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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李大钊”是咱太原人
本报4月29日讯 （驻京记者 黄丽）昨晚，电影《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举行首映式。土生土长的太原人田少军以其不俗的演技，很好地诠释了李大钊这个角色。《李大钊》名义上是电影，实则是电视剧《李大钊》的精编剪辑版，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而制作。在短短90分钟的时间里，通过展现李大钊少年求学、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推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功绩，勾勒了一个真实的李大钊。同时，还再现了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蔡元培、青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使该剧具有了史诗品格。《李大钊》剧组集聚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员：导演谷锦云，编剧高军、马继红。实力派演员田少军、郑卫莉领衔主演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
首映式上，主演田少军说，接演这样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是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既荣幸又倍感压力，然而作为一个演员最主要的是学习。
田少军曾在《审计报告》《生死之恋》《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与他合作的导演都认为他是北人南相，少有的怪才。据说，为演好李大钊这个角色，他曾经到李大钊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不仅积蓄了强劲的表演爆发力，而且对主人公倾注了深厚的思想感情，很好地诠释了李大钊这个角色。
据悉，电视剧《李大钊》将作为国庆60周年的献礼片，将于10月16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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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回忆：“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和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1918年冬，古老的北京城大雪纷飞，北大图书馆内，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小伙子熟练地整理完一堆杂乱的书籍，经过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先生”，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厚圆镜片。小伙子有点不知所措，先生朝他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作为老师，他深刻意识到，青年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所在，因此他广泛结交青年朋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植，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狱中自述：“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日，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在狱中，李大钊承认自己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其他一概不知。他写下《狱中自述》，公开昭示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表示“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慷慨赴义。
“革命思想早，行动守纪律。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计公挥笔阵，前后十三年。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斗争结盟友，殉难慷慨同。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负隅只自误，改图天地宽。 如果真爱国，合作可能三。屈指捐躯日，迄今三十年。人民大统一，吿慰更向前。”这是 1957年的4月28日，陈毅为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挥毫写下的诗句。“以纪念李守常同志及同他一道就义的同志们，并寄言台湾方面国民党内有识之士。”1922年冬至1926年春，陈毅曾和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工作，当时共同殉难的还有共产党员杨景山、谭祖尧等，和国民党员路友于、邓文辉等。想起当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牺牲的老战友，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已是泪满衣襟。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是李大钊（中）就义前与其他狱友的留影
他神色从容地看着前来告别的家人，在绞刑台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他曾是生活富裕的大学教授，每月数百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但他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他说“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90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90年后的现在，赤旗中华，百万雄师。（杜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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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铁肩担道义》 李大钊伟大爱情信仰催人泪下-电视剧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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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无论他贫困或富有、健康或疾病你都愿意永远和他在一起吗”？
&&&&随着一集集的播出，我脑海里不断的闪现出上面那句话，它是在结婚的时候牧师问双方新人的话，在我心里那一直是一句爱的承诺、是一句圣神的誓言、亦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剧中少年李大钊十二岁便娶了大他六岁的赵纫兰，那时候的李大钊还只是个幼稚的小“憨头”，他就亲切的叫她“兰姐”。此后，十八岁的赵纫兰便亦妻亦母，任劳任怨，照顾李大钊的生活和家人，支持李大钊的革命事业，直到李大钊生命的最终点依然陪伴着他。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我们，被允许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可就是这样的自由让我们的爱情逐渐失去了保障和信任，现在怎么就有那么多的背叛?那么多的分离呢?李大钊结婚的时候还是满清时代，属于典型的父母包办婚姻，那时候的他们好像不提爱情，不说爱情，不懂爱情，可是却实实在在的用时间和生命证实着爱情，踏踏实实的度过了一生，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在反封建思想日益漫延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做为一个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先进份子，依然没有被新思想反对封建婚姻的浪潮冲击，我想我可以把李大钊与赵纫兰之间的爱情理解为升华过的亲情，用李大钊形容赵纫兰的话“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听到这句话，我瞬间热泪盈眶，我想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爱情，一种两个人之间充足的信任、绝对的无私、是一种“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信仰。
&&&&可惜这样的感情在物欲横流的当今越来越稀少，现在有很多人轻易就将爱情放弃，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爱情，越来越多的人结婚又离婚，越来越多的人把婚姻当做了现实的交易。我们的恋爱自由了，婚姻也自由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越来越害怕承担了？越来越不敢去爱了？剧中赵纫兰是中国最传统的妇女形象，洗衣服，做饭，带孩子、没文化、不识字，但是当李大钊事业受挫，家境贫困的时刻，那个没文化的赵纫兰所表现出来的面对困境胆略和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又不是一个封建传统妇女所能做出的事情。现代的我们时尚、新潮、有文化，读过书识过字，可当我们在家庭和生活面临危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只是退缩和懦弱。是什么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赵纫兰如此勇敢？就算是在怀孕的时候也是自己在家一个人承担，没通知李大钊？我想应该是一种被升华为亲情的爱情，她因为深爱着李大钊，所以害怕拖李大钊后腿，所以不拖累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她这般勇敢，至少是为爱情假装勇敢？
&&&&直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赵纫兰对李大钊说的那句话“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潸然泪下，至今每每回味这句话依然动容。我是你的，而你是自由的，这种境界世间怕是并没有几个人有勇气做到。李大钊与夫人赵纫兰相濡以沫、生死携手的爱情故事，我想为之感动的将不仅是我一个人。
&&&&我羡慕那样相濡以沫，生死携手的爱情，可是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去承担太多的压力，在这个世界上像我一样胆小的人很多。还有谁会像他们一样，把爱情当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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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6:57&&&来源：
原标题：06:春秋周刊
李大钊（前排右一）留日期间和直隶同学合影
清水安三（）是日本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日本著名的反战、和平人士。他出生于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时代皈依基督教，后进入了同志社大学学习神学。大学时代，清水读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常年生活在北京，与我国政学各界很多名人都有相当深的交往，其中，他和李大钊的交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清水安三曾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李大钊的。”
清水安三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清水便曾登门拜访过他。
两人是通过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相识的。当时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生宿舍里。学生宿舍位于东京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宿舍为两层小楼，面积不小，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李大钊是其中一位。
每逢周日，几名中国留学生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也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清水回忆说：“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清水和李大钊久别重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这次重逢把两人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从此两人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拜访，至少有十四五次。他回忆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地处“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是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里的陈设是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要显得朴素得多。李大钊家门的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只要在门前一拉木牌，便会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每次见面，清水和李大钊都会用日语交谈。“李大钊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但意思表达没有问题。而清水和李大钊夫人说话时则用中文。在清水眼里，年长李大钊6岁的李夫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李大钊则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他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这种感觉促使清水不断多次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儿过去，把他们引荐给李大钊，其中包括政治家鹤见佑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人。
多次的拜访中，有两个细节给清水安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李大钊很喜欢日本的食物，尤其是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类似包子），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所以清水也会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过去，这让李大钊很高兴。另一个细节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他吃惊。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罗素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或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对此清水评价道：“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很难满足需要。因此，李大钊便托清水从日本国内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订阅过界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日本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汉学家中江丑吉照顾，但不久便难以藏身。清水就出面托李大钊帮忙，李大钊当即答应，立即安排佐野经天津前往苏联。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大钊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是因为，如果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弄得到。刚好日本京都某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他们和清水相识。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清水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小册子，然后再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因为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记者而南下采访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劝说李大钊不要留在北京，应该火速南下，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李大钊应该没有收到此信。
清水刚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就义的噩耗，这让他心如刀绞。他回忆说：“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德国学者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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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姜萍萍、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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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总理的授业人
3月15日履新的李克强，创造了大国总理的两个“纪录”：2008年，时年53岁的他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理；而在今天，他又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理——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生于1955年7月，今年57岁，2007年在十七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共和国的第7任总理。
从小学到博士，即使在“教育至上”的今天，也至少需要23年。而在李克强的少年时代，饥饿和动乱伴随着人们，读书更是不易。这位博士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好学和执着，而若干园丁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给这位领导人的执政之路奠定了基础。
&&&&“如果不从政，他也将成为一名权威学者。”李克强的一位大学同学说。
1.幼时攻读圣贤书——不喜婉约 钟情豪放
李克强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尤其喜欢杜甫的《蜀相》等历史类诗歌、《登高》等沉郁之作；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辛弃疾。“他跟我父亲学的都是大气磅礴的东西，如‘大江东去’，不是柳永那种小桥流水。”李高兰说。
上世纪60年代，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一间狭窄小屋里，年幼的李克强开始跟着“老先生”李诚读线装书，内容包括唐诗、宋词和古文课。
约30年后，在1997 年5月15日发表于《安徽日报》的《追忆李诚先生》一文中，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回忆了当时的细节。
他笔下记录的李诚，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学大师，他的“私塾”恩师，也是他多年朝夕相对、亲如家人的邻居。
他们居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位于合肥市中心，毗邻省委省政府。1993年因城市建设，这里被拆迁，如今变成两栋低层小楼，沿街门面成了服装、电玩和零食商店。但当时，走出李诚家的时候，李克强可以在院中看到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数座花坛和葱郁的树木。
在这座住满十二三户人家的大院里，既有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和书画家，也有时任安徽省统战部处长的李克强之父李奉三。
1965年，李克强开始跟随邻居李诚读书。
李诚被称为“桐城派最后的人物”。他早年在皖南教私塾，著名学者舒芜、马茂元、吴孟复都是他的学生。1953年，他来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管理图书馆。李诚是老派文人，钟情学术，个性清高，平时会在家中给儿子李高兰上古文课。
13岁时的李克强。
李克强家与李诚家门对门，他在窗户上看到了这一幕。
“或许出于好奇心，他后来经常来看。父亲觉得这个小孩蛮聪明，又喜欢听，那就进来听吧。”李高兰说。
李高兰和李克强是发小，关系亲密。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幼子的李高兰被父亲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第二天，窗台上有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在探头，那就是4岁的李克强。两人很快成了玩伴，打弹珠，拍画片，看连环画和电影，几乎天天在一起。
李高兰回忆，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为人朴实， “就好像生活在下层老百姓中间”。在他印象中，李奉三的工作与工商有关。李克强的弟弟曾告诉他，李奉三没事就跑到街上，跟小摊小贩打招呼、聊天，和他们很熟悉。
家庭影响让李克强容易接近老百姓。但对李克强跟随李诚读书，李奉三似乎并不赞成。
身为“老革命”，李奉三明白，在当时的社会大气候下，“读旧书”是逆潮流而行。“但李克强喜欢这个东西，很投入。”李高兰说。反对不起效果，加上1966年5月开始，学校很快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李奉三也就不再反对。
事实上，李奉三读过私塾，对传统文化感兴趣，李高兰认为，在内心，李奉三“知道这些书的价值”。
于是，年幼的李克强开始了一段特殊的求学时光。当时大院内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高音喇叭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和口号。老先生李诚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带着李高兰和李克强学习。三人继承的是私塾传统，挤在李诚家惟一的一间小屋里，李诚就拿着一本竖排线装本授课。上课时间一般在下午两点或晚上8点以后，上的是唐诗、宋词和古文课。
李诚挑选课本眼光颇高。他嫌《古文观止》档次低，古文只从《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里面选。挑唐诗，他用姚鼐的《今体诗钞》；挑宋词，他用夏成焘等人的版本。古文一天细讲一两段，诗词一天讲一首，要求背诵。李克强记性好，一首诗四五分钟就能背完。
李高兰回忆，李克强最喜欢的诗人是杜甫，尤其喜欢杜甫的《蜀相》等历史类诗歌、《登高》等沉郁之作；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辛弃疾。“他跟我父亲学的都是大气磅礴的东西，如‘大江东去’，不是柳永那种小桥流水。”李高兰说。
2.“此子必当大任”——厚道正直，不讲假话
“李克强说话看人，气息相投话就很多，否则就不讲话。他厚道、恋旧、正直，不讲假话，身上没有歪门邪道。”李高兰说。李克强的姐姐曾告诉他，在未升国家领导前，每年春节李克强回合肥过年，口袋里都装满钢镚，看见街上要饭的乞丐，就上去一人发几个。
李诚很喜欢李克强，师生感情深厚。在生活上，李诚对李克强影响很深。老先生不修边幅，吃饭草草将就，而且对于谈吃穿者嗤之以鼻。李克强也是如此，从不讲究吃穿。
多年后，看到李克强视察时吃方便面的报道，李高兰毫不惊讶。“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按照他的本性，也不会穿得那么整齐。他是志不在此的人。”
在为人方面，李克强也跟李诚很像。“李克强说话看人，气息相投话就很多，否则就不讲话。他厚道、恋旧、正直，不讲假话，身上没有歪门邪道。”李高兰说。李克强的姐姐曾告诉他，在未升国家领导前，每年春节李克强回合肥过年，口袋里都装满钢镚，看见街上要饭的乞丐，就上去一人发几个。
“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对于学生，李诚如是评价。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史研究馆大院中的住户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冲击。1966年，红卫兵将李诚在老家的毕生藏书付之一炬。得知消息后，李诚如刀剜心，痛哭流涕。11岁的李克强得知此事，非常难过，专门去安慰老师。
文革中，李克强的家人也受到冲击。然而李克强的“私塾学习”却未中断，直至1969年。
李高兰称，1970年代初，社会秩序开始缓慢恢复，停课的学校也开始招生。两年未进学校的李克强开始读初中。他入读的合肥八中是全市当时少数未因文革被迫迁移到农村的中学之一。
李克强的初中班主任、现年88岁的吴天华回忆，当时初中为两年制，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课程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李克强聪明得很，不大用心，但每科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特别是理科。”
她说，课余时间，李克强喜欢打球，尤其是乒乓球和篮球。
吴天华上的课名为“农业常识”（高中改称“生物”）。讲授课本知识之外，农忙时节，她会带学生下乡，在农民家住几天，学插秧、挖地、收庄稼。
“城里的小孩到乡下，什么都不会。李克强什么都学，很快就学会了。”吴天华说。“农业常识”的书面考试，李克强得分很高。
日，合肥八中高二（六）班于南京中山陵留念(后排右二为李克强)。
李克强很尊敬老师。在当时的合肥八中，“文革”的阴影仍然存在。有问题的老师胸前都挂着一块白牌子，不能上课，只能去扫厕所、扫地。有的学生会对他们肆意打骂，丢小石块。而李克强从不这样做，他还告诉李高兰，对这些行为自己很看不惯。
两年后，李克强升至合肥八中高中部。吴天华在高中任五班班主任，李克强在六班。每次在校园中遇见，李克强都很有礼貌地对吴天华打招呼，态度诚恳。
1974年春季，李克强高中毕业，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离开时，李诚很伤感。
“与父母告别后，踏出院门，发现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点头道别，以示送行。”李克强后来在怀念李诚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李克强带了很多书下乡，李高兰称，其中主要是古书。在农村，他四五点早起起床读书，直到天亮再出工。逢年过节回家，李克强一回来就往李诚家跑，一为看望，二为询问书本内容。此时他的穿着已经如同农民，挽起的裤腿常一个长一个短。
晚年，李诚罹患膀胱瘤。李克强每次探望都神情伤感。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前夕，李克强在家复习，每天看书到凌晨两三点。李诚告诉儿子：“克强太苦了，他一定能考上。”
1977年7月，李克强在凤阳结束高考，回到合肥。在大院里碰到李高兰，他高兴地告之：“我明天就到医院看你爸。”
“父亲昨天刚走。”李高兰说。他回忆，李克强的表情瞬间凝固，久久未能说出一句话。
2002年前后，李高兰在合肥见到了李克强。李克强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问他有没有困难。李高兰说，一切都好。2012年，李克强通过姐姐，跟李高兰要了几张翻拍的儿时照片。
多年来，很多人想通过李高兰联系李克强，李高兰一概回绝。“为了避嫌，尽量不惊动他。”有人直接说想找李克强做生意，李高兰明确拒绝：他最讨厌这些。
在他看来，李克强骨子里一直是一个正派的读书人。
3.北大法学熏陶——参与思想解放大讨论
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李克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不过，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此前，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学者去信劝说李克强，要他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将北大作为惟一选择。但李克强没有听从。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李克强的同学、著名律师陶景洲曾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录取的原则是不看志愿，根据高考成绩、个人情况择优录取，而北大法律系是“保密专业”，一定要“根正苗红”。李克强曾任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
陶景洲对记者回忆，李克强生活节俭，衣服就是一套军装、一套中山装。当时北大法律系男生宿舍在37号楼3层，每个房间四张床，上下铺住7个人，空出一张床放行李。食堂的菜5分到1.5毛一份，学生清贫，都喜欢多喝一点免费汤。
陶景洲说，李克强为人沉稳，不喜张扬，平时话少。大学期间多次拍集体照，李克强都站在不显眼的位置。
北大法律系77级新生共82人，分成6个学习小组。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他们，很多人有多年基层锻炼经验，一入大学就对知识如饥似渴，想借此弥补被耽误的时光。
“大家有特别强烈的使命感，都是为中华而读书，想要报效祖国。”陶景洲说。
入学不久，77级新生就经受了一次思想洗礼——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大讨论。
李克强（后排右一）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资料图）。
对每一个77级新生来说，这次大讨论都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撞击。陶景洲与李克强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尽管因为年月久远，当时所说的具体观点已经淡忘，但陶景洲称，所有同学都因此受到深刻影响——他们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话都不一定是真理，必须以实践来检验。
那时北大读书风气盛极一时。多位同学回忆，李克强是班上最刻苦的几个学生之一：不上课时，一早就离开宿舍去图书馆，除了出来吃中午饭和晚饭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闭馆。
李克强的成绩名列前茅，科科优秀，但他入学时英语并不好。几位同学都记得，李克强自制过一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看到理解了的英语单词就翻过去，否则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释。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也在背，外出等公共汽车时也背，英语水平很快就上去了。
北大法律系当时集中了芮沐、龚祥瑞、王铁崖等一批著名学者。这些学者中，宪法行政法学名家龚祥瑞颇有名气。他早年专治政治学，曾求学英国。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
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专注于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和陶景洲等人参与了龚祥瑞的宪政课题。
李克强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他成为全班公认的科研积极分子之一。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他的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龚祥瑞对这篇论文十分认可。
在龚祥瑞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李克强是第一译者。陶景洲回忆，李克强也让自己加入，但自己感到太难。当时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几乎一片空白，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
陶景洲是龚祥瑞的课代表。他与李克强讨论过很多话题，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惩罚与教育的关系、权力与制衡的关系等。同样经历了文革，两人的看法比较一致——中国需要法治。当时国家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能仅仅只把法律立起来。”
4.通西方经济学——若不从政，将是权威学者
“当年，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与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难忘。感谢母校，祝福北大！”
龚祥瑞很欣赏李克强，但在学习中，李克强对经济法兴趣越来越浓。“北大法律系当时在经济法方面的大家不多，其中一个是芮沐。他也挺欣赏李克强的。”陶景洲说。
1980年，北大法律系成立了经济法教研室，芮沐当了第一任经济法教研室主任。两年后，留校的李克强去了这个教研室。
学生时代，几件小事让同学对李克强印象深刻。一次，一个外国专家来校办讲座，多次提及一个英文名词canonlaw。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问李克强：什么是canonlaw？李克强告诉他，canonlaw就是教会法。这件事让何勤华很钦佩李克强的外语水平。
还有一次，陶景洲和李克强在宿舍争论英文单词“laymen”的含义。陶景洲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律师、懂法律的人”。李克强则认为“laymen”是指“不通法律的人”。最后证明，李克强的解释是准确的。
此外，何勤华曾结合《资本论》内容，写过一篇香港电影《至爱亲朋》的观后感。同学们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称李克强看过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据回忆，李克强看后诚恳地说：文章要发表有两个问题：一，文字太啰嗦；二，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文章给否定了。但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他讲得还是有道理的。”何勤华听从了李克强的意见，只将文章作为习作，放进抽屉。
日，李克强在安徽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当天，李克强在中国科技大学与学生们亲切交流。 来源：新华社
在钻研学术的同时，李克强还热心社会活动。他担任过北大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校学生会负责人。“（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他的一位校友回忆。
在同学关系方面，李克强则是一个公认的热心肠。凡是同学有学习问题询问，他总有问必答。李克强在校学生会当干部时，同中文系接触较多。陶景洲说，姜明安曾委托李克强向一个自己心仪的77级中文系女生表白，李克强去了，回来后转达女生的回话：“姜明安的事让姜明安自己来说”。这件事最终没成。
1982年初，李克强作为全班十几位全优生之一毕业，并入选北大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
最终，李克强放弃出国，选择留校，分在北大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同年，他成为北大团委书记，后又被调到团中央工作。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来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博士论文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
“当年，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知识，与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一生受益，一生难忘。感谢母校，祝福北大！”2011年重回母校，李克强对北大学生这样说。
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李克强作为同学代表之一发言。他时任河南省主要领导。现场氛围轻松，同学们不谈别的，只谈当年情谊和趣事。
30周年聚会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没有出席，但他请当年和自己同在第一学习小组的丛培国转达了问候。
作为中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奠基人，芮沐于2011年去世，享年103岁。陶景洲说，芮沐始终觉得，李克强离开教研室是一件憾事。
“如果不从政，在经济法领域，李克强也将成为权威学者。”陶景洲说。
（部分资料引用自《民主与法制》、《中华儿女》、《法制日报》等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