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了睾丸还能不能生小孩？影不影响性能力？
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捷克代表队挑出了一位励志人物当旗手——战胜了睾丸癌的羽毛球男单选手考卡尔。考卡尔不是第一位睾丸癌癌症运动员。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也曾患睾丸癌，他战胜病魔并创造了环法自行车七连冠的奇迹,。
睾丸是男性的性腺，负责制造并储存精子，也是雄性激素的主要来源。睾丸癌病人主要集中在20-35岁，这一人群正是生育和性生活的高峰期。而治疗睾丸癌往往要切除睾丸，这让患者闻之色变。所以在所有的
癌症病人中，除了能不能治好这一共同问题外，睾丸癌患者还有两个独特的问题：切了睾丸，还能不能生小孩子？影不影响性能力？
发病率很低，是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让男人们松一口气的是，睾丸癌的发病率很低。杭州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虞旗旗说，睾丸癌患者只占男性类癌症总数的1%。在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一年大概碰到一二例这样的病人。
今年4月，虞主任接诊过一位睾丸癌患者。是杭州人，40岁，经营一家小店。今年2月份，睾丸突然胀大，还伴随沉重感和疼痛感。病人很想不通，说没家族史，自己平时身体也不错，起居饮食也很注意，怎么会得睾丸癌？
睾丸癌的发病机理与代谢有关,。约40%的睾丸癌患者，由隐睾（单侧或双侧睾丸未降至阴囊）引起，这是生理原因,。另外，病毒感染也是发生睾丸癌的危险因素。
“他精神压力很大。我劝他，睾丸癌有精原细胞型和混合型两种，精原细胞型对化放疗非常敏感，治愈率很高。混合型因为还有其他生殖成分在，治愈率相对低一些。但总体说，睾丸癌是目前临床上治愈率最高的恶性实体肿瘤，即使已发生转移的睾丸癌患者，通过手术和联合放疗及化疗，也有很高的治愈机会。”
虞主任为男病人切除了一侧睾丸，病人住院四天后就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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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阿姆斯特朗-右侧睾丸被摘除的自行车之王
阿姆斯特朗何许人也？阿姆斯特朗是1971年出生的一个美国籍的自行车运动员，同时他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成功实现环法车赛七连冠的运动员（7月24日环法车赛上取得第七次冠军）。其实一个七连冠的美国运动员没什么稀奇的，可是稀奇就稀奇在此公竟然得过睾丸癌，并且切除治愈了！并且拖着这样的身体取得了七连冠！相信有很多人对“切除”的概念一直很迷惑不解，有可能有很多人直接就联想到了“中国宦官”。我曾经在新京报的“榨汁机专栏”里看到连岳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的题目似乎是“阿姆斯特朗，别走”，连先生称睾丸癌切除为“去势”，并且毫不客气的判断，进行了睾丸癌切除的人是现代太监，还称这类人很难有前途。可是我在看阿姆斯特朗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阿姆斯特朗手术后居然结了婚并且生有一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目前离婚后与摇滚音乐女王利尔·克罗在一起。正常情况下来说，太监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所以，我开始质疑连先生的武断。
为了让自己对这个概念清晰起来，于是我去查阅了“睾丸癌”的相关信息。在baidu和google打进“睾丸癌”进行搜寻的时候居然搜索到了“阿姆斯特朗”！看来阿姆斯特朗和睾丸癌的联系已经不是一般的深入人心了。
有一般的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癌”实际上是一种异常的病变的肿瘤（正常的肿瘤比如淋巴结），所谓的癌细胞扩散就是这种异常的肿瘤迅速蔓延到全身重要器官（心、肺等），以使重要器官衰竭甚至停止运作，这个时候人也就死亡。当然，除了肝癌（肝部的癌细胞的扩散程度太快），其他的癌症都可以通过药物或者化疗得到控制。我从搜索中得知，睾丸癌当然也是一种一般的癌症，所以，睾丸癌切除手术并不一定就会变成太监，最多就是没有生育能力，而我们知道的太监是完全丧失性功能的。所以，连先生的说法是有不公的。在此，我为阿姆斯特朗感到遗憾，居然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心里留下这样的印象。
日出生的阿姆斯特朗堪称运动天才，他身高1.80米，体重75公斤，外表和一般的运动员没有区别。然而，当我们把各种测试仪器放到这家伙身上后会发现，他的心脏比常人大1/3，每次向全身送出的血液比我们更澎湃，所以平时他的心脏只跳35下左右，在环法爬坡赛段时，他的心脏就像一个大水泵，使身体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此外，阿姆斯特朗身体内的脂肪只有体重的4%，这个比例与NBA当年的超人迈克尔·乔丹不相上下。
　也许人们不知道，阿姆斯特朗原来是个普普通通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后来才迷上了自行车运动。1992年阿姆斯特朗刚开始职业自行车生涯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当年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仅排名第14。
一次厄运改变了阿姆斯特朗的命运，他患了睾丸癌。那是在1996年10月，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大脑和内脏，他获得新生的几率为50%%，更别说职业运动生涯了。但阿姆斯特朗就像他后来在环法大赛上的表现一样，从来没有气馁过，癌症激发了他潜在的斗志。医生不得以切掉了阿姆斯特朗的一侧睾丸，然后他开始了长达12个星期的化疗和一年多的停赛休养。
阿姆斯特朗于1998年2月成为“正常人”，随后开始了他的环法疯狂……这里顺便提一句，手术后的阿姆斯特朗与妻子生了三个孩子。
自行车帝王阿姆斯特朗在1996年10月参加世界顶级公路赛时被诊断出患了睾丸癌。癌变扩散到了身体内，连医生对其康复都不抱希望。但在切掉一个睾丸之后，经过12个星期的化疗和一年多的停赛休养，阿姆斯特朗于1998年2月康复，并在其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被人们称为“环法英雄”“抗癌勇士”。
阿姆斯特朗还创造了另一个医学上的奇迹：一侧睾丸切除之后，还具有旺盛的传宗接代的生命力。他在1998年5月与现在的妻子巴巴拉喜结良缘，1999年他第一次夺得环法赛总冠军，那年10月，妻子生下他们的儿子鲁克。第二年，当阿姆斯特朗第二次夺得环法赛冠军时，妻子和一岁半的儿子在终点热烈地迎接他，今年7月29日，在环法赛终点线，阿姆斯特朗身怀六甲的妻子和他们两岁半的儿子再次迎接他，巴巴拉已经确诊今年12月份将产下一对孪生女孩，给第三次夺冠的阿姆斯特朗喜上加喜。据报道，阿姆斯特朗化疗之后，精子数量不足使妻子怀孕，他在医生的指导下，把精子收集起来并储藏好，儿子是靠现代医学手段诞生的，年底，阿姆斯特朗的一对孪生女孩诞生时，该也是现代医学的功劳。　　
1996年在切掉一个睾丸之后，阿姆斯特朗还经历了四个疗程的化疗，以杀死癌细胞。美国医学界当时都认为，经过四次化疗，阿姆斯特朗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虽然阿姆斯特朗化疗后，他的前妻克里斯汀产下三个孩子：儿子卢克、双胞胎女儿罗斯和格雷斯。但三个孩子是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使用手术前冷冻的精子怀上的。
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Armstrong）名字中的后六个字母，直译成汉语就是“强”的意思。阿姆斯特朗的强并不仅仅体现在他实现了环法七次夺冠的伟业，更在于他的伟业是在睾丸癌手术后完成的。所以，当阿姆斯特朗2005年宣布退役时，西方很多媒体都用了同一个标题：《一个睾丸，七个冠军》。
1996年，阿姆斯特朗因患睾丸癌而被切除了一个睾丸。当时，医生说他只有50％的生存机会，因为癌细胞一度侵袭到他的肺部和大脑。可是刚刚接受完手术的阿姆斯特朗，却表示在完全康复之后要去冲击环法冠军。有人对此嘲讽道：“他干脆骑自行车登月球好了，这都比他如今的‘梦想’好实现一些。”说这些话的人当然是想起了在1969年登上月球的那个名叫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美国人。
的确，从年征战环法大赛的七个年头中，每年都要在高温下骑行23天，总距离达3000多公里……试想，一个曾经患有癌症的人要承受怎样的煎熬才能够连续七次登上最终的领奖台？
可是阿姆斯特朗做到了，尽管他把在环法大赛的每一天里都比作在地狱中穿行但他还是在以车手的勇气和毅力著称的环法大赛中成为体力、毅力和智力“3合1”的最佳代表，这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或许就是阿姆斯特朗的魅力所在。
只有在环法大赛这样“缓慢而几乎无止境”的煎熬中，阿姆斯特朗所代表的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的诠释，这种精神就是坦然地面对苦难与不幸，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的轨迹。
阿姆斯特朗甚至已经想好了他自己的墓志铭：“我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孩子，我学会了快速骑车，我战胜过致命的癌症，我赢得过世界上最艰难的自行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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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公开课记者 张姝 本报讯 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捷克代表队挑出了一位励志人物当旗手——战胜了睾丸癌的羽毛球男单选手考卡尔。考卡尔不是第一位睾丸癌癌症运动员。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也曾患睾丸癌，他战胜病魔并创造了环法自行车七连冠的奇迹。睾丸是男性的性腺，负责制造并储存精子，也是雄性激素的主要来源。睾丸癌病人主要集中在20-35岁，这一人群正是生育和性生活的高峰期。而治疗睾丸癌往往要切除睾丸，这让患者闻之色变。所以在所有的癌症病人中，除了能不能治好这一共同问题外，睾丸癌患者还有两个独特的问题：切了睾丸，还能不能生小孩子？影不影响性能力？发病率很低，是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让男人们松一口气的是，睾丸癌的发病率很低。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虞旗旗说，睾丸癌患者只占男性类癌症总数的1%。在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一年大概碰到一二例这样的病人。今年4月，虞主任接诊过一位睾丸癌患者。是杭州人，40岁，经营一家小店。今年2月份，睾丸突然胀大，还伴随沉重感和疼痛感。病人很想不通，说没家族史，自己平时身体也不错，起居饮食也很注意，怎么会得睾丸癌？睾丸癌的发病机理与代谢有关。约40%的睾丸癌患者，由隐睾（单侧或双侧睾丸未降至阴囊）引起，这是生理原因。另外，病毒感染也是发生睾丸癌的危险因素。“他精神压力很大。我劝他，睾丸癌有精原细胞型和混合型两种，精原细胞型对化放疗非常敏感，治愈率很高。混合型因为还有其他生殖成分在，治愈率相对低一些。但总体说，睾丸癌是目前临床上治愈率最高的恶性实体肿瘤，即使已发生转移的睾丸癌患者，通过手术和联合放疗及化疗，也有很高的治愈机会。”虞主任为男病人切除了一侧睾丸，病人住院四天后就出院了。切除一侧睾丸，不会影响生育和性生活两个睾丸都切除的少之又少虞主任说，他接诊过的睾丸癌病人中，以20-35岁的年轻人最多。而性能力和生育能力，往往是病人们最关心的。睾丸癌一般只影响一侧睾丸。从临床上看，只切除一侧睾丸对性欲影响不大，也照样可以生宝宝。比如，美国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特朗切除了一侧睾丸后，经过长时间化疗后仍然有生育能力，他的女友通过“自然方式”怀孕了，孩子也健康出生。虞主任上面提到的那个40岁患者，最后来随访，说身体恢复得不错，性生活也满意，准备要孩子了。临床上，两侧睾丸都需要切除的病例少之又少，虞主任说，他工作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两侧都发病的病人。睾丸负责制造并储存精子，也是雄性激素的主要来源。所以如果两个睾丸都切除，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切除后，一般需要补充雄性激素，否则一些男性特征会慢慢消失，比如胡子会脱落。补充雄性激素，也可以解决性欲减退问题，照常获得满意的性生活。睾丸突然肿胀变大或疼痛要警惕 尽管睾丸癌发病率低，可一旦中招，给男人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是巨大的。如何早期发现睾丸癌？虞主任说，最重要的的是，定期自检睾丸。男人从青春期后，建议每个月，洗澡后定期自检睾丸大小、形状以及“摸上去的感觉”，捕捉变化。睾丸癌病情进展蛮快的，往往两三个月内可发现睾丸有肿块、肿大、睾丸硬度异常、睾丸或阴囊的疼痛或不适，或阴囊有下坠的秤砣感，出现这些不良信号要及时就医，排查睾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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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艳阳下》——从癌症患者到环法冠军，阿姆斯特朗的传奇收藏
母亲 1971 年9 月18 日，17 岁的琳达•沃淋生下了兰思。兰思的生身父亲在兰思出生之后没多久便离开了他们母子二人。过了几年，琳达在美国得州普拉诺市又为兰思重新找了个父亲。 此后，兰思便随了继父的姓。不过没过多久，琳达与第二个男人的婚姻再次破裂。 兰思•阿姆斯特朗回忆说：“我很小的时候，还能同继父得来；开始懂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他，我随他的姓只是因为他收养了我。” 长期以来，母亲琳达一直与阿姆斯特朗住在一起。阿姆斯特朗接触的第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是游泳。后来，他又参加过“铁人三项”的训练。不过，无论阿姆斯特朗从事哪项运动， 母亲总是他的司机、裁缝、护士和伙伴。母爱给了阿姆斯特朗巨大的精神动力。母亲总是谆谆教导他：“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再向前走一步，咬紧牙关挺过来。”有一次，当阿姆斯特朗要参加全美“铁人三项”锦标赛时，由于找不到赞助商，于是，他就请人在自己的比赛服上印了“我爱妈妈”的字样。 在“铁人三项”的训练中，阿姆斯特朗逐渐发现自己很有自行车运动的天赋。于是，他便转而专攻自行车项目，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2 年，当阿姆斯特朗20 岁的时候，他与摩托罗拉车队签署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 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琳达在家中经常从各种渠道收集关于环法自行车赛的消息。 每天，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有关比赛的最新消息。琳达近日说：“有的时候，我们母子俩就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会同时拿起电视给对方拨电话。我没办法解释这种现象，我只是想让儿子知道，母亲始终与他在一起，我与他的精神同在。” 癌症 1996 年，阿姆斯特朗参加完当年的欧洲赛事之后，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在听完一场音乐会之后，他感到视线模糊，头很痛，一只睾丸也感到痛疼。后来，他发展到每一次咳嗽的时候都会吐出鲜血。当年10 月2 日，他来到印第安纳州立医院泌尿科进行检查时被告知， 他已经患上了癌症，而且是一种扩散速度很快的肿瘤。 经过更加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X 光透视发现，阿姆斯特朗的肺部有11 块囊肿，脑部细胞有两块缺损。前职业车手保尔•谢尔文在阿姆斯特朗病重时曾到医院探视过他。保尔事后回忆说：“外科手术医生当时告诉我，阿姆斯特朗只有20％到50％的恢复希望。” 不久，阿姆斯特朗接受了一只睾丸的切除手术以及脑部和肺部的手术。切除了肿瘤之后， 阿姆斯特朗又进行了四个疗程的放射性治疗，这是这种癌症所能承受的化疗次数的上限。治疗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此后，肿瘤医学专家告诉阿姆斯特朗，他的身体有可能恢复到入院前的95％。 1998 年1 月，在被确诊为癌症的17 个月之后，阿姆斯特朗重返自行车赛道，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他在参加巴黎到尼斯的自行车比赛时，因身体原因中途退出了比赛。 返回美国之后，阿姆斯特朗把自己的自行车扔进了车库。当时，他的母亲琳达、教练卡米切尔以及队友鲍伯对他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使他重新回到了训练场。 1998 年7 月份，阿姆斯特朗重返欧洲赛场，并在环卢森堡自行车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此后，他又在环西班牙自行车比赛以及世界自行车公路锦标赛中获得了两个第四名。尽管如此，环法自行车赛从来都是阿姆斯特朗的“伤心之地”，因为他曾经先后三次中途退出过比赛。不过，在今年的环法大赛之前，阿姆斯特朗的队友曾开玩笑地说：“癌症治愈之后，阿姆斯特朗瘦得只剩下骨头和肌肉，他的体重减轻如此之多，一定会骑得更快”。
药物 自从阿姆斯特朗在本届比赛中成绩领先穿上黄色领骑衫之后，有关他服用禁药的传言就没有中断过。 但是，每站比赛后药检的科学数据却显示：在阿姆斯特朗的尿样中，只含有十亿分之零点二的合成类固醇。而根据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公布的药检规定，只有当车手的尿样中含有十亿分之十以上合成类固醇的时候，才能断定该车手服用了违禁药物。 愤怒 在本届环法大赛中，面对报界的种种指责，阿姆斯特朗愤怒地说：“人们都说，压力能使人患上癌症，依我看，参加环法赛更甚之！穿上黄色领骑衫更更甚之！” 阿姆斯特朗还解释说：“从身体上说，我并未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天赋，但我拥有对胜利的极度渴望。当我骑上车子开始比赛的时候，我就会由心底产生一种愤怒，我会大声尖叫长达5 秒钟，我会在车上像疯子一样摆动，以驱使自行车向前行驶。我的眼珠会凸起，我的心跳会达到每分钟200 下。” 阿姆斯特朗过去的队友、英国人耶茨说：“阿姆斯特朗是一个物理学上的奇迹，这家伙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杠铃，他的肌肉结实极了，他生来就具备良好的素质，而且他还具有极大的耐心。我早就说过，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的。” 阿姆斯特朗职业生涯介绍 阿姆斯特朗1992 年开始职业自行车生涯，1999 年世界排名第七，并于当年代表美国的邮政车队获得环法大赛的车手总成绩冠军。之后直到2003 年，他又连续五次夺冠，平了西班牙车手安杜兰等创造的环法五连冠的纪录。2004 年，阿姆斯特朗再次夺得环法车手总冠军，成为环法历史上首位连续六次夺冠的车手。2005 年，阿姆斯特朗第10 次参加环法大赛， 从第四赛段就穿上了黄色领骑衫，为连续第七次夺取车手总冠军奠定了基础。7 月24 日， 阿姆斯特朗成功实现环法车手七连冠，再次创造了环法历史上的奇迹。 阿姆斯特朗在1996 年10 月参加世界顶级公路赛时被诊断出患了睾丸癌。癌变扩散到了身体内，连医生对其康复都不抱希望。但经过12 个星期的化疗和一年多的停赛休养，阿姆斯特朗于1998 年2 月康复，并在其后创造了环法大赛七连冠的奇迹，被人们称为“环法英雄”。以下是阿姆斯特朗职业经历： 1971 年9 月18 日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由母亲琳达抚养大。 1989 年首次参加世界青年自行车锦标赛； 1991 年成为全美业余冠军； 1992 年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在公路自行车赛排名第14，之后转为职业车手； 1993 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并赢得一个赛段冠军；当年三次夺得美国国内赛事冠军， 并赢得挪威世锦赛的冠军； 1995 年赢得环法的18 赛段冠军，并将其献给在比赛中遭遇车祸身亡的队友卡萨特利。 同年赢得圣塞巴斯蒂安精英赛冠军； 1996 年赢得弗兰切-沃伦赛冠军，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公路赛第12 名和个人计时赛的第六名。同年签约法国科菲迪斯车队，当年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并被下结论为仅有50%的存活希望，之后接受了手术和化疗。 1997 年宣布癌症病愈，离开科菲迪斯车队加盟美国邮政车队； 1998 年获得环卢森堡自行车赛冠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四名，荷兰世锦赛个人计时赛和公路赛第四名； 1999 年首次夺得环法车手总冠军，其中四次问鼎赛段冠军； 2000 年击败包括前冠军乌尔里希和潘塔尼在内的众多高手，蝉联环法车手总冠军，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个人计时赛的铜牌； 2001 年成为环法88 年历史上第五个三连冠以上的车手总冠军，前四人分别是路易森- 伯贝特(1953-55)、安奎特尔(1961-64)、埃迪-莫克斯(1969-72)和安杜兰(1991-95) 2002 年环法四连冠，赢得四次赛段冠军并且自第11 赛段穿上黄色领骑衫后保持到最终夺冠； 2003 年荣膺劳伦斯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自第八赛段开始穿上环法黄色领骑衫并最终实现五连冠，同年与妻子分居； 2004 年开始与歌手谢莉-克劳交往，并且在第15 赛段夺得黄色领骑衫后一直保持到终点、创纪录得赢得环法六连冠； 2005 年三月参加巴黎-尼斯自行车赛但在四个赛段后就退出，4 月18 日宣布将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后退役。7 月24 日夺得史无前例的环法七冠王。
1　癌症确诊前后　BEFORE AND AFTER 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背上要披着美国国旗，头盔上要配上德克萨斯之星，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我要在我那生育能力旺盛的妻子和我的10个孩子的掌声中最后一次冲过终点线，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我不需要慢慢离开这世界。我做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快字，哪怕是呼吸。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快节奏：吃得快，睡得快。每当我妻子克里斯汀开车时我就要急得发疯，因为她只要一看到黄灯就会停车，而我则在一旁坐立不安。 “求你了，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对她说。 “兰斯，”她说，“你应该娶一个男人。” 我这一生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的。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偏僻道路，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幻想自己过早离开人世，那也一定是某个牧场主开着他的4缸“道奇”车将我一头撞进沟里。相信我的话，这种事会发生。自行车运动员时刻都在与开大卡车的那些人较量。究竟有多少汽车在多少个国家撞过我多少次，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学会了自己拆线：你只需要一把指甲剪，外加坚强的胃。 如果你能看到我赛车服下的身体，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手臂上有纵横交错的疤痕，大腿上下到处都是斑驳的伤疤，而我还得将大腿上的汗毛剃光。也许那些卡车司机就是为了这个才总想压死我――他们看到我这个像女人的笨男孩后，决定不刹车。但是赛车手必须将身上的汗毛剃掉，因为一旦有碎石头钻进你的皮肤，如果没有汗毛的话，清洗伤口和打绷带都要容易得多。 1分钟前你还在公路上骑着车，1分钟后，“砰”，你脸朝下摔在了尘土中。一股热浪向你袭来，你口腔的上腭品尝到了干燥、充满汽油味的废气。你惟一能做的只有冲着消失在远方的汽车尾灯挥舞拳头。 癌症就像这样。那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下了公路一样，我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前胸心脏上方有块隆起的伤疤，那就是插导管的地方。一条手术刀疤从右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大腿根，医生们就是从那里切除了我的睾丸。但真正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头盖骨上的两块深深的半月形伤痕，仿佛我的脑袋被马踢过两次――这此就是脑手术留下的。 25岁那年，我得了睾丸癌，差一点死了。我生存的机会不到40%，而且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大夫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我知道，死不是一个大家愿意提及的话题，癌症、脑手术、腰下的那个玩意儿也都不是。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本来就不是人们喜欢的话题，我只想说出真相。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兰斯•阿姆斯特朗如何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成了大家的榜样，如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这项长达2290英里的公路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单项运动。大家想知道我的信念、我不为大家所知的一机面，我那奇迹般的复出，以及我如何与像格雷格•勒芒、米盖尔•安杜兰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样永载史册。大家想听我叙述如何骑上诗情画意般的阿尔卑斯山，如何勇敢地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其中的感受。但环法大赛只是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难启齿，听别人谈及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得请大家把英雄和奇迹之类的念头放到一边，因为我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不是迪斯尼，也不是好莱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看到报上说我“风驰电掣般地”越过法国的高山峻岭，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风驰电掣般地”骑上一座山丘。你慢慢地、痛苦地挣扎到山顶，如果你非常卖力，也许你能赶在别人之前先到达山顶。 癌症也是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便会做出一切努力来对付它，可他们仍然会死。这就是你学到的真理。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显得无实紧要，显得微不足道。
1　癌症确诊前后　BEFORE AND AFTER 我想活到100岁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背上要披着美国国旗，头盔上要配上德克萨斯之星，还要骑着自行车、以每小时75英里的速度大声喊叫着从高山上冲下来。我要在我那生育能力旺盛的妻子和我的10个孩子的掌声中最后一次冲过终点线，然后再躺在法国那些闻名全球的向日葵地里，潇洒地离开这世界，与我曾经被断言令人心酸的英年早逝正好相反。 我不需要慢慢离开这世界。我做任何事都讲究一个快字，哪怕是呼吸。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快节奏：吃得快，睡得快。每当我妻子克里斯汀开车时我就要急得发疯，因为她只要一看到黄灯就会停车，而我则在一旁坐立不安。 “求你了，别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对她说。 “兰斯，”她说，“你应该娶一个男人。” 我这一生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的。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偏僻道路，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幻想自己过早离开人世，那也一定是某个牧场主开着他的4缸“道奇”车将我一头撞进沟里。相信我的话，这种事会发生。自行车运动员时刻都在与开大卡车的那些人较量。究竟有多少汽车在多少个国家撞过我多少次，我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学会了自己拆线：你只需要一把指甲剪，外加坚强的胃。 如果你能看到我赛车服下的身体，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手臂上有纵横交错的疤痕，大腿上下到处都是斑驳的伤疤，而我还得将大腿上的汗毛剃光。也许那些卡车司机就是为了这个才总想压死我――他们看到我这个像女人的笨男孩后，决定不刹车。但是赛车手必须将身上的汗毛剃掉，因为一旦有碎石头钻进你的皮肤，如果没有汗毛的话，清洗伤口和打绷带都要容易得多。 1分钟前你还在公路上骑着车，1分钟后，“砰”，你脸朝下摔在了尘土中。一股热浪向你袭来，你口腔的上腭品尝到了干燥、充满汽油味的废气。你惟一能做的只有冲着消失在远方的汽车尾灯挥舞拳头。 癌症就像这样。那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下了公路一样，我身上的伤疤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前胸心脏上方有块隆起的伤疤，那就是插导管的地方。一条手术刀疤从右腹股沟一直延伸到大腿根，医生们就是从那里切除了我的睾丸。但真正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头盖骨上的两块深深的半月形伤痕，仿佛我的脑袋被马踢过两次――这此就是脑手术留下的。 25岁那年，我得了睾丸癌，差一点死了。我生存的机会不到40%，而且坦率地说，我的一些大夫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我知道，死不是一个大家愿意提及的话题，癌症、脑手术、腰下的那个玩意儿也都不是。但是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本来就不是人们喜欢的话题，我只想说出真相。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兰斯•阿姆斯特朗如何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如何成了大家的榜样，如何赢得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这项长达2290英里的公路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单项运动。大家想知道我的信念、我不为大家所知的一机面，我那奇迹般的复出，以及我如何与像格雷格•勒芒、米盖尔•安杜兰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样永载史册。大家想听我叙述如何骑上诗情画意般的阿尔卑斯山，如何勇敢地征服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其中的感受。但环法大赛只是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书中的一些内容很难启齿，听别人谈及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得请大家把英雄和奇迹之类的念头放到一边，因为我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不是迪斯尼，也不是好莱坞。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看到报上说我“风驰电掣般地”越过法国的高山峻岭，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风驰电掣般地”骑上一座山丘。你慢慢地、痛苦地挣扎到山顶，如果你非常卖力，也许你能赶在别人之前先到达山顶。 癌症也是这样。身强体壮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便会做出一切努力来对付它，可他们仍然会死。这就是你学到的真理。人总是要死的。只要你明白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显得无实紧要，显得微不足道。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只能猜测。我体格坚强，我的职业教会了我与任何艰难险阻相抗争。我喜欢高的训练，也喜欢高强度的比赛。这虽然对我有些帮助，虽然至少能给我一个好的开端，但这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我情不自禁地深得，我战胜癌症只是碰上了好运气。 我16岁时曾被邀请到达拉斯的库伯医院接受一个测试。这是个著名的研究机构，也是健身运动**的发源地。那里的一位大夫测量了我的肺活量，也就是测量我能吸入并使用多少氧气。他说我的测试结果至今仍是他们所测量到的最高的。而且，我产生的乳酸比大多数人少。乳酸是你的身体在你精疲力竭时产生的化学物质――也就是让你肺部难受、双腿酸痛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能比大多数人承受更多身体上的劳累，而且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容易感到疲倦。我猜想是这帮助我活了下来。我很幸运――我天生就有超过常人的肺活量，可尽管如此，我许多时候仍然处在无可奈何、让人不舒服的雾团中。 我的疾病让我很丢面子，让我沉思，也迫使我用毫不留情的眼光来回顾我的一生。其中有一些令人羞愧的片断：不光彩的事件，未完成的任务，软弱，后悔。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要做哪一个我？”我发现我还需要学很多东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不是在说笑话。现在有两个兰斯•阿姆斯特朗，癌症前的阿姆斯特朗和癌症后的阿姆斯特朗。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癌症如何改变了你？”可真正的问题是癌症如何没有改变我。我日离开家时是一个人，回到家时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之前，我是世界级的运动员，河滨有大套别墅，门前有辆宝时捷，银行里有存款。我是世界上顶尖级的赛车手之一，事业如日中天。可我回到家时可以说完全换了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的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得到的是第二次生命。就连我的身体也与以前不同，因为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我原来锻炼出来的那些肌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等我病愈之后，那些肌肉也没有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真相是癌症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癌症，但癌症确实给我带来了奇迹，因此我不想离它而去。我为什么要改变我生活中最重要、影响了我一生的事件呢？哪怕仅仅是一天？ 人总是会死的。这个事实太令人沮丧，因此我很多时候根本不愿意提到“死”。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全都躺在原地，结束生命？但另外还有一个真理。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这是一个同样重要、针锋相对的真理。人要生活，而且要活得非常杰出。我得病的时候，在一天中看到的真、善、美比我在一次自行车大赛中看到的还要多得多――而且这些都是人情的真实流露，不是什么奇迹。我遇到了一个身穿破烂圆领衫的人，却发现他原来是位杰出的外科大夫。我与一位名叫拉•特蕾丝的护士成了朋友，尽管她疲惫不堪、工作过重。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这种关怀只能来自人类最崇高的博爱之心。我看到过没有眼睫毛或没有眉毛的孩子，他们的毛发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但他们仍然像安杜兰那样决不放弃。 我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明白。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　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9　　月18日，我庆祝了我的25岁生目。几天后，我邀请了一屋子的朋友在吉米•巴菲特音乐会开始前在我家搞个聚会。我们租了台玛格丽塔鸡尾酒调和机。我母亲琳达从帕拉诺赶了过来，那天晚上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对我母亲说，“我是世界是最幸福的人。”我热爱我的生活。我正在与一位名叫丽莎•谢尔兹的德州大学美丽的女大学生约会。我刚刚与著名的法国赛车队科菲蒂斯签下一份新的两年合同，金额达到了250万美元。我有座新的豪宅，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建造起来的，而且房屋结构和内部装修的一切细节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是座地中海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奥斯丁湖畔，巨大的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游泳池和露台；露台一直延伸到码头，那里停靠着我的滑水板和摩托艇。 那天晚上，只有一件事破坏了大家的情结；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我的头痛了起来，开始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的脑袋。我服了几片阿斯匹林，但是没有用，而且疼痛反而变得更加厉害。 我　　服用了布洛芬，而且一连吞进去闻4片，可是头痛却开始向其他地方扩散。我认为那一定是因为喝多了玛格丽塔鸡尾酒，而且暗暗决定以后永远不再喝玛格丽塔了。我的朋友兼代理律师比尔•斯泰普顿向他妻子劳拉要了一些治偏头痛的药片，因为劳拉的手提包里有一瓶。我服了3片，可那也不管用。 到这时，它已经变成了你在电影里所见到的那种头痛――那种让你大腿发软、双手捂着头、脑袋要炸裂的疼痛。 最后，我起身回了家。我关掉所有电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疼痛一刻也没有减轻，但我已经被它折磨得精疲力竭了，借助家里的龙舌兰酒，我终于睡着了。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头痛消失了。当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忙着准备咖啡时，我发现自己的视觉有些模糊不清。我一定是老了，我想，也许需要戴眼镜了。
凡事我都能找到借口。 几天后，我正在起居室里给比尔•斯泰普顿打电话，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我喉咙一阵发痒，口腔后部有一种微微带点咸味的金属般的腥味。“你等一下，”我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我冲进了卫生间，对着洗脸池将那玩意儿咳了出来。 一口鲜血溅到洗脸池中。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它。我又咳了起来，结果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我不敢相信那么多鲜血和血块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 我吓得赶紧回到起居室，抓起电话。“比尔，我必须过会儿再给你电话。”我说。我挂上电话后，立刻拨通了我的邻居里克•帕克大夫。里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奥斯丁的私人医生，就住在我的山脚下。 “你能不能来一下？”我说，“我咳出血来了。” 里克朝我这里赶来时，我回到了卫生间，望着洗脸池里的血迹。突然，我打开了水龙头。我要把它冲洗干净。我有时做事根本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不想让里克看到那血迹。我不能让它留下痕迹。因为它让我感到难堪。 里克赶来了，检查了我的鼻子和口腔。他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我的喉咙，然后要看看那些血。我让他看了洗脸池里剩下的那一点。“哦，上帝啊，”我心中想，“我不能告诉他我咳出了多少血，那太恶心了。”洗脸池里剩下的血并不多。 里克已经习惯了听我抱怨鼻窦和过敏。奥斯丁有许多豚草和花粉，但无论我过敏得多么难受，我都不能服用药物，因为自行车运动有严格的违禁**规定。我只好忍着。 “有可能是鼻窦出血，”里克说，“也有可能是鼻窦开裂了。” “太好了，”我说，“所以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松了口气，一听人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急不可待地接受了这一廉洁，并且随它去了。里克关上手电筒，出门时请我下星期与他和他妻子珍妮一起吃晚饭。 几天后的晚上，我骑着小轮摩托下山去了帕克家。我对电动玩具非常着迷，而小轮摩托则是我的心爱。可是那天晚上，我的右睾丸痛得我根本无法坐在小摩托上。我在饭桌上也极不舒服。我只能正襟危坐，不敢动弹，因为那实在是太痛了。 我真想把我的感觉告诉里克，可我太爱面子。那实在不是在饭桌上提起的话题，而且我已经为流血的事麻烦过他一次了。我想，他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太喜欢小题大做。我默默忍受着。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睾丸已经恐怖地肿胀到了橙子那么大。我穿上衣服，从车库的架子上取下自行车，开始像往常一样骑着练习，但是我发现自己甚至都无法坐到座凳上。我一路上只好轮流站在两只踏板上骑车。等我午后刚过回到家时，我无可奈何地重新拨通了帕克家的电话。 “里克，我的睾丸有点不对劲，”我说，“现在肿得非常大，我一路上只好站着骑车。” 里克严厉地说，“你需要立刻做检查。” 他不容我分说，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安排我去见一位专科大夫。我们挂了电话后，他拨通了奥斯丁著名的泌尿科大夫吉姆•里维斯。里维斯一听完里克对我病症的描述，便说我必须立刻去见他，他会给我留出预诊时间。里克告诉我，说里维斯怀疑我只是扭伤了睾丸，但我必须去检查一下。如果我对此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失去睾丸。 我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一把抓起钥匙，上了我的宝时捷。说来也好笑，我居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卡叽布裤子，一件绿色衬衣。里维斯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靠近德州大学校园，一栋不起眼的砖砌咖啡色医学大楼。 我到那里后才发现里维斯原来年纪较大，浑厚深沉的声音像是从井底冒出来的，而且像所有大夫一样处事不乱――尽管他给我检查时所看到的情况让他深感惊讶。 我的睾丸已经肿胀到了平常的3倍，不仅很硬，而且一碰就痛。里维斯做了一些记录，然后说，“这看上去有些可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安排你去街对面做个超声波检查。”
我重新穿好衣服，走到我的汽车旁。检查室就在街对面另一栋官方机构状的咖啡色砖结构大楼里。我决定开车过去。大楼里有一排小办公室和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复杂的医疗设备。我又躺到了一张床上等待检查。 一位女技术员走了进来，拿着超声波设备走到我跟前。那仪器有些像神话中的魔杖，可以把图像送到显示器上。我估计只要几分钟就能离开那里。只是一个常规检查，好让大夫们放心。 1个小时过去了，我还躺在床上。 技术员好像在检查我身上的每一寸。我躺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尽是不去想它。为什么要这么久？她发现了什么吗？ 她终于放下了扫描笔，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等一下，”我说，“嗨！” 我想，这不应该是例行检查吗？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而且带进来我早些时候在办公室看到的一位男士。他就是放射科主任。他拿起扫描笔，开始亲自检查我身上的每块地方。我默默地躺在那里，他检查了大约15分钟。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好了，你可以穿上衣服出来了。”他说。 我赶紧穿好衣服，在过道里拦住了他。 “我们得给你做个胸透。”他说。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为什么？”我问。 “里维斯大夫要求的，”他说。 他们为什么要看我的胸部？那里又不育。我走进另一间检查室，重新脱掉衣服，另一位操作员给我做了胸透。 我现在开始生气了，而且感到害怕。我重新穿好衣服，大步走向主办公室。我在过道里看到了放射科主任。 “嗨，”我拦住他说，“究竟怎么回事？这有点不正常。” “里维斯大夫会和你谈的。”他说。 “不行。我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 “嘿，我不想得罪里维斯大夫，不过看样子他在为某个与癌症相关的病因检查你。” 我惊呆了。 “哦，混蛋。”我说。 “你把透视结果带给里维斯大夫，他在办公室里等你呢。” 我的胃有种冰凉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里克的电话。 “里克，这里有些不对劲，他们在隐瞒什么事。” “兰斯，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愿意陪你一起去见里维斯大夫。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我说，“好吧。” 我在放射科办公室等他们把胸片准备好。放射科主任终于走了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他告诉我，里维斯大夫在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瞪着那信封。我意识到，我的胸部就在里面。 情况不妙。我上了车，又低头瞟了一眼装着我胸片的信封。里维斯的办公室就在200码外，可我深得那里遥不可及。那感觉就像是是2英里在，或者20英里在。 我开车驶过那段距离，停了车。可现在天已经黑了，早过了正常的上班时间。如果里维斯大夫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等我，那么他一定有它的原因，我想。这个原因就是我手中这破东西。 我走进里维斯大夫的办公室时，注意到整栋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夜幕已经降临。 里克已经到了，而且脸色严峻。我弯腰坐到一张椅子上，里维斯大夫打开信封，抽出我的胸片。X片很像照片负片，不正常的地方为白色。如果片子上的成相是黑的，那么实际上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它意味着你的器官很干净。黑是好，白是坏。 里维斯大夫把我的X片插到墙上的观片灯上。 我的胸部一片雪白。 “情况很严重，”里维斯大夫说，“看样子像睾丸癌，而且已经大面积转移到了肺部。” 我得了癌症！ “你能肯定吗？”我问。 “非常肯定。”里维斯大夫说。 我才25岁，怎么就会得癌症呢？ “我能不能找其他人看看？”我说。 “当然可以，”里维斯大夫说，“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个诊断非常有把握。我已经给你安在好了，明天上午7点钟开始手术，摘除睾丸。”
我得了癌症，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里维斯大夫详细解释了他的诊断：睾丸癌是一促非常罕见的癌症，美国每年大约只有7000个病例。它通常发生在18岁至25岁的男性身上，而且由于化疗的发展，睾丸癌被认为比较容易治疗，但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扩散到了什么程度？他建议我去找杜德里•约曼大夫，因为他是奥斯丁最著名的肿瘤专家。时间是关键，每一天都至关重要。里维斯大夫终于说完了。我没有吭声。 “我让你们俩先呆一会儿，”里维斯大夫说。 屋里只剩下我和里克后，我低着头，将额头贴在桌子上，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有病。头痛，咳血，喉咙化脓，昏倒在沙发上，总也睡不够。我确实有疾病缠身的感觉，而且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兰斯，听我说。人们已经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癌症是治好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战胜它。我们能战胜它。” “好了，”我说，“好了。” 里克把里维斯大夫叫了竖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问。“我们一下来想办法，一起来把它消灭掉。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要消灭它。” 我想立刻就治好。立刻。我当晚就想做手术。如果管用的话，我真想拿起放射枪对着自己。但是里维斯大夫耐心地解释了第二天早晨的程序：我必须一早就赶到医院，接受各种各样的化验和检查，以便让肿瘤科的大夫确定癌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我就会接受手术，摘除睾丸。 我站起身来要走。我要打许多电话，其中一个便是打给我母亲。不知怎么的，我一定要告诉她，她惟一的孩子得了癌症。 我上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林荫道朝河边我的家驶去。我平生第一次将车开得这么慢。我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无法再回到赛场上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要死了。不是哦，我的上帝啊，我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了。这些想法当时都被搁到了一旁。我首先想到的是：哦，我的上帝啊，我永远不能再参加比赛了。我拿起车载电话，拨通了比尔•斯泰普顿。 “比尔，我有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我说。 “什么？”他全神贯注地说。 “我得了病，我的运动生涯结束了。” “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我得了病，我永远都不会再参加比赛了，我会失去我的一切。” 我挂了电话。 我换到1档，慢慢驶过一条条街道，甚至都没有力气去踩油门。汽车噗噗噗地向前开着，我开始的反思一切：我的世界，我的职业，我自己。我离开家的时候是个刀枪不入的25岁硬汉。我意识到，癌症将会改变我的一切。它不仅会摧毁我的运动生涯，还会摧毁我对自己的全部定义。我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我母亲只是德克萨斯州帕拉诺市的一个秘书，可是我在自行车上有了建树。当别的孩子在乡村俱乐部里游泳时，我却要在放学后骑几英里，因为那是我的机会。我所赢得的每座奖杯、所挣的每一块钱都是用无数汗水换来的，而现在我该怎么经？如果我不是世界级自行车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话，那么我该是什么呢？ 一个病人。 我将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屋里的电话在响个不停。我进门把钥匙扔到桌子上。右电话仍在响着。我拿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我朋友斯科特•麦克伊臣――耐克派来与我合作的代表。 “嗨，兰斯，出了什么事？” “出了很多事。”我气急败坏地说。“发生的事太多了。”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有大声将它说出来过。 “什么？”斯科特说。 我张开嘴又闭上，然后再张开。“我得了癌症。”我说。 我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仅会失去我的运动生涯，我还可能失去生命。 我会失去生命。
母亲给我的东西中有一样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继父。我3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嫁给了一位名叫特里•阿姆斯特朗的人。特里个子不高，留着胡子，尽管无所建树，却习惯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他向食杂店推销食品，身上的一切都像个旅行推销商，但他给家庭带来了第二份工资，可以应付家庭开支。也就在这时，我母亲得到了提升，在帕拉诺给我们买了痤房子。帕拉诺的档次又高了一些。 特里正式成为我的继父并且将我的姓改为阿姆斯特朗时，我还很小，不记得自己当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只知道我的生父冈德森放弃了自己对我的合法权利。为了让特里能够收养我，冈德森别无它法，只能同意。他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特里•阿姆斯特朗是个基督徒，来自一个喜欢告诉我母亲如何抚养我的家庭。但是，特里尽管信奉基督教，脾气却非常暴躁，经常为我所做的傻事打我。那都是些孩子们干的事，比方说东西乱放等等。有一次，我忘记关上我卧室的抽屉，结果一只袜子耷拉在了外面。特里拿出了他的旧兄弟会木拍。那是很厚、很硬的木板。坦率地说，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对小孩使用这种东西。他把我按倒在床上，用那木拍打我。 那块木拍便是他喜欢采用的教子方式。如果我回家晚了，木拍就会迎面挥来。啪！如果我耍小聪明，木拍就会飞来。啪！那种痛楚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因此，我不喜欢特里•阿姆斯特朗。我认为他只会生气，而且睾丸素反常；结果，我对机构式宗教的早期印象便是：它太虚伪。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翻出自己童年时的陈谷子烂账没有用，因为沉湎于过去根本无助于在比赛中有任何提高。当你在费劲地要骑上一座6500英尺高的山坡，而且身后还有一群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时，你是不会去想童年时所受的委屈的。你需要集中精力。但话虽这么说，过去的一切却都埋在了心里，就了会熊熊燃烧的燃料。“要把一切负面变成正面，”我母亲说。任何东西都不是废物，你把一切都利用起来，旧伤口和很久以前体验过的冷落变成了竞争的动力。但当时的我只是个孩子，特别好斗，心中总是在想：只要我在这条道上骑得足够久，这辆车一定会把我带到别处。 帕拉诺也影响了我。这是美国最典型的郊区，一溜溜长长的购物中心，完美的棋盘式街道，空旷、棕色的荒地之间是模古俱乐部。这里的男人个个都穿着高尔夫体恤衫和“萨纳贝尔德”品牌的裤子，女人们人人戴着闪闪的假金首饰，而少年们则个个都像来自外太空。这里的一切都很新，一切都显得虚假。对于我来说，这地方缺乏生气，这可能就是这地方不仅有着全美国最严重的吸毒问题，而且青少年自杀人数。，一排排装卸码头大小的教室门使这痤现代化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政府机构。这就是我的学校。 在德克萨斯州的帕拉诺，如果你不是橄榄球手，那么你根本不存在；同样，如果你不属于中产阶级，你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只是个秘书，因此我就必须会橄榄球。但是我的身体缺乏协调性。只要牵涉到需要左右移动，或者需要手与眼睛的协调――事实上，只要一涉及到任何球类――我就不行。 我决心找到自己能够成功的东西。在我上小学5年级时，学校举行过一次长跑。我在长跑的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我要当冠军。”她只是看了看我，然后在自己的东西里翻找了一下，拿出来一枚1972年发行的一美元银币。“这枚硬币能给你带来好运，”她说，“记住，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战胜那只钟。”结果我赢了。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当地的一家游泳俱乐部。起初这只是寻求让其他孩子接受我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都在“河流”乡村俱乐部参加比赛，而他们的父母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游泳练习的第一天，我的能力太差，结果被分在7岁孩子那一组，与他们一起游。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妹妹。那太丢人了。结果，我从不擅长橄榄球变成了不擅长游泳。 但是我试了。如果我必须和小孩们一起游泳才能学到游泳技术，那么我会愿意的。我母亲至今只要一想起我一头扎进水池，挥舞着手臂游到终点时的情景，就会激动万分。我当时的表现就像要把游泳池里的水都泼出去一样。“你那么努力。”她说。我在最差的那一组没有呆多久。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游泳是一项艰苦的运动，帕拉诺市游泳俱乐部尤其是这样。我当时的教练叫克里斯•麦克科迪，至今仍然是训练过我的最好的教练之一。不到1年，克里斯就让我脱胎换骨；我在全州游泳赛的15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四名。他训练我们游泳队时非常认真：我们每天早晨要从5点30一下训练到7点。我稍微大一点后便开始骑车去训练，天刚蒙蒙亮就骑车穿过10英里街道，然后在上学前游上4000米，下午再回去练上两小时――又是6000米。也就是说，每天要在水里游6英里，然后骑20英里。我母亲让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她自己要上班，无法开车送我；她知道我需要锻炼自己的意志。 我13岁那年，有一天在理查德森自行车店外看到一张宣传单，希望孩子们报名参加儿童铁人比赛。这是儿童铁人三项，包括自行车、游泳和长跑。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铁人三项运动，但这3项恰恰都是我所擅长的，于是我就报了名。我母亲带我去了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一套铁人三项运动服。那其实就是交叉训练用的短裤，外加一件用某种快干混纺布料做的上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换衣服完成整个比赛。我也得到了我的第一辆赛车。那是一辆漂亮、细长的“梅西尔”牌公路自行车。 我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不仅赢了，而且赢得非常轻松。不久以后，休士顿举行了一次铁人三项比赛，结果我也赢了。当我从休士顿回来时，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虽然是少年组游泳冠军，但游泳不是我的绝对强项。我的铁人三项成绩不仅在帕拉诺列第一，而且在整个德州都没有对手。我喜欢那种感觉。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　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大家。 当然，我早应该知道我身体有些不对劲。可是，运动员，尤其是自行车运动员，从来不把伤痛放在眼里。任何疼痛你都不当回事，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骑完赛程。赛车是一种自我虐待的运动项目。你一整天都在自行车上，一连六七个小时，不管风吹日晒，不管条件如何，越过大小石块和泥浆，顶风冒雨，甚至冰雹，而且你决不向疼痛低头。 你身上哪里都痛，背痛、脚痛、手痛、脖子痛、大腿痛，当然，屁股也痛。 因此，1996年我感觉不好时，并没有在意。那年冬天，我的右睾丸微微有些发肿，我决定不去管它，以为那是骑车造成的，或者因为我的体内在弥补某种男性生理上的东西。我骑车时仍然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赛车是一种只回报成熟冠军的运动项目。它需要我年积累起来的耐力，以及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来的战术头脑。到1996年，我感觉到自己终于达到了巅峰。那年，我赢了一项名叫“费雷切－瓦隆内”的赛事。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穿过阿登高地，以前还从来没有任何美　国人在这项赛事中得过冠军。我在“列日－巴斯托尼－列日”赛事中获得亚军，这个传统赛事总长167英里，必须在一天内完成。我还在全长1225英里、历时12天、穿过卡罗莱纳群山的杜邦赛中、获得了冠军。除了这些以外，我还获得过5个亚军，而且我正要自投身自行车运动以来第一次进入国际排名前5名。 但是，当我赢得杜邦赛时，车迷们注意到了一个古怪的地方。通常，当我赢得一项赛事时，我在冲过终点线时，总会像活塞那样上下挥舞着双拳。可是在那一天，我累得根本不想在车上庆祝我的胜利。我的眼睛充血，脸颊通红。 我冲刺时的表现本该让我信心倍增、精力充沛。然而，我只是感到疲倦。我的**疼痛。我如果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时就应该意识到那是疾病的迹象。那意味着我的HCG异常高，而HCG通常是怀孕妇女才会产生的一种激素。男人只有很少的一点，除非他们的睾丸在起作用。 我当时以为自己只是累坏了。去它的，我安慰自己说，你不能疲倦。等待我的还有赛季两项最重要的赛事：环法自行车赛和亚特兰大奥运会，而我训练和比赛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这两项赛事。 我在环法自行车赛开始后的第六天退出了比赛。我在暴风雨中骑了一天，结果嗓子疼痛，得了支气管炎。我咳嗽不止，后背下半部疼痛不已，我甚至无法骑到车上。“我喘不上气来，”我对新闻界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不祥之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的体力再次离我而去。我在计时赛中名列第六，在公路赛中列第十二，虽然总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但与别人对我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我回到奥斯丁后，安慰自己说那是流感在作怪。我非常嗜睡，有点昏头昏脑的感觉。我不以为然，只是将这归咎于赛季过长、过于艰苦。
“可是，儿子，”她说，“我不希望你再惹事生非。我现在无法应付那些。求求你了，造成不要再惹事生非。” “好吧，”我说，“我向你保证。” 一连几个星期，我对他们离婚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们有一天坐在厨房里时，我突然开口对母亲说道，“那家伙一无是处。”我没有把那些情书告诉她――她已经够痛苦了。不过，多年后，她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那些情书，没有丝毫的惊讶。 有一段时间，特里试图想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给我寄来生日贺卡之类的东西。他会给我寄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0张1美元的纸币。我会把信封连同里面的钱交给我母亲，对她说，“请你把这退给他。我不需要。”最后，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我的姓改了。我并不感到我和他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任何联系。 母亲离婚后和我亲近了很多。我认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幸福了，而当人们不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来。她一离婚就像变了个人。她心情舒畅多了，就像她一直在承受着某种压力，而现在那压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一样。当然，她现在又得重新承受单身女人的压力，尽力养活我们两个人，但她以前经历过这种生活。她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直没有再婚。 我尽量学会独立生活。我会爬上屋顶替她安装圣诞节用的彩灯――如果说我对着街上的汽车发呆也算是过错的话，那么这个过错微不足道，因为它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她下班回到家后，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吃饭，关上电视聊天。她教我如何在烛光下吃饭，并且一定要我学会优雅的举止。她会准备芋头色拉和一碗汉堡配菜，点上蜡烛，给我讲她上班时的事情。她有时也会谈到工作中的烦心事，她觉得别人常常因为她只是个秘书而低估她的能力。 “你干吗不离开那里呢？”我问。 “儿子，你永远都不离开，”她说，“我会挺过去的。” 有时候，她一回到家我就能看出她那一天过得非常不愉快。她进门时，我可能正大声开着音响，播放某段音乐，像“枪与玫瑰乐队”的歌曲，但我会偷偷看她一眼，取下那些喧闹的音乐，换一些别的曲子。“妈妈，这是放给你听的，”我说。我会给她放肯尼G的音乐――相信我的话，这样做对我来说可真是牺牲。 我试图给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因为她为我做了那么多小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替我洗好5件衬衣。她知道我训练得非常苦，也知道我下午会很饿，因此她会在冰箱里给我留一罐自己做的通心粉肉酱，算是我的点心。她教会了我怎样煮通心粉，怎样将一根通心粉扔到墙上，看看是不是熟透了。 我自己也开始挣钱了。我15岁那年参加了在拉文湖举行的1987年“总统杯铁人三项”赛，与许多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我虽然只获得了第32名，却让其他选手的所有的观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一位15岁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有些报纸报道了我参赛的情况，我告诉一位记者，“我想几年后我能进入前几名，用不了10年我就会成为最棒的。”我的朋友们（像斯蒂夫•刘易斯）都认为我当时太自负。结果我第2年便得了第5名。 铁人三项运动的奖金很高，我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装满了各大银行的支票。我开始参加各种铁人三项比赛。由于大多数重要赛事都有年龄限制――你必须年满16岁才能报名，因此我会在报名表上改动我的出生日期来达到报名要求。虽然我没有在职业赛事中获胜过，但我总能在其他赛事中进入前5名。其他参赛运动员开始叫我“小不点”。 但是，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来得非常容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参加的第一场职业铁人三项赛事中，我在比赛前犯了一个错误，吃错了东西――我吃子几个肉桂面包卷，喝了两杯可乐――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有力气坚持到最后。我肚子里空空的。游泳项目结束时，我排名第一，而且在自行车项目结束时仍然排名第一。但是跑到一半路程时，我几乎要瘫倒了。我母亲在终点线等着我，因为她习惯于看到我和领头的人一起冲向终点线。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露面。最后，她走进赛场，看到我在挣扎着向前跑。
我有天下午被一辆上车撞下了公路。我那时已经知道了竖起中指的意思，于是我冲着司机竖起了中指。他停下车，把一只汽油桶向我扔过来，并且朝我追来。我把我那辆漂亮的“梅西尔”牌自行车丢在公路旁，赶紧跑走。那家伙使劲用脚跺着我的自行车，把它踩坏了。 我在他把卡车开走之前记下了他的车牌号。我母亲把那家伙告上了法庭，结坚果我们赢了官司。与此同时，我母亲用自己的保险金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一辆“兰令”牌，上面装着赛车轮。 我当时还没有在车上安装里程计，因此如果我想知道训练时骑了多远，我母亲就只好开车跟在后面。如果我告诉她我需要计算一下骑了多远，她就会坐到汽车里，哪怕天色已晚。到这时，30多英里路程的训练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位刚刚下班的妇女来说，驱车30英里却是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事。她没的抱怨。 我母亲和我从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她完全信任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有趣的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谎。如果我要外出，不会有任何人拦我。大多数孩子在晚上只能偷偷摸摸地溜出去，而我却能大大方方地从前门出去。 我大概太没有约束了。我是个容易兴奋的孩子，太没有约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帕拉诺有许多宽阔的大街和空地，对于骑自行车或开汽车的孩子来说，那些都是诱惑你去惹祸的地方。我会骑着自行车在各条街道上窜来窜去，躲避着汽车，赶在红灯亮起来前冲过街道，甚至一路骑到达拉斯。我尤其喜欢在车流中骑车，因为那具有挑战性。 我那辆崭新的“兰令”车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而且也非常漂亮，但它在手里的时间却很短，因为我没过多久不仅车毁，而且差一点人亡。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我在与红灯竞赛。我赶在一个个红灯亮起之前飞驰过马路，心中想着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连闯了5个红灯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两条6车道公路相交。这时，信号灯变成了黄色。 我仍然向前骑去――我以前总是那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骑过3个车道后，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红色。正当我通过第四条车道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位女士正开着一辆福特车过来。她没有看到我，结果一加速便径直撞到了我身上。 我飞了出去，头朝下落到了十字路口的另一边。我没有戴头盔，头先着地，流通到路肩旁停了下来。 我当时一个人，别说是身份证，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我想爬起来，但我的身边聚集了许多人。有人在说，“别动，别动！”我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救护车，而那位撞了我的女士已经在歇斯底里了。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算清醒，说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医院里的人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而我母亲也立刻歇斯底里起来。 脑震荡，头上缝了几针，脚上缝的针更多，因为脚上划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口子。汽车撞到了我的侧面，因此我的膝盖扭了，膝盖骨错位，只好戴上沉重的矫正架。那辆自行车则完全毁了。 我告诉给我治疗的大夫，我正在为6天后在路易斯维尔的达拉斯湖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进行训练。大夫说，“绝对不行。3个星期内你什么都不能干。不能跑，不能走。” 我一天后就出了院，一面痛苦地瘸着腿走路，一面为自己无法参加比赛而伤心。但是，坐着休息了两天后，我厌烦透了。尽管腿上仍然戴着矫正架，我却去当地的一个小高尔夫球场打起了高尔夫球。来到户外，而且能够四处走动，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我取下了矫正架，心中想：这也没什么呀。 到了第四天，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感觉很好。我报名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并且在晚上告诉了我母亲。“我已经报名了，要参加比赛。” 她只是说，“好的，太好了。” 我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要借你的自行车。”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拆掉了脚上的缝线。我用指甲剪已经非常熟练了。但是我没有拆掉头上的缝线。因为我反正要戴游泳帽。然后，我在跑鞋和自行车鞋上各剪了个洞，不让鞋子擦着脚上的伤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我第一个结束游泳项目，第一个结束自行车项目，但在10公里长跑中被两个人超过，最后得了第三名。次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我被汽车撞了后仍然获得了第三名。一个星期后，我母亲和我收到了那位医生写来的一封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信中写道。 高中最后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莫里亚蒂市举行的一次重要的计时赛。比赛是专门为年轻骑手安排的，线路经过精心安排，因此很容易骑出好成绩。线路为12英里平坦公路，没有什么风。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型卡车会突然向你猛地喷出一股热浪，推着你前进。年轻骑手云集在那里，既想打破记录，也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出发时正是9月，德克萨斯州仍然非常炎热，因此我没有带什么厚衣服。到了比赛那一天，我6点钟起来走一门外，迎面扑来的是山间清晨的空气。我身上只穿了条自行车短裤和短袖比赛服。我在公路上走了5分钟，心中想：我对付不了。温度低得简直要把人冻僵。 我转身回了房间。我说，“妈妈，外面太冷了，我无法骑车。我需要夹克衫之类的衣服。”我们翻遍了带来的行李，却没有能找到一件保暖的衣服。我什么厚衣服都没有带，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十足是业余选手的做法。 我母亲说，“我带了件短风衣。”说着，她抽出了那件粉红色的短夹克。我在前面提到过她身材矮小，而且体形也不大，因此那衣服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洋娃娃身上脱下来的。 “我就穿它吧，”我说。外面就冷到了这个地步。 我走到外面，夹克的袖口只到我的胳膊肘，而且都勒得很紧，但我还是穿着它做了准备活动，骑了45分钟。我走到起点时身上仍然穿着它。在计时赛中体温非常关键，因为当他们说“出发”时，你就必须完全准备好，“嗖”的一声，完成12英里。可是我身上仍然很冷。 我万般无奈地说，“妈，快上车打开空调，将温度调得越高越好。” 她发动起汽车，让它在那里空转，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高。我钻进车里，在空调出风口前缩成一团。我说，“比赛时间到时，告诉我一声。”这就是我的热身。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钻出汽车，上了自行车。我骑到起点线，立刻出发。我打破了赛事记录，快了45秒。 帕拉诺的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学校和与朋友交往现在已退居次要位置，最重要的是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我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在某个购物中心附近拥有一个由开发商修建的家。我已经拥有了一辆速度非常快的汽车，钱包里也有钱，但这些都是因为我在比赛中获胜――而且这项运动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也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不断地给自己加码，延长训练时间。有时候，我们几个人会出去露营或滑水，但是玩完后，我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开车回家，而是独自骑车。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得克索玛野营后，我骑了60英里才回到家中。 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似乎也不明白我在追求什么。高三的第二个学期，美国自行车联盟邀请我去科罗拉多城和美国国家青年队一起训练，然后再去莫斯科参加我的第一场大型国际自行车赛――199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他们已经听说了我在新墨西哥的表现。 但是东帕拉诺中学的领导们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无故缺席。你可能会认为光是能去莫斯科参赛就应该给我额外加分，而且你会认为学校应该为自己的毕业生中有可能出现奥运会选手而骄傲。但是，他们不在乎。 我不管那么多，还是去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然后又去了莫斯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行车赛是怎么回事，我有的只是蛮力气，丝毫没有调整车速、运用战术的概念。但是有好几圈都是我领先，然后我才因为发力太早而落到后面。但是，我还是给美国自行车联盟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俄罗斯教练对每个人都说，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像我那么出色的年轻自行车选手了。
我离开了6个星期。等我3月份回到学校时，因为缺课的缘故，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为零。学校里的6个领导召见了我母亲和我，告诉我们说除非我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把所有课程补全，否则我无法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毕业。我母亲和我都惊呆了。 “可这根本做不到。”我说。 那些冷冰冰的家伙只是看着我。 “你不是想逃避责任吧？”其中一个说道。 我紧紧地盯着他们。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穿着保罗牌的衣服，父母亲属于某个乡村俱乐部，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这场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说。 我们站起身，走了出去。我们已经预付了报纸上将要刊登的毕业告示，买好了帽子和长袍，支付了参加毕业班级舞会所需的费用。我母亲说，“你今天呆在学校里别走，等你回家时，我会把这问题处理好的。”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达拉斯电话薄上列出的每个私立学校打了电话。她先请一家私立学校接受我，然后再承认自己无力支付学费，因此能不能请他们免费收我。她给附近所有学校打了电话，解释我所遇到的困难。“他不是个坏孩子，”她可怜巴巴地说，“他不吸毒。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大有前途。” 那天傍晚，她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受我的私立学校――老橡树学校。这所愿意接受我，条件是我参加几门课程的补考。我们把我在东帕拉诺高中所有的学分转到了老橡树学校，结果我按时拿到了毕业证。在毕业仪式上，我所有同学的帽子上都是褐紫色的流苏，而我的帽子上还是东帕拉诺的金色流苏，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难堪。 我决定还是去参加东帕拉诺高中的毕业班级舞会。我们反正已经支付了费用，所以我不打算错过它。我为我的舞伴买了饰花，给自己租了套燕尾服，并且订了辆大轿车。那天晚上，就在我忙着穿燕尾服、打蝴蝶领结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大轿车。 我要让她体验一下坐轿车的感觉。你们都是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的？我母亲给我的远多于任何一位老师或父亲，并且是这么多年来自己吃尽千辛万苦给我的，然而对她来说这些年中的很多时候不像那棕色的德克萨斯州田野一样空空荡荡。每当人们提到我永不放弃、永不在乎形象、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时，我只能希望自己能有我母亲的耐力与恒心――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靠一份微薄的工资生活――而且一天结束时还没有任何回报，既没有奖杯也没有大银行的支票。在她看来，她只知道诚实的努力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她的爱总会有回报。她常常说，“要把每个障碍看作一次机会，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而每次说这番话时，我都意识到她是在说我；说她如何决定要我，说她如何把我养大。 “把你的毕业舞会服穿好，”我对她说。 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太阳裙，喜欢把它称作她的“毕业舞会服”。于是，她穿上那件太阳裙，和我以及我的舞伴一起上了车，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高声欢笑着庆祝我毕业，一直到让我们在下车的时间到来。 我母亲又开始与人约会，而且重新开朗起来。我17岁时，她遇到一个名叫约翰•瓦林的男人，并且最终和他结了婚。瓦林为人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并和他成了朋友，所以当他们1998年离婚时，我感到很难过。 说来也有意思，常常有人对我说，“嗨，我碰到你老爸了。”我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究竟在说谁呀？因为那可能是3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坦率地说，我的生父从来没有抚养过我，而我不想再和特里有任何关系。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偶尔会试图跟我联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我的家庭就是穆尼罕姆家庭。至于说阿姆斯特朗，我的感觉就像那是我为自己杜撰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阿姆斯特朗家的人一定会给你5万条不同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父亲，而且会说他们做得如何如何好，但我坚决不会赞同他们的说法。我母亲给了我一切。我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冷漠，只有缺乏信任。
毕业后，我仍在帕拉诺呆了几个月。我在东帕拉诺高中的同学大多去了州立大学，我朋友斯蒂夫1993年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东帕拉诺高中不久前举行了毕业10年聚会，但是没有邀请我。） 我已经开始厌倦帕拉诺的生活了。我已经开始代表一支由苏巴鲁－蒙哥马利赞助的国内行业车队，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自行车赛，但我知道真正的自行车赛场在欧洲，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此外，毕业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也使我非常讨厌这地方。 我正处于过渡阶段。对于我来说，不管是铁人三项还是10公里长跑还是星期二晚上在帕拉诺运动场上的分级赛，战胜那些与我同场竞技的成年人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消磨时光，我仍然常去吉姆•霍伊特的理查德森自行车店。 吉姆年轻时特别热衷于骑自行车，但他在19岁时被送到了越南，当了两年步兵，干过最艰苦的差事。从越南回来后，他只想重新骑车。他一开始只是推销“施温”牌自行车，后来与他太太朗达一起合伙开了家自己的商店。多年来，吉姆和朗达一直给达拉斯周边地区的小骑手提供自行车和配件，并且给他们一些补贴，以此来培养达拉斯地区的小骑手。吉姆对奖励机制的作用深信不疑。我们会为他提供的现金和免费物品而比赛，而且会因为这一点更加刻苦。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光靠骑车就能每个月从吉姆•霍伊特那里挣到500美元。 吉姆在商店的后面搞了个小办公室，我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我不愿意听校长们的话，也不愿意与继父交流，但我有时喜欢和他聊天。“我卖力地干活，但我喜欢现在的样子，”他会说，“如果你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那么你这辈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因为我有些朋友开着大公司，有些朋友却在给人修剪草坪。”但是吉姆也不是好惹的，你千万别对他耍花招。我对他的脾气敬而远之。 有天晚上，在星期二的分级赛中，我与另一位骑手在冲刺阶段争得你死我活。那家伙年纪比较大，而且我不他。快到终点时，我们的车子碰到了一起。我们一路推搡着冲过终点，车还没有停稳就冲着对方挥起了拳头。接着，我们俩又在尘土中扭打在了一起。吉姆和其他人最后把我们拉了开来，大家都在笑我，因为我仍然想打出个输赢来。但是吉姆真的对我动了气，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走过去，扶起我的自行车，把它推走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心里很难过。 那是一辆非常棒的“施温”赛车，我在莫斯科世界锦标赛上骑的就是它，而且我还想用它来参加下周举行的一个分段赛。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吉姆家。他走进了前院，没有让我进屋。 “能把车还给我吗？”我问。 “不行，”他说，“如果你想和我谈，那你明天来我办公室吧。” 我退缩着离开了他。他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甚至都害怕他会给我来一拳。还有一件事让他很不高兴：他知道我常常开着那辆“卡马罗”疯狂地飚车。 几天后，他把汽车也收了回去。我几乎要发疯了。我已经付完了那辆车所有的费用，大约总共5000美元；可话又得说回来，那笔钱中的一部分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他给我的补贴。但我当时无法想得这样清楚，我只是气疯了。　　在你17岁时，如果有人夺走你的“卡马罗”IROCZ车时，你当然想揍他一顿。因此，我没有再去找他。我只是太生气，也太怕他。 我们多年后才和解。 我离开了帕拉诺。在参加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的训练以及参加了莫斯科锦标赛后，我被选进了美国国家自行车队。我接到了车队新经理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的电话。克里斯已经听说过我，他想培养出一群全新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这项运动在美国一直停止不前，他要找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车手，像鲍比•朱利奇和乔治•辛卡匹，并且说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问我是否愿意去欧洲。 是离开家的时候了。
3　我不会在门口挡住我妈妈　I DON’T CHECK MY MOTHER AT THE DOOR 公路自行车手的生活意味着要将双脚套在自行车的踏板上，以每小时20到40英里的速度飞速前进，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地穿越整个大陆。它意味着要坐在车凳上大口喝水，要狼吞虎咽地下糖块，因为这亲的运动量会使你每天失去10到12升水，消耗掉6000卡的热量。它还意味着你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停下来，哪怕是撒尿或穿上雨衣。当你风驰电掣般地穿过雨水，费力地爬上冰冷的山坡，避开被雨水冲得滑溜溜的人行道，或者在卵石上颠簸时，无论什么也无法打断高速前进、紧紧聚集在一起被称作“主车群”的车手们之间的你争我夺，因为你知道某位紧张的车手的一个简单的错误动作，不如说刹车用力过猛或猛地一拉车把，都会使你和你的自行车变成一堆扭曲的废金属和破烂的皮肉。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我18岁那年离开家时，对赛车运动的理解就是跳上自行车，使劲蹬踏板。我刚出道时被人戏称为“鲁莽的小子”，而且这个绰号一直陪伴着我，与我多少有些相配。我当时很年轻，要学的东西太多，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也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头脑简单的傻瓜。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德克萨斯人，也就是西班牙报纸在报道我时所用的“德克萨斯公牛”。 在我所参加的第一场大型国际比赛中，我做了教练让我不要做的一切。那是1990年在日本宇都宫举行的世界业余锦标赛。赛道总长115英里，路况很糟，外加异常艰难的长坡。更为糟糕的是，那天碰巧异常炎热，气温在摄氏35度以上。我是作为美国国家队队员参赛的，教练是克里斯•卡米卡尔。克里斯当时还很年轻，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脸上有些雀斑。我对他不是太了解，因此也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克里斯给了我严格的指令：我必须在大半赛程中尾随主车群，看到他的信号后才能有任何行动。天太热，道路太陡，不要试图冲在前面去顶着逆风。聪明的战术是跟在后面，保存体力。 “我要求你等待，”克里斯说，“你不要靠近前面的车手去抗风。” 我点点头，走到了出发线前。我在第一圈严格按他的要求去做，一直尾随着主车群。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想检验一下我的双腿。我开始向前加速。第二圈时，我领骑，经过计时牌时我欣喜若狂――我已经领先了45秒。我的车从克里斯身旁疾驰而过时，我朝他瞟了一眼。他向前摊开双臂，仿佛在说，“你在干什么？” 我冲着他咧嘴一笑，给他做了个德克萨斯长角牛的手势：我挥了挥手，将小指和食指伸向空中。用角挑刺他们。 克里斯开始冲着美国车队其他队员喊叫：“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究竟在干什么？我只是在向前骑。这将成为早期阿姆斯特朗的一个经典举动：壮观但战术运用不当的冲刺。在接下来的3圈中，我继续一个人疯狂地领先骑着，渐渐领先于其他选手达1分30秒。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气温开始影响我。我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发现30个选手已经赶上来骑在了我的身旁。前面还有一半的赛程，而我却已经累坏了。我试图继续骑在前面，但我已经没有多少精力了。热浪和爬坡耗去了我的力气，结果我只获得第十一名。 但是，这仍然是美国人在这项赛事中获得的最好成绩，所以比赛结束时克里斯已经高兴得忘掉了自己的怒火。后来，我们去了旅馆的酒吧，一起边喝啤酒边聊天。我不知道我对克里斯是种什么感觉。我离开帕拉诺时，他将美国国家队一分为二，并且把我分在了B组。我还没有完全原谅他这样小瞧我。但是，我渐渐发现，伴随着他那随和的举止的是兄弟般的友情以及对赛车的了解；他以前参加过奥运会，小时候还和格雷格•勒芒同场竞技过。 我们边喝着啤酒边回忆当天的比赛中所发生的事，并为这些事开怀大笑。然后，克里斯突然严肃了起来。他祝贺我获得第十一名，并且说他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你不怕失败，”他说，“你没有停在赛场上想，‘万一被他们追上怎么办？’”我高兴地听着他的称赞。 但是，他突然话锋一转，“当然，如果你在赛场上动点脑筋，而且保存了体力，你应该能拿到一块奖牌。” 我在这项赛事中已经取得了任何美国人以前都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而克里斯却在暗示我做得还不够好。事实上，他是在非常委婉地告诉我，我自己搞砸了。他接着说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世界冠军，但你还要学很多东西。”
我第二天骑得特别卖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和主车群中的100位车手一起上坡。渐渐地，50个选手落到了后面，接着又有20位落到了后面，然后又是10位，最后只剩下15至20位选手。这是场消耗战。让你的竞争对手更难受的，是你这时突然发力――加快了节奏。那些剩下的选手如果无法跟上就会落到后面。这就是公路赛的精髓。 可有人要我等内特。我越想越觉得不能那么做。我心中暗想，如果他能够跟上，那再好不过；如果他跟不上，我就不等他了。结果，他落到了后面，我没有再等他。 我和其他几位骑在前面的选手向前骑去，当天的赛段结束时，我穿上了领骑衫，而内特则落后了20多秒。苏巴鲁－蒙哥马利队车队的经理大发雷霆，事后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和克里斯。“你究竟想干什么？”他问。克里斯立刻跳起来为我辩护。 “嗨，这是自行车比赛，”克里斯说，“他这样骑是这了得到冠军。”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一方面，我感到自己被车队的经理背叛且抛弃了，而在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负罪感，并且为自己究竟应该忠诚于哪一方而左右摇摆不定。当天晚上，克里斯和我又坐到一起聊天。“听我说，如果有人说你不该发力，那么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对你最好。”克里斯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比赛，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位美国车手获得过这个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