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我的1976
那一年我才十几岁。
那一年夏天的某个夜晚，突然下起了雨。尽管下了雨，不但没有凉爽下来，反而更热更燥，蚊子也更嚣张。我爬起来跟父亲逮蚊子，后来又喷了敌敌畏，才重新睡倒，睡倒不久就地震了。
震中在唐山、丰南一带。
那一场地震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多秒钟，却让我和千千万万个亲历者终生难忘。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年代久远，我还是感到震惊不已。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屋，居然被震成两半，我这一半完好无损，而我父亲那一半，则塌成一堆瓦砾……
我将父亲从瓦砾里刨出来，用海魂衫拭去他脸上的尘土，默不作声地凝望着他的遗体，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感觉，只是痴痴地发呆——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懂得了这一点，眼泪就金贵起来。等我的理智逐渐恢复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塌了！从此我再也无所依靠了，风吹雨打时，也没有一个宽阔的臂膀替我遮风避雨了。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变了，变得战战兢兢，只好把小小的书房当作避风港，把虚妄的情愫当做了毕生的事业，就此完成了我性格的蜕变。
其实，每个父亲都是孩子心目中的一方天空，一方有阳光、有云彩、有温煦暖风的天空。在这部《废墟，我的1976》里，尽管也写了灾难所造成的凄惨悲剧，有血，有肉，但还是用了大量篇幅来书写地震对灾民一生的影响，很多幸存者的生命似乎永远都定格在1976年那个夏天的夜晚。少年时想地震，如隙中窥月；中年时想地震，如庭中望月；于今再想地震，便如台上悲月，对大自然的美好和大自然的严酷，对人性的美和人性的恶，另有了新的领会。
这一整部小说都是我在一个又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完成的，只有在墨汁一般漆黑的夜晚，许多往事，许多冷雨凄风，才能泛上心头，让我记忆犹新。
时间太久远了，我现在已经不能一下子说清小说中哪些事情是我亲身经历的，又有哪些事情是朋友讲述给我的。但无论是亲身经历的，还是朋友讲述的，都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再回首，让我超然看待，或者让我写成竹影粉墙、小桥流水式的文字，我做不到。所以，《废墟，我的1976》写得难免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颇动肝火。
我二十年前得了一场病，躺进了医院，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来沉淀，来回味，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我曾拿到一家杂志上发表，后来有评论说："小说不同于同类题材之作的地方，就在于其能把特定的历史气息糅合进对自然灾难的表现中。"我深以为然。这部《废墟，我的1976》不是全景式描写唐山大地震的史诗，而只是主观性极强的"一个人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录"，所以，它更率真，也更亲切。
我把这么一部普普通通的小说，献给我的母亲和三个同胞兄弟，遥想当年母亲的艰辛和兄弟们的凄惶，伤春悲秋之感即油然而生。无论是作为长子还是作为长兄，因为我的孱弱，都不称职，在此，向他们致歉。
希望读者在读过这部小说后，即便不能同悲同泣，也能常怀感恩之心，常有互助之举。
自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荡过秋千，不是我不想，而是那种忽而将我抛到半空，忽而又被玩弄似的扔在地下的感觉，让我浮想联翩，回忆起来就恐惧，太可怕了。
那是个深夜。
那个夜晚跟平时的夜晚似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蚊子比平时嚣张，也比平时作风恶劣，平时落在身上，轰它一下就跑了，而这一回它咬起人来不撒嘴，死叮，每一只被拍死的蚊子都一肚子的血，很肥。
"过一会儿我打上敌敌畏，蚊子就不敢这么捣蛋了。"我爸说完，好歹把两只饭碗在水管子底下冲了冲，就跑去喂他的六条警犬了，留下十八岁的我，继续倾听着俯冲的蚊子低沉的叫声。我爸在这座军用仓库就是负责饲养警犬的，警犬则是负责巡查守护库房的，库房里堆着的都是支援印度支那的粮食、石蜡以及其他一些不让我知道的东西。自然，我也不想知道，那时候，我要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偏偏就不包括这些。
我爸走了，我把两条腿撂在桌面上，拽着台灯的灯绳，开一下，关一下，关一下，又开一下。老远，我听见我爸对我喊："你就别糟践电了，我们单位这个月电费都糟践在你身上了。"
汶川地震哀悼日那天，我从躺了三十年的床上爬起来，一步一步磨蹭到和平西街，默哀了三分钟，死灭了许久的忧伤又从心底飘拂起来。已经五十岁的我，竟哭了。幸好，那天有很多人都在哭，我的哭也不显得突兀，而且那天很多人的脚步都沉重蹒跚，我的瘸腿也不那么显眼。我爸对我喊"你就别糟践电了，我们单位这个月的电费都糟践在你身上了"那时候，我的腿还不瘸。记得当时我还偷着骂了我爸一句"财迷脑袋"。还好，我爸没听见，听见了非得给我一巴掌不可。我不知我爸是什么时候回到宿舍来的，反正我爸回来的时候，我早就睡了。"咣当"，跟半拉锅盖一般大小的青砖楔在我的肩膀上，是剧痛将我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瞧，整个房子晃得和荡秋千差不多，根本站不住脚，想喊救命，嗓子眼就跟堵上了一块抹布似的，喊不出来。
我就只能蒙着脑袋，随着惯性，一会儿骨碌到房间这头，一会儿骨碌到房间那头，像个皮球一样。我想，要是再晃三十秒，我的小命就交代了，砖头瓦块噼里啪啦地跟雨点一样砸在身上，连疼的感觉都没有了。连疼的感觉都没有了的感觉，常常是最恐怖的感觉。
我不愿意回忆。
我是在忧郁症稍有缓解以后，移居到北京来的。其实，在北京，跟我在天津，在武汉，以及在成都，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反正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从来不出门，最多就是拉开窗帘瞅两眼，瞅瞅阴天不阴天，下雪没下雪……我受不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人让我缺乏安全感，我又受不了一个人独居，独居又让我孤独和寂寞，很容易让我想这想那，特别是想起1976年的那个夜晚。偏偏是汶川地震唤起了我的记忆。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我爸在剧烈的摇撼当中冲我嚷，我也清晰地记得他嚷的什么我根本听不见，呜呜的呼啸屏蔽了所有的声音。以后的三十年间，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爸当时要对我说什么？可惜，我永远得不到答案了，永远。
给我治疗忧郁症的心理医生曾问过我说："你父亲在地震中遇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哭？"我说："我哭不出来。"心理医生又问我："你要是当时哭出来，恐怕现在就不会得忧郁症了。"即便如此，我也依然哭不出来，我的泪囊似乎枯竭了。
然而这一次，汶川让我哭了，一哭就是三天。
我爸冲我嚷过之后，拼命地拽着我的手，仿佛是让我从窗户跳出去逃生，因为门严重扭曲，已经完全打不开了。我却不敢，就在这时候，我爸的那面墙塌了。星星探进头来。
几乎是突然，四周围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我在瓦砾的下面找到了我爸，一片碾盘大小的水泥墙皮斜着从他的左肩穿过去，楔在他的心脏部位……我蹲在我爸的身边，脱下海军衫，给他擦去脸上的尘土。我爸养的那几条警犬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挣脱了笼子跑了出来，警犬呜咽着闻闻我爸的这儿，闻闻我爸的那儿，似乎是想把他招呼醒，好起来喂它们。见我站在我爸的尸体跟前，傻了一样，它们便将爪子搭在我的后肩膀上，直立着，安慰我，据说，那些野狼就喜欢这样。我爸养的这几条警犬，个个模样长得都像狼。这几个家伙的口粮，比我还多，另外肉票定量也比我多，所以它们见到我总牛哄哄的，高兴了，冲我叫两声，不高兴了，干脆装作瞧不见我。现在突然变殷勤了，它们大概也知道我没有了爸爸，孤独了。
天热，尸体放不住，我想把我爸送到火葬场去，光着屁股跑出来的熟人告诉我，火葬场早塌了。我只好在单位找现成的木板匆匆钉了个薄板棺材，把我爸装殓了，在一块低洼地刨个坑，埋了。一块狭窄的低洼地里埋了几百口子，还不算砸死的牲口。当时，困惑我的最大问题是，我怎么跟生活在另一个城市的母亲交待？他们能饶了我么？溜溜一天，我都没吃一口东西，警犬也不吃，有人见了它们，都怕，说它们眼珠子都是红的，看架势要吃人。其实不会，我爸不叫它们咬，它们就跟小猫一样乖。几条警犬就卧在埋葬我爸爸的地方，眼巴巴地瞅着我，泪汪汪的，我走，它们也不走。我怕我走以后，它们把坟刨了，就拣起几块土坷垃吓唬它们："你们敢碰这个坟一下，我就砸断你们的狗腿！"它们并不跟我绷脸，而是亲切地舔我的手、我的脖子和我的鼻子。
狗，我是喜欢的，不是因为我爸养过狗我才喜欢，我似乎天生就喜欢它们冬天天鹅绒一般的毛，也喜欢它们冰凉的鼻子和带刺的舌头，更喜欢它们像跟屁虫似的追在屁股后边。除非你点上一支烟，吸一口，往它脸上一喷，它才翘着尾巴颠颠地溜走了。可是，经过那场地震以后，我变了，变得不敢再跟狗打照面了，尤其是狼狗，我总怕它们突然冲过来，指责我："你连个畜生都不如，你爸爸死了，哭都不哭一声，不哭也就罢了，你最后居然连你爸的坟都丢了！"所以，我现在见到狗，总是贴着墙根走，同时把脸扭一边去，不是我懒得看它们，而是怕它们瞪我。我朋友曾经劝我说："哥们儿，你一个人成天躺在床上，最好养上一条狗跟你做伴。"我嘴上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能养狗？快别叫它们跟我受罪了"，心里却想：我要天天面对着一条狗，岂不更增加我强烈的负罪感吗？远的不说，就说我爸养的那六条狗吧，它们跟着我爸脚挨脚地相继死去，有人说，它们是殉主了，而我呢，我却还苟延残喘地活着。
楼塌了，仓促间，我没找到裤衩，只好从废墟中拣了一件夹袄围在腰上，好歹遮遮羞。不知我的左胳膊是怎么断的，我埋了我爸之后我才发现，得用手托着，要不总耷拉着，却不觉得太疼。截止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头脑纷乱得没有一点头绪，凭直觉，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勃列日诺夫扔过来了一颗原子弹。备战这么些年，多多少少有些思想准备。我甚至撒狠地想：今天你没炸死我，我明天就去端你的老窝，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他妈的也不怕谁！
就在我开始创作这部《废墟，我的1976》的时候，我妈和我的三个弟弟都好端端地活着。
而在当时，我却设想他们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一颗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我不知道，反正大得难以想象。我妈妈和我的三个弟弟当时距离我只有一百多里地，我跟我爸总是礼拜六晚上坐火车回家，到礼拜一早晨再回来，我爸上班，我上课。火车永远是那么挤，每一回不是我爸把我从窗口推进车厢里，我根本就上不去。上去以后，我就铺一张报纸，在车座子底下蜷腿一躺，什么时候到站了，我爸招呼我，我才钻出来。我还是愿意掉过个儿来想，万里头还有个一呢，万一我妈和我的三个弟弟都提前躲进防空洞里去，不就平安无事了吗？我们马路对面就挖过一个老大的防空洞，能躲很多人。
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
直到我遇见了胡传魁和二林子，我才知道比我更不幸的还大有人在。他们俩简直像泥猴，要不是拿袄袖子把脸擦干净，我还真认不出他们来，厚厚一层土把他们的鼻子和眼都糊住了。他们住的是简易楼房，更不结实了，我们在三楼平台上跳个绳，一个楼都颠蹬，很快就有人隔着窗户骂大街。
胡传魁问二林子："你家没了几口？"
二林子答："四口。"
胡传魁没等问，就主动竖起六根手指头。当他们问到我，我回答说："就我爸一个。"他们俩都说："你小子赚了。"他们比我更惨，我还有妈，有弟弟，他们却是孤儿了——这个想法掠过我的心头，我竟沉静了许多。我们是同学，一个班，他们俩还是同桌，我在他们后边，隔了四排。他们做点什么小动作，我都能瞧见，可是，我要偷着看个书、刻个剪纸，他们都不知道。
"不知还有多少喘气的。"胡传魁说。他走道一瘸一拐，那是因为他跳窗户往外跑时踩在一根手指头长短的铁钉上，从脚底板一直刺穿了脚面，扎了个透亮儿。
二林子把手卷成个喇叭筒，冲着瓦砾堆喊了一嗓子："有人没有？有人言语一声！"除了大地的轻微颠簸，什么动静都没有，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我们仨了。我们仨平时最要好，狼狈为奸，也能玩在一处，老师把我们叫做"三家村"。一个人挨揍，哥仨儿一起上，吃亏的时候也就不多。
胡传魁的脚血流不止，二林子把套袖撕成条儿，替他包扎上。胡传魁很汉子，一声都不吭，我却替他疼得慌。趁他们俩没注意，我抓一把泥抹胸脯子上，让我的鸡胸和肋条不那么历历在目，省得又让他们俩拿我找乐儿，喊我瘦猴儿。
我们都在那一年毕业，等待分配工作。我是老大，指定下不了乡，即便分不到国营厂，去个集体单位总还是有把握的，他们俩一个行二，一个行小，就没准了，闹不好给发到科尔沁草原上去也说不定。
胡传魁打石棉瓦下边拾了一杆红缨枪，拄着当拐棍。借着夕照看，周围几乎所有的楼都塌了，就一棵大槐树还立着，大槐树上原来落满了鸟，现在也都跑了。
就在我跟胡传魁和二林子瞎转悠的时候，我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酵母片，正在跟人家打架，跟他打架的对手叫钢镚儿。
"你撒手，再薅着我的脖领子，我就抽你！"酵母片揪着钢镚儿的手腕子，警告他。
"我就薅你了，你敢把我怎么样？"钢镚儿也不含糊，他故意把军帽歪戴着，讲这个派儿。不知他们俩僵持了多久，但是谁都不首先打破僵局，真的下狠手，只是跟两头倔驴似的呼哧带喘，多半都玩虚张声势，打嘴仗。不过，我还不想叫他这么早出场，再等等也许效果更好。
酵母片是唯一的一个至今还跟我有来往的故人，不过，我们七年八年也不得见一面，更多的是通个电话。我跟外界的联系最频繁的就是电话，我习惯了通过语气而不是通过表情来判断一个人的心境好坏。那时候，酵母片似乎跟钢镚儿是一对天敌，见面就掐，却又是文斗多，武斗少，仿佛就盼着两边的哥们儿来劝。他们俩不依不饶，不劝还好，越劝越来劲，人家生生将他们拉开，他们俩还一个劲儿往跟前凑合。酵母片捋胳膊挽袖子说："你们别拦着，我今天跟他没完。"钢镚儿则朝手心啐两口唾沫："我要不把他胯骨轴掰两半儿了，我就不姓我爸的姓！"酵母片住道南边，钢镚儿住道北头，当间只隔一条马路，这一次吵架掐架的原因是他们擦肩而过时，酵母片瞪了钢镚儿一眼，钢镚儿也还了酵母片一眼……
"要不是给这儿的哥儿几个面子，我非给你整整容不可。"钢镚儿斜棱着他的肿眼泡对酵母片说。
酵母片见他褪套了，也赶紧借坡下驴："要不服气，赶明儿咱约个地方比划比划。"
钢镚儿更是肉烂嘴不烂："那好，就明天早起八点，河边见！"
酵母片也不能憷他："谁不去，谁是狗尿苔！"他们两拨人马终于散开了，找了个水管子灌一肚子凉水，擦擦嘴角，不禁犯起愁来：今天的这场祸是躲过去了，那么明天呢，明天怎么办？
酵母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码人去，找上大队人马，个个武装到牙齿，以便明天好跟钢镚儿比个高低……究竟谁是这次交手的胜利者，我现在不想说，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悬念，留待以后再讲。想一下，那时候的他们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很多人还都被埋在瓦砾堆之中，挣扎在一发千钧的死亡线上，他们居然还在为屁大的一点事儿打成一个热窑！
我几次在跟酵母片通电话时，都想问他这个问题，但是都忍住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地方的宣传部长，长着一张宣传部长才长着的脸相，操着一副宣传部长才操着的腔调，我何必叫他不愉快呢？他这三十年来几乎是一帆风顺，跟我截然不同。我结过一次婚，离了，我也有过一份工作，辞了，又下海干了不少的行当，没多久就腻了，不干了。我对什么似乎都漠然，都缺乏足够的耐心，只有当病号是我坚持得最持久的一个职业，在医院一住就是十一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一天一天地躺着，甚至连衣服都懒得穿，嫌麻烦，一身睡衣睡裤我对付了十来年，还穿着。十八岁的我却不是这样，十八岁的我最想的是当兵，只是担心："要是打苏修上前线，队伍上会不会嫌岁数小？"我又自己给自己打气说："我年满十八，再过九天，足够入伍的资格了。"最终我没能当兵上前线，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我没有门路。那时候当兵，是要到武装部走后门的，我爸死了，我妈又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哪里找得到门路？要是酵母片那时候就当上宣传部长就好了，我提着一盒点心求求他帮忙，也许还有戏。可惜，那时候的他跟我一样，也只是十八岁的混球。没能当兵打仗，是我终生的遗憾。
而在当时，跟胡传魁、二林子比起来，我当兵的希望最大，起码我年龄够了。在我们三个当中，我最大，属狗；胡传魁最小，属鼠；二林子夹我们当间儿，属猪，不大不小。论起其他来，我们几个里最胆小的是我，最财迷的是二林子，最好色的是胡传魁，这小子早熟，平时总拿个望远镜，谁漂亮就偷着看谁。我找他借过一次，他舍不得，怕我给他摔了。为这个，我们两礼拜都没说话。
其实他们俩想当兵的欲望比我还强烈，想都想疯了，我能留城，他们俩要是不当兵，就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可走。二林子曾经异想天开："怕什么，到时候我就跟武装部说我满十八了，反正派出所塌了，户口册子底子也查不到了。"他也就痛快痛快嘴儿，真叫他去做，也没那个胆子。
我后悔我当时对他说了一句话："事先说明，到时候我可不给你做证明人，别连累我。"我仿佛一生都在后悔中度过，而且所有的后悔都无法再去补偿。二林子已经不在了，胡传魁也不在了。
那时候，跑我们家去串门最勤的是胡传魁，而不是二林子。我一直阴暗地想，胡传魁去我们家串门不是为找我，而是因为我们家门口的那几个妞。那几个妞个个长得跟卖花姑娘一样。上初二时，他给人家女生递个条，女生交给了老师，老师把他批得够呛。反师道尊严那会儿，这小子一口气给那位老师贴了七八张大字报，我说他是打击报复，他还不乐意了。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同情那个老师，那个老师曾经没收过我的一本叫《白洋淀纪事》的小说，他说这本书反动。有个同学告诉我，这本书他并没有上交给工宣队，而是没事时自己偷着读。那本书是我借的，借我书的那个同学为此还挨过他爸的一顿揍。
而当胡传魁提起他递过条的那个女生依然情意绵绵的时候，我还情窦未开，所以我才骂他："操，你也没个记性，她要不把条交给老师，你能挨批吗？"那时候，我才刚刚学会打手枪，打得还不熟练。赶上停电，不得不点起油灯或是蜡烛，瞅着灯芯迸出微弱的火舌。胡传魁就会讲起他递过条的那个女生，说她上个礼拜冲他笑过一次，上上个礼拜，她的围巾被风刮到树枝上，她求他帮着爬上树给拿下来，她谁都不求，偏偏求他！"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他问我。我说："不知道。"他就骂我："痴呆儿童！"奇怪的是，我从小向往的都是比我大，而且是大很多的女人，胸脯鼓鼓的屁股翘翘的那种。我不敢跟胡传魁他们说我的这个想法，我怕他们给我声张出去，那样的话，我非臊得跳楼不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像胡传魁那样，想什么说什么，我更愿意躺在床上瞎琢磨。我可以蜷缩着身子，把两手放在双膝之间，双膝一直顶到我的下巴上……那是我特有的思考方式。其实，这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习惯，在家里，一张床上躺了我们哥儿四个，要是不蜷着腿睡，根本就睡不下。跟我爸住，我睡的又是个小折叠床，依然伸不开腿。我最喜欢在家过夏天，夏天我铺个凉席睡到马路边上去，那就宽绰多了，要不是早班的电车铃声吵，我能一气睡到中午。半夜睡半截，叫巡逻的民兵砸起来，把我轰回家去，那是极偶然极偶然的事儿，一个夏天也不定能遇到一回。不过，遇到了，认倒霉就是了，别跟他们争，民兵比警察更喜欢打人。
我也幻想过长大要当不了警察的话，就当民兵，谁打过我，我将来也打他，他现在抽了我一皮带，以后我就抡他两皮带，反正那时候他们也老了，打不过我了……
有时候，我真佩服胡传魁，佩服他的痴情，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时刻，倒塌的楼房、剩下半截的烟囱、露天的厂房和撂倒了的电线杆都淹没在浓雾一般的暮色中的时候，他还有心情念叨那个他递过条的女生。突然黑影里猛地跳出两个人来，半裸着，裤衩都是破的，勉强拿根麻绳绑在胯骨轴上。他们问我们是谁，我们也问他们是谁，不过，发现还有生还者，我们双方都挺高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可惜，空气太浑浊了。
那个地方，我三十年一次也没回去过，但是我无数次梦见过那里，仿佛呼吸的还是那里的空气。
那天双方通报了姓名以后，发现并不陌生。
都是半熟脸，虽没共过事，名字还是略有耳闻的。
对方解释说："对不起，我们这儿有几个大闺女没穿衣裳。"
我赶紧说："我们赶紧低头走我们的，你放心。"我怕胡传魁眼睛不老实，就按着他的脑袋，快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半道上，又遇见好几个幸存者，因为都光着屁股，一见人，马上就藏起来，实在来不及，便就地蹲下，双手捂着裤裆——在我们这儿，睡觉很少穿什么，一是没那个习惯，另一个原因是光着睡，虱子跳蚤没处栖身，不挨咬。像我们这样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人很少，也就是我们老三位。不过，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人陪着我们，跟我们就伴，心里踏实多了。
再往前面溜达，就到了乒乓他们那座楼。乒乓也是我们的同学，在班里是牛魔王那类的角色，仗着他爸爸是个局长，逮谁欺负谁，也没少跟我奓刺。有一回上体育课他揪我耳朵，把我耳朵都揪肿了，火辣辣地疼了好几天，我也没敢告诉老师，说了也白说，老师也一样怕他。
他家里还有个篮球，从来没让我玩过，他只给他的那些个狗腿子玩。而现在，乒乓就躺在那里，拿个漏窟窿的凉席子盖着下半身，他爸他妈给他擦掉脸上的灰尘，一下一下特别仔细。见我们走过来，乒乓他妈的脸上只略微抽搐了一下，并没哭，乒乓他爸还挨个儿拍了拍我们的脑袋。
现在，让我再回想乒乓长的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不光是他，其实很多很多人我都想不起来了。
在那个夜晚，似乎没有太多的眼泪，人们仿佛泪腺都已经干涸了。我们走出去老远，回头再瞧，乒乓他爸他妈仍然跟雕像一样，守卫着他们儿子的尸体，一动也不动。但是，仔细看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神是那么的空洞。
"奇怪，我突然不再恨乒乓那小子了。"二林子耷拉着脑袋，小声嘟囔了一句，他忘了，就在昨天他还说，他要做一个狼牙棒，趁乒乓不备，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是因为乒乓昨天拿弹弓子给他后脑勺打出个紫疙瘩来，跟脆枣一般大，碰一下，他就龇牙咧嘴。
"死都死了，再恨也没用了。"我说。
"就是。"胡传魁说。
"再说了，拿弹弓子打人一下也没有要命的罪过，顶不济就是你拿弹弓子也给他一下便拔兑了。"我又说。
"反正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早死早讨生。"胡传魁说。这是乒乓过去打架之前常挂嘴头上的一句话。这时候，我们已经溜达到公路上，这条公路东边通沈阳，西头连着天津卫，胡传魁突然说："你们看——"隐约可见不少人在赶路，有的背着铺盖卷，有的则挎着小包袱，仨一群，俩一伙，脚步匆匆，行迹特可疑。
我说："注意隐蔽。"
我们都蹲下来，胡传魁把他的红缨枪举起来，做好一级战斗准备。
"怎么都像是逃荒的……"二林子嘟囔了一句。
"谁去侦察一下。"我说。
"你是老大，当然是你了。"
他们俩都这么说，我只好壮着胆子走过去，凑到跟前，男的我不敢搭讪，怕挨揍，碰见仨女的我才问了一句："你们这是奔哪儿呀？"
仨女的都比我大几岁，穿戴得很整齐，一色的军褂，一色的卓娅头，她们顺嘴答我一句"回家"就过去了，懒得跟我废话。这会子胡传魁他们也溜过来，胡传魁望着他们的背影，判断她们都是知青，我问他凭什么。
他说："你瞅她们那身打扮，个个不爱红妆爱武装，乡下人没这扮相。"
二林子观察得比胡传魁更细："而且她们领口的扣子都不系，敞着。"乡下闺女要是这么开通，就出不了门子了，谁还娶她呀。"太不像话了，关键时刻，他们不往前线去，却都奔家里跑。"我愤愤地说。我撺掇胡传魁上去质问他们，他不肯。其实他也是憷窝子，非得坚持石头剪子布不可，结果，三局两胜，输的是二林子。二林子只好硬着头皮，勒了勒裤腰带，截住一个单枪匹马的小子。
那小子很瘦，还戴个眼镜，估计真比划起来，未必赢得了我们哥仨儿。
"关键时刻，你们不冲上第一线去，怎么偏偏往大后方逃？"二林子隔着老远问人家，一旦人家翻脸，他掉头可以跑。
人家倒没跟我们一般见识，只说："我家里有老娘和老奶奶，我不放心她们。"
疲惫。当时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这样两个字，汗水镶嵌在脑门上一道道的皱纹里，还浸湿了耷拉在额前的头发，背部的衣裳也都溻了，紧紧地贴着肉，还有人干脆就光着膀子。与疲惫一样鲜明地挂在人们脸上的表情，还有无奈。
我对那个单枪匹马的小子说："瞅瞅这些破砖烂瓦，破砖烂瓦里还埋着人，你们一走了之，好意思吗？"他说："天灾人祸，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当时他的表情就是既疲惫而又无奈。胡传魁问他："这怎么能是天灾人祸呢？"他又说："地震不是天灾人祸是什么！"
地震，当时在我们记忆的辞典里还很陌生。但是，很快它就不陌生了，它就像一把尖刀，三十年来一直扎着我们的心，从来没停过，扎得我们的心鲜血淋漓。
不知为什么，听说不是苏修扔了原子弹，我很是失望，我多希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呀，那样一来，我就锻炼得不那么胆小怕事了，也就不总叫胡传魁他们在背后笑话我了。也许，以后我的胆子就更小了，没我爸给我挡横了，没人给我撑腰了，从此就愈加不敢招灾惹祸，走道都怕踩着蚂蚁。往后，谁再欺负我，我也只能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掉过个儿来想，现在好了，胡传魁和二林子也都没了爹，我们都成千顷地里一根苗了，并排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谁都无依无靠，只有相依为命了。
与此同时，酵母片还在四处搜罗人手，决定跟钢镚儿决一死战，但是，很不顺利，他找十位，起码有九个小子懒得去，明明是他们怕钢镚儿，非要找各式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倔他。就连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三，也跟他耍滑头，编瞎话找辙。他狠狠地踢他两脚，他知道他没哥哥，也没姐姐，踢他也白踢，他不敢跟他找后账。
"告诉你，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酵母片要是一个光杆司令单刀赴会，麻烦就大了，传出去，他的名声倒地，恐怕都没脸活着了。
"不能给咱们这一片丢人。"他说。
"这个节骨眼，还惦记这个。"
他找谁，谁往后退，一点儿都不汉子。
"人活着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面子嘛！"
他好说歹说，耐心细致地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总算凑了二十来口子，还多半是老弱病残。有两个是因为体检不合格才漏网没下乡的，不过据说其中一位是走后门办的假体检证明，我问过他，他不承认。他爸是一个厂的工会主席，有后台，胆就大。工会主席的儿子还可以下馆子，在那里喝酒，在那里吃一个肉丸的饺子。而同样十八岁的酵母片，一次馆子都没进去过，尽管从他们胡同出来往前走七步就有一家饭馆子，不但他没进去过，恐怕他爸也进去得有限。
"准备好家伙，万一明天早起真干起来，用得着。"酵母片提醒他的弟兄们。
"我既没钢丝锁，也没扳子钳子，拿什么做武器呀？"小三不是脑子缺根弦，不好使，就是故意拉客观。
酵母片告诉他们："你就不会在书包里装上半头砖？抡起来，照样虎虎生风，蒙上一阵子。"
"这倒是个办法。"小三他们终于采纳了他的合理化建议。于是，满世界找砖头。还用这么费劲去找，地下不都是砖头瓦块吗？酵母片心想。
"我跟钢镚儿较劲又不是为我自己……"酵母片还要给小三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难道你们愿意瞅着他在这条街上作威作福吗？堵着你，管你要烟抽，你是给他还是不给他？我也是打抱不平，才跟他作对的。"
结论是："叫你们来，不是为我帮忙，是为你们自己而战。"
他不跟他们把思想工作做到家，他们当中就有谁会偷着开小差。其实，在酵母片左右为难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是在地震十年以后才跟他相识，这些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不能否认，酵母片有很强的叙述能力，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常常有亲临其境的感觉。
据我所知，在我跟胡传魁和二林子盲目流浪的时候，第一支解放军叔叔的抢险队就来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地震现场，仓促间却什么救援工具都没带，只能用两手扒开砖头瓦块来寻找幸存者，他们的手指甲都磨去了半截子，直流血，血滴在被救出来的幸存者的脸上。
"你们看这是什么？"
二林子居然给我们领来面包，这还是我有生之年头一回吃到面包，觉得香甜得要命，一气吃了五个，吃到第六个的时候，我不吃了，喝了几口消防队的救火车里的水，就跑了。
"站住，你小子往哪儿去？"
胡传魁他们俩追在我屁股后边，我也不答，只是攥着俩面包，拼命跑。围在腰间的夹袄掉了两回，露出了光腚，我好歹系上，再跑。这时候，我想起我爸养着的那六条警犬还饿着肚子呢。
我一道上就想好了，如果有人责问我："这么点面包，人还不够吃呢，你怎么能拿去喂狗？"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因为它们也是国家财产，都有户口，应该爱护。"我没想到的是，警犬根本就不买我的账，最小的那条狗吃了一小口，另一条狗只闻了闻，其他的甚至连闻都不闻。我掰开它们的嘴巴，硬往里塞，它们把牙关咬得铁紧。后来，胡传魁他们跟了上来，见我跟几条狗较劲，就问我："你爸养的这几条狗，怎么都在这儿？"我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土堆说："因为我爸埋在这儿。"我们仨想尽办法，要把几条狗领走，它们非要在这儿看坟不可。我实在斗不过它们，也躺在它们旁边，嘴唇颤抖着，不知是抽搐还是苦笑："它们比我还有良心。"胡传魁他们手忙脚乱地安慰我，一个抚摸着我的脑袋，一个去抚摸着警犬的脑袋。
"走吧，呆在这里更淹心。"
他们俩生拉硬拽地把我劝走了。
发现银杏倒挂在半空，是在我们从坟地回来的半道上。她住三楼，一块比语录牌还大的预制板压住了她的左腿，而身子耷拉在下边。
想救她，楼梯又塌了，根本上不去。她就只会哭喊，喊救命，喊得所有人听了都瘆得慌。
我们赶紧分手去找解放军叔叔，招呼他们来救人，结果来了六七个战士，也都束手无策，战士们围着银杏所在的那座楼转悠一圈，还尝试着往上爬，都没成功，只得等着吊车来援救。可是，谁都不知道带着吊车的救援队什么时候到。银杏就像垂挂在黄瓜架上的黄瓜，风一吹，来来回回地摆动，随时都可能倒栽葱似的栽下来。
"你再忍忍，吊车一来，你就有救了。"
我们蹲在靠银杏最近的台阶上这么告诉银杏。银杏还是哭，劝也劝不住。银杏是我们班长得最俏的女生，平时都不拿正眼瞧我们，眼皮总是往上翻，谁跟她一贫嘴，她就说："人家可不是个轻薄女孩，是个正派闺女，讲一点分寸好不好？"
而现在，她挨个儿叫着我们几个的名字，求我们想办法救救她，要多亲切有多亲切。
我们几个都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急得在楼下一个劲儿转磨磨，就是无计可施。
"别怕银杏，有我呢，一准能把你背下来。"胡传魁把手卷成喇叭筒喊道。便宜话都让他说了，我跟二林子也都跟着表态；"他要背不动，我来驮你。"银杏软软地说了句："你们真好，谢谢。"这句话差一点叫我们哥仨找不着北，心都化了。
我现在只要闭上眼，银杏悬在半空中的身影依然会浮现在面前，她给残留在天际的最后一抹晚霞笼罩上一道惨淡的光带。
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我烦躁，我伤心，我口渴，我要喝点水。
还是先说说酵母片吧。他好不容易码了一些人站脚助威，可是那些人却说："时候不早了，该回家睡大觉去啦。"
"那不行。"酵母片拦住他们的去路，"你们一睡，明天还不知什么时候才醒呢。干脆，我们晚上就在书库凑合一宿，跟钢镚儿他们比划完了，你们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书库原来归市图书馆，破四旧那会儿，这里的所有图书都烧了，烧了整整三天三宿，书库就空了下来，成了酵母片他们和一群耗子的根据地，谁惹了麻烦，怕爹妈揍他们，都到这里来躲着。
"勇哥，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跟女人亲嘴的。"酵母片说。
在他们这些小哥们儿当中，就勇哥跟女人亲过嘴儿。
不过，勇哥的故事酵母片早听他讲过一百遍了，之所以还叫勇哥讲，他就是怕在场的哥们儿太腻味，溜号了，借机给他们提提神儿，打打气儿。
可是，在勇哥讲得唾沫星子四溅的时候，他却睡着了。
他的对头钢镚儿不光跟女人亲过嘴儿，还跟女人睡过觉，那个妞酵母片见过，叫百合，长得很漂亮，有一双丹凤眼。一想到这点，酵母片就别扭，偏偏这小子艳福不浅。这个黑夜是无尽的漫长，他的噩梦也一个接一个，几次都把他惊醒，他心跳着站起来，撒泡尿，又躺下继续他的噩梦。奇怪的是，当他早晨醒过来之后，却再也记不起噩梦的内容了。这一点，跟我不一样，我每次做噩梦，醒来都能清晰地记住，包括所有的细节，这些细节总能要我回味好半天。兴之所至时，我还拿个本，把这些噩梦记录下来，其实，记下来也没什么用，只不过就是个癖好而已。
我现在最常见的只有三种人，一个是送外卖的，一天两顿；一个是邮递员，我订了一份周报；再一个就是快递公司的，从卓越网买书，是我最大的爱好，我几乎每周都买一纸箱或两纸箱。
我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我现在创作《废墟，我的1976》的地方，处于地坛和雍和宫中间，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我嫌吵，我都被吵怕了，常常一声尖叫就能让我想到银杏——可惜，那时候，我能为银杏做的事情实在有限，现在想起来我还惭愧。当时我只能拿瞎话来唬她。她问我们见没见她的父母，我们赶紧说见了，他们毫发无损，你尽管放心，而实际上，整个楼都堆下来，恐怕一个生还者都没有了。
我们除了骗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到深夜，救援的队伍越来越多了，有沈阳来的，也有天津来的，我们却依然没有见到吊车。我们仨分吃了我给狗、狗却没吃的那俩面包，想到我们有吃的，而银杏却只能捱着，心里就愧得慌，觉得特对不起她。我们仨轮换着十分钟到公路上去望一回，看吊车来没来。失望得很，医疗队、工兵都来了，就是不见起重队。
我说："帝修反没吊车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个吊车都没有，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二林子也说："就是，我在电影里看见吊车都是一排一排的，多得是，怎么也不派过来几辆？"
这时候，胡传魁倒显得沉稳多了，他站在半截楼梯上一边眺望，一边安慰我们："别急，急也没用，那东西又重又笨，走起来自然就慢，再等等，早晚会到的，放心，曙光就在眼前。"
半夜，医疗队还特意过来嘱咐我们，千万不能叫银杏睡觉，生怕她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一晚上，我们都把听过的故事轮着番地讲给银杏听，什么"绿色尸体"啦，什么"梅花党"啦，讲得再动情，银杏似乎也听不进去，光是呻吟。有反应就好，就担心她没声音，所以隔一会儿，我们就问上一句："你睡了没？"直到听见她说"没呢"，我们才放心。
不过，晚上总比白天强，白天太阳晒得银杏汗珠子直滴答，晚上起码凉快一点，少受罪。"这么如花似玉的大闺女遭这份罪，我真受不了。"胡传魁泪汪汪地说。我又何尝不是这么想，如果可能，我愿意替银杏，叫她下来伸伸懒腰，可是这话我说不出来，臊得慌。
"我坚持不住了，我想死。"到第三天，银杏说。"你敢，你要死，我们陪你死！"我们说。银杏越来越懒得说话，或者是越来越没力气说话了，偶尔说句话，也是骂大街，骂我们一般在打架打红眼的时候才骂的街。我们只好陪她一块骂，给她打气，谁都不知道骂的是谁，反正骂了也白骂。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对她获救的可能性已经开始怀疑了，从下面往上看，漂亮的银杏已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脸几乎是青紫色的，眼睛也明显地凸出来。我们陪着她，每一分钟都过得非常慢，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只要有人提起漂亮，我首先就想到银杏。
那是真正的漂亮，她不涂粉，更不抹口红，一切都是天然的，充其量就是在洗脸的时候，搽上一点点雪花膏，万紫千红牌的，用现在的词来说，就是素面朝天。
我们继续着我们的努力："银杏，你记得歇顶的那位数学老师吗？他最喜欢你，到我们家家访的时候，对我妈说：‘你看人家银杏，每次做作业连个小数点都不错。’从那以后我就给你起了个外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你们背后叫我小数点。"
"另外，你知道体育课代表小五吗？他总叫我们给你捎情书，我们让他死了这条心吧，人家银杏又漂亮又聪明，他连巴黎公社成立于哪个国家哪个年代都说不出来，怎么配得上银杏？嘁，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这样，我讲完，胡传魁跟上，胡传魁讲完，二林子又上，一分钟也不闲着，不让她瞌睡。
我要是练过爬高就好了，可以顺着房梁子爬上去，给银杏送点吃的喝的。过去，我们当院有一棵槐树，夏天就爬上去够槐花，一叫我妈瞧见，我妈准拿笤帚疙瘩抽我，后来就不敢了。至于胡传魁跟二林子，更指望不上他们了，他们屁股太大，笨得跟狗熊一样，我好歹瘦一点，比他们还麻利些。要说，银杏也够坚强的，不吃不喝，也不能睡，居然坚持了三天三宿，搁我身上，我早就歇菜了。二林子说："假如现在下一场透雨，降降温，可能银杏还能多活两天。"胡传魁提议求求老天爷，看在我们迷信他一回的面子上，就下一场雨吧。我们仨闭着眼，双手合十，冲老天爷一个劲儿作揖，明知用处不大，死马权当活马医，我们也是实在走投无路了，但分有一点办法，我们也不搞封建这一套玩艺儿。
"求求你，老天爷。"
"老天爷，你就给点面子吧。"
银杏是不知道我们为她所做的一切，她要是知道了，往后见我们准不好意思再翻白眼，再骂我们"倒霉德行"了。所以她该活着。也许将来早晨起来碰见，她还可能把她带的茶鸡蛋让给我们吃，馋死乒乓他们那群王八蛋！
她要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头一个对不起的，就是我们小哥仨！
后半夜，我跟胡传魁睡了，二林子来值班，负责和银杏对话，他突然叫醒我们俩，说银杏已经半个钟头不吭声了，吓得我们赶紧呼叫她，老半天，她才埋怨我们一声："别吵了，我刚梦见我妈给我缝了一条百折裙，白色的，都叫你们给喊没了……"我的妈呀，她总算是言语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可是，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我们把嗓子都喊哑了，她也没回答，倒是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将我们拉下楼来，递给我们一人一个装满水的军壶。有一个大娘说："死了也好，省得她受罪了，她喊得太让人揪心了，揪心得都快疯了，我们听着跳井的心都有。"
我们把水壶扔得远远的，撒腿跑了。没人责怪我们，也没人阻拦我们，任凭我们像三匹脱缰的野马。
我跑在最前头。等我实在拉不开胯了，再回头，他们俩却都不见了，茫茫夜色中，看不到一星灯火，夜色跟瓦砾融为一体。
我怕了，又跌跌撞撞地往回溜达，半截腰发现胡传魁跟二林子都躺在地上，望天。
"我推测银杏死得一定特别孤独。"胡传魁说。我也估计是，因为我们仨都不是她喜欢的人，临终，她更愿意她喜欢的人陪伴在她身边。然而，她喜欢的人是谁？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胡传魁的脚已经肿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青紫青紫，每迈一步都疼得他龇牙咧嘴。
我劝他："天亮，你去医疗队瞧瞧吧，要不非残疾了不可。"
胡传魁说："残疾就残疾，坐公共汽车兴许还有人给我让座呢。"
二林子给他一巴掌，嫌他满嘴跑火车，我又补他一个脖溜儿，胡传魁赶紧求饶："往后，我不胡说了。"
从那天开始，我们再也不提银杏了，一次都没提过。仿佛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她这么一个人存在过。一朵野花，在寂寞中开了，又在寂寞中谢了。我的记忆曾经一到银杏这里就处于短路状态，成了一片空白。
"请问这是谁的？"
在一片坍塌的楼群中，我发现两棵树上拴着一根晾衣裳的尼龙绳。
"这衣裳有主儿没主儿？"
尼龙绳上晾着一条劳动布裤子。我嚷嚷半天，也没人理我，我就穿上了，那根尼龙绳也成了我的裤腰带。
我跳了跳，裤腰带挺结实，这下子好了，我再猫腰或蹲下就不怕"泄密"了。
我早先捡的那个裂口子的裤衩也没糟践，当绷带给胡传魁包脚了，省得他一踩在砖头上就倒吸一口冷气，只能用脚后跟儿着地，而且流的血也渗不出来。
我们仨的脑袋老出汗，都擀毡了，像喜鹊窝，好在别人也都这德行，谁也不笑话谁。水管子断了，没水，喝都困难，哪还有讲究卫生的条件？
卫生不卫生对我们来说无所谓，但对爱美的女人们则是致命的，她们能不出头露面就不出头露面，找个犄角旮旯隐蔽着。
赶上要坐月子的女人，那就没办法了。
"大兄弟，你们过来一下。"一个大肚子孕妇招呼我们，叫我们将她护送到医疗队去。
距离最近的医疗队在一节停靠在铁道的车厢里。我们搀扶她的时候，她疼得把嘴唇都咬破了，却哼也不哼一声，免得人们瞧见她的狼狈相，留下话把儿……
孕妇说："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偏偏这会子生孩子。"我们安慰她：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不怎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呢。其实，说了半天，我们也稀里糊涂，对这个，我们都是晚熟庄稼。
我让胡传魁捎带脚把脚伤也治了。他怕疼，半截腰褪套了，没敢叫大夫瞧。
大夫给我的胳膊消了炎，又打上了夹板，胡传魁一见我架着胳膊出来，还损我："瞅你这个架式，他妈的整个一个叛徒王连举。"我睬也不睬他，故意跟二林子挤眉弄眼。
"上了夹板就舒服多了。"我说。
"舒服？你舒服个屁！"
表面上胡传魁是在气急败坏地骂我，其实他是为他自己的懦弱而羞愧。
震后的两个多月以后，我才回到我妈身边，我羞愧地对我妈说："就我一个人回来了，我爸他……"我以为我妈会痛骂我一顿，然而出乎我的意料。
"我寻思你们爷俩儿都没了，回来一个也是万幸啊。"
我说："本来应该是我留在那里，让我爸回来的。"
"啪"，我妈给了我一个嘴巴。
从我认识我妈那天起，她给我的印象就是病病歪歪，隔三差五，上着半截班，就被单位拿车给送回了家，说在单位病倒了。我妈的床头总是码着一排小药瓶，有的药瓶制作得非常精美，特别好看。自从我爸死了以后，我妈的精神面貌一下子变了，她再也没病过，天天都去上班，不歇病假，歇病假要扣工资；下了班，还要赶去菜市场，买便宜菜，三分钱能买一堆烂菜叶子或烂西红柿，从中总能挑出好的来；到礼拜天，还去排队买羊头或是兔子脑袋回来拾掇，好歹能叫我们见着荤腥，要不，我们营养不良。
光顾着说我们几个，我差一点把酵母片给忘了，他和他的那些哥们儿在书库迷糊了一宿，早晨起来，踩着高低不平的瓦砾，如约跟钢镚儿决战去了……
酵母片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河边走去，到处都是瓦砾，道难走，等他们赶到河边的时候，太阳都已经老高了。隐约可以瞧见河对面倒塌得只剩了一半的烟囱，还在冒烟。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呼救声。
他们一群人刹住脚步，四处寻找，最后判断呼救声发自一座坍塌了的三层楼下边，他们不能见死不救，赶紧冲过去，一边问伤者埋在哪儿，一边合力搬去覆盖在表面的预制板。他们确定了目标，分头从两边用手扒地。砖头瓦片挺锋利，不大工夫，就把他们的手指盖子都劈了，一个劲儿滴答血。
"我在这儿，在这儿。"呼救的是个女的。
我在一座楼的门口拣了一双鞋，一双胶皮底子的布鞋，我穿了试试大小，破露的地方能瞧见我肮脏的脚趾头。凑合吧，总比光着脚丫子强，起码踩在砖头上不硌得慌了。
"你现在最惦记着做什么？"我问二林子。
二林子似乎比我还茫然，他回答说："不知道，就是浑身皱巴。"
我又问胡传魁："你呢？"
胡传魁也是心绪纷乱，他一边拿虱子，一边神往地说："要是能有烟卷抽就好了。"
确实，抽烟是解腻味的最佳方式之一。
我妈跟我们几个孩子一生气，就闷头抽烟，有时候，还吧嗒吧嗒地掉眼泪。
我说："我们不是买过一盒永红烟卷吗？"
就在一个礼拜以前，我们仨儿狠狠心凑钱买过一盒烟，要叫一个人买，绝对买不起。
我们买烟就是为在同学跟前抽，想显摆显摆，因为他们也总当我们的面抽，以此来气我们。其实抽烟真他妈的难受，抽一口嘴齁苦，连吃捞面条都没滋味。
胡传魁揭发检举道："那盒烟放在二林子那儿了。"二林子苦着一张脸说："我们那座楼都塌了，你们现在叫我上哪儿找那盒烟卷去呀？"
我跟胡传魁相对一笑，故意对二林子说："你贪污了就说贪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一盒烟而已，我们也不追究。"二林子的脸色跟死人一样苍白，他哆嗦着嘴唇问我们："你们是怀疑我一个人偷着抽了？"胡传魁故作宽宏大量："算了算了，都是好哥们儿，用不着那么计较，要换了别人，早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了，至于你嘛，可以网开一面。"说完，又悄悄地冲我挤咕挤咕眼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斗斗嘴还能消磨消磨时间，暂时我们就先拿二林子当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么对待一阵子吧。
酵母片救起的那个女人正是钢镚儿泡的那个妞。
我觉得酵母片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未免过于巧合了，可是，酵母片坚持说他没有虚构，一切都是真的。他说他们把伤者从瓦砾堆中一抬出来，一眼就认出她来了。以前，钢镚儿总拿自行车驮着她兜风，他们几个都见过。
我问酵母片："你把你仇人的女友救出来，打算怎么处置她？"酵母片说他当时有点后悔，后悔救她，他真想给她一脚，就掉头开路走人，可是见她光着两个膀子，两手捂着胸脯子直打哆嗦，又心软了，脱给她一件白褂子，让她遮遮羞。这个节骨眼上，钢镚儿也带着大队人马赶到了……
这边，二林子还没把那盒烟的事儿掰扯清楚。"你们……你们……太侮辱人了！"二林子脸红脖子粗起来，看架式，再多说两句，他就捋胳膊挽袖子，跟我们玩命了。我们俩赶紧闭嘴，生怕他拿我们当牛鬼蛇神，给横扫了。
"从打咱们几个在房顶子抽过那回，我就把烟卷藏在煤池子里了，动都没动一下。"二林子颠三倒四地给我们解释，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急得他出了一身的白毛汗。他这小子最是财迷，只往家里捎东西，从不往外扔东西，路上见到个酒瓶子、牙膏袋或破塑料布都捡起来，凑成堆儿，拿废品站卖去。可是，他又最怕人家说他财迷，谁说他跟谁翻脸。正因为知道他有这么个毛病，我们才成心逗弄他，拿他开涮。
"算了，我们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们不再理他，躺月亮地上。二林子就更来气了，拼命地跟我们找补，我们干脆捂住耳朵，烦他。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开着军舰去解放台湾，跟麦贤得一起搬了一宿的炮弹，累得够呛……醒了，腰酸胳膊疼，无意中却发现二林子不见了。为这个，我后悔了半辈子，我压根没想到会造成那么大的恶果，即便是没想到，我也不会原谅自己。这是我欠二林子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他打我骂我，我都认，活该。
二林子不见了，我赶紧把胡传魁揪起来，喊道："二林子失踪了。"胡传魁擦擦嘴角上的口水，迷迷怔怔地说："许是找地方拉屎撒尿去了吧？大惊小怪！"我们俩把方圆五百米左右都找遍了，也没见二林子的影子，四周鬼魅般的虚无。他究竟躲哪儿去了？"准是为那盒永红烟卷，跟咱们置气了。"我猜。胡传魁却把责任一推六二五："都怪你，非说他贪污。"这小子，真不仗义。他又劝我："没事，睡你的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我却没有像胡传魁想得那么简单，我似乎有一种预感，预感将要有什么倒霉事情发生——不可避免。我拉着胡传魁直奔二林子家，我估计他准是跑到他家的煤池子里找那盒烟去了，找到了，他会拿到我们跟前，以便在事实面前叫我们给他平反，给他落实政策。二林子家的楼是大跃进那年盖的，板房，早已经成废墟了，在行将熄灭的北斗星下看上去，仿佛一头怪兽。
这时候的钢镚儿也跟怪兽一样，他以为酵母片要拿他的妞做人质，打裤兜里掏出三角刮刀，使劲儿比划着："你把她放了，我就饶了你一条性命，否则的话……"他的妞赶紧解释说，酵母片哥儿几个救了她的命，是她的恩人。钢镚儿大概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直眼了，其实酵母片也没想到会这样，这都是赶巧了，要是开头他就知道她是钢镚的妞，他才不管她呢。"看来，我还得谢谢你。"钢镚儿收起了家伙，脸上怪不得劲儿的，蚊子叫唤似的说。酵母片哼了一声："少他妈来这套，要是冲你……"他的意思很明白，仇归仇，恩归恩，一码是一码，该比划咱还比划。
过去的那种群殴场面我见过，一点也不陌生。
在我爸遇难之前，我也参与过。反正人多势众，书包里又装着管钳子，再怂蛋包的人，也能壮起胆子来。
钢镚儿的那个妞指着一片瓦砾哭着说："我爸我妈还在里边埋着呢。"钢镚儿挽了挽袖子，招呼他的哥们儿弟兄："一起上，赶紧救人。"酵母片张开胳膊拦住了他："这是我们的地盘，你要救人去别处救去。"酵母片一挥手，小三他们呼啦爬上瓦砾堆，一块砖一片瓦地挖掘起来，把制高点占领了。钢镚儿没辙，只好转移阵地，在他们旁边开辟了第二战场。钢镚儿的那个妞指挥着酵母片他们，一会儿在这边挖，一会儿又挖那边，没有一个人提出"你是钢镚儿的妞，干吗不指挥钢镚儿，非要指挥我们呀"之类的异议，因为大伙儿这时候又听到瓦砾堆里传出一阵阵的呻吟声，都争着抢着要把人救出来，好在钢镚儿那伙人跟前露露脸，叫他瞅瞅他们的能耐。
我撩开我的窗帘，看见太阳当空。
太阳还是过去的那个太阳，高高地悬在头顶，而太阳底下的一切却都变了，城市、楼房、街道和一辆接一辆堵在道上的汽车，跟那时候完全不同了。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可是我却觉得1976年的那场地震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所有的景象都还历历在目。只有在我洗脸时，无意中照照镜子，我才注意到，我浓密的头发变得越来越稀疏，我光滑的面孔，皱纹变得比睾丸上的纹路还密集——我不禁感慨岁月无情。
估计二林子他们要是活着，也不会比我年轻到哪里去，照样是一脸的沧桑，照样两条腿上的肌肉都可能萎缩了，照样走不了二里地就哈个腰呼呼地喘……
二林子失踪那时候，所有的废墟前面都已经有解放军叔叔站岗，不许靠近，怕阶级敌人趁火抢劫。我们只能在两百米以外眺望，往前一凑合，解放军叔叔就端着枪过来，吓得我们立马就溜走了。我们俩坐在铁道边上，为二林子的失踪原因做了无数的注释，总是不得要领。"要不他就是故意躲着我们，叫咱找不着他。"胡传魁宽慰我，同时也是宽慰他自己。但愿如此。我不想添油加醋地编一个悲剧故事来吓唬自己，就拼命地四处转悠，我们这个小城东西南北绕一圈，有三四个钟头就足够了，可是依旧没有寻到二林子的蛛丝马迹。我们只好回到原处去等，结果，没等来二林子，倒把余震给等来了，许多摇摇欲坠的要塌而没塌的楼，在余震中塌了，灰尘在灼热的空气中飞舞，飘荡，落得满世界都是。我们又开始跑。
"哥们儿，歇会儿吧，我的脚又疼又痒痒。"胡传魁龇牙咧嘴地说。
我只好停下来，等他把包脚布解开，拿个柳条棍挑去伤口处的蛆虫，脓血沾了他一手，他的伤口明显恶化了。
"你怎么这么憷头，到医疗队消消炎就好了，再耽误就溃疡了。"我指责他。其实，就已经溃疡了。他仍然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劝我："我知道你急着找二林子，也许这小子使坏，咱们走到哪儿，他就在咱们背后尾随着，等咱实在没耐心烦了，不找了，他却突然出现在咱们跟前……"
虽然他这么说，我也强迫自己这么想，可是见到人我还是要问一问，不厌其烦。但是，谁也不知道二林子，这时候的人，个个都像惊弓之鸟，有一只麻雀从头顶上飞过，也能吓出一身冷汗来，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心虚，地震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怕，就怕后捯磨。后怕是恐惧当中最可怕最折磨人神经的一种。后来，有个在洗澡堂烧锅炉的师傅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令我和胡传魁眼前一黑，差一点栽倒。我们不相信这个消息，我们拒绝相信，我们宁愿找出一万条理由来驳斥这一消息，我说："这不可能。"胡传魁也说："这绝对不可能！"
这时候的酵母片还在瓦砾堆上忙碌着。小三对他说："钢镚儿这帮人瞅着五大三粗，真干起活来，未必顶戗，我刚才见他们当中有一个，起码有一米八，白长这么大身胚子，一看就是个窝囊废，赶不上我一个胳膊根儿。"酵母片推推他："人家就在你背后站着呢。"小三一回头，正好跟"一米八"对上眼，他刺溜一下子藏起来了。他就是个嘴把式，要动真的，就尿了。
二十分钟之后，一个小子尖叫起来："嘿，哥们儿，我又挖出来一个。"大伙儿都围过去帮忙，连钢镚儿他们那边的人也都跑过来援助——先是露出了一条腿，接着是胳膊，最后才是脑袋，这个人竟然是倒栽葱埋在砖头瓦块里，一见亮，挖出来的人惊叫了一声。
听声音又是个女的，而且还是活的！众人七手八脚地将她拽出来，拽到一半，她看他们是一色的秃小子，赶紧推开他们，死活不从瓦砾堆里出来，蹲在那里，捂着脸抽泣。"你们都滚开。"她说。"我们要滚了，你就可能见马克思去了。"酵母片说。可是这位姐姐天生一个拧种，就是说破大天去，也不挪窝。实在没辙，酵母片招呼钢镚儿的那妞过来协助，钢镚儿直嘀咕，怕酵母片跟他那妞使坏，非要问个底掉，问问叫她过来做什么。
女人，在关键时刻常常比爷们儿更坚强，更有主意。
酵母片懒得理他，就冲撞他一句说："我找你对象，又不是找你，你废什么话？"幸好钢镚儿的那妞大方，扭搭扭搭就过来了，酵母片求她把那个姐姐劝出来。正好，她还认识那个姐姐，说是住在他们楼上的一个老妹子。
"就看你的道行了。"酵母片一个劲儿给她作揖。
"脱下一条裤子一件袄给我。"钢镚儿那妞过来，没递上两句话，就命令酵母片。原来那个姐姐是嫌自己光个膀子害臊，不敢出来。
"我身上也就一层皮，扒给她，我就只得光着了……"酵母片可怜巴巴地说。
末了，酵母片咬咬牙脱了一件袄，又逼小三贡献出一条裤子，总算是把这个姑奶奶打发了。
钢镚儿的妞要把她领走，酵母片忙说："赶紧的，省得她在这儿又碍手又碍脚。"
他们接着大干快上，听说这座楼底下起码埋着七八十口子呢。
老远，酵母片就听见钢镚儿那妞对钢镚儿说："他们那头已经救出两个人了。"
钢镚儿气哼哼地说："两个算什么，我要救就救他十个二十个的，哥儿几个，都给我玩点儿命。"他嗓门这么大，明显是说给酵母片这边听的，酵母片对他的哥们儿说："听见没，人家是不服气，你们说，该怎么办？"他的哥们儿嚷嚷道："拿出点本事，给他们看看，堵住他们的嘴。"哥儿几个就像趴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一样，听到"啪"的一声发令枪响，都豁了命地忙活起来。
工夫不大，钢镚儿那边传来了一阵欢呼声，他们成功地解救出第一个伤号，也是个女的。
酵母片自然不能让他们赶上，跟狗凫水一样，两手拼命地刨，终于又有收获了，挖出个跟孙猴子一样瘦的老头。他抹去脸上的灰尘，大伙儿认出来了，他原来是在马路把角给人剃头的马拐子。大伙儿这个摸摸他屁股，那个弹弹他脑门，他也不急不恼，一个劲儿谢他们，酵母片说："甭谢了，将来我们剃头，你不要钱就行了。"马拐子连声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时隔三十年，我反复回想，都想不起一个叫马拐子的理发师，反而在记忆的深处，发掘出一个总是身穿中山装的人的影像，他的风纪扣系得紧紧的，很有企业中层干部的风范。他脸色阳光明媚，两眼闪着快乐的光泽，拿个马扎坐在路口，见谁都打招呼，和蔼可亲。其实，他是一个擦皮鞋的，擦完了，你给他钱，他冲你乐，不给他钱，他也冲你乐，我很少见到脾气这么好的人。我爸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个瘫子，在朝鲜战场上残的。"
他还能吹口哨，能吹很多我们听都没听过的歌。
我真想多写一些关于他的内容，可惜，我记住的只有这一点。
我们还是回到二林子的话题上来吧。洗澡堂烧锅炉的师傅告诉我们：前两天，有个贼行窃的时候，叫解放军叔叔给崩了。而有个公园的园林工则告诉我们，这一片逮走了好几个小偷，个个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缺胳膊短腿儿……
凭我的直觉，二林子准在这两拨人当中。操，死倒不怕，就怕死得轻于鸿毛。我们跟死神都熟悉了，天天打照面，只是二林子要是这么死了，未免有点太窝囊了。那一天，我跟胡传魁都没吃饭，吃不下，饿了一天。我们曾尝试着找二林子他们家门口站岗的解放军叔叔打听二林子的消息，那个解放军叔叔说他今天才换班，以前在道北，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再啰唆，解放军叔叔就有点上脸了，令人生畏地将枪口对着我们，那眼神里仿佛是在说："要不是看你们俩一个缺胳膊，一个短腿儿，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我怕惹祸上身，赶紧拉着胡传魁走了，胡传魁还不服气："不就比咱们大两岁吗？有什么了不起！"我捂住他的嘴，求他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其实，我也不服气，心想：我爸比你还小就当兵了，从沧州打到关外，又从关外打进天津，现在柜子抽屉里还放着好几个军功章呢。眼前这个显然是个新兵蛋子，牛什么牛！
我曾问我爸："人家打过仗、立过功的人都能当官，你怎么连个班组长都没当上呢？"我爸说："我大字不识几个，当什么官！"我问他："你不识字，还老没事检查我作业干吗？"我爸就笑了。我刚入学时，头一次在我的课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爸检查的时候，非说我那个简写的"刘"字错了，因为他只认识繁体的"劉"，叫我改，我不改，结果，还踹了我两脚……
现在，"三家村"只剩下"二人转"了。我问胡传魁："现在是地震的第几天了？"胡传魁想了想："有三四天了吧。"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们都没有了时间概念，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瞧着日月的迎来送往来过日子，活一天，算一天。
自从工程兵开进来以后，许多废墟里的尸体都被挖掘出来，但却不让人到跟前去，天热，尸体都看不得了。很多活下来的街坊想认领，好心人就劝他："算了，入土为安吧。"是啊，那些变了形的尸体谁瞅一眼，都会记一辈子。
所有的尸体挖出来，都得先搭到一个通风的夹股道晾一两天，不许马上埋。我奇怪，为什么不赶紧埋，埋了就心静了。人家告诉我，前天，就在掩埋现场发生了一起怪事，把尸体都码好了，刚要埋，其中一个冷不丁站起来，把埋人的人差一点都给吓死，叫医生过来一把脉，原来他被压在预制板下边三天，连闷带饿，假死过去了，一见风，又缓过来了。从那天起，就多了一条规定，凡是新挖出来的遇难者，一律要停上一阵子。
我跟胡传魁要去夹股道看看，叫人家给踢出来了，还冲我们嚷嚷："别不知好歹，叫你们看一眼，怕你们做一辈子噩梦。"
当时，十八岁的我，还挺恨那个人的，觉得他小瞧人，后来才知道，参加过掩埋工作的人，大多都落下了后遗症，夜里睡觉常常被惊醒，抱着膀子战栗不已，或是莫名其妙地哭一抱。多开朗的人都一下变成闷嘴葫芦了，天天沉默寡言，要是哪个多嘴多舌的家伙图新鲜，非要追问他当年掩埋尸体的往事，他很可能会跳起来，没鼻子没脸地把对方骂一顿，厉害得甚至会动手……
苍蝇越来越多，不过，废墟上飞的苍蝇跟我们平时见到的苍蝇不一样，都有尾巴，比蛐蛐儿个儿还大，撞在行人脸上，能把行人的腮帮子撞出个青疙瘩来。打消毒水，苍蝇不怕，它都有抗药性了。最后，大部分尸体只好集体掩埋了。我们跪下给坟头磕个头，也就算寄托了我们的哀思。我跟胡传魁给自己派了个任务，就是拿废报纸卷成个卷，到处打苍蝇。苍蝇吃得太多，都得了肥胖症，飞起来很笨拙，我们打它们，它们都没什么反应，打死的苍蝇血淋淋的。开始，我们俩还计数，比赛谁打得多，后来数不过来了，也就不数了，再后来，实在打不绝它们，我们也就灰心了，甩手不干了。
七月的天空，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顶着一轮无情的太阳，炽热得哪怕你一动不动，也叫你不停地淌汗，嘴唇也干裂了，用舌头舔一下，齁咸。塌的楼，也就塌了，危险的是墙倒了的那些楼，它架子还支棱着，一有余震就晃悠，随时都能砸着人。解放军叔叔用麻绳子圈起来，立个警告牌：注意危楼！我跟胡传魁就悄悄地住在这样的一座楼上，不敢公开露面，一露面就招呼你去开会，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开会时，还有好多记者给照相，不知他们照完了干什么使。我们住的那座房子房顶子露天，一下雨，我们得挤一块，他身上的虱子爬到我身上来，我身上的跳蚤也蹦到他身上安家落户。房顶上在雨季里长出了大片的青草，风一吹，沙沙响。半截墙上还贴着《红色娘子军》的年画，没事，我们俩就看画，看了足有一百遍，要不是民兵来赶我们，我们肯定还会看一百零一遍。
这时候的酵母片就没我们这么悠闲了，加上马拐子，他们已经扒出三位了。无疑，这对钢镚儿来说简直是火上浇油，他急得跟猴屁股着火一样，拼命地喊："快，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别跟得了半身不遂似的行不行？"
酵母片他们这边都偷偷地笑了，笑得很得意。下边他们挖出来的就不怎么露脸了，居然是个死的，摸摸鼻子，冰凉，看架式顶多三十来岁，是一个上下精光的小媳妇。后来他们挖出来的人，十个里有九个也都是光腚的，偶尔有一个穿裤衩的，还不是本地人，是趁放暑假来串亲戚的。
民兵叫我们搬到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去。而在民兵找到我们之前，一个胖大妈先找到了我，让我刻蜡板，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胖大妈一家七口都死了，她还有心鼓捣这个。她最鲜明的特征是腰粗，胳膊粗，脖子也粗，但是嗓子却很细，说出话来莺声燕语的，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一定会让人浮想联翩。
我在刻蜡板的时候发现，方块字能让我平静下来，所有的噪音，所有的荒凉景象，突然让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王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到我进工厂上班，刻蜡板都是我的一项工作内容，我的字也因此练得好看起来。当然，不光是刻蜡板，还要调油墨，还要印，还要数好数交给人家，让人家验收，我的差使才算是告一段落。
写字写惯了，一天不写就难受。我记得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那个报纸的编辑对我说："你知道我同意发这篇东西，看中你什么了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那个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编辑说："我看中了你一笔的好字，横平竖直，隶书的风格。"这样，我的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写小说，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写小说成了养活我的营生。我没有一天不写字，不写字浑身都刺闹。后来有了电脑，可以在键盘上敲字了，但是我还是愿意在纸上写，写完了再誊到电脑上去。我总觉得电脑上的字不是字，起码不是什么正经字，只有写在纸上的字才像是那么一回事，看着舒坦。
其实，酵母片认识我，也是因为我写字，他很希望我能将他的故事写成小说，但是，不要写上他的真名，他怕影响不好……他跟钢镚儿较劲的那天，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快到晌午头，他们已经挖出十七个人了，多半是喘气的。酵母片还叫小三到钢镚儿那边侦察一下，看看他们的收获如何，回来报告说，也挖出十好几个了，酵母片问小三要更具体的数字，小三不敢再去了，说钢镚儿他们都怀疑他了，弄不好再把他当特务抓起来。
赶罗了一个上午，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个个饿得前心贴后心。钢镚儿那边，楼下面埋着一个副食店，他们能刨出饼干、槽子糕和核桃酥，当然饿不着了，酵母片他们只能干瞪眼。还是钢镚儿那妞有良心，要给他们这边送点吃的打牙祭，钢镚儿不让，说她胳膊肘子往外拐。她说："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绿豆芝麻大的过节，反正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忘恩负义。"钢镚儿没辙了，只好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送他们吃的可以，不许说是我让送的，不然，他们还以为我是尿他们了。"钢镚儿那妞说："我就说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总行了吧？"
听了他们俩的吵吵，钢镚儿那妞再把点心拿给酵母片几个，酵母片他们反倒不好意思收了。推让半天，钢镚儿那妞脾气挺大，说急了，把脸一翻，将点心搁地下，对他说："你们爱吃不爱，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看着办吧。"说罢，扭头就走了。点心放在那儿，更勾酵母片他们的馋虫了，干脆，一人两块，到背静地方把它解决掉，尽量别叫他钢镚儿瞧见就行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更何况他们已经饿了两天一宿。
刨出来的人，出来都叫渴，水管子又全断成两截了，拧开，一滴水都没有。酵母片招呼人找个砸瘪的脸盆，从河里打一盆来预备着。小三说："河里的水没消毒，喝了得慢性病怎么办？"酵母片说："在瓦砾堆里埋好几个钟头，不喝，恐怕当下就得死，你掂量掂量哪头沉哪头轻！"
这会子，钢镚儿那妞简直成了通讯员，跑过来提醒酵母片："刚刨出来的人，不能让他喝水忒多，容易要命，只能让他润润嗓子。"酵母片知道这是钢镚儿告诉她的，就故意说："行，你的意见我采纳，要是别人的意见——叫他玩蛋去！"钢镚儿那妞说："你们俩，没一个好玩艺儿！"
酵母片讲的这些，一下子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地震时饥渴，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后遗症，至今偶尔哪里的修水管停水，我就惶惶不可终日，紧张得跟什么似的，最后，赶紧跑超市买几瓶矿泉水预备着，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
钢镚儿的那妞偷着养了一只鸡，也被砸死了。
钢镚儿的那妞说，那是一只好斗的公鸡，长着红冠子，怕它早起打鸣，惊动了人家，她总是把它关在厨房里，厨房的门窗紧闭，起个隔音效果。那时候，私自养鸡养狗，都是犯歹的，叫街道逮着，轻者没收，重者不光没收，还得写检查，要是再进一步的话，可能还得让你扫上三天街。钢镚儿的那妞说，她是从小鸡雏一点一点养大的，舍不得宰着吃了，就拿它做个伴。头几天，其实她就发现它整天在笼子里蹦跶，拿脑袋撞笼子，没个老实样儿。当时她还嫌它闹哄，弹它脑门好几下，现在再回想，那也许就是地震的前兆，有时候，小动物比人更敏感，更有前瞻性。
"我真后悔。"钢镚儿的那妞说。
"后悔什么？"钢镚儿问她。
"后悔当时没多个心眼。"
后来，我和胡传魁还是搬到学校的操场上去了。在那儿，盖了三排篱笆房，墙是拿泥糊的。地下铺着稻草，躺上去，还挺舒服。"伤员那屋，铺的是毛巾被。"胡传魁跟我说。我们这点儿伤，断个胳膊拐个腿，比起来算轻的，远不够享受伤员的待遇。轻伤不下火线。伤员虽然可以吃到挂面汤，可是那些脑震荡患者，就是喂他挂面汤，挂面汤再点上香油，他也觉不出香来。"吃什么不要紧，晚上睡觉你别碰我的胳膊就行，一碰，准把我疼醒。"我对胡传魁说。他一赌气，干脆搬墙角睡去，离我八丈远，可是醒过来才发现，我们又骨碌到一块儿去了。睡觉要把全身都蒙严实了，无论出多少汗，否则蚊子能把人吃了，就剩下几根骨头棒子了。
"我跟你说清楚，不是我骨碌到你边儿上的。"胡传魁跟我庄严声明道。
"那么是什么？"我问他。
"是你往我这边凑合的，你还以为我多爱跟你凑热闹呢。"
胡传魁一身油腻，像是刚在油锅里打了个滚。
"我不愿意跟你计较。"
"我更不愿意跟你计较，你不配。"
我的注意力被我们篱笆房的隔壁邻居所吸引。
隔壁新搬来了两口子，三十大几的岁数，那个媳妇不是个迷人的媳妇，却有一个迷人的名字——季娇。他们原来有一对双胞胎儿女，遇难了，一个也没给他们剩下。
"他们夜里怎么总哭？"我问胡传魁，虚心使人进步，我痴呆，很多事我不得不问他。
"你懂个屁！"他仿佛像一只猫见到一只耗子似的，用蔑视的眼神注视着我。
"就是因为不懂才问你了，懂了还问你干什么。"我跟他狡辩道，但是态度还是不错的，我知道，有求于人的时候，要有个好态度。
"回头我再详细地告诉你。"胡传魁跟我端起架子来。
"回头也行，看你的方便吧。"
转天，我们屋跟他们屋的墙上有个窟窿，那是胡传魁抠的，有小手指头一般大小。没事，他就窥视一阵子，时不时还招呼我："嘿，快过来看，那两口子又加班加点了。"
"叫我看看，叫我看看。"
"你看什么看，你看了也不懂。"
明明是他叫我看的，我真要看了，他又不让看了。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见我不想看了，他又勾搭我，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主动把有利地形让出来，叫我看。看了几回，每一回的情景都相似，没什么新内容，这让我觉得不免有点枯燥，就纳闷道："他们也不嫌累得慌？"
胡传魁推开我，跟我交换了场地。
"累什么累，要做这个业务都嫌累，人类早他妈绝种了。"
"孩子就是这么揍出来的？"
这个，一直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对我充满了蛊惑，自然让我滋生出不可抗拒的好奇心，我更想一探究竟了，可是，胡传魁总把那个窟窿据为己有。
"你让我再看两眼。"
"千篇一律，再看一百眼也还是那两下子。"
"那么你凭什么就霸占着那个窟窿，没完没了地看？"
那个叫季娇的女人，瘦得跟鸡灯一样，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每回她骑在她丈夫的身上上下颠簸时，她都喊道："你还给我孩子，你把我的孩子都还给我。"她丈夫也给她撑腰打气说："放心，我们还会有孩子，还会有好多好多的孩子。"季娇就撒狠似的说："我今天就要，今天一气要俩。"
孩子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十八岁的我的一大发现。至于更具体的细节，我跟胡传魁请教，胡传魁却说："我不愿意告诉你，回头人家说我是教唆犯——不值。"我急了，掐住他的脖子往下按："我叫你在我跟前充大尾巴鹰子，我叫你在我跟前充大尾巴鹰子！"胡传魁还算聪明，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赶紧说："哥们儿，手下留情。"他真想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又不好意思了，哭着喊着说："我不听，我不听。"胡传魁倒也不为难我，一甩袖子："不听，拉倒！"
夜里，季娇的脸一直在我脑袋里转来转去——她闭着眼，头发紧紧贴在汗湿的额头上，嘴角也在剧烈地痉挛着，无论如何，从她的表情上你绝对看不出她是在享受快乐时光，倒像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一脸痛苦的表情。后来，一只老鼠咬我脚趾头，把我咬清醒了，我拿解放军叔叔刚发给我的一双解放鞋的鞋底子追打它，把老鼠打得上蹿下跳。只要有人家，就有老鼠跟你就伴，它怕你孤单。
老鼠跟人永远是一对欢喜冤家。尽管人总是嫌弃老鼠祸害东西，想尽办法对它们围追堵截，老鼠却仍然跟人不离不弃。
白天，季娇动不动就掉眼泪，她丈夫告诉我们，她是想孩子，想孩子都快想疯了，疗好她伤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赶紧再怀上孩子，生一个。胡传魁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小子，跟你说吧，造孩子是件最舒坦不过的事了，你要不经过，就无法体会到那种美妙的滋味儿。"我掴打他巴掌："少吹了，你经过？"他瘪词了，狡辩道："虽然我没经过，可是我都知道。"我说："舒坦不舒坦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俩人光屁股够难看的。"
"你小子有本事，将来就别找女人。"他暧昧地努努嘴。
"不找就不找，有什么了不起！"我大义凛然地说。胡传魁显然不信我，拿手指头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要不找女人，不光是断子，还得绝孙，你好好想想吧。"我犹豫了，吞吞吐吐了。
"难道非得俩人都光屁股……"
胡传魁坚定地说："非得那样不可。再说了，你怕什么，人家多伟大的人物要想有接班人不也都这样吗？"我还是持怀疑态度："你说的伟大人物都是谁呀？"他掰着手指头说："马克思有孩子，斯大林也有孩子，还有……"
我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我说："再往下说，就是反动了，你不怕我揭发检举你？"胡传魁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禁盗出了一身冷汗，手脚冰凉。
祸从口出的悲剧，我们见得多了，比如儿子把他爹在家说的什么话检举出来，叫他爹身败名裂，而他儿子则为此被提拔当了小干部，类似的故事随处可见，这被叫做"大义灭亲"。那年头，说瞎话，说过头话，说玩笑话，都可以，就是不能轻易说实话。任何话，只要上纲上线，都能鸡蛋挑出骨头来。胡传魁他们家对门的小子就因为在茅房的墙上画了一幅画，就被扣上高帽子，五花大绑斗了整整俩礼拜，最后还判了三年徒刑……所以，胡传魁才这么害怕，他赶紧出门瞅瞅，看看是否隔墙有耳，谁要偷听了去，给他贴张大字报，他不死，也得褪一层皮。他一再跟我说："我郑重地向你宣告，刚才我什么都没说过，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我双手揣在裤兜里，颠蹬着腿说："你说过，我听了个满耳。"胡传魁央求我："你趁早把它都给我忘了。"我偏说："我不会忘的，我要记它一辈子。"我眼瞅着他的脸由红变白，看来我的回答无疑对他是毁灭性的……
就在写这部小说的五年前，我学会了上网，当我看到网上那些肆无忌惮的牢骚话、诅咒话和吹牛话，不禁心惊胆战，心说：这要是搁在三十年前或四十年前，早他妈的都猴起来了。同样是在五年前，我在新浪开了个博客，写的所有博文都像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以，点击率极低，大概最忠实的读者就是我自己。白纸黑字，不能儿戏，否则就会给自己招灾惹祸，这个观念，至今根深蒂固。
"今天蚊子怎么他妈的这么多。"夜里，胡传魁睡不着，坐起来，啪啪地打蚊子。
这一天，他也第一次没顺着窟窿窥视隔壁两口子做家庭作业。我知道，他怕了，他的惊恐万状让我很是兴奋，我似乎找到了一把万能的钥匙，随时都可以打开胡传魁这扇门，想什么时候打开就能什么时候打开，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抓辫子，是那时候摆布对手的最卓有成效的手段之一。
"还不快睡，折腾什么劲儿？"我说。"睡就睡。"他咕咚躺下，很快，蜷起身子呼呼地打起呼噜来。然而，我却睡不着了，我是因为太兴奋了。从今天起，你胡传魁就得老老实实地服从我的命令，听从我的指挥，稍有反抗，嘿嘿……我想。早起，我还在伸懒腰，就支使他："去，把尿盆给我倒了去。"胡传魁翻翻眼皮说："凭什么总是我？昨天的尿盆就是我倒的，今天轮到你了。"我开始尝试着动用我的撒手锏："不去算了，我倒，顺便把你昨天的反动言论跟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胡传魁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拽得我生疼，他说："您老歇着，我去，我去还不行吗？"望着他的背影，我得意地笑了，这种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阴险。
从此，我可以为所欲为了，凡是不愿意做的事，都可以叫胡传魁去代劳，我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打饭，他去；提水，他去；领凉席子，也是他去。我琢磨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也不过如此吧？而且，我从没强迫过他，有活计，我对他用的都是反问句："你看，这事，咱俩谁去呀？"他准说："我去，我去。"我不是不讲民主的一个人。那些日子，我天天唱歌，唱那首《翻身农奴把歌唱》。
"所有的活儿我都干完了，可以歇歇了吧？"胡传魁跟我请示。"歇歇吧，我们还是要劳逸结合的嘛。"我摆摆手批准了他，以使自己显得大度，体恤下情。我特别理解那些为往上爬而不择手段的人们，他们揭发检举、打小报告、写匿名信，无非是要踩着人家的肩膀上位，这真怪不得他们，因为权力实在是太具有腐蚀性了，任何人都难以抗拒。那时候，人们博取权力的时候，想的往往只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金钱欲倒在其次。
视金钱为他二大爷的价值观则是近十几年才常见的现象。一个二十岁的黄花大闺女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老头，可能谁都觉得不大般配，可是，要是说男方是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身家，那么，无论是大闺女的家长，还是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能表示理解，跟她同龄的女孩也许还会妒忌她……这事要搁在三四十年前，唾沫星子恐怕都能淹死她。我现在基本上奉行的还是吃饱了不饿就很知足的政策，权力也好，物欲也好，对我来说，要淡漠许多。我的朋友说我："你就是在医院躺得太久了，跟这个世界有隔膜了。"另一个朋友则干脆说我："落后于时代了。"我只是笑一笑，用金钱来体现个人价值，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远在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就是。不过时间不长，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再以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之后，则是精神变物质，喜欢吃穿的人，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享受思想作怪，要批评，要斗争。凭我的经验，追着时代脚步拼命往前跑的人，十个有九个最后的下场都不理想，而且也累，成功了还好，不成功呢？不成功也就只好跳楼去了。
对付一个浮躁的时代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静制动。
假如我的身体没出故障，我还会那么平静吗？
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酵母片跟钢镚儿捉对厮杀的结果，竟是打了个平手。解放军叔叔后来把他们替换下来，叫他们喘喘气，他们两边都不服气，只好商定，明天见，接着比划，双方非得见出个高低来不可。
早晨要是没有一场余震，酵母片还真醒不过来。他在树根底下伸了个懒腰，又伸了个懒腰，实在是不想起来，腿肚子累得直抽筋。突然想到跟钢镚儿的事先约定，他赶紧爬起来，往河边跑，那里的住户最多，楼也塌得最惨。半道上，他在消防队的消防车上接了两口水喝，腰里有街道给他的俩饽饽，他一边跑，一边嚼，好歹混了个半饱。
"你们这是干什么？"
路上，酵母片见人们有搬的，有背的，有拿肩膀扛的，还有老娘们儿拎着篮子提溜的，都在把散落的整砖凑一块儿，准备搭小房，似乎每个人突然间都成了泥瓦匠，石灰和砂子一时抢手起来，有时候还为此而吵架。
"刚活过来，就他妈的吵。"酵母片对他们没鼻子没脸地说。
"要是死了，就没这么多麻烦了，两腿一蹬，完事。"他们说。他们说的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酵母片无言以对。
"那你们就继续吵吧。"
由于解放军叔叔到了，他们来维持秩序，谁想随便乱窜都是不可能了。酵母片去跟解放军叔叔交涉，人家指定他们刨哪座楼，他们才能刨哪座楼，他们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过，酵母片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救援现场一定要离钢镚儿他们近一点。
"拉开档子实施救援工作岂不更方便？"解放军叔叔对酵母片说。
"我们两边就要挨着。"酵母片一点儿也不妥协，一再坚持。
眼下，正缺人手，解放军叔叔也就不再跟他磨牙了，只嘱咐一句："救人要紧，别在这个特别时期搞邪门歪道！"
总这么歇着，毕竟不是个办法，早晚非歇残废了不可，听说要成立个抗震救灾突击队，我跟胡传魁就去报名，人家不要："俩小毛孩子，一边儿玩去，过几天铁路修好了，就把你们这些孤儿都送石家庄去。"这个消息，让我们俩都很恐惧。我不想离开这里，死也要死在我爸的坟旁边。我们拼命地央求人家，每一次失败后，我们都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只要决心足够坚定，指定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突击队的队长。
"我们给他写个血书。"我说。胡传魁也赞成。我说："你咬破你的手指，多挤点血，我们可以写长一点。"胡传魁的脸拉长了："怎么倒霉差事都是我的呀？"我说："你是个犯错误的同志，我现在是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胡传魁的脑袋耷拉下来了，哆里哆嗦地咬破了手指头肚，好歹写了几行，交上去了。
"怎么样，我的计谋不错吧？"我得意地对胡传魁说。胡传魁不快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叫他再说一遍，他说："没有我的血书，你的计谋也是白搭。"我批评他道："见困难就躲，见荣誉就上，你呀，简直是不可救药了。"
那天，一只猫跑到我们屋，叫我们逮个正着，正闲得难受，就拿绳子把它的爪子捆起来，挂起来，我在这头，胡传魁在那头，让猫打秋千。那只猫一定是只母猫，胆小，吓得嗷嗷乱叫，惊动了街坊，也惊动了猫的主人。他们跑来找，见我们正对猫施行酷刑，一下子炸窝了，几个小伙子揪住我们的耳朵，质问我们俩谁偷的猫，我们一再声辩说那只猫是自己跑来的，他们不信，依然不依不饶。关键时刻，只好丢卒保车了，我说："反正不是我偷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那么就是你了。"他们立刻放了我，把火力集中到胡传魁身上，拳打脚踢，差一点将他的那一条腿也给鼓捣瘸了。胡传魁居然硬着头皮忍受了，没出卖我，这让我有几分羞惭。
人散去以后，我们的小屋又安静下来，胡传魁坐在地上很久都没爬起来，我看得出，他的心比创口还要疼。我伸出右手去拉他，想把他拉起来，他却使劲甩开我，胸脯子剧烈地一起一伏。他鼻子流血了，他就仰面朝天地望着房顶子，尽量不让鼻血滴答下来……我跟他道歉说："这次是我错了，我不仗义。"胡传魁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说道："我才发现，谁要有小辫子揪在你手里，你不把他折腾死不算完。"胡传魁拖着一条瘸腿，费劲地站起来。我一遍一遍地猜想，接下来他会干什么，也许他要跟我打一架？
时隔三十年，我现在还在想，要是他跟我打一架该多好啊，谁吃亏、谁占便宜都不重要，起码我们是光明正大地较量。然而，他没有，他只是一步一步走到门口，用膝盖把门顶开，要往外走。我赶紧阻止他："你想溜？没那么容易。"我真怕他离开，那样的话，这间小篱笆房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豁出去了，你爱到哪儿检举我，就到哪儿检举我去吧。"胡传魁一把推开我，迈过门槛。
"我希望你考虑考虑后果。"我继续威胁着他，期冀他一害怕，再次屈服于我。
"最恐怖的后果不就是逮捕法办吗？我认了！"这小子肯定是疯了，恶狠狠地斜瞪了我一眼，就扬长而去了。
"你去哪儿，你他妈的要去哪儿？"我追在他屁股后面问道。他没理我，他八成是懒得再理我了。二林子走了，现在胡传魁又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而在此之前，有他们相伴，我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可怜。夏天，睡觉时，我居然总是被冻醒，我知道，冻得慌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心寒，整夜整夜，我都听着没被炸死的蛐蛐的嘟嘟叫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总觉得我窒息，喘不上气来，把脸憋得通红。
窒息的现象到后来愈来愈频繁地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心跳过速。二十岁的时候，在电影院里，我突然犯病，简直随时都有昏厥的危险，我仓皇地跑出电影院。此后的三十年，电影院远离了我的生活，我再也没到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尽管那很浪漫，假如旁边再有个女伴的话，两人拉着手，悄悄地在对方的手心里用手指头写着甜蜜的话。继而，让我窒息的地方是火车，不管车厢里拥挤不拥挤，只要上去，那种被掐着脖颈的感觉，立刻就会出现，即便把脑袋探出窗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也一点不见缓解。这种感觉渐渐地就像传染病一样，大面积地蔓延，而后不能再坐飞机，不能再乘地铁，最后连公车和出租也都包括在内。奇怪的是，窒息的感觉再强烈，只要进了医院抢救室，吸上一两口氧气，马上就消失了，脸色也逐步恢复正常，甚至还可以抽一支烟，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医生给我做过详细的诊断，给我的结论是：比正常人还正常。
所以，心理医生才说："你的病不是器质性的，仅仅是功能性的。"换一句话说，你没病，你是自己吓唬自己。
临建棚里只剩下我自己了，最难过的就是晚上，没有亮儿，独自一个人坐着，要多没劲有多没劲。睡又睡不着，想出去遛个弯，也不敢，过了八点半，街上就不能随便走动了，解放军叔叔拿着大枪在巡逻，跟宵禁一样。我要真的冒险出去，逮着就是一顿臭揍，还得关几天，饿你个前心贴后心。我见过好几个不信邪的，硬着头皮往枪口上撞，结果，都没什么好果子吃。我天生胆小，就乖乖地猫在屋里，自己数自己的脚豆解闷——特别时期，惹点事儿，就能无限放大，说给你定个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你连个屁也不敢放。我的脑袋不是铁打的，只能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
也有没长眼眉的，偏偏给自己找别扭。跟我隔了三个门的那个临建棚里，住了两个体育老师，半夜起夜，出去撒尿，大概是尿痛快了，竟喊了一嗓子："平安无事哦——"嗖嗖嗖，三个端着大枪的解放军叔叔冲过来，把他们俩包围了，他们也知道枪膛里都上满了子弹，赶紧把两手举起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老师。"
"老师哪有你们这德行的。"
人家不信，以为他们是编瞎话，就拿枪顶着他们的后腰眼，跟押俘虏一样把他们俩给押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不知给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熬过一宿，天亮了，胸襟总算豁达了一些，恐惧感和寂寞感也有所缓解。但是，还是提溜着心，不光要管住自己的腿，不乱跑，更得管住自己的嘴。
前两天，有个外地慰问团来给我们送红宝书，有个小子冒傻气，说了一句："我们还饿着肚子，捧着红宝书怎么读得下去呀？"当时就有几个人将他拽上台去，将两个膀子反剪起来，马上开了个现场批判会，每个与会者都要上台去表态，表完态都要呼几句口号，要打倒那小子，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个小子吓坏了，估计都尿裤子了，小脸苍白得跟白纸一样。结果，把他关起来，反省了两天，别人都有饼干吃，他只能瞅着馋得慌。两天以后，干部问他知错了没有，他正反打了自己几个大嘴巴，骂自己的鸡巴嘴没把门的，干部见他态度不错，给他俩饽饽吃，临吃前，还让他念了两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吃吧，我们这是优待俘虏。"
那天的景象，给我的刺激很大，过去光是听人说过祸从口出，这一回，我亲眼见识到了。当时我也饿了，幸好那个小子比我嘴快，我越想越后怕。那个小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志，从单位的保全车间调到锅炉房烧锅炉，被监督改造。我估计，这件事准是被写进了他的档案里，弄不好，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至今，我仍然觉得档案是个非常神秘而又非常吓人的东西。
"你的档案我们看过了。"
每次调到一个新单位里，人事部门跟你谈话时，总是这么开头，你立刻就会觉得自己矮半头，而对方则高高在上。原因很简单，他能看到你的档案里都写了什么，而你无权看，无形中，对方就拥有了谈话的主动权，你呢，只剩下唯唯诺诺的份了。
档案，就像如来佛压住孙悟空的那座五指山，一生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如影随形。只要一过十八岁，这个压力就陪伴你到死，只要你有个一差二错，有关部门就叫你写检查，还警告你："检查你给我写得深刻点儿，这玩意儿要入在你档案里。"你只要听了这话，立马就蔫一半，觉得后半生就此被断送了，前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