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６卷第６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论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张万敏；（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摘要］郭沫若是一位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的成就，不但影响着创造社．也影；想的研究；代翻译文学史的梳理；［关键词】郭沫若；翻译文学；诗歌翻译：戏剧翻译；［中国分类号】１１０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郭沫若（１８９２一１９７８），
第２６卷第６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１１月Ⅷ．２６Ｎｏ．６Ｊ∞ｍａｌｄＣｈａｒｔｇｅｈｔｍ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ｌｔｙ（ＨⅢｎｉ６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ｌｅｍｅｓ｝№．２００７
论郭沫若的翻译思想
（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３２）
【摘要］郭沫若是一位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洋家。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特别是
诗歌翻译与戏剧翻译的成就，不但影响着创造社．也影响着一个时代的译坛和文坛。对郭沫若翻译思
想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学及“五四”翻译文学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及现
代翻译文学史的梳理。
［关键词】郭沫若；翻译文学；诗歌翻译：戏剧翻译
［中国分类号】１１０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７ｓｘ（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７８－０５
郭沫若（１８９２一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原名郭开贞，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翻译家。他也是创造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都为创造社、“五四”新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从“五四”前夕开始的。大约在１９１７年左右，他就开始从英文翻译泰戈尔、海涅等人的诗歌，这是他翻译实践的起点。他精通Ｅｌ、德、英等国文字，译作颇为丰富，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战争与和平》、《血路》、《政治经济学批判》、《茵梦湖》等。郭沫若不但在翻译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其文艺思想相似，郭沫若的翻译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及转变的过程。因为他发表译论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期，所以本文重点着墨于这一阶段。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人生观与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此期间的一部分观点，郭沫若后来又扬弃了。
一、郭沫若译介活动的分期
学界通常将郭沫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１．萌芽期――“五四”时期，从翻译介绍德国作家歌德的作品开始；２．发展期――骐１９２４年流亡日本到４０年代末，从翻译介绍日本马列主义经济学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３．成熟期――建国后。三个阶段中，以第二阶段翻译的作品最多，涉及的面也最广．尤其是完成了《浮士德》和《战争与和平）两部文学巨著的翻译。
二、郭沫若翻译发展期的主要翻译思想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期，浪漫主义对我国文坛影响巨大。郭沫若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的译论自然也带有这一色彩。他是创造社的核心与支柱。其译论也影响到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其他成员。然而，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这样一些消极因素。
（一）郭沫若翻译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１．“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
在与以郑振铎、茅盾等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文艺理论及翻译理论展开的争论中，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２
【作者简介】张万敏（１９６９一）。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翻译理
论研究。?７８?
发表了诸多见解。郭沫若的有些论述反映了他独到见解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和发展了上述相关理论；而另一些则显示了他性格中的狭隘与偏激及理论上的偏颇与谬误。在作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６日的《海外归鸿》第二封信（发表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创刊的《创造季刊》第１卷第ｌ期上）中，郭沫若曾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健儿”，可是他的炸弹，有时投向整个译界，有时专门攻击文学研究会。例如：在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２日写的《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载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日《创造季刊》第２卷第１期）中，郭沫若揭示了当时译界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译书家今天译一部威锵，明天译一部罗素，今天译一本太戈儿，明天又译一本多时妥逸夫司克”，并认为“藉泽书以糊口，藉译书以钓名，藉译书以牟利的人，正是滔滔者天下皆是。“这些批评虽然言辞尖刻，还是颇具积极意义的。而他的另一些批评。则需慎重对待。例如，上文提到的《海外归鸿》第二封信中，郭沫若说：
我们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秕评为广告用具；目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八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Ｊｘａｃ－＝：……（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这封信显然是攻击文学研究会的，“死板的主义”，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郭沫若的上述论述是不客观的。他所指责的。党同伐异的劣等精摊”，在文学研究会的领袖郑振铎、沈雁冰等人的文章中均未有体现。这里，郭沫若的人格缺陷得到了暴露：意气用事，责人过严，用语夸张，刻薄尖酸，惯于抨击谩骂。他没有把炸弹投向旧文学阵营和投向译界不正之风，而是投错了方向，投到了代表当时新文学主流的文学研究会，这对当时文坛力量是一种削弱。
２．“媒婆处女”论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郭沫若在给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翻译底价值，便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了，受用罢！’他方面诱导读者说：‘世界花目中的花便是这么样，我们也开朵出来看看罢！’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内对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除了翻书之外，不提倡自由创造，实际研究，只不过多造些鹏鹉名士出来罢了！不说对于全人类莫有甚幺贡献，我怕便对于我国也不会有甚么贡献。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转ｉｌ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２０００，６）
郭洙若借用了“媒婆”与“处女”来比喻翻译与创作，形象生动，特别是“媒婆”一喻颇有道理。然而，在那个大力提倡女子解放、婚姻自由的年代，这一比喻的讥讽、轻蔑色彩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他将翻译视为从属于文学、寄文学篱下的。附属的事业”，把翻译的作用贬低到“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显然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郭沫若的翻译理论贡献
１．郭沫若注重译家责任，重视译者主体性，强调译者主观感情投入，呼唤译界良好风气。
郭沫若非常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责任心、素质等，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正确的动机和高度的责任感，要对作品进行慎重选择，要对所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是要对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潮流等进行彻底考察，译者还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广博的文学修养，才能具有驾御作品内容和语言的能力。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译者自身所，百的相同或相似的生活情趣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在改译钱君胥翻译的《茵梦湖》时，他深有体会地说他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正是靠着自己在西湖时所感受到的情趣，他才能把茵梦湖的情趣再现出来。翻译过程中译者感情自然地参与和融人．这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郭沫若最早指出和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对翻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７９?
他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日写的《雪莱的诗）（载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创造季刊》第ｌ卷第４期）中说：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幕，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活，不是沫猴而冠。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策，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寿口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耱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上文提到，郭沫若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抨击了译界弊端。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在译者方面，他强调应该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并希望真有学殖者出而为完整的翻译。在读者方面，他指出应该从教育着手，劝知识未定的青年先从事基础知识的储积；注重语学的研究，多养成直读外籍的人材；并希望国内各大书场多采办海外的名著。他认为唤醒译书家的责任心为当务之急，这个观点对当时整顿译界风气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２．郭沫若强调的翻译动机
郭沫若认为，译家对译品有选择的权力，对读者有指导教益的责任，翻译的目的是由译家个人确定的。他的翻译动机观是与译者主体性密切相关的。
１９２．２年，读者万良浚在《小说月报》第１３卷７号（１９２２年７月１日出版）的“通信”一栏，对文学研究会（主要是郑振铎）的翻译主张提出了质疑，表示不同意现在翻译《浮士德》、《神曲》、《哈姆雷特》等虽产生较早面有永久之价值的著作是不经济的作法这一理点。茅盾对此答复说；“翻译《浮士德》等书，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对此，郭沫若撰写长文《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载于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７Ｅｌ《时事新报?学灯》），对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的这一译介观点进行批驳。郭沫若认为，文学研究不论研究作家或研究作品，都属于研究者的个人自由；而文学的介绍，当然比个人介绍多出三个因子来：文学作品，介绍家和读者。介绍者是三个因子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对文学作品有选择之权。对读者有指导之责。郭沫若还就介绍家即翻译家的态度论述了翻译的动机和翻译的效果。他认为如果翻译家对于自己要译的作品能涌起创造的精神、有精深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能充分理解作品的表现和内涵．能把自己的创作精神融人原作中并进行移译，那么他的译品必然会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必然能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翻译家的译品在任何时代都是切要的，对任何读者都是经挤的。怎么能说翻译《神曲》等作品是不经济、不切要、盲目呢？郭沫若还认为，文学的好坏，不能说它古不古，只能说它醇不醇，真不真，不能说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都是好文学，全部都有介绍的价值。
３．郭沫若的翻译美学贡献――“风韵译１
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理沦，强调“以诗泽诗”，不赞成移植和逐句直译，强调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与意识再创造的过程。
１９２０年春，Ｉｔｔ汉翻译《歌德诲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时，请郭沫若代译文中所引录的歌德诗。郭沫若在３月４日为此文写的《附白》（载于３月１５日《少年中国》第ｌ卷第９期）中首次提出此说：
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握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４日，郭沫若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中．再次详细论述了此观点：
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人翻字典，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诗的生命在它内容的一种音乐的精神。至于俗歌民谣，尤以律声为重。翻译散文诗、自由诗时自当别论，翻译歌谣厦格律严峻之作，也只是随随便使地直译一番。这不是艺术家的译品，这只是言语学家的翻译了。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吏稿）（ｇ－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风韵译不但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原则，甚至可以作为整个翻译文学的翻译原则。郭洙若强调，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不失原作“风韵”。在１９２３年４月的《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他指出：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舳?
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厦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显然，郭沫若的“风韵译”原则，是在直译、意译的基础上，针对翻译文学的具体特征而提出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翻译理论，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注重原语的意境与译语的传神．这对翻译文学中美学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郭沫若对翻译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４．郭沫若在翻译批评方面的贡献
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郭沫若在《论翻译的标准》中表述：“指摘一部错译的功劳．比翻译５００部错译的功劳更大：因为他的贡献虽微，而他的贡献是真确的。”可见，郭沫若非常强调翻译批评在整个翻译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有时翻译批评比单纯的机械的翻译更重要，没有翻译批评。译品的质量将失去监督，译作的质量将无法想象。这对翻译学科的基础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５．郭沫若对重复译问题的看法
在如何看待重复译的问题上，郭沫若持宽容态度。他认为译者各有所长，译文各有千秋，不同的译本可供不同读者自由选择。他坚决反对翻译上的专卖行为。
郭沫若认为“翻译不嫌其重出，译者各有所长，读者尽可以自由选择。”（《屠尔格涅甫之散文诗》，载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６日《时事新报?学灯》）在上文提到的《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中，他又表述了这一观点：“歌德的《浮士德的悲剧》译成英文的有２０多种。译的人各人的见地不同，各人的天分不同，所以译的成品也就不能完全一致。我国的翻译家每每有专卖的偏性，拟译一种著作，自家还没有着手，便预先打一张广告出去，要求他人勿得重译；这种无理的要求，这种滑稽的现象。怕是我们国内独无仅有的了。”
６．郭沫若的戏剧翻译贡献
郭沫若的戏剧译著约有十一部，其中大多是悲剧。如：德国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华伦斯坦》；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悲哀之戴黛儿》、《西域的健ＪＬ）、《补锅匠的婚礼》、《圣泉》、《谷中的暗影》、《骑马下海的人》；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斗》、《银匠》、《法网》等。其中，高尔斯华绥的《争斗》，约翰?沁孤的六部剧作，郭沫若是第一个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非常注意作品的时代性，总是选择与自身生活时代极为相似的作品作为折射；他总是选择那些对社会下层人物寄予了深厚同情的作品，借以控诉吃人的剥削社会；他总是选择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且他对作家及作品总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并不是一概而论。
外国戏剧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的影响很大。郭沫若学习和采用了外国戏剧大师借一段历史表现一个时代、借古人之口说自己的话的方法；他从外国戏剧中汲取了象征手法；他在戏剧结构和悲剧艺术方面，汲取和发展了外国戏剧的某些长处，学习借用了某些技巧，如开场白和抒情独自的使用等，并创作了革命悲剧。郭沫若博采众长，从各国戏剧大师的作品中汲取丰富营养，形成独具一格的剧作风格．成为一代戏剧大师。
三、郭沫若翻译思想的成熟――由“媒婆处女”论到对重新评价翻译的重要性
上文中曾经提到，郭沫若给李石岑的信中借用了“媒婆”与“处女”来比喻翻译与创作，将翻译视为“附属的事业”，并贬低翻译的作用等。从这些不客观不公正的论述中．我们能领略到郭沫若翻译思想中的不正确一面。然而，随着文学思想的发展转变，郭沫若纠正了过去对翻译的意义与目的的轻视态度。端正了对翻译工作的态度，重新评价了翻译的重要性。他说：
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情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这责任实在并不轻松。（《（浮士德）简论》，写于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８日）
这与他２０年代前期的观点截然相反。５０年代初，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文学翻?８ｌ?
译工作》中，又深刻地论述了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
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凡是从事翻译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这一层。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客易。（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６）
显然。在文艺创作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发展过程中，郭沫若的翻译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偏激、不尽客观到深刻、成熟、比较客观的过程；反过来，他的翻泽实践和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在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翻译与创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郭沫若是我国一代文艺宗师。他的创作和翻译在我国“五四”新文学、翻译文学及现代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他的“处女媒婆”论等曾招致了译界无数的争议与批评，但瑕不掩瑜．这些并不能淹没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总体来看，郭沫若的翻译具有鲜明的特色。他总是选择与自己和时代相吻合的作品，特别是具有反抗性的浪漫主义作品进行翻译，如《雪莱诗选》、《西风颂》等；他在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又常常对原著提出ｔｔ己的观点和评价，以帮助读者理解，如在翻译《浮士德》以及席勒和约翰?沁孤的作品时，他总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选择了很多诗歌、戏剧，对涛歌的翻译常常采用骚体，如《鲁拜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戏剧译介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少人可比的，比如他所翻译的《浮士德》、《华伦斯坦》等。另外，郭洙若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与译介，特别是对歌德的研究与译介，对中国读者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译作《约翰?沁孤戏曲集》收集了约翰?沁孤全部剧作，填补了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毋庸置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郭沫若为我国现代文学、现代翻译文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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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ｕｏＭｏｒｕｏ；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ｅｔＩ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ａｍａ?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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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 和“信顺统一”的思想,郭沫若的“创作论”的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即诗歌翻译思 ... 　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 译论的精华。他...“五四”运动后,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 　郭沫若翻译思想与作品评析_英语学习_外语学习_教育专区。Tyger, tyger, burning ...并受他们的影响, 他热爱祖国, 致力于改革爱尔兰农村生活, 同时又是泛神论的神秘... 　“创 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朱光潜从“...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 1.严复的“信达雅” 2.鲁迅的直译 3.林语堂的美学 4.郭沫若的创作论 5.朱光潜的艺术论 6.傅雷的神似 7.钱钟书的化境 ... 　2. 郭沫若在 1923 年曾著文谈到理想的翻译。 他说: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国外翻译界》在介绍这本书时,称之”为“论翻译技巧的最好的著作” 。... 　读沈从文《论郭沫若》_文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从“五四”以来,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它那 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 　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及其在《鲁拜集》中的体现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这一时期,他纠正了“翻译是媒婆”这一比喻。在 20 年代后期的《简论》中, ... 　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思想强调: 1、“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 可以超过创作。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摘要】周作人是我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以及著作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通过对其翻译人生的回顾及翻译思想和理论的梳理,以期对其翻译生涯及其贡献有一个整体把握。【关键词】周作人 翻译人生 直译 重译【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10(b)-0211-011 翻译人生1.1 周作人的翻译人生由四个阶段组成:1.1.1 尝试阶段()1904年,译出并问世《侠女奴》和《玉虫缘》。1906年夏,赴日留学,配合鲁迅译介俄国、东欧及其他弱小民族文学作品,兄弟合译《红星侠史》。1908年出版他所译的《匈奴奇士录》、《炭画》和《黄蔷薇》等。1909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有的专著统计,“周作人在六年留学生涯中,共译出5部中长篇小说和13个短篇小说,共计50万字(简约的文言)”。1.1.2 收获阶段()此期时间跨度达26年之久,除创作大量散文外,翻译和介绍交错进行,主要是翻译介绍日本文学72种、希腊与古希腊文学42种、英国文学及其他著作40种。1.1.3 停滞阶段()这个时期他在沦陷区北平,大量时间参与各种汉奸活动,战后判刑入狱,译事自然降到次要地位。1.1.4 高产阶段()解放后,他以赎罪心情从事翻译。先是将翻译作为谋生手段,选译《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古事记》等。《浮世澡堂》,是他得意译著,而四十余万言的《卢奇安对话录》,作为平生的一桩心愿,给它译出。他致曹聚仁信云:“过去所搞之希腊对话集,??虽然出版无期,但在我却总了了一件心愿矣！”后来接受出版社交给的任务,与罗念生等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一、二、三集),与卞立强合译《石川啄木诗歌集》、与申非合译《平家物语》。有的学者得出结论:“他在解放后17年中翻译了29部东西方文学作品—这17年的译作量比已往40年的总和还要多”。1.2 周作人的翻译人生译品丰硕、成就多样周作人译品丰富而驳杂,总共翻译和介绍了22个国家、154位作家、326种作品。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翻译工作涉及多语种(2)翻译工作涉及多题材总之,无论从译作的总量、国籍,还是从涉及的作者之多,都是现代翻译家中少有的。至于他的译作的总字数,据统计,“周作人一生的翻译作品总量大约为490万字之多。这在现代翻译家中是极其罕见的。”2 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2.1 直译观周作人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直译”两个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持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序》,周作人,日)。可以这样说,从《域外小说集》的问世,到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对话集》和《平家物语》(前7卷)的完成,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以熟稔的日语(包括古日语)、英语(包括古英语)、古希腊语和世界语辛勤地耕耘于我国现当代译坛,始终未背离过自己所提倡的直译原则。周氏比较成熟的直译观主要见于1925年出版的《序》,文中写到:“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周先生虽然强调直意,但绝没有把直译与意译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也赞成一定程度的意译,或至少兼用意译,关于这一点,他在《序》中也写到:“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文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信与达。”换言之,他主张直译,但并不排除兼用意译,问题的关键在于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就是对于原文的“信”与“达”。在他看来,直译与意译并不相悖,而是体现为两种概念与方法的统一。应当指出的是,周作人在早期的译论中的确肯定过逐字死译的方法。在1918年答复张寿明的《文学改良与孔教》一文中,他就曾提出过“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的逐字译的观点。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不必改头换面”的逐字译的观点与周作人后来所提出的直译观点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我们知道,逐字译的观点显然违背了语际转换中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只会导致难以卒读的死译。当然,就当时情况而言,周氏之所以主张“逐字译”、“逐句译”,甚至宁可让译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也反映出他的另一番苦心,即通过这种翻译的形式来输入新的表现方法,以弥补草创时期白话汉语在表意机制上不甚严密以及表现手段上不甚精确的缺陷。关于这一点,周氏也曾做出过解释。然而,无论作何种解释,逐字或逐句的死译都只能被视为一种暂时或过渡的观点,它从一个方面表明周氏的翻译观点经历了一个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2.2 零星译论2.2.1 翻译批评、重译这两个译论都出现在周氏1920年发表的《翻译和批评》一文中。首先是关于翻译批评的问题。周氏认为从事翻译的人都应该“有批评别人的勇气,与容受别人批评的度量”。但在进行翻译批评的同时,也要对翻译批评的范围进行限制,不可因涉及被批评者的人格而使批评成为一种嘲骂;对于被批评的姓名尽可隐匿,而批评者必然署其名以明责任。这些观点对于五四时期译坛的批评是很有裨益的。重译的意义目前已得到广泛认可,某些优秀作品的重译本已有十几种之多,然而在当时,重译并非是一个不争之争的问题。可以说,重译事业发展到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周作人等老一辈翻译家的不懈努力。2.2.2 人地名翻译周氏从西方文化主要源头之一的希腊人、地名译名开始,构建他一生翻译活动上极富光彩的人地名翻译理论。日,周氏发表《希腊人名译音》,提出了人名翻译的几个原则:一)主张音译;二)用汉字译音时不能译成中国名字的样子,不故意采取华丽或古怪的字,不把百姓姓分给外国人;三)实行“名从主人”。这是最富创建性的原则。参考文献[1] 丁振琴,玉非无暇,瑕不掩玉----谈谈周作人先生早期的翻译观点,大学英语(学术版),2005.[2] 黄遥,周作人----勤耕尽瘁的翻译大家,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07年第5期.[3] 李景彬等.周作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4] 刘全福,能者不可弊 败者不可饰----周作人先生早起翻译活动综述[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5] 刘全福,翻译家周作人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6] 龙海平,周作人早期的翻译理论[J].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7] 平保兴,五四翻译理论史[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8] 杨莉,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J].译林,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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