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严肃音乐、严肃文学?
葡萄成熟时svY
严肃音乐 　　“严肃音乐”通常是指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一切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音乐.并且,“严肃音乐”的传承是以学院式的严格训练来实现的,严肃音乐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最充分地展示个性,诠释深刻的命题,追求音乐技巧的创新和完美.因此,严肃音乐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它的创作者、演奏者、欣赏者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音乐修养.　　严格地说,严肃音乐并不是按音乐品种或门类来划分的,恰恰是以文化精神来定义的.“严肃的”（Serious）的涵义除了“严肃的”,还兼具“认真的、庄重的、正经的、郑重的、恳切的”、“重大的”、“重要的”.而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偏偏选取“严肃”来表示“serious”,其表层意思与“轻松”、“逗乐”、“轻浮””相反,而其深层意义却是：关注人生意义的、庄严悲壮的、高雅凝重的.艺术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指出：“严肃的、真正的、担负责任的艺术必定会卷入生命和人类存在意义之类问题的探讨,这些艺术使我们面对着‘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要求,无论在民俗艺术还是流行艺术中,这种要求几乎是不存在的”.（《艺术史的哲学》）273页）因此,可以给严肃音乐下一个文化学上的定义：严肃音乐是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取向的音乐.严肃音乐的文化精神决定了它至高的审美性,因此也有人称之为“高雅音乐”.严肃音乐的特殊性在于它以严格的数理逻辑规律与活泼的生命情趣相结合,它表现着和谐、秩序、变化统一,在运动中展示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松弛与紧张、平静与激动、欢快与悲悯、满足与压抑….严肃音乐对情感的表达不是无度的、自然的,必须以美的规律为规范,这类音乐是理性化感情的产物.严肃音乐中的情愫：崇高、悲壮、热情、爱恋、痛苦、大自然、生命、死亡,既是抽象的又以感性的力量触摸人的灵魂,它诱导人们从自然、本能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进入高尚、纯洁的精神境界,获得美感的提升,这正是严肃音乐文化精神的彰显.
严肃音乐与现代生活 　　“严肃音乐”的概念大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是相对于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提出来的.而许多人往往仅将欧洲古典音乐视为严肃音乐,实际上,如果站在中国这个文化背景上来讲,严肃音乐应该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它不仅包括欧洲古典乐派、浪漫乐派、民族乐派、印象派及现代派作曲家的作品,也包括我国近代以来在欧洲音乐体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还包括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的“文人音乐”,如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音乐、琵琶音乐等.另外,许多音乐家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歌、器乐曲等进行改编或保持原样在音乐会上进行表演,亦可看作为严肃音乐.　　严肃音乐对于现代人来讲,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有人说严肃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避难所,有人称它是精神加油站,有人将之比作心灵的港湾……的确,严肃音乐严谨的形式、高雅的旋律不仅仅可以愉悦人的听觉、优化人的情绪、减轻人的压力、营造和谐的人际氛围和人文环境,其丰富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更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境界、完善人的品格,故现在常有人把严肃音乐称为“高雅音乐”.　　正是由于严肃音乐对于塑造完美人格、构建和谐社会能起到非常独特的作用,所以人们对它的喜爱与日俱增.从政府的倡导,到民众的支持；从专业艺术家的身体力行,到广大知音的热情呼应,都反映出严肃音乐正逐渐地深入人心.就新疆地区来讲,严肃音乐的普及也初见成效.我们高兴地看到：音乐会逐渐地增多,受众也越来越广；政府组织的“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方兴未艾,深受大学生欢迎；许多行业、单位和组织纷纷成立业余合唱团,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亲身参与严肃音乐的实践.仅去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直属机关工委组织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先锋颂”歌咏比赛活动,就有区直50多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45支合唱队共7000余人参加.　　当然,严肃音乐的普及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也受制于很多因素.这当中既有诸如文化背景、民俗习惯、经济基础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许多人先入为主地认为严肃音乐太过“深奥”,难以理解,往往发出“听不懂”的感叹.实际上,严肃音乐也是作曲家们作为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的鲜活体现,同时也是为大众创作的.欣赏严肃音乐可以从形式到内涵表现为不同的阶段和层面.在形式上,严肃音乐的音色、音响、旋律、结构都很容易愉悦人的听觉与感官,因为它们都是音乐的自然属性,是能够直接为人所感知从而实现对形式美的审美目的.进一步讲,欲对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作曲家的思想和情感加以理解,从而实现由听觉的审美到灵魂的升华,除了慢慢养成欣赏严肃音乐的习惯外,还需要一些必要的知识和修养的支持,如对作曲家及其社会背景的了解,甚至包括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　　孔子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贝多芬也说过“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迸出火花”.严肃音乐能给予我们的实在是太多,而享受严肃音乐也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对待它,它就一定会滋养我们的身心、荡涤我们的精神、净化我们的社会.
严肃文学 　　严肃文学即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人性的认知,希望通过文学来启示人类,改变人类命运,其思想影响深远,令读者读后涤荡心灵,感受生活,感悟生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很多皆因此得奖.如:　　1957年 阿尔贝.加缪(卡缪) A. Camus 　　小说法国《局外人.鼠疫》 　　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1959年 夸西莫多 S. Quasimodo 　　诗意大利《水与土》 　　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1969年 贝克特 S. Beckett 　　剧本 爱尔兰《等待戈多》 　　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　　1974年 马丁逊 H. Martinson 　　诗、小说瑞典《露珠裏的世界》　　他的作品透过一滴露珠反映出整个世界 　　1980年 米洛什 C. Milosz 　　诗 波兰《拆散的笔记薄》
　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　　1998年 萨拉马戈 Jose Saramago 　　小说葡萄牙《盲目》 　　由於他那极富想像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严肃文学表达方式多种,但写实,荒诞,意识流和后现代的写法比较多一些　　
严肃文学的根源起源于近代的哲学思潮,笛卡儿与培根的唯物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都可以看作是他的发源体.故,他同哲学一样"深深的陷于无限的人性痛苦之中,即在死亡时的回头一望. 　　八十后的作家代表七堇年就是严肃派文学作家的代表.　　一定程度上来说,郭敬明和巩玟语也会有一点严肃文学.例如他们的《谦谦君子》和《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
首先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一定要区分,可以从两方面去看.第一是从内容去看,通俗文学注重情节和故事,严肃文学更看重语言和细节.通俗文学的语言总是浅显易懂,小学三年级以上就可读懂,它只要能保证情节的流淌,就算完成任务了.而严肃文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表现力,总是不惜将语言进行千锤百炼.新文学上百年的历史,涌现了许多语言大师,鲁迅、曹禺、老舍、沈从文、汪曾祺,还有当代的余华、王安忆、毕飞宇等.而严肃文学的细节描写,最大限度地追求一种清晰与逼真的效果,这种真实是一种环境严格限定下的真实.比如写农村,就要问,什么时候?哪里?那里的经济条件怎样,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做哪些事情,会为哪些事情争来争去?
比如描写一为乡下的母亲,她长年在田间劳作,穿着朴素而旧的衣服,手上的皮肤很粗糙了.她也有出门的时候,就是到几十里外的小镇上去,一年就一两回,目的是去卖粮食,或者去卖掉一头养了一年的猪.这时候她的手里有钱了,也领略了镇上的热闹.她把计划好要买的东西都买了,比如一些日常用品,比如给她的小孩子扯一些布做新衣裳.但是完了她还碰到了计划外的事情,或者说受到了一些额外的诱惑.比如她看到了供销社柜台上摆着的荔枝罐头,一颗颗晶莹剔透地漂浮在糖水里面,外面贴着彩色的纸,纸上印着红色的荔枝,有一个已经剥开了,露出雪白的果肉.也许她还从来没吃过,虽然也曾经梦想过,但是太贵了,现在她犹豫了,要不要买一瓶回去,给孩子们一个惊喜,顺便自己也尝尝.思想斗争很激烈,要命的是她现在有些钱了,如果一点都没有,那就好办,走就是了.在口袋里紧紧握着的那张钱都要被汗水浸湿了,主意还是没定下来.到底买还是不买,如果硬买,买是买得起,但是显得有点孤注一掷了,显得有点不太会过日子了,毕竟平常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再说要是被丈夫唠叨两句,也会没了好心情,还是算了吧,还是等条件更好一些的时候再来买吧.不过要是就这样回去了,又显得不太甘心,左右为难骑虎难下.但是最终不管买不买,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你不能指望她的头脑里有见识外的东西,如果她打算今后有钱了买一辆轿车回去,可以接送小孩上学,那就显得不太可能了,因为小轿车她见都没见过,是方是圆都不知道.如果那样写,就不太真实了.
第二从功能目的的角度去看.通俗文学的目的,就是娱乐、就是消遣,就是商业目的,大家看着开心,赏心悦目,就可以了,如果进一步可以做一做梦,那就更好了.只要审查通过,发行量越大,就越是成功.但如果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根据发行量去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那就是一个笑话了,也就不需要评委了.
通俗文学往往过滤掉了那些复杂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内容,而将一些美好的东西静态地呈现出来,美则美矣,但不太真实.比如台湾的一些言情小说,一出来就是花园洋楼、名贵的跑车、华服洋酒、各种高层次的社交聚会,至于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做正当生意赚来的,还是非法营生得来的,你可以不问,反正它就有了.男女主人公只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情说爱、生离死别.而主人一般都是年轻美貌,英俊潇洒,或有着高贵的血统.在爱情最终实现之前,也有曲折,也有误会,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结局所作的铺垫,而所有的百转千回也不过是为了增加你的阅读兴趣.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个普通人也许一生都不会碰到一段象样的感情,而感情受到的创伤,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弥补.而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残疾人,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残疾人,也许爱情一辈子都将与他绝缘了.而那痛苦而卑贱的挣扎,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
严肃文学的目的和功能要复杂一些,或者说它承载的东西要更多一些,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试图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并予以概括的作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诗式的鸿篇巨制.19世纪的世界文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俄罗斯民族的列夫托尔斯泰,另一个是法兰西民族的雨果,他们的代表作,一个是《战争与和平》,一个是《悲惨世界》.20世纪也有一个,他就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百年孤独》采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亦真亦幻,反映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光怪陆离,内容十分驳杂.中国的茅盾也有这样的企图,他的《子夜》试图反映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整体风貌,但由于艺术准备和艺术功力上的不足,不是很成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位列夫托尔斯泰式的人物.也许鲁迅在精神气质和文学才能上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他的小说作品,水准都很高,但是鲁迅被一些更急迫的事情分散了精力,没有时间坐下来打磨自己的传世之作.鲁迅更多地成了思想家,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留下的遗憾.
第二种是揭露、控诉或抨击社会制度的罪恶和腐朽,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揭露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并引起疗救的希望.鲁迅的作品、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奥地利卡夫卡的作品、《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属于这一类.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觉新还有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而卡夫卡的作品,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机器和各种制度压扁的小人物的孤独和不幸,他们的绝望、挣扎和虚无.相对来说,鲁迅和巴金们面对的封建制度,虽然罪恶,虽然依旧强大,但毕竟是行将腐朽的东西,打倒它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有更多的底气和自信.而卡夫卡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制度却依然如日中天,想撼动它无异于以卵击石,卡夫卡的气息,就象是秋日的呓语.
第三种是描写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及其演变的作品.比如王安忆的作品、池莉的作品、陆文夫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萧红的作品,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王安忆写的是上海,池莉写的是武汉、沈从文写的是湘西,萧红写的是黑龙江,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日本川端康成的一些作品,比如古都,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看.
第四种是性格的悲剧或说人性的悲剧.现在一般认为人性的悲剧主题比社会制度悲剧主题具有更加永恒的意义.因为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弊病总有一天会消除,而人性本身的许多弱点却永远也不能完全根除.关于人性的主题,莎士比亚有诸多的探讨,他的《哈母雷特》是一部,主人公的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看雷雨的结局,我们发现曹禺的野心,决不是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这么简单.好人和坏人,在上帝看来,都不过是舞台上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周朴园也好、鲁侍萍也好,还是繁漪、周萍、四凤,每个人都有一个命定的性格加环境,也就有了一条宿命式的命定的路.
但是分析作品的类型就象分析人的气质一样,很多作品不能单一地归为某一类型,而是一种综合.你说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我看刚好是两者的综合.包法利夫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庸俗而又势利的环境里面,但如果不是性格中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贪图享受的缺点,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再比如《梁山伯和祝英台》这样的作品,也许作者还无意于暴露什么人性的弱点,但在我看来,梁山伯从头到脚没有为自己的爱情争取过什么,好象只有祝英台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要说他爱祝英台,也就是那场相思病,但一个大男人不去做点什么,而在家里生什么相思病,十分可笑.其实中国古代经典爱情剧的男主角,大多是不太可爱的.梁兄比较平庸无能,许仙会说点甜言蜜语,但缺少判断力,立场也不坚定.张生好象比较自私,只顾自己性欲的满足.还有一个李甲,基本上属于无赖了,不过这一回问题出在杜十娘身上.杜十娘在那种地方混了那么多年,多少王侯公子都被她耍了,钱被她骗了,她应该有双妖精一样的眼睛,结果走眼走到这种程度,居然看上了李甲,你说李甲跟一般的花花公子有什么区别?把爱情的宝押在他身上,结果自然是输的惨了,惨的痛了,痛的哭了.最后只有跳河.不过事情也有例外,《卖油翁独占花魁》里的卖油翁是个比较成功的爱情男主角.他属于底层的劳动人民,有着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和善良,但他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在花魁面前很会说话,说的她都有点心动了,不过他的会说话不属于油嘴滑舌,前提是带着诚意的.而且他有胆识、有气量,在女人面前舍得花钱,你说他几年辛苦积下的十两纹银,就这么拿去嫖了,哗的一下,一个晚上全部花光,而且那天刚好碰到花魁喝醉了,吐的一塌糊涂,还吐了他一身.结果什么事也没做,还服侍了她一个晚上.而花魁自己也是头脑清醒的,自己再漂亮,再有才情,终究不过是个青楼女子,等到年老色衰,难免晚景凄凉,还不如趁早找个老实又体贴的.
就象当年的林青霞,看准了秦汉这个小白脸是靠不住的,不如就找个厚道的小老板嫁了吧,虽然身价也就十几亿,但是生孩子、坐月子、买奶粉、换尿布的钱,算是不用愁了.
严肃!认真!敏感!树立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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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林谷芳：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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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音乐难，因为音乐抽象。就因这抽象，谈来乃多主观之想象。谈中国音乐更难，因为抽象之外，它又居于弱势。弱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相对于西方音乐，它真弱势得可以，所以一般不谈它；要谈，就只用西方的观点直接加诸其他。不仅面对西方弱势，弱势也来自它在自体文化的地位。中国是个大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广袤，影响深远，诸事乃多有可观者。可有意思也令人遗憾的是：诸方皆擅，却“似乎”于音乐例外。音乐例外，的确，我曾在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下列的句子问过大家：提起中国文化，你可能想起：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大乘佛学；文学里的诗经楚辞、李杜苏辛；绘画里的范宽、李成、八大、石涛；史学里的史记、资治通鉴；书法里的王羲之、黄山谷……但音乐呢？提起中国音乐，论人，你很难直接想起可与上述哲人、画家、诗人、书家并列者；论作品，又哪里有可与《溪山行旅图》《鹊华秋色图》《快雪时晴帖》《寒食帖》及其他经典诗作、文章相论者。也所以，近代论中国文化之诸君子，于哲思、于书画、于诗词固多有发扬，固多能由之发而为美学者，却独于音乐少有提及；有，也只在神话传说或个人的片面经验中带过。神话传说，是指中国的礼乐。礼乐在官方或儒家的说法中，被认为“尽善尽美”，许多人常举“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说明它有多好。但实情是，用句现代话讲，礼乐本是种“政治仪式音乐”，而仪式音乐之感人并不在音乐本身，在它仪式的神圣性。政治仪式音乐就像祭孔音乐般，重点在它理念的象征。礼乐，是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是在型制象征上直接体现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音乐。听它，跟听一般音乐不同。历代最完备的封建制度在周代，周代礼乐因此成为各朝师法的对象。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封建制度的完备，礼与乐功不可没，它将社会秩序直接连接于天地法则，所以天子有天子之礼、天子之乐，诸侯有诸侯之礼、诸侯之乐，一丝一毫、逾矩不得。孔子感叹“礼崩乐坏”，正在感叹社会失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作礼乐、记春秋，正是要匡复这社会秩序。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实是见到先王之乐仍存，匡复有望的激动，与音乐本身的艺术感人并无直接相关。礼乐虽是历史的实存，但礼乐却被神化，诸多哲人、史家乃至文人，提起中国音乐，就在这神话中作想象的满足。而个人的片面经验呢？这是指论者将自己少数的中国音乐经验放大为全体，举例而言，当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于美学、诗词、书画多有论及，谈音乐则仅寥寥两三页，所述就在古琴与京昆，不仅量上极为不足，也谈不上什么论点。寥寥几笔中，琴常被谈及，是因琴棋书画，琴列四艺之首，它已成为文化象征。画家多不谙音律，但携琴图、松下弹琴图、弹琴观瀑图却是水墨常见之题材。此外，琴是乐器中唯一留有大量论述——琴论者，其哲思与文采，正可让文人不须借助实质的音乐经验而另有所得，引用自众。谈昆，主要因它为文人日常雅好，文学性强。但正因如此，文人谈它，多的乃是词情，于声情着墨就少；而即使有声情，昆在中国音乐中毕竟也只为戏曲之一种，更遑论戏曲之外另有器乐、歌乐、曲艺乃至宗教音乐。至于京剧虽不同于昆曲，能通于雅俗，但依然只独占一味。正因如此，我那《谛观有情》的一问，许多人的确答不上来！答不上来，会不会正因中国音乐确如上述，它只在神话传说里放异彩，只在某些独特片面的领域里有可观？答案当然不是！二、 关键在态度：视角一变，眼界就开。不是，可以来自论理。规模小的文化，在发展上可只独占一味，但大文明不然。部落文化可精于雕刻，而拙于绘画；可在诗歌大放异彩，而于建筑则无可观。大文明不然，它积聚众多人口，须满足不同阶层需要，历史悠久，都市发展，都使它有更多积累，加以文化交流，触动既多，面相就广。因此，它在各领域之建树，相差不会太多。何况文学、美术、音乐都是基底艺术，是只要有人就有的一种文化，你如何去解释中国有如此灿然大观的文学与美术，而独缺深刻之音乐？不是，更可以来自经验。经验是实际去了解、去接触，接触后你就晓得它的样态是如何丰富，难怪查一下音乐辞典，它会说，中国的民歌何止万首，戏曲就有约四百种，曲艺就有两百多类，器乐的多样更不在话下。但为何音乐这么多，接触的人还那么少，是因为急速的现代化使传统变得稀薄？实情不然！关键在清末民初西潮刚入时，多数人固还在听传统音乐，但有论述能力的知识分子眼中却已无中国音乐了！所以说，缺乏中国音乐的经验是果，原因是在你先排斥去接受这种经验，根柢的，还是个态度问题。态度决定视野。君不见，世界的文化如此多彩多姿，人类学估计全世界约有三千种文化，但在殖民时代，西方人眼中除开西欧，其他的都叫野蛮，要待得人类学出现，才逐渐打开视野。知识分子对中国音乐的态度，来自西潮东渐而致的文化位差。这文化位差使我们对传统丧失信心，总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它。五四对传统就是个典型。然而，尽管如此，文学、美术却都挺住了，虽然有段低迷，但不久，中国人提起它，似乎仍有几份骄傲――尽管不时的，也“自然”流露出这些虽好，却都属于过去的荣光，我们还得跟西方多多学习的表情。相较之下，音乐不然，西潮摧枯拉朽地将它彻底击倒了。会如此，导因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录音机发明之前，音乐是不能被“独立”保存的。文学、美术的作品离开人还可“独立”存在，你一时看不清它的价值，物换星移或观念一改，看它，又是另一番景象。音乐不然，它活体保存在人身上，你忽视了它，没人传唱，哪天即便观念改了，却也无法再找回来。历史中的音乐因此流失得特别快，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乐”，改朝换代，前朝的音乐常就不见了。就因此，虽都同样在西化思潮中被否定，可要摆荡回来，音乐就较文学、美术难上许多。但难，并不代表不可能，关键仍旧在态度。态度一转，你就发觉传统音乐虽大量流失，真要接触，也没想象的困难，中国文化毕竟绵延广袤，中国音乐的类型毕竟繁多，尽管有消失，许多东西却只是由显而隐。态度一转，你就会发觉，“乐为心声”，它像语言般，有它的顽固性在，也所以尽管自清末“学堂乐歌”开始，我们学校的音乐教育已全盘西化，但多数人唱歌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唱，多数人视谱，也仍旧喜看数字谱，只因数字谱的谱性与传统的工尺谱相同。这种顽固性缘自对自身艺术特质的偏好，这特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它自成系统，有其内在的美学自圆性。这美学自圆性，最贴合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心灵特征，离开它，想达致乐为心声就不可能，其情形正如中国人之用中文表达，中国水墨无论从笔墨章法都与西方不同般。的确，从艺术特质切入，你就发觉中国音乐自成天地，独擅一格，与西方相较，既各有所长，谈民族心声，则远为贴切。谈中国音乐的艺术特质，可以自许多面相进入，从美学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以至有机而完整的乐曲，在在都因它自成圆满，有心人乃可以从单一的线索回溯整体。举例而言，就因有阴阳相济的宇宙观，才产生虚实相生的美学，由此中国音乐乃特别重视实音(主音)与虚音(行韵)的运用，由之而产生如古琴或昆曲般一唱三叹的音乐风格。再有，就因中国美学深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于是中国音乐才有许多从标题就直示放情山水的乐曲，曲中也不乏大量“自然声响”的直接引入，就如丝竹名曲《春江花月夜》的摇橹声流水声、琴曲《流水》中大段以滚拂指法带出的流水段落般，中国音乐何只不排斥自然声响的引入，乐器如果不能以模拟或象征的手法处理自然，就不可能成为主要乐器。这样的首尾相贯、系统有机，使我们谈中国音乐不能分割来谈，例如以为中国乐器不科学，因此尽可以直接用西方乐器来表达中国文化深刻的生命观照。这首尾相贯、系统有机，也使纯然地在音乐中区分形上形下缺乏意义：谈形上看似核心，却可能空疏，谈形下看似有限，却一样可以举一赅万。三、 乐器是把钥匙举一赅万，是通透，看事物就在通透，能通透，从具体入，反更能寻迹而得，而具体的关键之一，就在乐器。乐器是器乐之本，是器乐的载体，而器乐则是歌乐之外音乐的总称。以音乐与生命的贴近而言，自以歌乐为最，因为声是人所发、歌是人所唱，人乃最能共鸣；且歌乐通常有词，语言文字既是人类抒发情感、沟通彼此最自然有力的工具，歌乐之动人与重要乃不在话下。相对于此，器乐抽象，美学距离感较远，引起贴身的感动较难，但器乐也有歌乐没有的优势。优势首先在它的幅度，尽管人声在不同艺术形式因不同发展而多彩多姿，但毕竟受限于声带，未若器乐吹、打、拉、弹，只要能发声的，都可入乐。优势更在它的极限。人声有音域、音色乃至速度、和声、复调的一定限制，器乐则远远冲破了这个局限。优势也在它较远的美学距离感。陶潜对声乐与器乐的感染力曾有传世的名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他说的是：弹弦乐器的感染力不如吹管，吹管则不如人声。陶渊明的时代并无拉弦乐器，丝就是发出点状音的弹弦乐，点状音与人声距离最远，所以与人较难直接感通；吹管虽是连续音，可惜多受音孔所限，不好发出人声般穿越音阶的弹性音、滑音―─而这类音正是人类不用意义语言表达情绪时的声调，所以也远了一些。然而，这美学的排列倒过来也说得通：肉不如竹，竹不如丝。在人的情感经验里，所谓“不关己，关己则乱”，意指情感过度地贴近，人就丧失了对事物观照的能力，也就无以从当下的情境中扩充超越。用中国艺术的说法，这艺术就少了意境，而这意境，正就是弹弦的特色，琴、琵琶一两个单音，往往就能点出一种意境来，但“歌，唱得很有意境”却是很少见到的形容。意境，是生命的扩充与超越，于是在器乐里，我们反更能感受一个民族更深的内在。优势也在器乐有它更深、更直接的真实。歌乐感人，中国的歌乐讲究声情与词情兼备，声情是音乐的感染，词情是歌词的牵引，而后者还往往成为主要的部分。器乐不然，它直接要求音乐，音乐抽象，不好藉事论理，但因此也就不流于文字的概念与装饰，也所以透过器乐可以更照见一个人、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文化的真实。器乐重要，音乐世界里谁都不敢轻忽它，而乐器是器乐的载体，重要自不在话下，但中国乐器实际受到的待遇却大有不同。一般人乃至音乐家眼中，有些乐器的确重要，例如钢琴、小提琴，号称乐器之王、之后，原因无它，因它性能卓越，表现力既深且广。但更多的民族乐器则不然，原因也无它，因它性能有限，表现力受限。这样来论列乐器，似乎自然，但如果再进一步问，要有怎样的性能与表现力时，问题就来了。你要用水墨画出油画凝固堆栈的量感，水墨当然就是拙劣的媒材，但换个角度，你要用油画写出水墨晕染渗透的流动，油画也只能相形见绌。所以说谈性能、谈表现力，还先得谈想表现的是什么。要洪亮伟大，西方声乐头腔体腔的共鸣就专长，要水磨婉转、一唱三叹，中国戏曲的行腔转韵就扣人心弦。声乐如此，广垠的器乐更如此，谈和声、音响，钢琴自是不做他人想，但要讲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则不能做出弹性音、滑音这行韵手法的乐器又怎能成为称职的乐器。所以关键还在观念。这观念的误区，在以西方的标准看待自己，而更根柢的，是无视于乐器乃历史演化的结果，它并非只是工艺科技上的“客观”成果。举例而言，中国的古琴音量很小，正缘于琴是用来进德修身，用来给自己与三两知音听的，音量原不须大；且小，更逼使听者须沉下心来听，这是个高明的心理学设计，否则以周代中国已可以铸造每钟可发出两个音的编钟，对由木板合成的琴要说无法扩充其音量，其谁能信？所以说，历史乐器之成为现在的样貌，其实是美学理念与音乐表现长期激荡的结果，此结果使乐器充满了独特性，从这独特性还原，也就可直接窥到这文化的心灵特征。正因乐器具有独特的性能与外表，又可直溯那心灵与美学的特征，所以从乐器进入音乐乃至文化系统确是一种方便与殊胜，也所以，尽管我在自己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最多的篇幅在生命境界美学理念与表现手法上做了系统的连接，但有意思的是，许多非中乐界者尤其西方音乐家最直接的触动，却来自我谈中国乐器的那章。谈乐器可以有许多谈法，从材质、结构、演奏法到美学，而我在这章尽管各部分都点到了，但许多人最感兴趣、印象也最深刻的则是它的“宛然实在”。在这章里我说明了中国传统的五个重要乐器，与特殊生命情性的关联：琴／高士、琵琶／侠客、笛／书生、筝／儿女、胡琴／常民，西方人在此，尤其讶异于中国乐器彼此间竟有这么明显的生命对应，相较之下，西方乐器固也有它的个性，但与某种生命属性的连接并不明显。这是个有意思的对照，“乐为心声”，乐器与生命属性的连接，因此也就不只反映了中国器乐独特的历史发展，更根柢地映照了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由此切入，你就拥有了一把译码中国音乐的钥匙。【书籍信息】书名：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书号：978-7-301-26825-4作者：林谷芳 著定价：78.00元出版日期：2016/03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以其对中国器乐和古今中西文化的熟稔，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五种重要乐器与国人特殊生命情性关联起来，从琴与高士、琵琶与侠客、笛与书生、筝与儿女、胡琴与常民生命性的相形相契入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乐器最关键最性情的特质。乐器与生命属性的此种连接，因此也就不只反映了中国器乐独特的历史发展，更根柢地映照了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作者介绍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台北书院山长。在禅与艺术外，1988年后又以海峡开放恰可印证生命所学之真实与虚妄，频仍来往两岸，从事文化观察与评论。代表作品有《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禅?两刃相交》《千峰映月》《画禅》《归零》《落花寻僧去》《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观照——一个知识分子的禅问》《茶与乐的对话》《生命之歌——从胎教到生命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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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PN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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