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出国留学经商的话 新疆比中亚五国富裕吗里面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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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全球地图》页面生成时间为: 01:10:04“文明离婚”之后的中亚能否开始“自由恋爱”?
[摘要]而从中长期前景看,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迟早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路径上去,中亚国家的主体性越强,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越是顺利发展,俄罗斯的影响力自然就会被更多地抵消掉。摘要: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至今仍未彻底终结。作为物理结构、物质结构来说,苏联已经完成解体,但在心理层面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亚甚至东欧国家都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冷战虽然结束了,冷战思维还在,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仍没有正常化,诸多特殊性还在规制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外延。苏联对中亚所谓“曾经拥有”其实也只是”曾经局部拥有”。既然曾经拥有并不完全,后来苏联国力不堪重负又不能为东欧提供足够好的公共产品,完全失去就变成了自然过程。冷战结构下苏联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还在于苏联自身,根子在内因。俄罗斯“曾经的女人”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对于苏联而言,中亚和东欧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苏联体系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卫星国,前者是苏联的内边疆,后者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大阵营的外边疆,因此,莫斯科与它们的关系构建及具体施加影响的工具、杠杆、手段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用“控制”这个词的话,两者的程度也极具差异性。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感觉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东欧则是欢天喜地迎春来。苏联解体时,莫斯科作为输血者的第一动机是甩包袱,而中亚国家作为受益方则明显不情不愿。有人问俄罗斯是否失去了中亚,应该说从国际法意义上,当苏联解体、中亚独立的那一刻,俄罗斯失去中亚的物理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心理上可能还没结束。当然,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这种失去一定是相对的,毕竟曾同属一个国家,彼此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存在。正如以上所说,在这一点上,中东欧和中亚有很大的差异性。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谢拉夫热吻,图片源于网络比如,俄罗斯部分精英在潜意识中可能会有“中亚是我的女人”的刻板印象,却不大可能用同样的话语和修辞来界定东欧。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圈层结构中,东欧具有重要地位,但中亚则被视为了莫斯科中心的一部分,位居同心圆的核心。这种归属上的差别自然会引起政策上的差别。苏联在本国内部也搞劳动分工,中亚就被定位在资源,尤其是棉花、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供应链上,中亚不会反对,也享受到了这种分工的红利。而正如前面所讲的,也是我反复强调的,赫鲁晓夫多次想推动经互会改革,同样是谋求劳动分工,但遭到了部分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而推行不下去,最终分工是靠勃列日涅夫主义强制推动的,而其结果也是催生了更强烈的离心力。正因为有这些差异性,所以,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都是中东欧和中亚国家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双进程中的外在他者,两者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有重叠但更多是迥然不同的。很明显,当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和(或)北约的过程中用欧洲化替代了此前的苏联化时,俄罗斯必然成为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必须与之切割的因素。如波兰等国更是为了强调自己回归欧洲民主阵营、重续历史发展路径而自然而然地强化了疑俄、排俄、反俄的情绪,欧盟内部很多涉及到俄罗斯的、被俄认定为反俄的政策始作俑者往往是出自中/东欧国家的手笔。波兰与俄罗斯的世代恩怨由来已久,图为2012年欧洲杯波兰与俄罗斯球迷斗殴,媒体报道赋予本次冲突更深含义,东方IC供图中亚国家的“去俄罗斯化”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的重构是以后者的“去苏联化”以及作为另一面的“欧洲化”为底色的,而中亚国家则在去苏联化、在地化和国际化的多重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与俄的特殊关系。反映到东欧,则表现为部分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等国强烈的排俄主义、反俄主义;而在中亚,一种更为复杂的、混合着亲近、厌恶等多种正反感情的并存结构更为明显。就控制程度而言,苏联对东欧国家所剩无几的施加影响的杠杆大概就是曾作为社会主义一体化标志性产物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了,而在中亚诸国中,俄罗斯保有传统影响力的手段要多得多,实际影响力也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大国,至少在苏联解体后头十年都是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处置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讲俄语的国家和地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政治上,俄罗斯依然是发展模式的提供者,因而发挥着规范性权力的作用。比如,中亚诸国当权者对于旨在更迭政权的“颜色革命”都有较高的警惕和担忧,而俄则提供了另一套话语,另一套处置办法。经济上,尽管中亚各国不再单一依赖于俄,而是日益多元化,但俄依然有其他经济大国不具备或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比如,俄借助欧亚经济联盟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整合进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中亚大多向俄输出劳动力,其创汇收入占部分国家的GDP比重非常高。军事领域,俄在哈吉塔三国都有军事基地或军事训练场、试验场,五国的建军原则等都保有浓厚的苏联影响。人文领域,俄的优势更多,语言一项其他大国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中亚对俄罗斯的“爱恨交织”中亚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比中东欧国家要复杂。当中东欧整体上还没有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时,被沙俄吞并的中亚已经由苏联继承并按照新的理论在治理了。中亚国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文明意义上的提升是事实,这种正面感情从苏联解体时它们都很不情愿可以看出来。在俄罗斯为自己一直充当输血者而想甩包袱的时候,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仍在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好处。作为受益者,它们显然有着不同于莫斯科的立场。所以先有俄白乌三国的别洛韦日协定,事实上宣告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命运,后有阿拉木图峰会,确认了普京所谓“文明离婚”的事实。所以,爱俄的一面在中亚国家是有的,对俄有好感的不在少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1991年签署《别洛韦日协定》现场,在场的还有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图片来源网络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迫”独立后,各国执政当局又不得不适应新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国家和民族构建的政治进程。我曾用“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国际化”三个关键词来描述这些新独立国家的个体和集体身份的重构。其中,包含了去苏联化的去俄罗斯化,必然会影响到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对俄的认知。比如,大清洗、大饥荒、农业开发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就经由“公开性”政策而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忆成为了这些国家重新书写历史的重要来源。以主体民族为中心的新叙述方法自然和苏联时期的兄弟论、家庭论、文明使者论等经典叙述拉开了距离。也因为如此,恨的一面并非一种想象。爱恨交织的正反感情并存可能才是中亚国家对俄认知的基本面。必须指出,随着各国的民族和国家构建深入推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力大为上升。我几年前曾受邀去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参加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庆典,中午宴请时主办方特意把我引荐给哈人民大会主席,也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倚重的一位亲信。我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来自XX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当然也强调中亚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这位高管立即打断我并建议我们机构改名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中亚研究中心。这段小故事是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方面也是如此,哈萨克斯坦最近也决定要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方案了,这当然是和苏联、俄罗斯的切割。乌兹别克斯坦语早就推广拉丁化的文字方案,事实上则是拉丁和基里尔字母并存。有研究称塔吉克斯坦年轻人70%以上不会说俄语或俄语很糟糕了。包括中亚学生求学的目的地也出现了明显的方向性转换:去欧美、土耳其和阿拉伯包括中国的越来越多,俄罗斯不再是一枝独秀,甚至地位明显下降。这些结构性变化当然会影响到中亚的俄国观。苏联在中亚的人文历史遗产现在还相对较为丰厚,其他大国在这一领域暂时还无法与俄比,但大趋势已经生成。俄罗斯也在通过“俄罗斯世界”等概念和实践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文化、教育等联系,但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恐怕还得仔细辨析。中亚“文明离婚”后的“自由恋爱”:公共产品的实力竞争2008年,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时任主任 T·科尔顿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研究中就提到,从语言文化角度看,人们经常对所学的语言及以此为载体的文化产生一种亲近感,但俄罗斯似乎是个例外。科尔顿教授当然陈述的是美国的广义上的知俄派,可能也有偏见。但这种情形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经常会遇到,中东欧自不必言,中亚也不无学者私下抱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未能带来收益等等,各国不断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算是一个较为清晰的脚注。这和俄罗斯自己的定位也不无关系。比如俄一直强调后苏联空间是俄的特殊利益区,这种话语在部分中亚国家看来就是势力范围在新条件下的新表达。我也确实听过俄罗斯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层次的精英及知名学者在遵循查塔姆大厦规则的内部讨论中直言不违地讲中亚是俄罗斯的女人,并拿中国俗语“朋友妻、不可戏”俗话开玩笑问中国为何在中亚插手,动了俄的奶酪。我当时回答说:普京总统都公开承认独联体的成立是“文明离婚”的产物,既然和中亚这样的好姑娘都离婚了,总应该有她们继续恋爱的自由吧?!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我们都只是众多追求者的一员罢了。能不能追得上还是要拿公共产品来竞争。同时,时代不同了,就算有一天“再婚”了,还不能有个蓝颜知己吗?我相信,上述“女人论”只是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但其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类似的可能会损及中亚国家主体性或者对它们作为国际体系中新主体身份的任何话语和实践,可能引起强烈的负面反应也就不奇怪了。镜厅论道活动现场,左起依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刘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帝国的遗产:谈俄罗斯“失去”中亚尚早问题在于,帝国的解体尽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绝非没有终点。俄罗斯现在还可以利用苏联的遗产继续保持强大的吸引力,但毕竟中亚五国自身的民族和国家构建进程都必然最后要更多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强调外交的多向度和多元平衡。事实上,这种影响力的消减已经露出了初步的轮廓,且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清晰。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前不久提出的语言文字的拉丁化改革方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已然是拉丁化和基里尔字母方案并存,塔吉克斯坦据说年轻人中70%以上已不讲俄语等事态发展,都足以表明以“去苏联化”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苏联解体正在加速。留学生去向国也是一个标志性参数,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赴俄留学还是绝大多数中亚学生的优先选择的话,现在美国和欧洲的一流大学以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学校都表现出强劲的吸引力。当然,我还是要强调,现阶段还谈不上俄罗斯“失去”中亚,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后,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对于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及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一些,因而俄的战略投入也在相应增加,其综合影响力仍是其他大国短期内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从中长期前景看,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迟早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路径上去,中亚国家的主体性越强,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越是顺利发展,俄罗斯的影响力自然就会被更多地抵消掉。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我们今天的话题关键词是控制与反控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占有和失去。我想强调的是,东欧和中亚之于苏联有不同的意义,也就有不同的政策逻辑,进而有不同的产出。而且,要谈失去意味着我们默认了苏联曾经拥有东欧中亚的事实。但这个前提并非是实然,或许在莫斯科看来是应然。因此,所谓“曾经拥有”其实也只是”曾经局部拥有”。既然曾经拥有并不完全,后来苏联国力不堪重负又不能为东欧提供足够好的公共产品,完全失去就变成了自然过程。冷战结构下苏联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还在于苏联自身,根子在内因。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在此还必须提及领导人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作用。比如,有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后认为,苏联经济直到苏联解体时并没有那么糟糕,足以支撑苏联继续生存,而所谓崩溃论完全是神话构建,很大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特定时刻做了特殊决定,包括坐视东欧剧变。因此,有假定认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另外一个领导人,苏联东欧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甚至叶利钦能够成为后来新生的、独立的俄罗斯的首任总统,以反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英雄的身份顶着万丈光芒出现的政治家的命运在某一刻也非常具有偶然性。叶利钦在党内挑战戈尔巴乔夫,戈开始拥有诸多先天优势,叶利钦一度精神非常压抑,要住院治疗,甚至动了轻生念头,也主动提出出国当大使的要求来回避莫斯科的政治漩涡,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试想,如果叶利钦坚持去当大使而苏共中央又批准了,苏联历史会是怎一种结果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足以照亮我们的路。总体来讲,我们必须回到历史深处理解俄罗斯“获得”和“失去”东欧中亚的过程,而获得从来没有完整过,失去也还在进程中,时间会留给我们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至今仍未彻底终结。作为物理结构、物质结构来说,苏联已经完成解体,但在心理层面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亚甚至东欧国家都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过程。所以冷战虽然结束了,冷战思维还在,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仍没有正常化,诸多特殊性还在规制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外延。如果时光倒流,俄罗斯精英或许会十分后悔。当时他们只想甩掉包袱,以便轻装前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的俄罗斯仍在孜孜以求大国地位,但如果仅仅停留在遗憾感慨,而不反思如何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上,那种靠强制力维持的拥有终会失去。总有一天世界会借用乌克兰人原创的一句话,这句话因被普京总统引用而广为人知“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如果有一天,俄罗斯跟东欧、中亚国家关系变成一种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可能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板块在后冷战时期的剧烈震荡以及碎片化可能就会变成历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欧洲,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从新加坡到柏林的大欧亚才不会是相互抵牾的地理学想象,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跨欧亚一体化才会取代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裂性。(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苏联/俄罗斯干涉东欧、中亚的经验教训”沙龙上的发言,有删减,经过嘉宾本人审阅。编辑:豆姑娘。)嘉宾介绍杨成,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先后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取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 年至 2007 年 2 月供职于外交部欧亚司及中国驻俄罗斯使馆。2007 年 3 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2008 年 10 月起任副教授。杨成是法国Cergy-Pontoise 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的客座或访问教授。担任 2 家国外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并受聘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方向特邀首席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等机构担任学术兼职,是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全球治理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团队成员。现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秘书长。已发表中、英、俄、法、德、日等文字的论文 50 余篇。2008 年至今先后六次获省部级奖励。深度参与国家对俄、对中亚合作决策进程,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反恐办、中联部等实际部门采用的咨询报告近 80 份。当下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欧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与小国外交行为等。最新发表的SSCI 期刊论文为 ―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 (Osteuropa5-6/2015, S. 149&#)。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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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第8章 中亚五国的宗教冲突 -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 诺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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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亚五国的宗教冲突
中亚五国,土地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交错杂居,既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接合部,也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会处,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文化政治战略地位。中亚五国总人口的80%以上是穆斯林,中亚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对于中亚五国当代的政治格局、经济类型、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均具有重大影响。本章论及的中亚五国,指苏联解体(1991)后新出现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独立国家。不过,我们在追溯中亚地区古代宗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时,不免会越出现在的中亚五国范围。发端于西亚、北非,活跃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自然波及中亚;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的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成为重塑中亚地区政治疆域的重要元素;中亚五国五个主体民族中的四个,即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以及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东干人(中国称回民)等在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均有跨境民族,具有共同的民族传统认同;上述跨境民族中又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认同,因此影响中亚的宗教因素也会对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冷战后欧亚两洲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地区性冲突均具有明显的民族宗教因素,如波黑战争(1992年4月~1995年12月)、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年12月~1995年2月)、塔吉克内战(年)和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9月~2000年3月)。上述显示,新一轮基于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冲突和矛盾正在从中东地区向北、向东转移并及于中亚地区。
中亚现代各民族,是中亚古代居民与中世纪以来陆续进入中亚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长期融合与分化而来的,根据各自的体征、语言、文化、居住区域和生产生活方式,至20世纪20年代形成130多个现代民族。
第一节 中亚五国的宗教格局
公元7世纪中期阿拉伯军队占领呼罗珊(今伊朗霍拉散)地区的赫拉特(位于今阿富汗西北部)和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穆斯林开始统治中亚地区,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亚地区。8世纪初,中亚地区流行佛教、萨满教、祆教和摩尼教等多种宗教。8世纪中叶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中亚,10世纪中亚南部伊斯兰化。此后,从传播范围、信众数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伊斯兰教均超过了中亚地区原有的信仰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萨满教是突厥人的原始信仰,其他宗教则是后来传入该地区的。迄今为止,在伊斯兰教影响薄弱的中亚一些地区,萨满教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萨满教划分宇宙为三个层次:上界天堂系诸神居所,中界地面乃人类生活范围,下界地狱由恶魔占据。巫师可以沟通人神、驱魔逐鬼,“萨满”(亦称“喀木”、“巴克西”、“皮尔洪”等)就是萨满教一切活动的主持者。中亚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包括农耕(如乌兹别克人、平原塔吉克人)和游牧(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山地塔吉克人)两个文化类型,对于伊斯兰教的接受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亦即中亚伊斯兰教,不仅具有地域文化特点,而且具有民族文化特点。
突厥人的皈依伊斯兰教永久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宗教格局,这是随着伍麦叶王朝(661~750年)的东线扩张而逐步实现的。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亚南部实现伊斯兰化;与此同时,突厥人进入中亚地区,开始了中亚“突厥化”的历史进程:即信奉传统宗教的、操突厥语的、游牧的“突厥人”,不断南下绿洲地区与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操东伊朗语的定居者通婚、融合,突厥人以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为代价,“换取”突厥语成为当地居民普遍使用的语言。亦即,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是一个语言与宗教双向同步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过程。12世纪中亚的西辽王朝和蒙古军队西征河中地区之后建立的政权,均先后被伊斯兰化。如此,使得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深深地融入了突厥、契丹和蒙古文化的特点。与此同时,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逐步在中亚游牧民族中流行开来;简单素朴、苦行禁欲、离群索居的修道方式与游牧部落社会生活相适应,而随着苏非教团的产生,道堂、麻扎(圣徒墓地)、清真寺、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苏非派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的组织形式,与氏族部落家族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社会结构高度契合。一方面,伊斯兰教成为中亚地区主要信仰,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日益与中亚地区文化相结合,形成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差别的,具有中亚文化特色的伊斯兰教。
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一)新兴的共和国
日,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日更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2月16日通过《哈萨克国家独立法》宣布正式独立,规定哈是“民主的、非宗教的和统一的国家”,12月21日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即独联体)。12月27日,中国承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日,中哈两国建交。
哈萨克族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上古先民、哈萨克汗国和俄罗斯统治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四个主要历史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哈萨克汗国全境处于俄罗斯统治之下。1917年11月建立苏维埃政权。日建立归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日改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日定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二)穆斯林占全国人口75%
苏联解体时(1991),哈萨克斯坦穆斯林人数居中亚五国第二位(仅次于乌兹别克斯坦)。除伊斯兰教之外,哈萨克斯坦还有众多的东正教和佛教信徒。1990年1月,哈萨克斯坦设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以下简称“穆宗局”),专司国内穆斯林事务。1998年,哈萨克斯坦有各类宗教组织近3000个,其中伊斯兰教组织1000个。据哈“穆宗局”估计,截至1999年1月,哈全国共有穆斯林1100万,包括24个民族;共有清真寺约5000座,正式登记的有1000座;清真寺一般均设有专门的经学班,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学生既有少年儿童,也有成年人。
哈萨克斯坦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除哈萨克民族之外的130个民族人口总数近7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6%。其中,俄罗斯族43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0.7%。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和东干族等穆斯林民族占全国人口的75%,主要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是哈萨克斯坦信众最多的宗教,政府对于伊斯兰教事务十分重视。
(三)宗教与政治分离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3年《宪法》第12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即公民有权自由地选择宗教立场,信仰某一宗教或不信仰某一宗教,有权传播宗教并进行宗教活动。”1995年新《宪法》规定:“外国宗教组织在共和国境内的活动,以及外国宗教中心对共和国内宗教组织领导人的任命,须经共和国有关国家机关同意。”日,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议会演讲中强调:“哈萨克斯坦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我们尊重正当的宗教信仰,但绝不允许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颠覆政权的活动;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流血冲突表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充分准备,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总之,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伊斯兰教拥有广大信教群众和政府的适度支持,因此在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苏联时期形成的世俗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社会里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仍将继续存在;第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在伊斯兰复兴的当代历史进程中都试图扩大本民族的影响,因此不同穆斯林民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彼此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
二、吉尔吉斯斯坦
(一)新兴的共和国
日,吉尔吉斯科学院院长阿卡耶夫当选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三天后阿卡耶夫公布了《主权宣言》,12月13日,宣布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日,恢复首都伏龙芝原名比什凯克。日通过国家独立宣言,宣布正式独立,国名“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
19世纪60~7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全部领土并入沙皇俄国。1917年11月~1918年6月,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中亚民族国家划分,日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日称吉尔吉斯自治州。日改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日成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二)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70%
吉尔吉斯斯坦属于多民族、多宗教的世俗国家。2000年统计人口为490.8万,有80多个民族成分,其中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占全国总人口的65%,主要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此外吉国内的乌兹别克族占14%、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东干族和维吾尔族也都信仰伊斯兰教。全国居民的70%信仰伊斯兰教,其他信仰有东正教、天主教等。2000年的研究著作说明,吉国内共有正式活动的宗教组织1136个,其中伊斯兰教组织(包括宗教法庭和清真寺)913个,东正教组织208个,其余为天主教(如耶和华显灵派)、犹太教组织。伊斯兰组织占到吉全国宗教组织将近一半。吉政府成立“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专司国内宗教事务。1991年颁布的《吉尔吉斯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规定:国家不干涉宗教组织的合法活动。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宪法重申吉尔吉斯斯坦是世俗国家,明确规定宗教和一切宗教活动同国家政治相分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禁止以宗教为基础建立政党、宗教组织追求政治目的和任务,以及宗教组织工作人员和宗教人士干预国家机关的活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也曾明确表示,禁止伊斯兰激进组织(原书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编者注)活动。
公元8~9世纪,伊斯兰教就已深入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11世纪,奥什成为重要的伊斯兰学术中心。17~20世纪,浩罕汗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使得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居民接受伊斯兰教。1991年正式独立以来,塔吉克斯坦内战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有所影响,但伊斯兰政治反对派仍然处在社会边缘,伊斯兰教还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只是被视为文化认同感的源泉。吉尔吉斯人对待宗教持宽容态度,全国有1/4的人口是非穆斯林,政府鼓励多党制,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党;吉尔吉斯斯坦的教职人员多由塔塔尔移民担任,因此与本地穆斯林联系松散;对于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活动,政府采取露头就打的既定政策。宗教信仰的温和,政党政治的多元,教职人员的流动,对于激进分子的及时处置,使得伊斯兰教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相适应且和谐发展。
(三)“乌伊运”与奥什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主要居住在南部的奥什州和贾拉勒阿巴德州,分别占上述两州的27.6%和23.9%。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是奥什州首府和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人口30万,距离安集延(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不远。奥什有包括使者阿尤布陵墓、莫卧儿王朝创始人扎希尔·巴布尔()清真寺,以及扎希尔·巴布尔在奥什附近塔赫特山的静修处等伊斯兰圣地,每年吸引数以千计的朝觐者。1990年6月,奥什爆发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因建筑用地问题发生械斗,政府和内务部机关遭冲击,死40多人,伤200多人。7月,贾拉勒阿巴德和奥什再次发生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冲突。1991年4月,奥什的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首领签署公约:允许乌兹别克人分享行政权力,开办乌兹别克学校等和解措施。可惜该公约未能切实执行,致使奥什市成为民族隔离的城市,以民族为界限分为两个社区,双方互不往来。
日,“乌伊运”武装组织自塔吉克斯坦潜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的巴特肯地区,袭击哨所、绑架人质,并与政府军交火,直至10月此次危机获得解决。此即“巴特肯事件”。2000年8月,“乌伊运”再次袭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境外宗教组织渗透,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稳定。主要有:第一,发源于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运动,苏联解体前后就开始向中亚地区渗透,逐步在费尔干纳盆地取得立足点,并利用地缘优势,进而向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北部渗透。在奥什州和贾拉勒阿巴德州,瓦哈比派在普通穆斯林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已超过传统的伊玛目。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些宗教政治组织,如“乌伊运”利用费尔干纳跨越多国边界的地缘条件,从事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暴力活动。第三,20世纪50年代由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派生的“伊斯兰解放党”(即所谓“伊扎布特”),70年代开始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苏联解体前即已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90年代之后,在费尔干纳盆地空前活跃,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和贾拉勒阿巴德州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均受其影响。奥什州属于该党的清真寺677座、经学校4所,贾拉勒阿巴德州属于该党的清真寺123座、经学校1所。“伊斯兰解放党”主张通过文化、教育和宣教等途径,透过互联网、图书、报刊以及“宗教学术研讨会”来宣传其“政治伊斯兰”主张,借以争取民众。
三、乌兹别克斯坦
(一)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8%
日宣布独立,改国名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规定乌是民主的主权国家。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官方语言为乌兹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俄语为通用语,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19世纪60~70年代,乌兹别克部分领土并入俄国。1917年11月建立苏维埃政权,日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2370多万,是中亚五国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族人口大约2000万,是中亚五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中1400万人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占国家总人口的71%;有400万~600万人生活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分别占所在国家人口的25%、15%和13%。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宗教,全国约有8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有清真寺5000多座;截至1990年底在司法部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有1710个,其中伊斯兰教566个(1999年增加到1566个);1999年,国家设立伊斯兰大学;2000年,全国有4500人赴麦加朝觐。东正教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宗教,俄罗斯族人口200余万居于全国第二位;1991年全国有东正教教堂56座,2000年增加至100座。
乌兹别克斯坦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逊尼派,戈诺·八达赫尚地区有什叶派伊斯玛仪派(七伊玛目派)存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小社团。极盛时期的布哈拉有360座清真寺和113所伊斯兰经学院,至1900年仍有经学院103座,在校学生1万名。撒马尔罕曾经是帖木儿帝国首都,与布哈拉一样,均系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伊斯兰教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家,布哈拉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对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振兴和苏非派的传播均至关重要。
(二)穆斯林政治组织繁多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涌动,穆斯林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费尔干纳盆地伊斯兰教政党不断涌现:
1.“伊斯兰解放党”
逊尼派宗教政治组织。1952年创立于耶路撒冷(另一说1953年创立于欧洲),创始人为“穆斯林兄弟会”早期精神导师之一的纳布哈尼(年)。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亚,最活跃地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贾拉勒阿巴德州、奥什州、巴特肯州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90年代,上述地方涌现出大量传教团体,各种教派活动频繁。“乌兹别克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1989年出现,1992年获得合法地位。该党谴责政府的无神论倾向,主张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以费尔干纳盆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如纳曼干地区和安集延地区)为中心,针对当地大批17~25岁的无业青年散发书籍和传单,宣传该党所主张的宗教政治思想,建立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地,东向吉南部的贾拉勒阿巴德和奥什、西北向哈南部的奇姆肯特地区渗透。
2.“伊斯兰复兴党”
1990年9月在莫斯科登记,并在各加盟共和国设立分支机构。1991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成立,该党被视为瓦哈比派宗教政党,主张严格遵循教义教规、反对非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建立伊斯兰教法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政府。该党在费尔干纳地区发展较快,但因其章程违反有关禁止宗教干预政治的法规,政府宣布其为非法组织。1992年12月该党主席失踪后,该党继续秘密活动,如在塔什干地区就有5000名党员。由于屡遭政府严厉打击,催化了一系列暴力活动:1997年12月,纳曼干4名警察被杀害;1999年2月,一系列针对总统卡里莫夫的汽车爆炸案件,16人死,128人伤。
3.“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199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在费尔干纳盆地中心地区的农业村镇纳曼干首次显示其社会影响力。因为镇长拒绝划拨土地建造清真寺,一些失业的年轻人在24岁的地下毛拉、自大学退学的塔希尔·尤尔达舍夫领导下制造事端。后在沙特阿拉伯的资助和约5000名追随者的支持下,尤尔达舍夫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容纳2000人的穆斯林学校。其清真寺外悬挂“伊斯兰国家万岁”标语,并要求全镇妇女遵守宗教着装传统。同时创立“正义党”,鼓吹伊斯兰革命,其军事首领为纳曼干尼。1992年3月,政府宣布取缔“正义党”、逮捕其27名骨干成员。尤尔达舍夫等人逃窜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年),开始走上暴力恐怖之路,日在首都塔什干制造汽车炸弹爆炸事件;8~10月,制造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人质事件;2000年8月,武装袭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边界地区;11月17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缺席判处尤尔达舍夫和纳曼干尼死刑。
除“正义党”之外,其他还有“忏悔派”、“伊斯兰卫队”等穆斯林武装组织,以及“塔比力克(凝聚)运动”、“乌尊索阔尔(长胡须)运动”、“伊斯兰拉施阔尔拉里(战争)运动”、“努尔(光明)运动”和“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等宗教政治组织。
(三)政党政治暴力化
1.温和的瓦哈比派与苏非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立足于传统伊斯兰的、温和的穆斯林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第一,瓦哈比派社会运动。该派1991年以来发起公开反对逊尼派穆斯林在婚丧嫁娶活动中的奢侈习俗,并着手兴建属于瓦哈比教派的清真寺和经学院。第二,苏非派振兴运动。与此相呼应,著名的纳格什班迪(一译纳格什班迪耶、纳格什班底)苏非教团也开始推动振兴苏非派教团运动,该运动中心就是教团创始人巴哈乌丁·纳格什班迪(年)诞生地布哈拉。国家出资整修伊斯兰圣地,如布哈拉的纳格什班迪陵墓及其附属建筑,以及撒马尔罕郊区著名圣训学家布哈里(810~870年)的陵墓及其附属建筑。
2.打击宗教政治反对派
1995年,政府开始公开打击宗教政治反对派。第一,在浩罕市一清真寺驱散了持不同政见的穆斯林群众集会;第二,1995年8月,在塔什干机场逮捕瓦哈比派领袖米尔扎耶夫,因其鼓吹伊斯兰教育和社团生活不应受政府干预;1997年9月,米尔扎耶夫助手失踪。第三,塔什干穆斯林领袖纳扎罗夫因瓦哈比派嫌疑也被解除伊玛目职务。第四,禁止达塔汗·哈桑诺夫领导的鼓吹通过非暴力革命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民主党”活动。
3.政党政治暴力化
政府的遏制与打击政策,激起了新一轮暴力活动:第一,1997年前后,先是纳曼干省副省长在内的数名官员被杀害,后是一位高级警官被砍首示众。政府称瓦哈比派基层组织伊斯兰武装(纳曼干尼集团)应对上述暴力事件负责。第二,日,塔什干政府办公大楼前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6人死,100多人伤。政府指责这起事件与瓦哈比派、真主党组织以及“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有联系,于是大肆逮捕(至少500名)所谓“政治伊斯兰分子”,许多瓦哈比派成员也以“拥有大麻和非法武器罪名”被捕。第三,“乌伊运”领导人塔赫尔·尤达斯(俄文名尤达塞夫)被政府称为“典型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塔什干汽车爆炸事件后他向政府发出通牒,十多天后,一辆公共汽车被武装分子劫持,内务部队袭击劫持者,两名人质死亡。第四,乌兹别克斯坦解放党领导人穆罕默德·萨利赫认为,“如果乌兹别克斯坦有宗教极端主义的话,那是卡里莫夫政府在政治上搞极端主义的直接后果。不可能以暴力和恐怖的政策来保持稳定。这种政策只能破坏稳定。”卡里莫夫总统认为:“强权政治是避免流血冲突、保存我们地区民族和社会和谐、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我的反对者将卡里莫夫看做独裁者。我承认我的行为有点极权主义。但我是为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繁荣而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1999年2月塔什干汽车爆炸案之后,政府严厉打击费尔干纳盆地的瓦哈比派,甚至认为该派教义事实上是恐怖主义的同义词。但西方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增长与教派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有关。第五,日,塔什干郊外的一辆公共汽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5人死亡,22人受伤。
1992年颁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保障所有人的良心自由。每人都有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宪法》第61条规定:宗教组织和团体同国家分离,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不干涉宗教团体的活动。为了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于国家安全的挑战,1998年乌兹别克斯坦重新修订《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禁止100人以下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社团的活动,禁止除政府承认的宗教组织之外的任何宗教活动和宗教教育,禁止外国宣教师的活动,要求对宗教组织实施严格的登记制度,以及规定公民出国参加国际性宗教会议必须经过国家宗教委员会批准等。乌兹别克斯坦刑法还将组织宗教极端主义派别、利用国际互联网传播反动宗教思想、印刷和散发宗教极端组织书籍和传单等活动,列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妨害公民宗教信仰权利的刑事犯罪行为。
四、土库曼斯坦
(一)新兴的共和国
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今土库曼斯坦部分领土并入俄国。土库曼人民参加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2月建立苏维埃政权,其领土并入“土耳其(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花拉子模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划定民族管理区后,于日建立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日,土库曼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日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土库曼斯坦历史上曾被波斯人、马其顿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征服。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伊斯兰教育已经成为包括土库曼斯坦的突厥斯坦总督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俄罗斯化教育计划遭到抵制。1911年尚有传统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6000所和伊斯兰教经学院328所,在校学生超过10万。1924年,现代苏维埃学校在数量上超过伊斯兰经文学校。1927年,整个中亚地区仅剩下250所伊斯兰经文学校。1927年以前,土库曼语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1927年后采用拉丁字母拼写,1940年起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1924年土库曼斯坦加入苏联,全国各地原有480多座清真寺,1942年仅存5座。1948年10月首都阿什哈巴德唯一一座清真寺因地震坍塌后再未重修。十月革命后,现代化浪潮、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以及严厉的宗教压制政策,如立法禁止割礼,党员如参加教职人员主持的葬礼要受纪律处分,传统主义等于反苏维埃主义,维护旧风俗就是人民公敌等,均未能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虽然苏联时期土库曼斯坦穆斯林科技工作者在全国所占比例位于各加盟共和国之首,但是毛拉对于广大游牧民和城市下层穆斯林民众的影响更大。人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出生与婚丧嫁娶均要请毛拉主持相应仪式。
(二)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9%
土库曼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独立后土库曼设立“伊斯兰教事务指导委员会”管理国内的伊斯兰事务,由伊斯兰教大法官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9%(其中,土库曼人占77%,乌兹别克人占9.2%,哈萨克人占2%),东正教占9%(俄罗斯族和亚美尼亚族信仰东正教)。
土库曼斯坦伊斯兰教具有如下两大特点:第一,浓厚的部落主义传统。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是中亚突厥民族中两个主要族群,土库曼人在社会、政治和心理联系方面具有浓厚的部落主义传统,部落纽带为地域和方言所强化。土库曼部落划分为部族和氏族,各部落均有自己的领地,外人不得擅入,带有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区分。苏维埃时代存在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等级,苏维埃统治近70年之后,阶级界限大体泯灭,但部落上层与部落平民的差别依然明显。伊斯兰教信仰未能抹除上述社会差别。第二,苏非主义影响。土库曼是中亚苏非派的重要发源地,如中亚最为著名的“库布拉维教团”就是由纳吉姆·丁·库布拉(年)于土库曼创立,12世纪流传最广的亚萨维教团即由艾哈迈德·亚萨维(?~1167年)于锡尔河右岸的突厥斯坦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州城市)创立,信众最多的“纳格什班迪教团”则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迪(年)创立于布哈拉。苏非教团创始人及其继承者被尊为圣贤,墓地被尊为圣墓(又称麻扎),受到穆斯林群众的朝拜。如中亚谚语谓“朝谒圣墓七次,等于去麦加朝觐一次”。1991年,清真寺由独立前的4座增加到114座,赴麦加朝觐人数也增至140人。1992年4月尼亚佐夫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拜访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通过这次访问土库曼斯坦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
(三)政治反对派
1992年《土库曼斯坦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并保证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组织与国家分离,且不得行使国家职能。国家教育系统与宗教组织相分离。每个人都有权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对宗教的态度,单独地或同他人一起信仰或不信仰宗教,有权表达和传播同对待宗教态度有关的见解,参加宗教仪式、祭祀和典礼。尼亚佐夫总统指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土库曼斯坦确立民主原则的鲜明例证。一般认为,教会同国家和教育系统分离的国家为世俗国家。土库曼斯坦是世俗国家,但我们理解,这种分离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的确,宗教组织不履行国家职能,但宗教是我们的历史、精神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国家帮助宗教组织发挥其正常作用。这种对待宗教的态度保障了它对社会团结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利于祖国的繁荣。”一方面,宗教活动和教职人员的任命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政府允许在学校中教授伊斯兰教课程,默认传统婚姻习惯,允许早晨的广播节目开始曲使用伊斯兰教唤礼词和祈祷词。社会层面,伊斯兰教在年轻人中被普遍信奉和遵守;土库曼斯坦在中亚五国中经济情况较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社会发展平稳;尼亚佐夫总统在国内政策方面实行铁腕政策,严厉打击政治反对派:第一,土库曼斯坦宗教界领袖72岁的和卓阿赫迈德·奥拉吉里奇因公开批评尼亚佐夫总统在庆祝新年节日活动时让孩子们围绕圣诞树跳舞违背伊斯兰教法而被监禁,其与人合译的土库曼文《古兰经》被总统尼亚佐夫谴责为“邪恶的”和失去原意而被公开焚毁。第二,日,尼亚佐夫总统接受土库曼斯坦议会给予他“无限制期限和无限制权力”的提议。第三,日,持不同政见人士努尔贝迪·努尔梅杜夫被政府以“流氓和企图谋杀”的罪名逮捕。第四,土库曼斯坦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穆斯林地区传教,禁止浸礼会在土库曼斯坦传教。2000年3月,土库曼斯坦判处2名违规的浸礼会传教士四年徒刑。
五、塔吉克斯坦
(一)新兴的共和国
日,塔吉克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8月底更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9月9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
9世纪塔吉克人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以布哈拉为首都的幅员辽阔、国力强盛的萨曼王朝(874~999年),塔吉克人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形成于这一长达百年的伊斯兰化时期。此后加入伽色尼王国和花拉子模王国,1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16世纪起加入布哈拉汗国。1868年,北部费尔干纳州和撒马尔罕州部分地区并入俄国,南部布哈拉汗国为俄国属国。1917年11月~1918年2月,北部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加入土库曼自治共和国。1920年布哈拉人民革命后,宣布成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建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年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12月5日加入苏联。
(二)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6%
2000年,塔吉克族占全国人口80%,乌兹别克族占全国人口的15.5%,其余包括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在内的10多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4.5%。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86%。大多属于逊尼派,仅南部帕米尔高原有什叶派支派伊斯玛仪派穆斯林6万~10万人。
塔吉克斯坦共有宗教组织232个,伊斯兰教组织200个。居民中有东正教和天主教信徒。1994年《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章第8条规定:塔吉克斯坦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以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多元化为原则。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规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团体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建立和活动。国家对他们的活动提供平等条件。宗教组织与国家分离,不得干预国家事务。禁止以挑起种族、民族、社会和宗教冲突为目的,或者煽动暴力推翻宪法制度和组织武装集团的社会团体的建立及活动。
(三)政治反对派
1.南北差异
塔吉克斯坦南北差异明显,南方宗教色彩浓厚,一直处于国家政治边缘。北部地区,世俗的权威主义思想居于领导地位,教职人员居于从属地位;巴达赫尚(Badakhshan,另译巴达克山)地区,伊斯玛仪派较为活跃;南部帕米尔高原地区,事实上处于教权统治之下。
塔吉克斯坦是独联体中最贫困的共和国。塔吉克的伊斯玛仪派和阿富汗伊斯玛仪派关系密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玛仪派国家,而不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巴达赫尚伊斯玛仪派的宗教活动之一是吟诵“玛达赫”宗教诗歌,以赞颂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属、伊斯玛仪派伊玛目和11世纪伊斯玛仪派诗人哲学家纳苏尔·胡斯娄等为主题。一两人以波斯语吟唱,有乐器伴奏,一般在举行殡礼、周四或周五晚上,或在麻扎举行周年纪念时举行。塔吉克斯坦历史文化中心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于斯大林时代被人为地划归乌兹别克斯坦,这一直成为塔、乌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塔吉克斯坦,苏非教团势力强大,主要有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嘎德林耶教团,作为信徒个人与导师精神联系的皮尔制度在农村地区较为活跃。
2.政治反对派
1989年,政府查禁了穆斯林激进分子的5个政治活动点,50名毛拉被捕。1990年2月,穆斯林群众游行示威,提出以下要求:第一,关闭污染工厂;第二,关闭出售猪肉的商店;第三,开放更多的清真寺;第四,停止在塔吉克人中使用俄罗斯名字。
此后,宗教政治组织开始涌现并积极活动。如主张伊斯兰复兴、塔吉克民族主义和议会民主的塔吉克民主党,以及要求在世俗学校讲授伊斯兰课程、建立伊斯兰法庭的伊斯兰复兴党。后者吸引了大批青年,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可以恢复塔吉克的光荣,弘扬塔吉克民族主义和建立平等的经济制度。该党获得了两个地区性精英集团的支持。
1999年塔吉克斯坦全民公决,通过塔吉克斯坦是世俗国家和取消禁止任何政党和运动活动的禁令。“伊斯兰复兴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最终获得两个席位,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政治力量。例如,1991年9月在杜尚别发动穆斯林组织大规模集会游行,迫使前塔吉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辞职;10月向塔吉克斯坦议会施压,要求取消禁止成立宗教政党的法律;11月参加总统大选,推出该党副主席担任政府副总理;1992年3月组织上万名穆斯林群众在总统官邸示威,要求清除议会中的共产党员;5月发动2万多武装民兵,参加针对塔吉克斯坦前总统纳比耶夫的夺权行动,6月21日塔吉克当局宣布取缔复兴党等反政府组织,该党8月占领总统府接管国家政权,10月因独联体军队干预撤出杜尚别进入塔阿边境地区;1992年秋季,在塔阿边境短暂建立“卡尔姆伊斯兰共和国”;日,突袭俄军驻扎的边防哨所,打死俄军25人。该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合并成立“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坚持反政府活动,造成25万难民;1997年6月,在联合国斡旋下,塔总统拉赫莫诺夫与联合反对派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与民族和睦总协定》,规定: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按一定比例加入政府各部门,其武装人员被编入军队。
3.官方与民间伊斯兰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教分为两大系统:第一,官方伊斯兰教,包括“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赎罪党”和维护正统教义的传统伊斯兰教;第二,民间伊斯兰教,包括伊斯玛仪派、苏非教团和各种宣教组织。此外,瓦哈比派、国际伊斯兰运动宣教协会也是较为重要的伊斯兰教团体。目前,因为社会变迁,伊斯兰激进组织(原书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编者注)与民间伊斯兰教之间的政治矛盾,取代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势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1997年民族和解协定的签署,使得塔政府与反对派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告一段落;然而塔吉克斯坦仍然面临着境内不属于联合反对派系统的宗教政治组织,以及境外极端势力如“乌伊运”的威胁。1999年和2000年,“乌伊运”两次自塔吉克进入吉尔吉斯巴特肯地区袭扰;2000年2月,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一批议员候选人接连被害;2月7日,杜尚别市市长汽车被炸,接着安全部副部长遇刺身亡。上述事件表明,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民族和解之路任重道远。
第二节 中亚五国的宗教纷争
19世纪下半叶沙俄征服中亚之际,当地居民主要有两种基本成分:其一,大多数居民是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其二,操东伊朗语的塔吉克人,居住在中亚南缘的平原和山区。沙俄征服中亚后,来自欧洲的斯拉夫移民(主要是俄罗斯人)成为中亚的第三种民族成分。中亚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为主、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为辅的一种多种形式的二元文化:即既是宗教文化亦是民族文化。因此,认同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并非仅仅是单纯的宗教认同,在有些时候它往往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亦即中亚诸穆斯林民族,作为“宗教民族”的特征十分明显:既有对宗教信仰的强烈情感,又有对民族传统的普遍认同。中亚地区总面积400万平方公里,1917年总人口不足1500 万。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约3.5人,属于地广人稀地区。中亚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是位于天山和阿赖山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其次是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阿拉伯人称为“河外地”,中国人称为“河中府”)、东部的山间河谷以及某些沙漠绿洲,再次是人烟稀少的哈萨克大草原以及人迹罕至的卡拉库姆沙漠、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高寒山区。
1914年,俄属中亚地区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第一,中亚北部,哈萨克大草原。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哈萨克草原总督区,首府鄂木斯克(今俄联邦西伯利亚联邦区鄂木斯克州首府),下辖两省;西部直属俄内政部,下辖两省;第二,中亚南部,以农耕为主的山地、河谷、沙漠、绿洲地区,为突厥(一译土耳其)斯坦总督区,首府塔什干,下辖五省:七河省,省会维尔内(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阿拉木图);锡尔河省,省会塔什干;费尔干纳省,省会浩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省,省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外里海省,省会阿斯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突厥斯坦总督区境内还有两个名义上独立的君主国:其一,布哈拉酋长国(年),首都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州首府);其二,希瓦汗国(年),首都希瓦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由于南北两个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因此沙俄和苏联时期不少文献称北部区域为哈萨克斯坦,称南部区域为中亚。
一、沙俄与苏联时期
(一)沙俄时期
16世纪中叶,沙皇伊凡四世征服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等穆斯林聚居的汗国时,曾采取残酷的手段强迫“非俄罗斯人”皈依东正教,如不服从则焚毁清真寺、没收宗教财产。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女皇下令成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直属俄罗斯内务部,由内务部任命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说明官)担任领导人,专司扩张中遇到的伊斯兰教问题。19世纪中晚期,中亚全部沦为沙俄属地(年),沙俄殖民当局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穆斯林管理方法:首先,对于中亚居民的宗教信仰乃至风俗习惯基本上一仍其旧,宗教组织继续负责居民的大部分教育,掌握一般的司法权力如审讯判决、调解纠纷。其次,逐步限制伊斯兰教的现实影响。如1886年颁布法令,规定在突厥斯坦总督区新型的帝国法院和传统的民族法院并存,前者执行帝国法律,后者则执行传统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1891年颁布政府条例规定:每个乡保留1名专职伊斯兰教职人员。居民可以自愿供养清真寺和其他教职人员,禁止强迫。这一时期,游牧的哈萨克人中的穆斯林人数继续增加,哈萨克人中90%是穆斯林。1917年前夕,七河地区有清真寺288座;在穆斯林宗教管理局正式登记的伊玛目175名,宗教学校111所。③
(二)苏维埃时期
1.宗教信仰自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实施新的宗教政策:由列宁、斯大林签署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日)称“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革命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确立苏维埃政府的基本宗教政策:第一,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废除一切宗教特权;第三,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司法、教育和婚姻。苏维埃政府初建时期,宗教环境相对宽松。如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1919年3月)称,“侵犯信仰自由和一切信教公民做礼拜,应当受到严厉处分”。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1924年5月)强调:“一切试图用行政手段如封闭教堂、清真寺、礼拜堂、天主教堂等手段清除宗教偏见的做法,必须坚决加以杜绝”,“必须特别小心地不要伤害信教者的宗教感情”。
然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确立并不妨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整个宗教界”视为“剥削制度的帮凶”。他们始终认为,宗教敌视劳动群众的利益,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一思想体现在从俄共(布)到苏共关于宗教的基本文件中。如《无产者报》1909年声明:“同无论来自哪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宗教情绪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俄共(布)《纲领》(1919年3月通过)中关于宗教关系条款(第13条):“俄共对宗教的政策是不满足于已经颁布过的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俄共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宗教偏见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党力求完全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之间的联系,同时使劳动群众实际上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为此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1921年俄共中央全会做出专门决定:“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完全赞同党纲第13条,不得接受入党。”
2.反宗教宣传
1923年4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进行反宗教宣传工作的《决议》说:“为了彻底破除工农群众对各种宗教的信仰,党必须首先进行系统深入的宣传工作,清楚而令人信服地向工人、农民揭露一切宗教的虚伪性和它们同工农利益的矛盾,揭露各种宗教团体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联系”。尽管苏共也曾对反宗教宣传中伤害群众宗教感情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历史的事实是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打击:年间苏联强行关闭了1万多座清真寺、1.4万多所伊斯兰学校、5所伊斯兰教经学院;伊斯兰教职人员被强制干粗活(如打扫厕所),或被关押到劳改营;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族传统习俗,往往被认为与苏维埃精神格格不入而被取缔(传统习俗几乎等于反苏维埃)。“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直到1977年苏联宪法才用“无神论宣传”替代“反宗教宣传”。苏共将宗教完全等同于迷信,“反宗教宣传”特别强调科学文化普及。这对于一般群众破除愚昧确有成效,但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其本质是信仰问题。科普可以解决一般的无知和迷信,但并不能解决人们的根本信仰问题。随着苏联的解体,科学社会主义被抛弃,因此传统宗教思想在中亚地区的复兴是符合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
二、宗教与中亚五国社会冲突
(一)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宗教政治组织众多,影响最大的两个组织是“乌伊运”和“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发端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宗教政治组织“乌伊运”,其政治目标是在费尔干纳建立伊斯兰政府。该组织于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政府办公大楼前制造汽车炸弹爆炸事件;8~10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山区制造绑架人质事件。2000年夏秋,在费尔干纳山区展开多点小股的武装骚扰。2001年5月,有消息称“乌伊运”军事首领纳曼干尼组建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旨在使整个中亚(包括中国新疆)伊斯兰化。“乌伊运”一位领导人表示:“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也有消息称“乌伊运”与其他一些穆斯林组织同中国维吾尔人分离分子组建了“中亚伊斯兰运动”,据说尤尔达舍夫是该组织首领。伊斯兰解放党纲领植根于19世纪的扎吉德运动,因此可以说伊斯兰解放党乃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当代体现。其远期政治目标是在中亚建立统一的“穆斯林哈里发国家”。第一批“伊扎布特”支部年诞生于费尔干纳、安集延和塔什干,并迅速发展到乌兹别克斯坦各州;年,又扩散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扎布特”首领声称从事“和平圣战”,但因该组织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日益增长,中亚国家将其列为恐怖组织,一直对其严加防范和坚决打击。
“乌伊运”和“伊扎布特”是乌兹别克斯坦两个最大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如何处理与包括上述两大派别在内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关系,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稳定举足轻重。
(二)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主要有,境外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和宗教武装组织袭扰。具体来说就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思想的渗透、宗教武装组织“乌伊运”的武装袭扰和宗教政党“伊斯兰解放党”的宗教意识形态宣传。
首先,因为地缘政治与历史文化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饱受“乌伊运”的袭扰。吉尔吉斯斯坦西南省区,包括奥什、巴特肯都与费尔干纳接壤,成为极易遭受境外宗教极端组织渗透的地区。1999年8月,俄罗斯撤走边境部队,“乌伊运”伺机绑架了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队司令以及日本地质学家。2000年8月,“乌伊运”再次袭扰。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解放党”的宗教意识形态宣传在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地区活跃起来,属于该宗教政党的清真寺有近800座,经文学校5所。该党主要通过互联网、图书报刊、学术会议宣传政治伊斯兰思想。再次,瓦哈比教派思想的渗透及其影响的扩大,也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该派宣传严格的正统思想,要求切实履行教规教法,在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该派教职人员的权威业已获得当地居民的接受,并超过当地的教职人员。据媒体报道,月,吉尔吉斯斯坦逮捕38名宗教极端思想宣传者。
研究者认为,费尔干纳盆地宗教思想迅速传播的内部原因主要有:第一,失业率的持续增长;第二,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矛盾。如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主要是吉尔吉斯穆斯林,地下宗教组织成员主要是乌兹别克穆斯林。
(三)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境内较为稳定,严防境外极端组织渗透是重点。1993年政府取缔了一个未经注册的伊斯兰政治团体“阿拉什”,该组织要求全面引入伊斯兰思想。2000年,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南部驱逐70多名来自国外的传教者。阿拉木图、塔拉斯等地偶尔也有宣传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书籍被查获。2002年底,阿克陶市发生车臣裔穆斯林与警察冲突事件。
(四)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境内较为稳定,需要严防境外极端组织渗透。土库曼语不属于突厥语系,“泛突厥思想”自然没有基础。因此,土库曼对于宗教极端思想十分警惕。第一,将伊斯兰教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教职人员皆拥护政府;第二,注意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积极作用,任命他们兼任某些省区负责人;第三,建立伊斯兰经学院,培养能为国家所用的伊斯兰教职人员;第四,严密监控境外极端思想的渗透,对于出国朝觐人员更是严格登记。
(五)塔吉克斯坦
20世纪20年代受到英国支持、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巴斯马奇”叛乱(中亚穆斯林武装,失败后退入阿富汗),20世纪80年代受到美国支持、旨在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战争,都被视为塔吉克民族主义的一个合法来源。
1.伊斯兰复兴党
20世纪90年代,作为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力量,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反对政府的斗争。第一,塔吉克斯坦共产党被解散。1990年“伊斯兰复兴党”取得合法地位,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其与“复兴人民运动”等宗教党派组成“共和国民主力量联合会”,要求对“旧政权机构进行彻底改组,解散共产党”,向以原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为主体的当局发难。日,塔共被迫停止活动,财产被没收。第二,纳比耶夫当选总统。1991年11月,当局在反对派压力下接受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总统大选。原塔共成员纳比耶夫以58%的选票当选为总统。宗教反对派对此不满,提出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针对1991年11月总统选举,该党扣押17名共和国议会和政府成员作为人质。月,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发生针对政府的大规模群众性骚乱。第三,组建联合政府。日,纳比耶夫被迫签署协议书,决定成立民族和解政府。宗教反对派在政府中取得1/3的席位,“伊斯兰复兴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但局势并未因此平静。第四,制造动乱,武装夺权。1992年夏季,反对派制造全国性的政治对抗和武装斗争,夺取外交、国防等8个重要政府部门的权力。9月7日,纳比耶夫被迫下台。第五,外来干涉,扶助当局。年,在以俄罗斯军队为主体的“独联体维和部队”协助下,塔当局基本控制国内局势,反政府武装控制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继续袭击驻塔的俄边防军。第六,民族和解,其路漫漫。1996年3月,塔现政府与50多个政党组织和民族宗教团体签署为期三年的《塔吉克斯坦社会和睦条约》。12月23日,政府与反对派在莫斯科正式签署协议,决定成立“民族和解委员会”和“联合政府”,共同分享国家政权,实现国内和平。月,政府与反对派就建立“民族和解委员会”、收编反对派武装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6月27日,总统拉赫莫诺夫与联合反对派首领努里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总协定》:在1998年7月前分阶段遣返滞留阿富汗的1万多名塔吉克难民;将约3000名反对派武装收编为政府军;给反对派30%的政府席位;允许反对派政党合法化。塔现政权和政治反对派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前者主张建立民主、世俗、法制的国家,后者强调应更多地尊重本民族的伊斯兰传统,直至最终建立“伊斯兰国家”。
2.宗教因素与政党政治
1998年5月,塔吉克斯坦议会通过“禁止以宗教为基础成立政党”的《新政党法》,引起武装冲突。7月20日,联合国4名工作人员在杜尚别以东遇袭身亡。8月9日,总统亲信卡西莫夫指挥的内务部特种旅与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萨里莫夫的私人卫队发生武装冲突,卫队溃败,萨氏出逃。10日,政府军第一快速反应旅旅长胡多别尔德耶夫宣布发动“兵变”,支持萨里莫夫。18日,和谈破裂后,政府军对兵变部队发起进攻,20日内战结束。11月4日凌晨,被解职的胡多别尔德耶夫率领上千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向塔吉克总统卫队、国防部和内务部部队在北部城市胡占德附近的驻地发动进攻,占领警察局等。6日叛乱平息。
1999年,塔吉克斯坦民族和解进程进展顺利。反对派武装力量顺利改编,政府的权力分配也基本实现。9月26日,政府就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决,77%的选民同意修宪内容。11月6日举行总统选举,拉赫莫诺夫以96%的得票再次当选总统。塔吉克斯坦大规模内战基本结束。内战虽然结束,但在“民族和解政府”中,双方围绕政府权力分配和国体问题的斗争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反对派武装转入地下,不时制造绑架和谋杀事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面临长期考验。日,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原塔联合反对派积极分子哈·桑吉诺夫及其司机、保镖共4人,被原塔联合反对派战地指挥官穆阿卡诺夫为首的武装分子杀害。6月15日,德国“农业行动组织”15名成员在塔东部被劫持。一周后,塔内务部开始在杜尚别附近大规模清剿非法武装,击毙36人、俘获66人。7月,击毙非法武装头目穆阿卡诺夫。
历时五年的内战,造成6万人死亡,20多万人受伤,80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
三、宗教与中亚社会冲突
(一)国家发展道路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社会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政治组织与势力都想尽可能多地自本派立场来影响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
中亚五国所面临的来自宗教极端组织的威胁不尽相同,有的是防止境外势力渗透,有的是打击本国的极端组织以及反政府武装。中亚五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获得独立,属于新生的当代共和国,处于正在探索共和国发展道路阶段。从社会变革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转变。迄今为止,中亚五国已经发生了如下一些重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第一,抛弃了以“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和“一种所有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作为发展方向;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从所谓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了从单一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转变;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第五,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同西方国家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二)伊斯兰与现代政治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政治制度转变的同时,中亚五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主体民众心理、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在形塑着中亚社会的现在与未来。
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中亚一般民众心理上认同伊斯兰教,认同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伊斯兰教不仅作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被普遍接受。第二,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摒弃,信仰出现巨大“真空”,有深厚历史基础的伊斯兰教顺利实现信仰“替补”;第三,中亚国家于独立之初,为了凝聚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尽量发挥伊斯兰教的积极作用;第四,中亚各国从各自民族国家的外交需要出发,十分重视伊斯兰教的巨大纽带作用。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说:“我们制定主权国家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我们的伊斯兰教。因为宗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生观以及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均留下了不朽的影响。我们制定外交政策时对宗教应持积极态度,因为它在我们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和扩大相互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伊斯兰民主与西方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伊斯兰复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宗教传统回归运动,但究其实质却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知识分子借由民族独立所激发起来的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接受通过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伊斯兰教来复兴民族文化。而当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被构建起来之后,世俗民族主义者与宗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性便日益增大,尤其是国家政治领域,传统的“伊斯兰政府”或“哈里发政府”绝非深受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熏陶的当代世俗民族主义者所能接受。伊斯兰民主道路与西方民主道路之争,乃中亚五国社会冲突中所谓宗教因素之关键所在。
对中亚五国影响最大的6个民族,即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其中除俄罗斯族外的5个民族均是近代以前在中亚地区形成的世居民族,他们均信仰伊斯兰教,而且都是中亚五国的“国族”,其中除塔吉克族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外,其余4个民族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俄罗斯族属于斯拉夫语系东斯拉夫语族,是近代以来迁入中亚的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自沙皇俄国至苏联时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俄罗斯因素在上述5个民族的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中均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中亚地区各国的主要文化载体60%以上使用俄语)。历史上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源远流长,现实里政治关系和睦友好。
因此今后长期影响中亚五国社会发展与政治走向的基本因素约有下述数端:源远流长的“国族”历史,爱恨交织的俄罗斯情结,夺人耳目的西方文明,朝夕相伴的伊斯兰信仰,可亲可近的中国经验。
第三节 中亚五国与新疆稳定
沙皇俄国据有中亚地区之后,不断开始向东蚕食扩张,我国当时的新疆(及蒙古)地区首当其冲。“十月革命”以来,从中亚地区苏维埃政权确立到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及其中亚地区与中国新疆基本上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苏德战争爆发后,随着盛世才对苏联态度的转向和中华民国政府对新疆控制的加强,苏联对新疆的政策发生重要变化:由维稳到添乱。新疆局势也因此受到影响,伊犁、塔城、阿勒泰的“三区革命”就是典型事例。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苏两国党和政府关系的变化,新疆由稳定的后方蜕变为对抗的前线。“苏东事变”之后,中亚五国独立,苏联解体,新疆的外部环境趋于和平。“9·11”之后,美国以反恐之名据于同我国接壤的阿富汗并向中亚渗透(暗地里美国政府在实施由中情局主导的“新疆工程”),新疆的地缘政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一、苏俄时期的中亚与新疆
(一)杨增新时期(年)
1912年5月,杨增新就任新疆都督,开始了治理新疆17年的杨增新时期。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界,之前为沙皇俄国时期,新疆局势危如累卵,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阶段;1917年之后,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皇政府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攫取的全部特权。此后,新疆和俄国及其中亚地区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均发生重大转折。年苏俄爆发大规模内战,中亚剧烈动荡,新疆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直至1921年仍有被红军击败的白俄溃军大批进入新疆和外蒙古地区。白俄武装少则2000人多则上万人,新疆当局勉力应付,并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越境打击行动,以确保新疆地区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主权完整。
1.临危受命
191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已满30周年,按规定应当修订。2月16日,俄方借修约提出六项要求:包括俄商在新疆(及蒙古)继续享受免税特权,有权自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允许俄国在新疆和蒙古增设领事馆,涉及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诉讼,俄国领事必须参加裁判等。迫于俄国的淫威,清政府屈辱地于3月27日复照全部接受。后来的修约正式谈判因为辛亥革命而中断。俄方单方面认为《中俄伊犁条约》继续有效,于是对于新疆(及蒙古)地区的侵略变本加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11月,俄国策动外蒙古王公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于库伦(今乌兰巴托)成立所谓“蒙古临时政府”。12月28日革命党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事失败;日,伊犁爆发反清起义取得成功,1月10日成立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哥老会在全疆不断戕杀官吏以配合革命党人行动;新疆巡抚袁大化向哈密王沙木胡索特征调的500名壮丁于哈密东北举行武装起义,吐鲁番农民积极响应。3月大清宣统皇帝逊位;5月22日,杨增新由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6月5日袁大化离疆东归),经过谈判,7月8日获得伊犁方面承认。此时沙俄正支持外蒙古西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8月占领上述两地。杨增新当即命令新疆军队收复科布多,后因俄国领事以战争相威胁而作罢。
杨增新先是利用和平谈判化解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危机,然后将伊犁革命党人核心领导分别调离并大部加以杀害;接着采用调遣、勒令回籍和直接镇压等手段处理了部队中的哥老会首领,随后对于全疆各地的哥老会首领全部予以枪杀;采用“阳虽主战,阴则主和”等种种欺骗手段平息哈密铁木耳、吐鲁番穆依登率领的农民起义。杨增新治理甘肃近20年,熟稔西部穆斯林事务,加之判断准确,行事果断,很快平息各地骚乱和反抗,统一新疆。外交方面,对于列强特别是沙俄策略得当,在新疆孤悬塞外、内地变乱迭出、动荡不已之际,保持了新疆领土的完整、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堪称民国时期中国杰出的政治家。
2.沙俄东扩
沙俄通过驻新疆领事馆干涉新疆事务,侵夺中国主权。年,影响新疆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沙俄在新疆地区的经济掠夺政策。第二,1913年沙俄通过外蒙古对新疆地区实施武装侵略以继续蚕食中国领土。第三,1916年沙俄中亚地区民族大暴动。
第一,沙俄在新疆地区的经济掠夺。如非法发展俄国侨民(交纳20~25两白银即可获得一张《俄国国籍证明书》);大肆推销享受免税权的“俄国侨商通商票”(5两白银一张);开辟所谓“贸易圈”,先后在伊犁、塔城、迪化和喀什购买成片土地,集中建造贸易商行与货栈,供俄商专用;在新疆各地设立“商总”或“商约”,贿赂官府,勒索民众。首先,日,于阗策勒村(今策勒县)村民不堪俄国商总色依提(赛义德·阿吉)的欺压,在当地哥老会协助下,包围并焚烧色依提住宅,打死其爪牙28人,色依提趁乱逃脱。此即“策勒事件”。俄国外交官员和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有100多名俄侨被杀;俄国政府派兵500余人自中亚进入喀什,提出:(1)道歉;(2)惩办凶手;(3)赔偿。袁世凯政府一一予以答应。俄方得寸进尺,提出要处死新疆绅民180多人。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新任喀什提督杨缵绪坚决抵制,杨一面与俄国领事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后来双方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涉案的4名中国官员撤职、罚款或判刑;(2)40名村民判徒刑或苦役;(3)中方赔偿俄方白银7万两。其次,由于享有免税特权的“俄商”众多,俄国控制的贸易圈不断扩张,俄国商行基本上控制了新疆的内外贸易:俄国中亚经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陷于停顿,中国内地经俄国中亚而与新疆的贸易日益兴旺。从1881年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至1920年双方签订平等的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仅俄商每年免税一项就使中国损失白银150万两,40年间总共损失白银6000万两。
第二,日,沙俄指使外蒙古兵分三路进犯直属中央的阿尔泰,杨增新果断出兵援助,到7月11日,两战皆捷,成功保卫阿尔泰。俄阿尔泰领事恼羞成怒亲自出马滋事寻衅被中国士兵刺伤,俄方遂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承化寺(今阿勒泰市),后向阿尔泰移居300余户俄罗斯农民,进行殖民活动。
第三,1916年中亚地区爆发反对沙皇政权的民族大暴动,参加暴动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维吾尔人和东干人遭到俄军残暴镇压,遭杀戮的农牧民成千上万,仅热海(今伊塞克湖)附近哈拉湖村一带就有大约4000名中国籍居民被杀害。七河省的穆斯林居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涌入新疆避难,当时进入新疆的中亚难民总数达30多万人,牲畜数量两倍于难民。杨增新命令对于中亚难民安抚与防范并重,划定区域安置以杜绝继续内流;适当救济陷于冻饿境地之难民;主动与俄方当局联系,商谈难民遣返事宜。
上述影响新疆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种种事变与危机,都由于杨增新治理下的新疆当局判断准确、措施果断而获得化解,新疆政局基本稳定。
3.苏维埃时期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亚影响新疆局势的主要因素有三个:第一,苏维埃政府与新疆建立平等互利关系;第二,沙俄帝国残余势力欲使新疆成为反对苏维埃的基地;第三,沙俄白卫军先是小股骚扰,后是大批败军涌进新疆。
第一,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分别于日、日和日,连续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夺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一切特权。尤其是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所有这些都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日)中有所反映。早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之后,苏维埃政府就本着宣言的原则,主动派代表和新疆伊犁地方政府举行谈判,签订《伊宁临时通商协定》(日),废除沙俄在新疆享有的免税特权。中俄两国关系进入平等交往时期。平等互利的新型贸易关系,有利于新疆市场的繁荣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新疆局势的稳定。
第二,“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沙俄政府及其白卫军残余势力继续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企图使新疆成为反苏反共基地。先是英、日和沙俄驻新疆领事,以协约国(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名义,一再拉拢并要求杨增新出兵苏维埃政权,配合俄国白卫军进攻苏联红军。后有日本派到新疆的调查员建议准许日本派一个师团驻扎伊塔地区,此建议甚至获得了手握重兵的喀什噶尔提督马福兴的同意,被杨增新断然拒绝。最后沙俄领事的各种策略,如“假道伊塔”、派兵至伊塔保护俄领、俄商以及在我国新疆伊塔地区进行“筹兵、筹饷、筹械”,均被杨增新一一破解。杨增新根据新疆实际,以“不干涉主义”和“严守中立”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保全新疆的基本手段。
第三,白卫军利用中亚与新疆接壤数千里的有利条件,以小股武装分子骚扰,“侵我主权,扰我边地”,南至喀什噶尔,北至阿山(今阿勒泰),西至伊犁和塔城,“无一处不吃紧”;白卫军“进兵运械”、“强行入境”,甚至越境抢劫、杀害商旅和居民。杨增新一再要求北京政府速拔枪弹以维边局,北京政府不予响应。杨增新遂依靠新疆的人力、物力守卫边防,并临时征用“蒙哈兵丁”协助防边,以“保境”、“保民”、“保商”。1920年1月,苏联红军发动猛烈的军事攻势,白卫军节节败退,纷纷逃至外蒙古和新疆。其中,谢米诺夫部一股窜到外蒙古的库伦等地;阿连阔夫残部4000余人,连同难民在内有万人之多逃至伊犁;3月巴奇赤率残部11000余人,战马9000余匹,难民5000余人逃至塔城。5月阿连阔夫率败兵1400余人、战马700余匹窜入伊犁。新疆面临严重的边防危机。杨增新采取“严禁入卡”,“阻止不住,即按照公法解收武装”并“择要安置”,解决食宿。年间进入新疆的白俄官兵和难民总共有三四万人,除被歼和回国以外,不少人定居伊犁、塔城、迪化等地,其中又有一些人后来加入中国籍。这些人被称为“归化族”,由其所编成的军队称“归化军”。20世纪30年代新疆动乱时期,“归化军”扮演过重要角色。面对白卫军的小股袭扰和大批败军涌入,杨增新布置得力,应对有方,并配合苏联红军予以剿灭,保全了国家主权,使新疆避免了一场灾难。
杨增新时期,俄国作为强国对于我国的扩张与掠夺政策导致我国新疆地区社会局势的危难和经济形势的混乱;另外苏俄内战期间中亚地区的剧烈动荡与大规模战争,对于处于弱势的我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和冲击。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疆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直接威胁我国新疆安全的沙俄帝国垮台。年苏俄爆发大规模内战,内战期间不断有溃败的白俄军队涌入新疆。帝俄的残余势力不断骚扰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地区,但终于在苏联红军和新疆军民的联合打击下被消灭,中苏边界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其次,苏联和新疆贸易关系的恢复,为新疆政治经济的稳定提供了客观条件。苏维埃政府控制中亚局面之后,十分注意和新疆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第三,杨增新由反对革命党人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杨增新采取种种措施防范马列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他加紧配备新苏边界的军队,下令严守边卡,加强邮政检查,注视苏联中亚地区华侨动向,防止“新党传播其社会主义共产制度”。杨增新并自信地向中央政府说:“增新不能保该俄过激党之不来煽惑,实能保新疆全部回民(泛指维吾尔等信仰回教各民族)之不受煽惑。”这种以邻为壑的政治态度,虽然符合国内政治主流,却与中亚地区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是其晚期(年)未能有所建树与被杀害的主要原因。
(二)金树仁和盛世才时期(年)
1.金树仁时期(年)
日,统治新疆17年的杨增新在军务厅长、外交署长樊耀南发动的兵变中遇刺身亡。樊耀南深为大总统黎元洪所器重,奉派来新疆后受杨增新猜忌,常以“民主”、“革新”者的姿态出没政界、军界、商界、青年学生、民族上层和宗教领袖之中,形成反对杨增新独裁专制的“倒杨”派。兵变很快失败,民政厅厅长金树仁被推举为新疆省临时主席兼军队总司令。金树仁上台不久,新疆局势开始失控。金树仁治疆五年,新疆乱象环生:
1931年2月,东疆哈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农民和乡绅发起暴动。1933年2月,暴动者在和加尼亚孜率领下兵临迪化城下。金树仁依靠“东北军”和“归化军”勉力支撑局面。
1933年1月,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的部队进入新疆。与此同时,铁木耳在库车暴动,不久占领阿克苏。马仲英派部属马占仓联合铁木耳向喀什进军。
1933年2月,和阗(今和田)民众在穆罕默德·伊敏率领下暴动,连克数城,建立“和阗伊斯兰国”。伊敏自称埃米尔帕夏,人称“和阗王”。随后他与马占仓、铁木耳合兵攻打喀什。
日,200名归化军发动兵变,获得东北军支持,金树仁败亡。士兵推举东北军军官、曾留学日本的东路总指挥盛世才为“临时边防督办”(即总司令),教育厅长刘文龙为省政府临时主席。
2.盛世才时期(年)
日,南京政府正式下达对盛世才和刘文龙的任命。盛世才为大权独揽,10月撤换省主席。盛世才上台之际,新疆局势动荡,变乱迭起。盛世才政治上投靠苏联,一方面为了稳定新疆局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
东疆和加尼亚孜的暴动队伍越战越强,并与马仲英的部队联合作战。盛世才为解燃眉之急,委任和加尼亚孜为“南疆剿匪总司令”,和加尼亚孜接受职务后率部去南疆继续发动暴动,马仲英大军兵临迪化城下,伊犁屯垦使张培元拥兵自重,伺机攻击盛世才。1933年5月,铁木耳和伊敏在守城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部队策应下攻占喀什回城(今喀什);马占仓攻占喀什汉城(今疏勒)。8月,马占仓杀铁木耳收复喀什回城,不久又被“和阗伊斯兰国”首脑沙比提大毛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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