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性别平等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与评价_经济生活文摘_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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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国际和国内范围来看，目前促进妇女发展的努力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何衡量妇女的发展状祝，如何评价各种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如何对各国、各地区的妇女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等等。因此，构建并运用性别发展平等指标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有力的工具。本文主要通过国内外性别平等发展指标的开发和运用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从中探讨我国的性别平等发展指标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国际
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一、构建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背景分析　　妇女作为一个以“性别”来划分的特殊社会群体，对其所作的评价当然就离不开以男性为参照系的评估。在世界范围内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从“发展中的女性”为主题的研究转变成了如今的“性别与发展”问题，这一转变开阔了人们探讨和认识问题的视野。　　从世界范围来说，妇女运动的目标从最初的要求在有限的社会领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把女性从局限于家庭妇女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发展到近几十年来的要求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起点、过程以至结果的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的主流化。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以及其后开展的一系列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主要战略的妇女发展行动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北欧五国制定的《北欧国家性别平等合作计划》获欧盟委员会的通过，将性别问题纳入了欧盟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之中，2001年世界银行也发表了《世界银行性别主流化的计划书》（彭希哲等，2004）。　　我国作为在世妇会上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国家之一，同样也在世妇会上做出自己的承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有实质性的行动，不仅要在政策决策中体现社会性别的观点，还要把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组织、机构发展的制度化体系中。　　总的来看，这些促进妇女发展的国际和国内努力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何衡量妇女的发展状祝，如何评价各种促进妇女发展的政策，如何对各国、各地区的妇女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等等。因此，构建并运用性别发展平等指标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有力的工具。性别发展指标和指标体系的建立也会对帮助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妇女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本文主要通过国内外性别平等发展指标的开发和运用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从中探讨我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的发展趋势。　　二、国外的相关研究及评价：国际性别平等发展指标的开发和运用　　在国际社会，开发和运用相关的性别平等发展指标对妇女发展的整体或某方面的状况进行衡量、比较和评估，已有一段历史了。1991年联合国首次出版了关于全球妇女状况的综合数据——《世界妇女状况：趋势和统计数据》。一些反映妇女状况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开始出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别平等发展指标是国际上最广为人知的联合国的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和GEM（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其他一些国家也积极研究建构适合本国的性别平等指标，如瑞典的Swedish指标，挪威的Norwegian指标。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来的研究性别问题的指标，如Dijkstra & Hanmer 2000年提出的RWS指标，Dijkstra2002年提出的SIGE指标。　　性别发展指数（GDI）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长寿且健康的生命，二是知识，三是体面的生活。每个方面计算一个性别平等分布指数，然后用等权的方法合成一个综合的GDI指数。（Rebecca Adams, etc., 1998）性别赋权指数（GEM）的计算方法是类似的，内容也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参与和决策权，经济参与和决策权，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Rebecca Adams, etc., 1998）。　　从GDI和GEM二者的不同点来看，GDI是衡量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标，主要从寿命、教育和收入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GEM衡量的是性别的赋权情况，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计算，即政治、经济和收入。　　从二者的共同点来看，首先，目前GDI和GEM在全球范围内都被广泛运用着，二者不仅为评估各国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状况提供了标准，而且也成为评价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次，计算二者的前两个子指标（如GDI的寿命和教育方面的指标，GEM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指标）所需的准确数据资料都比较容易获得。但二者共同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关于收入指标的计算。目前对于收入指标的估算主要是通过以下资料获得：非农业部分的女性的工资和男性工资的比率，经济活动人口中女性和男性各自的比重，男性和女性的总人口，以及人均GDP（彭希哲等，2004）。可见，GDI和GEM所反映的女性的状况受到了该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不完全是对社会的性别状况的评估。举例来说，假设有A、B两国，A国的社会性别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但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人均GDP也很高，而B国的社会性别状况明显好于A国，但B国的人均GDP比较低，根据GDI和GEM指标计算出来的得分可能是A国高于B国，这种比较的结果与实际状况可能是相违背的。这说明用GDI和GEM指标对一国或一个社会的性别状况进行评价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Dijkstra & Hanmer的RWS指标和Dijkstra的SIGE指标基本上是以GDI和GEM为基础，只是考察的侧重面不同。RWS指标和SIDE指标偏重于从两性的绝对差异来考察性别的不平等状况。其中瑞典的Swedish指标在90年代构建的基础之上，2000年又从获得经济独立的工作、照顾家庭和孩子、政治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其他（主要是基于性别暴力）等四个方面建构了新的性别平等指数；挪威建构的Norwegian指标是以1~5岁儿童入托率、20~39岁人口性别比、两性教育水平、两性的劳动参与、两性收入、市政委员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为主要指标的平等指数（陈巧玲，2005）。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挪威的GDI和GEM分别居世界第三和第一，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发展水平的进步，1995年时挪威的人文发展指数（HDI）排在第6位，2001年则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一（毛羽，2004）。　　瑞典、挪威两国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都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环境等方面的男女性参与。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两国设计的指标都更突出本国的特点，两国本身的性别平等状况在世界上处于很高的水平，如果直接借用他们的指标用来衡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性别状况就不是很合适。　　
总的来说，国际上使用的这些性别指标体系基本上都是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衡量妇女发展的。目前这些指标被广泛运用于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社会性别状况的评价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性别状况的排名。运用指标所得出的各种比较结果，不仅可以用来说明此时此地的社会性别状况以及该地该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甚至可以为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调整和实施、一些重要项目的开展和评估提供可借鉴的标准和指导。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上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在计算方法、指标的选择和数据可靠性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收入指标的数据资料选取等。因此，我们需要对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为了更好地对社会性别状况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评价，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局限，这就给我们在收入指标方面的数据资料选取工作敲响了警钟。　　三、国内的相关研究及评价：性别平等指标体系初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就积极参与国际妇女人权领域的活动，积极签署有关妇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文件，特别是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政府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这两个重要文件，并把男女平等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从总体上看，以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对《北京行动纲领》的监测评估为契机，加上国际间频繁的项目合作对性别统计的要求，我国的性别统计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统计权威部门的国家统计局更是积极引进瑞典的性别统计概念和方法，建立固定的数据收集渠道，定期编辑出版分性别的统计资料，建立数据库等。这些都使性别统计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目前针对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工作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目前，国内的很多学者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建设为契机，对其中的社会性别平等核心指标、妇女发展纲要评估指标和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初步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构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性别平等意识的纳入。　　（1）20世纪90年代末，在程深教授构建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中，他主要设计了健康平等指数、经济平等指数、社会与发展指数等。随后，他根据这三个指标所达到的不同程度，把我国划分为6个区域，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上的经济平等并不意味着健康与社会上的平等；性别上的社会平等才是女性社会地位真正提高的前提，一个女性社会地位较低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平等。而对于中国来说，大部分地区的女性地位仍处于健康、经济、社会地位都较低的状况（程深等，1997）。　　（2）崔凤垣教授在“关于妇女地位评价指标的认识与思考”中，构建了妇女社会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的领域与指标框架。指标体系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健康6个领域共37个主要指标和支持性指标。为了简单明了的测度妇女社会地位状况，他从37个指标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4个指标构建综合平等指数。这4个指标是：从事技术与管理职业两性平等指数；20~24岁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两性平等指数；15~24岁未婚比率两性指数和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两性平等指数。利用、年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他计算出妇女社会地位综合指数值分别为 0.77、0.86、0.91和0.91。这一结果验证了妇女社会地位综合指数的可行性（崔凤垣等，1997）。　　
（3）全国妇联研究所的蒋永萍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全面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核心指标进行了研究，初步选定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比例、出生性别比4个指标作为测量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核心指标。以上述4个指标为基础，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性别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初步构建了“性别平等指数”和“妇女发展指数”两个综合评价指数，对国内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进行了初步常识性评估。从评估结果看，性别平等与地区经济水平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在追求性别平等方面，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地区都有非常大的可以作为的空间。　　（4）上海复旦大学人口所的彭希哲教授对上海妇女发展指标进行了研究。基于对妇女作为自然人的发展、社会人的发展和社会环境对其发展影响的认识，构建了上海妇女发展三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妇女的个体发展指标、妇女的社会发展指标和妇女发展的投入指数。对应三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为：妇女发展保障指标，女性健康预期寿命指数；城镇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女性政治参与指数；女性的闲暇享受指数，政府用于妇女发展的财政投入。以上述框架为基础，根据指标的可获得性可进一步扩展到相应的三级指标。尽管这一指标体系建构的理论依据和指标的划分选择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但作为一种视角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彭希哲等，2004）。　　（5）有关江苏省妇女儿童纲要规划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该体系有6个一级指标，即：妇女与经济，权重15%；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权重 20%；妇女儿童与教育，权重 15%；妇女儿童与健康，权重 20%；妇女儿童与法律保护，权重15%；妇女儿童与环境，权重 15%。有20个二级指标，满分均为5分。根据 2002年统计数据和权重与达标分值，研究者对江苏省实施妇女儿童纲要、规划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其结果显示，目标的实现程度与经济发达水平有一定关系，但又有微小差别。如苏州市GDP水平全省排名第一，但综合评价排名第三，印证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妇女地位提高的研究结论（姜秀花，2004）。　　以上研究成果都是各个学者根据相关的性别与发展研究理论，借鉴国外指标的计算方法或者《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划分，构建了各自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小到对一个地区的社会性别状况的评价，大到对国家的社会性别发展状况的评估，并且尝试着把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而且学者们都运用各自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的。　　但是存在的问题与国际性别发展指标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即：如何保证指标数据来源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指标所选取的数据资料来源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最后运用指标得出的结论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因此，这是学者们必须共同解决的一个难题。　　再者，面对学者们形形色色的指标分类，我们不禁要问，怎样的指标划分才是最能体现中国妇女地位现状的。指标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与学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因此，对于我国性别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说，可能存在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研究出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角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并从中确定出核心指标组以及综合评价指数，将其纳入全面小康社会统计检测指标体系，这也是有赖于我国专家学者研究的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的性别平等指标研究，还是国内的相关研究，都需要注意到一点，即构建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目的何在，是为了通过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评价，发现其中的问题，进而从政策上、实践中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还是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些指标对妇女的社会性别现状进行描述？我们构建性别平等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前者，后者单纯的就问题谈问题，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既然认识到了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那么我们在对国内外不同性别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时主要还是从这个最终目的入手进行分析。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外的性别指标体系的构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外的性别发展指标如GDI、GEM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所用。这些指标的开发和运用确实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对于促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如法律和政策手段等）提高妇女地位，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对于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不错的指标体系构想，如崔凤垣和蒋永萍的研究，一个是较全面的评价指标设计，另一个突出了核心的评价指标设计。　　当然，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标体系的构建仍需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借助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契机，通过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研究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而且需要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结合，二者共同努力，将研究成果纳入政策、法律体系中，从而真正地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巧玲.量化男女平等——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初探[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 崔凤垣.程深.妇女地位研究方法新探——性别平等发展指数[J].妇女研究论丛.1997.1.　　[3] 姜秀花.将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性别平等高级研讨会”在京召开[J].妇女研究论丛.).　　[4] 毛羽.解读性别平等指数. .cn/GB/wenhua/2.html, .　　[5] 彭希哲.王禄宁.何圣.运用妇女发展指标推动妇女发展[J].妇女研究论丛.).　　[6] Rebecca Adams, Gayle Morris, Patricia Martin, Hannah Baldwin. Gender Analysis of USAID/Haiti’s Strategic Objectives [R]. International Centerfor Research on Women, 1998, 1.　　分类： |职场性别平等？且……女性不做家务可以吗？|界面新闻oJMedia作者：华强森（JonathanWoelzel）&
缩小职场的性别差距不仅有助于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还可以使妇女为年间的全球GDP增长作出双倍的贡献。然而要发挥这一潜力，就需要我们解决社会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利用15项性别平等指标，对95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展开了研究。这95个国家为全球贡献了97%的GDP，其女性人口占全球的93%，发现有40个国家在超过半数的指标上显示了程度较高或极高的性别不平等。
5个指标中，超过一半指向性别不平等
这15项性别平等指标可分为四类：职场性别平等、关键服务与经济机会的驱动因素、法律保护与政治声音、人身安全与自主能力（见图1）。
在第一个维度职场性别平等，包括女性参加有偿工作的能力，与男性更平等地分担无偿护理工作，拥有参与高生产率工作的技能和机会，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职务。该维度由两性在生活及工作中作出的选择所推动。
在与职场相关的5项指标中，其中4项显示性别不平等程度为高或极高。尽管全球适龄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为50%，且在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女性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为46%-47%，但全球就业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40%。
在专业型和技术型工作方面，我们对78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21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性别差距达到高或极高水平。
同工不同酬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这一情况难以得到确凿的证明。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商业领导者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尽管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女性获得的薪酬低于男性。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数据进行研究的87个国家中。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男性担任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经理等领导职位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倍。
在无偿抚养工作上，女性所花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女性花费的时间几乎是男性的十倍。
教育水平、无偿护理工作等，有助于加快性别平等进程
我们发现，社会性别平等、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态度和看法与职场性别平等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前两项是实现职场性别平等不可或缺的因素。据了解，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基本上都拥有较高的职场性别平等水平。经济发展使许多国家得以缩小性别差距，特别是以下四方面的进步有助于加快性别平等进程：教育水平、金融与数字化参与度、法律保护和无偿护理工作（见图2）。
教育水平。接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与五项工作性别平等指标中的三项及数个社会性别平等指标中度或高度相关。
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则更有可能和男性平等分担无偿工作、成为专业或技术人员以及进入领导层。缩小接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可以有力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通过童婚和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状况量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女孩接受更多教育后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权益和健康问题，从而减少童婚、避孕措施缺失和选择性堕胎并改善孕妇保健。
金融和数字化参与度。有权使用网络、移动电话以及有权享有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平等与多个工作性别平等指标中度相关，与进入管理层的女性比重以及无偿护理工作耗时的关系尤其紧密。随着全球经济更加相互依存、数字化不断加深，互联网俨然成为求职、社交、开展业务、买卖双方收付货款以及获取小额贷款时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仍有44亿人无法上网，其中52%为女性。我们预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网民人数将超过35亿，其中超过20亿的人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如果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上网率也能同步增长，将极大地推动职场性别平等。
法律保护。有法律条款明确列出且保障妇女权益、将其视为真正的社会成员，这与五项职场平等指标中的四项以及多项社会平等指标中度相关，这些指标包括针对女性的暴力、童婚、避孕措施缺失和教育状况。其他研究者也强调，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条款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密切有关。
无偿护理工作。承担无偿工作的男女比例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度相关，与女性进入管理层和成为技术或专业人员的几率中度相关。此外，还与教育、金融和数字化参与度有中度到高度的关联。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61%的无偿护理工作都是日常家务，如做饭、打扫、取水、拾柴、维护和园艺，照顾老人和孩子也是免不了的家事。
这些家务事关家庭和睦与家人幸福，所以人们有可能自愿承担。但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实现自动化、男女平均分摊家务、借助政府资助或市场主导的服务业使无偿工作有偿化，可以减轻甚至免去部分无偿工作。
同时，有些干预措施还可以提高GDP，因为女性不做家务省下的时间可以从事有偿工作。此外还有其他积极影响，比如更多女性可以实现经济独立，母亲工作对下一代也有益处。一项在24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上班，女儿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获得高薪及进入管理层。
中国在四项指标上存在极高的不平等
我们新推出性别平等评分工具GPS，用于评估各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其中1.00代表已完全实现性别平等。按地区评分时，得分最低的是南亚地区（不包括印度），仅为0.44；而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得分最高，达到0.74。
中国的综合性别平等评分（GPS）为0.61，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南亚其他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但是低于北美和大洋洲这类表现最佳的地区（GPS得分为0.74）（见图3）。
中国在四项指标上存在极高的不平等&&领导岗位、无偿护理工作、政治代表和出生性别比，在两项指标上存在较高的不平等&&法律保护和工资差距（见图4）。中国女性对GDP的贡献达到41%，在全球所有地区中占比最高。然而，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且超过60%属于日常家务活。
作者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董事，本文责任编辑高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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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报告(1)
「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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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经济、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毕业论文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论文代写
　　本次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家统计局和政府有关部委的年度统计报告、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他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有些在研究中更具性别敏感的指标未能在本次评估中使用。　　各领域评估使用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和数据来源见表1.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论文网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西藏、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作文 /zuowen/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西藏、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毕业论文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 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 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 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 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毕业论文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年增长了7.98，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论文网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西藏（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西藏、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论文代写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论文网
　　从、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论文网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论文代写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 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 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 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 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 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作文 /zuowen/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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