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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腆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是为序。
　　讲了一个如何长大的故事，只供回顾。
　　从头到尾，文中一切纯属虚构，请毋对号。
　　心智未健全，难容异端者，敬请止步。
　　是献给老妈，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儿，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儿什么，聊聊天，后来便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上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仿佛是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点儿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入夜，在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像本地人氏。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暴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像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类聚集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么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是有潜质的。我妈妈回忆说，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从小就是个淫胚。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像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我搜罗了中国的《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Fanny Hill》、《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瓷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这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尿道和阴户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同我的假账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云飞雪落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淫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乱伦的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因为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时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像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喊“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地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哪些是鸡，哪些是鸭，哪些是鹅，哪些是同性恋，哪些是吸毒者，哪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涂眼影、唇膏的想模拟的那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像。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里来，从血里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黏稠而透明。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感觉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地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了。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着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儿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位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底下，透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这使我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儿的闹剧，把男教授的头像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他浑如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过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翘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账。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如果认定是假的，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都是一天比一天强，我们的争执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争得凶了，各持己见，如果争论的对象是鸡，就打赌。把姑娘叫过来，请她喝杯酒，让她当裁判，输的人付酒账。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下，姑娘们都真诚坦白，绝不做假。极少见的情况下，我们也搞错。有些人表面风骚却内心娴静，虽然有鸡态，但是绝对是本分人——教初中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的，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然后建议她入行，听从心灵的召唤，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兴致更高的时候，会帮她设计，如何教训她不规矩的老板。比如她一拉帘子，就表示有情况，像过去革命电影里通知地下党战友一样，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捉奸捉双。得来的银两全归她，买些更漂亮的衣服，招揽更多的骚扰，我们再捉更多的奸，得更多的银两，买更多的漂亮衣服，如此进入良性循环。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民航的、邮政的、保安的、警察的、看病的、饭店的、跑堂的、清洁的、做饭的，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说也该给鸡们设计一套制服，上班的时候穿上，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人们认起来也容易，避免误会，两下里方便。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辨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趣味的一节，斗智斗勇，机变无穷，与事前砍价事后付钱一道，使人在这件事儿上区别于猪狗。可是闲得无聊，我们还是向酒吧的老板讨了几张白纸，让姓方的执笔，大家出主意。颜色都同意保持黑色，应该根据季节和场合分夏常服、冬常服、作战服、训练服、夏礼服和冬礼服，应该有绸子和皮革两种不同的质地，应该有肩章、领花表明等级，勋章、绶带表明功绩。最后出来的样子大家都笑了，纸上一个巨乳女子，黑衣黑靴，黑色硬壳帽，板带护腕，凤眼圆睁，横眉立目，嘴角朝下。如果加一条皮鞭，加一句“残酷严格的奴隶训练”，加一个电话号码，活脱一个国外三级杂志上吸引男性受虐狂的广告。那张纸后来被酒吧老板讨去，胡乱用图钉钉在吧台的酒柜旁，他把我们当晚的酒账免了。
　　我请教过妇产科医生，她说畸胎本来是我的弟弟或是妹妹。我是个杀手，我消化了我的弟弟或是妹妹，剥夺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
　　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我有很多习惯。公司的洗手间，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拉出的大便带热气。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他又高又瘦，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我会便秘的。我被他迷惑。他的眼睛很亮，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像四足着地的野兽。我老婆告诉我，我刚出道做生意时，眼睛里也放绿光，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晦地察觉到我少年时的存在状态，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
　　我走到他对面坐下，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他说“是吧”。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囊，他说他是学医的，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使某种情况下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涉及多种空间、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他姓秋，和清朝末年那个彪悍无比的女人同姓，叫秋水，与庄周《华南经》的一章相同。在如今这个呼机时代，一些小姓依赖历史上的一两个同姓名人与呼台小姐沟通，比如“姓哈，没鼻子哈弥赤的哈”、“姓詹，詹天佑的詹”。那个姓秋的奇女子不会想到，百年后她会以这种形式被纪念，产生存在的价值。
　　以前我也在“洗车”里和陌生人聊过天，听过不少人的故事。有些人像报纸，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有些人像收音机，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选对了台，他们会喋喋不休，直到你把他们关上，或是电池耗光。秋水不是收音机，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好线路，把他们组装起来，安上开关。他的眼睛那么亮，我想音色应该不俗。
　　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的烦躁，甚至至今都分不清故事的真假。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我告诉秋水，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一种是明白了；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心中了无牵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
　　我付了酒账，一个电线杆子、一个电线杆子地向前走，很晚才回到家。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的老情人告诉我，孩子正睡着，挺香。　　我是学医的，我认识柳青是在《人体解剖》课考试之前。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感觉烦闷，我没有理由还在这个地方待着，我想离开。
　　考试前的宿舍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医学院里，《人体解剖》课是用英文讲的。
　　“要知道，百分之五十与医学有关的专业词汇都是解剖词汇。如果你们用英文学好这门课，以后就能很轻松地和国际接轨，阅读专业文献、和国际友人交流就不会有太多语言障碍了。”白先生用英文说道。白先生说英文像金鱼吐水泡一样，是一种生理需要。教他的英文老师，是国共和谈时美国人的翻译官，他学英文的同学，逃到台湾的都挂了将星。他执意留下来救死扶伤，从解放后到四人帮，先后死了三回。白先生是这门科的主讲，他一手拿烟，一手拿粉笔。他十四岁开始抽纸烟，二十四岁开始教解剖，今年他六十二岁。一手黄，一手白，无论黄白，都不是肥皂洗得掉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当假洋鬼子了。”我们齐声用中文兴奋地说。
　　“不知道中文名词，那以后怎么给中国人看病呀？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医学界中的黄埔，要把我们培养成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全才，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的领军人物。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老爷爷、老奶奶、大闺女、小媳妇看病，不能光想着出国开会、收外国药厂红包、和外国教授吃宴会呀。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呀？”厚朴是个胖子，他举手提问，胖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这叫什么？”白先生指着厚朴的胖脑门，用中文问。
　　“屁股。”我们齐声回答。
　　“还有别的关于中文名词的问题吗？”
　　“没了。”
　　血管、神经、肌肉、骨骼。血管有分支，神经有变异，肌肉有附着点，骨骼有隆起。我们暗恨爹妈为什么把自己生成这个样子。学了这门课之后，我才开始坚信外星人的存在，人类绝对只是生命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远远没有到达终点。
　　生命的进化应该是螺旋状上升的，在某一点上会具有比过去的某一点更高层次上的相似。一百万年后，人类没准又像低级动物一样，只由不分化的内、中、外三个胚层组成，像蒋介石教训的一样：生活简单，思想复杂。到了那时候，没有人再学人体解剖了，白先生这种人被称为古人类学家，一个国家只许养俩，放在国家自然博物馆里，帮助小学生们感受人世沧桑，讲解人的由来。
　　其实，我们不怕考试。六岁上学，至今几乎已经念了二十年的书，有过三四十个老师，大小百来次考试，变换花样骂过各种老师几千次祖宗。我们对考试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考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考试会呈周期性地到来，仿佛榆叶梅开花、元旦、春节、每月的补贴。已经习惯，没有任何新鲜，可以麻木地对待，仿佛榆叶梅花开去照相、月经前买卫生巾和春梦后洗内裤。再说，我真是无所谓。　　几乎从十岁以后，我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竞争心。我没有学过，所以一直也不懂如何和别人争，最主要的是我找不出和别人争的理由。我老妈说，我因此注定不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我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一些仿佛不可或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孔丘没有笔记本电脑、手提电话，却照样伟大；李渔没有盗版的淫秽视盘、蕃石榴味的避孕套，却照样淫荡。没有熊掌，可以吃鱼。没有鱼，可以去天坛采荠菜。饭后没有保龄球、KTV等等娱乐，我们可以散步，体会食物在身体里被消化、吸收的感觉，然后我们大便。大便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还有很多人在大便中升天，更多的人死去。当然，这一切需要智慧。抬头望望天上数不清的星星，想想生命从草履虫进化到狗尾巴草再进化到人，再琢磨一下心中患得患失的事情，你也会有一点儿智慧。争斗的人、追逐的人、输的人、赢的人，都是苦命的人、薄福的人。事物的本身有足够的乐趣。C语言有趣味，《小逻辑》有趣味，文字有趣味，领会这些趣味，花会自然开，雨会自然来。如果你含情脉脉地注视一个姑娘三年，三年后的某一天，她会走到你身边问你有没有空一起聊聊天。
　　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含情脉脉地看了我的初恋情人三年。初中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我已经听说过她的名声。关于她如何美丽的传闻和《少女的心》、《曼娜回忆录》等手抄本一起，在我周围流传，和做不完的习题、翻修不断的东三环路共同构成我少年生活的背景。高中的时候，她坐在我眼角能扫到的位置。如果她是一种植物，我的眼光就是水，这样浇灌了三年，她或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此湿润的原因。
　　三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简直有三辈子那么长，现在回想起来，搞不清是今世还是前生。
　　我很难形容这三年中的心情，有时候想轻轻抱一下，有时候想随便靠一靠，最终都一一忍了，心似乎一直被一簇不旺却不灭的小火仔仔细细地煎着。听说有一道味道鲜美无比的猪头大菜，做法早已经失传，行家讲关键是火候，那种猪头是用二寸长的柴火煨三天三夜才做成的。每隔半小时添一次柴，一次只添一根柴火，三天三夜之后才熟。三年高中，一天一点儿的小邪念就算是两寸长的柴火，三年过后，我似乎也应该成熟了，像猪头一样。
　　后来她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上大学，于是通信，因为同学过三年，有一起回忆的理由。记得忽然有一封信，她对我的称呼少了姓氏，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她原来浅浅深深、云飞雪落的基调却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谈起国内形势、艺术表现和学业就业等等重大问题。我回信说，国内形势好啊，有空来玩儿吧，洋鬼子建的旧燕京大学味道很好。那是一个夏天，在北大的静园，我们坐在一条长凳的两端，四下无人，周围尽是低矮的桃树和苹果树，花已落尽，果实青小，远未成气候的样子。我们的眼睛落在对方身体以外的所有地方。她长发长裙，静静地坐着，头发分在左右两边，中间一帘刘海低低地垂着，让我心惊肉跳。我说我索性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男孩如何听说过一个女孩，如何看了她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长大。她说我也讲个故事吧，话说一个女孩如何听说过一个男孩，如何想了他三年，如何在这种思路中不知所措。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在狂喜中一动不敢动。我想，这时候，如果我伸出食指去接触她的指尖，就会看见闪电；如果吐一口唾沫，地上就会长出七色花；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她会怀上孔子。
　　两年后，我上了生物统计之后才明白，这种超过二十七个标准差的异类巧合，用教授的话说就是：扯淡。
　　我虽然不喜欢争夺考试的名次，但是我喜欢看热闹，看别人争，从中体会色空。从小就喜欢。　　我家对面，隔一条马路，是一所中学，文革的时候以凶狠好斗而闻名。喊杀声起，我马上会把正在看的课本扔到一边，一步蹿到阳台上，马路上旌旗飘扬，顽劣少年们穿着深浅不一的绿军装。斗殴有文斗和武斗。文斗使拳脚，关键是不能倒地，倒在地上就会被别人乱踢裆部和脸，以后明里暗里都没办法和姑娘交往了。武斗用家伙，军挎里揣着菜刀、管叉和铁头木把的手榴弹，家伙使得越朴素的人越是凶残，我见过一个蓄一撇小黑胡子的人用一个手榴弹把别人的脑浆子敲出来，白白的流了一地。文斗常转化成武斗，被拳脚打得鼻青脸肿的人从地上爬起来，用军装的下摆堵着流血的鼻子，冲着打他的人喊：“你丫有种别走，在这儿等着。”打他的人多半会一边轻蔑地笑着，一边等着，武斗往往就在之后进行，仿佛幕间休息一阵，下一幕接着开始。斗殴的缘起有时候会非常简单——一个新款的军挎，相争的两人一手扯住军挎带子，另一手抡着板砖砸对方的头。谁也懒得躲，谁的头抗不住板砖先倒下去，军挎就归另一个人。有时候涉及女人，两路人马在马路中间厮杀，充当祸水的女人在一边无能为力地哭，眼泪落到土地上，溅起尘土，没人理她，更没人听得见她的哭声。她长得可真美，两把刷子垂在高高的胸前，又黑又亮又顺，随着哭泣的动作一跳一跳的。要是我有一身绿军装和菜刀，我也会忍不住冲到楼下为她拼命的，可是我家的菜刀被妈妈锁起来了。斗殴比现在的进口大片好看多了。我的多种低级趣味都是“四人帮”害的，但是相隔时间有些远，不能像哥哥、姐姐那辈一样，把自己不上进的原因都推给那四个家伙，然后自己心安理得。
　　我的同学们应付着《人体解剖》考试，这也有热闹看，他们用尽杀招，彼此歃血为盟，考试时不许装聋作哑，答案不许写小，否则私刑伺候——你的被子里会发现死老鼠，你的女友不会再相信你遇见她之前是处男。各自出动，向高年级的学长咨询：“你们解剖课都考了些什么？”老师们其实是很懒的，每次考试试卷之间的差别不大。学长的记忆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模糊不清，但是不同的人模糊的地方也不同。咨询来的信息汇总，就是一张很完整的藏宝图。
　　当然，还有美人计，央求些环肥燕瘦或是声音婉转莺啼如寻呼台小姐的女生去迷惑白先生，把重点套出来。“以后考妇产科、儿科的时候，我们再替你们献身，尽遣酷哥猛男将老太太们迷倒。”男生保证。
　　我们教学医院的妇产科、儿科有一批极难缠的女教授，医技高超，富有献身精神。她们念医科大学的时候，拒绝一切男士的追求，认为求学期间，应该心如古井水。后来毕业了，当住院医生，二十四小时值班制，无暇顾及儿女私情。转成主治医生，管病房，起白骨，决死生，性命相托，责任太大，不能不尽心，婚嫁先免谈。升了副教授，正是业务精进、一日千里的时候，昔日的同学们都在出成果，自己也不能落后，个人的事情暂缓。多年以后，终于升成教授，可以趾高气扬了，忽然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大，人已在更年期，再过两年，绝经了。当水想翻腾的时候，身子已经成古井了。
　　这些女教授看惯了生离死别、人世沉浮、改朝换代、阳痿早泄，就是看不惯别人幸福，尤其是小女生们幸福的样子。她们编了一本《新婚必读》，严格规定每周房事不得超过一次，过后不补，床上不许哼哼，事后不许讨论。要是欲火中烧，背诵三遍《纪念白求恩》就能软下去，不许背诵的时候想着自己老师的女儿、上海滩小影星或是红卫兵女将，不许背诵《论持久战》。我们的女生预见到将来的江湖险恶，很爽快地答应这次帮男生的忙，毒施美人计。　　说实话，计是妙计，就是不好实施。我们的女生有胖的，有瘦的，有敢骂她爸的，有想调戏她妈的，有长雀斑的，有臀下垂的，有心事重重的，有阴狠刻薄的，有月经不调的，有未婚先孕的，就是没有美人。我们有机会就怂恿教务处主管招生的小邵老师，本来学校地处闹市，鲜花不开，嫩草不长，要是再没有一些赏心悦目的小女生，生活质量就太低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见了稍稍有姿色的女病人就想入非非，脸红脖子粗，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难成医学大师。录取分数上可以降一些嘛，如同对待体育生特长生，数学奥林匹克奖牌得主一样。小邵老师长得小巧精致，白白的，乖乖的，鼻子周围一圈细细的雀斑。我和睡在我下铺的辛夷同她的关系可好了。我们每年都陪她去办高考招生咨询，有时候在龙潭湖，有时候在地坛。我和辛夷每次都怀着同一个心愿，诱骗一些美人回来，每次都穿自己最挺的西裤、最有品位的衬衫，猴子似的爬上古树挂上印着我们学校校名的红布条幅，然后摆出一脸灿烂健康的笑容坐在咨询台的后面，一边四处贼瞧，一边大喝教务处买来的橘子水、大吃雪人。可是我们学校学制漫长，以艰苦卓绝、万难考入著称，没一点儿自大狂或钟情妄想的女生不敢靠近我们的台子，偶尔路过的漂亮女生看见我和辛夷眼巴巴地望着，看看我们，再抬头看看我们学校的牌子，吐吐舌头，扭身走了，头也不回。也有不知死活的女生一脸自信地走过来，上嘴唇的胡须比我的还浓，脸上的青春痘比辛夷的还灿烂，鼻子上一副大眼镜，看上去层层叠叠，仿佛水中的涟漪。眼镜后面一双大眼睛，眼大漏光。
　　“你们都是医大的学生吗？”她问。
　　“是。”我们反到不好意思了，摩挲着手，一脸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你们学习都不错吧？你们学校是不是特别难考？能考上的是不是就能证明自身的价值？”
　　“我们学校不是特别难考，而是特别特别难考。他，”我指指辛夷，辛夷吃了九个不要钱的雪人，嘴唇都紫了，我心里暗骂他没出息，公家的雪人也不能往死里吃呀？“他考完得了先天性心脏病，不信，你看看他的嘴唇，明显的缺氧表现。我得了神经衰弱、胃溃疡，花开伤心，花落溅泪。还有一点儿特别需要考生注意，就是近视眼不招。做手术眼睛一定要好，否则你一不小心就把阴道和直肠接到一起去了，影响人家夫妻和谐、家庭幸福。”
　　“可是你们也戴眼镜呀？”
　　“我们戴眼镜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学问，并不表示是近视眼，否则病人不信任我们。我们的眼镜是平光镜。不信？辛夷，把眼镜摘下来。”辛夷摘下眼镜，眯着半瞎的九百度近视眼说道：“你穿了一件粉红的衬衫，衬衫上有一只凤凰，凤凰嘴里叼了一朵牡丹花，对不对？”那个女生黯然地走了。后来还是考入了我们学校，成了我们的师妹，现在见了我们老远就绕着走，如避瘟疫。
　　为了施展美人计，我们可爱的女生集体去学校的公共浴室洗了澡，薄施粉黛，小衣襟短打扮，腋窝喷了香水，头发松松的，眼睛亮晶晶的，出发前遇见我们，嫣然一笑：“怎么样？”
　　“像女特务。”我们赞道。　　如今，离考试还有三天，套来的重点基本背熟了，女生们还在楼上的自习室发呆，一手翻书，一手清理嘴唇上的死皮，小块的扔掉，大块的放在嘴里嚼。男生啸聚宿舍，开始胡言乱语。
　　“听说实物考试最难。过去考骨头是用一个黑布袋，白先生伸进一只手，让你也伸进一只手，白先生的手牵着你的手摸到一个突起，问你，这是什么骨头的什么部位。”厚朴说。
　　厚朴刚洗完澡，丘在床铺里搓泥、铰脚趾甲。“嘿，你们发现没有，洗澡之前，身上搓出来的泥是黑的；洗澡之后，搓出来的泥是灰的，如果使劲儿洗，多使几遍肥皂，搓出来的泥可以是白的。宝泉堂男浴室看门的兼职搓澡，十块钱一位，搓出的泥一寸长，两头尖中间胖鼓鼓。奇怪，你们发现没有，脚趾甲长得比手指甲慢。考你们一个《人体解剖》的题目，谁知道人身上味道最大的泥在哪吗？”
　　厚朴对人体充满好奇，将来会是个好医生。他能在解剖室一待就是一晚上，用啃猪肘子的姿势抱着被解剖得七零八落的胳膊看个不停，一边念叨：“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样子。”
　　“热情一点儿，好好想想，白先生会考的。不会？告诉你们吧，土鳖。大脚趾甲缝里藏的泥最臭了。”厚朴把刚刚搓过脚的大拇指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觉得没人理他，怪没面子的。
　　“无聊啊。”黄芪长叹一声，他女朋友娟儿为了不打扰他温习功课，已经十天没来看他了。
　　黄芪可爱他女朋友了，他女朋友让他把爱收集起来，考完试一起给她。他想尽办法也没能让他女朋友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储藏的，仿佛从四岁到三十九岁一次射精也没有，四十岁上时失身，也只能射出三到五毫升，而不是像高压水龙头一样一下子喷出五升，把他的少妻从床上顶到胡同口。
　　黄芪的女朋友娟儿是广播学院的。半年前我们五个人在第二外国语大学的食堂吃完晚饭，到隔壁的广播学院闲逛。广播学院是北京“四大染缸”大学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二外、工大和语言学院），女生很出名。我们五个挤在林阴道旁的一张长椅上，一边喝一种叫“雪龙”的红色草莓香精汽水，一边看过往的女生，仗着人多势众，我们的眼神肆无忌惮。
　　我们合计，应该培养一下勇气，像过去一样，辛夷拿出随身携带的骰子，我们掷，谁的点数最小，谁就去和过来的第一个姑娘搭讪。黄芪的点数最小。春节去白云观庙会，黄芪求的签讲他今年运交桃花，真灵，今年这类掷点都是黄芪点数最小。春天去灵峰春游，别人爬山，我们在宿营地门口打牌，“三扣一”，又是黄芪输了，被我们逼着到街上劫人。过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黑脸大妈，黄芪低头走过去，蚊子一般咕哝一声：“我爱你。”大妈耳朵真灵，回口就骂：“小流氓，回家爱你妈去吧。你别跑，俺回家叫俺家的大黑狗好好爱爱你。”
　　黄芪戴黑边大眼镜，比我还瘦，班上好在还有他，我才不至于瘦得太出众而受尽女生奚落。其实，他常穿宽大的衣服，举手投足间有儒雅之风，如果不笑，真的不像坏人。他在广播学院的林阴道边的长椅上掷出三点后，迎面走来了他现在的女友。黄芪走过去，当时夕阳西下，天空半彩半灰，风大到刚好吹起他宽大的衣服，看起来很潇洒。他拦住那个女生：“同学，不好意思，现在六点半是几点了？”
　　当时，我们都忍不住笑了。他现在的女友没笑：“现在真的到六点半了。”
　　娟儿绝对属于胸大无脑那种，怀里真的仿佛揣了两只小白兔般，它们跳，别人的心也跳，她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是不是跳以及为什么跳。黄芪可爱她了，十天不见，烦躁非常，可又和她讲不清道理。我建议他不如激她，说如果和她结交半年，黄芪的考试成绩一点儿不降反而上升，对她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儿。黄芪说没用，她听不懂的。辛夷让黄芪直接对她说，考试期间最是苦闷，没有女朋友，就要找替代了。　　“昨天我做了一个春梦。我女朋友用她的小手轻轻抚摸我的脸。正在幸福中，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那只摸我的手有六个指头！我回手往脸上一拍，醒来发现我把一只蟑螂拍死在脸上了。”厚朴说。他剪完脚趾甲，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撕了一截手纸，铺在桌子上，开始挤他脸上的包。每挤一个，就把挤出来的油脂整齐地涂抹在手纸上。厚朴的脸是个油田。他说挤包也是技术，要判断哪些包成熟了，哪些没有，成熟的到了什么程度，没熟的几天后熟。挤的手法要讲究：掐得太多了，挤不出来；掐得太少了，反而挤到皮里面去了。镜子照不到的地方，就得全凭手上的感觉了。心里有把握了，下手要明快决断，不能怕痛。当油脂从包里喷涌而出的时候，厚朴说每每能体会到大庆工人打出石油的快感。我说要是他对他的包及其分泌物那么感兴趣，可以找个瓶子收集起来，要是怕见光分解，我可以给他一个棕瓶或是包上黑纸。攒够一定数目，可以再擦脸，炒菜，或是做印度神油。厚朴说我恶心。
　　“厚朴，两只蟑螂从你饭盆里爬出来了。你又几天没洗饭盆了？”
　　厚朴瞧了一眼自己的饭盆，大喊：“谁把这个死脑袋又放我饭盆里了？你们没脸没皮，冷酷无情，不觉得恶心，我可要骂娘了！”他的饭盆里一个完整的头骨，顶骨涂红，颞骨着蓝，枕骨上黄，五色绚烂。白老师规定不许把骨头之类的带回宿舍，但是头骨太复杂了，厚朴觉得光在解剖室看不能完全理解，就从解剖室带回来课下把玩儿，不少人觉得恶心。
　　辛夷有副好嗓子，他能唱出像美声又像民族唱法的声音来。他喜欢在楼道里歌唱，他被自己的回声打动。辛夷在楼道里唱的时间长一些，别的宿舍就会往楼道里扔破漱口缸子之类的东西，“叮叮当当”响，他从来不认为和自己有任何关系。他认定，如果他不是在胡同里长大，从小住楼房，特别是那种有大楼道的筒子楼，他一定会是个歌唱家。
　　“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买个楼道，即使不买楼。”辛夷说。
　　辛夷的老爸在一家日本人的工厂里当科长。辛夷爱上了他老爸车间一名叫秀芬的女工。他讲这件事儿的时候，表情凝重，感觉自己就像娶了一个纺织女工的恩格斯一样伟大。他老爸规劝过很多次，最后威胁说他要将秀芬调走，辛夷急了，冲他爸喊：“秀芬又不是我妈，又不是你相好，我也不是乱伦，又不是夺爱，你累不累呀？”他老爸恼羞成怒，操起长长的切西瓜刀追出辛夷两里地，辛夷回想起来，总说他爸那天像极了龟田小队长。
　　辛夷有幼功，踢腿能踹到自己的后脖颈子，过去唱京剧，现在他只唱情歌。他求我帮他从《诗经》里抄几首情歌给他。
　　“现在的歌太浅薄了。”
　　我告诉他《诗经》里多是四字一句，不好唱。他说音不够的地方用助词补，用架子花脸能唱。
　　他从宿舍逃出来，清清嗓子，唱他最爱唱的一段：“有女怀——呀春——嗯——嗯——嗯，吉士——呀——诱——之——”楼道里回声隆隆。
　　我看了眼十几平米的宿舍，一屋子半个月没洗的衣服，六七个一星期没刷的饭盆，五六个胡说八道的同屋。厚朴新取了一张手纸，在桌子上铺着，他要掏耳朵了，这是他洗澡后的最后一个项目。他的耳朵是糖耳朵，耳屎橙黄晶亮，与众不同。厚朴说总有一天他要知道它是甜还是咸。
　　这个地方没法待，我决定离开。　　春雨，轻细如愁。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粗人，脑袋里有方圆百里最为粗糙的思想。但是他们不能体会我精细的内心深处，不承认我是个骚人，他们只能感到我粗糙思想的伟大力量并且对我的能力充满信心。我把我的文字给他们看，他们说禀赋奇特，幼功深厚，比他们念过的绝大多数文字优秀。但是他们总认为我将来会用更简单直接的方式行走江湖，聚积不义之财，在声色犬马中忘记文字之美，像其他人一样猪狗般死去，不复被人记起。现在已经不是千年前那个时代，文章写得好，就可以骚扰皇上，赢得生前身后名，一阕《青玉案》就能当银票使，能付异性按摩的账单。现在要靠文章吃饭，日子过得会比风尘女子更凄惨。性欲旺盛，不会让你名垂野史，只会使你打鸡的预算吓人。你写一篇《我的隐秘生活》冲账，姐妹们会像那个笑齐白石用画的白菜换真白菜的农民兄弟一样，说：“你想拿假的换我真格的，你以为我傻呀，你脑子里有屎呀？”
　　我在难得无人的宿舍里听老柴的《悲怆》。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所有不带歌词的民间乐曲都会被我听成《五更转》、《十八摸》，就像我能从所有的现代画里看出春宫图，看见所有宝塔、导弹之类挺起来的东西就想起生殖器官。老柴的《悲怆》是我初恋情人送的，由定情物变为信物再变为遗物，历尽沧桑。我只会把它当文章听，听其中的起承转合，觉得是篇不错的东西。
　　我在宿舍里，并没有想起这些，而是想起和我初恋的种种古怪。北大静园，我和她讲完故事之后，我马上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人一生，能在脑子里长期存在的美感不会多于两个，我挑破了其中一个。我剁了玫瑰包了馅饼，我扯了彩虹系了裤头。辛荑和厚朴都见过我的初恋，他们从各自的角度阐明了同一个原则。辛荑说我的初恋是带着仙气儿的人物，人间少有，应该尽量回避，防止怀璧其罪。如果好奇心实在太重，就要使劲儿相处，柴米油盐，出恭上床，带着仙气儿的人物被睡多了，仙气就会渐渐消散，人就会归于平凡。厚朴说，仿佛脸上长了个包，晶亮熟糯，肿胀难忍，最明智的办法是不理它，水流云在，灰飞烟灭，包会干瘪枯黄脱落，不再肿胀，不复被记得，不会破相。如果手实在痒痒，一定要挤，就挤干净了它，把脓都挤出来，挤到出血。
　　之后的一个暑假，她的父母早上八点上班，我骑车穿过半个北京城，把车胡乱停在她家楼下，八点十五分出现在她面前。然后我们在老柴的《悲怆》声中执手相看一整天。她的父母下午五点下班，我在四点五十离开，她陪我下楼，替我掸掸自行车座子上的尘土，雨天的时候替我罩上一个聚丙烯的塑料袋保证我的屁股不被积在车座里的雨水浸湿，然后目送我消失在灰蒙蒙的城市里，如此一个假期。那个假期很热，好多老头老太太都热死了。她习惯性穿得不多，透过白色的短衬衫，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内衣上的纹理。距离我们执手相看的沙发两尺远就是一张巨大的苏式木床，床框上漆着十四个红漆黑体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成半弧形排列，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已有些斑驳。大床上面铺了湖蓝色的床单，上面印了鸳鸯，我站在床头，感觉水波荡漾，望不到湖的对岸。我的初恋告诉我，那张大床是她父母单位同这套房子一块儿发给她家的，傻大黑粗，有年头了。可是一夏天，我没有动一点儿邪念。她的身体在我的手掌下起伏动荡，曲折延展，仿佛一张欲望的网。我的心，月明星稀，水波不兴。我们拥抱着，时间像果冻一样在我们周围凝固，黏稠、透明而富有弹性，我们是如此遥远，彼此抱着的仿佛是一个幻象。在幻象之前，男人永远不能脱下裤子，永远不能。
　　我至今不能相信，我曾经那么纯洁。　　我想，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一定都怀疑过彼此是否存在生理缺陷或是心理障碍。但是，事过多年我隐约感到，那时我们执手相看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这种对自己的眷恋、溺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给自己以及专好我们这口的善良的人们造成无尽的麻烦。世界的构成也应该像物质的构成一样，可以进行逐级的解析。我感觉，我和我的初恋像是隔着厚重玻璃屏障的两个世界，可以互相眺望，但是无法进入。再如果换一种姿势或许更适合我们的交流，不是执手相看，而是脚板对脚板，或者口唇对口唇。各种禀赋异常的人物和各种宗教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曾经秘而不宣地进行过各种严格的试验，研究天、地、人、神、空间、时间之间交流的终极形式，结论是没有通用的规则。
　　我待在无人的宿舍，在老柴的《悲怆》声中点燃第三支希尔顿香烟，她送我的这盘磁带是进口货，尽管是金属带，我已经快把它听烂了，我决定我将来的婚礼和葬礼都用《悲怆》做为背景音乐。父母如果不干，我就说不用《悲怆》我就不行房，即使行房也会不举；不用《悲怆》就不瞑目，哪个子孙违背我的遗愿，我就在地下咒他们爱上一个像我或是我的初恋一样的人，一辈子怕上西楼、怕听鹃啼。
　　“又对月伤心呢？”辛夷进来，一手一把烤羊肉串，一手一瓶燕京啤酒，一身羊屁股味。
　　“想你哪。”
　　“教你一个不烦的办法吧？”
　　我没理他，我知道他会自问自答的，直到他吃完手里那把羊肉串。
　　“多喝水，多多喝水。”辛夷开了一瓶啤酒，一嘴把一整串的羊肉扫进嘴里。
　　“多喝水，饮食有节，起居有度，百分之九十的生理疾病都会好的；一周保证性交三次，百分之九十的心理疾病都会好的。不新鲜，我懂。”
　　“下边你就没听过了。多多喝水，三天不许撒尿，什么烦恼都忘了；三天之后，上一趟厕所，抖一抖，好愉快呀。幸福是多么容易获得呀。”
　　“以后我每回小便都先看你一眼，让你知道什么是满怀尿意。”
　　春雨不断，缠绵如愁。
　　我坐在人体解剖室外的汉白玉台阶上，院子里连翘嫩黄，玉兰润白。
　　这所医学院年代久远，声名显赫。一部校史便是大半部中国的现代医学史。我坐的台阶下，一块石牌，铭文清晰：民国七年建。
　　它的原址是个王府。院子四合中矩，三面房，一面门，中间是内圆外方的青砖院子。三面的房子青琉璃铺顶，飞檐吊角，飞檐上小兽狰狞，仙人清秀。
　　我从怀里掏出一小瓶GIN酒，呷一口，松枝的清香。我想，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和戴望舒的《雨巷》就产生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这种时候，容易产生性幻觉，想像一个长发长裙的姑娘就坐在距离自己半尺远的台阶上，一句话也不说，眼睛雾蒙蒙地看着远处，远处什么也没有。她就这样陪着你，帮你化解那些表达不出来的思想，偶尔叹一口气，这样就好。
　　喝的酒是洋货，标签上全是外文。酒是哥哥给的。哥哥是干旅游的，专门从事坑害外国友人和港澳台胞的勾当。他常住酒店，我用的香波、浴液、牙膏、牙刷、浴巾、鞋刷分别来自不同的星级酒店。幸好我不是女生，否则一定会被同屋认为勤工俭学，常常被恩客包房，而且那个大款多半是个黑道人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雁不留迹。　　哥哥在酒店结账，服务员只查看房间里的彩电和大件家具是否还在，对他非常客气。饭店经理嘱咐过他们，酒店不景气，就哥哥这样的人手里有客源，尤其不要和哥哥计较，他是农民。
　　哥哥本来学的是英文，第一次接团是两个美国人，一对老夫妇，都是教师。哥哥带团前可兴奋了，说这回终于有机会可以练英文了，说将来一定要把英文练得好好的，说出英文来像放屁一样声音响亮、心情舒畅，说他练出来之后再教我，我将来就能泡洋姑娘了。
　　事情的结果是，那一对老夫妇投诉了哥哥，说他的英文实在听不懂。哥哥没练成英文，那两个美国人却被迫学会了好些中文，其中一个词是“我操”，哥哥告诉他们，那个词的意思和发音同“what‘sup”基本一样。
　　自那之后，哥哥再也没带过英文团，遇上英文团，能推就推，实在推不过，就对领导说，带砸了别怪他，然后就逼我逃课替他带团，说我也不小了，说穷人的孩子应该早当家，给我一个挣酒钱的绝好机会。哥哥还会把他那个随身听大小的呼机给我，说联系方便。九十年代初，呼机绝对是个新鲜东西，我挎在腰里，盒子枪似的，又怕别人看见更怕别人看不见，别别扭扭的，却很神气。
　　哥哥们有过辉煌的时期。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仿佛只有搞旅游的才见得着洋钱，能去酒店站前台的小姐仿佛亚洲小姐大选入围的佳丽，只要再推开一扇门，一条钻石铺的路就在眼前。哥哥们倒卖外汇、电器指标，“踩刹车”，吃回扣，拉皮条，除了杀人越货之外，无恶不作。我那时候跟着他们过过一段挥金如土的日子，在饭店听歌星唱歌，吃两千元一桌的馆子。后来群众觉醒过来，都开始想办法挣钱，哥哥们的优越感就像被扎了个小眼的气球，很快瘪了下来。
　　雨还在下，我又喝了一口酒，把瓶子干了。我一伸手，把空瓶子放到雨里，看有几丝雨飘进去。我身旁那个并不存在的长发姑娘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看你有几滴泪是为我落的。”我解释。
　　春雨不断，轻细缠绵。
　　我刚刚在解剖室里最后复习了一下尸体，过了一遍最主要的结构。满屋子的防腐剂气味让我恶心。我知道在这种苦雨不断的天气里，鬼与鬼习惯在这样的环境里交流情感。白先生说解剖室走廊两边的标本柜里盛放的各种器官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名人、名伶、巨贾、大盗、佞臣。抗日战争中的某一天，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听说也是从这里神秘地消失。那些器官浸泡在福尔马林液里，面无表情，透过玻璃瓶，显得苍白而且苍老，似乎全然不记得它们的来生今世。人嘛，一样的开始与结束。赛珍珠的卵巢、杨小楼的肺叶、张学良的牙齿，和别人的又有什么不同？
　　我需要暂时离开这里。我的姐姐想让我去见一个人。　　我在家里的地位举足重轻。我从小过着幸福的日子，有哥哥替我打架，给我零花钱；姐姐替我洗衣服，告诉我哪个女孩值得一追。虽然我好吃懒做，不能谈笑生死，但是我生下来就皱着眉头、半岁会说话、一岁跟老大爷学骂街、两岁跟电台学说书“陆文龙骑一匹蓝色战马”，哥哥姐姐认为我集中了全家的智慧。姐姐大学毕业后找了个工作，上班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因为不能忍受公共汽车的拥挤和售票员的凌辱，骑自行车又险些出了车祸，一气之下在四年前去美国寻找真理。曾经获得过北京市少年铅球冠军的姐姐在外国人眼里是东方美女，异域的爱情像路边的野草一样生生不息。但是，姐姐相信我的智慧，每在发展一段关系之前，总要让我把关，运用我的智慧，掂掂洋兄弟们的斤两。
　　这些人大多傻得可爱。五百年前哥伦布傻呵呵地把美洲认成印度，还竟然把当地的土人骗得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土人是多么土呀！郑和公公要是到了那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仿佛开一辆三十吨的坦克穿过时空通道，面对王翦的六十万秦兵？
　　“他不一样。”姐姐每回都会这么说，尽管每回不一样的地方都不一样，“人很聪明，会打桥牌，会做现代诗，是个才子。”
　　“去见他有什么借口？”我问。
　　“我托他给你带了点儿东西，一件斯坦福大学的短袖衫，一本PhilipRoth的小说。你去饭店找他，也给他带点儿东西。”姐姐在电话那头说。
　　“什么小说？”我对小说比对那个不知名的美国土鳖感兴趣得多。
　　“我也记不住，你看见就知道了，反正是你书单上列的。”姐姐很疼我，我考上那所著名的医学院，姐姐提议资助我在上学期间周游中国。我说还是替我付书账吧，就列了一份四页的书单，让她买我想看的英文小说。
　　“好吧，我给他去王府井东华门的浦五房买点儿早点吧，草莓饼好不好？死沉死沉的，肯定经饱。”
　　“行。但是你去前要先打电话，定时间，问清路怎么走，提前点儿出来，算上堵车时间。”
　　“行了，省点儿长途电话钱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之后我写鉴定报告寄给你。”　　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端庄而美丽。我来到自习室，坐到她身边的位子上。我平时就坐在这个位子上和她一起上自习。
　　“晚上我出去一下。”我对她说。
　　“出去干什么？要考试了。”
　　“有点儿事。”
　　“什么事儿？”
　　“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男人。”
　　“还有别的人同去吗？比如你过去的女同学？那个男人有没有仰慕你多年的女友？”
　　“只是一个男人。一个生理和心理上应该都比较正常的男人。他不应该有四条眉毛，因为他不是陆小凤。他也不应该是李连英，因为他是姐姐的一个朋友，从美国来。姐姐托他给我带了些东西，她也希望我能有机会和国际友人多接触接触，练练口语。练英文总不是坏事儿吧？”
　　“不用我陪你去吧？”
　　“不用。”
　　“你总是不用。”
　　“今晚不用。后天就考试了，你多背背书吧。不是刚开始背第三遍吗？你背熟了，我才能抄你的呀。”
　　“好。”
　　我的女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健康的人。她饭前便后洗手，饭后便前刷牙。她每天早起，小便后喝一杯白开水。她天天从东单三条开始，绕金鱼胡同跑一圈。她为了增加修养阅读名著，以一天十页的速度研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此我常常感觉阴风阵阵，不寒而栗，甚至担心她念完最后一页的时候天地间会有异象出现，仿佛数千年前干将莫邪雌雄双剑被一个名叫徐夫人的男人炼成之时。
　　对于我和她的恋爱经过，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她说她记得很清楚，我们第一次约会我穿了一双拖鞋，那种大拇趾和其他四趾分开，中间夹住一个塑料小柱子的拖鞋，从一开始就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我说我一开始就没有把她当外人，我说我在夏天总穿拖鞋上街，凉快，而且上床方便，天热我爱犯困。但是那天，我特地换上了我新买的水洗布裤子，未经哥哥允许，借了他的鳄鱼短衫，我们俩身材差不多，临出门我还找了一支日本进口的水笔插在鳄鱼短衫的口袋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公园门口等她的时候，尽管一边暗骂自己土鳖，我的心跳仍然很剧烈。而且我当时还是童男子。我的女友有保留地接受了我的解释，尽量掩饰欣喜，幽幽地对我说，我是另类天才，心随时都准备着跳得很强烈，而且永远是童男子。如果我三十五岁上阳痿了，叫我不要怨天怨地，满大街找电线杆子，那只能说明天理昭昭。
　　我是异族，我身上有纯正的匈奴血统，所以我有一双姣好的脚，两个小脚趾指甲盖都是完整的。这在现在很少见，我很想显摆一下。
　　其实我喜欢那种笑傲街头、无所顾忌的感觉，穿了拖鞋在街上走，懒洋洋地看街上的姑娘，仿佛整个北京都是咱家似的，没什么外人。我曾经穿着裤头，趿了着拖鞋进过明珠海鲜。明珠海鲜门口的小姐长腿大奶，一身水葱绿的旗袍，气开到了腋窝，她对我说，这儿可贵呢。我一笑说，咱刚刚捡了一个大钱包。点菜的时候，我说要吃拍黄瓜，多加大蒜。服务小姐也是一身水葱绿的旗袍，气也开到了腋窝，她斜眼瞥见我脚上的拖鞋，一脸不屑，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做拍黄瓜。我从钱包里点了几张票子，平静地告诉她，让她到门口喊：“我五百块钱买一盘拍黄瓜”，拍黄瓜马上会从大街上长出来。　　我是过了很久才意识到穿拖鞋上街是不合适的，北京其实也不是咱家，穿拖鞋可以，但是要分场合，就像小时候穿开裆裤，是可爱，大了再穿，就是露阴癖，姑娘们看见了是要喊抓流氓的。多年以后我到了纽约，看见哈林区的黑人兄弟露了胸脯、腆着肚皮在街上或坐或卧，其他人众，车不敢减速、人不敢探头，贼似的鼠窜而过。我当时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穿拖鞋逛街的日子，对哈林区的黑人兄弟由衷地艳慕起来，真想下车跟他们一起抽支烟，告诉他们，我也曾如他们一般逍遥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异性充满美好幻想而不具有任何抵抗能力。我的女友和我每次见面之后都留给我一个必须再次见到她的理由，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自然顺畅。我曾经尝试回忆那些理由，觉得下次追别的姑娘没准会用上，或者至少可以保留下来，将来也可以教育自己的女儿，但是发现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仿佛对于初中平面几何题中那些辅助线的添法。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像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阵阵的阴风中被一页页读完。她合上书，嫣然一笑，我一丝不挂，傻子似的站在那里，已经被结束。
　　之后的日子，我的女友对我的过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以女生的细心和近乎专业的心理分析技巧帮助我完成了从第一次勃起、遗精到初吻、初夜等等全部生理、心理过程的编年。我隐约记得有个女科学家在西非研究大猩猩，很出名，不知道她的试验记录里有没有大猩猩的第一次勃起、遗精到初吻、初夜等等生理、心理过程，她有没有比较过，和她老公的一样不一样，大猩猩遗精的时候梦见的是那只后部最圆满的雌猩猩还是她。
　　我的女友替我记忆我所有老情人的姓名、生日、喜好和联系电话。在每天晚间漫长的自习过程中，当每一个小时，需要休息一下眼睛、保护视力的时候，她常常挽着我的胳膊漫步于昔日王府的花园中，随机选择一个老情人的名字，让我再讲述一遍和她的悲欢离合。然后启发我运用我特有的阴损刻薄将那个女孩形容成貌如东施、心如吕后。
　　我总是记不清楚我是如何同我的初恋分手的。
　　“你是不愿回忆。”
　　“我真记不起来了。”
　　“你还爱她。”
　　“我还爱她，我当时就会死缠烂打的。”
　　“死缠烂打不是你的性格。什么藕断丝连、死灰复燃才是你的路数。”
　　我的初恋大学毕业后分配了个好差事，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她也常常襟怀广阔，渴望知道天高地厚的样子。我还要念我没完没了的学，吃食堂的肉片大椒土豆。可能是有气质吧，她刚到单位就被分配去主要负责请客喝酒了。两个月后公司慈善捐款，她就成了扛着巨大伪造支票（上面画着一个一和数不清的零）在电视台的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表现公司形象的两个姑娘之一。似乎记得她下班后，我去找她，推了自行车和她在便道上走，旁边有一辆大奔跟着我们。里面一个四四方方、意气风发的男人放下车窗，吊着眼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
　　“你认识他？”我问。
　　“我们最年轻的处长。我替他挡过酒，救过他几回。”
　　“挺气派的，这么大一辆车。”
　　“人也不错。上次喝多了，他说之所以买这辆车，是觉得它的后面特别性感。”
　　“一眼看上去，就有想强暴它的感觉？”
　　“他没太多文化。”
　　“他插在什么地方呢？排气孔？拿什么插呢？大奔会有感觉吗？”
　　“你是书读太多了。”
　　“黄书刘备。”　　总之她后来坐进了那辆大奔，我也不必推自行车陪她走了。最后一回，她显得伤感、冷静而又兴奋，好像我姐姐上飞机去美国之前面对家人一样。我问处长有没有狐臭，她说不知道，但是她只会坐在车子的后座，她喜欢坐后座。我心里知道，她坐习惯大奔后，会想起我的自行车后座，会想起如何搂住我的腰，把手放在我的第十二、十一肋骨上。哥哥讲过，多数人在夜晚只看见了车灯，不记得脑后还有月亮。不少人都说哥哥有时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其实禅意盎然。有些人生而知之，不念书却充满世俗智慧，哥哥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在文献中间或有记载，比如《五灯会元》中的庞处士。
　　“最后亲我一下好吗？”我说。
　　“不。”
　　“为什么不？我吃了口香糖，薄荷的，才吐出去。”
　　“一下之后会有第二下，亲了之后会想抱你，现在做了，会明天也想要。”她说话的神情淡远，回手掸了掸我的车座，然后转身走了。我骑上自行车，在最近的一个公用电话停下，给了看电话的大妈五毛钱。我想马上给我的初恋打个电话，但是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决定打给另外一个人。是我现在的女友接的电话，周末，她在家。
　　“晚上有空吗？”我问。
　　“有啊。”
　　“能出来吗？”
　　“能啊。干嘛？”
　　“想不想抱我？”我问。
　　我放下电话，大妈不想找我钱，使劲儿问我想不想称称体重。我说我实在不想知道自己的斤两，找我三毛钱。我想马上抱一个姑娘。否则晚上起夜，我会念叨我初恋的名字，她离得再远也会听见，会下意识地回头看见月亮。
　　在我讲述我的老情人的过程中，我的女友一直挎着我的胳膊，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嗒嗒”的脚步声，在花园深处，光线湮灭的角落，鬼与鬼在缓慢地交谈他们认为有趣的事情。第二天阳光晃眼的时候，我偶尔从院子里经过，看见飞檐上的小兽狰狞，仙人清秀，连翘嫩黄，玉兰润白。
　　“我只有很好地了解你，才能很好地爱你。”我女友说。
　　她甚至让我更了解自己。她告诉我，我的邪气很盛，我的眼睛柔情似水，一百个人里，会一眼看到我；四五个人中，我会混同猪狗；一男一女谈话，我会独步天下。所以，她决不给我这种谈话机会。将来我要是对她始乱终弃，她在阉割我之前会先干掉我的舌头，仿佛女巫放小人鱼见王子之前，把她变哑不能歌唱。
　　我女友认为，面目清秀的男孩，多少会有一两个故事，而我是一部未删节版本的《十日谈》。记忆中的我时常展现出多重人格。有时是翩翩公子，鲜衣怒马，年少多金，开一辆残疾人三轮过几趟街，三轮上便满是女孩丢进来的发带或手帕。有时候又是乡间恶少，绸衫纸扇，一脸横肉，欺男霸女，从村头十四岁的尼姑一直惦记到村尾四十如虎的寡妇。
　　“你是无辜的。”厚朴常常宽慰我，好像他坚信我是好人。
　　“今晚我要出去一下。”我告诉厚朴。　　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事情发生。后来我知道，她叫柳青。
　　我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等那个外国人的到来。
　　临出学校的时候，我和那个外国人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住香格里拉，七点钟会在房间里等我。的士快到紫竹院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他给我的电话号码，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电话号码指示他住的饭店在朝阳区，他所说的香格里拉不是常说的紫竹院以西的香格里拉饭店，而是由香格里拉集团管理的中国大饭店。的士掉头奔大北窑，一路堵车，到中国大饭店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那个外国人不在房间里。我急着要看小说，而且要对姐姐负责，再说我也不想把死沉的草莓糕带回去，我决定在大堂等。
　　中国大饭店的大堂和别的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没什么两样：门口北洋提督打扮的门卫，拿破伦时期法国士兵装束的行李员，大堂里金光闪闪需两人合抱的柱子，走来走去、旗袍开得老高的服务小姐，英俊而呆傻的保安，牛逼烘烘、一脸假笑的大堂经理。
　　大堂里供客人休息的地方分两部分，中间用隔断和绿色植物巧妙而清晰地隔开。一部分大红地毯，小园桌上细颈花瓶，斜插一支半开的新鲜玫瑰。旁边一块空地，一架乳白色钢琴，琴前小姐一袭白衣，一肩黑发，尽心尽责地“乒乒乓乓”弹着什么。身材高挑的服务生穿梭走动，摇曳生风，你坐在矮矮的圆沙发里，可以不经意地瞥见旗袍前后两片有节奏的开合。
　　这部分是有最低消费的，也就是说首先你必须愿意花三十元喝一杯品质不逊自来水的饮料。喝半口之后，身材高挑的服务生摇曳生风，称你一声“先生”，问你要不要再添点儿什么，看你到底傻到何种程度。
　　我坐在另外一部分，等那个外国人。这部分鼠青色地毯，鼠灰色坐椅，茶几上只有塑料烟缸，一位身穿鼠兰色制服的老年妇女间或来换烟缸，不是出于尽心，而是怕随手扔下的烟头伤了地毯，时刻提醒一下烟缸的存在。
　　一个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仿佛也在等人。我们习惯把女人叫做女孩，这个女人却怎么说也不是女孩了。
　　我对一些神秘过程充满敬畏，比如人的感知。好些本书，都挺有名的，看了、忘了，没有任何感觉，仿佛每天的三餐，吃了、拉了，身体似乎毫无变化。但是间或一两行云飞雪落的字句却会让我魂飞魄散，就像半杯牛奶就会让我的肚子翻江倒海，我天生缺乏乳酸脱氢酶。
　　比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如今是一样的月夜，身上还是那件她靠过的衣服，上面还有一颗扣子是她缝上的，几年前的那天，她是怎样笑的？怎样一种甜美？她吹箫的时候，头发是怎样向两边仔细分开，露出清晰的发际？她低头的时候，迂回过衣领，我看见的是不是半抹乳房的痕迹？不能想下去了，千年前的字句，如今还是看得心里胀胀的。我从我的初恋那里最后一次骑车出来后，就再也不敢听那首《晚霞中的红蜻蜓》，“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呀？少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怕自己听了之后，想打电话，问问她，知道不知道答案。　　那个女人就简简单单地坐在离我不远的椅子上，却不容分辩地让我心神不宁，我觉得莫名其妙，既而惶恐起来。我用尽全身力气，装作色眯眯地盯着远处摇曳的旗袍们。但是那个女人还在我眼睛的余光里，简单而固执得像一个阴谋，我似乎知道为什么说有些人是危险的了。她穿了一套蟹青色的套装，白衬衫，紫藤图案镶领边，泪滴形的紫晶耳坠，意象中似乎明朝成化年间的青花瓷器。头发齐肩，眉眼清楚，说不上哪点儿特别好看。脸仔细做过，细节经得起推敲，粗扫过去又没有什么刀笔痕迹。我对衣服料子、女人弄头发或是做脸的汤汤水水瓶瓶罐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无所知，总感觉那是些艰涩隐奥的学问，比有机化学、结构化学等等难得多了。但是我知道这种经意的不经意，最见功夫，最耗物力。姐姐总说，除了一张恶嘴之外，我还有一双很毒的眼睛，知道好坏。她出国以前，酷喜逛街，“衣食住行，行头最重要”。她的新旧情人都不方便的时候，她会强拉上我，我眼睛随便扫上去觉得不错的东西，都会让她的小胖钱包瘪成小老太太卸了假牙的嘴。“看来还得出国，挣些洋钱。”姐姐感叹。
　　那个女人不紧不慢地抽着一支烟。有些女人偶尔抽烟或讲一两个脏字，云飞雪落的一两点儿风尘气，能让人莫名地兴奋，所以男的会间或怂恿她们，仿佛用筷子沾了白酒，点小孩子的嘴。打扫卫生的大妈肯定没有这种低级趣味，大妈换过烟缸，在吸烟女人看不到的时候，露出很厌恶的表情。老人们似乎都认为，男人抽烟，是要保持头脑清醒，写论文，写报告，考虑国家大事儿之类，而女人抽烟，不是在想招男人便是在想念老相好。
　　那个女人忽然把手里的半支烟摁灭，起身向我坐的方向走过来。
　　“这儿有人坐吗？”她一指我身边的椅子，问我。她语气平静，声音挺好听的，像是呼机台某些训练有素的小姐。
　　“没有。”我说。
　　“我能坐一会儿吗？”
　　“当然。”反正我在等人，没有别的事情做。
　　她简简单单地坐下，我平静一些，闻到她淡淡的香气。这是最近的时尚。喷上以后，自己闻得到，离自己近的人闻得到，别人就闻不到了。不像以前，香气袭人，当头棒呵，迎风七里。以前的那种工艺，改做卫生间清新剂了。
　　“不好意思，我在等人。你知道，在这种地方，如果一个不太老的女人单独坐着，长时间无所事事，别人难免会对你有那种看法。”她说话时，有种少见的亲切，我忽然感觉很放松，觉得我们是一伙的。
　　“而且还时常左顾右盼，叼支烟卷啥的。”我放松之后，话就会多起来。
　　“职业妇女。”她又点上支烟。
　　“很职业。”
　　“个别人这么想，那样看我一两眼也就算了。”我脸好像红了一下，好在我黑，不显。她接着说，“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也那样看我好几眼。我才抽了半支烟，她来换了五次烟缸。真让人受不了。”　　“也该理解一下大妈的心情。可能不是为了生计，大妈现在还是街道居委会副主任呐。牵着孙子，带着红箍，虎踞一方。那种大妈看见你，不仅是多看你几眼就完了。会逼你控诉苦难身世，劝你早早回头，不然不进公安局也得进医院。你表现得听话一点儿，大妈没准还会给你介绍个在街道企业的工作，或者一个跟家里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老实小伙子。”我有时候，对有些人，话会突然很多。别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总体来说，是个既羞涩又笨拙的人，常常不知道手脚如何摆放。
　　“所以和你坐一块儿，好像你是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在等人，让别人少些胡乱想法。”
　　“别人不会认为我们是合在一起操那种职业的？我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
　　“别开玩笑了。你看上去，很纯的。”她笑了。我在学校里（我好像一生下来就撅着嘴在上学了，至少记忆中是这样的），从小到大，都被那些正义感比较强的老师同学看成是罪恶源泉或是邪恶势力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纯。我摸了一下下巴，可能是刚洗过澡，刮过胡子的缘故吧。姐姐总讲，我洗澡前后判若两人，从一个黑脸坏孩子变成一个脸还不太黑的坏孩子，以后去见欣赏小白脸的姑娘之前，一定要洗澡。
　　“打扫卫生的大妈可能不仅认为你是操不良职业者，而且不是一代名花。”我不想和别人讨论我是否纯洁，就换了个话题。
　　“没坐在收费区，说明付不起三十元的最低消费；老半天没人答理，自己抽闷烟，说明工作能力不强。”她顺着我的眼神看了一眼远处的旗袍们，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在学校里，我常常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开个玩笑，听的人上完晚自习、洗漱完毕、准备睡觉前没准想明白了，跑过来说真有意思或骂我低级趣味或发誓把我打成茄泥。具体什么态度，取决于他是不是被骂的。
　　“真正的职业妇女是什么打扮？”我有些好奇，偶尔听哥哥们谈及只言片语，不真切。
　　“不太清楚，一身黑？不太清楚，没有经验，你将来或许能告诉告诉我。我又瞎说了。”她又笑了笑，眼角一些不太容易察觉的皱纹仿佛风过水面，浅浅的水波。
　　“或许不一定是衣服，而是表情。”我说。鸡总是一个挺令人兴奋的命题，就像读书读到秦淮、青楼、云雨、交接、那话儿之类，很难犯困。
　　“你看她一眼，她看你一眼。”
　　“你又看她一眼，她又看你一眼。”
　　“然后搞定。”
　　“但是偶尔也有麻烦。想起个笑话讲给你听。也是一男一女，也是在一家饭店里，也是互相看了对方几眼，两人搞定。到房间里，云雨已毕，男的去冲个澡，女的在外边问：’怎么付钱？‘男的在卫生间里说：’好说，你放在桌子上就好了。‘”
　　“原来是同行。”她笑，眼角的水波更深了。
　　“我等的人好像来了。”我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状如饭店保安的外国人，我想一定是我等的人。姐姐说他长得高大威猛。
　　“我得走了。”我冲她笑了笑，起身走了。　　面试完那个外国人，我从饭店出来，站在长安街上等一路公共汽车。好像刚刚下过雨，空气里浮尘尽去。这个时节，路边的花已经开放，而柳絮未起。一年里，这样有月无风的春夜，北京不会多过十个。天气好得让我又想给我的初恋打个电话，但是天已经黑了，街边的电话摊大多上了锁。如果我往永安里那边走走，或许还能找到一两个关门晚的。如果我打到她家去，接电话的多半是她弟弟。她弟弟看见我总是要恶狠狠地盯我一眼，似乎认为我对她的姐姐不怀好意，成天想着和他姐姐上床。我常想找个机会和他平心静气地谈谈，告诉他，他姐姐天生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让人不怀好意的，她早晚是要和人上床的，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他和我都无法改变。即使没有其他男人和她上床，也轮不上他这个当弟弟的。
　　他不知道要长到多大，才能领会到我不是流氓。那个暑假，我在她家的时候，她那个酷爱踢球的弟弟总是守在家里复习功课，每隔十几分钟就进来一次，问他姐姐某个单词的拼写或是某种辅助线的添法。
　　她要是在家，能接电话还好，要是不在家，我可能要胡想，她一定和那个少壮处长在一起。对于我的初恋，处长应该没有那么多与主题无关的想法。不知道处长和她从执手相看到颠鸾倒凤一共用了多少时间，他不会那么细致，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时候一样。我要是有个大奔，我就把最后一个环节放在大奔里进行。故意让大奔在天安门广场抛锚，然后打起应急灯，开始行动，在警察赶到之前完成。警察敲敲车窗，我按了按按钮，车窗徐徐滑下，我看见警察斜了我的初恋一眼，她的头发凌乱，表情深沉，我平静地对警察说：“车抛锚了。”被大奔堵在后面的车狂按喇叭，广场上有人放几百节穿成一串的蜈蚣风筝，刚才在广场上照相留念的人回去会在照片里看到天安门、主席像以及这辆抛了锚的大奔。
　　我决定还是不打电话了。
　　我面试的那个外国人为一个著名的基金会工作，就是这个基金会在八十多年前创建了我就读的那所医学院。他热爱搜集蝴蝶标本和电影海报，他的工作性质使他不得不东奔西跑。他抱怨他的生物频谱长期紊乱，一年没有几天有很好的心情。他说原来不是这样，他有很好的习惯，每天喝两升矿泉水、跑五英里、吃十盎司胡萝卜，他的生物频谱精确而稳定，呈周期涨落。他每二十八天，体会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高潮，做事顺手，做爱顺心；每二十八天，体会一个生理和心理的低潮，见鸡烦鸡，见狗烦狗。而且，他和一个女人谈朋友之后，他的周期会和那个女人渐渐一致。我心里暗暗寻思，这个家伙暗合阴阳调和之道，不一般，有慧根。如果他能将他和他女友的周期于不自觉中调到与月亮的盈缺相符，他或许能练成周天大法。他又说我的错误非常常见，有一次他在瑞士，两个同名的城市让他像土鳖一样在雪夜里多跑了五百英里。他讲他信奉上帝，上帝造出像我姐姐这样精妙的人物，使他和魔鬼有了本质的区别。但是我姐姐有时候又充满魔力，他怀疑上帝和魔鬼或许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克服时差、保持好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饱吃一顿，多喝水，倒头便睡，不近女色。你患的是喷气机综合征。”不近女色一条是我为姐姐加的。
　　他问我为什么要看Philip Roth这种很病态人的书，我没好意思告诉他，美国人不认为病态的人，按北京的标准，多数属于傻逼。我临走的时候，他一再谢我，夸我送的草莓糕盒子漂亮。我说千万别客气。
　　站在长安街上，眼睛里霓虹闪烁。一辆小欧宝在我身边戛然而止，车窗滑落，那个刚才在饭店见过的女人斜着身子，探出头。　　“巧啊，上车吧，我带你一段吧。”她说。
　　我说：“好。”
　　车里，她的香气似乎浓些，但是光线暗暗的，看不清楚人。我问她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她说是CD的《沙丘》，我说《沙丘》二代是我最喜欢的电子游戏。
　　那个游戏堪称经典，才7M大小，二十七关，情节紧凑，美工精美，游戏人自由度很大，开创战棋类游戏的先河。有一阵子，我和一个已经结婚了的大师兄整夜打这个游戏，歇人不歇机器。后来师兄的老婆和他闹离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不满就是说他夜不归宿。
　　她的车开得不快，长安街上，还是有些堵车。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她聊天。
　　“你还在念书？”她问。
　　“学医。”
　　“东单那个有名的医学院？”
　　“对。所以你把我扔在东单路口就好了。不要进东单里面了，太堵。”
　　“我将来有毛病，能不能找你？”看来她像做生意的，搭线挺快。
　　“行啊，不过别先咒自己。还是多挣些钱，少得点儿病好。”
　　“这些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我到了，多谢。对了，你叫什么？”
　　“柳青。”
　　车在路边停下，我推开车门，她很随意地把我夹克衫的拉锁往上提了提：“晚上凉了，自己慢点儿。”我点了点头。
　　东单路口的红灯变绿，柳青的那辆欧宝消失在车流中，仿佛一块投进湖中的石子，无意中瞥给什么人的一个眼神，或许永远不会再想起。　　我看看表，才九点，我不想这么早回去。我想我的女友肯定还在自习室念书。班上所有女生可能都在自习室念书。
　　我们没有自己的宿舍楼，寄宿在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大楼里。女生住五楼，男生住六楼，七楼是自习室，地下室是食堂，每层都有厕所。简单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成年累月待在大楼里。其实不少人就是这样做的。食堂四点半开晚饭，五点钟吃完，五点出头，就有人陆续上七楼念书。因为距离宿舍近，好些人连书包也不拿，一手抱着三四本死厚的课本，一手拎着喝水杯子和暖壶。好些女生从下午五点一直念到晚上两点，然后一手抱着三四本死厚的课本，一手拎着喝水杯子和暖壶，下楼睡觉。中间厕所都很少上。校医小王大夫曾经很神秘地告诉我，我们班上有很多女生月经不调；我很神秘地告诉她，我们班上很多男生得了痔疮，比如我。其实，如果你愿意，你死了以后也可以待在这个大楼里。有病的器官可以放到病理室的玻璃瓶子里，正常组织可以在组胚室切成薄片后染色，白细胞可以提取DNA在生化室跑电泳，如果魂魄不散，可以在楼道里随风飘荡。
　　我不想这么早回去。我在东单街头闲逛，走上东单路口的过街天桥。天桥上有个要饭的，长得很白净，穿了一件破棉袄，坐在地上。他面前摆了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上面隐约一行红字：三八红旗手，缸子里零零散散的一些硬币和毛票。要饭的瞧见我无所事事的样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以为我不是要抢他的生意就是要找他麻烦。我把本来准备买公共汽车票的零钱扔到搪瓷缸子里，表明我的立场并且和他划清了界限。这个要饭的我以前见过，我记得他的搪瓷杯子，实际上他天天在这里。上回见他，我也扔了钱，还给了他一个建议，他似乎不记得我了，他记性显然没我好，所以我要去考《人体解剖》。我上次告诉他，他的缸子太新了，这回看，缸子已经被摔掉了几块搪瓷，里里外外也显得黑乎乎的，他显然作了旧。哥哥告诉我，行乞也是一种职业和生活方式，像刺客和妓女一样古老。他带旅行团去桂林，每回在象鼻山下都遇见同一帮要钱的人。两人岁数都不大，男的吞宝剑，女的吃铁球，唾沫沥沥啦啦流了一地。十年之后，这两个人还在，但是多了两个小孩，男的还是吞宝剑，女的还是吃铁球，唾沫还是沥沥啦啦流了一地。
　　东单更常见中年妇女带一个小孩驰骋街头，而且带的孩子以女孩居多。中年妇女把小孩牵在手里，小孩两眼放光，像站在老猎人肩头的猎鹰。有合适的目标，小孩冲上去，先揪裤子再抱腿，钱给少了不放手。有时候，两三拨人合作，我见过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这样身手灵活的小孩前封后堵，多数目标是跑不掉的。这些孩子最理解爱情，利润最高的目标是成对的青年男女。男的被抱住大腿，女友香香地站在旁边看着，很少有不掏钱的。有回，黄芪和他胸大无脑的女友在东单街上行走，黄芪躲闪不及被抱住大腿，他顺势蹲下，他的脑袋和小女孩站着一样高。
　　“小朋友，你多大年纪了？”黄芪细声细气地问。
　　要钱的小孩看怪物似的盯着他。
　　“小朋友，你家在什么地方？”黄芪接着问。
　　要钱的小孩还是像看怪物似的盯着他。
　　“小朋友，我带你读书去吧。就在那边的那栋黄楼，七楼，你可以从晚上五点一直念到夜里两点。没人管你。我有好些书可以给你念。”黄芪拉了小女孩的手就走。
　　要钱的小孩突然喊了一声：“妈呀。”挣开黄芪的手，落荒而逃。　　从那以后，黄芪的女友认定黄芪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原来手拉手，如今女孩走路总把半个人焊在黄芪身上。黄芪长得瘦小单薄，两人在街上走，黄芪就像扛了半口袋粮食一样，让人想起动画片里偷公粮的老鼠。从那以后，黄芪还添了一个习惯，在东单附近，见了电线杆子上贴的老军医广告，他就设法扒下来，撕得下的就撕，实在难弄的就回宿舍取刷子刷。黄芪说讨钱的小女孩看见了不好，影响她们的成长。我们都奇怪，他怎么想起来的。他说：“有一次娟儿问我，什么叫早泄。我问她怎么想起问这个，她说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的。娟儿的眼睛可好使了。我说就是泄得太早，她非问什么泄得太早，是不是拉肚子。你们别笑，她是真不懂。第一次来月经，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以为自己要死了，把平时攒的三块多钱都买话梅吃了，吃完酸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等死。不许笑，你们无耻，不能否认有些人，绝大多数人是纯洁的。我就跟她实话实说了。她接着问，多早算早，我说我还没学到，我想我的表现可以算标准，比我早些的就是早泄了。她说，那得多早呀，这病是大病，可得治。你们又坏笑！我想过了，我以后不带娟儿和你们玩儿，再好的人也会被你们带坏的！她又问我病因，怎么治，其他的病是什么意思，阳痿啦，遗精啦，淋病啦，梅毒啦，挺而不举啦，举而不坚啦，坚而不久啦。我看我要是不截住，讲下去，她会有心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去一趟，我就说我还没学到，将来一定好好学，然后从头到尾仔细讲给她听。本来嘛，我们刚上《人体解剖》。之后，我想，那些要饭的小女孩应该比娟儿更好奇，她们月经还没来过哪。如果不识字倒也好了，如果认识的几个字都是从电线杆子上的广告上学来的，那可不好。”
　　黄芪一天晚上回来，说又看见那个要钱的小女孩了，在和平饭店迪厅的门口缠一个外国人。小孩毕竟还小，走眼了，虽然那个外国人带着一个女的，但是那个不是他女友。黄芪说开始觉得挺羞愧的，宁可小女孩来缠他，他可以给她钱，带她读书。后来忽然听见女孩开口了：“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I am so hungry.”
　　“英文真好，发音比我强多了，和你有得一拼。”黄芪对我说，“你说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没有道理的事情？那个小女孩要是生在一个好些的环境，英文好，身手不错，洗洗脸可能比巩俐还漂亮，念念书就能当外交官了。”
　　“古人有过类似的感觉。”我对黄芪说，“比如一朵落花，一阵风吹来，可能飘落到一条小河上，慢慢流走；可能掉在一个怀春的女孩怀里，引出一些眼泪；也可能吹进厕所。没有道理。”
　　我站在东单路口的天桥上，风吹过来，夜凉如水。
　　天桥是钢筋结构的，却建成古代石桥的模样。桥正中也搭了一个桥亭，挑出四角飞檐。桥亭顶上一块匾额，两个颜体大字，甚为厚重：银街。原意是东单这条街与王府井比邻，王府井寸土寸金，是金街，东单至少寸土寸银，是银街，地位也不俗。
　　可是不知道规划东单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街名，别人看上去会不会误会。每种语言里都有自己独特的误会，比如英文里的阳具和花生，如果语音不好的话，也不要轻易请外国人吃核桃。有些误会是没有办法的。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叫焦航，他爸爸是造飞机的，在前苏联受的科班教育，从年轻到老，一直造飞机，所以给儿子起名叫航，想让他也造飞机，就像一个讲奉献的记录片讲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刚开学的时候，大家第一次见面，焦航自我介绍的时候很腼腆：“我姓焦。”我知道有人姓张，有人姓李，有人姓焦，这不是自己挑的，可是我还是憋不住偷偷笑了。我的动作很小，班主任还是看见了，她恶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在她的小本子上重重记了我一笔。班主任让我向焦航道歉，焦航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班主任讲了半天才让他似乎明白了，生理卫生课要两年以后才上到，焦航更腼腆了。班主任说我思想有很多问题，我说我早就知道，我两岁就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三岁上幼儿园就喜欢往阿姨的怀里钻。尽管是初次见面，班主任还是决定请我的家长，防微杜渐。我妈妈说，中国没有像样的心理医生，有也不见得是我的对手，我从小没长别的，就长心眼了，精神病医院也不收我，全仰仗学校和老师了，我要是除了坏笑还有其他干扰别人的行为，就送我去安定，吃大药丸子让我变傻，她和学校老师是一条心的。班主任似乎从我妈妈的言语中察觉了一丝丝我思想形成的原因，叹了口气，让我的座位周围不是班干部就是先进生，对于我的黄笑话和性想像不是不愿听懂就是实在听不懂，确保我的思想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后来我和焦航成了朋友，他没造飞机，可是还是做了与飞机有关的营生。他做中苏贸易，两边跑，进口了五架苏联的图154。我说不吉利，“要吾死”，他说他又不坐。他现在一点儿也不腼腆了，见女孩面就说：“我姓焦，不是我想姓焦，而是我不能不姓焦。我不姓焦，我爸爸不答应。不仅我要姓焦，我儿子也要姓焦，他不姓焦，我也不答应。”没完没了的。　　但是有些误会是可以避免的。初中上完生理卫生课，语文老师讲课本：“敌人有的被歼，有的受惊而逃。”这回，笑的可不只是我，下课那些人就互相喊：“不好意思，让你受精了。”其实是用词不好，本可以改成“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落荒而逃”。东单的命名也属于可以避免的一类，银街，他卖金，你卖银，多难听。本可以改成铜街，钻石街之类。
　　过街桥下车如流水，前灯橙黄，尾灯樱红，从桥下闪闪而过。东单街上的大小专卖店灯火通明，不远处的大厦顶上霓虹旖旎，它们是大小不等的船只，而路口一角，高耸的麦当劳金黄的M标志，便是指示航道的灯塔了。在桥上可以隐约望见我的学校，青瓦铺顶，飞檐吊角，鬼影憧憧。世界上著名学府多建在城市边缘，不出世也不入世，仿佛道家对欲望的态度：若即若离，毋助毋忘。我的学校建在这里，仿佛把和尚庙建在秦淮河边，色空之间，一塌糊涂。
　　在如水的凉夜里，我站在桥上，风吹过，伸出手，感觉时间就在我手指之间流过。我想起数年前的一个夜晚，从那个夜晚之后，我常常感觉事物如水。那是高考前，全年级最后一次出游，去北京郊外的一个共青团林场。五月末，槐树林里满是槐树花，厚厚的覆了一地，像积了一层雪，踩上去“吱吱”直响。我们在林子里搭了帐篷，在帐篷边生了篝火。别的班在他们的篝火边又唱又跳，我们只是围坐在篝火边，傻子似的不说话，每个人的眼睛被火映得晶亮，像一群小狼。我的初恋在我对面，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拉她到林子里走走，我想，她不会拒绝。我最后还是一个人去了。风过林梢，我走在下面，仿佛走在水面之下。我突然感到，事物如水。我初恋的长发如水，目光如水，夜如水，林子如水，时间如水。过去、现在、将来在手指间流过，我如果不抓住一个人的手，她也会在瞬间从我手指间流过。
　　我闭上眼，柳青的意象清晰而生动。她成化青瓷的样子，说话时的平静亲切，举手投足间的安然大器。不知道她小时候爱不爱吃菠菜，初恋时是不是梳两个小辫。她饭前便后洗手吗？她饭后便前刷牙吗？
　　东单路口东南角，一家韩国公司的巨幅霓虹灯广告反复变幻，费尽心机要把那个品牌烙进路人的记忆。不知道这些拉丁化了的日、韩品牌在它们本国语言中都是什么意思。我忽然一个灵感——我总会忽然有灵感，我将来有钱了，不会像辛夷一样买个楼道。我要把那句京骂拉丁化一下，创个个性时装品牌，让黑白黄各路俊男美女穿着在台上走来走去。也立巨幅霓虹广告在纽约、东京、汉城、巴黎街头，开一大串专卖店，让街头的闲杂人等都觉得酷，都穿着满世界晃。放眼看去，一街一街的傻逼。比阿Q的“我是你老子”简洁有力多了。
　　“Shabi”
　　我在脑子里想像了一下这几个字母的花写体，感到蛮好看蛮好记的。人忽然高兴起来。　　我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正一边玩儿“四国”一边讨论女生套回来的尸体范围是否可靠。
　　“你们说，咱班女生的魅力够用吗？”
　　“当然。咱班女生虽然没有绝色，但是有长得眉如细柳的，有长得面如桃花的，有长得乳大如斗的，合在一起，绝对是股不能小觑、能够兴风作浪的邪恶势力。而且，女孩如果远看，你总习惯用评影星的标准来考评，自然不行了；其实多数影星卸了妆，穿了大裤衩，从洗手间出来，也跟土鳖似的；那种蓬鬓荆钗不掩国色、有自信素面朝天的，太少太少了。但是如果女孩自己凑上来，你评价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母猴子冲你一笑，你没准儿都觉得媚态入骨呢。厚朴你别笑，说你呢。就像咱师兄，王大，总唠叨他们班上叫什么玲的，多衰多衰，脱光了他都不见得想上。但是，玲管王大借了几次笔记，你看王大现在看玲的表情，跟看杨玉环似的。所以，问题不是咱班女生的魅力够不够用，而是白老师是不是一条汉子。”
　　“白先生肯定是条好汉。他其实挺倒霉的，咱们八年的学制，他念到七年，闹文革了，就下放到山西了，什么文凭也没有。到了山西，大事儿不让他做，只能做阑尾手术。几年下来，他阑尾手术炉火纯青，最快三分半钟，从上台到下台。然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像个邪派高手一样。但是倒霉的事情还没完。他的阑尾手术做得太熟了，别人总认为他在唬弄。有回县长的小姨子在他手上三分半钟做完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