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灭三有百般苦，及除有情众不安，
欲享百种快乐者，恒常莫舍菩提心。
如有人想灭尽三界中诸般痛苦，要除掉诸有情众多不安，以及期望享受无量快乐者，那么应该恒常不舍弃无上的菩提心。
三界众生陷于生死境界，有因有果故曰三有。三界众生有无量的痛苦，归纳而言为行苦、变苦、苦苦三种；详细一点，在《瑜伽师地论》里列有一百一十苦等。如果一个人想灭除自己的这些痛苦及其他有情的不安乐，以及想要享受种种安乐幸福，唯一妙法是不舍弃菩提心修持。根索仁波切解释此颂为三士道修法，颂中第一句是中士寻求自我解脱的修法；第二句是上士让一切有情得到究竟成佛安乐的修法；第三句是小士追求人天安乐的修法。修持三士道，都不能舍弃菩提心！
对修行人来说，想脱离三界轮回，想解除一切父母众生的痛苦，想往生极乐世界，或享受出世大乐，必须要恒常修持菩提心，唯有修持菩提心才能满足众愿。或有人怀疑：中小士道的行人不是没有菩提吗？答：三士道修法是每一个欲入解脱道者的必修法。小士修法唯求离苦生善趣，修行人相续中只要一度生起菩提心，即能灭多劫罪障，圆满广大福德，刹那解脱恶趣痛苦，因此，修小士道之法亦宜发菩提心。中士道即小乘道，下士道修法为其基础，小士道即应发菩提心，中士道岂能舍亦（若欲详知此理，阅能海上师所讲的《菩提道次第论科颂讲记》）。
菩提心能消除无量重罪，能让我们最终获得究竟佛果，也能成办暂时的事业，所以作者在此很直接的告诉后人：“恒常莫舍菩提心！”佛经中也如是说：“诸比丘，纵遇命难莫舍菩提心。”法王如意宝也讲过三个教言：“自己要发愿生生世世不诽谤三宝；求正法的意志要坚定，不为任何困难所动摇；纵遇命难也不能舍弃菩提心。”诸位当扪心自问：遇到生命难关，我会不会舍弃菩提心呢？
壬二、（名义转变之利益）
生死狱系苦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
即刻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礼敬。
系缚在生死牢狱中的苦难有情，只要生起刹那世俗菩提心，那么立刻可以尊称为如来之子，世间的人天都应该向他礼敬。
总说发菩提心利益第二方面是“名义转变”的利益。名义转变指发菩提心后，有名称、意义转变为菩萨的利益。系缚在三界生死牢狱中的苦难众生，只要生起刹那的菩提心，虽然他还被各种业惑烦恼系缚，在三界生死轮回监狱中，没有得到解脱，地位非常卑微，但因心里生起了无伪世俗愿菩提心，就可称为佛子，从意义上也成了世人、天人、龙王的福田，成了天龙鬼神以及人等礼敬之处。
关于此处菩提心的具体标准，各种讲义不一。印度布布达论师解释为胜义菩提心，认为只有证悟胜义谛，才是佛子，才是人天的福田。后来很多高僧大德破斥了这种观点，甲操杰大师在讲义说：“若人发愿菩提心不唯诸登地菩萨有如是功德。”明确地指出了此处的菩提心是世俗菩提心，虽也包括胜义菩提心，但主要是指世间凡夫力所能及之世俗菩提心。在《华严经》中用金刚宝来比喻世俗菩提心，金刚宝虽然可以被毁坏，但毁后能立即可以恢复，世俗菩提心也有如是性质。如果象布布达论师所说，此菩提心是指登地菩萨才有的胜义菩提心，那是不能毁坏的，用金刚宝比喻很不恰当。在《迦叶请问经》、《宝积经》中也以转轮王的儿子来比喻发菩提心的人，王子刚生下来，尚在襁褓之中，诚然此时王子没有摄受、利益民众的能力，但所有大臣、子民肯定要顶礼、恭敬他；发菩提心亦然，凡夫发起世俗菩提心，虽无利益众生的能力，但他实质上是佛子，世间、人天都应向他礼敬。
从金刚宝喻和王子喻看，此颂中所说的“菩提心”，无疑是指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所摄的愿行菩提心，在座大部分人是有的，我们每天在上课前念发菩提心仪轨，大家要修观：“为了解脱一切众生的苦难，今发愿成佛。为此，现在我要闻思正法。”生起为利益众生求证菩提之心为愿菩提心，将此愿心付诸实际行动，精进闻思修行正法，即行菩提心。所以今天你们在座的都是佛子，非常了不起，世间的人、天、龙王、非人，都应该礼敬你们，你们也要好好的接受他们的顶礼、供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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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8-08-25 10:37
发表于：08-08-25 16:57
以下是引用 第1楼 旷野de玫瑰 的话：
那么应该恒常不舍弃无上的菩提心。 ...
菩提心妙宝
发表于：08-08-26 09:17
一部绝妙真实不虚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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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8-08-26 14:20
菩提心为至妙宝，未生起者愿即生，已生慎勿令退失，并愿增上善无尽.
发表于：08-08-26 14:25
菩提心为至妙宝，未生起者愿即生，已生慎勿令退失，并愿增上善无尽.
众罪皆忏悔.诸福尽随喜.
及请佛功德.愿成无上智.
去来现在佛.于众生最胜.
无量功德海.我今皈命礼.
佛学视频http://guijiake2007.
发表于：08-08-28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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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并同意、中的全部内容！多识仁波切：法性恒常不变 万物因缘而生
法性恒常不变 （资料图）文/多识仁波切法中有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称做“法性”。一切事物都有现象和性质两个方面，现象简称“相”、“法相”，性质简称“性”、“法性”。事物种类繁多，不可估量，各具特点，法相千差万别。从物性角度讲，有自性，也有共性。“自性”物各不相同——山有山的个性，水有水的个性，但共性万物应该相同，否则就不能称做“共性”。万物称“法”，这所谓的“法性”，就是万物的共性。那么究竟什么是万物的共性呢？这是全部佛教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因为“法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知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所熟习的知识以及其他科学知识，是的确不同类的。”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不能用日常生活中惯用思维方式去理解，必须用经过特殊训练的精密的抽象思维、哲学思维去理解。研究佛法的大多数人都缺乏这种思辨训练，不掌握高精密度的哲学抽象思维方法，这便是佛教哲理理解难度大，产生种种理解上的错误和解说上的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要想理解法性的概念，也必须从前面所说的概念的内涵考虑。“法”包括因缘所生、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和无生灭、永恒不变的虚空、涅槃等“无为法”两种。有为法的实有现象各不相同，与无为法等也没有相同之处，因此，实有不能做为万法的共性。而且，有为法的共同特点是变易无常。“变易”就是指生灭变易。每一种存在，在瞬间的变易中，既是“有”，又是“无”，既是“他”，又不是“他”，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都是连续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的流。这漂浮不定的存在，就意味着没有实质性的存在，一切有为法从无到有，从有归无，“无”是“有”的来源，也是归宿；“有”本身又是一个变易性的无性“空”。来源、归宿，本身全是空虚的东西，哪有实在意义上的共性？正如黑格尔说的：“我们说到‘有’的概念，我们所谓‘有’，也只能指‘变易’，不能指‘有’，因为‘有’只是空虚的‘无’；也不能指‘无’，因为‘无’只是空虚的‘有’。”（《小逻辑》）有为法的这种变易无常的空虚性，正好与无为法的真空形成了相似的共同点。这共同点就成了万物的共性。故称“万法性空”。也只有在“无性”和“性空”这一点上，才能找到万物的相似性、共同点。而这个万物的相似性、共同点，本质虽然是绝对的空虚，但它作为万物的统一法性，也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符合实际的“真实”情况，所以佛法称法性为“真实”、“真谛”、终极“实相”等等。从概念的性质上讲，法性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有为存在、有限存在的范围，与无限、永恒成了同一概念。所谓“法性恒常不变之义”，也要从概念的无限超越的内涵意义去理解。 图文选自网络，内容仅作公益性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告知删除，转载请注明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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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诠释观点都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因而其意义是确定的，诠释就是对作者意图的重建。如何重建作者的写作意图呢？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提出了语法阐释与心理阐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中国古代的训诂学，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语法阐释。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相当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心理阐释。然而，借助于这两种诠释方法，就能准确地、无可争议地阐释出作者的原意了吗？从诠释史来看，特别是对被奉为经典的文本的诠释史来看，历来大多是异说纷呈，意见难以一致。几乎每一个诠释者都宣称自己读懂了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然而往往又会遭到其他诠释者的批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试以《道德经》首章首句的诠释为例，来对此现象作一探讨。老子《道德经》乃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幢丰碑，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智慧明珠。古今中外，注释《道德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道德经》言简意丰，其哲理诗般的语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故而历来异解纷纭，莫衷一是。仅《道德经》首句“道可道非常道”这几个字，各种释义，即大相径庭。要统计古今注家对“道可道非常道”有多少种解释，几乎不可能。今就笔者所见的几种解释，列举如下。1、& 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这种观点将“可道”的“道”字理解为言说，将“常道”理解为永恒常在之道，认为永恒常在之道不可以言说。持此种观点的人为《道德经》注家的主流。不过，此一主流又须细分为两个支流：一部分人直接断言“道不可言说”，从而逻辑地否认了有可以言说之道的存在；另一部分人则只是强调“常道不可言说”，并不否认存在着可以言说之道。现分别述之。（1）道不可言说。战国末期的韩非在《解老》篇中即以“理”与“道”的区别来说明“道不可道”。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 可见，“理”是具体事物的规定性，韩非称之为“定理”。定理是可以言说的。但定理随物之存亡而存亡，故不能常。“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统辖万物之理，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故常存不灭。“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韩非子》卷六）唐代道士成玄英说：“道以虚通为义，常以湛寂得名。所谓无极大道，是众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谓可称之法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理穷恍惚。……可道可说者，非常道也。”（《道德经义疏》）其意为：道本湛寂，其用虚通，不可测知，当然更不可言说。一说就受到了语词的限制，就不是虚通之道，而是可称之法了。北宋王安石说：“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则是其迹也。有其迹，则非吾之常道也。”（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意为：凡可言说者，皆是道之“迹”，而非道之本。道之本，即道本身，亦即“常道”，是不可言说的。北宋道士陈景元说：“夫道者，杳然难言，非心口所能辩，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议，在人灵府自悟尔，谓之无为自然。今标道者，已是强名，便属可道。既云可道，有变有迁，有言有说，是曰教典，何异糟粕。”（《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其意为：道只可体悟，不可言说。若可以言说，就有变迁，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宋徽宗说：“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当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时焉，当可而应，代废代兴，非真常也。”（《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无始曰”与“又曰”云云，皆引《庄子·知北游》语。徽宗意为：道若可言说，就跟事物、四时一般，处于变迁之中，就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其观点与陈景元大致相同。北宋末江澂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与物相去远矣，故不可以言论。”（《道德真经疏义》）道精物粗之论出自《庄子》。《庄子·天下》篇评论关尹、老聃的学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江澂之意为：道精物粗，粗者可说，精者不可说。&&& 南宋林希逸说：“道本不容言，才涉有言，皆是第二义。常者，不变不易之谓也。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道德真经口义》）这种说法明显受到了佛教所谓“第一义不可说”的思想的影响。南宋道士褚伯秀曰：“道本至无，不容称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明代释德清说：“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犹言也。意谓真常之道本无相无名，不可言说。凡可言者，则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太上老子道德经解》）近代魏源说：“至人无名，怀真韬晦，而未尝语人。非秘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及迫关尹之请，不得已著书，故郑重于发言之首，曰道至难言也，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一定之义，而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老子本义》）近代梁启超说：“道本来是不可说的，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本来常住之道了。”（《老子哲学》）当代冯友兰说：“道是‘无名’，没有任何规定性。言语所说的都是事物的规定性，对于没有规定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说了。”“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2册）任继愈认为：“《老子》书中的‘道’是不能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神秘的精神本体。”他的翻译是：“‘道’，说得出来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老子新译》）钱钟书说：“第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又说：“责备语文，实繁有徒。要莫过于神秘宗者。彼法中人充类至尽，矫枉过正，以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副墨洛诵乃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耳。……《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意。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管锥编》第二册）张松如说：“道、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其解说曰：“单个的东西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所以老子认为，‘道’（自在的）是不可言道，无以名之的；可以言道，可以名之的‘道’（观念的），便不是恒道，不是永恒绝对之‘道’。”（《老子说解》）陈鼓应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其解说为：“这个‘道’是形而上的实存之‘道’，这个形上之‘道’是不可言说的；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用来表述它，任何概念都无法用来指谓它。”为什么道不可说呢？“由于‘道’的不可限定性，所以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指称它。”（《老子注译及评介》）李泽厚说：“‘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2）常道不可言说。西汉严遵说：“可道之道，道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昼不操烛，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烛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北宋陈景元《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引）严遵在这段话里明显把道分为“可道之道”与“常道之道”，认为“可道之道”可彰显而传于人，“常道之道”则自然而然，不可授受。汉代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认为，可道之道，即经术政教之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常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辉，灭迹匿端，不可称道。”这里也将道分为“可道之道”和“常道”。常道无为无事，不见其有所作为，故不可言说。曹魏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注》）一些人认为王弼开了“道可不道”的先河。（参见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但王弼在这段话里明确提出有“可道之道”。从逻辑上说，“可道之道”当然也是一种“道”。可见，王弼只是认为可道之道非常道（“非其常”），常道不可道。北宋吕惠卿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时乎殆，则非常道也。……则常道者，固不可道也。”。（《道德真经传》）其意很明显：可道之道也是道，但不是常道。常道不可言说。北宋苏辙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而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德真经注》）从“莫非道也”可以读出苏辙主张“可道”与“常道”皆是道。两宋之际的程俱说：“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于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则圣人未敢以示人。非藏于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以示人焉耳。”（《北山集》卷十三《老子论》）其意为：圣人以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为世人确立言行的准则，至于常道、常名则不可得而道、得而名以示人。元代丁易东说：“首一道字与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体，特可道之道字，则指世人所谓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谓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则非吾所谓自然之常道矣。……世俗之所谓道者，……盖儒者之所谓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谓道，乃专指虚无自然者为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明代李贽说：“不知而自由之者，常道也。常道则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道德经解》）其意为：常道乃自然之道，人日行其道而不自知。常道无人说，也不必说。因此，人所说者，不是常道，而是可道之道。明代道士王一清说：“有世间之道，有出世间之道。世间之道，有形有名，有理有事，故可道可名也。出世间之道，无形无名，视不见，听不闻，故不容言，不能名也。常者，常住不灭之意。……故知可道可名者，乃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之名，而非真常之道之名也。”（《道德经释辞》）其意为：世间之道乃可道之道，出世间之道才是真常之道。近代丁福保说：“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非儒家之所谓道，即本经五十九章长生久视之道，乃道家之专门名词，谓真常不灭之道也。”（《老子道德经笺注》）近代王力说：“既云道可道非常道，则常道乃不可道者也。道之本体，是谓常道。言及本体，无法以形容之，故曰不可名，又曰强为之名也。然则道之本体，已离言说；欲得其真，须凭直觉。盖老子五千言，皆可道之道耳。”（《老子研究》）近代高亨说：“道可道，犹云道可说也。……道可道非常道者，例如儒墨之道，皆可说者，非常道也。……其意以为吾所谓道之一物，乃常道，本不可说也。”（《老子正诂》）他后来又在《老子注译》中详细阐释说：“老子说：道之可以讲说的，就不是永远存在的道，如儒家所谓‘道’便是，而我所谓的‘道’（宇宙本体），是不可以讲说的，是永远存在的‘常道’。”当代卢育三说：“这句是说，道，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常道。在这里，老子把道区分为两种：一为不可道之道，一为可道之道。不可道之道，即所谓常道，是永恒的、不变的道；可道之道是暂存的、可变的道。”（《老子释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2、道可以言说，但不是常俗之道（或常人所谓的道、寻常的道、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持此种观点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主张“道可以言说”，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在“常道”的解释上，又不尽相同。或解释为“常俗之道”，或解释为“常人所谓的道”，或解释为“寻常的道”，或解释为“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北宋司马光说：“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道德真经论》）北宋陈象古曰：“可道谓众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谓众人之所见者也。虽可知可见，未能尽道之妙理也。故众人常道者，非所谓道也；众人常名者，非所谓名也。”（《道德真经解》）&&& 南宋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寻常所言道者。”（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元僧德异（号休休庵）说：“道本无言，因言显道，可以说也，非寻常之道，妙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元代喻清中说：“其所谓道，未尝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非常人之所能道。”（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元代吴环中说：“老子之所谓道，非世上寻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见其首，随之而不见其后。此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寻常之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四引）当代周生春说：“前一个‘道’指宇宙的本原和实质，后一个‘道’指解说。常：普通的，平常的。这句话以往多解释成：‘道’，如果可以说得出来，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这种解释偏离了《老子》的本义。（帛书）甲本、乙本‘道可道’后均有一‘也’字。据此，可知这句话应解释成：‘道’是可以表达的，它不是普通的‘道’。《老子》通篇说的就是‘道’。……显然，如果‘道’不可言传，那么《老子》五千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注译》，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郭世铭则认为，“第一个‘道’字是《老子》的专用术语，是名词。后两个‘道’字都是动词‘说’的意思”。他认为“常”字“既可以解释为‘永恒’、‘永远’，也可以解释成‘经常’、‘一贯’、‘一直’、‘坚持’。两种释义的区别在于：前后包括将来，后来不包括将来，只说到迄今为止。”他主张在此处作后一种解释。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他还指出：“如今‘道不可道’、‘道不可名’差不多已成为研究《老子》的主导思想，人们对此也早就习以为常，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大家都说《老子》是讲‘道’的，而大家又都说老子认为‘永恒的道’是说不出来的。那么，《老子》一书究竟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不永恒的道’，还是在讲‘说不出来的道’？如果是前者，又何必去讲它？如果是后者，《老子》怎么又能把‘说不出来的道’给说出来了呢？”（《老子究竟说什么》，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3、& 道可以言说，但道非恒常而无变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非常道”解释为“不是恒常而无变的道”，意即：道乃变化万端之道。&&&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说：“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且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则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无常名。”“用可于物”，即可应用于物。“非常于一道”，即不是常用一道而无变。&&&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此处玄宗引《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来说明道之变化。元代牛妙传说：“道者，……无适而不通，无可无不可，故云可道也。……盖道之为用，无乎不在，初无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清代姚鼐说：“道，诚可道也。圣人之经纶大经、礼乐刑政，治天下之法，昔何尝不可道乎？然而非必常道之。时异势殊，道之所以用者，而后有不可施矣。”（《老子章义》）当代朱谦之说：“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实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自解《老》者偏于一面，以‘常’为不变不易之谓，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林希逸），于是可言之道，为不可言矣；可名之名，为不可名矣。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老子校释》）4、& 道若可以践行，则不是永恒常在之道。&&& 此种观点的特点是把“可道”之“道”解释为“实行”、“践行”，认为可践行之道，则非常道。&&& 南宋李嘉谋（息斋道人）说：“常者，不变之谓也。物有变而道无变。……常之为道，不可行而至，……使其可行，即非常道。”（《道德真经义解》）&&& 元代吴澄说：“道，犹路也。可道，可践行也。常，常久不变也。………若谓如道路之可践行，而道则非此常而不变之道也。”（《道德真经注》）明代薛蕙说：“道本无为，若道而可为，乃有为之事，非常道矣。”（《老子集解》）清顺治皇帝说：“上道字，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者，乃真常不变之道也。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御注道德经》）近代张其淦（罗浮山豫道人）说：“凡事可践行者谓之道。然可道者，则非常道。”（《老子约》）5、& 道可以践行，但所行之道非常人之道。&&& 明太祖朱元璋把“非常道”解释为“过常人所行之道”，即不是常人所行的道。他说：“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犹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无他欲，执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盖谓过人之大道。”（《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当代吴林伯说：“老子之‘道’，为万物化生之总规律，或不易之定理。小、大由之，故曰‘可道’。《孟子·告子》：‘夫道若大路然。’《荀子·儒效》：‘道者，人之所道也。’‘道’既若路，人所共行，是‘道’字之义，与‘行’字同，曰论道之言‘甚易行’（七十章），行而宜之，故非寻常之‘道’。‘五千言’每言道而状之以大，岂非异常乎！”他将全句译为：“我的道，真像平坦的路，是可以通行的，也就不是寻常的道。”（《老子新解——〈道德经〉释义与串讲》，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6、道可以践行，所行之道中有非常之妙道。南宋谢图南持此种解释。他说：“道本无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辟，可能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谓此尔。可道者，犹可行也。可名者，犹曰可称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欤！”（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三引）其意为：道是可行的，但是百姓日行其道而不知其妙。不仅百姓不知，圣人亦不能尽道之妙。7、道是什么道呢？不就是恒常之道吗？当代徐梵澄先生持此种解释。他说：“帛书甲、乙两本，此句皆有‘也’字。‘也’为疑问语则同‘邪’，即‘耶’。——《礼记·曲礼》：‘奈何去社稷也？’《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也’皆同‘邪’。——第二字‘可’则‘何’之省文。——石鼓文‘其鱼维何’作‘其鱼维可’。云梦秦简‘购几可’即‘购几何’，‘可殹’即‘何也’。‘盗封啬夫可论’即‘盗封啬夫何论’。然则此第一句当作‘道，何道耶？’更进而问一句：‘非常道耶？’”“是谓非于恒常之道外别立一道。”（《老子臆解》）&& 8、道可以[被认识]由人们述说，[人们认识中的并加以述说的道]不是客观永恒的道。此种观点见孙以楷、杨应芹所著《老子注译》（黄山书社1996年版）。综上可见，老子短短的一句话，为诠释者提供了极大的诠释空间。这一状况的形成，当然与《道德经》原文过于简洁和具有模糊性有很大关系。读者也许会问，以上这些不同理解，哪一种理解符合老子的原意呢？老子的原意真正可以搞清楚吗？按照当代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这样一种提问本身就是不合适的。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诠释者“筹划”的结果。他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由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伽达默尔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册，第380页。)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试图去弄清所谓作者的原意，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当代解构主义更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当我们阅读一句话的时候，它的意义由于某种原因始终是漂浮着的”。(转引自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对文本做出的所有不同的诠释都是有效的和合法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按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观点，“诠释”就是“使用”，因为任何“诠释”都有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用目的。这颇有点像中国古代所说的“六经注我”，旧瓶装新酒，诠释即创新。当代另一些哲学家不赞成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激进主张。如意大利哲学家艾柯认为，文本确实给予读者大量自由的诠释空间，但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检验一种诠释是否过度的尺度就是“文本的连贯性整体”。他说：“对一个文本的某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不能，则应舍弃。”(艾柯：《过度诠释文本》，载《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第7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他还区分了对文本的“诠释”与“使用”。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使用”可以是任意的，而“诠释”则应尊重文本本身的内在连贯性，因而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笔者赞成艾柯的观点，“诠释”不能变成“使用”。按照艾柯所提出的“文本的连贯性整体”的诠释尺度，将“常道”理解为“寻常之道”是没有依据的。考《道德经》中“常”字凡数十见，如“常无欲”、“道常无名”、“道常无为”、“复命曰常”、“常与善人”等，均作“恒常”解，无一例作“寻常”之义解。更为直接的证据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此句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乙本此句残缺，但有下句“恒名也”三个字。学术界认为，今本改“恒”为“常”乃是汉代人为避汉文帝刘恒之名所为。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三种，虽无此句，但“恒”字屡见，如“道恒无名”等等。此更可证“常”字原为“恒”字之有据。“常”与“恒”其义相同。恒，《说文》：“常也。”《广韵》：“久也。”常，《玉篇》：“恒也。”《正韵》：“久也。”可见，不管是写作“恒道”也好，还是写作“常道”也好，均是指永恒常在之道。因此，将“常道”解释为“常俗之道”（李荣）、“常人之道”（朱元璋）、“常人所谓的道”（司马光）、“寻常的道”（陈象古等）都没有根据。但可道之“道”字的诠释无法从《道德经》本身找到内证，因为《道德经》全书其他各处之“道”字，无一作动词用者。因而释“道”为言说或释“道”为践行，“两行”可也。但在道是否可践行的问题上，亦可用内证证明第4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道德经》第41章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所行非大道乎？第53章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明确表达了行道的方法。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要人去效法道之“自然”而行。除了文本的内证之外，必要的训诂学原则也是必须遵循的。解构主义所谓的“误读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语法阐释之上的。像世面上有本《道德经浅释》将“如享太牢”解释为“如坐大牢”，把“不自伐”的“伐“解释为“砍伐”，恐怕稍具古文常识的人都会发笑的。另外，在诠释时，慎将文字作通假解。如俞樾解“非常道”说：“常与尚，古通，……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为上道。”（《老子平议》）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引用俞说。马叙伦则在《老子校诂》中论证俞说之非。他说：“本书后文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庄子·天下篇》言老子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者。’是则常者遮绝有无而为言，非上义也。”笔者按：今帛书本《老子》此句“常”作“恒”，可确证“常”非“上”义。可见，诠释虽有自由度，但诠释的可能空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限度来自于规则的遵守。如不遵守规则，则诠释完全变成了“使用”，因而也就失去了“诠释”的本来功能。像世面上有一本《道德经浅释》将“道可道非常道”解释成“道，可以叫做道，也可以不叫做道”，这是完全不遵守诠释规则，因而就超出了诠释的可能空间。&关闭窗口&&发表,查看评论&&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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