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代为什么大多持续两百多年，不会超过三百年？ - 知乎14275被浏览1066917分享邀请回答1.6K21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2.1K20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59 个回答被折叠（）论未来5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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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关键词:中国经济
论未来50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刘新建&最近，关于中国在年代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论题被炒（附后），对此本博也发一些议论。&1.必须首先说清楚“什么是世界经济中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把天津定位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认为天津承担不了或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做一项比较复杂的决策或分析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问题，前提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定义好要使用的重要概念。关于世界经济中心，如果将其定义为经济总量远超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那么，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确实曾经是，大英帝国也曾经是，美国在上世纪年代也可以算。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唯一的世界经济中心。欧盟已经连为一体，经济全球化非常深入，现在的状况是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基本是四足鼎立，哪一个都难独立称霸。再过年，在无战事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总量无疑将是四足中的最大者，且远超日本和欧盟，也会超过美国。但是，也不能称为世界经济中心。首先，其没有超强的控制力，可以号令世界经济，大小也就是其他主要三体的两三倍以内。其次，由于全球化形成的强相互依赖性，其生存方式是与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来应包括非洲和南美）的互惠共存，不可能倚强凌弱。再次，未来印度将成为新世界经济秩序的六体之一，俄罗斯也将加入。如果再过年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还有更多的经济体加入。未来形成新的或经济体集团（不是国集团）是有可能的。在这样的新世界秩序中，没有谁可以称霸，谁要发动世界大战就是自取灭亡。2. 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避免美国道路美国是一个一开始就由富人和强人统治的国家，所以，普通民众没有为自身政治和经济地位而斗争的传统。当然，绝大多数民众在总体富裕的水平下，在正常情况下都保持了相对舒适的生活水平，也消灭了其斗争的精神。占领华尔街运动只能是昙花一现。近多年，美国总体富裕水平持续提高，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基本不变甚至下降，在美国的社会不能激起任何显著的波澜。但是，中国不同。新中国是劳动阶级用鲜血和生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的，我们有斗争的传统。任由贫富两极分化将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社会分配的必然格局。美国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再高速增长？两极分化持续扩大？首先是因为美国经济的消费水平已经足够高，可以投资的民生产业领域非常有限，造成国内资本获利空间狭小，所以，资本输出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寻利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持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其次是美国的资本更集中在追逐更高利润率和控制力的金融资本领域，通过金融资本实现国内及全球的战略控制。这种两极分化也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占有私有化的必然结局。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必须保证强大的国有经济（欧洲高福利国家也都有高水平的国有经济。克林顿曾嘲笑欧洲的高福利政策，但是，在新危机的今天美国没有说这种风凉话的资格了。）可以说，以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平均来说，可以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但是，由于分配严重不均，造成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3.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相信，再过年的平稳发展日子（即使只有左右的实际增长率），中国的大地上不应当再有贫穷，如果有的话，就是社会管理的失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到那时的生活水平，正常人家每年可以组织一次一周左右的洲际旅游；每个人如果愿意，可以在一生中公派或自费在国外学习考察一到两年；任何疾病灾难都不再会造成人民的走投无路。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不再去关心的总量增长，而是关心经济社会水平的可持续发展。重质量而轻数量。同样是元的食品，年后与今天相比，改善发展的是质量品质，而不是数量。也许，国家和社会会将更多的积累用来发展科技和航天，以预防可能出现的自然灾难甚至地球的末日，但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保持基本稳定的水平。为此，必须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为贪婪的浮华生活买单。奢侈浪费应成为社会舆论谴责的对象。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50年以后，我们的社会不再为失业而焦虑，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份工作，即使临时失业，也不必为再就业发愁。国家可以逐渐调控工作日来保障社会的就业率，并可以有办法应对经济的波动。至于是否再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从而造成经济大波动，那要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进程。关于失业问题，我一直坚持那是社会管理的失败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意放任了这种事情的发生。短期的失业不可避免会发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不应使其成为社会问题。在我国仍然有大量私人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富人和超级富人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对私人资本运行的控制应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内容。资本的功能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资本的利润是社会的积累机制的一种形式，即资本应是为社会服务的，但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使得其所有者容易忽视甚至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角色。所以，资本在本质上是应社会所有的，个人对其掌控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就如一般劳动者工作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一样。为了防止资本被其掌控者滥用，就如必须像对政治权利监管一样，也需要对资本进行社会监管。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经济不再需要高速的增长率，资本也就不再需要较高的利润率。资本获取利润是对劳动者收入的强迫储蓄。当社会不再需要高储蓄时，高利润率必然造成供需失衡，不断引发经济危机。&专家预测2052年中国将成世界经济中心 人均收入翻5倍文章来源：京华时报 &更新时间：
08:56 & &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新书《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首发式，10月1日在京举行。兰德斯谈到未来世界走势及面临问题时表示，未来中国有能力解决很多世界性问题。 & &《2052》一书收录了四十多位经济、政治、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对人类社会到2052年为止的人口与消费、能源等进行预测。书中认为，人类无法及时采取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影响来阻止气候和环境的持续恶化，气候将持续恶化。为了尽可能阻止全球性的悲剧，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及时阻止企业和社会，将人的综合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中国将在这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 &兰德斯说：“2052年，中国的人口会更少，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都将为现在的5倍，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像日本在1955年到1990年赶超西方的状态。中国将走在美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前边，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将和平地交接到中国。” & &1972年兰德斯参与编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兰德斯这样说：“我用了40年来劝说人们可持续发展，但大家所做的正是《增长的极限》中让大家不要做的事情。而这本书就是来告诉人们，如果以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以此来警示大家。我把这本书称为&绝望之下的希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改变大家的一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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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潘基文访谈：中国为达成巴黎气候协议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147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大会。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要达成关于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议。从预备会的情况来看，各国态度积极，但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体现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
　　“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近9年时间里，我一直走在气候变化的最前沿，并一再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商界人士和市民指出，必须采取紧急全球对策。”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美国媒体上亲自撰文称。
　　这位明年12月31日就将结束任期的政治家在文中生动地写道：“我已经把气候变化列为优先事项，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一挑战。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地方的碳排放都可随时随地引发问题，并对任何地方的生命和生计构成威胁。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我们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共同应对这一典型的全球问题。”
　　如何更迅速地采取进一步行动、减少全球碳排放？如何实现减排使得经济增长更强劲、更可持续的目标？尽管潘基文未能在文章中逐一论述，但他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将要取得的成果充满信心。“这次大会必须确定我们追求的最低目标，而不是最高目标，并且必须成为走向低排放、能抵御气候变化的未来之路的转折点。”他说。
　　日前，潘基文接受了记者的书面独家专访。
　　全球合作是应对共同挑战的唯一出路
　　Q：您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取得预期成果表示乐观吗？为什么？
　　潘基文：我对我们将在巴黎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普遍性的协议表示乐观。我一直在与世界各国领导进行磋商，他们说他们想要达成这一协议，并将为此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共同努力。我们同时也看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各国城市、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也支持这一协议。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不少国家为了表达它们想要达成这一协议的愿望，在巴黎会议开幕之前提交了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
　　Q：您认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能达成一项让大家都高兴的协议吗？我是指达成一项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都高兴的协议？
　　A：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即每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运用自己的能力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尊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需要发挥带头作用，发展中国家同时也需要根据各自发展水平和能力来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参与、奉献与合作，我们将无法实现将全球气温增长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全球合作是应对这一全球共同挑战的唯一出路。
　　Q：当前世界各国仍在就巴黎大会最终达成的协议进行磋商，我想问的是将来对各国执行巴黎协议会有一个监督机制吗？如果有的话，这个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呢？
　　A：我当然希望有这样一个机制了。即将在巴黎达成的协议必须由一个可信和清晰的机制来监测、报告和核查每一个国家在执行协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以此来建立信任与信心：每一个人都做了在巴黎大会上承诺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依然有限，因此必须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以增强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巴黎峰会最大的挑战是“信任与雄心”
　　Q：联合国为确保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发挥了什么作用？
　　A：联合国目前正在努力为有关各方在巴黎会议取得成功提供多方面的便利与支持。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有关进程之外，联合国还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框架下积极采用科学评估手段，并积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各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另一方面，世界气象组织也在积极与各国分享气象信息，许多联合国机构在帮助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在帮助这些国家尽量减少农业生产方面的碳排放。
　　Q：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信任与雄心——各国都有各自特殊的国情，这一点必须承认。巴黎达成的协议必须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具体行动，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就需要信任。同样，每个国家都应认识到加大推动应对行动的力度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这就需要雄心。
　　Q：自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一直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联合国每年的一个工作重点。如果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当您明年年底离任的时候，您是否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成功努力作为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所取得的一个主要政绩呢？
　　A：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年里，我将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世界上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气候变化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即它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共同体来应对。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令我自豪的事实是：我已经成为全球在各个层面努力推动实现一个可持续未来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将在未来发挥带头作用
　　Q、您如何评价中国在确保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所发挥的作用？您如何评价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分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与《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A：在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一直发挥着建设性与积极的作用。我相信，中国将在巴黎继续就区别和气候资金方面发挥这样的作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象征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迈向低碳未来方面具有相同的看法以及相同的认真态度。这表明中美两国为在巴黎达成一项全面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协议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保持了强劲的劲头。《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解决了几个难题，为在巴黎成功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美联合声明与中法联合声明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进程注入了重要内容。
　　Q、中国前不久公布了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国经济将在未来5年里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将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积极努力？
　　A：中国的发展转型不仅将帮助中国处理来自资源消费和环境退化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还将同样向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表明：走上一条既更加可持续、又更加环境友好型的新的发展道路是可能的。这一转变是必要的，因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及时采取普遍性行动是世界各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加强经济建设，建设更安全、更健康和更宜居社会的唯一保证，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Q:联合国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A：中国已经成为促进低碳发展和绿色增长的执行者和创新者。在经济增长和全面能力提升的同时，中国更加自信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在今年9月联合国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中国表达了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推动南南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愿望。中国已经成为促进南南合作的领导者，而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的补充并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能够，而且愿意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与世界上所有南方国家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更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发展。
　　Q、您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期待？
　　A：我能够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途径，即通过采取更具雄心的政策和办法在国内推动低碳发展和绿色经济的方式，在未来执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协议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在促进南南合作、在建设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以及一个更加可持续世界方面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记者 顾震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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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未来的最大挑战
　　中国宁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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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稻葵 清华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Jeffrey Sachs 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Dr.Jacob A.Frenkel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
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 &思想?引领&系列学术论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伟伦报告厅举行。清华经管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EMBA名师李稻葵与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Jeffrey Sachs、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Dr.Jacob A.Frenkel围绕&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讨论。
李稻葵：很多人说中国经济过去35年一路走来非常辉煌，但是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中国会不会从现在开始进入日本式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低迷时期？
Jeffrey Sachs：
中国在过去35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0%，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当时的30倍了，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但是我们毫不讳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经济更加成熟，可是还有很多的历史的欠账，还有很多功课要补。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以往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快速城镇化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逐渐要消失了，已经没有这么多富裕的劳动力了，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尤其要恢复水和空气质量，使得城市人居环境更健康，让人民更幸福一些。
所以我觉得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跟30年前是不一样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当时创业的父辈的那一代人，你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就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可能是比较温和，但是要有更高的质量。
日本的发展历程对中国和美国都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不过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日本而言，在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确实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阶段，好象有点丧失了方向。
我觉得中国倒不会丧失方向，但是要转型，因为你们面临的挑战和30年前不一样。具体说中国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要先进行诊断，在诊断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因此政策非常重要。
李稻葵：您对中国改革有信心吗？
Jeffrey Sachs：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打保票，因为美国同样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跟不上。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社会的走向和发展，谁也没有勇气去打保票，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动发生的，每一代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取得进步。
我相信中国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与此同时，其他的国家其实也依赖于中国的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不能够成功实现自身的转型，别的国家都要遭殃。
例如，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的影响来源，如果中国不解决自己能源的问题的话，其他国家也会受到牵连，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全球责任。所以，我一直强调每一代人都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以为天上会掉馅饼。
李稻葵：Jacob A.Frenkel先生，很多人说中国现在的情况跟2007年美国情况很像，房产价格很高，影子银行很高，整体负债很高，你同不同意很多人说的中国会进入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
Jacob A.Frenkel：
托尔斯泰曾经过：&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所有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每个国家都会面临着挑战，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但是很难进行对比，因为大家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大家的不幸是不一样的。
中国有自身重要的优势，也可以从美国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危机中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脆弱性，经济的脆弱性是来自于金融领域，如果金融领域是非常稳健的，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会很容易渡过这个危机；反之，如果不稳健的话肯定会出问题。
因此，要建立一个稳健的金融部门。根据美国最近的做法有三点：第一，确保金融体系资金充足；第二，要确保杠杆率不高；第三，有足够的流动性。
如果说三点都到位的话，就有必要性，但还不具备充足性。如果想具备充足性的话，还是需要有非常重大的合适的监管政策，不是更多的监管政策，而是合适的正确的监管政策，而且政策要通过比较好的监管进行实施。
所有这些加起来之后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了。但是核心是什么？是透明度。透明度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你看不到的就是你看不到的。换句话说，我们会随着时间逐渐学习，为了让我们金融体制更好的运作，一定要非常透明。否则的话，不好的金融就会从中遭受痛苦，所以要进行良好的风险管理。
李稻葵：Jeffrey Sachs教授，你写了一本《文明的代价》，这本书我还推荐给我们的研究生去读，不仅学美国经济，还学英语，因为你的文笔非常流畅。但是美国经济，股票去年涨了20%多，房价涨了10%几，失业率大幅度下降，政府财政赤字从7%降到了4%，您是不是错了？对美国批评太多了？美国经济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制度是不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能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下？
Jeffrey Sachs：
美国是两个经济，如果你富有的话，这个经济是非常棒的，财富增长非常高，经济非常繁荣；但是如果你不富有，你是剩余那部分人，你会觉得非常不好。所以这是非常不平等的国家。过去30年来美国贫富之间差距一直非常大，相对而言我们的不平等性在过去30年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阶段。
全美1%的家庭的收入是整个全国各个家庭收入20%-30%，而且在政治上他们也非常有权力。相对而言，一半美国人口生活水平在下降，比如在纽约，穷人家三分之一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就业，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些问题在美国现在都没有解决掉。
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是不平等性非常高，怎么确保整个社会能够共同分享这个繁荣发展，这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中国所处的阶段和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社会的不均等性，非常高、非常大的社会不均等性。
我也非常担心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因为贫富悬殊的确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从长远角度来做一些决策。当然，富人也不愿意赋税，政府也不愿意投入太多的资金来改进基础设施，培训技能，包括对年轻的小孩进行培训，所以美国现在也是在下降的、衰落的、停滞的状况。虽然说我们有非常好的人才，非常好的资源，非常好的人力资本，但是整个政治体系并不代表真正的全民。也许在未来就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也许美国是有能力进行改革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30年了，这个趋势到现在还在持续。即便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现真正的基本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这是我担心的。
李稻葵：Jacob A.Frenkel先生，美国股票市场涨的非常好，已经破纪录了，你觉得是不是有泡沫呢？今年会不会崩溃？
Jacob A.Frenkel：
我住在美国，但是我并不是真正来自美国，Jeffrey Sachs总是在空中飞来飞去，是空中飞人，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一个外人可能对美国本土人倾注的更多。我对美国是比较有信心的，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比较好的民主，有表达的自由权，有人移动的自由权，还有年轻人等等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想政府部门即便运营不良，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繁荣的，这个体制相对而言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更为稳健的。所以对于美国我们不要太悲观。
关于失业率，一般我们会把美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在2010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失业率是10%，但是欧洲的失业率也是10%。现在美国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5%，相对而言下降速度非常快，比美联储期待的还更快，欧洲已经是12%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摆脱困境了？并不是如此，失业率的衡量是非常复杂的数据，美国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快速下降的劳动力的参与，因为很多人失业已经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干脆不属于劳动力大军了，所以虽然这个数据在下降，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劳动力总数在下降。在2000年的时候，劳动力参与率在美国和欧洲是一样的，都是百分之六十多。
简言之，如果想真正看清楚一个经济的话，你要看一下这些数据本身的变化，我们也知道泡沫是在破灭之后大家才看到，在泡沫爆裂之前，大家都会看到一个蓬勃的发展。如果泡沫不破裂的话，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也很难预测它是不是一个泡沫。我觉得美国经济还是比较稳健的，就像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我不太清楚在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泡沫。对于股市来说的确也是会随着经济发展在往上走。
李稻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欧洲了，假设在之前给你一个电话，请你当一天代理主席，推行我们的改革，只有一天时间，你想推行什么改革？
Jeffrey Sachs：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在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我非常喜欢，这个词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头衔就是可持续发展教授，不是经济学教授。这个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在社会要关注三个目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经济会继续不断地发展；社会发展就是带来繁荣，同时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环境就是清洁的空气、水，还有比较良好的生态系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程。
在制定经济战略的时候要考虑这三个不同的目标，我相信需要让市场做规划来实现这三个目标，不仅仅市场经济，同时包括规划。所以，我也想让美国引入这个概念，引入国家发改委这个机构，因为在美国现在没有一个规划的机构。我跟我的同事聊的时候，我的美国同事都同意我。当然这个规划和传统中央集权的规划是不一样的，它的视角会更长，大概是20年的时间，而不仅仅是五年规划。因为20年是把基础设施进行转型，让城市、水、空气更加清洁的一个阶段，让整个城市不再依赖汽车，这样一个转型期需要20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喜欢生态文明这个概念。
对于中国而言，问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中国模式，如果中国说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希望能够赶上美国，中国可能最终看到的也就是成为美国的样子，但是我觉得美国现状并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你们可能下半辈子都是在交通拥挤中度过的，包括交通拥挤、生活品质下降、空气污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变革，我们需要采用一个非常可持续的方式和战略，需要市场和规划结合起来实现这个转型。
Jacob A.Frenkel：
首先，我希望这一天会非常长。第二，我完全同意刚才Jeffrey Sachs所说的，&可持续&就是从未来考虑事情。&考虑未来&是非常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知识，还要考虑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对明天的产生的后果。另外，要在做规划的时候做好平衡，一方面考虑怎么加速经济发展，同时要考虑在未来一到两年、三年的发展，最终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大家评判这个项目的时候会怎么看。
其实每个领导都要有梦想，我想说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梦想成真，你最好快点醒来。你有梦想，这就意味着梦想是你的指南针，但是同时你也需要战略，沿着指南针的目标走，这时候你就要及时醒来做规划，找到需要做的每件事情，就像刚才Jeffrey Sachs说的。我想最重要的资本，不是金融资本，也不是社会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不断增长的资源，我们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提高，尤其是在清华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李稻葵：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替我们的钱院长问的，清华的学生乃至于整个中国学生，在国外尤其是经济学界、金融界远远不成功，我们数学很好，英语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很少在最顶尖大学得到终身教职的，在美国大公司也很少有做到CEO级别的中国的包括华人的人才，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出了问题？请两位教授分别给出你们的回答。
Jeffrey Sachs：
我没有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清华所做的贡献，尤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所做的贡献，在过去这一代里面是非常深远，非常棒的，非常高的。但是，同时我也要说要真正实现你刚才提到那些目标，我们在培训、在课程设置上一定要和我们对应的挑战保持一致。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必须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方式，我们在座的可以说都是经济学家，但是，可能在经济系我已经19年没有去上课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实干家，做实践和做学问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教育学家或者老师说这个叫做灵活性的学习，也就是把你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有了理论，才能够进行实践；有了实践，就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你的理论。可以说我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曾经做过学者，又做过官员，或者说我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政策制定者。这样无论对我的学术生涯还是政治生涯都是有帮助的。我的妻子是一个医学博士，她既学了医学的理论，也要每天坐诊，去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所以她同样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典型。
我觉得像清华的老师，要让学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和能力。为此在教学设计当中有一些模块要进行精心的设计，有些模块就是要触及现在中国经济现实的问题，然后去探讨中国可以在政策空间方面做什么事情，比如制定新的政策，修改旧的政策，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个当然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新的学习的方式。比如说学生可以去分析20年之后中国的能源体系会是什么样子，30年后又怎么样？是更清洁、能效更高吗？能对经济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吗？从而减缓气侯变化吗？这是很务实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政策，涉及到规划，涉及到公共投入，涉及到工程学，甚至涉及到了气候学。也就是说通过问这样具有整合性质的问题，学生的思路就能被打开。我觉得应该是务实务实的问题上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之间互动，一起解决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寻求一些外界的合作伙伴，比如跟我们摩根打通合作，或者跟能源公司合作，一起让学生能够进行一些学术的思想层面的实践，能够做政策分析，政策制定方面的实践，甚至你们最后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作为政策建议递交给相应的政府部门的。
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我觉得像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当然应该成为社会问题解决的重要的贡献力量，而如果要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仅仅是理论上的那套工夫，还需要把理论跟实践结合起来。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实践是一样重要，没有理论，你的实践就是盲目的。没有实践，理论可能走上错误的方向。我觉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很有挑战，但是确实需要这样新的模式。
李稻葵：Jacob A.Frenkel先生，根据您的经验，中国的学生比印度学生和以色列学生，我们差了什么？不在数学，我们数学不比他们差，英语虽然不如他们，但是差的没有那么多。我们差了什么？
Jacob A.Frenkel：
不仅仅是语言障碍，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所以美国人、以色列人、印度人有很大优势，中国人的英语程度很难跟英美人进行比较，但是我觉得语言是表面的，更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社会、文化的东西是很难变革的。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今天正确的做法很可能明天就过时了。所以现在学生学习的是一些事实和一些知识点，而不是去学习一种方法，学习如何去改变环境、去解决问题，那么你学的那些知识点可能明天就过时了。
如果在一个团体当中人们只知道服从命令却不去问为什么，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疑问的精神，包括对高层也应该有疑问的精神，因为在知识、在真理方面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是没有权威与受统治者之分的，大家都是要相互学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疑问的精神，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有一个小的部门叫做8200部门，其实是以色列军队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人员一定是要能够打破常规，要有新的思维，如果一个人墨守成规的话，没有办法在情报部门工作，既使是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成为别人思想的俘虏，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提问，鼓励人们敢于质疑，鼓励人们犯错误，如果一个人犯错误一定受到惩罚，这是不好的，因为一个人犯错误之后他还有机会纠正这个错误，我觉得这是很深层次的东西。也就是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往往反应了你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如果我设计课程的话，我首先会问学生，你觉得我们应该提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学生如果经常只是揣摩老师的意愿，给老师喜欢的答案是不好的，让老师很惊讶才是好的。（记者 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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