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姑子打我女儿一耳光，女儿才两岁半，小脸又红又肿，心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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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就算了，如果还有下次我就会回过去，可怜我的宝贝，我都不舍得打
但是要是真的回过去我想就是你的不对了，哎，有点难弄
你小姑太小了，不再一起住最好了
都是孩子，你可以私下找她聊一聊，问她为什么大人可以跟她说道理，孩子8岁了可以听懂的。
拉过去当你婆婆面使劲打
宝妈那边也是个小孩呢！
打你女儿总有原因吧 ！不过要是我 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女儿犯了什么错 你说说她不就好了 ？有必要动手吗 ？
估计都没看小姑子也才8岁多的小孩吧？
八岁怎么了，不是说要打回去，是要教育
就是得教育，我以为小姑子多大了呢！还小。
他妈的，还打小孩，打回去，
他妈他们跟本管不到，又舍不得打，说她她还还嘴，
做女人好难
你婆婆太过分了！下次别给他买衣服了，也别给零花钱了，别让他碰你家的小孩儿，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嗯嗯！我会的
就是就是，如果有个八岁的孩子使劲打她孩子的脸，脸都打肿了，她还能笑着说没事的话我才是服了呢，作为一个妈妈自己的宝贝都不去保护才悲哀呢！
谢谢宝妈能理解
我是四新的，我们离的应该不远吧
嗯嗯！不远呢
楼主咒我，真的太毒了，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女儿被八岁小姑子打了，肯定是平时受了你的气，才会打你女儿。我们只是讨论事情，楼主就咒我生不出孩子，大家评评理，楼主是不是太毒了，难怪婆家不喜欢，生了儿子又怎么样，这样婆家就喜欢你呢，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打的不是你的孩子，你当然不知道心疼，
真恶毒，誰家有你这媳妇到了八辈子人，不会去教育孩子，还诅咒我，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八岁孩子和两岁孩子的事，你想想八岁打了两岁的然后她这个嫂子二三十岁了再去和八岁孩子计较，你说到底谁有理
我去计较了吗？我发这个帖子纯属心里心疼孩子，想找人聊聊，发发牢骚，而你却说我在和一个孩子计较……难道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该让人打吗
同意宝妈的观点，小孩子见打闹是很正常的，才八岁，只要告诉她轻重就好了，我宝才一岁多，跟邻居家姐姐玩胳膊都咬紫了，谁都心疼孩子，我就跟那个姐姐说，以后不要咬妹妹啦，妹妹会很痛，会难过的，你被打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痛啊，换位教育，之后再也没咬过我女儿。小来小去的推打，那是小孩子间的事
打我女儿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是背着我打，而且我婆婆是允许她打我女儿的，说我女儿不听话就打
那就交朋友，当自己孩子样看。让她信任你。
吃的穿的用的样样都给她买，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自认为对她不错，就是我婆婆说她如果我女儿不听话可以打我女儿屁股，她妈妈都允许，她肯定就敢下手了
看着女儿红肿的小脸我都想拿把刀杀了她，心疼的想哭
分开住，这样最好，虽说只有8岁，可也懂事了。我也是受不了打脸！
找你老公，你说一次也就算了，这老是偷打你自己宝不是个事情啊～以后打习惯了会拿你宝做出气筒的～大顺手了
你怎么不抽过去 特别小朋友说。她经常打你女儿。现在八岁孩子什么不懂。
我也觉得，而且这孩子真是欠教育，这么小就偷钱，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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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多名裸体模特的辛酸血泪史
&&&&小时候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做一个好人。他说的好人就是要循规蹈矩，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标准。我是从来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的，可有一段时间却老是冥思苦想，连睡觉都皱着眉头，我想我和余小惠算不算偷情呢？我是一条光棍，她有未婚夫，这算不算是偷情呢？如果算的话，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好人。其实好人不好人我并不是很在意，我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两个人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从那年秋天开始说吧。－－那年秋天，我在一个剧团里帮忙搞布景，我不是剧团的人，但剧团没有美工，又碰到要演出，便由他们领导找我们领导，要借我去帮忙。我们领导很爽快，满口答应了，说徐阳闲着也是闲着，既然兄弟单位要用，叫他去就是了。领导当即就来找我。领导来时我正在那间堆满杂物的狭小工作室里画苹果。我喜欢苹果。小时候我常用木炭头画树，我随便画一棵树，却偏说这就是苹果树。其实我根本没见过苹果树，南方没有苹果树。那时候大家都用木炭烤火，冬季一到，人们就用卡车从山区拉来许多木炭，卸车时炭篓子里会漏下许多小木炭头，我就蹲在地上捡这些小木炭头。我把它们揣在兜里，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经常把人家墙上画得乌黑一团，三天两头被人追得屁滚尿流。那时候南城就到处积水，小街小巷里总是水渍渍的，因此我的裤脚和鞋子也总是湿漉漉的，糊满了污黑的泥浆。我妈王玉华看见我的脚就会大呼小叫，洗衣服时，翻开我的衣兜，她的叫声更吓人，天哪，你是怕累我不死呀！她简直恨透了我。她说你闷着头害人，你跟徐文瑞是一样的德性！徐文瑞是我爸爸，他们早就离了婚，所以我不大清楚徐文瑞是什么德性。说到底我是在我妈的叫声中长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她人越来越干瘦，声音却越来越大。不过后来稍稍好一些了，不会天天都扯着喉咙叫了。我也不大画苹果树了，我的兴趣转向了树上的果实，它们的颜色和弧线能使我感到某种安慰，因此我动不动就把它们拿来当静物画着。　　那天我用一只陶罐和几本旧杂志给苹果作衬景，刚画了几笔，领导就阔着一张大脸来了。他说别画苹果了，去帮剧团画布景吧。领导说话中气很足，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我就这样临时成了一名布景工，在那个很大也很破旧的排练厅里，用一根竹竿绑着一把大排刷，往绷好的景布上刷房屋天空河流和树木。　　就在那个排练厅里，我认识了余小惠。　　现在我已经忘了那是一出什么戏了，只记得余小惠是花旦B角，戏份不是很重。排练厅很破旧，气窗玻璃没有几块是好的，麻雀在窗洞里飞进飞出。两块大毯子已经看不出颜色了，老鼠把它的边咬得弯弯曲曲跟地图上的海岸线一样，几个人一走戏，灰尘便团团地蓬起来。余小惠走着走着就偷懒，捂着鼻子从尘雾里跑出来，端着一杯茶看我画布景。有一回我没注意，洒了点颜料在她裤子上，她把一条腿绷到我面前，说：“你看你看！”于是我便看她的腿。虽然隔着裤子，但我想我看见了一条很美满的腿。我就开始注意她的腿。那两条腿裹在白色练功裤里，练功裤的质地相当柔软，使大小腿和腰臀之间的曲线若隐若现，生动得让人没有办法。画布景枯燥乏味，幸好还有两条生动的腿。她有时候还跟我开玩笑，称我为“刷墙的”，而且是韵白，在“的”字头上略拖一拖，落下来珠圆玉润，使人会没来由地去想象一条尖细玲珑的鸟舌。　　她对我的长头发有点好奇。她说你为什要像女人似的扎个马尾巴？又说你的目光怎么是空空的？比如你现在看我，我就觉得你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不像在看我嘛眼睛又明明看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不是心不在焉？　　我自然没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喜欢她的腿，她感兴趣的是我的心不在焉和马尾巴，这就注定要有故事了，而且还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故事。那时候留一条马尾巴的男人很少，但我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而做一名那样的艺术家没有感觉是不行的。长发本来就是一种感觉，人一旦有了点感觉就容易心不在焉，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于是我心不在焉地说：“你的腿很好，腰也很好。”
&&&&她吃吃地笑起来，说：“你怎么老看人家的腿和腰？”　　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便解释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有一天我顺手用一根小号笔在景布上给她勾了一个造型，她很惊喜，说：“呀，是画我吗？”其实我只勾了几根线条，大致上有她的味道。她要我认真给她画一个。跟开玩笑似的，我又用小号笔和水粉颜料给她画了一幅速写，她很高兴，说比她穿了行头的剧照还好看。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她就成了我的朋友和模特儿。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有未婚夫，我根本没想过这个。有一回她在我那儿翻画册，翻到那些裸体女人，就说她们真漂亮，又目光闪烁地看着我说：“你不会给我画这样的吧？”我不置可否。说老实话，我心里是想画的，画人物毕竟是我的主课，我还没碰到过身材像她这么好的，这么匀称的，不画真是可惜了。但我拿不准她让不让我画。人家又不是专业模特儿，怎么好一丝不挂地让你画呢？所以我不敢随便张口。她接着又问我，“如果画了你会拿出去吗？”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愣愣地看着她，说：“不拿，拿出去干吗？”她说：“一定不拿出去吗？”我说：“当然一定。”她说：“那你发誓。”我便发誓说：“如果拿出去我就是王八蛋。”她笑了笑说：“想占我便宜是吧？我有未婚夫的，你当什么王八蛋？”　　我听了又是一愣。她有未婚夫？她怎么好好地冒出个未婚夫来了？　　不管我内心的感受如何，按理说这时候我就应该疏远她，至少不应该再画她的裸体。但我没有。相反倒更有了一种欲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亢奋。　　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事情每发展一步我内心的快感就多了一分，就像在一个被水草覆盖着的泥沼里走着，每一步都咕哧咕哧地响着，都感受到一种松软和震颤，都提心掉胆心慌意乱，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又好奇，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会不会掉下去，真掉下去的话，会陷多深？会不会没顶？我也不知道自己怕不怕掉下去，想不想掉下去？她大概也一样。起码她让我觉得她也一样，否则我们怎么会这么默契？而且，她怎么会脱衣服？我们这样做本身就有些说不清，很过份，也很暖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简直连空气都是暖昧的，酽稠的，弥散着一种蠢蠢欲动的膻味。她目光闪闪地问我，你真想画？我点点头。我的脖子都似乎有点发硬。她咬一下嘴唇，松开，又咬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脱衣服。她的衣服从她身上到了她手上，又从她手上飘落到了一只靠背椅上。她脱胸罩和内裤时又咬了咬嘴唇，并且很尖利地看了我几眼。　　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不能知道的，你要向我保证。”　　我用力点头，说：“我保证。”　　我喉头发紧，声音都有点发颤。我想我的喉咙大约充血了。　　我住的是顶西边，所以我房间里有两个窗户。左边窗户的窗帘被我拉起来了，只留了一拃宽的地方，让光线侧进来；右边的窗户是敞亮的，光线扑向她和她后面的衬景。衬景是一块从衣帽架上垂下来的灰蓝色绒布。我看见她皮肤上爆出了像痱子一样的小疙瘩。她双手抱着胸，侧着身子，微微低着头，眼睛也低垂着，过了一会儿才把身子朝我转过来，缓缓地把手松开，乳房就从她的手臂下突了出来，或者说弹了出来，接着她又把脸抬起来，开始脱牛仔裤……我听见我心里叫了一声，我想我看见那个要命的泥沼了，沼泽里正在冒着美丽的胰泡，我还听见了它们细微的哔哔噗噗的叫声。我觉得全身都抖起来了，就像有一瓢凉水猛地激在脊梁沟里。我以前也画过裸体，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抖过。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抖一边拿起一根炭条，指头却不听使唤，叭地一声，炭条被我捏断了。我又拿起一根，这回不敢捏得太紧，就那样松松垮垮地捏着。我还很做作地把眼睛眯起来，企图获得一点专业精神，使自己不致于陷落在那些诱人的局部或细节里。可是尽管我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我都没有办法，即使只用一根抽象的钱条来表现，那也是滑腻的，是一根婀娜的极其性感的钱条。我开始有点怕了，我说不清自己怕什么。我怕什么呢？这有什么不好吗？她真漂亮啊，她的乳房真好，她的乳房天下第一，她哪儿都好，她的脖子，她的肩，她的手臂，她的腰，她的腿，都好……她的腿丰满修长，她的皮肤跟蜜一样……她这么好，难道我不应该画她吗？她说：“你怎么还不动手呢？你怎么还不画呢？”&nbsp&nbsp
&&&&我说：“画，我怎么不画？”　　我画了一根线条，我画得差极了。我画的线条简直不叫线条，像一条长虫，而且还是一条抖抖抖索索断断续续的长虫。我画出来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长虫。我画了许多这样的长虫。我气得扔掉炭条，直接用油画笔，用颜色去铺，我想把她一笔一笔地铺出来。我尽量少看她，看了便用脑子记住，像默写似的。她说：“你怎么不看我？不看我你怎么画我？”我恨恨地说：“怎么没看？看了！”我觉得我不是在画画，而是在受刑，在受煎熬，或者干脆就是一块放在火上烤着的嗞嗞作响的肉。我早就被烤焦了烤煳了，她还要不断地跟我说话，她说：“我觉得你没看。”过一会儿又问我画到哪儿了？如果我说胸，她就下意识地把胸挺一挺。我说：“挺什么？放松！”她便吃吃地笑几声。声音颤颤的，亮亮的，忽高忽低。她怎么这样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她的乳房本来就挺，还用挺什么挺？我真要把持不住了，我的欲念就像废墟里的野草那样疯长，还有我的呼吸，急促得就像一条缺痒的鱼。我连那儿都膨胀起来了。我太不雅观了。我只好弯着腰，把外衣脱下来，用袖子反绑在腰上，让它像围裙似地罩在那儿。　　她说：“你这样穿衣服的呀。”　　我说：“我喜欢这样穿。”　　她咬咬嘴唇，又松开，又那样吃吃地笑。　　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很生她的气，更生自己的气。我想徐阳你还装模作样画什么鸟画！我像赌气似地画着。我一边画一边想，我是不是把画笔扔掉？我终于把画笔扔掉了。我没办法坚持了，没法细细地画了，我非常潦草地画完最后一笔，然后一甩手扔掉画笔和调色盘，大踏步走过去，从她侧面伸手把那块作为衬景的灰蓝色绒布从衣帽架上扯下来。我扯绒布时她又用手臂护住胸脯，但她站在那儿没动，用眼角一直瞟着我。“你干什么？”她说。我用绒布盖住了那幅画。我的动动很大，抛绒布时像撒网似的，带起了一股风。我一边盖画一边说：“穿衣服吧，画完了。”她抱着胸脯走过来，要看看那幅画。她身上的味道真好闻，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反正好闻。她的皮肤简直亮得刺眼。我低垂着眼睛，不敢让目光再碰她的身体，更不敢和她对视。我觉得她看穿了我，否则她护住胸脯干什么？我很窘迫。我咬咬牙又说：“画完了，快穿上衣服吧，穿上衣服再看。”说完我就躲到卫生间去抽了一根烟。　　我在卫生间对自己说，徐阳你真是在画画吗？狗屁！你骗谁呢你？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你听到吗？你赶紧回头吧你！　　我出来时见她正在扣衬衫扣子。她一边扣扣子一边看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你好好的生谁的气呢？”　　“我生气了吗？”我装出茫然的样子说，“我没有生气呀。”　　她斜我一眼，说：“不老实。”　　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画过她了，她也没工夫去我那儿让我画她。她到歌厅唱歌去了，而且很快就唱出一点小名气来了。最初她是跟他们团里其他人出来唱歌的，反正一年难得演三场戏，不如出来唱唱歌，多少也有些收入。因为经常跑场子唱歌，遇到晚一些或路远一些的时候，她就会预先打电话到我单位上，请我给她作伴。这样的电话一般都是由传达室老胡接的，老胡便经常屁颠屁颠地往我那儿跑，满脸邪笑地说：“嘿，今晚上又有人叫你去呢！”　　我问余小惠：“为什么叫我陪你？”余小惠说：“愿陪吗？”我笑了笑。余小惠说：“笑什么？说呀。”我心里在犹豫。我说愿陪不愿陪呢？我不是再三对自己说，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前走了吗？现在我怎么对她说？我用力咳了一声，说：“愿吧，愿。”话一出口，我的心便狂跳了两下。她说：“你好像很勉强似的。”我说：“不勉强。”她说：“既然这样，那你还说什么？想要我说我喜欢你陪？”&nbsp&nbsp
&&&&不知道是她唱得好还是别的原因，请她唱歌的地方很多，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要陪她跑四五个场子。那天晚上吃完夜宵后，我送她回剧团，已经很晚了，她让我进去坐坐。我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她们的宿舍是一栋七十年代的破楼，从排练厅旁边的小巷子往里走，小巷子里黑咕隆咚的，楼里更是黑咕隆咚的，上楼时我差点绊了一跤。她一把扯住我，用指头在我腰眼上轻轻捅了两下，她腿挨着我的腿，手紧挽着我的胳膊，胸脯挤在我的胳膊上。我的心便像一只惊鸟一样飞出去了。我的感觉像一片透明的羽毛那样，跳来跳去，从她的腿跳到她的手，又跳到她的指头，又跳回到我自己的腰眼上，再忽忽悠悠地跳到她胸脯上，然后就被粘在了那儿。那是我画过的胸脯，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又感到了它们的温度和弹性。我还知道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但我管不住自己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谁管得住自己呢？　　她开门时很慢，把着门沿一点一点地往里推，免得它发出声音，然后又一点一点把它掩上。掩上门后她也不开灯，而是抱着我。也许是我抱住了她。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我们抱在一起。我们一开始就像偷情，我们都不说话，都知道不要弄出声音来。我们很默契。我们就像两帖膏药似的，互相紧紧地粘住了，扯都扯不开。我们摸黑干的那件事。我们都浑身滚烫，都把对方烧得晕晕乎乎的。起码我是晕晕乎乎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具体过程和细节却都不记得了，我忘了我们是怎样上的床，怎样脱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那张窄窄的硬扳床。那张床老是在叫，地板也在叫，咯吱咯吱，像满满一屋子欢快的老鼠。　　我记得她还喘着气问我，你为什么早不动手？你是不是早就想动手？我说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她说你现在拿定主意了吗？我说拿定了。她便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然后她便叫起来了。她叫了两声便不叫了。她咬着嘴唇，可没过一会儿又把嘴唇松开了。她说我忍不住了。她叫起来像哼哼，从嗓子里憋出来的，她高高低低地哼着，变着音调哼着……她边叫边像一匹马那样一纵一纵，我觉得我要被她颠下来了，同时又觉得真像骑着一匹马。我眼前既迷蒙又开阔。马在奔跑。我也在奔跑。我们跑过原野，跑过河流，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跑到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跑到了天边。跑到天边的时候她的哼哼变成了喊叫，变成了嘶哑的响亮的垂死的没命的喊叫。她的嘴对着天，把一天的云彩都喊乱了，像一群色彩斑斓的大鸟似的，四下里乱飞。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沉入了黑暗。我就那样瘫软着，天上的云彩似乎还在眼前飘着，过了许久，我才像一朵懒洋洋的云那样，又一点一点地飘回来了，落在了床上。我惬意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扭脸看着她。　　光线似乎比我们进门时亮了一些，我能隐约地看清她的脸。她也吐了一口气，软绵绵的，过了一会儿，她说：“徐阳你不会当真吧？不会想要跟我结婚吧？”我幸福地说：“你想不想？”我确实感到很幸福，我的脑子有点发涩，眼睛也涩，涩得我都想睡了。我涩涩地看着天花板，从街上洇过来的灯光映在那儿，像月光似的。她说，“你千万别这么想，我未婚夫在上海读研究生，他毕业了我就跟他结婚，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她这么说使我感到愕然。我的睡意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一下就蹦掉了。我没想到她会在这时候说那个该死的未婚夫。我早把那个未婚夫给忘了。我还说什么呢？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样傻傻地躺着，像个尸体一样。躺了一会儿，她推推我说：“嘿，别睡着了，你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你该走了。”　　我便爬起来。我还是懒洋洋的，摸索着穿了衣服，开门出去时，她嘘一声，说：“你轻点，别弄出那么大的声音。”　　我把脚高高提起来，轻轻地放下去。那天晚上我真像一个私通者，一个乘隙而入的奸夫。我蹑手蹑脚地摸黑从那栋破楼里溜出来，在楼门口被一只猫惊出了一身冷汗。那该死的猫眼亮闪闪的，突然喵一声，又薄又亮，像一把白亮的尖刀似地划过我的空空荡荡的脑子。我不由得浑身一抖，汗毛都乍了起来。&nbsp&nbsp
&&&&我发现我陷进那个泥沼里去了。我拔不出来了。我大约也不想拔出来，我似乎没想过要拔出来的事。她似乎更无所谓，她都能在那种时候说起她的未婚夫，她身上还汗腻腻的，脸上的红潮还没退下去，怎么好意思跟我提他的未婚夫呢？可我却不能悬崖立马，不能把自己拔出来，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没用的人？那些日子我脑子里总在兴奋着，我只想不断地重复这种兴奋。在单位上班时我的耳朵是竖着的，只要传达室的电话铃一响，我就眼巴巴地盼望老胡跑过来。我的心思全在这件事情上了。　　老胡见了我，嘿嘿地笑两声，说“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老胡曾经当过“最可爱的人”，但据说他花得一塌糊涂，所到之处花迹斑斑，要不也不至于沦落到我们单位来看大门。这么一个花人，想来总有些特别，就像一条猎狗，眼睛和鼻子都比别的狗灵便。于是我就疑疑惑惑地看着他的眼睛和鼻子，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你是看出来的呢，还是闻出来的？”　　“哎呀徐阳，我开玩笑的，胡说八道，你就当我放屁行吗？”　　老胡急得把老脸皱成一团，他以为我生气了。我坚持要他说。老胡被逼无奈，便小心地笑着说，反正就那么回事，说也说不清楚，比方你这儿，这儿……都跟平常不一样，让人觉得就是那回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自己的脸，额头上比划一下，眉眼那儿比划一下，他比划了整张脸。我的脸一点一点地灼热起来。我想我这张脸还是脸吗？但我相信老胡说的都是真的。我怀疑自己的体味都腥膻刺鼻，站在别人面前或者走在大街上，我浑身发毛，像没穿衣服。这种感觉很不好，让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窝着一股火。下班回家后我一把扯掉那块绒布，把它抛在一边，拿起画笔，在画面上加了一只蟑螂，然后我愣愣地看着这只蟑螂。－－我怎么画了一只蟑螂？我肯定不是要画一只蟑螂，我大约是想涂掉这幅画吧？可是却画了一只这么龌龊的东西。我还把它安排在衬景褶子的明暗交界线上，和余小惠构成一种紧张的对应关系——离余小惠很近，只要继续向前，它最先到达的地方就是余小惠的胯。我愣了半天。我想我就是这只蟑螂吧？　　我把这幅画藏起来，把它塞进了床底下。然而刚把画塞进去，一只蟑螂就爬出来了。我呆呆地看着这只蟑螂，看着它驮着一小片栗色的光亮，以为是我画的蟑螂活了，心想还有这种怪事？我心里悸跳着，又把画抽出来，看见蟑螂还在画面上；再看地上的活蟑螂，却早已不知去向。莫非它们还真是一只蟑螂？我抓起一瓶颜料对准画面上的蟑螂一挤，接着用大拇指一捺，它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我决定要消灭所有的蟑螂。我消灭蟑螂就是消灭自己。我在和自己作斗争。我翻箱倒柜，趴在地上，把大半张脸塞在床底下。床底下有一股浓郁的干霉味，我的喘息使灰尘很迷乱地飞起来，飞了我一头一脸，塞满了我的鼻子，弄得我大声地打着喷嚏。接着我又挪开柜子，移开书橱，把那堆画搬来搬去。我嘁哩嘎喇地折腾了一个晚上，结果只找到了七只蟑螂。我向它们宣布，现在我来消灭你们！我踩死了两只，用一本书拍死了两只；有一只逃到了顶板上，我脱下一只皮鞋砸过去，一连砸了三次，终于把它砸死了。剩下的一只从窗口飞走了，一只从门缝里跑掉了。我拿从窗口飞走的没有办法，只好追从门缝里跑掉的。我拉开门，一股风冲进来，过道上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我气咻咻地说，今天先饶你一命。　　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打扫了蟑螂的尸体，又忙着打扫自己。我浑身是灰，里面的衣服被汗湿透了。　　第二天我两个眼睛红红的，不住地打呵欠。可是一到单位上，我两个耳朵又竖起来了。我竖起耳朵不是为了听跟我住一个单元的同事骂我，他们说昨晚上被我吵了一夜，徐阳你嘁哩嚓啦地干什么呢？像拆房子一样？我只是朝他们笑笑。我由他们骂，什么也不说。我用耳朵专心地关照着传达室的动静。我的工作室离老胡的传达室有五、六十米，就是世界百米冠军冲刺也要五、六秒钟，可只要他那里电话铃一响，我却每一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一声不漏。每一次电话铃响过之后，我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老胡向我跑过来。我盼了一天，又盼了一天，什么也没盼到。我便忍不住跑去问老胡，“有没有我的电话？”老胡嘿嘿地笑两声，说：“你还怕我把你的电话给吃了？”&nbsp&nbsp
&&&&我想余小惠她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找我？我觉得我被冷落了。这情形就像两个人合骑一匹马，正在狂奔着，她轻轻一拨，就很无情地把我拨下来了。我重重地落在尘埃里，既茫然又无措。　　我下马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要上马。要上马的是她那个王八蛋未婚夫。那个未婚夫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呢？他真是个王八蛋，不好好读书跑回南城来干什么？余小惠也做得出来，未婚夫一来便抛下我，天天陪着他，两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这不是要人的命吗？虽然余小惠有言在先，跟我说得很明白，我也不能说自己不明白，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受不了。我想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一样。我心里就像有一千只尖牙利齿的虫子在那儿咬着，我动不动就想，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正在床上？&nbsp&nbsp
&&&&就在我醋意难平的时候，剧团里那个矮个子武生陆东平鬼鬼祟祟地找到我，他怀里揣着两部毛片，但他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问我看不看？我一点也不怀疑，说看，为什么不看？我还问他，看个录相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其实陆东平用不着骗我，他就明说是法国毛片，我也照样会说，看，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看呢？不看我干什么呢？或许我想看的就是毛片。陆东平说最好在你那儿看。我说就在你家看不行吗？陆东平说，片子有些毛，我老婆在家怎么方便呢？我说那就到我那儿去吧，我那儿方便。陆东平他们便抱个录相机跑到我那儿去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在此我要先说说余小惠的叫声，－－她究竟是怎么叫的，其实我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她叫得湿润而粘连，叫得人心里又痒又飘，至于具体怎样，我一点也说不出来，更没想到会对另一个人形成致命的伤害。这个被伤害的人就是陆东平。这谁想得到呢？在那样的时候，谁还会去想隔墙有耳？那个人会因此而发狂，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　　事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事情来了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看毛片。片子一放我就知道是毛片，而且是法国毛片。我心里咯登一下，喉咙干干地说，怎么是全毛？陆东平一脸的无辜，也说，怎么是全毛？然后我们就直着两眼看下去了。我不知道阴谋已经开始了。在第一部片子放到一半，一男一女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陆东平的呼机响了，他煞有介事地看看呼机，边看边说店里有点事。陆东平说得很自然。其实也没人管他自然不自然，都面红耳赤地盯着那一对嗷嗷直叫的男女。他也确实有一个书店，店面就在城东书市里。他拍拍一个跟他同来的姓陈的花脸的肩，说老陈跟我走吧，帮个忙。姓陈的花脸还显得不大情愿，但陆东平还是把他拉走了，陆东平说你看不够呀？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叫赵明的打鼓佬。他们走了没多久，就有三个人来找我。他们不是敲门，而是飞起一脚，把我的门踢得歪在一边，一块板子飞了起来，哐当一声落在床前，破茬白白的，很狰狞的样子。　　我吓得跳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呆呆地看着那块板子，然后就看着那三个破门而入的人。打鼓佬赵明反应比我快一些，他在跳起来的同时已经把录相机关了，然后也脸色煞白地看这三个人。窗外的阳光很明媚，那三个人的脸都亮晃晃的。　　他们把亮晃晃的脸对着我，点着下巴说：“你就是徐阳吧？”　　我点点头。我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踢掉我的门？”　　他们都冷笑一声，把录相带拿在手上，二话不说就伸手过来抓我。三个人六只手，像抓小鸡似地把我抓住，抬脚就踢。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踢我？！他们板着脸不吭声。他们都穿着硬梆梆的皮鞋。他们的皮鞋恶狠狠地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我的嘴肿了，脸上在流血。我觉得我的手断了，肋骨断了，腰椎断了。我觉得我到处都断了。我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双手抱着脑袋窝在那儿。他们的脚像暴风雨一样，疯狂而密集。我听见我的身体像一面鼓似的嘭嘭乱响。我的血流到嘴里去了，腥咸腥咸的。我想我到处都在流血。我的脸贴着地，旁边是那块破门板。　　我眼前黑黑的。我看见的东西都是黑黑的。门外站着一些人，也是黑黑的，像一些影子。我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些影子像是我的一些同事。我的同事怎么站在那儿呢？他们怎么一声不吭呢？那三个人在我房间里到处乱翻，我的颜料画笔丢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幅幅地看我的画。一个瘦高个把身体弯得像只虾米，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画抽了出来。他歪着头看着画中的余小惠，噗噗地吹两口灰，嘴里发出湿漉漉的啧啧声。接着他们开始收拾地上的画，用一根塑料绳子把画都绑起来。　　我说：“你们不能拿我的画。”　　他们不理我，一个人抱着画，两个人弯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门口那些人让出了一条路。我看清了他们真是我的同事。同事们都不吭声，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样看着，眼睛都瞪得很大。我发现他们不是在看我，也不是看那三个来历不明的人，而是看着裸体的余小惠。那幅画被摞在最上边，抱着画的是瘦高个，他有着两条长长的手臂，他故意慢慢地转身，使我的同事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看见我的同事们的眼睛像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红的。&nbsp&nbsp
&&&&我想抓住楼梯上的护栏。但是我抓不住，他们一用力我的指头就像要断了似的。我又把一条腿插进护栏里。他们冷笑着，像拖一只麻袋一样拖我。我听见我的腿发出吱吱吜吜的声音，都快要别断了，我只得大声地请他们等一等。我疼得发颤。我颤着嘴唇说：“等一等，我把腿拿出来。”他们又冷笑，往后退了半步，看着我呲牙咧嘴地把腿从护栏中抽出来。　　我嘴里唏唏地响着，看着我的正在冒血珠子的腿，这才发现我只穿着裤衩。我对他们说：“我怎么能穿一条裤衩跟你们走呢，让我回去穿条裤子吧？”他们说：“你还怕羞？这样正合适。”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拖下了楼，拖到了大街上。　　我只好夹着两条腿。我弯着腰夹着腿，就像一个憋着尿的人。街上全是阳光。南城街上绿荫如盖的泡桐树早已被人们连根拔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樟树。对于铺天盖地的阳光而言，小樟树显得可怜兮兮的，它们连自己的那一点影子都被阳光穿透了。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使我把眼睛眯起来。　　我问瘦高个：“你们是什么人？”瘦高个说：“问什么问？有本事以后跟我算账吧。”我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你是个流氓。”我把脸皱起来，说：“你说谁是流氓？”他说：“你。”我问他我怎么流氓？他说：“你还装傻。”我说：“我装什么傻？你说我是流氓，我流氓了谁呢？”瘦高个说：“啰嗦什么？快走吧，你去跟联防办说吧。”我说：“你是联防办的吗？”他拉长了瘦脸说：“你管我是哪儿的！”　　我又对打鼓佬赵明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打鼓佬一个劲地摇头，“谁知道呢？”他吊着两条眉，哭丧着脸，一副倒霉透顶的样子。　　街上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看我。我大可不必夹着腿。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集中在画中的余小惠身上。阳光使油画散发出一种很好闻的气息。人们的目光又红又亮，比阳光还亮，还刺眼。这么刺眼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一种酸涩和疼痛。我觉得我的画马上就要被他们的目光烧着了。他们不断地围涌过来，像蚂蚁一样一团又一团，从人行道上挤到了街两边，蠕动着塞满了一条街。我眼前全是黑鸦鸦的人头和从他们头上飞起来的目光，满街乱糟糟地响着叫声和榧子。南城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了。瘦高个异常亢奋，他踮起脚把画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对瘦高个说：“我求求你，别举那么高行吗？”他根本不理我。我又说：“你能不能脱件衣服遮住她？”他睖我一眼，哼一声，像叫卖一样吆喝着：“看吧看吧看吧，大家都快来看吧——！”　　有几个交警忙前忙后地跑着，仍然无济于事。交警发现了阻塞的原因，他们朝那幅画看了看，很快便有一名交警挤过来，指着瘦高个说：“你疯什么你？！”交警命令瘦高个把画放下来，并且飞快地脱下警服盖住了它。交警说：“你游行呢？啊？小心我叫人来铐你！”这名交警便跟在瘦高个后面走着，不住地推操他，叫他快走。人群还不肯散去。临近黄昏的时候，这支队伍来到了一个联防办。交警推着瘦高个，瘦高个和另外两个人推着我和打鼓佬，一起从挂了块大牌子的门口走进去。　　一个看起来像警察的中年人看看门外蚂蚁一样的人群，又看看我，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对他说：“我不是流氓。”一路跟来的交警对他说：“还有那个瘦高个，也不是好东西，别他把放走了。”瘦高个不服，直着脖子说：“我抓流氓还犯法了？”交警说：“你抓不抓流氓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你制造混乱妨碍交通！”　　我没有看见人群是什么时候散去的，也不知道那个瘦高个被关在哪里。我和打鼓佬赵明被留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画也留在这里，却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打鼓佬赵明在黄昏来临之前也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晚上他们团里来了人，把他领走了。瘦高个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在这儿我没有再见过他。&nbsp&nbsp
&&&&呆在拘留室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眼巴巴地看着打鼓佬走了，心里希望我们单位上也来人，把我也领走。但我的希望落空了，单位上那么多同事看见我被人家带走了，却没有一个人管我的死活。我全身很多地方都肿起来了，到处紧绷绷的，泛着青紫色。我的裤衩沾满灰尘，白背心上的血渍已经干成了几点黑红色。我用力弯着肿胀的指头，用指甲刮着背心上血渍；另一只手则被一副手铐吊在窗栅栏上，手铐和钢筋栅栏不时地磨碰出粗糙而坚硬的喀喳声。　　当时一切都乱糟糟的，他们把手铐铐住我的手腕时我没什么感觉。我平生头一回戴手铐，居然没什么感觉。他们铐得很快很专业，抓着我的手的同时，喀嚓一声，手铐就被铐上了。我扭头看了一下，发了一会儿愣，觉得这东西很陌生，戴在手腕上不怎么舒服，又凉又硬。我说为什么铐我？他们说例行公事。这是一个很强硬的理由，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就这样接受了一副手铐。我觉得很委屈也很窝囊。那三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真的就这样成了一个流氓？　　我开始摇晃手铐，想让它跟铁栅栏碰出更大的声音，但没摇几下，它就紧了起来。这是谁发明的手铐，它怎么这么缺德呢？它发出轻脆的咔咔声，咔一下紧一点，没咔几下就吃进肉里去了，血顺着手臂往下流，流出了一条细长的红线，停留在我的胳肢窝里，滋润着我的液毛，许久之后，又从液毛上滴落在刚被刮干净血渍的白背心上。我看着白背心上的红色血渍缓慢地洇开来。　　“啊！啊！啊啊啊啊——！”我哑着喉咙喊着。　　我换了一口气，又喊。我发现大声喊叫会使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把我的喉咙喊破了，我的声音里有一股热乎乎的血腥气。　　我终于把他们喊来了。他们先从窗口朝里看了看，接着把门打开了，把灯也打开了。灯光刺得睛眼很疼。中年警察用一根指头轻轻地揉着眼睛，在一张小长条桌前坐下。他们把我的手从窗栅栏上放下来了，用铐住栅栏的那半边铐子铐住了我的另一只手。一个胖子替我把吃进手腕里的铐子松了松，然后跟中年警察并排坐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和一支钢笔。中年警察说：“说吧，喊什么？”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成话，只发出了一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像破棉絮。我发现我只能喊不能说话了，一说话喉咙里就像有许多针在那里扎着。我骨碌碌地蠕动着喉结，想使喉咙变得湿润起来，可是忙碌了半天，我还是只能这么说话：“我、不、是、流、氓。”　　中年警察皱着眉问：“他说什么？”正在旋笔帽的胖子说：“他好像说他不是流氓。”说着他问我，“是不是这意思？”　　我用力点头。中年警察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聚众看毛片，你还不是流氓？要怎样你才算流氓呢？”他说着站起来，“把他带到那边去。”他们便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我的人体画一幅幅都在那儿靠墙摆着，像展览似的。灯光很亮，比刚才的屋子里的灯亮多了，有几只虫子围着灯光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才看清了它们是虫子。我的眼睛有些不适应。他们说你画得真不错。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看着我的画，看着画中的余小惠。那坨盖住只蟑螂的颜色现在看起来像一块极不和谐的补丁。　　中年警察说：“你还说你不是流氓吗？现在我问你，她们怎么肯脱衣服呢？这儿、这儿，”他比划着自己的胸脯和裤裆，“都脱？”　　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谁知道？”　　他们叫我脸朝墙站着，说：“你不老实，那你就面壁思过吧。”我刚按他们说的站好，腿弯里便挨了两脚，噗嗵一声跪在地上。接着他们就用鞋掌搓我的腿肚子，用鞋尖踩我的脚板心。他们真会整人，用鞋尖往我脚板心里一点一点地锥，疼痛就从脚板上走到我心里去了。我疼得把脑门挤在墙上，哟哟哟地大声叫着。我说哟哟哟你们刑讯逼供！他们说：“这么文雅还说刑讯逼供？说吧，你是怎么让人家脱衣服的？”&nbsp&nbsp
&&&&我说：“哟、哟哟！”　　“你跟她们发生了性关系吗？跟哪几个，一个个都指出来。　　“哟哟、哟！”　　“她呢？这个唱戏的呢？你搞了她吗？”　　“哟哟哟－－”　　他们说我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喉咙都撕裂了，连吐了两口血痰。我的血痰稠乎乎地粑在墙脚上，他们皱着眉叫我擦掉，我用脚上的拖鞋往那里踏了几脚。我的头很疼，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中年警察点着一支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嘘出了一口烟，说：“怎么搞的，都搞了谁？男人嘛，敢做敢当是不是？”过一会儿他又说：“要不要抽支烟？”我点点头。我很想抽一支烟。拿钢笔的胖子走过来把一支烟插在我嘴里，给我点上火，一边劝我说：“好啦，现在说吧。”我用心地抽着烟。但是烟并不能缓解我的头疼，也不能使我耳朵里的声音消失。中年警察说：“你烟都抽了你还不说话？”我说：“我头疼。”　　中年警察又笑了起来。他总是动不动就这样笑，看起来似乎很开心。他说：“这确实是头疼的事，又看毛片，又乱搞男女关系。这都是自由化思想在作怪，现在知道头疼了吧？说吧，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我说：“你们问我看毛片的事吧，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看了毛片，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着说着喉咙又堵住了，像谁往那儿塞了一把又干又硬的草。我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完了又说，“你们不应该问不相关的问题。”　　中年警察说：“我们怎么问还用你教？再说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吗？毛片和女人，是不相关的问题？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脱的衣服？你是不是一边看毛片一边脱她们的衣服？是不是？嗯？你又是怎么跟她们搞的呢？嗯？”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懵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了洪广义我很犹豫，洪广义是我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他们说那你打电话呀。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老板？是谁？我说他小名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我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　　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nbsp&nbsp
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nbsp&nbsp
&&&&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nbsp&nbsp
&&&&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节。他们也不容易，抓了我一个下午。他们的手指巳经僵了。我的手臂上全是他们抓捏出来的红印子。　　“没想到，你真是一个画家，可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呢？”　　我不理他们。我提着裤衩朝那部电话走去。我按键的时候指头一个劲地哆嗦，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我全身都在哆嗦。　　老胡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老胡，快来吧，带条裤子来呀……”　　我的眼睛唰一下就湿了。我已经多久没有流过泪了。我的泪水非常汹湧。　　老胡赶到彭家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胡叫了一辆红色的士来接我。他没要那些黄色的绿色的，专门要了一辆红色的士。他说红色驱邪祛晦气。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衣服是一件园领老头衫，裤子是草黄色斜纹卡叽布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樟脑气息。老胡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军裤，是他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裤子，只好把它翻出来了。”老胡不好意思地说。　　老胡还带了一包烟，一路上不断地给的士司机递烟。进了市区后，他找了一家小酒馆停下来，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运气就变好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　　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烧酒很辣，我需要这么辣的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肚子里立即发出哔哔剥剥的燃烧的声音，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着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　　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着。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着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主要是那幅画，余小惠的乳房和下腹被贴上了封条似的网纹。我的神情大约有点木讷，既不愤怒也不惊讶，看看照片，又看标题下的文章。文章说一个叫徐阳的青年画家怎样被群众检举揭发，不仅聚众看毛片，还有以画模特儿为由勾引玩弄女性之嫌。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怎样蜂拥围观一幅人体画，并且心怀叵测地点了一笔：据说画中人就是本市某剧团一位颇有姿色的青年女演员。&nbsp&nbsp
&&&&我看报纸的时候，老胡说：“这事按理说应该过去了，你看这张报纸就当看一个笑话，就当它是一个下酒菜，别往心里去。”　　我说：“他妈的南城晚报！”接着我又说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我用力敲着桌子。我看见碗和筷子都哐啷哐啷地跳了起来。我敲了一下又一下，说，“怎么回事？”　　老胡说：“唉，报纸嘛！”　　“怎么回事？”我盯着老胡的脸。我觉得他的脸老在晃动，皱纹像蚯蚓一样满脸乱爬。我把身体向他倾去，逼住他的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老胡晃着满脸蚯蚓说：“唉！你让我说什么呢？”　　“他妈的！”我捶了一下桌子。碗和筷子跳得很高。我又捶了一下，它们跳得更高。“他妈的！”我要再捶桌子的时候，老胡把我拉住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身边，捉住我的手。我说：“老胡你小心别摔跤。”老胡说：“我会小心，我会小心。”我说：“你放开我的手，扶住我的肩膀。”老胡笑道：“还是你扶着我吧，要不我会摔跤的。”老胡真没用，这点酒就不行了，抓我的手抓得那么紧，我说：“老胡你松开我的手，我要捶桌子，我很生气。”老胡说：“好吧，你再捶一下，捶了我们就走。”　　老板和端盘子的姑娘在一旁咧着嘴傻笑。我说你们笑什么笑！？老胡说老板别见怪啊。老板说不见怪不见怪。老胡说那我们走啦。老板说不坐啦，那你走好呀。我说老胡你走不走？你真哆嗦！　　街上的一切都在歪斜，楼房、树木、车辆和人群都是怪怪的，都跟老胡一样脚下无根站立不稳。灯柱子也是那样。灯光紫莹莹的。老胡的脸膛发黑。左边好像是一个公园，黑黑的，比老胡的脸还黑。街狭窄起来，两边店面的门脸都很矮，里面的灯光像血水，殷红殷红的。歪斜着的门脸里都有一些女人，她们也是红红的，脸是红红的胸脯是红红的，大腿也是红红的。她们把大腿放在门口，把红脸朝着我们笑。她们的红脸和大腿都忽远忽近，像荡秋千似的。她们说老板呐洗脚吧？老板呐洗头吧？老板呐按摩吧？老板呐……我觉得她们像鸡叫。我说鸡窝。老胡也说，鸡窝。　　我们继续走着，走过了好多歪歪斜斜的街，走过了广场，走过了民德路中山路。老胡说我们不回去吗？我说不回去。老胡说那我们去哪儿呢？我说去找余小惠。老胡说明天吧，你明天去找余小惠，今天你先回去洗个澡。我说我不洗澡，我要找余小惠，我要跟她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她你知不知道？老胡的鼻孔嗤嗤地响着，说你身上的味道多重？不洗澡怎么行呢？你闻闻你的头发，你闻到了吗？我说闻到了。老胡说臭吗？我说不臭。老胡说可是人家余小惠会觉得臭，人家会说呀，徐阳怎么这么臭呀。我说不会，你胡说，她喜欢我，她不会嫌我臭。　　老胡嗄嗄地笑了起来。他的黑色的脸一笑就变了形，像所有的东西一样，歪的。　　我说：“我想她。我想搞她，我还想揍她未婚夫。”　　老胡说：“想她就想她，别胡说。我也知道你想她。我们这不是找她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这儿？我们是不是到了？”　　我看见了那个大门。两根砖柱歪得像要倒似的。我说：“到了。”　　老胡真不懂亊，还跟着我。他走不稳。他扶着我走。我说老胡你回去吧，你走不稳就打个的回去。老胡说不急。他还扶着我，弄得我晃来晃去，脚都虚了。砖柱后面的练功房里有老鼠吱吱吱的叫声。小巷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老胡叫我走慢点。他像一只破风箱那样喘着。他说你看着脚下。我说你都走不稳啦，你回去吧。他还是说不急。他怎么这么不懂事！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抱着我的腰。他怕摔跤。他简直是吊在我身上。他就这么一直吊着我走进了那栋破楼。楼里有灯。大概他们把坏灯泡换了。灯光黄黄的，光亮一丝一丝，老在飘动，像被风吹了似的。我看见老胡在出汗，满脸都是汗。我说老胡你走这么一点路就出这么多汗，呆会儿让余小惠拿毛巾给你擦一擦。老胡又笑起来，说老皮老脸的，别脏了人家的毛巾，我还是回去自己擦吧。我说就让她擦！老胡说好好好，让她擦。&nbsp&nbsp
&&&&“余小惠，”我对着余小惠的门说，“我是徐阳！”　　老胡说：“轻一些，轻一些。”　　“你怕什么？”我说，“余小惠你开门，我是徐阳啊！”　　老胡说：“别人都睡觉了，我们吵了别人就不好了，对吗？”　　我说：“对。”我又说，“余小惠……”老胡说：“再轻一些，再轻一些。”　　老胡皱着脸叫我再轻一些，他唆着嘴说，要不我来帮你叫吧，你越叫声音越大。我说你叫她不会开门，我叫她才会开门。老胡说要不还是明天再来吧，她已经睡了。我说她睡觉我还不知道？她不会睡得很死的，我一叫她就会醒的。老胡又笑，他说你又胡说什么呀？我不理他，继续叫着，一边叫一边敲门。老胡说你要把人都吵醒吗？我说谁让她不开门？她不开门我不要叫？　　后来有人骂我，很多人骂我，声音闷闷的，但是过道上却没有人，也没有哪扇门打开来了。他们这是躲在哪儿骂我呢？我听不清他们骂什么，我问老胡，老胡说人家说你是徐阳你了不起呀，你不就是刚刚游过街上过报纸吗？人家还说你叫魂，人家说人不在，你叫什么叫？我说他们骗我！我直着脖子喊，余小惠——！老胡说唉！我又喊，余小惠，我是徐阳！我不是流氓——！　　我闭着眼睛叫。我的耳朵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老胡在用力拽着我，同时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拽我的不只是老胡一个人，老胡没有这么多手。我睁开眼，看见了许多人。我还看见了武生陆东平和打鼓佬赵明。他们的脸都是歪的。他们的手都像藤条似地长在我身上。我被那些藤条吊起来了。我的脚悬空了，离开了地面，离开了余小惠的门。我说：“你们干吗？”　　我使劲喊：“余小惠！”　　我离她的门越来越远了。我看不见那扇门了。我在他们手上拼命地挣扎。一切都摇晃得很厉害，楼梯、灯光、人，人的影子，都摇晃得很厉害。“老胡，”我叫道，“你在那儿？你帮我把他们赶跑！”老胡说：“我在这儿。”　　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着的脸像鸡啄米似地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　　“就是胡说八道——！”我说。　　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　　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　　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　　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只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倒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　　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　　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地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真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这个司机我不认识。的士怎么老换司机呢？这个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　　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nbsp&nbsp
&&&&华夏出版社为熊正良出版的两本书：中篇小说集《我们卑微的灵魂》和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仿佛是为熊正良做了一次文学总结。&
&&&&读熊正良的小说，总让我想起家乡阴霾、湿冷的冬日。我的家乡在湖南，虽然别井离乡已有二十余年，但家乡冬季的记忆在我的心底是如此深刻，冬季的寒冷在潮湿气候的掩护下变成无数根细针，毫无挂碍地钻入你的骨髓，它让你感受到寒冷带来的疼痛。这么一种寒冷的疼痛感，也许只有在南方山水相依的地区才能体会到，奇怪的是，我在读熊正良的小说时，竟与这种久违了的疼痛感相遇。这不仅指整部小说传达的一种基本情绪，而且作者在小说中也直接描述过这种疼痛感：“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也许这是因为熊正良始终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我猜想他的骨髓也一定经受过寒冷的针剌，他对这种疼痛感才会有如此传神的描述。熊正良生活在江西，应该说，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湖南十分相似，人们常常将这两个地区合称为“湘赣”。正是这一缘故，我把熊正良小说看成是充满地域色彩的小说，而这种地域色彩不是用地貌风景、文化习俗作为颜料，而是靠地域的气候性特征涂抹出来的。&
&&&&气候造就了熊正良。那种寒冷的疼痛感既然深入骨髓，他的作品就透出阴沉而湿冷的氛围，灰蒙蒙的天空，湿漉漉的空气，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环境。他也总爱把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安置在雨季里发生。同时我还从小说的叙述中感觉到，一个作家在这种气候的磨砺下，他的品性会变得更为坚韧和冷峻，他宁肯接受寒冷的疼痛感，也不会采取回避的方式。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这种气候上的品性也决定了熊正良的写作姿态，这是一种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熊正良将普泛的人文关怀通过寒冷的疼痛感传达出来，这就不同于一般性的悲悯和同情。在类似《我们卑微的灵魂》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有一种触摸人物的质感，我觉得那不是作者在叙述，而是作者跟随在那些小人物的身边，眼看着他们不公的遭遇，作者慌不择词地在一旁大声呼喊。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传达了作者对这些“卑微的灵魂”的同情，而且也表现了作者的另一层愤懑：他觉得他的为卑微灵魂的呼喊是不会得到多少社会反应的，他为此而愤懑，这愤懑也培植出他的一种孤傲的神情。在他的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里，这种孤傲的神情更为强烈，因为在作者的眼里，普通民众的人生更为惨烈。&
&&&&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它以主人公徐阳的生活遭遇为主干，径直延伸下去，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枝蔓，这突出了主人公的命运悲剧。而熊正良在讲述这个命运悲剧时着力的正是弥漫在主人公内心的寒冷的疼痛感。当然，这种寒冷的疼痛感并非由气候造成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寒冷的疼痛感。我以为，这正是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人的精神依靠的是文明、尊严、平等、爱意等理念来抵御来自社会的严寒的。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社会人生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在这部小说中，熊正良将这些基本理念具体体现为人的“脸面”，这就是中国文化习俗中最为讲究的“面子”。小说从撕破主人公徐阳的脸面开始，我把这也看成是小说标题的寓意所在，为什么说“别看我的脸”，因为一个人的脸面被撕毁后，他在精神上永远要经受疼痛的折磨。&
&&&&但在目睹徐阳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作者的冷酷无情。他一次次为主人公安置了峰回路转的机会，却一次也不让主人公抓住机会，最终主人公跌落进幽深的窨井，像是被一个黑洞所吞没。为什么作者就不想自己笔下的人物获得拯救呢？显然，熊正良对于主人公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也许恰恰是作者本人能够切身体验到那种寒冷的疼痛感，他才不会对有疼痛感的人送一点廉价的同情，他明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承担。这似乎是熊正良写作姿态中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熊正良所取的写作姿态是向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齐。&
&&&&我以为，小说写得最为动人的人物是李晓梅。这位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有着一颗善良美丽的心。她以情感的温柔抚摸，缓解了徐阳深入骨髓的疼痛感，甚至可以说，她就是徐阳的灵魂拯救者，所以徐阳会在李晓梅面前感动得涕泪双流，他会发誓要为她画一幅《我的天堂》。如果不是后面意外地遇见那位被欠条愚弄过的女人，徐阳也许会一步步走进他心目中的天堂。但估计在熊正良看来，毁灭得越是彻底，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越大。也许从冲击力来说，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我还是要对熊正良有些微词，我感到他对于弥漫在下层人民中的卑微心理还是看得太重了些。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卑微的心理似乎永远没有解脱的希望，只会导致不断的沦落和毁灭。但我以为作家不应该如此悲观，特别是当他采取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时。这绝对不是提倡作家粉饰现实、描绘虚幻的假象。即使在现实中，我们也会有阳光照耀的时刻。我注意到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惟一出现阳光场景的是在主人公沦为乞丐，蜷缩在火车站又冷又饿时，他看到阳光从车站另一边照过来，想挪过去“让阳光照一照，驱散身上的寒气”，但他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在徐阳的现实生活中，享受一丝阳光的温暖，都成为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侈。熊正良尽管很吝啬地描写阳光，但他仍把阳光赋予了小说中最美丽的人物。“我甚至还能从她身上闻到了类似阳光的气息”，这是他在叙述徐阳与李晓梅情感交融时刻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在阴霾笼罩的严寒中都祈盼着阳光的升起。对于下层的弱势者来说，一缕阳光也许就会使他们增添从卑微中走出的勇气。那么，我们何不设法让阳光投射到笔下卑微人物的黑暗的精神世界呢？（贺绍俊）
&&&&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巳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的大街小巷，再加上南城晚报的照片和文章，她等于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而且游遍了南城，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她连身上长了几根毛都被别人看清了，她哪里还有脸呢？　　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未婚夫已经不再是未婚夫了，婚约已经解除了，他明白自己是个王八蛋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估计他也不用说什么，只要说一句算了吧，余小惠便无话可说。除了在心里骂我，往死里咒我，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只能尽尽地主之谊，把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神情沮丧的研究生送到火车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作为告别，转身便回家去了。　　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盘曲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巷子潮潮的，狭窄逼仄，两边都是年代久远的青砖高墙，门洞都是灰冥幽暗的，门条石上爬着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从一个这样的门洞里走进去，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哩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着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搂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　　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大约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巳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我，巳经是在南城晚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听见身后的声音说，姓徐，他姓徐呀……我觉得如芒在背。我匆匆地踏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往上跑。　　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大约是在文化系统的大会上。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余小惠。　　老余对她说：“这是小徐。”女人听了又朝我瞪一下眼，说：“小徐？是徐阳吧？”我点点头。她的脸一下子就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　　老余急忙张开两只手，像乐队指挥似地用力向下一压，压着喉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　　女人不服气，说：“你好脾气！他是谁？还小声点？！”　　老余说：“不好脾气怎么办？那你叫呀，你破开喉咙去叫，你让大家都听见！”　　女人白他一眼，气哼哼地把把脸扭到一边去。　　我像挨了耳光似的，脸上麻麻的。老余让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自己则坐在女人旁边的沙发上。我和他们的距离大约在两米到三米之间。我背后就是刚刚关上的门，右边是个鞋架子，看起来像是老余自己钉的，上面放着他们一家人的鞋。我看见余小惠的鞋也放在上面，接着我又看见了余小惠的衣服，那件大圆领花格春秋衫就挂在胖女人左边的衣帽架上。老余用下巴指指胖女人，对我说：“这是余小惠的妈妈。”　　我在小竹椅上欠欠腰，说：“伯母好。”　　余小惠妈妈扭扭脸说：“谁是你的伯母？”　　老余叹了一声：“唉！”　　我很尴尬，真想赶紧逃掉。我嗫嚅着说：“余小惠在家里吗？有些事我对不起他，我感到非常内疚，但当时我没有办法，我想向她当面解释一下。”　　余小惠妈妈说：“不在，她这两天在她舅舅家里。”她说话时下巴扭来扭去，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撒谎？事后知道她果然在撒谎，余小惠就在房间里，房门还开着，她妈妈只要往左瞥一眼，就能看见斜靠在床头上的余小惠。&nbsp&nbsp
&&&&她妈妈又说：“解释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解释什么？解释了就没事了？也怪我们小惠自己，怎么跟你这种人交往？”　　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　　我不知道老余什么意思，自然也想不出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他有一个办法，问我想不想听一听。我当然说想听。老余说：“那好，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一天的云都散了。”　　余小惠妈妈用力扭着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　　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发蒙。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瓦片上耀起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着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会是这样？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竟然会要我跟她打结婚证？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　　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　　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烧得更加利害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嘀嘀咕咕的，就像闹肚子似地，非常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流氓，是个无赖，只是事已至此，也就顾不了许多，只能先顾了脸面罢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胀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努力地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心思就转到余小惠身上去了。我的心思一到了余小惠身上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变得寡廉鲜耻起来，我暗想这个主意倒真是挺不错的，能跟余小惠结婚还有什么可说的？她的腿多好，她哪儿都好，她在床上简直能把人化掉。我甚至感到有一股躁热从腿胯间升腾起来。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厚着脸说，“我就怕她不同意，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那边房里有一阵响动，像是谁把一本书摔在了地板上。我便扭脸看着那个房门。他们两口子却跟没听见一样，老余朝我点点头，叹一口气，接着刚才的话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哎，”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余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　　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他怎么不想想，我才头一回来，怎么就说到新房呢？怎么就把我当一家人似的？如果他这一辈子都这样编戏的话，那真要漏洞百出。不过也真难为他，事情一急，难免顾此失彼。&nbsp&nbsp
&&&&后来余小惠告诉我，那天她就在房间里，她还往地上扔了一本杂志。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呢？她说她爸爸不准她出来，怕她骂我，反而会把事情弄僵。我说你怕你爸？余小惠无所谓地笑笑，“我会把他当回事？”我便问余小惠，那你同不同意呢？余小惠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我说：“这怎么不知道呢？”她马上就生气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你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知道个屁！”　　她到底还是把我痛骂了一顿。就在我从她家回来的当天晚上，她便冲到我那儿去了，用脚踢我那扇刚刚修补过的门，进门之后又用脚后跟猛地将门磕上。她说他妈的憋死我了。她把一只手撑在蝴蝶状的后臀上，另一只手指着我，一边骂一边在我面走来走去。她的腿绷在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里，走来走去的特别像一匹健壮的母马。她说他妈的你王八蛋，流氓！她一口一个他妈的，骂得又泼又野。－－你他妈的自己臭了还要搞臭我，还半夜跑到宿舍楼去，还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怕别人不知道是吧？想弄成既成事实是吧？好了，现在我跟你臭到一起去了，要嫁给你了！你得逞了！你以为你真得逞了？你知道你头上有几顶绿帽子吗？我告诉你，就是跟你结了婚，我还会叫你再当王八！叫你把王八当到底！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按理说一个戏曲花旦本应是程式化的，温婉而优雅的，但我理解一个愤怒的人。因为她总在走来走去，那种令人激动的震颤就在我眼前，就挂在我的睫毛上。我又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我伸出一条手臂，等她走过来便拦在她腰上，把她搂上了床。她并不管我的手在做什么，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在床上，她的心思似乎只在嘴上。她的嘴不停地骂着。她不管她的身体。我解她的纽扣她就让我解，我给她脱衣服她就让我脱。我推她的肩要她把背扭过来，她便顺从地把背扭过来，等我松开胸罩搭扣之后才扭回去。我解她牛仔裤时让她躺在床上，用手托着她的腰，她自已把腰抬起来，又伸直两条腿，使我脱得非常顺利。我们各做各的。我摩弄她的时候她还在骂我，但语气已经不连贯了，不断地被自己的喘息声打断，如同一个一边说话一边奔跑的人。我的手像一根鞭子似地驱赶着她，使她的喘息越来越急促，使她的身体像蛇一样扭起来了。她想拨开我的手，但自己的手却绵软无力。她似乎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她说你、你干……干什么呀，你……别、别动，人家，正在、在……骂、骂你呢！我说你骂吧。我用膝盖分开她的大腿，进入她滚烫的湿漉漉的深处，她浑身一挺，闭上眼睛，边喘边说，噢！你这个，流……氓！　　现在余小惠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老铁街，呆在她那个房间里。白天不去剧团，晚上也不跑场子唱歌。我去了她也不愿意出来，老余叫她，她才出来，见了我也是不冷不热，懒洋洋的。老余说你们今天去办结婚证吧。她皱皱眉头说：“急什么？改天吧，今天我不想动。”老余再说，她便把脸跌下来，转身就回房里去了。老余没办法，便对我说：“要不你先作些准备吧，铺的用的，该有的总是要有的，这事反正都说好了，就是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要紧的。”　　我去过几次，基本上都是这样，余小惠都是懒洋洋的，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电视，就是有一页没一页地翻一本娱乐杂志。我涎着脸跟她说话，她动不动就用白眼珠翻我，说，无聊。要不就冷冷地哼一声，把脸扭到一边去。她的爽快和热情都不见了，都从她身上溜走了。当然，我不怪她，我有什么资格怪她呢？　　她没到我那儿去过几次。我觉得在去不去我那儿的问题上她似乎很矛盾，她是想去又不想去，不想去又想去。有时候老余要她去她却偏不去。老余说你应该去，看看房子搞得怎么样啊，还要添些什么东西啊，也免得小徐一个人忙不过来。她说我去了他才忙不过来呢。老余大约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一片苦心，认为我和他女儿应该像一对恋人，大大方方地到处走一走，不但要去我那儿，还要去剧团，去商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在恋爱。但余小惠说，演戏给人看呀？我偏不去。&nbsp&nbsp
&&&&老余又生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不我们先订一个婚吧？办几桌订婚酒，把亲戚朋友都请来，把你们双方的领导同事也请来，吃一吃喝一喝，大家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是不是？谁还会说什么呢？人家还会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不会低看你们的，是不是？但余小惠又不同意，她说还是演戏。老余说我是为你们的名誉着想啊。余小惠说，演戏就能把名誉演好了？我不演。　　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巳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　　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两条大被子，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垫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作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理由在这桩婚事上讨价还价。　　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烈地跟我说她自已的事。显然她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徐文瑞有关。她嫁给徐文瑞不到一个月，徐文瑞就做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徐文瑞，也恨死了徐文瑞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孽种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份。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味来。虽然她和徐文瑞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　　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nbsp&nbsp
&&&&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nbsp&nbsp
&&&&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　　回家后便弯腰从床底下去抽那幅画。把画从联防办拿回来以后，我还是将它塞在了床底下。我抽出了一半便发愣，想想又把它塞了回去，并且将那几个刚买的盆子也踢进了床底下。盆子发出的声音比小铁架子车的吭啷声还响亮还空旷。　　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　　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一个人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