，充实了社会阅历和积累了丰富素材。
２、《史记》
（１）体裁：纪传体通史，即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事件。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
（２）内容：全书１３０篇，５０多万字，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我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西汉武帝时约三千多年的历史。
（３）贡献：
１）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编纂体例，并为后世历代正史所沿袭。
２）《史记》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３）司马迁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历史写作态度进一步弘扬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卷一　卷二　史记卷三　史记卷四　史记卷五　史记卷六　史记卷七　史记卷八　史记卷九　史记卷十　史记卷十一　史记卷十二　　　史记卷十三　史记卷十四　史记卷十五　史记卷十六　史记卷十七　史记卷十八　史记卷十九　史记卷二十　史记卷二十一
史记卷二十二
史记卷二十三
史记卷二十四
史记卷二十五
史记卷二十六
史记卷二十七
史记卷二十八
史记卷二十九
史记卷三十　史记卷三十一内容　【本纪】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　秦本纪第五　秦始皇本纪第六　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太后本纪第九①　孝文本纪第十　孝景本纪第十一　孝武本纪第十二　三皇本纪【表】　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六国年表第三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闲侯者年表第七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书】　礼书第一②　乐书第二③　律书第三　历书第四　天官书第五　封禅书第六　河渠书第七　平准书第八　【世家】　吴太伯世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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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八：《从史记看司马迁》2300字一代史学家司马迁
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国民，一个忍辱负重的人，这些都是人们给他的标签，也是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也包括后人对他的评价甚至赞扬。一本经典的、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著作《史记》把他推向了历史的前沿，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解了这位历史学家司马迁，他的著作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或许我们无法仅仅用一个简单的称谓来称呼他，他的贡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司马迁，字子长，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的父亲司马谈在西汉时曾任太史令达２０余年之久，他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小司马迁就阅读了许多史书，后又随父亲到京师，利用当地的丰厚条件获得了学习广博知识的机会，争取到周游全国的机会，考察祖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史料，寻访古迹，接触下层民众，深入了解民间生活，使他能够开阔胸怀，扩充视野，提高能力，陶冶品德，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充分的参考资料和潜在的精神力量。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捕入狱，后又受宫刑，开始他曾想放弃自己，后来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未完成的使命感，他忍辱负重，在狱中就开始了创作，直到最后出狱，专心致志，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坚持不懈，隐忍而从未放弃，正是这种精神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虽然我们不能仅仅用这本著作来评价司马迁的成就，但作为一部有历史阶段性的著作，我们仍要以它为代表，从中探究司马迁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思想。
作为史学家，他具有求真务实、严谨科学的治学特点，尊重历史客观事实，明确史料来源的权威性，这是史学家必要的著史态度和规
范。司马迁写史，常常点明他的史料来源，他的史料主要源于古今典籍，如前代图书律令，汉代档案等等。同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１），将流散于民间的各种传闻搜罗起来，在明确其真实性之后用于著史之中。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游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古迹遗事，考证文献记载真伪，确保了作史材料的真实性，比如在河渠书、沟洫志等这些记录河流、沟渠等地地理情况的时候，就用了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又到会稽郡拜谒大禹陵并寻访当地耆老来探寻大禹事迹，记录黄河的实际情况，悟出大禹为何不让黄河直接东行入海，反而使它东北流入渤海湾的原因。这样以亲身见闻作为资料编纂历史，准确详尽真切，而对《山海经》这些历史传说，并不采用，做到史实准确可信。
另外，司马迁还有史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正直、忠于现实的史学精神。虽受宫刑，他并没有从自己的感情角度出发，单纯表达对统治者汉武帝的痛恨和批判，抹煞现实的政绩，而是从现实角度出发，重新观察社会，对汉武帝时期的成绩和弊端都做了客观的描述和评论。在赞扬前期成就的同时，也对他的不当的做法进行批评，揭露了武帝“外儒内法”的施政方针，不用德治而任刑罚，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与民争利。他甚至认为汉武帝过于好大喜功，而不顾及整个国家朝廷的安危。从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思想具有两面性，作为地主阶级，他既与武帝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也有利益冲突的矛盾，不赞同武帝的某些政策。对于评价人物实事求是，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也不以成败论英雄，虽然他不喜欢霍去病，认为武帝任用他有个人因素，但在写作时还是摒弃个人成见，对他的功绩给予了赞扬，称赞他攻灭匈奴的勇气和胆识。汉代史学家班固是汉代第一个对司马迁有系统的评价的人，称赞他“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２），赞扬他的实录（３）精神。
作为史学家，司马迁最大的特点是关心国家命运，经世致用，将学术活动与现实政治生活紧密结合，善于总结以往的政治、经济等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和参考，为社会进步服务。对于陈涉起义最终导致秦亡的事件，他并没有单纯的谩骂和全面否定，而是从这一事件的必然性、合理性之中寻找着防止这种事件再发生的经验和有效的措施，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事理，强调统治者失其政是促使国家败亡的关键，统治者应对自己的欲望有所控制，民众应该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他推崇汉文帝时期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体恤百姓，生活简朴，赞扬他是个仁君，对武帝的一些严厉的措施进行了批判。这也是他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同时，他十分赞同大一统的思想，认为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整个国民的责任，并不是帝王的个人私物，国家的发展走向并不能由某个个人来决定，一些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人们的行为不符合发展趋势，不适合它的发展要求，就会出现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国家的发展不是由帝王来决定，而是整个统治阶级都应负的责任，他们的决策都会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思想的体现，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司马迁写史还有一种世界观，不只是对本国历史的介绍，他把范围扩展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使触角延伸到世界，包括东南亚、韩国以及中国北部、西部等的叙述，为我们现在研究周边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司马迁还是一名文学家，他的著作除了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还有很多的文学色彩。他的文字不只是单单做历史事实的陈述和评论，他把枯燥的历史事件用优美的文学词句进行润色，在不影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让人们读起来更加愉悦，容易接受，包括精妙的叙事艺术、精彩的人物刻画，还通过情节描写和某些心理特征的描绘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精彩的人物刻画，生动地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达
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比如在记述商鞅变法时，以文艺的手法，将本来枯燥的变法条文，概括为优美的叙述文章，并饱含激情。《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的历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这位中国历史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更无法替代，他在史学界、文学界、思想界创造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我们无法完整地来概括他创造的伟大成就，但他的坚持不懈、不畏艰苦、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品质是永久留存的，也是值得后世所有学者必须学习的，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永远的史迁，历史之父。
注释：（１）出自《报任安书》，司马迁著。
（２）出自《汉书·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