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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中国智库数量排世界第2 不及美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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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翻译并授权发布)
原标题：中国智库：面临最好发展机遇(零距离)
《人民日报》(日05版)
2014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在这一全球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的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以426家位居全球智库排名的“榜眼”。
过去的一年，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智库的“迸发年”。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首个中国智库报告……智库发展的热潮扑面而来。那么，我国智库是不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
智库，也称为思想库、智囊团，有人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服务于公共政策是智库的“天然基因”，它能有效弥合知识和政策之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
我国智库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指出，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为6826家，美国智库以1828家位列第一，中国智库以426家位列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非美国的全球顶级智库第九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均进入前100名。不过，“从全球顶级智库排名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指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将我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从我国活跃智库(活跃智库是指当前正常运行，并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智库)的类别特征看，有2/5是党政军智库，其中“国字号”智库又占党政军智库的30%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指出，“我国受财政资助的智库机构特别多，这是我国智库有别于欧美国家智库的一个显著特点。”地区智库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智库的另外一个特点。我国活跃智库约60%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中部、西部地区的活跃智库分布仅为17.0%和17.5%。
由于历史沿革和体制原因，民间智库一直是我国智库发展中的“短板”。民间智库尽管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上呈通道、建言献策平台上先天不足，患上了“侏儒症”。“用鱼龙混杂来形容当下的我国民间智库，并不为过。”国观智库创始人任力波指出，“现在的民间智库，有很多以前是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信息公司，他们现在都在开展智库发展计划，其中既有实质业务上的转型，但也有很多是提法上的噱头。”
影响力是智库发展的关键所在。王荣华指出，“我国智库中，关注国家发展层面问题的智库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关注区域层面问题的地方智库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小。”此外，我国智库主要聚焦于经济政策、政治建设与国际问题研究，专业化分工相对不足。这也是我国智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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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欧高校智库经验的思考
　　2014年年初，教育部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明确提出，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高校不仅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也具备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社会提供科学咨询的智库功能。推进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或加强了以高校智库建设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建设过程中，高校智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问题也不断凸显。
　　中国高校智库的未来发展，既要借鉴欧美高校智库的成功经验，也要创新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人才资本优势，在多元化的智库市场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
　　1.美欧高校智库的基本发展模式与特点
　　从研究内容与功能定位上讲，美欧高校智库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并呈现出具有共性的发展特点。
　　从其研究侧重点与人才培养的视角进行分类，美欧高校智库可分为三类：基础研究与战略研究相互结合类。这一类型高校智库能够在重大战略研究方面提出创新见解并发挥重要影响力。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都属于这一模式。强调战略和政策导向研究与人才培养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是这一类高校智库的典型代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多年来的历届领导阶层与美国决策层面关系密切。重视专业化发展类。这一类高校智库一般具有某一研究方向的丰厚积累，强调专业化的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即属于这一类。从总体上看，这类高校智库明显的特点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有着相当齐备、专业化导向明确的学科设置，同时在专业领域有着关键性的政策影响。
　　在世界各国众多高校智库发展过程中，除了本文提到的这三种基本模式之外，还存在其他不同模式，但基本上都是在这三种基本模式基础上的演变与发展。除了发展模式之外，美欧高校智库在发展特点上也呈现出一些共性。
　　强调问题导向。美欧重要高校智库普遍以问题为导向，特别是以当前社会和外交政策与战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尖锐挑战作为研究客体，从中提出切合实际，同时也基于学理基础的分析和结论。无论国际还是国内议题都是针对当下最为紧迫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而设置。
　　重视研究生培养。美欧高校智库普遍重视研究生培养，并着重培养研究生人才深层次的经济分析能力。这使得高校智库成为政策人才的摇篮。
　　独立性与国际利益并重。从美欧经验来看，无论是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政府部门和各个党派都非常关注与决策有密切关系的高校智库成果。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直接影响这些学术机构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美欧高校智库在研究中强调独立性，提倡学术自由，但事实上，各国高校智库对于国家利益的恪守和国家尊严的维护，在研究生培养中和政策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窥见踪影。
　　注重专业化智库发展。美欧重要高校智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业导向明确的智库。无论是国别、区域问题，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都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
　　高校智库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在思想市场上形成一种良性互补机制。高校智库偏重于长期性和战略性研究，官方与民间智库偏重于紧迫性政策和对策研究。据美国研究机构统计，在美欧智库中，有一半以上是依托高校建立的智库。
　　2.中国高校智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普遍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完善阶段，目前所体现出的模式和特点与美欧高校智库有着很大一致性。中国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普遍建立在深厚的学科基础之上，许多智库在政策、战略研究与人才培养两个维度上普遍偏重于前者，而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较为薄弱。在中国智库建设热潮中，还出现了高校与企业共建智库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目前，中国高校智库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机构本身来讲，高校内以智库为导向的研究机构数量众多、资源分散、研究水平良莠不齐，难以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合力。对于一些已经明确高校智库定位的研究机构而言，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机制还处在摸索阶段，短时间内其创新能力和影响力也难以充分显现。从高校智库的核心人员层面看，高校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社会服务四重任务和角色，缺乏在政策研究上的时间与精力，这将成为中国高校智库未来发展中的一大阻碍。从高校智库的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层面看，高校的科研考核体系普遍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重，对智库所从事的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缺乏科学考核机制，缺乏对智库研究人员思想成果和社会贡献的应有认可。即便有的高校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对智库研究的价值作了一定认定，但依然是置于科研考核的边缘。这严重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3.中国高校智库的理想发展路径
　　与美欧高校智库相比，中国高校智库未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想的发展图景是：
　　高校智库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推动高校自身的发展。当代高校应当承担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功能。一方面，高校的深厚人才基础和研究底蕴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核心推动力；另一方面，智库研究的跨学科特点、现实针对性、战略导向性也将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高校智库充分发挥思想创新、政策建言、影响舆论的重要作用。高校智库一方面帮助政府清晰认知面临的复杂内政外交问题，另一方面为政府提出新思想和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方案。高校智库通过举行各种公开会议为社会公众与专家、政府官员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公共政策的了解。另外，高校智库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客观上承担塑造和引导舆论的功能。
　　高校智库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制政施政人才的职责。一方面，高校智库可以加强战略导向、政策导向的研究生人才培养，为国家发展培养政策人才。另一方面，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的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搭建知识与政治的桥梁。
　　高校智库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迄今为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依然缺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抱有偏见，在这样的形势下，高校智库要承担起积极沟通西方智库、影响西方主流精英和公众舆论的重任。
　　高校智库的发展是中国智库整体发展模式构建中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智库而言，应该从组织架构、科研考核等几个关键层面进行改革，同时还要注重理论建设与战略研究，加强智库专业化、差异化发展。
　　建立稳定、科学的组织架构与可持续机制。高校智库要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必须建立稳定和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高校智库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开设政策研究导向的课程，从而形成一种政策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可持续机制。
　　尊重和激励思想创新。就中国高校智库而言，要在现有科研考核机制基础上进行改革，以适应高校智库实际发展的需要。要根据高校智库的角色定位和功能需求，制定出一套真正对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有激励和保护作用的灵活的考核制度，以期为国家发展培养出一批具备全球影响力的高校智库精英。
　　注重理论建设与战略研究。在理论建设上，高校智库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中国学派”，扩大我国在国际智库界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战略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加强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强调综合性与专业性并重。高校智库建设中要结合各高校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确定研究定位，形成相对固定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在智库的研究领域设置上也要以高校本身的学科基础和特色为本，形成中国高校智库在研究领域上的专业化和差异化发展。（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第三方登录：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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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使命和担当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蓬勃发展。高等学校具有的人才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集、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国际学术交流广泛等天然优势正契合智库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目前，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等为代表的高校智库建设，在战略研究、资政启民、人才培养、舆论引导、人文交流机制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既出思想、又出人才，还要育人的工作思路，使智库建设与学校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做到“一石三鸟”，保证智库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智库建设要出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思想，也就谈不上智库。但是，由于信息完整性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以及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差异，等等，思想认识的差异也就是必然的。多元包容、择善而行，这是在智库建设中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相应地，我们在重点支持和打造特色智库时，就要提倡争鸣与竞争。争鸣，使不同思想之间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逼近真理的彼岸；竞争，会使智库建设整合资源，产生集成优势，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智库建设要出人才，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要建设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优胜劣汰的用人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高校智库建设还要坚持育人为重的工作思路。在智库建设中要适当吸纳大学生参加，使大学生在参与重要问题的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中培养治学的品格、作风和方法。如，组织学生参与实证调研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组织学生参与理论研究分析，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高校智库还要善于将研究的新成果及时地转化为教学内容，使科研与教学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科研反哺教学，教学更接近学科发展前沿和社会生活实际。总之，在智库建设中坚持育人宗旨，也是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智者前瞻，智库谋远
何东平（光明日报总编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众多高校，因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资源充足、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广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助决策的作用愈发凸显。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是重要内容。其中提到，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推动高校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深化高校智库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这也应成为我们高校智库建设的目标与发展方向。
当下发展高校智库建设，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们都知道，我国高校的四大职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智库能够及时地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为社会提出新的价值目标并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高校智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首先要从高校深化改革，促进自身的“转变”做起，转变观念、改变学风、扭转科研方式，把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前，许多专家学者做研究，是以专业为导向的、从书斋到书斋，而要建设好高校智库，必须从问题出发、深入社会实践，使研究和结论更具现实的生命力。另外，既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那么问题的全面性、复杂性，就和学科的单一性、片面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需要我们改变单一学科、某一专业的视野局限，把各个领域的相关视角融会贯通、协同并进。只有掌握了全局的视角，才能为大的时局发展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建议。
光明日报作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全国性报纸，历来重视对智库建设的宣传。从日起，光明日报专门设立了《智库》版发表了众多在业界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与深度报道。
光明日报愿为高校智库建设领域的英才提供一个资政建言的平台，记录中国高校智库建设进程中的每一个脚步，发掘高教领域的智库建设典型，推介学科建设方法和协同创新举措，宣传专家学者风采，及时反映知识界对高校智库建设的意见建议，为高校智库建设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未来，我们希望能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中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一起，回应政府和社会需求，结合不同选题，开展多种多样的讨论调研活动，继续拓宽高校智库建设论坛这个平台，沉淀更多讨论成果，发挥更积极的实践作用。
智库不是高校里一个业余的副产品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这些年，高校工作者对这个认识越来越强。在智库的建设上，从教育部到高校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有步骤地推动准智库建设。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要求在国家的重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成果转化、决策咨询，教育部现在也在大力推动国内研究中心的探索，在这几年不断完善；我国高校内设不少人文社科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这些基地和实验室的功能尽管不完全是智库研究，但它们的成果一些是可以转化的，现在也在加强它们的转化能力；一些学校结合自己的特点建立智库，应该说既发挥了学校的优势特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另一方面，高校智库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就是在高校内部谁来从事政策方面，或者重大决策、重大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高校学科很多，机构也很多，国家平台很多，高校整体怎么发挥智库的作用？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和扶持力度不够。
第二就是高校怎么建立专门的智库？高校内部建立专门智库面临一个问题：高校过去传统是院系所的机制，即使是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人文社科基地，它的任务并没有明确，没有一个智库类别，还是很多以基础研究或者综合性为主的，它是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不是以对策研究为主。高校评估机制必须解决，否则智库的职能在高校里就是一个业余的副产品，没有制度约束。这是个突出的问题。
第三，谁来做智库？就是队伍的问题，队伍的问题实际上也有很多问题，一个就是涉及到现在高校，无论是教学科研人员，还是以科研为主的人员，还是以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主的考核，在高校目前的类别里面没有这样的智库的类别，如果不建立这样的一个从人才引进到待遇条件、到工作评估、到政策培养激励制度的类别，这个队伍是建不起来的。
第四，高校要做确实有困难，它确实是偏学术、学科的取向，而智库要研究的很多问题都是相当综合、复杂，甚至是比较大的战略的问题，一定要多学科的合作，一定要学术加行政、加社会各个方面。这样的话，高校整个采取“旋转门”的制度，或者是深度地加强和政府各个部门社会的，最深度的合作，而且得有制度保障。
目前高校的研究方式还是偏学理性，要真正研究重要的、重大的、复杂的、综合性的问题，就必须基于对中国国情、中国各个领域的一种信息的把握。我们现在的信息，没有一套综合的信息搜集制度。如果各种信息没有连接，就找不到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个很不利。
从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来看，高质量的比较少，应用也比较弱，关键是没有一个开放的应用渠道，政府也没有建立一个思想库的购买市场，政府这个市场如果不强大，不真正加强科学决策、加强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度的话，很多专家辛辛苦苦的研究就得不到应用、得不到认可。这些都涉及需要建立一整套的体制机制，既有大学内部的，也有社会的。
高校智库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创新
张东刚（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为党和政府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是高校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长期以来，高校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三年来，高校提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2.6万余份，其中1.4万余份被采纳。同时，我们通过推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转型升级，着力办好《高校智库专刊》，举办“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等举措，引领和带动高校智库创新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智库建设仍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有重要影响的智库还比较少，有份量的成果还不多，体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创新。
当前，教育部正有序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为宗旨，以深化综合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建言献策质量为根本，形成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高校智库发展格局，重点打造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为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强大智力支持。我认为，进一步推进高校智库建设，还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自身优势，实现整体规划和专业化发展统筹推进。高校智力资源丰富，学科门类齐全，对外交流广泛，具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良好条件和独特优势，理应在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方面走在前列，发挥表率作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需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发挥好主力军作用，加强高校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汇聚资源，整合力量，做大底盘，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五大功能，产出高水平的智库成果。
二是围绕重大亟需，实现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能否拿出实用、管用的政策建议，是衡量智库水平的重要标志。要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发挥高校基础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打深井，做长线，为提升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研究反过来可以推动基础研究进一步深化，突出基础研究的问题导向，完善基础研究的理论体系，实现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有机统一、互补融合。
三是深化综合改革，实现高校职能与智库功能的有机对接。智库建设与高校发挥固有职能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共存互促。高校为智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学科依托、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充沛的智力支持，高校智库功能的发挥也将助推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科研问题意识、激发人才创新潜能。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构建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模式，探索建立第三方遴选、协议制管理、后期赎买式资助、实际用户评价、动态流动等新机制，引导智库科学发展。
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直接讲四点建议，供在座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智库做什么？德鲁克说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其实所谓成功的高校智库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如何做正确的事？实际上牵扯到对某一领域当中，比如说决策的分析。而正确做事则是对这个领域当中的一种既定的决策，高校智库的核心问题除了服务决策外，可能还要监测决策。
第二，在公共领域中，智库必须关注什么？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法，服务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服务，二是非公共服务。中国对公共服务再分为：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我们高校智库服务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就必须抓住三类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当中牵涉的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决策，或者战略定位，这是绕不开的。
第三，既然是公共领域，它的决策具有非常独特的复杂性。高校智库想要做好，在整个的一个公共领域当中的决策会涉及方方面面的群体和他们所把握的一些各自不同的语言包围当中，如何能够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公共政策领域当中，我们现在实际上叫作四类群体五种语言，第一类群体叫作跟决策直接相关的负责任的这部分人，政府的行政语言，他们所熟悉的就是政策文本语言，老百姓、网络、专家建言献策，最终落到文本上大家会看到它是一个很精炼的，带有很强导向性的，但是这是我们高校智库的研究工作者需要了解并且熟悉的。第二类群体，海外的很多智库和政府内设的一些，包括国际组织内设的很多智库还是有很多分工的，我姑且把作为政府，或者是跨政府组织的内设的政策研究机构或者决策研究机构定义为第二类群体，这类群体价值取向可能偏向于决策层，他们熟悉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政策导向、问题导向的研究语言。第三类群体，我们定位在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专家学者这个层面，他们很熟悉学术研究的范式，很熟悉怎么通过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工具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研究透彻，这就是我们高校智库建设的一个安身立命所在，也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不可替代。最后一类语言就是其他，也就是说在其他这一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两类语言是有很明显的界限，一类就是媒体语言，而另外一类是公众语言。我们高校的智库建设恐怕天天都要跟这四类群体、五类语言打交道，要把握自己的优势，设法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传播、在呈现过程当中更加有效而有用，有用的基础就是有效。
第四，我们做什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决策有用？从政府的决策者来看，他们的学科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所熟悉的政策语言带有明显的学科色彩，可能会急于解决一些短平快的问题，包括去应对一些应急的突发的事情，这是政府决策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而政府内部，或者叫作跨政府组织的内部的政研人员，往往是以短学科为主的，是政策语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有用的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的话，要平衡这四种基本关系，要能够使得我们在这样一个服务决策和监测决策的过程当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教育智库建设的特殊性 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
我国需要建立智库，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需要智库，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教育智库，并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新型”，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智库，尤其是世界200强智库，似乎没有一个教育智库，但并不影响这些智库作教育研究和发布教育报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首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教育智库？难道教育改革和发展不需要教育智库？其次，既然西方的教育报告大多数出自综合性智库，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我国的429家智库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报告？我国欲打造新型教育智库，并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究竟是模仿西方智库的建设范式，还是走自己教育智库的建设道路？显然，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教育智库的特殊性；第二，之所以高水平的教育报告出自综合性智库，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教育报告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成果；第三，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想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研究范式。
西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教育智库？教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学校是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在整个社会中完成的。每个参与教育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又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教育研究已经从学校的内部活动拓展到学校外部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机构开始发生分化，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都开始与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特许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大学”之分，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和高考问题等，都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教育概念和范式。因此，综合性智库研究教育问题，显然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综合性话题，非教育智库承担教育研究也就成为可能。
教育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智库需要跨学科。纵览我国已经面世的各种教育报告，几乎都出自教育学者，“教育学”的色彩十分浓厚，较少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学者参加。因此，如何让我国的教育研究走出“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构建教育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
树立智库意识，积极向智库型机构转变
苏雨恒（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
教育出版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社61年来，始终秉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办社理念，大力支持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学科建设与研究，不仅是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也逐步成为了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和重要出版基地，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通过高教社的公开出版、发表，对社会发展、国家宏观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高教社学术著作、学术报告等成果的出版、发表情况，以选题和成果为观察点，我认为高校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树立智库意识，增强智库观念，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向智库转变。为此，对高校智库建设提出三点建议：
一、发挥学术性研究优势，努力向智库型机构转变。高校智库建设有多种途径，可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其中一条有效途径是积极推动现有学术机构向智库转变。我国的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高校，拥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机构、部门，也拥有为数最多的高水平研究人才。我们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所有的高校研究机构都成为智库，但一些学术性研究优势明显、基础扎实雄厚、具备向智库转变有利条件的机构部门，逐步由学术型、基础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变，逐步增加政策性、对策性、战略性研究，提高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的现实针对性，提高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二、研究课题及其成果关注和契合现实社会与未来发展。智库建设更具体地说将现有学术研究机构改造或转变为智库，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过程，更需要许多条件如经费保障、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等等。但归根结底，是要满足智库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这就是智库机构和群体要关注现实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任务、研究课题，与现实社会问题高度契合、深度关联，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现实社会为目的，使研究成果具有出思想、出战略、出政策、出对策的特征，能够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三、创新研究方法、研究语言、研究工具，提高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引领性。与传统的学科专业研究、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不同，由于智库研究课题的现实针对性和特殊性，对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语言体系，都会因课题的不同而提出新的要求。智库研究者必须克服传统学科专业研究、学术研究、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局限，进而在创新、建树、引领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成向智库型学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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