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重扶阳 擅用姜附
首重扶阳 擅用姜附
首重扶阳 擅用姜附——郑钦安学术思想探讨之四&&&&&&&&&&&&&&&&&&&&&&&&&&&&&&&&&& 张存悌　　郑钦安最重要的学术观点是重视阳气，在人身各种阳气中，他又特别推重肾阳，认为是人身立命之根本，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那么在病理状态下，他自然也重视阳气，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也就是说阳气衰弱与否是疾病善恶转化的关键。故其治病立法首重扶阳，临症时首先考虑元气损伤情况，以辛热之药扶阳抑阴，擅用姜、附，四逆汤之类的药物，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医学流派——“火神派”。
　　1 首重扶阳，元气为本
　　郑钦安注重阳气，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这无疑是他推崇扶阳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人体患病时，他自然也要以元气为本，倡导扶阳，对扶阳抑阴有着深刻的见解，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理论。这方面郑氏有很多论述，下面归纳3点。
　　1.1 病有万端　治之但扶真元　
　　郑氏说：外感内伤“皆本此一元有损耳”，“病有万端，亦非数十条可尽，学者即在这点元气上探求盈虚出入消息，虽千万病情，亦不能出其范围”（《医法圆通·卷三》）；“仲景立法，只在这先天之元阴、元阳上探取盛衰，不专在后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郑氏以中风一症为例，突出表达了推崇扶阳的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兼看何部病情独现，用药即在此攸分。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恃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医理真传·卷二》）。也就是说，并非见风祛风，见痰化痰，而是“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还有健忘一症，老年人居多，世多以为心脾不足，精血亏损所致为主，用药专以天王补心、宁神定志诸方，确是市习常法。郑氏则认为，“此症总以精神不足为主，属阳气亏虚，治应培补阳气。方用白通汤久服，或桂枝龙骨牡蛎散、三才（封髓丹）、潜阳等汤，缓缓服至五六十剂，自然如常”（《医法圆通·卷二.》）。 突出扶阳理念，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癫、痫二证，“缘由先天真阳不运，寒痰阻塞也”，“以予所论，真气衰为二病之本，痰阻是二病之因，治二症贵宜峻补元阳，元阳鼓动，阴邪痰湿立消，何癫痫之有乎”（《医理真传·卷四》）。
　　再如小儿痘症，世医“见下陷不足之症，用药总在这参、芪、鹿茸、归、芍，以为大补气血，究竟致死者多”，“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种上用药”。“以为四逆汤乃伤寒之方，非痘科之方，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症之方，实补火种之第一方也”（《医理真传·卷四》）。
　　举一反三，可悟郑氏推崇扶阳思想的真谛，即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下药，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着手，以元气为本，此乃握要之法”。
　　1.2 阴证三候　皆宜扶阳
　　郑氏归纳的扶阳法的适应症是：“大凡阳虚阴盛之人，满身纯阴，虽现一切证形，如气喘气短、痰多咳嗽、不食嗜卧、面白唇青，午后、夜间发热，咽痛、腹痛泄泻、无故目赤、牙痛、腰痛膝冷、足软手弱、声低息微，脉时大时劲，或浮或空、或沉或细，种种不一，皆宜扶阳”（《医法圆通·卷三》）。显然，这不仅指纯阴之证，还包括真气上浮和虚阳外越以及阳虚欲脱诸多阴火假热之证，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纯阴之证运用扶阳法是正法正治，谁都会用。郑氏独到之处在于对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诸多阴盛格阳和阳虚欲脱引起的阴火病症，均倡导温热扶阳，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这也正是郑氏扶阳理论中最独到之处。
　　1.3 三阳不足　分别扶之
　　阳气有上中下三部之分，治疗应该“按定上中下病情消息”，“随其所伤而调之”（《医理真传·卷二》）。 所谓“病情有定向，用药有攸分”，这是郑氏扶阳法用药的一个很具体的原则，“真阳或不足于上，真阴之气即盛于上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上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中，真阴之气即盛于中而成病，用药即当扶中之阳，以协于和平。真阳或不足于下，真阴之气即盛于下而成病。 用药即当扶下之阳，以协于和平。此三阳不足，为病之主脑也”（《医理真传·卷二》） 总之，“损之于何脏何腑，即在所发之处求之，用药自有定见”（《医理真传·卷二》）。具体用药则讲究圆通活法，“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是也；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理中汤之类是也；有当辛温、辛热以扶阳者，四逆、白通之类是也。此皆治阳虚之要诀也”（《 医理真传·卷二》）。
　　当然应该指出，郑氏推重扶阳，并非一味追求温热，事实上他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颇有特色。郑氏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都十分纯熟，亦堪借鉴，因其不属我们研究的重点，故不多作介绍。下面举范中林、吴佩衡先生案例以资验证郑氏扶阳理论。
　　偏枯（脑血管意外） 陈某，女，65岁。因脑血管意外患中风，左侧半身不遂已经8年。口嘴歪斜，流清泫涎不止，每年秋冬开始卧床，次年春天可扶床缓慢移步。1971年冬，病势沉重，患者一再告之家人，今冬难以熬过，命备后事。遂来求诊，入冬以来，畏寒蜷卧，重被覆盖，左侧半身不遂，骨瘦如柴，手足厥冷，头部发木，如盛盒内，脸面浮肿，面色苍白，舌质淡、苔白腻。 辨证：半身不遂多年，阳气日衰，属少阴寒化。阴寒内盛，阳虚水泛已极，急须回阳救逆，化气行水，以四逆汤并真武汤加减治之。药用：制附片120g（久煎），干姜60g,炙甘草60g,白术、茯苓各30g,炮姜60g,上肉桂15g（冲服）。上方服1剂后，全身发痒，如虫爬行。连服4剂，身上开始感觉轻松，头木之感渐消。上方随证加减，遇有外感风寒，关节疼痛，加麻黄、桂枝、细辛，阳气渐回，则姜附酌减；其后，又酌加人参、黄芪、当归、菟丝子等，以增助阳益气、活血养血之效。 如此坚持服药半年，面色渐转正常，浮肿消退，食欲倍增，四肢变温，精神好转。1972年4月已能起床，依靠拐杖或他人搀扶，能缓缓移步；到同年7月，即可丢掉拐杖而行。7年来再未卧床不起，能料理家务(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中风偏枯已经八年，病势沉重，若按通常治法，可能以益气活血为法，选用补阳还五汤之类套方。范氏观其舌证，认为少阴寒化，阴盛阳衰已极， 故投大剂四逆汤，随证加减，始终以扶阳为法，充分体现了郑氏观点：“众人皆作中风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 予经手专主先天真阳衰损，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握要之法也”。范中林深谙此旨，在案中说道：“不能按一般中风之常规论治”，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始终用大剂四逆汤加味治之，终于起此八年沉疴，扶阳理论得以生动体现。
　　石淋（肾结石） 黄某，男，44岁。患者以腰痛数年而住入昆明军区某医院治疗，经X线摄片检查，发现右肾肾盂有10粒结石影象，小如花椒，大至蚕豆，诊断为“肾结石”。因身体虚弱不能耐受外科手术，遂出院延吴佩衡先生诊治。腰痛已久，时有所发，痛如绞作，延及腰腹，下引宗筋；痛甚则神怯而畏寒肢冷，小腹胀痛，小便短涩，饮食欠佳，精神缺乏，舌苔白滑而厚腻，脉沉迟无力。辨为肾脏寒极，寒湿不化，内结成石。以温肾扶阳温化之法治之，投以四逆汤加味。药用：附片60g,杜仲10g,桂枝30g,干姜40g,茯苓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北细辛6g,甘草6g。服药11剂后，相继经尿道排出结石4粒，其中曾有1粒较大者，排出时嵌于尿道口，尿线中断，其痛非常，经用镊子夹出。经X线复查，尚余6粒结石，但影象均较前为小，原大如蚕豆者已不复见。唯因肾寒日久，腰尚冷痛，结石未全排尽，其法不变，继以扶阳温化法。药用：附片100g,干姜50g,狗脊10g,北细辛6g,薏苡仁30g,桂枝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10g。因服药有效，信心不移，连服不断，病情大减，食增神健，体质大为好转。前后相继数10剂，腰痛已不复作，开始恢复工作。再以上方加减，数月后，最后1粒结石亦随尿排出（《吴佩衡医案》）。
　　按 见石不治石，而能成功排石，靠的是“治之但扶其真元”，从扶阳入手，用大剂四逆汤加味，生动的体现了扶阳理论的威力。全案始终未用一味排石药，竟能愈此结石重症，令人惊佩。
　　慢性前列腺炎案　张某，男，57岁。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作3年。开始仅尿频，睾丸不适。服中药清热利尿剂数付，即告缓解。其后屡犯屡重，不仅尿急、尿频、尿路灼痛，并常感生殖器冰冷麻木。曾用中西医各种方法治疗，服清热解毒利湿等中药150多剂，自觉症状有增无减，并发展至阳萎，全身瘫软，步履艰难，被迫全休。刻诊：恶寒蜷卧、肢体萎软、神靡、头晕、失寐、食欲大减；睾丸坠胀及腹，常感凉麻疼痛，小便浑浊频数，阳萎；面色萎黄暗黑，舌质淡白，白苔密布，根部苔淡黄厚腻，脉沉微细。此为少阴阳衰，阴寒内盛，治宜补阳温肾，散寒止痛，以四逆汤加上肉桂治之。药用：川附片（久煎）、干姜120g,炙甘草60g,上肉桂15g（研末冲服）。连服3剂，少腹和睾丸坠胀疼痛减轻，小便色转清，尿频也好转，阳气渐复。前方附子、干姜减至60g,再加茯苓、炒白术以建脾除湿，继服30剂。头晕、失眠、恶寒、乏力，少腹及睾丸坠胀，均进一步减轻，生殖器凉麻感亦较前轻。舌质稍现红润，黄白厚腻之苔已减。继续温补肾阳，兼顾其阴，再佐以温中健脾，以四逆并理中加味治之。药用：川附片（久煎）、干姜、炙甘草60g,党参30g,上肉桂（研末冲服）10g,冬虫夏草15g,宁枸杞3g,菟丝子30g,茯苓20gg，服药10余剂，诸证继续好转，前列腺炎基本痊愈。 同时，多年来之低血压、头昏、失眠等证，亦均消失，3个月后恢复工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慢性前列腺炎，一般都从湿热论治，多用套方套药，其实效果并不可靠。验之临床，本病多有属于阳虚证型者，奈何湿热者认同多，阳虚者辨识少，乃至错认虚实，治之越旋越远尚不觉，皆是不识阴阳之过也。本案前曾服用清热解毒利湿中药多剂，病情有增无减，亦可见其治未中的。范氏“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从阳虚阴盛着眼，“治之但扶其真元”，摒弃一切清热利湿之药，以大剂四逆汤治之，3个月治愈3年痼疾，尽显火神派风格。
　　支气管哮喘 刘某，男，49岁。10余年前，患慢性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哮喘，经常发作，每冬必重，常须住院治疗。某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气肿”久治未愈。1978年7月来诊。刻诊：气紧、心累、乏力，偶有咳嗽、痰少、清稀色白；体稍胖，两颧赤黯，唇乌、舌淡白、苔灰白厚腻。时值伏天，哮喘虽未大作，病根犹存。证属少阴，法宜扶先天之元阳，镇纳浊阴之气，以四逆加味治之。药用：制附片（久煎）、干姜片60g,炙甘草18g,上肉桂15g,生白术30g。二诊：上方加减服20余剂，诸证皆减。活动后仍觉气紧!心累，舌质仍淡，苔腻稍退，守原法再进。又服20余剂，气紧、心累明显减轻，双颧黯赤色稍退，舌质微现淡红，苔厚腻减。为巩固疗效，拟四逆、理中合方加味，配成丸药，坚持服用两个月。药用：制附片、干姜片150g,炙甘草60g,红参30g,炒白术120g,上肉桂60g,宁枸杞、菟丝子、紫河车各120g，共研细末，加红糖为丸，如枣大，每日2次，每次2丸。经服药后，该年冬季与往年截然不同，在严寒之晨，可在室外坚持打太极拳和跑步约1h，坚持工作己1年多，咳喘未再发作（《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
　　按 多年哮喘，宿根缠绵，逢寒则重，难以根治，此已是该病通例。范氏着眼于少阴肾阳亏损，从“扶先天之元阳”入手，又是大剂姜、附，未用降气平喘化痰之类套方套药，再次显示了扶阳理论的临床价值。
&&& 2 擅用姜附 独具风格
　　理论上郑钦安推崇扶阳原则，在具体遣方用药上，则以擅用附子、干姜、四逆汤等温热方药著称，形成非常鲜明的用药风格，以致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考“火神”之意，是赞誉善使用范围，用热药（多指附子）的良医之谓也。他创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学术流派——火神派，本人被尊为“火神派首领”，这在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火神派以擅用附子为其突出特点，换句话说，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为火神派。其诸多传人如祝味菊、昊佩衡、范中林、唐步棋等人均享有“某附子”、“某火神”之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学者将郑氏归人到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中，可能考虑到郑氏重阳扶阳的观点与之接近。但是，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二者在用药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温补派用药一般讲究阴阳并补，熟地与附子同用，并不突出附子，像张景岳却以擅用熟地著称，以致人誉“张熟地”。而郑钦安则专用温热药物，且多单刀直入，人誉“姜附先生”。笔者意见，毋宁称之为“温热派”或者“火神派” 更为确切。
　　在扶阳法中郑氏最推祟的药物是附子，道理何在？他说：“用药者须知立极之要而调之”；“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郑钦安反复提到“附子大辛大热，足壮先天元阳”；“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二》）。“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卷二》）。“桂、附、干姜，纯是一团烈火，火旺则阴自消，如日烈而片云无。况桂、附二物，力能补坎离中之阳，其性刚烈至极，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阴气消尽，太空为之廓廊，自然上下奠安，无偏盛也”（《医理真传·卷二》）。总之，他认为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用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的元阳，自是顺理成章。后来祝味菊先生称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棋先生称“附子为热药之冠” ，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郑氏反复批驳了世习对附子等药的偏见，其一是“阴阳不明”，当用而不会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当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胜屈指矣。嗟呼！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医法圆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恶温，专究平稳，当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风日下，不究病之阴阳，专究方药之平稳。不知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鲜死焉。总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 学者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医法圆通·卷四》）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等几个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2.1 广用
　　郑钦安治疗阴证几乎方方不离附子，认为：“凡一切阳虚诸症,如少气、懒言,身重、恶寒,声低、息短、舌润、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饮，心悸、神昏、不语、五心潮热、喜饮热汤、便血、吐血、闭目妄语、口臭难禁、二便不禁、遗尿遗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难以枚举，非姜附何以能胜其任，而转危为安乎？（《伤寒恒论·问答》）仲景应用附子，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指征，病至少阴方用。郑氏则提出凡一切阳虚诸症均可应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阴方用。显然，郑氏扩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围。
　　纵观郑氏广用附子，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为主药，最常见的就是四逆辈。他在论述四逆汤的功能时说道：“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为皆可服也”（《医理其传·卷二》）。“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医法圆通·卷四》）。显然，郑斥扩展了四逆汤的治疗范围。
　　其二，在应症方剂中另加附子。这是因为“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无下阳即是无上中二阳也”（《医理真传·卷二》）。凡见阳虚，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阳虚怔肿心悸，方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再重加附子”。“ 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也”（《医理真传·卷四》）。又如治头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汤加附子”。鼻渊、鼻浊而流清涕者，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吴萸，“甚者，加姜、附二三钱，屡屡获效”（《医法圆通·卷一》）。
　　2.2 重用
　　郑钦安认为：“阴盛极者，阳必亡，回阳不可不急，故四逆汤之分两，亦不得不重”（《医理真传·卷三》）。其书中隨处即有“峻补坎阳”、“大补元阳”、“大剂四逆汤”之语，例如，他治疗阴证口臭，“予曾治过数人，虽见口臭，而却纯阴毕露，即以大剂白通、四逆、回阳等方治之。”若二三剂后不见症减，认为病重药轻“仍宜此法重用多服”（《 医法圆通·卷一》）。可以说，他擅用附子，不仅体现于广泛应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重用附子的剂量上。虽然郑氏没有留下医案（这是十分遗憾之处），但据唐步祺先生讲，郑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规用量，可谓前无古人。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常用大剂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药，治愈阳虚重证而饮誉蜀中”。 能用附子也许并不难，能用超大剂量者方显风格与胆识，人们称之为“郑火神”， 也许更多的是惊叹于他听所使用的超常剂量。仲景应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汤及白术附子汤），约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痹痛。用于回阳时，四逆辈类方最多不过大附子1枚，约30g.。所以郑氏用量显然超过仲景，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处，显出其独创风格。后世火神派传人如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辈用附子也常至100g、200g甚至更多，确实显出鲜明的用药风格。后人常常议论火神派的惊世骇俗，主要就指他们投用附子时的超常剂量。郑氏在其书中未提到重用附子时须要先煎，而祝、吴、范氏等辈用附子时均倡导先煎1-3h，这一点应该提醒注意。
　　2.3&& 早用
　　郑氏扶阳，提倡早用姜附，“务见机于早”，稍见阳虚端倪即应用之，以免虚阳上浮、外越甚至酿成脫症，延至病势严重时才用。他在论述四逆汤时指出：“细想此方，既能回阳，则凡世之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见以上病形（指头痛如裂、气喘促等阳虚欲脫之状）而始放胆用之，未免不知几也。凡知几者，一见是阳虚症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轻重上斟酌,预为防之,方不致酿成纯阴无阳之候也。酿成纯阴无阳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为庸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医生之误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医理真传·卷二》）。四逆汤本为阳虚厥逆而设,不要等到阳虚欲脱时才用,“务审机于先”。他强调“凡见阴气上腾诸证,不必延至脱症时始用回阳，务见机于早,即以回阳镇纳诸方投之,方不致酿成脱症之候。…凡见阳之下趋诸症,不必定要现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已成脱症）而始用逆挽,务审机于先,即以逆挽益气之法救之,自可免脱症之祸矣”《医理真传·卷一》。
　　2.4&& 专用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他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认为，扶阳专用温热药物乃是仲景所倡：“仲景为立法之祖，于纯阴无阳之证，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杂一养阴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阴中求阴乎？仲景求阳，在人身坎宫中说法；景岳求阳，在药味养阴里注解。相隔天渊，无人窥破，蒙蔽百年，不忍坐视，故特申言之”（《医理真传·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朿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
　　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大补元煎等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奌：“二方概以熟地为君以补阴，枣皮（山萸肉）以滋阴，丹皮以泻火，用桂、附仅十中二三。试问：既曰命门无火，理宜专用桂、附以补火，何得用地、枣以滋阴，丹皮以泻火乎？”（《医理真传·卷二》）。“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理真传·卷四》）。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参是补阴药而非扶阳之品，“用为补阳回阳，大悖经旨”，“仲景不用参于回阳，而用参于大热亡阴之症以存阴，如人参白虎汤、小柴胡汤之类是也。”“至于阴盛逼阳于外者，用参实以速其阳亡也”（《医理真传·卷三》）。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论之有据。
　　当然，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予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医法圆通·卷四》）。“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伤寒恒论·问答》）由此可以看出，郑钦安立论并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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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姜附桂的使用看扶阳理论的应用
一个中医，不管你是哪一个流派，你宗那一家，首先就是要提高疗效。如果能够治疗很多的疑难病，而不光是一般的常见病，甚至就是再严重的疾病，去给中医治疗，十天半月，一个月后，就有明显的改善，这样的中医就能得到病人的信赖。
从姜附桂的使用看扶阳理论的应用
这里想跟大家谈的是扶阳理论的应用问题，要谈扶阳理论的应用，当然就离不开姜桂附了，所以我就从姜桂附的应用谈起。
几个上次谈到过，我曾今对1992年全年的20076张处方中使用姜桂附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20076张处方中，用姜的20016张，也就是说不用姜的只有60张。这个包括了干姜、煨姜、还包括了筠姜（就是湖北筠县的一种姜）。在用量上，生姜的用量在30至200G之间。，干姜的用量在25至90G之间。
在20076张处方里，用桂的一共19852张，这包括了肉桂和官桂，这当中，还包括了桂枝、肉桂和官桂同时使用，桂枝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75G之间，肉桂或官桂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30G之间。
在20076张处方里面，用附片一共有19423张，这占了全年处方的96.8%。这个附片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块，它们都属于制附片，制附片的用量在60G到250G之间。
为什么要用姜桂附？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姜桂附？我从上个世纪其实年代开始，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其他的中医为什么没有这样用，我为什么一直都这样用？像这样在临床广泛地使用姜桂附，以及其他辛温的药物组成的方剂来治疗疾病，起背后的知道思想是什么？我发现了，根源还在我们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上，肯存在一些差异。
附子辛温大热，有毒，在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有的医家谈到长期使用或大剂量使用就会耗气，伤血，甚至燥伤肾阴，所以就告诫后人，只能短暂的使用，不能长期服用，病提出了“非身凉、四肢厥逆则不可用”和“非危证不可用”等戒律。这实际上就限制了附子的广泛使用。但是郑钦安、卢铸之、陆永定先生他们这一派，前后行医一百多年，都在大剂量、长期的使用附子，同时使用姜桂。所以人们就称他们位“姜附先生”，称其学派位“火神派”。不过郑钦安在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通》三部书里并没有把它说透：为什么要这样用姜附桂，iju这个问题，我曾与任应秋先生、叶橘全先生进行过交流，其中包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给任应秋先生的信《论周易与中医学的扶阳观》，他当时也很认可。我是读了他的那本《阴阳五行》的小册子才提出了这个观点的。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不能比较满意地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提出了一个看法，那就是在中医阴阳学说里，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中医都认为肌体的阴阳之气是我们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周易》里明确地谈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在论述坤元的时候，他提出“乃顺承天”。《周易》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阳”在万物生命活动中，应该居于主导地位，“阴”则属于从属地位。并且在《乾凿度》里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生于无形”，这就说明阳气是我们化生四肢百骸的原动力。如果没有阳气，就不能温煦化育，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发展壮大。再看《内经》里面，他的重阳思想也很突出。《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保存真阳之气，才能够达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样一个境界。
展开来看，阳气对人体生理病理都有广泛的影响。比如，心没有阳，血就不能正常地运，脾没有阳，水谷就不化，肝没有阳，就不能正常地疏泄，正常地藏血肺没有阳，宣降的功能就会失常，肾没有阳，就可以导致浊阴凝闭。所以，阴阳的升降之理就是阳升阴才能正常地降：阳降阴才能正常地升，。如果没有阳气的布运，阴阳就不可能正常地升降。有鉴于此，卢氏医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崇尚”阳气宜通”,始终保持在通的状态。卢氏认为，很多疾病的病因，就是肌体阳气的虚损、郁结导致的。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强调扶阳和温通阳气无疑使其极其重要的治疗原则。
郑钦安先生，他对《周易》、《内经》、《伤寒》，以及后世的一些医家，都做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在他的《医法圆通》里说：“仲景立四逆，究竟专为救这点元气说法。…此方不独专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具备。知得此理，便知姜附之功也。今人不知立极之要，故不敢用也。非不敢用，不明也。”他指出，很多医者不知“立极之要”，实际上，就是不知道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这个要害。所以，病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要用姜桂附。所以他进一步说：“余非爱姜附，恶归地也，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如果学者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会头头是道，就不会出现不敢使用姜桂附的情况。那么，郑钦安先生提出的“立极之要”“阴阳之理”谈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包括了从自然界到人体都是阳为主，阴为从的道理。正如我们对自然界天文、气象、历法的认识，以及万物生长存亡的变化，都决定和依赖于太阳，我认为，中医阴阳学说的实质，应该包括这一道理在里面。
郑钦安的弟子卢铸之，也就是我祖父，在他的著述里，就谈到“人之生成，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气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等奥义，说明阴阳之虚实，变化之赢缩，刻刻都随五行运化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无一刻停滞，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位养生治病的一大刚要也。”他谈到这个纲领，实际上是提示我们应该认识到阳气对人体的极端重要性
人体的生命活动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阴平阳秘也是以阳为主导的动态平衡。如果我们明确了阴阳在生理活动中的主从关系，这对我们认识病理状态的各种矛盾，以及正确地诊断和治疗疾病，都是相当重要的。从生理而言，维持生命的正常的生存，依靠的是阳气。因为人体各个脏腑，各个组织器官的一切生理活动以及精、气、血、津液他们的化生运行都离不开阳气对他们的温煦、推动、气化、固摄。所以阳气的盛衰，关系到机体生命的强弱与存亡。我觉得李念莪在他的《内经知要》里有一段话很直截了当：“天之运行，唯日为本，天无此，则昼夜不分，四时失序，晦瞑幽暗，万物不彰矣。在于人，亦唯此阳气为要，苟无阳气，孰分清浊，孰布三焦，孰为呼吸，孰为运行，血何由生，食何由化，与天无日等矣！”
在病变的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任然在于阳气，那就是阳气为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的关系被破坏了，从而引起脏腑功能失调。在临证上，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的不足，这是因为阳化气生精的功能受到影响，才会出现阴阳两者的关系失调。所以，阴虚的病人，只要姜桂附配伍适当，不但不禁用，反而能起到协同的作用。姜桂附不但不会伤津耗液，反而能促进津液的回生，从而起到阳生阴长的作用。上面我提到一年的病例统计，涵盖了很多病种，按照目前教材里中医的诊断标准，那里面有很多都属于阴虚类型和证型。为什么我也用了姜桂附为主进行治疗呢？实际上是把卢氏的“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学术思想为指导。在治病立法时，以扶阳为核心。病在阳者，以阳化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以这个原则用附子来温通阳，暖命门，温坎水，破阴凝。附子可以说是扶阳第一要药，因而对附子的运用，尤为卢氏一门所推崇。
姜附桂临床上具体怎么用呢？因为大家都是临床医生，又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所以，我就简单举几个病例来说明。这几个病案，一般来讲，是不能用姜桂附的，但我为什么要用呢？
“前列腺增生”的辩证治疗
前列腺增生是个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也是多发病。当然，这是西医的病名，中医叫“癃闭”，临床症状就是小便次数多、量少、小便细、尿不干净，甚至小便完全闭塞不通。现在很多中医往往很简单的把这个归结到膀胱湿热这个范畴里面，因为他出现的症状确实像我们教科书里所描述的，在脏腑辩证里就是膀胱湿热，主方用八正散、导赤散这一类的方剂，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反过来，说明这个病并不那么简单，并非单纯膀胱湿热所致。
金元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里认为，这个病，或与气虚有关，或与血虚有关，或与痰、或与湿热都有很大的关系。且提出了“气虚用参、芪、升麻；血虚用四物汤；痰多用二陈汤”等比较具体的治疗方法。到了明代张景岳把小便不通归结了火邪结据小肠膀胱；这是一种原因，再有就是败精、槁血阻塞了水道；在有一种就是真阳的下涸，气虚不化，以及肝强气逆，膀胱闭塞。张景岳把它分为这四种，和详细地阐述了气虚而导致癃闭的病机。他讲：“膀胱位藏水之府。而水之入也，由气以化水。故有气斯有水，水之出也，由水以达气，故有水始有尿。”这就强调了气虚而导致癃闭必须复其气化，所以他制订了左归、右归、六味、八味等方剂，这些都能治疗癃闭证。在后世，也有医家在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但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那么，郑氏一派又是怎么看的呢？在《伤寒恒论》21条中郑钦安有一段话往往会被人们忽略，这段话是：“少阴腹痛，小便不利者，寒结于下，不能化下焦之阴也。”给出的方是真武汤。真武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寒水阻滞而设。所以他指出：“学者不渴固执，总以扶阳抑阴为要。”
前列腺的肥大、增生之所以铎出现在男性中老年人，说明了这个病到了中老年以后，体内的阳气衰减而气化不足所致。由于气化不及，导致水湿内停，水浊潴留和凝聚便可以循少阳三焦下注到前阴，最终导致前列腺的增生、肿大，夹塞尿路，这就造成了小便的困难，严重的可以导致闭塞不通，导致癃闭。对于这个病，从标与本来看，肾阳的虚衰，气化的不足是本，而尿路的受压，阻塞不通是标、所以应抓住本不放，以温阳化气，利水泄浊位大法。真武汤正是仲景为少阴阳虚，水湿内停而设的，故用在中老年的前列腺肥大往往效果很理想。在临床上，我常常用真武汤之意去化裁，用辛温大热的附子，壮肾阳，沸腾肾水，以使真阳之气旺盛。只有真阳之气旺盛，肾与三焦之气化才能正常，浊阴才会消散；用生姜以温胃散水，又能开宣肺气而启上闸，达到开水之伤源的目的；用白术以运脾除湿，使水得到正常的制约；用茯苓淡渗利水，通调三焦，以导湿浊外出；同时去掉芍药加入仙灵脾，以引阳入阴，启阴交阳，通利血脉，解除筋束的挛急，从而达到畅通水道。这样一种新的组合，使五脏的功能都得到了重新调整，并且又重在壮气以化阳，启气化之机。由于壮阳之力更专，所以泌浊之效就更宏。用药并不多，但很专、很直接，所以效果往往很好，
对于前列腺增生，如果我们仅仅以排尿困难这种征象来辩证，来思考，对其在病性上的诊断价值不大。如何才能判定他是少阴阳虚所导致的呢？我们可以从舌、胎、脉这三者来确定。如果舌体胖、舌质淡、有齿痕，舌苔滑、舌苔腻、舌苔白，或者是白苔作底。面罩黄色。从脉象上来看，脉象以沉迟、沉缓、沉弱，都可以判定位少阴阳虚，属于阴寒阻滞，这应该是一种极其可靠地辩证依据。因为人体内的气血津液是流动不息的，如果气血充足，舌、胎、脉就应该正常。如果水液、浊阴没有得到很好的化解，潴留体内后，就会在舌苔上表现出来。一旦舌有齿痕，就是水湿雍滞的一个铁证。而苔的白滑，就是阳气失于温化的一个表现。苔的白腻，就是阳虚寒湿阻滞于下焦的一个表现。舌苔的罩黄，就是苔底为白苔，而苔的表面罩一层黄腻苔，往往提示这是阳郁日久所导致的化热。注意，虽然化热，但他的本质是阳虚不足。在临证上，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至于脉沉，这很好分辨，是由于阳虚所导致的。如果这几者都存在，从舌、苔、脉，我们就能判断阳虚湿滞的病机成立。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1988年7月看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日本人，叫江腾，58岁，男性，他是日本文部省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官员。他患了前列腺增生肥大证，小便排泄困难已经有六年时间了，近两三年来加重，这种加重他自己形容，到下午就不得了了，憋不住，频繁地上洗手间，一个晚上要解十五六次小便，基本上无法正常入睡。小腹表现是膨胀的，小便解起来很细，没有冲击力，他每次小便起码的花上三五分钟，很困难。在北京、日本、美国都用西医进行了治疗，最终动员他做手术，但是他很怕。原因是如果做了这个手术，就会影响他的性功能。所以他改用中医，在日本、北京、上海，又请中医治疗，连续服用了很长时间的中药，茯苓、泽泻、车前子、木通这类药物用的很多，症状没有改善。前后服药一百多副，刚吃的时候，有一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效果就没有了，相当痛苦。成都美国领事馆的一个友人叫他来找我。当时我但从外观上看，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病，但从舌、苔、脉这三点上看，舌体是胖的，舌质淡，边有齿痕，舌苔是白滑腻；脉是沉缓，重取无力。据此，我认为他是肾阳虚衰，水湿留滞，治疗方法是温阳行水，利水。用的是真武汤化裁，当时的方子是：
制附片75 生白术15 淫羊藿20 茯苓25 生姜60.
就这几样药，他也认真地吃了，当吃了第一付以后，尿量就增加了，而且小便次数就减少了，解起来也通畅一些。三服药过后，整个小便过程很通利。夜尿减为每晚二次但是仍然感觉到排尿力度欠佳。到二诊时，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了桂枝25G，用了第二方后排尿力度增加了。第三诊，加砂仁15G，目的是纳五脏之气归肾。整个治疗，一共用药不到三十付，整个情况就改善了。精力增加了，排尿正常了，每天晚上仅有一次排尿，他就说一次排尿能不能都没有，我说：“肯有点困难，因为你也六十多岁的人了。”当然如果继续治疗，也可能一次夜尿都没有了。对于这个病人以后的情况就就不清楚了。但是第二年，他带着他的儿子又来成都了。他说这一年时间也没有出现过去的症状，完全好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他完整的理化检查依据，我叫他检查一下，前列腺到底有多大，后来就没有音信了。
麻黄附子细辛汤的临床应用
接下来讨论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方子很简单，就三味药。我在临床上称其为麻黄附子细辛法，把它化裁后进行使用。这个方子出自《伤寒论》少阴篇地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主之。”它用来治疗人体在阳气虚在情况下，感受寒邪，出现了正邪相争而导致的发热。用麻黄辛温发汗，表散风寒，开宣肺气；用附子，状元阳，补命火，搜逐深陷的寒邪；用细辛，走经串络，入髓透骨，启闭开窍，即助麻黄表散风邪，开通上焦清窍，还助附子温暖命门，拨动肾中机窍。所以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方子，具有极其强大的温通肾阳，开闭启窍，宣肺散寒的功力。可以用来治疗寒邪困阻肾阳、闭塞清窍而引起的疾病，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
暴哑& 暴哑这个病一般来的都很突然，说不出话来，甚至可以一点点都发不出声了。
在号，我接治了一个从阿坝藏族自治州赶来的病人，他是一个56岁的男性教师，一个多月前，突然降大雪，因为他穿的衣服少，受寒了，出现了头痛、项强、恶寒，他当时就连服了三片解热镇痛片，服下去过后就大汗出，汗一出，头痛减轻了，但是第二天，就说不出话来了，声音完全哑了，这时有些惊慌了，马上到当地医院去就诊，但经过治疗没好转，所以来成都。我见到这个人，比我个子还高，很壮实，但是由于这个病折腾的他好几个礼拜了，一副倦容，想讲话又讲不出来，只有用笔写，他写的症状是：头痛、项强、身痛、微微恶寒，咽痛。我看舌质是淡红，舌苔是白润，脉沉紧。我认为是寒中太少两经所导致的暴哑，治疗的方法是宣肺、温肾、暖脾，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方子是：麻黄15 附子75 细辛15 生姜60（附子先煎两小时下后药）。这个方子吃了一付，病人大汗，随之头痛、项强、身痛、恶寒明显减轻了，声音能够发出一点点了。两剂药后，所有症状完全消失，声音也恢复了。但还微微感到有些乏力，所以原方去掉麻黄、细辛加桂枝30 淫羊藿20 砂仁15 又吃了两付，体力完全恢复了，一共四付药，就完全好了，在成都呆了四天，就回阿坝去了。这个病例的患者，看起来很强盛，但是已经年过半百，阳气衰落，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由于突受寒邪，所以由太阳直达少阴，加之他又过服了发汗的药物所以阳气更损，肺气更闭，声音哑的就更严重、这个病的核心就是少阴经的凝闭所导致的，就是少阴经凝闭产生了暴哑。所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效果会很理想。
&& 暴聋&&& 暴聋也是一个常见病。
我在号，接诊了一个女性病人，这个人姓王，36岁，成都人，她是由于双耳听力障碍来找我看病的。据她自己讲，在一个星期前，他用洗衣机洗衣服时突然停电，就只好改用手洗，因为衣服比较多，洗了近三个小时，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很冷。洗完衣服后就出现恶寒发热、耳鸣如哨子声音一样，但是没多久，耳鸣突然停止了，出现了听力减退。到了第二天，耳朵就听不见了。于是马上去华西医科大学耳鼻喉科，接着又去了神经科，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效果，任然两个耳朵听不见声音。我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她的身体比较弱，精神比较差，目光黯淡，面色青灰，听力基本上没有，跟她讲话完全听不见，也是靠手写来叙述病情。当时的症状是微微恶寒、身痛、嘴唇略略发紫，舌质绛红，苔薄白腻，脉沉紧。我认为她也是属于寒邪直中太少两经，治疗方法仍然是温肾、宣肺、暖脾，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处方是制附片90 麻黄15 辽细辛15 生姜75（制附片先煎两小时）。吃了一付药后，病人开始出汗，据她自己描述，在出汗的过程中，觉得自己的耳朵突然“嘣”的一声响，不到三秒钟，病人就可以听到声音了。第二服药过后，恶寒、身痛完全消失，但精神不足，还乏力。在这种情况下，肺气已宣，肾气已通，脾阳尚弱，所以改用附子理中汤。再吃三服药后，便完全恢复了。这个病案发生在隆冬季节，有接触了三个小时冷水，这样就导致了大寒袭虚的一种局面，致使寒邪直中太少两经，伤伐脾、肺、肾这三藏的阳气，寒邪凝闭经隧，发为暴聋。就耳本身来讲，耳为肾之窍，肾气不能上通于耳，就会导致耳聪顿失。这个病的核心是寒凝窍闭，经气阻滞，所以在治法上任然温通为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
暴盲& 暴盲这个病就是眼睛突然失明。
1975年1月25号，我接治了一位姓周的病人，男，43。法币发病过程是这样的，在1975年元旦节的一天，他到公园去，正巧碰到儿童落水，于是他就跳到水里救起了这个儿童。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七八度，能够冒着这样严寒，下水救人的人，真是不容易，所以他的事迹还在报纸上做了宣传。当他上岸的时候，谁然有人给他准备了很多更换的衣服，但他始终感觉到寒冷彻骨。回家后马上拥被而卧，但是一直就没有暖和过来，以至彻夜难眠。第二天醒来，就感觉两只眼睛看不见了，仅仅存在一点光感，并且出现了恶寒、头痛、全身疼痛，当时吓坏了，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双眼眼底都没有问题，颅内检查结果也没有问题。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星期，没有一点改善，照样双目失明。后面就请中医眼科用中药，用了一些补肾填精的药物，也没有效果。这样一直拖了20多天。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看到这个人精神比较差，面色也欠红润，有点青白相间，有一种气不足的感觉，两眼仅仅有光感，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见。他的舌苔，舌淡而润，苔白腻，脉是沉细、略紧。我认为他仍然属于寒邪直中少阴所致的暴盲。治疗还是温肾宣肺的方法，麻黄附子细辛汤加生姜。处方：制附片90 麻黄15 辽细辛15 生姜95（制附片先煎两小时）。除了一付后，身上有汗出，虽然汗出不多，但汗一出，一身不灵活，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身也不痛了，两只眼睛的光感也增强了。服了第二付后，它能够数手指，辨清一米以内的人，服完五付之后，双眼的实力恢复到了正常。
这个病案，是由于严冬入水，受寒相当严重，寒邪直中，伤伐肾阳，闭阻肾气，导致了他整个肌体出现紊乱，因为肾是元气之根，藏我五脏六腑之精。肾气闭阻，导致了元气不能正常地通行，五脏六腑之精就不能上承而为之精，所以他的视力就会出现障碍，出现暴盲的情况，他的核心同样是寒凝窍闭。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考虑是经血亏少所导致的，决不能用一些滋腻填精的药物，任然用温通之法，如果滥用滋腻，反而会使真气闭塞，病情迁延。
这三个病例，都是并非先天性失音、失聪、失明，也不是由于经血亏少，窍失所养而生的，而是邪阻气逆窍闭所致。邪阻气逆窍闭应该属实，经血亏少，窍失所养应该属虚，虚证发病往往比较慢，实证发病往往比较急剧。所以，暴聋、暴哑、暴盲从发病角度来看，应该属实。
一般而言，手太阴肺经，它到喉部，音声之气也在于喉，而喉又是肺的门户，肺主气，位音声之源。所以暴哑多责之于六淫犯肺，肺失宣发。那么采用的方法呢？可以是开宣肺气。足少阳胆经循耳后，入耳中，出耳前，所以暴聋一般也责之于六淫邪气的闭阻，也就是胆经气机窒塞所致，在临床上多用清利、疏通少阳的方法来治疗。肝开窍于目，足厥阴肝经上连目系，所以暴盲铎责之于肝经火郁、气逆、血闭、血瘀，这种情况大多采用清肝、疏肝的方法来治疗。用这些方法来治疗这几种病，去治疗清窍阻闭，应该是有效果的，但对于伤寒重症来讲，往往就很难奏效。
以上三例，我是使用的麻黄附子细辛法来治疗的，是从肾这个角度来治疗的，肾藏五脏六腑之精，而五脏六腑之精都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肾又开窍于耳；肾的经脉又贯膈、入肺、循喉咙、到舌根，与我们的发音、听力、视力都有密切的关系加之这三个病例，都有一个前因，就是为寒邪所伤。寒为阴邪，最能损伤人体的阳气，重寒、大寒这样侵袭人体，往往能够长驱直入，直中三阴。一旦伤及太阴，就能出现吐泻；伤及厥阴，就能导致挛痹、寒氙；伤及少阴，就能出现失音、耳聋、目盲。从这三个病例来看，都是因为寒邪中人导致经气的收引凝固，闭阻了人的官窍而导致发病的，都属于寒邪直中少阴，上滞窍道，下闭肾元，所以往往伤伐肾阳的病机是最常见的。我提出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治疗，实际上也涉及姜桂附，也是在阳主阴从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此外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用量临床上用少一点，比如麻黄用10G附片用15G细辛用3-5G临床上会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没有试过。
最后我想说，，在我来看，一个中医，不管你是哪一个流派，你宗那一家，怎么来振兴中医呢？首先就是要提高疗效。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涉及了医者的水平。中医的疗效如果很好，如果能够治疗很多的疑难病，而不光是一般的常见病，甚至就是再严重的疾病，去给中医治疗，十天半月，一个月后，就有明显的改善，这样的中医就能得到病人的信赖。我希望每一个中医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振兴中医的一个路子，离开了这条路子，要振兴中医，就会落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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