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不应该中国人在印度受歧视吗吗

艾滋病患者痛心坦言“死不可怕” 被歧视才可怕
来源:中国新闻网
  或许,再也没有一种病人,会像他们那么煎熬,仅仅因为他们感染的是艾滋病。  日,在济南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会议室里,听几位艾滋病患者谈起他们曾经的生活、内心的挣扎以及即将到来的“12·1”世界艾滋病日里的心愿,每个人一再提到的无不是“怕”这“怕”那——“死的话我不怕,我就怕周围的人知道了,日子过不下去。
”  相对于死,被歧视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顾忌。  病人A:“连医生护士都歧视我,社会注定不会接纳我”  “说实话,我这一段时间比较苦闷,一直希望能够有个倾诉的窗口。”小A是个阳光的小伙子,一开口就不好意思地笑。“小阮热线”的创办人、济南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阮师漫明白他的痛苦,“他最近耐药了,正在找新的药物,还好已经找到了,只要稍微等几天新药就能拿到。”  小A接受药物治疗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从2005年开始,一直不间断地吃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让小A感到自豪的是,虽然爱人当初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却依然与自己结了婚,并冒险与自己生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刚刚一岁多的女儿,健康、美丽,让小A的生活看上去有滋有味。  家庭生活的幸福圆满,却不能抚平他内心的痛苦。  “最让我难受的是去医院。”小A坦言。有一次,去医院查体需要抽血。考虑到医护人员可能遇到的危险,小A悄悄告诉对方,自己是艾滋病人。接下来的情形却出乎小A的意料,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当即给了他大大的一副冷脸。“你快走,别在我们这里做检查。”  “看着医生、护士歧视的目光,我知道,这个社会注定不会接纳我了,因为我得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肝病、心脏病……”  病人B:“最理想的状态是看上去和大家一样
”  他说,自己前几天还刚刚去烟台高校“现身说法”,为在校大学生们讲解艾滋病的预防知识。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雨轩”。  雨轩是一名感染者,也是一名“最草根阶层的志愿者”。谈话期间,他给我们一一派发名片,称自己是“同伴教育的讲师”。  “同伴教育”是目前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开展防治艾滋病知识宣传的一种模式,意为“让同伴告诉同伴”。  “前一段时间,我刚到青岛、烟台等地方的大学做了演讲……平常给大学生讲空洞的艾滋病知识,肯定都不愿意听,但像我这样现身说法,效果一直很好。”雨轩说,只要是在济南以外的地方,他敢于在公众场所公布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身份,包括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但在济南,他不敢。因为,他要生活在这里。  “平时我是最普通的,到了人堆里,我就跟大家一样,哪有病人的样子?这是很理想的状态。”为了保持这一种状态,他必须有所隐瞒。同时,他也希望自己并不一无是处,该尽可能地帮帮大家才好。  雨轩最大的担心在于:“如果父母有一天知道了,该怎么办?”  病人C:“死的话我不怕,就怕影响了周围环境”  现场,他是唯一一位老者。脸色发黑,乌铁一般暗淡无光。年过七旬的他,已是三代之家的长辈。这注定了他的不同。作为一位长者,他最为担心自己的病情一旦暴露,会让已经成家的晚辈日子不好过,甚至被周围的人们孤立。  隐瞒自己的病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济南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王美花,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去医院调查C的情形。当时C在省城一医院住院,意外被查出可能是艾滋病人。院方当即通知了艾防所。  “去了之后,我们设法把家属全都支开了,然后才进入病房,与老人一对一进行了调查。”后来,老人的一位亲人成了唯一的知情人。因为根据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的规定,艾滋病人若要接受药物治疗,必须有家属同意。  一晃三年过去了,至今,对于老人的病情,亲朋好友之中依然只有一人知情。  越是这样,老人内心的痛苦愈发沉重。“有时,小孙女向我扑过来,找爷爷抱……我连摸她也不敢摸,虽然知道这样不会传染,可心里还是难受得要命,生怕有一点意外!”  老人的语气里有着无限的悔恨,泪珠在眼眶中闪转。发病三年了,他甚至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感染了此病?除了病情本身,其他的都是猜测。  久而久之,老人已不惦记这个,只惦记着如何让孩子们不知道此事,直到自己把秘密带进棺材。“死的话我不怕,我就怕周围人都知道了,影响周围关系、日子过不下去。”  病人D:“珍惜生命,别伤害人”  我们必须承认,几乎每一个艾滋病人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支持者。比如小A的妻子,勇敢地与他结婚生子;比如小B,一个个同病相怜的“同伴”,彼此温暖;比如病人C的那一位亲人,三年来作为唯一的知情者,守口如瓶……  病人D也一样。今年9月份,一次就诊过程,他被意外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我媳妇先知道了,但也没说什么,就是鼓励我好好吃药、耐心治疗,珍惜生命,别伤害人。”  随后,年迈的父母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至少在表面上,很平静。这让病人D感到很不安,他想,亲人总该大哭一场、狠命闹一场才好。  “觉得对不住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病人D,年过而立,从未想过竟会遭此一棒。幸运的是,亲人抚慰下的生活,并没有从此失去宁静。两个月来,他每天像一日三餐一样,按时吃药;每月像例行功课一样,悄悄地去防疫站领药……生活继续,工作依旧,病人D也终于平静了心,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珍惜生命,别伤害人。”病人D说,这是爱人总跟他讲的。  “其实,就我们掌握的病人情况来看,每一个病人都很悲观、痛苦。但他们实际上也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希望能有好的治疗、渴望被社会认可接纳、善良地给予别人帮助。”济南市疾控中心艾防所负责艾滋病人管理的杨慧医生说。  谈话结束的时候,有病人要跟艾防所的医生合影留念。作为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陌生人,艾防所的医生几乎是每一个病人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医生细心地提醒,“换一件衣服,你转过身来留个背影吧……”  那样,纵是熟人也很难认出他是谁。(石念军)
(来源:大众网-生活日报)
(责任编辑: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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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余 饭 后> 中国艾滋病人就医受歧视
中国艾滋病人就医受歧视
12月1日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国有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约78万人,他们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面临困难,就医难、看病难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孟林先生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他告诉记者,无论是在大城市或者小城市中,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医歧视&普遍存在。在就医的时候,他们普遍采用隐瞒病情的方式,否则很可能会被拒之门外。&我不会告诉他感染病毒这事。因为大多数告诉医生的人都被拒绝了,所以我选择不告诉他。& 孟林说。
孟林介绍说,一些综合医院往往以&去传染病医院&为由拒绝治疗,而大多数传染病医院又缺乏综合诊疗水平,一些心脑血管病、肾脏疾病或者外科疾病难以得到有效治疗。
事实上,中国国务院早在2006年初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它疾病进行治疗。&但这个规定在现实中却很难落实,很多医院以防止交叉感染为由拒绝收治艾滋病感染者。那么艾滋病感染者是否会对其他患者和医护人员造成影响呢?长期从事艾滋病临床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看来,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通医疗过程,对医生和其他患者是安全的,并不会增加感染风险。
张可医生介绍称,&普通医疗活动中,不需要针对艾滋病采取特殊的防护。如果说有创伤性的医疗活动,那么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像牙钻需要一次性的,胃镜也需要有专门的,如果说是一些外科手术要防止暴露。&
张可医生认为,要改变就医歧视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加强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了解,消除他们的恐惧,减轻歧视。另外,政府应该鼓励传染病医院向综合医院方向发展,增加综合性科室,同时鼓励综合医院的感染科开展艾滋病治疗,以满足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医疗需求。
截至2011年底,估计中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目前还有大约56%的感染者尚未发现。在长期从事艾滋病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景军看来,消除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重要一环,而消除歧视首先是要消除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歧视。
景军表示,&没有反歧视,防治就不会有力度。减少歧视会增加检测的人数,减少歧视会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检测(率)的提高和依从性的提高又会减少新发感染者的人数。反歧视必须从医院做起,如果医生在这个社会里不能克服恐惧和歧视,我们(普通人)也克服不了。&
目前,在张可医生的发起下,一个名为&阳光医生&的志愿服务项目已经启动,通过发动一些愿意为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治疗的志愿医生,缓解艾滋病感染者就医难的现状,努力减少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逾八成艾滋病感染经性传播 专家呼吁忠于伴侣
艾滋病经性传播比例逐年增高。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友介绍,2011年估计中国新发生艾滋病感染者4.8万人,经性传播所占比例为81.6%,其中异性传播占52.2%,同性传播占29.4%。
2010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者270万 含39万儿童
我国2010年,艾滋病相关疾病致死人数由2005年高峰期的220万人减至180万人。自2001年起,全球有33个国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逐年下降,这其中包括22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截至2010年底,全球共有340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新增感染者270万,其中包括39万个儿童。对艾滋病患者少一些歧视
□聂桂芝  七年来,她走访于艾滋病高发区,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她是艾滋病患者最忠实的听众,她最明白那个群体心里的苦。她叫王桂爱,潍坊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制科科长。“上帝把他们造错了,不怪他们”,王桂爱说,她所面临的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往事,她所做的,就是把他们的伤口抚平,让他们感受到温暖。(12月2日《齐鲁晚报》)   说到艾滋病,很多人都是讳莫如深,觉得这不是一个能摆上桌面的话题,从而不愿意太多地进行谈论。医院和医生进行艾滋病及其防治相关知识讲座的时候,捧场的人不是很多;老师在学校进行防艾宣传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很多时候都是一笔带过,让学生们课下自行了解。  对于艾滋病介绍和防治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导致很多群众对于艾滋病缺乏深入的了解,顶多只是知道,艾滋病是一种很厉害的疾病,染上艾滋病是要没命的,所以千万不能染上艾滋病。至于艾滋病是通过哪些渠道传播的,如何进行防治等详情,人们知道的就不是很多了。  普通人对于艾滋病视同洪水猛兽,对于艾滋病患者,自然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在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艾滋病患者,还是持有一定偏见的,大多认为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才导致感染了艾滋病。如果听说哪个人得了艾滋病,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经过最终确认,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在当地生活下去了,别说平静地接受治疗了,就是左邻右舍的议论和口水,也足以把人淹死了。  正因为社会和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使得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只能选择在黑暗之中,默默地独自生活着,不愿意与外界进行接触,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样的生活压力,极大的影响了对他们的治疗。  其实,我们想一想,歧视艾滋患者,不仅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对于整个社会艾滋病防治工作来说,也是不利的。艾滋病患者不愿意走出来,医疗机构就不能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就留下了很多隐患,又如何能有效地进行防治呢?如果大家都能像王桂爱那样,平等地对待艾滋病患者,关心爱护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能够主动出来接受治疗,那样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有时候,“疏”就是比“堵”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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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 版权所有(C)艾滋病人去妖魔化任重道远 不能只谈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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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滋病、同性恋 不能只谈“反歧视”
近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称: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今后学校将把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将性道德、性责任、拒绝和预防不安全性行为作为教育重点。
的确,“男男性行为”(MSM)成为近年来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其占比的陡升让人吃惊。以北京来说,在例新报告病例中,性传播的占95.3%,其中男男同性传播的占73.5%,而异性传播只占21.8%。而在2006年时,男男同性传播的只占22.8%。
今年4月,全球艾滋病研究的权威学者何大一教授称:在国内HIV传播最严重的是男同性恋人群。
多个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感染率是6%到10%,每100个HIV阴性同性恋男人中,将有6到10人一年后会变成HIV阳性,这个数目是美国的十倍。
可见,针对“男男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渠道”的现实,卫生、教育部门干预校园艾滋病疫情是必要的。
虽然这么多的科学统计数据摆在眼前,但在谈及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甚至还不是谈国家干预)时,却似乎总容易构成某种“政治不正确”,似乎对于艾滋病只能安全地谈“反歧视”。
当然,不应该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画上等号,但同样不能无视男男性行为已经成为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的现实,这不能叫“污名化”,也不是歧视,而是国家、社会对于疫情、对于高危行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为男男同性恋的性伴侣更换较频繁,再加上无保护性行为,才导致易受艾滋病毒感染比例畸高。比如,月,研究者在广州市共招募了379名男男性行为者(MSM),其中无保护性交发生率高达60.3%,HIV感染率为5.2%,现症梅毒感染率为17.5%。
而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国艾滋病及性病防治数据信息年报》提供的数据提示,中国大陆女性卖淫者因为普遍采取防护措施,总体HIV感染率甚低。
所以,性取向与感染HIV没有直接关系,真正要纠正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这方面国家应有所作为。从之前对卖淫人群的疫情干预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下一步有必要对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防艾干预。
但是,在如今时尚的话语圈里,同性恋似乎成了天然的“政治正确”,不容将之与艾滋病联系起来谈论。比如,在今年7月复旦大学军训动员大会上的艾滋病讲座中,有人提到一句“男同学要努力培育异性恋的性取向”,结果引发舆论抨击。这个表述当然有问题,但至少就大城市而言,男男性行为已经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国家有责任行使“生物权力”干预——当然干预的指向应该是不安全的性行为本身,而不是性取向。
总之,不谈男男性行为(特别是无保护性行为)事实上的高危性,不谈性道德、性责任,只吟风弄月,或者拿着舶来的知识、抠字眼搞“反歧视”,不是对公众健康——甚至不是对同性恋人群——负责任的态度。
责任编辑: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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