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　　小引　　我的大学时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没有硝烟，不闻枪声，却战争频繁而战斗激烈的年代；是一个高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且又人人自危，自我恐怖的年代；是一个口号声连天响，大字报满天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却又山头林立，你是我非争论不休的年代；是一个“读书无用”，“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再踏上几脚的年代，是一个真真正正“史无前例”的年代。　　步入高等学府　　万万没有想到我被录取到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拿村里人的话来说，去“读外国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高考手续非常简便。考试结束，志愿表交上后，考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命运的判决。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是成龙，还是成虫；是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谁也不知道。在当时，学校的一纸评语就足以决定你的命运。我是幸运儿，也是时代的宠儿，能够有机会步入高等学府。　　但是，我又感到一点儿不称心。我的愿望是去读新闻，读中文，最差就去读历史。我们当时的志愿可以填报全国七所大学，十四个专业，我的第八个志愿才是外语专业。命运就是如此地捉弄人，偏偏把我录取到唯一所填的外语专业里去了。　　入学不久，听人说可以转系，就和温州来的一位同学要求转到中文系去。结果，他如愿以偿了，而我却是肥皂泡破灭，白费力气。外语系总支秘书还给我放了狠话，“要读就读，不愿意读，就回家去。”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鸡蛋如何能跟石头去碰？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外语系。那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郁闷，烦躁，有泪无法流，有苦无处诉，只好憋在心底里。在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里，上课应卯，心不在焉，课余时间，床铺就是我最留恋的场所，学习自然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之所以一定要转系，除了不喜欢外语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班十六同学中，其它十五人至少读过三年高中英语，而来自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同学还读过初、高中六年英语，而我只读过两年，基础不如人，成绩担心赶不上去。　　我们两人要求转系，他成功了，我失败了。这倒不是他有什么后台背景，或者耍了什么手段，而是那位同学五音有点不全，鼻音很重，不适宜于学外语，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细想起来，高校录取新生绝对不是儿戏，也不可能让学生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招生自有招生计划，个人怎么可能去改变大计呢？小我服从大局，天经地义，本来就无可厚非。　　我们高中读的英语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只能看，只能读，只能写，却不会讲，不会听。一进入课堂，老师全用英语讲课，我听得一头雾水，甚至连I都听不出来，更不要说听一个句子了。幸运的是老师很讲究人性化教育，处处为我排忧解难。课任老师发现了我的窘境，专门给我一台录音机，录好英语磁带，把我安排到系播音室里，吩咐我一有空闲就听，不管听懂还是听不懂，就是反复地听，不断地听，听懂了一卷，再换一卷。强化训练还是非常有效的，仅半个学期时间，就赶上了其它同学。此后，系播音室就成了我的个人乐园，经常收听英语新闻，有时也听听音乐，成了全校学生的最高待遇者。文化革命开始后，管理播音室的另外两位高年级同学都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去了，我趁机把铺盖搬到那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们去闹他们的革命，我读我的书。近两年时间的潜心攻读，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我很幸运，我为此而感到庆幸，更要感谢老师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所！　　在读大学的四年半时间里，我享受到了连做梦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许多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至今拂之不去。　　对于参加过高考的我来说，1964年夏天是一个心内如汤煮的煎熬的暑假，一边跟社员们一起，在如火骄阳的灸烤下“汗滴禾下土”，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上天的恩赐。　　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夕阳西下，百鸟归窠，正是人们吃晚饭的时候，一位从桑洲街赶集回来的村民逢人便说：“常钵（我的原名）考上大学了，是读外国话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顾不得回家，直接来到我家报喜，说是公社文书让他带来的口信，录取通知书在公社里。　　我和二哥立即赶到五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 —— 高圹。文书在向我祝贺的同时，还对我们说：“经济负担不要担心，国家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了。”　　家人为我高兴，积极为我准备行装，大有《木兰辞》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架势。大哥卖了一头猪，二哥为我借来22元，三哥送来30元，姐姐替我做鞋，小妹为我整理旧衣服，就连最困难的四哥，也借来了都是角票的2元钞票；亲戚为我高兴，倾各家所有，急我所需。表哥送来了白布被夹里，表姐送来脸盆和毛巾，姑妈的孙媳妇借给我当时十分稀缺的皮箱；乡亲们为我高兴，把我当成即将走出闺客的新嫁女，把好不容易积聚起来，准备用来换盐换油的鸡蛋送进我家。这户两个，那户四个，全村无一拉下。钱不分多少，物勿论贵贱，彼时市价两分钱的一只只鸡蛋就足以体现了手足之情，亲人之情，邻里之情。　　大学食堂里的伙食自然无法与现在酒席宴上的龙虾蛇肉，鲍鱼鱼翅相比拟，但这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饭菜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总是回味无穷，涎水直流。蛋炒饭里白的米饭、红的香肠、黄的鸡蛋、绿的葱蒜，色美味香，看上一眼，就食欲大增；近十来平方厘米的素鸡，经油一煎，柔软爽口，百吃不厌；两只红烧狮子头，青菜垫底，不油不腻，松脆清淡。每当吃起饭时，我从心底里感到无比幸福，总是念念不忘。即使时至今日，蛋炒饭仍然是我的钟爱，大块油煎素鸡和鸡蛋大的狮子头似乎再也没有碰到过，实在叫人想念。　　是呀，生长在穷山沟的我何曾得到过这等享受！曾记得初中读书时，时常为了一分钱一餐的蒸饭费给父母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师范读书时的某周六中午，一下课就动身回家，在市门头一家小饭店里买了二分钱的饭吃了起来，同一桌上的一位中年人见我没有菜，悄无声息地把他的菜稍稍地推向我的面前，我难为情地低下了头，不敢动一筷子；高中的两年时间里，只买过唯一一次五分钱的一碗青菜；1966年返校前就患上了感冒，身体很不舒服，在宁波火车南站饭店买了一碗榨菜肉丝汤，清淡而开胃，不仅食欲大增，还治好了我的感冒。我不是对自己吝惜，而是口袋里没有钱呀！大学里的伙食费先是规定14.5元一月，实在是吃得太好了，就改为12.5元，食堂的饭菜仍然是如此地丰盛，如此地美味，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感到满足。　　进入大学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公社文书说的“经济负担不用担心，国家已经为你安排妥当了”这句话的含义。学费不用付，好像书费也从来没有缴过，学校还给我16.5元一月的助学金。16.5元，在今天看来，丢在地上，恐怕还不会有人去拾，可当时半脱产干部的月工资只有17元呀！就这16.5元，除去伙食费，余下的就是我一个月的另用钱，买点牙膏牙刷、墨水、作业本。平常用的草稿纸都是到废品商店去买那些印刷厂裁下来的废纸，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一面用了，反过来再用，价格便宜，只有几分钱一斤，至少可以用上一个学期。就是这剩下2元或4元钱里，我还得从中抠点下来，留作回家的车费。不这么做，怎么办？父母年届七旬，哥姐各有家庭，大家都在挣工分度日，一个月下来，一个人的工分值恐还没有16.5元呢！　　我能读完大学，当然靠父母的尽力，兄弟的支持，但更主要的还是国家，还是共产党，还是毛主席。因此，我对国家，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是的，人应该饮水思源，人需要讲究道德良心，人要知道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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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概况　　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又叫社教运动。　　四清运动分为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四清运动。农村的四清是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城市四清的前身是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四清运动范围大，覆盖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涉及面广，农村生产队长以上人员，从事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几乎都有所波及；声势浩大，从中央到各县，从军队到地方派出了大量工作队，深入农村和各个单位。仅从时间表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央对于这次运动的重视程度。　　1963年5月，中央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7月，中央又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　　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从此以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　　11月，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四清，把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65年1月，制订了《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四清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在中国，搞起行动来，一向是不计成本的。仅派工作队一项，就令人瞠目结舌。各省所派出的工作队都是几万人，多的达六万之众。各县的工作队都被调到其它县去，颇有一点背靠背的味道。人员不够，从部队里抽调，从大学里抽调。浙江省在杭州几所大学的大一以上学生几乎都奔向了社教第一线，但我们外语系的大二学生没有去。按原计划，我们也要下去，后来考虑到外语系情况特殊，担心才学了一年外语就去搞四清，外语单词容易遗忘，连这一年里所学的专业都会白费劲的，最后才决定大三时再去。你看，计划何其地遥远，何其地有前瞻性！　　汤志鸿先生的叙述　　我的同事，学兄汤志鸿先生曾两度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时间长达二年之多。他是如是叙述的。　　浙江省首批农村四清运动在诸暨、萧山、上虞三县同时开展，各县都派出了工作队。宁海派出了以县委副书记为队长的200多人工作队，先后在上虞的小越公社和慈溪的盖北公社开展四清工作。仅在小越一个公社里，就有宁海200多人，浙江师范学院100多人以及省直属机关干部，一下子聚集了400多名四清工作队员。　　四清工作队员都被要求住在真正的贫、雇农家里，每天付一斤粮票，五角钱，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心，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在真正的贫、雇农家里，同吃可以，他们还很欢迎，粮票可以买到大米，钱可以买点油盐，家里人还可以沾点光。这下子可苦了工作队员。　　工作队员一般是三、四人同在一家经过严格筛选，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家里吃饭。汤先生与深圳区委书记樊心慧组长，深圳区委秘书石寒峰，县文化馆干部郭学良同户吃饭。一般中餐是米饭，早、晚两餐都是稀饭。吃饭时，他们三人经常看着组长，以他为榜样，组长吃多少，他们也吃多少。樊组长不论干、稀，每餐都是两盏，他们也只能吃两盏。几天后，只见樊组长吃完第二盏后，用舌头添净盏内的剩物。他们也学着添，可能是技术不到家，剩物添不了多少，但鼻尖粘上了粥糊。这样做倒不是他们节约粮食，这是饿呀！汤先生那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是饭量最大的时候，平常又没有油水，只得忍着饥饿做他们的工作队员，有什么办法呢？虽然肚子老是发出咕咕的响声，不断地抗议，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再忍耐。　　一位来自县防疫站的女同志实在是饥饿难耐，暗中托人买了些饼干藏在棉被下面。这是违犯工作队纪律的。如果被人发现，轻则挨批评，重则变为反面教材，甚至于开除队籍。饼干的香味时时引诱着她，但不敢吃，怕被人发现。三个月后，饼干被藏得粉碎，又受了潮，碎屑都粘到了扎包装纸的线上，一条并不粗的细线最后变成了一条粗绳了。　　工作组下设操作组，组长通常是由公社书记或公社主任担任。他们一星期一次去公社开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公社食堂或附近的饭店打打牙祭，尝尝肉的味道，缓解一下一星期油水的不足。　　1964年的春节前，工作队准备放假时，操作组长以上的干部提前一个星期到宁波集训，宁海干部在状元楼就餐，他们的超级饭量惊吓了餐馆工作人员。他们在享受一般工作队员无法享受到的三天“盛宴”后，饭量才有所减少。　　同劳动无疑是没有问题的。在一般情况下，工作队在上午和夜里学习有关文件，研究工作，下午与社员们一起劳动。到了农忙季节，就全天参加劳动。劳动任务主要是割晚稻，冬种，用大钉耙挖棉花地，把地上的紫云英埋入地下作肥料。他们边劳动，边与社员聊天，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与贫下中农同住就显得有些困难。他们没有多余的房子，工作队也只好因地制宜，稍微作些变更。于是，他们几人一组或住到生产队的队舍里，或住到祠堂里，或住在农户的堂屋里的。　　四清工作队处理了一批“四不清”的干部，有公社干部被处理回家的，有生产队干部被撤职的。说句良心话，在清查中对干部们无限上纲上线时，工作队员自己也有些不踏实，心存忧虑，嘴里不说，心里老在想白天搞人家，夜里想自己，恶梦特别多，生怕惹上祸。　　在整个四清运动中，忆苦思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人人都得吃忆苦饭。实际上，也没有人敢不吃，吃的是米糠野菜，麦皮蕃茹根。开忆苦会，由解放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回忆解放前的苦，讲今天的甜。当他们讲到难以忍受的苦难时，就会号啕大哭，涕泪满面；听的人受到情绪的影响，有的抹起了眼泪，有的低声抽泣，还有的也跟着大哭起来。但有些从未见过世面，也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过话的一些老贫农尽管经过了工作队员的悉心指导，不知是紧张，还是慌乱，还是其它原因，讲着讲着，不知不觉忆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处来，与会者听了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把工作队员搞得手足无措，把他自己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群众揭批问题时，往往会闹出一些笑话。凭心而论，当时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富裕，生产队除了粮食之外，确实不会有太多的馀款，贪污情况不会很严重，群众当然无法揭发。即使真的有人贪污了，一般群众也无从得知，“揭发”二字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群众能揭发出来的问题往往是干部的态度不好，队里人的婚丧喜事常去吃饭。但接下来，他们又自我否定了，说干部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也同样请大家去吃。这是人情往来，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更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只好一听了事。有的人揭不出其它问题，且热衷于桃色绯闻，说某人与某人有暧昧关系，某人与某人通奸。但这些又不属于四清范畴，又不能定罪，经常把工作队员搞得哭笑不得。
　　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的内容　　“五七指示”是日，毛泽东在审阅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其中谈到：　　“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从事交换产品。”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有了毛主席这个指示，各机关单位，学校、团体纷纷行动起来，学工、学农、学军运动一时成了时髦的举措。　　1964年秋，才进入大学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转塘公社参加秋收，去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艰辛。　　汽车绕过西湖，进入虎跑路，沿着钱塘江，向转塘驶去。一路上，林木葱郁，江水滔滔，车流似梭，游人如织，赏不尽秋高气爽，看不完湖光山色。这如画美景对初到杭州的我来说，心情是何等地愉悦，何等地惬意！很快，汽车进入转塘。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转塘不是青山绿水，而是金黄色稻海，随风起伏，向我们报告丰收的喜讯。　　转塘地处六和塔以西，钱塘江边，靠近富阳县。在转塘这块土地上，我们双目所及，几乎都是茅草房。据说，这是日本鬼子留下下来的“杰作”， 魔鬼在这里实行了三光政策之一的烧光，也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政治课。　　车停妥后，我们扛着行李，跟随着社员，分散去预先安排好的住户，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劳动没有什么可说，我们本来就是去劳动的嘛！白天去田里割稻、拉稻草；中餐和晚饭前帮助收、晒在场子上的稻谷；晚上，扫盲，宣传学习。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在劳动。　　同住也没有问题。虽然住的是茅草屋，低矮却阴凉，潮湿而暗淡，但冬暖夏凉，又时值金秋，不冷不热，还觉得很舒适。　　同吃就有一点问题了。我的户主也恰好姓陈，一家五口，上是年近六旬的父母，下有读小学的儿子。菜虽然比不上学校的那么好，但饭绝对是一流的，雪白发亮，还有糯性。问题就出在水上。我的住户跟大多数村里人一样，没有水井，只有屋后的水塘。塘，一间屋面般大，水，是不流动的死水，里面长满了小球藻，嫩绿色的，上面还飘浮着一些落叶，看上一眼，都叫人呕吐。他们一家人还每天用这种塘水刷牙、洗脸、洗脚、掏米、做饭。我不敢说什么，当然，也不能说。否则，缺乏贫下中农感情的大帽子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后半生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断送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刷牙时，勉强漱上一、二口就草草完事，饭吃到差不多就停筷了。仿佛多刷几下，多吃几口，就会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这或许是我的阶级立场有问题，或许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不够深厚，也或许小资产阶级思想依旧在我的脑子里作祟吧！　　这就是我们的学农。　　第二年暑假，我们到留下部队去接受两个月的军训。我被分配到炊事班，整天洗菜，切菜，送饭，拉练。绝大部分同学整天在灸热的太阳底下，练队列、滚爬、匍匐前进、瞄准、练投掷手榴弹。可惜的是我在部队只逗留了一星期。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一点问题，领导命令我回杭州中医院治疗。当时，我是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坐在公共汽车里，众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还以为我是一名转业军人呢！
　　五七指示（续）　　五七干校　　有了毛主席这个指示，各级各类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　　五七干校开始时是用来培训后备干部的。学员都是各单位的积极分子，是重点培养对象，思想好，觉悟高，前途光明，热情高涨。他们把劳动当成干部重新学习的最好机会，是培养教育干部的最好课堂，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途径；他们以“抗大”为样板，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尽力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要实现“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干革命愿把苦吃尽”的誓言；他们把五七干校看成是高温、高速、高标准的革命大熔炉，所有学员都自找苦吃，自找压力，自觉磨练，决心“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时时刻刻在自己的思想上“找要害，挖根源，斗私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心红志坚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大家都抱着这样一颗镀金的思想，劳动努力，积极性高涨，都抢着干苦活、脏活、累活。稍有空闲，各人找活干，扫地，通窨井，扫厕所，帮助炊事班洗菜。如果有人能找到掏厕所的活干，就会感觉到无上的光荣，还会使别人羡慕的不得了。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五七干校就变味了。五七干校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以及反、坏、右分子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的场所。在干校里，他们被专人看管，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时，必须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有毛席像，红旗引路，扛着工具，唱着语录歌；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例行一天数次的手拿语录本，齐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每天三餐饭前集中，必须“一敬二唱三进饭厅”。一敬就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才能进入饭厅吃饭；夜里或不能出工的日子里，除了组织学习外，还要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别人的罪行，狠斗私字一闪念，谈各自劳动改造后的心得体会。　　这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少，甚至于从来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但他们的学习内容就是体力劳动，种田、淘粪、养猪、挑水、做饭，什么都得干，就是要他们脱几层皮，苦其筋骨，劳其体肤，从而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这些人，相对说来，家庭条件比较好，原先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学习上、研究上，对于个人的生活很少自己去做，甚至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做。他们能写出鸿篇巨论，而生活自理能力却很差。他们去五七干校是去改造的，一切都得从头学起。饭烧不熟，衣洗不干净，一切只好将就。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在思想识形态领域里全面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五月二十五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从而引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该大字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延续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不能正常工作，公、检、法全面瘫痪，连完全依靠从田里觅食的一部分农民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了。　　文化大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破“四旧”。　　特点之二是“红”。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红色政权、红海洋。　　特点之三是“斗”。斗“反动学术权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小爬虫”、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斗“封建残余”、斗对立面、斗私批修。　　特点之四是“忠”。“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 “忠字舞”，“忠字操”，“献忠心”，“表忠心”，语录袋上绣着“忠”字，标语下方印着“忠”字，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忠”字。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应该是一场文戏，最多也不过是唇枪舌战，唾沫四溅，口诛笔伐，笔端生花而已。其结果却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一场全武行，人身侮辱，四空见惯，打砸抢成了时髦，有的地方甚至用上了真枪实弹，把本来没有硝烟的舞台变成了枪声时闻的战场。　　文化大革命不愧为文人的革命，先人们呕心沥血所创造出来的汉字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什么“一敬二祝（一敬毛主席万寿无疆，二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什么“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什么“最最最……”，有的连用了五个“最”；什么“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把个人崇拜推到了历史的巅峰。　　彼时，文化大革命经常见诸于报端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后人则它称为“十年浩劫”。“史无前例”倒也不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哪朝哪代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世界史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曾有过这样的运动？确确实实是“史无前例”，但不知是否“后有来者”？“十年浩劫”，似乎也不过分，多少文物被毁坏？多少古籍被烧毁？大字报浪费了多少纸张笔墨？大串联占用了运输工具，卧轨拦车经常造成交通瘫痪，学生不读书，工人不生产，把国民经济推向了近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样一个闹闹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你是我非的争斗中进行了十个年头。
　　大字报　　对现代人来说，大字报这个名词是最熟悉不过了。据考证，在解放前出版的辞书里是找不到大字报这个名词。有人说，中国第一张大字报于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1958年，毛泽东同志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形式”、“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之后，同年8月5日，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里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于是乎，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凡能拿笔写字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写起了大字报，并得到了极至的发挥，恐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也是十分罕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家还用旧报纸写大字报，可能是为了节约，也可能没有权力，暂时不敢使用白纸。渐渐地，运动深入了，用纸量急剧地增加，旧报纸难以为继，用白纸写大字报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起初，大字报贴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墙壁贴遍了，用绳一行一行地拉起来，把写好的大字报挂起来。这时候还是看的人多，写的人少。群众运动起来后，这样的小搞小闹是绝对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很快，在单位主要道路的两旁搭起了大字报棚。棚子是毛竹加竹簟建成的，上面单边弯出，防止雨水打湿，垂直处用竹簟封实，便于张贴。这时候的大字报不是几张纸的事了，而是整捆整捆地拿去贴，浆糊一铅桶一铅桶地提。不管搭建了多少大字报棚，始终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份大字报才贴上去一天，二天，往往就被一份新的大字报覆盖了。如果要想把文字保留的时间长一些，就在末尾写上“保留X天”等文字，还有的人干脆把骂人的话也写上去，什么“覆盖者是狗”等脏话。这样做当然无济于事，覆盖照旧覆盖。时间稍微一久，一层又一层的纸张加浆糊，厚度不断地增加，重量日益增多，它们就会自动地掉下来，收废纸的也奈何它不得，只好把它切割开后，再装车。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就是揭发材料，勒令XXX何时何地到某处报到，标语口号等等。有的大标语往往一张纸一只字，其浪费程度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在那革命压倒一切的年代里，在众人的眼里，为革命作出一点浪费是无可厚非的。当把革命和浪费相比较，这点浪费仍然是最小最小的。　　当大字报到处横飞的时候，小字报也不甘心落后，每个战斗队都有他们自己的队报，有钱的铅印，无钱的油印。如果你有闲情逸致，到街上溜一圈的话，保证能收到一大捆。　　至今想起来，我实在佩服国家当时的存纸量，在全国这么多人捋袖挥笔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纸张缺货。　　大字报的出现也使不少人得到了锻练，原来书法较好的人，练得更精，书法不怎么样的，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进步，反正纸墨免费供应，只要你有兴趣就行。当时中文系有一位同学，肯定是个书法爱好者。他经常提着一铅桶墨汁或石灰水，拿着一把用棕榈扫帚加工而成的大笔，在校园的水泥路上画标语。我之所以说他画是因为每个字都是空心的，只用笔把字每一笔的四周勾画出来，每一只字至少一、二平米大小，笔锋犀利，遒劲有力，浑厚方正，酷似颜体。有时候，我看他画，只见他横直有致，动作娴熟，令我佩服不已。　　就在这狠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出乎人们想象的事情。　　近代国画大师潘天寿被打倒之后，经常被勒令写交代材料。有时，造反派还要他把自己的罪行用墨笔抄好，贴到大字报棚里去，供革命群众批判。这本来是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的大字报贴出去之后，保证到不了第二天早晨，还要殃及到其它大字报。原来他的字被人看中，夜里偷偷地被拿走了。这还了得，简直是在为反动权威扬名立万。但总是查无结果，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大字报的时代过去了，但留给人们的不知是什么！
　　破四旧　　“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我们都会发现这四个“旧”都是传统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渊原，是历史文化的沿袭，根本不存在新旧之分。看一下《辞海》的解释，我们就知道它们的真正内涵了。　　思想：“就已知事物，加以思维而产生之意识现象也。如云宗教思想、科学思想之类。”　　文化：“人类社会由野蛮而至文明，其努力所得之成绩。表现于各方面者，为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习惯等，其综上所述合体则谓之文化。”　　风俗：“在社会学上，指多数人之精神的一致表现，历时久远，型为定式，足以拘束个人之行为，支配实际生活者也。”　　习惯：“惯亦作贯。汉书贾谊传：‘少成若天性，习贯成自然。’按此谓习之为常也。”　　根据辞书的诠译，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四个词语无不与古的、旧的相联系。好在汉字很多，人们要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反正不会过分。难怪赵高指鹿为马，众大臣不仅没人反对，反而齐口赞同。　　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先倡议，走上街头，开始了“破四旧”。　　一人领头，众人仿效。一时间，疯狂的“破四旧”运动就席卷中华大地。　　一时间，一直被人们视为至宝的炎帝陵、舜帝陵、大禹庙被焚、被毁或被拆；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蒲松龄、康有为等坟墓被掘，有的被弃尸于野，有的被拿去游街示众，有的被焚烧成灰；诸葛草庐、吴承恩故居、安徽霍邸县文庙、山东莱阳文庙、吉林市文庙等建筑被捣毁；释迦牟尼等身像、张仲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等塑像遭到破坏；朱元璋皇陵的石碑、山西运城关帝庙前高6米的石狮子、新疆吐鲁番的千佛洞壁画、大文豪欧阳修撰文，苏东坡手书的《醉翁亭记》的碑刻等文物被严重毁损；寺院、庵堂和道观更是难逃此劫。　　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被毁的文物何止于这些，就连名震中外的北京故宫也险些遭到焚毁，幸亏工作人员的机智，周总理的干预，文化部才下了通知，以整修为名，停止对外开放，还安排了一营部队保护，总算幸免于难。　　抄家是“破四旧”的重要手段之一。凡是“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走资派”的家都被抄了家；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家里抄出字画就有一百多斤，全部被烧成一堆纸灰；　　北京宣武区丞相胡同里曾经住过六位宰相级人物，他们的后裔无一逃脱这一厄运；　　时年84岁的上海书法家沈默尹，老泪纵横地将毕生收藏的明、清书法大家真迹和他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水中泡成纸张，捏成纸团……；　　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及他自己四代所收藏的书籍和字画统统被堆到院落里付之一炬；　　南京著名书法家林散之所珍藏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焚毁；　　画家林风眠含泪将自己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用水冲掉；　　……　　在“破四旧”中，“破”的不仅仅是珍贵文物，许多善本、珍本、孤本同样遭了殃。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也在劫难逃，其损失之严重，谁也无法估算。　　城市被抄成这副样子，农村同样也无法逃离这场灾难。不少农家被抄走了金银器皿、饰物、家藏书画…….。由于家谱被毁，许多人从此无法知道自己源于何处，根在哪里。　　当时，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鲁迅等人的著作外，其他书籍几乎都成为“四旧”，属于焚烧之列。烧书时，烈焰腾空，火花飞溅，浓烟滚滚，乌云蔽日，污染了大地的空气。与此同时，还有人提议，把抄家抄来的书籍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实行再生产。江浙一带向来是文明之地，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里，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忒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据传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卫兵冲击寺院，捣毁神佛塑像、牌坊，强迫僧尼还俗，禁止信徒的信教活动。就在那个时候，浙江大学部分学生传来了讯息，说浙大附中的学生要焚毁杭州灵隐寺，请求我们杭州大学同学去参加保护工作。我们曾组织了九个人，带着保护古寺的大字报，骑着自行车赶赴寺院，准备进行大辩论。返回时，不料在九里松的路上撞伤了一位女同志；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赶到六和塔，只见塔内的大石碑上贴着“推倒它”三个字的大字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已近四百年历史的宁海木牌坊被毁了。　　勒令解散政协、民主党派，停止销售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夹等商品，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剪去长头发、长胡子、花裙子、小裤腿等等等等。　　紧接着，把许多街道、商店、地方的名称改成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名字。杭州的延龄路改成了现在的延安路，哈尔滨的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光智街、光信街改成了光明街、光辉街、光芒街、光耀街和光华街；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店、全聚德烤鸭店等名店都被改了名，其中的波玮服装店就被改了顾红都服装店。　　．．．．．．　　在这场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可谓是“成果累累，战绩辉煌”。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的三个月时间里，全国红卫兵收缴现金、存款和公债劵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市赶往农村的“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这些数字应该说还是非常保守的。还有漏报的，未报的，更有一些被红卫兵落入腰包，成为了他们私人财产的，被“识货”的人偷偷藏起来而散入民间的。其损失之惨重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使全国地面上的历史文物几乎丧失殆尽。　　尽管这场浩劫早已成为历史，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应该记的，它几乎涉及到每一家，每一户。雕花眠床上的人头被铲，画面被涂，衣橱上的工艺品被敲，凡是有一点可以和历史挂上钩的东西都成了被毁的对象。如果有年青人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旧眠床的雕花，被人为损伤的痕迹会告诉你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情况。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破四旧”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再现，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毁灭，是一场大浩劫。从有关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多少文物遭到破坏，烧毁，丢失，多少中国文明的珍宝无法复制，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破不立”是当时最流行的四个字，与破“四旧”相对应的就立“四新”，即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和新习惯”。旧的遭到了破坏，新的到底建立在哪里？恐怕至今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大串联　　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广场里的首都红卫兵，由此拉开了大串联的序幕。从当年的8月18日到11月26日，短短的一百一十天时间里，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去到北京的1300多万红卫兵。9月5日，中央文革发了《通知》，肯定了大串联的功绩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从此以后，大串联运动就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的角角落落。　　中央文革号召红卫兵进行大串联的的目的就是要求各地红卫兵到北京去取“革命造反”的经验，回去推广和实施“革命造反”，并要求北京红卫兵到“革命”相对还比较滞后的地区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帮助他们破四旧，揪牛鬼蛇神，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　　首上北京大串联　　去北京见毛主席　　自从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公开披露之后，大串联之风迅速地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在浙江省，首先去大串联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同学。　　8月20日夜，杭州大学操场上正在放映电影。中途换片时，不知是谁利用放影员的话筒讲话了，“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学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这是对我们的极大地支持，极大地鼓舞。我们也要到首都去，到北京去，去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革命的行动，我们要求学校用革命行动来支持我们，把路费发给我们。想要去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同志马上到食堂边上去签字，到校党委去请愿。”这下子真的把火点起来了，电影也没有人看了。签名的签名，议论的议论，去请愿的去请愿。涌向党委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多，室内堵实了人，走廊里挤满了了人，办公楼四周围满了人，路上还是人。　　谈判进行了一天两夜，党委成员谁也不敢作主，一分钱也不能拨，红卫兵的请愿也就此宣告失败。　　两天后，一则消息使冷却了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说是中文系有十八位同学从学校拿到了路费（纯属误传），已经到北京去了。我们系也有人开始串联，准备发起第二次上北京请愿。　　8月24日夜，我也挤在人群中去到了党委办公室，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接待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刘活源同志就是不松口，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不敢动用国家资金。谈判再次失败。　　25日，浙江大学部分红卫兵已经集结在杭州火车站，坚决要求上北京，省委指示我们去劝说他们返校。浙大的同学带着被子和日用品整齐地坐在城站路的路边上，劝说的人到处都在做工作。各大学的领导、学生来了，杭州市委的领导来了，省委的领导来了，大喇叭不停地播送着省委的通知和希望。当浙大的同学见到我们是杭州大学学生时，用一种不满的眼神瞧着我们。其实，我们和他们的愿望完全一致，多么希望能到北京去走一趟。省委叫我们去做浙大同学的的工作，实在是把鲞头交给猫管，结果是适得其反。不过，浙大的同学这次还是被劝了回去。　　26日，我们外语系也有十几个同学不声不响地走了。
　　首上北京大串联（续）　　火车上　　尽管只有少数同学走在北上的旅途上，但他们的行动且时时在鼓励着我们。第二天，按奈不住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心情，我们一行二十几人也悄无声息地动身起程了。这一次，我们非常顺利。火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要去见毛主席，就悄悄地从边门把我们带到站台上。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了我们耳熟眼生的大上海，而大串联又是萌芽初露，除了北京以外，其它各地都还没有接待站，吃饭，睡觉等一系列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解决，夜里基本上都在火车里度过。好在大家都是苦出身，又带着铺盖，有必要的话，随便找个地方，被子里一钻，也能度过一宵，但吃饭问题还得自己解决，总不能老吃随身带着的一些水果、饼干等零食来打发一日三餐吧。这天中午，我们进到一个小餐馆，令我奇怪的是我们叫了饭菜后，店员并没有先向我们收钱，任凭我们吃起来。当时，我就想难道他们不怕我们吃后一走了之吗？后来才知道，实在是我自己无知之极，他们采用的是像现在一样，先吃饭后付款的经营方式。　　在上海火车站，我们竟意外地遇到了比我们早一天出发的同系同学，内中还有一位助教，乘的是同一列火车。事后，我们才知道，系领导在得知有人上北京的消息后，就马上派了这位助教赶到上海做动员返校工作的。结果是可想而知，只是让这位助教得益了，也一直跟我们一道去了北京。　　29日黎明，整个大地还在朦胧之中，我们所乘坐的火车一节一节地被分开，由渡船把它们从南京摆渡到浦口。　　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有许多名胜古迹，是众人所向往的地方。如今我们人过其境，却未能领略她的风光，心里实在有点不甘，又了解到火车要在十二点以后才能有票，还有六、七个小时，为什么不去南京走一走？于是，和王雅琴、周亚云一商量，向同行的助教请了一下假，乘船返回南京，直奔闹市区 —— 新街口而去。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南京市内的建筑和环境比起杭州来，要好得多。高楼鳞次栉比，街道宽阔，绿树成荫，花草满目，街道中间还有长条形的花坛把人行道和车道分隔开来，行人安全，真不愧是国民政府的首府。可惜时间有限，火车不等人，我们只得匆匆忙忙地赶回浦口。　　一走进浦口的休息地，我们傻眼了。房内空无一人，放在戏台上的行李也不见了。人呢？当时还只有九点钟，难道他们走了？是的，他们走了，他们确实提前走了。我们三个人的行李被带走了，我们的牙膏牙刷，换洗衣服，水果零食以及零花钱都被带走了。我们三人的身上总共只剩下十元钱。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旅程还得继续。于是，我们奔进车站，设法与车站交涉。回答是十二点以后有火车去北京。与此同时，我们还给北京车站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广播一下，请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派人等一下，或留言板上留言，以便我们联系。办完这一切，走出候车厅时，我们遇到了跟我们一样去南京刚回来的另外六位同学。我们的队伍壮大了。　　在北上的火车上，有两件事很值得一提。我们一行九人，三男六女，看起来女同学的游兴比男同学还要大。车到蚌埠时，来自浦江的章姓同学走过来跟我说：“车上有狗崽子，我们把他们赶下去吧！”所谓“狗崽子”，指的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是入了另册的，不能加入红卫兵，不能外出串联。更何况在当时血统论非常盛行，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跟着毛主席，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等等口号或歌曲到处都可以听到。在那种形势下，不准“狗崽子”去串联，不准他们革命是天经地义的，是革命的，其他人不能有非义，也不敢有非义。所以，我只好说：“好呀，你去吧！”这位同学转身走了，真的把那几个人赶下了车。而我，身子也没有动过。说实在的，我对此类事情没有兴趣，还觉得有点多事。　　过天津以后，车厢里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穿裙子的不能进北京。否则的话，裙子就要被剪破。在前段时间的大批判时，大家都把穿裙子当作资产阶级小姐的那一套。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中，怎么可以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呢？车厢里流传的这则消息仿佛印证了大批判的正确性。但问题是我们六位女同学中，有三人是穿裙子的。她们没有其它裤子可以替换，只有唯一穿在身上的这条裙子。还是我们这位章姓同学有办法。他们早在车厢里串联开了，东走走，西谈谈，还熟稔了外校的一些同学。他来到我的身边，说出他的主意：“裤子可以去借。”　　听这么一说，我未免有点吃惊，问道：“到哪里去借？”　　他语气很肯定地说：“与我们同车厢的都是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她们女同学肯定有多余的裤子，可以向她们借用一下。”　　办法是好办法，能行得通吗？我实在有点怀疑。于是，我就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与她们素昧平生，甚至连一句话也未曾说过，她们会借吗？”　　“我去试试看。”说完，就起身走了。　　不知是我这位同学的交际水平高明，还是大家都是学生，年纪想仿，猩猩相惜，还是那时候青年学生的思想十分单纯，相互间的信任度很高，他果然借来了三条裤子。　　天津到北京的路程很短，三位女同学借来的裤子还没有穿暖，广播就通知大家在永定门车站下车。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航空学院的同学要还裤子了。她们讲得很直白，到北京后，肯定分散活动，不可能住在同一地方，更不知道对方的住宿地。在这种情况下，要归还裤子或要回裤子是不可能做到的。理由很充足，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不归还裤子，于情于理都讲不过去的。　　“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好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于是，来北京大串联的红卫兵在交警的指挥下，按照出站的先后，九人一行，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剪裙子”三个字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办法总也想不出来。怎么办？总不能让几个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穿着被剪得破破烂烂的裙子走在北京大街上吧！　　“有麻烦，找警察”。现在流行的这句话在那时就帮了大忙。　　一下火车，我利用整队的空隙，直奔岗亭，简单地把情况向警察说了一下，他马上为我们出了个主意。　　我们九人刚好是一横排，根据警察建议，把三位穿裙的同学排在最中间。在整齐的队伍里，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里面还有穿裙子的人。不过，我注意到了坐在公交车上的人居高临下，用手指点着我们，嘴里也在说着什么。
　　首上北京大串联（续）　　激动的时刻　　我们被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离天安门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眺望天安门城楼，只见大红柱子，白玉栏槛，灯笼高挂，彩旗飘扬，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影晃动，但看不清面孔，当然也无法分清哪个是毛主席。不过，一流的音响设备给我们带来毛主席讲话的声音非常清晰，非常宏亮。　　这是日17点40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当车队驶过金水桥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整个广场一片欢腾。这情景，这场面非我这支秃笔所能写得出来的，好在网上有当时还是中学生，现在是大明星的刘晓庆也在这一天受到毛主席接见，她的描述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过程。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挤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我就是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到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音，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自己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的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这些二等、三等的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七点钟左右，宣布大会结束，游行开始，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早已悄然地离开了天安门城楼。”
　　首上北京大串联（续）　　串联　　我们已经有三天时间没有换洗过衣服，身边钱也花完了，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生活问题。大家一商量，决定分头行动。我和王雅琴、周亚去三人去北京车站，看一看从浦口发来的电报有没有结果，有没有他们给我们留下一字半语；其它六人到北京新市委去碰碰运气。　　当我们九人在长安街再次碰面时，双方带回来的消息令人彻底失望了。这时，已是夜幕降临，路灯绽放了。也就在这时，我们才完全理解了“早穿棉袄午穿纱，围住火炉吃西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八、九月份正是夏末秋初，气温最高的时候。浙江的白天总是赤日炎炎，暑气蒸人，巴不得全身一丝不挂，多吸收一点凉气。晚上，寻找风口，使劲地摇着蒲扇，还经常热得彻夜难眠。北京的白天与浙江一样，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一到晚上，气温就大不相同了。当我们像流浪儿一样，徘徊在长安街上的时候，只感觉到阵阵冷风吹来，冻得我们全身直起鸡皮疙瘩。要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经过了汗水的多次浸泡，使我们更觉得冷了许多。尽管我们已经是精疲力尽，浑身酸软，双脚无力，但为了取暖御寒，大家就在长安街上练起跑步来。陈岩来还带着一条被单，就用被单包着两个人一起跑步。北京的夏夜给我们上了一堂气候方面的地理课。　　古话说得好，“运气来了，紫微星都压不住。”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自行车从对面骑过来，突然在我们身边停下来，问道：“你们是浙江人？”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又问：“哪所学校的？”　　“杭州大学。”　　“我也是杭州大学的，是学校领导派来照顾你们的。你们住在哪里？”　　在了解我们的情况后，说：“你们不要走远，我到新北京市委去了解一下。”随后，跳上自行车向新北京市委骑去。他刚横穿过长安街，进入与长安街垂直的街道时，但很快又返身骑回，一边还大声地喊着：“看一看，这是不是你们的同学！”　　一辆坐满了人的货车向长安街驶来，车上也有人在叫我们的名字。巧，巧极了，真有点绝处逢生的感觉。　　我们住到了北京钢铁学院。第二天，大家就开始分散串联。　　我们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正面接触了红楼；我们走进了清华大学，领略了未名湖的旖旎风光；我们漫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徜徉在北京航空学院，穿梭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我们读着大字报，摘抄着大字报，议论着大字报；我们仰望着令人向往的高楼大厦，古式和现代的各种建筑；我们欣赏着高大的景观树，修剪整齐的冬青树，平坦柔软的绿茵草坪……　　我们看到了胸前挂着纸牌，低头弯腰站成一排排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看到了扫地拔草，表情漠然的“牛鬼蛇神”；我们参加过声势浩大的批判会……　　我们再次去到天安门广场，近距离地瞻仰了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英雄纪念碑；见到令人神往的中南海后门，经过了正关门修理的故宫门口……　　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来不及去拜访人民大会堂，我们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就要被驱逐出北京了。　　返回　　8月31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各大报纸报导以后，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甚至还有一部分中学生，都纷纷涌向北京，向北京的造反派学习造反精神，取大破“四旧”的经验。偌大的北京城已经是人满为患，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也不知是谁下的指示，外地在京的红卫兵必须马上返回本地闹革命。于是乎，北京的红卫兵就到处贴标语，游行，喊口号，“要革命的，请回去！”“不革命的，就滚蛋！”总之一句话，不管要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都必须离开北京。他们见到外地的串联者时，个个都冷眼相向，不悦之色都写到了脸上。简直是此一时，彼一时，来时和回时两种情景截然相反。大概这就是当时北京人的待客之道吧！　　我们在北京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吃饭不要钱，住宿不付费，乘车不买票。如果有可能的话，谁都愿意多住一些时日。既然人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我们也懂得前客让后客的道理。于是，我们于9月8日启程返校。　　车站里人山人海，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可就在临上车前，我们的一位女同学——陈婉华不见了。大家分头找了一下，不见踪影。尽管大家心里很急，也很为她担心，但火车绝对不会因客人未到而等下去，我们也只得弃她而上车了。　　车厢里比上北京时拥挤得多了，通道上，车厢间的连接处或站着，或坐着人，厕所门口堵着人，就是大、小便，能忍则忍，更不要说在火车上穿行了。不过，就是有人不怕麻烦，喜欢四处走走。车过蚌埠后，还是那位章姓同学向我挤过来，说陈婉华在前面的车厢里，他见到她了。谢天谢地！总算有惊无险，都能平平安安地回到杭州，也可称得上圆满吧！　　必须说上一句，我在学校里并没有当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红卫兵，绝没有做过什么头头，就是去北京大串联，也不是什么发起人，只是跟着别人走而已。遇事时，一些同学喜欢向我讨主意，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现在想想，恐怕我遇事有点主见，处理事情比较稳妥的缘故吧！　　这次串联从8月25日出发，9月10日回到杭州，前后十七天。不过，这次串联的目的地是北京，除了在上海逗留过以外，没有去其它地方，更多的祖国山水等待着我们去游览，更多的城市风貌等待着我们去领略，更多的名胜古迹等待着我们去瞻仰……
　　北上南下大串联(2)　　东北　　哈尔滨是一座新兴城市，也是一座工业城市。房子结构已经是西式化了的“洋楼”，排列整齐有序，街道宽阔，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由于它的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哈尔滨又是一座具有异国情调的美丽城市，它不仅荟萃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融合了中外文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北国冰城”、“天鹅项上珍珠”以及“东方莫斯科”的美称。　　北方人强悍刚猛，敢想敢干，在我们到达之前，那里的造反派们已经罢了省委一些领导人的官，组织了临时省委，开了造反派夺权的先河。　　太阳岛坐落在松花江北岸，四周碧水环绕，与市区隔水相望，景色迷人，具有质朴、粗犷、天然无饰的原野风光特色。　　从书本中了解到太阳岛的季节变化十分明显。春季，山花烂漫，芳草萋萋，绿叶盈枝，鸟雀齐鸣；夏日，柳绿花红，花香四溢，白沙碧水，江涛万顷；秋时，枫红柏绿，金叶覆径，老圃黄花，层林尽染；冬季，飞雪轻舞，寒冰凝结，玉树银花，银装素裹，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北国风景画卷。不过，要与我们南方的公园相比较，总显得秀色无多，情调欠缺，引不起我们多少游玩的兴趣。　　深秋季节的哈尔滨应该是寒气袭人，即将是银雪漫飞的时候了。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只穿着一件毛线衣和两件单衫，毫无寒意。但在夜里，暖气已经开放，睡觉不需要盖被子，住起来惬意极了。　　在哈尔滨的日子里，我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　　房子里都装有两道玻璃窗，严丝密缝，空气不流通，保暖效果好；　　餐餐不是大白菜，就是土豆，要么，两者一起烧；　　“冰棍儿”一词是第一次进入我的脑子，而且要比我们南方的棒冰长而细；　　红卫兵纪念塔正在修建，四棱锥形，细长，高约二十几米。我们很是佩服他们动作之迅速、快捷，据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首上北京大串联时，只有交通便捷的少数省份大学生。这一次北上串联时，除了北京以外，很少有中学生参加。但当我们在哈尔滨准备南下时，事情就发生了突变，几乎来了个全国学生总动员，大学生仍在串联，中学生不甘落后，甚至于一些小学生也出现在串联行列中。从农村到城镇，从县城到省城，再到全国各地，车站，码头人满为患。在哈尔滨，连上公交车都十分困难。开始时，我们还顾及到自己是大学生的身份，处处礼让。如果我们再礼让下去，就永远别想乘车。后来，我们也顾不得面子，发挥了年青人力气大的优势。上车时，女同学拿行李，男同学空着手，两个男的抓住车门扶手，挡住拥挤的人群，让女同学先上车，自己再上车。这个办法真灵，我们一行人总是一同上车，一同下车。现在想起来总感到有些脸红。如果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环境锻练了我们吧！我们在南下上火车时，曾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返程的车票拿在手里，排在候车的队伍里，心安理得地准备登车。谁知临上车时，不管有没有车票，大家一轰而上，把我们这些有车票的人留在车下。这下把我们惊呆了。好在我们也是造反派，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更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上不了车，就去找站长。大概是司空见惯吧！车站里的工作人员爱理不理，一问三不知，有时还要和我们争论几句，有的一走了之。大约找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有一位工作人把我们带到站长室。站长答应我们留在站台上，随时准备上车。　　他乡遇故知，情意满胸腔。我们在哈尔滨时，就碰到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两位浙江老乡。　　一天， 我们在街上走着，一位路人看了看我们，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　　才向我们走过来，问我们是哪里人。当得到的回答是浙江人时，他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握住我们的手不放，自我介绍是温州人，并再三再四地说：“你们要在这里买东西的话，票子到我家去拿。”那时，不管买什么贷物，都得凭票购买。他与我们素昧平生，初次见面，满腔热情使我们感动不已。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还有一次在百货商店里，一位中年女性售贷员听出了我们的宁波口音，　　就把我们叫住，攀谈起来。原来她也是宁波人，是我们老乡里的老乡了。她以一个长者的身分提醒我们保管好钱物，注意扒手，还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事情。实际，我们都是穷学生，哪里能买得起什么东西？但她的一片真心使我们产生一种“他乡遇故人，异地见亲朋”的亲切感。　　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处久了，相互间总要产生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分歧和隔阂；相别时间长了，又总会怀念起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　　我们一行九人从杭州出发，才到天津，就有一位同学天马行空，独自一个人走了，到沈阳又有两人离我们而去，剩下来的是我们六位宁波人，三男三女。别误会我们是三对恋人。我们很传统，也很保守，即使有什么暗恋，也只藏在心里，决没有表露过。就我们六个人而言，最后也只有两个人走到一起，结成夫妇。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当时，他们绝对没有谈恋爱。　　10月14日，我们南下到了沈阳。　　沈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初具规模。特别在清皇太极迁都到这里之后，修建了皇宫，即沈阳故宫。清定都北京之后，沈阳一直被称“盛京”和“陪京”。　　故宫是沈阳的骄傲。故宫的主体建筑是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于帐篷，房脊上饰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亭帐式的风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金龙盘柱，尽显中原之风格。　　故宫关闭着，我们无缘拜识，远远望去，金壁辉煌，气势宏伟。　　考虑到时间关系，我们就在当天就告别了沈阳。正当离开沈阳之际，却发生了两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在去车站的路上，王雅琴被一颗不翼而来的石子击中了前额，血流满面，吓得我们差点儿慌了手足。马上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包扎，打针。好在只擦破了皮，无甚大碍，更不会破相。
　　北上南下大串联(2)(续)　　大约离进站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其中的三位同学出去买点零食，准备在车上享用。谁知事情就出在这里，旅客提早一个小时进站。忙得我从候车室里跑进跑出，四处寻找，终无所获；上车时，崔功培又挤丢了，留在我身边只有受伤的王雅琴；想去各节车厢里找，但车厢里挤满了人，连站的地方都很少，要在这个时候穿梭于车厢之间，谈何容易！纵使我有能耐去寻找，回来的时，恐怕把王亚琴都丢了。因为上下车时，人潮涌动，也会把你挤得换了位置。现今想起来，是何等地可怕！又跟乘务员交涉，想在列车上去广播寻人，遭到拒绝。最后，在旁边人的提醒下，我写了几张纸条，向列车两端传递，意在在大家的帮助下，得到一点回音，其结果无疑是杳无黄鹤。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好，想得很多。如果六个人再分开三拨，以后的串联起来失去了照顾，行动就更加困难了。更何况，我们的行李都在崔功培身上，没有衣服换洗，没有钱吃饭，……　　天亮了，火车徐徐地驶入了大连站。我和王亚琴拖着疲惫的身体挤到候车室门口，眼睛突然一亮，他们三人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我还来不及抱怨几声，崔功培也找到了我们。　　“我们倒不担心，你们一定担心死了。”周亚云的一句话，一场虚惊也就烟消云散了。　　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东濒黄海，西临渤海，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蓝天、碧海、青山、白石、连绵起伏的海岸，潮起潮落的潮汐，如诗如画，一派旖旎的海滨风光。　　走出了住宿地之后，我们穿过了中山广场，来到了大连海运学院。校内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接待人员，学生和年青教师也都出去串联了。不过，接待人员非常负责任，把外地来访者组织起来，介绍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除了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姓名不同之外，其它的行动还都是大同小异，听得我们直打瞌睡。于是，一个眼色，都溜了出来。　　下午，我们去到了海边。尽管我们几个人都生长在沿海，但除了王雅琴之外，大家都还不知道海为何物。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和大海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了。我们所到的海滨是一片砂砾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晚秋季节，碧空万里，眼前的大海蔚蓝一片，海天相接，我们就置身在这蓝色的世界里。开始时，大家忙着洗手濯足，借用湛蓝的海水洗去污垢；然后，又是拣挑鹅卵石，捉螃蟹，拾贝壳，仔仔细细地挑，认认真真地拣，好好地收藏，准备把它们当作到过大连的纪念品；接着，听一位当地人指点着给我们介绍一些稀奇古怪的景点名称：金石滩、蛇岛 、鸟岛、海王九岛、棒棰岛、大连湾炮台等等；最后，我爬上一块大石头，脚下海浪撞击岩石，溅起朵朵水花，似白玉飞射；远处点点小舟乘着潮水，满载而归；鱼在水中游弋，鸟在空中飞翔。这一切使我留恋，令我陶醉，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他们几次催我，我还不忍别离。当我们离开时，太阳已经西斜，身上也感觉到有些凉意了。　　当晚，我们就乘船向山东烟台进发。　　我第一次坐船，既是高兴，又有点儿担忧。高兴的是平生总算坐上了大轮船，可以领略海上风光，享受一下坐船的滋味。担忧的是海上风高浪大，对出自山区的我来说，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番颠簸，有可能晕船，呕吐，更有可能搞得翻肠倒肚，不能自己。　　船起锚了，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缓缓前行。我们登上了甲板，顶着天上的繁星，呼吸着略带咸腥味的空气，欣赏着两岸的灯火不断地向后移动，渐行渐少，眺望着远处的渔火，时隐时现，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涌上了心头。渐渐地，灯火没有了，黑暗包裹着我们，只有哗哗的水声仍然不绝于耳，风也大了，身上感到寒气逼人，只得回到舱里去睡觉。
　　胶济半岛　　烟台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级市，与大连隔岸相望，是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　　“烟台苹果莱阳梨”。苹果和梨是全国闻名的两种水果，现在的红富士苹果就是产在烟台。到了烟台，不尝一尝烟台的苹果，枉自到烟台一趟。时间也正是苹果采摘完成，市面随处可见，价格也非常便宜。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天，每人至少都买了五、六斤，装了满满一袋，每天饭后都吃，一直吃到武汉。　　我知道一点有关苹果的知识，在市面上也见过苹果，但在此之前，我从未吃过苹果，更不知道它的味道怎样。这是我第一次吃苹果，也是我至今第一次吃这么多的苹果。过去没有条件吃，现在有条件，但吃得仍然不多。　　10月17日，我们到了青岛。　　青岛依山傍海，风光秀丽，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房子小巧玲珑，依地形而建，散布在星罗棋布的山岗低丘上，红瓦屋顶错落有致；街道蜿蜒起伏，坡度较大；岬湾相间，沙软滩平，城伴海生，海增城色；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少严寒。是故，青岛历来是国人避暑，疗养的胜地。　　从青岛海洋学院出来之后，我们就向鲁迅公园奔去。　　鲁迅公园是一座临海的公园，身处山坡，面对大海，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据人说公园里的门额十分有趣，自右向左读是“鲁迅公园”四个字，若自左向右读好似“周公见鬼”四字，经过仔细验证，确实如此。其间有一条石径，蜿蜒曲折，贯通全园。石径的一侧青松成排，绿草如茵。另一侧是鳞峋岿然的礁滩，突起处有石砌台阶，折角处有西式凉亭。岩礁上部赭红，底部灰褐，在大海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熠熠生辉。公园的不远处就是海水浴场，金沙铺地，帐篷林立，在蔚兰的碧波中树立着“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大标语。有人在游泳，有人躺在沙滩上休息，闲情逸致，好不惬意。于彼时彼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念头，这种闲情逸致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休闲方式呢？　　鲁迅公园是游人观潮、听涛、赏月、垂钓、消闲的理想处所。　　水族馆位于鲁迅公园内，是中国，也是亚洲的第一座水族馆。整个建筑形式为中国古典城堡式建筑造型，高4层，占地10余亩，建于海滩岩石之上。红色花岗石外墙，与红色礁石相一致，建筑色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城墙垛上方为二层城楼式建筑，歇山顶并饰以青绛紫色琉璃瓦。馆内展出许多鱼类和海洋生物标本，不知名的鱼在玻璃缸里游动，海龟呆呆地待在水里，海豹、海狮昂首挺胸。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一条大鲸鱼的标本，整整占了一间屋，最粗处的腰围约有两米，背部黑色，腹部灰白，饰有黑色斑点。如此巨鲸，只在书中读到，哪有在身边现身？　　崂山是我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素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古语云：“泰山云虽高，不如东海崂。”崂山三面环海，沿海大小岛屿18个，构成了崂山的海上奇观。一边是碧海连天，惊涛拍岸；另一边是青松怪石，郁郁葱葱。因此，古人称它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从《古文观止》里的《崂山道士》一文中了解到崂山又是道教名山。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来此求仙，著名的道教人物丘长春、张三丰都曾在此修道。历史上最盛时期，有“九宫八观七十庵”，有上千名道士。至今仍然留存的太清宫，历时一千多年。可惜的是观门紧闭，不许游览。我们只得望山兴叹，悻悻而归。　　10月18日夜，我们离开了美丽而又令人留恋的青岛，直奔济南。到济南时，天还未大亮，又搞到了南下的火车票。　　济南，又称之为泉城，据传有七十二泉，也被誉为“家家有泉水，户户有垂杨”的美名。尽管我们三过其地，但都没有在那里驻足过，并不知道它的市容市貌，更没有机会去济南品尝泉水的甘甜。
　　北上南下大串联（4）　　广州　　才去哈尔滨，又到广州城，南北两地，别有滋味。在哈尔滨，半个月前已穿上了毛线衣，夜里开暖气。在广州，穿单衣还嫌太热，洗冷水澡正好适宜。我不得不惊叹国土的辽阔，气温的差异！　　刚洗好澡，饭还没有吃，身上的水气还没有干，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传来了，广东省委和华南军区将在26日组织第二次外地革命师生去听麦贤德英雄事迹的报告，麦贤德本人将亲临会场与大家见面。太鼓舞人心了，决定去参加会议。尽管我们从报纸上，在平常的学习中对他已经了解了不少，但仅仅是文字上的，间接的。如果明天能亲眼见到英雄本人，无疑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连以后吹牛的本钱也会增加不少。　　日，台湾“剑门”、“章江”号两艘潜舰驶进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企图输送特务登陆内潜。 我南海舰队汕头水警部队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6日凌晨， 敌舰首先向我军开火，双方随即展开激战。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猛烈攻击， 先后击沉两艘敌舰， 击毙敌人170余人，俘虏 33人。在激战中，我611号艇也被敌人击中，时为轮机兵，年仅18岁的麦贤德和他的战友负了重伤。麦贤德头部中弹、脑浆外流，已经晕了过去。这时，舰艇开始下沉，情况十分危急。麦贤德苏醒之后，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坚持奋战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几十条管道，千百颗螺丝中找出一颗拇指大的，被震松了的油阀螺丝，把它拧紧，保住了舰艇，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手术之后，麦贤德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忍受了巨大的伤痛，很快地恢复了肢体功能，创造了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此，贺龙副总理、军委叶剑英亲自到医院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了毛主席送给他的鲜花。国防部授予麦贤德“战斗英雄”，“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被誉为“革命硬骨头”， 授予611号护卫艇为“海上英雄艇”称号。　　为了能亲眼见一见英雄麦贤德，我们就动起脑筋，设法弄到入场劵。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不仅搞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入场劵，还多拿了几张。与此同时，我们还预先研究了具体的线路，绝对做到了心中有数。　　会议定于26日上午9时开始。起来后，时间尚早，就顺路到华南工学院走了一趟，然后，就直奔开会的地点 —— 广州体育馆。　　会场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人，仍在陆续地进来。但整个会场没有喧哗，没有口号声，显得庄严、肃穆，体现了对英雄的崇敬。　　会议由华南军区负责同志讲话，接着，116艇的同志介绍了这次被称“八. 六”战斗的情况，最后，负责麦贤德护理工作的护士长介绍了麦贤德如何与伤痛作斗争的事迹。　　护士长介绍到一半，麦贤德在一名护士和其它同志的陪同下走上主席台。主持人还来不及介绍，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向英雄学习！”“向英雄致敬！”口号声此起彼伏，掌声雷动，闪光灯不断。主持人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没有办法使会场安静下来。最后，他拿出了法宝，大声地喊道：“请英雄麦贤德同志给我们讲话”。 麦贤德个子不高，脸露笑容，身板挺直，一身海军服，浑身透射出一副标准军人的气质。不过，步履有些蹒跚，行动有点迟缓，讲话比较吃力。他说道：“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好！我一定努力配合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尽早回到部队，为保卫祖国而奋斗！”话语不多，但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激励。不知是谁开的头，大家涌上前去，与他握手的，赠送红卫兵袖章的，一切能接近英雄的方法都用了，把他紧紧地包围在里面。一个重伤在身的人如何经得起如此这般地折腾？领导和其它一些同志赶紧把他送出会场。大家还是不肯罢休，紧跟在他的后面，走出会场，会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中国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我国解放以来，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会所，它的声誉早已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自然要去参观的。　　商品交易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一幢八层楼的楼房里，另一部分却在四层的楼房里。一走进大门，就把我们惊呆了。里面陈列的货物多样，品种丰富，大到大型机械，小到笔墨文具，琳琅满目，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在粮食馆中，遇到了一位来自宁波的工作人员。他把工作委托给其它同志，带我们看了不少东西，并详细地作了介绍。　　“热血当年泽泊流，掀天霹雳震神州。陵园寂寂坟丘立，绿草黄花独自幽。”　　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位于白云山南麓的黄花岗。陵园庄严肃穆，绿树成荫。墓园坐北向南，规模宏大，气魄雄伟；牌坊式大门门额上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浩气长存”；园内有墓亭、纪功坊、乐台、四方塘、黄花亭、西亭、石雕自由神像等建筑。自由神像高擎火炬，象征 “三．二九”起义而牺牲的72烈士为追求自由解放的献身精神。但在我们去瞻仰时，只见荒草萋萋，游人稀少，留给我们的是“陵园寂寂坟丘立，绿草黄花独自幽”的凄凉情境。　　在广州的四天时间里，我们还瞻仰了古色古香，毛泽东曾经讲过课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观赏过口含谷穗的公羊领首，四羊簇拥的五羊城徽，领略了珠江大桥，游览了鲁迅纪念馆，当然，也走访一些学校。我们驻足于暨南大学，串联了中山大学，参观了广州中医学院，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消费。　　早餐多是稀饭，豆浆加面包，或蛋糕，香甜可口，久食不厌；菜肴的量少而精，但也贵得可以，一碗菜梗就要两角钱；苦瓜处处有，据说可以消暑利胃，皱上眉头也吃过几口；见识过南方的水果，香蕉、波萝、椰子遍布各店，对于手头拮据的我们只有看的份儿，始终没敢去尝；理了一次头，花去四角五分，还问要不要洗一洗……我早就听说过广州人吃蛇肉、猴脑，也很想见识一下，但始终未能如愿。如果真的见到了，我们既消费不起，也不敢吃。　　广州不愧是祖国南方的中心城市！
　　浙沪沿海再串联　　回到到学校不久，体力还未完全恢复，中国大地上又发起了一次新的运动—— 徒步串联，又称之为“长征”。　　1966年11月，大连工学院部分学生徒步到北京串联。《人民日报》报导了这件事，并配发了“徒步串联好”的社论。　　12月19日夜九时至十一时，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红卫兵代表时，强调指出：“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串联，到明天（二十日）就要停止了，要等到明年春暖再进行。当然在北京还有一部分没有回去的革命师生、红卫兵，还要给免费乘车回去，中途希望不要再停留了。从现在到明年春暖，采取什么办法进行串联呢？就是徒步串联的方法。有短途，有长途，绝大多数是到北京来的。有全程和半程的……但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人少为好，十个、二十个一队，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行动方便，人家接待也方便。队伍太大，你一下子去几百人、几千人，既不利于食宿，更不便于招待……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经验。第二条是先搞短途串联，取得经验……我们比较提倡在省内进行徒步串联，较为有利。”　　徒步串联实在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的。从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约达1100多万。试想一下，这么多的人穿梭于全国各地，造成了交通拥堵，住宿紧张，粮食运输困难，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1100多万串联的人大部分是学生，如果继续串联下去，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人员肯定要加入进来，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只好采用引导的方法，提倡徒步串联，借此来减轻压力，消除后患。　　有了中央的指示，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青年学生便肩扛着红旗，背上背着背包，脚穿草鞋，纷纷踏上征途，学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徒步串联。去延安，去井岗山，去昭山，去想要去的地方。　　徒步串联实际上是一次免费的“红色旅游”。　　决心尽管很大，但热情却很短暂。许多长征队走了一、二天之后，脚上起了血泡，浑身酸痛，体力逐渐不支，出发时的决心动摇了，热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又变成了乘车串联。当然，也有不少“革命意志”坚定者，始终如一，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杭州大学里也有学生去徒步串联，但是，我不敢。不仅我不敢，好像外语系的学生都不敢，恐怕是女生太多，也可能是“革命意志”薄弱，似乎没有一个长征队出发。　　留在学校里闹革命吗？学校里造反派山头林立，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想法，今年我和你联合，明天又另立山头，这个下去，那个又上来。我对这些感到厌恶；写写大字报，喊喊口号，批斗走资派，我早就没有了兴趣；我骂你是保皇派，你说我是小爬虫，你争我辩，口干舌燥，喉咙嘶哑，我不会。怎么办？还是躲进我的小天地 —— 系播音室，消磨时间。　　双龙洞探幽　　11月30日，项凌云同学突然找到我，并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到温州去串联，车票我去想办法，怎么样？”真是瞌睡碰到了热枕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当然举双手赞成。　　温州是浙江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省内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又是时值寒冬，很难见到雪的温州应该比杭州要暖和得多，去感受一下南方的气候，品尝一下温州的土产，无疑是一件令人向往的好事情。　　12月2日傍晚，我，邱维唐，周亚云，正热恋中的李磊和项凌云五人偷偷摸摸地离开了杭州。　　我这里之所以说“偷偷摸摸”是因为乘车串联已被叫停，而徒步串联正方兴未艾。如果我们明目张胆地去温州，担心有人会阻拦，有人会学样。我们之所这样大胆，恐怕也有点儿造反派的气魄吧！　　列车才到萧山，就被临时停车了，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心中未免有点惆怅，无聊之余，就胡诌了几句。　　“十月二十月高挂，万般夜景难释怀。车驾不前谈兴尽，未卜何时到金华？”　　月色朦胧，晨寒料峭，静宓的金华市仍然沉浸在甜蜜的睡梦中，只有光线微弱的路灯依然在发挥着它们自己的作用，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光亮。　　浙江师范学院与我们杭州大学有着千线万缕的联系。它的前身是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创建于1956年。1958年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的前身。1962年，杭州师范学院与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1965年，搬迁至金华。　　浙江师范学院是金华唯一的一所大学，无疑是要去串联的。在学校里，一位同学给我们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听了之后，我们既感到吃惊，又有点气愤。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当时的一段文字：“在浙江省来说，金华事件是全国闻名的。金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在可恨，可恶，他们把广大革命师生的正当要求当作耳边风，把我们的革命行动看成儿戏，把我们的生命用来开玩笑。请看，这些当权派挑动群众斗学生，有许多学生被打得躺在病床上，手不能动，脚不能移，脑不能想，使他们成了废人。难道他们对这些师生毫无同情和恻隐之心吗？难道对这些迫害者不感到可恼，可恨吗？对于这些师生有我无敌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我们感到无限的敬佩。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生命危险，为了革命事业，敢上刀山，敢下火海。他们是英雄，他们是好汉。我为他们而感受到骄傲！”　　读了这节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的武斗早在1966年12月前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且规模还不小。不过，武斗还停留在群众与学生之间，还未波及到两派之间的斗争。到底这次武斗到了什么程度，一因未曾亲身经历，二因远代年久，即使听到一些传闻，也早已抛到爪哇国里去了。至今认真思考起来，这节文字仅是我当时偏听了一面之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仓促写成的，肯定不足为凭。　　双龙洞是金华的象征，又是金华的代名词，离浙江师范学院不远，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前去探胜。　　根据当地人的指点，我们一边迎着时宽时窄，时缓时急的溪流，顺着山脚逆流而上，一边欣赏着时时变换音调的水声，一路认真地寻觅着。突然，“双龙洞”三个硕大无比的大字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哦，原来这溪流的源头就是双龙洞。　　双龙洞由内洞、外洞及耳洞组成。它属于岩溶景观，以洞中有洞、卧船入洞为特色而闻名于世，招徕众多的游人前来观赏。　　在洞口，抬头仰望，山势陡峻，突兀森郁，气势雄伟。洞口像桥洞，宽敞轩朗，可容纳上千人。周围和顶上都是石壁，有众多摩崖石刻。北壁是“双龙洞”三字，南壁为“洞天”二字，还有“三十六洞天”， “水石奇观”等等。最有趣的是另有“双龙洞”三个字中的“龙“字反刻，寓意人要站在洞内，反过来往外看，才能看到两龙头的真正面貌，才显得更加逼真。　　两侧分悬的钟乳石，一青一黄，酷似两龙头。两龙头在外洞，而龙身却藏在内洞，据说双龙洞因此而得名。　　“千尺横梁压水低，轻舟仰卧人回溪”。“洞中有洞洞中泉，欲觅泉源卧小船”。内、外洞之间有一块巨大的岩石覆盖于水面上，水道宽丈余，水面与岩顶仅留一尺左右的空隙，只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船实在小的可以，只容两人仰卧船底，船头与船尾各拴着麻绳，分别延伸到外洞的岸上和内洞。进出内洞时，靠的是两头的人工牵引，有些像河港里的“牵扯渡”。当船行至岩底，面部与岩石仅隔数寸距离，如若稍一抬头，就有擦破鼻额的危险，大有岩石沉沉欲坠、劈头盖脑压身而来的的感觉。难怪会有这样的一则传说。说是有位中央领导人游双龙洞时，因为肚皮过大，进不了内洞，只好用抽水机抽水降低水位，才安全进入。据说明朝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400年前，向洞前的潘老太太借了澡盆，解衣游进内洞，才写出了“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的名句来。　　内洞大于外洞，一片漆黑，手电筒也只能照见小小的一块地方，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多宽。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蜿蜒在洞顶上的青、黄两龙。青色钟乳岩纹自东北洞顶蜿蜒而至；黄色钟乳石自西北俯冲而来，龙须、龙爪、龙身、龙鳞、龙尾都清晰可辨，形象生动，活灵活现。在外洞，“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内洞，却是“神龙见尾不见首”。洞内有众多的钟乳石、石笋、石幔、石柱、石钟，形状不同，颜色各异，像火腿，像烤鸭，像龟蛇，像青蛙，像蝙蝠，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身处其内，目不暇接，细细品味，留恋忘返，大有进入仙界的感觉和“洞中方一日，人间已三载”的体验，不禁感叹起大自然造物之神功来！　　在那一段时间里，火车晚点是经常的事情，谁知去温州的汽车也晚点了。我们等呀等呀，一等就等了一个晚上。其中的寒冷，瞌睡的滋味，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　　“候车金华天欲晓，瞌睡寒冷两煎熬。为赴温州心正坚，欲达宿愿志更高。关山重重无可惧，绿水悠悠定能绕。唐僧取经做榜样，千难万险何足道。”　　12月4日，我们终于挤上汽车，往温州进军。
　　浙沪沿海再串联(续)　　江心屿揽胜　　青田是杭州去温州的必经之路，也是金华和温州之间的中点，旅客常在这里停车，吃中饭。　　青田以石雕闻名于全国，被誉之为“中国石雕之乡”， “中国石雕艺术之乡”，多次被党和国家入选作国礼赠送外国元首。　　“阅尽封门亿万春，修成正果赛黄金。女娲遗石今犹在，玉洁冰清似佳人。”　　这是诗人给青田封门冻石的赞誉。　　车还尚未停妥，叮叮咚咚的凿石声就传入我们的耳朵，眼前一块平坦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用来遮阴挡雨，毛竹搭成的，最简陋的的棚子。工人们挥动着铁锤，或粗制细凿，或精雕细刻，或打磨封腊，碎石飞溅，石粉飞扬，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场院上也有几尊石人、石兽，犹其是石狮，昂首裂嘴，神韵十足。我们走着，我们欣赏着，忘记了时间，忘记吃饭，直到车上人大声叫喊，才匆忙地回到车上。　　我们驻足于温州四中接待站。　　温州四中是项凌云的母校，离她的家也很近。安排住宿、借饭菜票、借被，借蓆等工作都是她一手操办，我们坐享其成。她的家人也非常热情，当天晚上还为我们接风，菜肴丰盛，谈吐文雅，使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在温州的第一个晚上，就听到一则并非笑话的笑话。　　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教室的是平阳一位小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这位老师很健谈。他跟我们讲了发生在两天前的一件往事，听了之后，令人啼笑皆非。　　他们去到一个接待站，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一个教室，叫他们住在里面。说完，就准备转身离开。他问：“女生住在哪里？”回答是“也住在这里。”这下，这位老师懵了。不过，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于是，就怒气上升，大发雷霆，“不行！十四、五岁的男女生住在一起，你认为可以吗？出了事情谁负责？”接待人员被呛得面红耳赤，只好又给他们安排了另一处住宿。　　是呀！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同睡一房，即使不横生枝节，传扬开去，唾沫也要淹死人的。　　作为教师，时时注意男女学生之间的微妙关系，防患于未然，既是他们的本份工作，又是在情理之中。　　温州医学院是温州的最高学府，是省内为数不多的本科院校，更是温州唯一的大学。当跨进学校大门，出现在我们面前是枯枝败叶遍地，大字报飘零，少见师生走动，只有寒风扫地。也许师生们正在步我们的后尘，外出串联，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洪流中去了，也许正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许“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在病理学、解剖学等专业书籍之中。不过，整个温州的文化大革命却搞得轰轰烈烈，充分显示了温州人的经济头脑，由政治斗争转入到经济斗争，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