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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问下瘟疫一般是什么条件下发生` 需要明确资料`有历史资料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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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资料`有历史资料的最好..一 黑死病--中世纪瘟疫 上世纪重演 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这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中世纪时，一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加上战争和饥馑，使欧洲约半数人口命丧黄泉。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心理而言，超过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黑死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有亲历者写道：“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剧烈的发烧和冷颤，患者感到头痛欲裂，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剧烈的疼痛蔓延到后背和四肢。腋窝和腹股沟出现红色的肿块，一旦触碰就会非常疼痛。皮下会出现大量的出血点，最后形成黑色的血淤。患者神志恍惚，不停地呻吟，烦躁不安地翻来滚去，反复抓扯床单。他们的狂躁不安只有在陷入休克时才会稍稍得到缓解，而只有死亡才会最终停止这一切。” 上世纪初旧金山爆发黑死病 ，提起“黑死病”，许多人会以为只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却对上个世纪初旧金山爆发的“黑死病”少有了解：1900年～1905年以及1907年～1908年，旧金山有280人感染了鼠疫，其中172人死亡。 第一个死亡者是唐人街华人 ，1900年3月，旧金山第一个患上黑死病的人死亡。他叫黄初景，41岁，是一名居住在唐人街的木材商人。市政卫生部门不等确切的诊断结果出来，连夜用绳索将唐人街的建筑物围起来，将这个社区隔离了。卫生部将责任推给了当地所有华人居民，而白人在唐人街开办的商业企业却没有被隔离。 随着更多人染上这一烈性传染病，美国*才不再针对唐人街，并派来路伯特·布鲁专员，路伯特上任后采取了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着重消灭老鼠和铲除便于鼠类大量繁殖的环境。他用水泥建筑取代了木结构建筑，还发起了一次鼓励人们捉老鼠的运动，每捉一只就奖励10美分。布鲁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广泛的“防鼠联盟”，黑死病才没有继续泛滥下去。 二 西班牙流感--夺命5000万 国王也中招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自相残杀之中，死亡者数十万，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然而，就在这场浩劫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流感的爆发夺去了近5000万人的性命，这就是上世纪人们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或称1918年流感。今年10月5日，科学家研究发现，西班牙流感实际上就是禽流感的变异。 美国远征军把病菌带到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处于大动乱、大改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西班牙流感就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当时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故称之为西班牙流感。由于此次流感引起世界性大流行，发生在1918年故也称之为 三 日本脑炎--发病五年后仍有后遗症 “日本脑炎”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1924年在日本暴发，因此得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男孩，容易感染“日本脑炎”病毒。日本脑炎在亚洲与南美洲十分流行。近来，在美国的塞班岛与澳洲大陆等地区也出现了日本脑炎的病例。 日本脑炎是自然病毒引起，人、动物与大多数家禽都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其中猪最容易感染。日本脑炎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蚊子（库蚊），大多数人都容易感染该病。日本脑炎在10岁以下，尤其是2～6岁的儿童中传播最广。男性的感染比率大于女性。 日本脑炎的潜伏期为5-15天。主要的症状为发烧、抽筋与深度昏迷。目前为止，日本脑炎的治疗并未有很大的突破，仍是以支持疗法为主，给予生命症候的支持，以及降脑压药物。 超过一半的存活儿童，在发病后一年后仍有脑波之异常。四分之三的存活者，在发病五年后，仍然有行为或精神状态方面之异常。虽然已经知道日本脑炎的死亡率及后遗症相当厉害，但在目前尚未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预防是重要的手段，比如种疫苗，和出外旅游（尤其野外）时要穿长袖衣和喷驱蚊水。 今年９月南亚死１０００多人 ，今年9月南亚地区也爆发过较大规模的“日本脑炎”，造成1000多人死亡。发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尼泊尔和印度，死者大部分是小孩。 印度北方邦发现今年第1例日本脑炎患者以来，当地已经有2000多人染病，其中以儿童为主。有关专家说，约有30%的患者会终身残疾。尼泊尔卫生部表示，随着雨季的结束疫情就会有所减缓。 四 霍乱--人类最可怕瘟疫之一 烈性肠道传染病 通过水、食物、生活接触、苍蝇等传播 致死率可超过５０％ 霍乱，被描写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从1817以来百余年间，霍乱共发生8次世界性大流行，其中1961年的那次报告患者高达350多万。现在每年有10万人死于该病。 在英国首次流行 ，1831年，没有人想到，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霍乱大潮即将来临。在第一波霍乱菌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 当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每天，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灵车不断地往墓地运死人，工厂和商店里没有人的活动，人们到处寻找药物，作最后无力的挣扎。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发现病菌科学家获诺奖 100多年来，霍乱有8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录。当第五次霍乱到达埃及时，当时应埃及政府邀请，德国细菌学家科勒在当地进行了研究，发现了霍乱的致病菌——“逗号”杆蓖即霍乱弧菌，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自1961年起，霍乱爆发第7次世界性大流行。由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开始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向毗邻国家和地区蔓延，迄今已波及五大洲14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报告患者350万以上。到1992年10月，由非O1群的一个血清型——O139霍乱弧菌引起的新型霍乱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至1993年4月已报告十万余病人，现已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取代埃尔托生物型的可能，有人将其称为霍乱的第8次世界性大流行。 霍乱让人们知道养成良好饮食卫生*惯的重要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被“饭前便后要洗手”所取代。不良的饮水、饮食*惯会直接把病菌吃进体内，例如，由于霍乱菌在酒精中仍可以存活，生吃的醉虾、醉蟹往往成为传染源；还要注意不喝生水，桶装水最好烧开后饮用。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不给病菌和病毒存活的空间；注意不到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中就餐，在就餐时使用公筷，阻断交叉传染；勤洗手等等。 霍乱菌平均每年让几十万人上吐下泻，霍乱菌在卫生状况不佳的国家甚为常见，而疫苗也只有部分效果，并且还因其副作用而被某些国家禁用。目前，霍乱并没有随着卫生等生活环境的改善而消失，前几年日本就出现过这种肠道流行病。霍乱菌的基因简单，遇到外界刺激（如药物等），基因突变的随机性很大，造成细菌的抗药性。 目前的现象是，许多人有病乱吃药，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十分严重，以前，几十个单位的青霉素就可以治病，现在需要100万单位才可能起作用，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问题：用药过量产生的副作用同样影响人的免疫力。 五 军团病--“军团菌”作祟 温水中孽生 呼吸道感染疾病 夏秋季为高峰 经空气的传播性很强 病死率达１０％ 军团病并非是一种军队的职业病，而是一种呼吸道感染疾病，其病菌存在于水汽中。军团病即大叶性肺炎，是一种细菌性肺炎，症状与肺炎基本一样。1976年，美国退伍军人大会在费城召开时，首次发生“军团病”，该病因此得名。 全球共发生过５０多次 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一批退伍老兵在费城“斯特拉福美景”饭店聚会，两天后与会人员中有180多人相继出现高烧、头痛、呕吐、咳嗽、浑身乏力等症状，90%的病例胸部X光片都显示出肺炎迹象。大会总部所在宾馆附近的居民中有36人也出现了相同症状。共有34名患者因此死亡。疫情发生后，医学专家从病死者肺组织中分离出了致病病菌，称为“军团菌”，此病也因此得名“军团病”。此后，军团病在全球共发生过50多次，近几年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均有流行。 长期吹空调应小心 据估计，在美国每年都有人感染上军团病。有些军团病感染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比较温和，甚至根本就没有得病的迹象。 一般来说，当水温在31到36摄氏度之间，水中又含有丰富有机物时，这类菌可长期存活，当水温升高到60摄氏度以上，军团菌就不易生存了。城市中的军团病主要由孽生在空气加湿器、蓄水系统、空调系统等潮湿环境中的军团菌引起。 军团菌经空气传播。空调系统的水箱是军团菌的理想繁殖地方，可经管道遍布整座建 物。因此长期在空调室内的人，应特别小心。世界上首次发现军团病时就是由空调冷却水传播的。 目前已知军团菌可寄生于天然淡水和人工管道水中，也可在土壤中生存。研究表明，军团病潜伏期5到10天不等。主要症状表现为发热、伴有寒颤、肌疼、头疼、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和腹泻等，病死率达10%，病情严重者会死亡。一般不会人为接触传染，与一般肺炎不易鉴别。军团病可以用红霉素等抗生素进行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六 疯牛病--元凶是羊不是牛 疯牛病即牛海绵状脑病（医学上简称BSE），最早1986年在英国发现，到目前为止，西欧（主要是英国）已出现了18万多个病例。 1986年10月，英国东南部阿福德镇的一只奶牛突然病倒。这头奶牛先是四蹄发软，口吐白沫，后来便浑身颤动，肌肉抽搐而死。经验丰富的兽医说，这头牛患的是“疯牛病”，后来一只猫也患上了同样症状的疾病。人们很快联想到这种疯牛病可能会传染给人类。果然，10年后的1996年英国一个叫史蒂芬的年轻人惨死于疯牛病引起的“克雅氏症”。一场震撼世界的疯牛病危机爆发了。 感染后毫无症状 不仅在欧洲，疯牛病在全球范围内都发现过，阿曼、加拿大、美国等20多个国家发生过疯牛病，平均每100万人中每年出现一个病例。这种病一般有几十年的潜伏期，患者最终发病的年龄往往在50-60岁。机体感染后不发热、不产生炎症，但一旦发病，病情发展极快，患者出现精神失常、怕光、怕声音、怕触摸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肌肉抽搐、变硬并出现痉挛，死亡率为100%。患上克雅氏症状的人临死的时候情形非常*，往往惊惶失常，口里说着胡话，脑海里出现着各种错乱和可怕的图景，连身体也失去平衡感。这是因为，已经进入人脑细胞的这种蛋白在发病的时候变异扩张如锯齿，在人的大脑中撑出无数个可怕的小洞，造成人的异常痛苦、*和精神错乱。更为严重的是，现有医疗技术在患者生前无法确诊该病，只有在患者死后用显微镜观察其脑组织切片才能找到死因。& 爆发疯牛病的原因是，在英国和欧美许多国家的一些饲料*厂，把羊等动物的*和骨头*成动物饲料，估计有些牛饲料来源于患有羊瘙痒病的羊*。英国有较多的羊瘙痒病，该病是一种在绵羊和山羊发生的自然感染性神经变性病，潜伏期长，起初不易察觉。动物发病是以经常刮擦栅栏的瘙痒动作开始，故名羊瘙痒病。病羊逐渐出现震颤和运动失调，多在发病6周至6个月内死亡。牛食用含羊瘙痒病因子的饲料，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患疯牛病。羊瘙痒病致病因子已在实验室内传染给多种实验动物，如小鼠和仓鼠。 因此，科学家认为疯牛病很可能是通过食用带有羊瘙痒病的饲料而获得。 羊瘙痒病在欧洲已有260年历史，饲料*厂在欧洲也有较长的历史，为什么以前没有疯牛病的发生呢?原因可能与饲料*厂的生产程序有关。1981年前后，由于经济原因，英国动物饲料*业改变了*方法，取消了两个可以破坏致病因子的关键步骤：一是取消使用有机溶剂；二是取消了长时间的高温蒸气消毒，致使有足够量的致病因子存在于动物饲料中，动物食用这些饲料后，经过几年的潜伏期而发病。英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疯牛病的蔓延，包括1988年7月开始停止喂养可能含有致病因子的饲料，屠杀消灭患病的疯牛。但疯牛病的病原是朊病毒，具有与普通病原微生物不同的生物学特性，不仅可以通过血液、食用肉、精液、医院手术刀等多个途径传染，而且生命力非常旺盛，高温、冷冻、消毒等对它几乎都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将污染的肉和骨等焚烧成灰是最好的杀灭办法。 说起来疯牛病也是一种富贵病。我们国家的畜牧业工业化程度还很低。我们的牛还吃不起带动物骨粉添加剂的饲料，所以还未发现疯牛病。 疯牛病还有跨物种传播的可能，而其他动物在感染疯牛病后没有任何症状，人类有可能通过食物链感染疯牛病。牛以外的其他动物，如羊、猪和其他家禽等感染上疯牛病后会没有任何症状，这种“亚临床”症状已在试验鼠身上得到证实。由于没有症状，感染疯牛病的家禽和羊、猪等动物仍可能被人当作健康动物*食用，进而使人染病。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约翰·科林奇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指出，牛或者其他动物有可能感染上疯牛病而没有任何症状。无论这些动物寿命有多长，它们体内都潜伏着致病因素，可能会通过食物链感染人类。 可透过母婴垂直传染 英国科学家还发现，疯牛症有可能由人类互相传染，而且带病者可能毫无病征。英国曾发现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被怀疑在母体期间从母亲感染变种“疯牛症”。她的母亲早前因为感染疯牛症而死亡。这名女婴的个案，推翻了“疯牛症”只会经食用受感染肉类才染病的说法。 科林奇的研究小组在*全国科学院学报*透露，受到直接感染者可能会毫无病征，因此真正受感染的人畜数目远超估计。而当他再将此病传染其他人时，受感染者便会死亡。科林奇表示，倘受感染而无病征的人类接受手术或输血，便有可能将疾病散播。 七 疟疾--每30秒杀死一名儿童 表现为周期性的发冷、发热、出汗 每年夺命超过１００万 ，疟疾作为全球最普遍、最严重的热带疾病之一，每年在全球约有3亿宗病例，大多都发生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在非洲，疟疾每30秒就杀死一名儿童，这比任何其他疾病造成的非洲儿童死亡人数都要多。得了疟疾而幸存下来的儿童往往会大脑受损或是瘫痪，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达成了*关于在非洲遏制疟疾的阿布贾宣言*，*宣言*重申了非洲各国联合打击疟疾疫情。联合国把这天定为“非洲疟疾日”。 全球有超过41%的人口都有感染疟疾的风险，并且由于不断恶化的卫生系统、不断增长的药品和杀虫剂的抗性、气候变化以及战争，这个比例每年还在不断提高。 典型的疟疾发作者，一般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发冷期：怕冷，虽盖厚被，仍寒战不休，面色苍白。此期可持续10分钟至1小时左右。第二发热期：高热（可达39-41℃）、面色潮红，伴头痛、口渴、呼吸困难。第三出汗期：高热后，突然大汗淋漓，体温随即下降至正常。疟疾除可导致贫血、肝脾肿大外，尚可引起脑型疟疾、肺型疟疾、胃肠型疟疾等而危及人的生命。 疟疾流行的国家和地区有105个之多，九成因疟疾而死亡的病例均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疟疾由于大大降低了生产力和社会稳定性而使贫穷现象加剧。农村和贫困人口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最易受到疟疾的侵害。在农村地区，雨季——农事最繁忙的时候——的感染率最高。研究表明，感染疟疾的家庭要比其他家庭少60%的农作物收成。据统计，即使精打细算，疟疾每年给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造成的损失达到120亿美元。 根据宏观经济学和卫生委员会的报告，每年需要高达2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够实现到2010年将疟疾死亡人数减半的目标。然而对于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而言，每年拿出20亿美元对付疟疾，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在目前，只有6亿美元可供开支。& 孕妇与胎儿也是疟疾主要的受害者。在非洲的疟疾流行地区，每年约有3000万妇女怀孕。对于这些妇女来说，疟疾对她们自身的健康以及胎儿的健康都构成了严重威胁。疟疾会造成新生儿体重过轻、贫血甚至死亡。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疟疾，非洲每年有20万新生儿死亡。在肯尼亚，疟疾是最多发也是造成最大经济负担的疾病。根据肯尼亚卫生部门的统计，在医院治疗的病人中有40%是疟疾患者。疟疾也是造成肯尼亚儿童夭折的第一大因素，平均每天有90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联合国最近警告说，疟疾已经成为肯尼亚的“国家悲剧”。快速有效地治疗疟疾应当应用到儿童和孕产妇的日常卫生保健中来，这样就可以使死亡率降低50%。& 许多观察家曾经提出的警告：抗药性疟原虫越来越普遍。奎宁是目前对抗疟疾药品中价格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药物，但是越来越多对奎宁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出现在大部分的非洲地区，使得这个药物越来越没有用了。不过，通过将不同药物混合在一起来进行治疗能够抑制这种抗性。 专家指出，目前仍缺少对抗疟疾的疫苗。疫苗可以提供一次注射持续10年的预防效果，比击败疟疾的计划还要有更久的影响力。美国共同基础疫苗的发起人梅林达·摩尔同意这个说法：“许多儿童正处于死亡边缘，所以关于疫苗的问题需要马上受到关注才行。”就长远来讲，只有疫苗的发展才能阻止非洲疟疾的伤痛。摩尔说：“我们需要新的工具，历史告诉我们疫苗是最好的工具并且能让疟疾得到控制。” 专家还呼吁向当地居民发放工具抗击疟疾，如蚊帐、杀虫剂等物品。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疟疾流性病学专家鲍勃·斯诺表示，这些具体的工具能为防范疟疾发挥效用，然而如何运用和普及这些工具仍是个挑战。斯诺补充道：“早在2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蚊帐是个便宜又能预防人们患上疟疾的解决方案，但是仅仅只有4% 的非洲儿童能在蚊帐的庇护下睡上一觉。” 瘟疫在历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出现一次。北京从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以来，在元、明、清三代，曾发生过多次大的瘟疫。　　元代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是在皇庆二年（1313年），*元史·五行志*记载：“京师大疫”。第二次是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史·顺帝纪*记载：“京师大饥，加以疫疬，民有父子相食者。”第三次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史·朴不花传*记载：“京师大饥疫”。大都城此次瘟疫，广为流行，十分严重，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奇氏出赀命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元史·朴不花传*也记载，仅宦官朴不花请示朝廷批准，允许买地埋葬饥疫死者*，“前后瘗者二十万”。上述两个数字可能张饰，但说明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实在惊人。　　明代北京，*明史·五行志*记载：北京先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发生过六次大的瘟疫。其中万历十五年，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算数字。*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是形容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死亡人数过多，竟然无人收尸——“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灾异志*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其范围有的在一个县、有的在一个地区。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景州大疫，死者无算”；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这次瘟疫，北京无染。嘉庆七年（1802年）“延庆大疫”。道光四年（1824年）北京城附近的平谷、清苑等地区，发生严重瘟疫，但北京城里没有出现大的瘟疫。从总体上看，清朝的北京，没有发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这可能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一些。　　在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上述北京历史上的大瘟疫，几点经验，可以借鉴。　　第一，防重于治。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北京没有发生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这同清朝重卫生、重防疫有一定关系。清朝北京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患天花而死，年二十四岁。因此，清朝对瘟疫的防治，非常重视。清朝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来，因为他们特别害怕得痘症（天花等传染病），所以格外重视疾病的防疫。清朝兴建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区的流行。因蒙古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中原地带，人烟稠密。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机会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朝觐，可以减少传染的几率。大的瘟疫往往季节性很强。如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说公历是在2月到6月期间。上述瘟疫流行时间，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见。所以，要有长期防疫的思想准备。　　第二，断然隔离。元大都、明北京先后九次大瘟疫的猖獗流行，都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如元顺帝在瘟疫流行时，非但不采取措施，而且制造豪华龙船，在太液池游戏，极尽奢靡之丑态。清朝则不然。康熙时北京曾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后规定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行隔离。就是皇子痘疾，也要实行隔离。康熙幼年，为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今北长街路东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址）。康熙大约在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这段期间，不能同他的父母见面。可见清朝隔离措施之严格。　　第三，科学防治。人们同瘟疫斗争，要不断总结经验。明朝吴又可著*瘟疫论*，就是研究防治瘟疫病的专著。大的瘟疫到来，民众十分恐惧。很多被传染者，不去医治，而去求神。他们请萨满到家里，为患者跳神治病。萨满头戴神帽、腰系振铃，击鼓作乐，手舞足蹈，祈求神灵保佑。但是，康熙帝不赞成找萨满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学方法医治。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用现身说法，介绍用这种药，果然都治好了病。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生兴趣。康熙帝请传教士给讲课，还在宫廷建立实验室。　　第四，群防互救。大的瘟疫发生之后，北京的居民、郎中们贡献药方，有钱者出资买药散发给患者防治，有力者购土地、买棺材埋葬死者。至于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也争相解囊相助，扶弱济困。有的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朝廷官员、宦官宫女等，也捐钱救灾。庙宇的僧人，也惠施善事：“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之棺。”大瘟疫流行之时，官济民，富济贫，众济寡，强济弱，上下左右，邻里亲友，互帮互助，群防群治。瘟疫过后，市民之间，捐弃前嫌，关系密切，社会风尚，为之一新。　　第五，国际交流。一次大的瘟疫，传染地区，比较广泛。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1347年到1351年，横扫欧洲中西部的腺鼠疫和肺鼠疫，英国大卫·克里斯特尔主编的*剑桥百科全书·黑死病*条记述：“约有2500万人死亡，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该书作者认为：这种病“由亚洲传来”。中国大都城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这比欧洲的黑死病晚七年。当然，元大都的瘟疫是否黑死病需要研究，此次大瘟疫是欧洲传到亚洲还是亚洲传到欧洲也需要讨论。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当时大都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大约有六十多万人口，商人、传教士等往来于欧亚，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当今国际交往更胜于前，所以对“非典”的防治，更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吸取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共同防治瘟疫。　　第六，疫后安定。瘟疫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瘟疫既不可怕，也不可掉以轻心。历史经验表明：大的瘟疫流行，必然影响经济。在皇朝时代“瘟疫”与“饥馑”相伴而生。瘟疫过后，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会激化。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使本来严重的社会矛盾而更加激化，民变四起，后果严重。但清朝开明的皇帝，总在灾疫之后，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如施赈济、减赋税、开义仓、设粥厂等，以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生产。　　然而，今天情况，根本不同：有*的高度重视，有科学的防治措施，有群众的理解支持，有国际的信息交流，和衷共济，科学防治，人定胜“典”，送走瘟神。　　　大疫之后，必有新貌。北京人民，经过烤炼，更加团结，更加奋进。人类总是战胜一次一次的瘟疫，取得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文明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o天官o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o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o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o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o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o卷九o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o卷一o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o卷一o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领导人(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超过10000字了，郁闷......尽管就今天来说，瘟疫[1] 这类感染性疾病已逐渐不再是人类生命的头号敌人，不过在抗生素发明以前，瘟疫对类生命的威胁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大概不难想见。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曾经指出：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基本的参数以及决定因子”[2] 。毫无疑问，对瘟疫的探索，离不开有关其成因的梳理。关于传染病形成的条件，现代医学的研究业已表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为其三个必须具备的条件[3] 。这一理论对历史上的瘟疫无疑也同样适用，不过，这只是揭示了自然状态下瘟疫发生的必要条件，并没有指出在人类社会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促成这三个条件广泛存在，并最终导致瘟疫的暴发、流行。显然，就现实而言，缺乏对这诸多因素的探索，就不大可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和防治瘟疫的流行；而对历史来说，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探明人类疫病模式和发生机制的演变，而且更重要的还便于我们从多个侧面更全面细致地了解历史时期的社会状貌，进而促成世人对历史认识的深入。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有关瘟疫的成因，迄今尚无专门的探讨[4] ，对此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之类模糊笼统的说法上。有鉴于此，笔者以清代江南[5] 为切入点，以描述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灾荒（战乱）、人口、环境、和*俗等方面尽可能细致地对各种因素与瘟疫的具体*作一论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好指正。一、灾荒（包括战乱）因素“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可能是人们对于瘟疫最耳熟能详的俗语了，这样的说法，尽管不是没有道理，但实际上，至少就清代江南而言，并非每一次大灾都会带来大疫，同样，也不是每一次大疫都是因为大灾。比较典型的表现在嘉道时期，嘉庆十九年，江南普遍大旱，道光三年，则有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降临该地，但这两次灾患之后，江南地区只有很少的县发生疫情[6] ；相反，道光元年前后，江南地区并无什么灾情，有不少地方甚至连岁丰稔，却出现了清代江南最为严重的大疫[7] 。可见，灾荒不是导致瘟疫形成的唯一因素。当然，灾荒与瘟疫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对此，笔者已有论述[8] ，于此不赘。这里主要考察一下各种灾患与瘟疫具体的相关程度。首先，总的看看瘟疫和灾荒关系。为此，选取了宝山、南汇、高淳、慈溪和昌化等五个县作为考察对象，选择这五个县，有一定的随机因素，同时也考虑到：1、这几个县对清代灾情的记载较为完备；2、这几个县对瘟疫的记载也较为详细；3、这五个县平均每县的瘟疫次数为12.2次，接近并略高于11.8的总体平均水平[9] 。而有所高出，是考虑到瘟疫中还存在非灾荒因素；4、它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省府（州），且基本分散分布，地域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的灾患完全是根据这些县志的“祥异志”统计的，但对那些对当时的整体社会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的灾情，比如有虎出现在某乡，伤多人，某轮渡倾覆，多人遇难等，未予记入。兵灾因基本集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也未作统计。统计结果如下：表1 清代江南部分县瘟疫与灾荒关联情况表县 |项目|顺康时期|雍乾时期|嘉道时期|咸丰以后|合计宝山|灾荒数|29|32|14|26|101——|瘟疫数|4|7|2|5|18——|相关度|0.138|0.219|0.143|0.192|0.178南汇|灾荒数|43|23|22|24|112——|瘟疫数|3|4|4|6|17——|相关度|0.070|0.174|0.182|0.25|0.152高淳|灾荒数|33|15|17|19|84——|瘟疫数|1|3|2|3|9——|相关度|0.030|0.200|0.118|0.158|0.107慈溪|灾荒数|23|15|26|27|91——|瘟疫数|3|3|5|3|14——|相关度|0.130|0.200|0.192|0.111|0.154昌化|灾荒数|10|8|7|15|40——|瘟疫数|0|0|0|3|3——|相关度|0|0|0|0.200|0.075总计|灾荒数|138|93|86|111|428——|瘟疫数|11|17|13|20|61——|相关度|0.080|0.183|0.151|0.180|0.143资料来源：1、灾荒数分别见：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华中”），第40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册，第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见“华中”，第172种，第3册，第901－906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见“华中”，第42种，第3册，第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见“华中”，第425种，第2册，第961－990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本，第183－187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见“华中”，第213种，第4册，第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祥异*，见“华中”，第184种，第3册，第页。2、瘟疫数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说明：灾荒数的单位为年次，该年不论发生几种灾情，均按一次计。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这五县灾荒与瘟疫的相关度总的为0.143，也就是说大约每7次灾荒中会出现1次瘟疫。不过实际上，由于兵灾未计入灾荒数，而瘟疫中又有非灾荒因素的疫情存在，因此，清代江南的实际相关度应该要低于这一数字。具体来说，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人口比较稠密的平原地区相关度较高，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地丘陵地区相关度较低。从时段上看，雍正以前较低，而后基本呈提升态势，嘉道时期下降显然与道光元年前后的瘟疫主要由非灾荒因素引起有关。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灾荒与瘟疫相关度存在的显著差别表明，瘟疫的发生，既与灾荒的种类和灾情严重程度有关，同时，除与灾荒外，也与人口、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次，进一步具体分析一下各具体灾情同瘟疫的关系。这里，基本用同样方法选取五县作为考察对象，不过这次因不需要考虑瘟疫的平均数，故以嘉善县抽换了疫情记载太少不利于全面反映问题的昌化县，同时因宝山和南汇都属于现在的上海，以常熟、昭文取代南汇。统计结果见表2。表2 清代江南部分地区瘟疫发生原因表时期——|项目| ||水|旱|风潮|兵|其它|合计|||非灾荒因素|不详|总计顺康时期|次数|4.833|1.833|2.5|0|1.833|11|0|1|12————|比例|40%|15%|21%|0|15%|92%|0|8%|1雍乾时期|次数|3.833|2|3|0|1.167|10|2|9|21————|比例|18%|10%|14%|0|6%|48%|10%|42%|1嘉道时期|次数|1.5|1.333|0.333|0|3.333|6.5|9.5|1|17————|比例|9%|8%|2%|0|19%|38%|56%|6%|1咸丰以后|次数|4.333|1|3.333|5.5|5.833|20|0|7|27————|比例|16%|4%|12%|20%|22%|74%|0|26%|1合 计—|次数|14.5|6.167|9.167|5.5|12.167|47.5|11.5|18|77————|比例|19%|8%|12%|7%|16%|62%|15%|23%|1资料来源：1、灾荒数分别见：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第4册，第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第3册，第901－906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7*祥异*，见“华中”，第153种，第9册，第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第183－187页；光绪*嘉善县志*卷34*祥眚*，见“华中”，第59种，第2册，第677－682页；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祥异*，第4册，第页。 2、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说明： 这里的非灾荒因素是指在各县志的“祥异志”中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瘟疫发生前当地没有出现任何灾情的情况。据上表，由灾荒而发生的瘟疫要占到瘟疫总数的62%，如果刨除不详部分，则为81 %，可见，在清代江南，绝大多数瘟疫的发生多与各类灾荒有关，特别是水灾和风潮等灾关系最为密切。具体到各历史时期，顺康时期比例最高，此后，在没有灾荒的情况下发生的瘟疫增多，特别是在嘉道时期，非灾荒因素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表面上看，这一统计似乎与前面所说的顺康时期瘟疫与灾荒的相关度最低相矛盾，其实不然，前面所说的相关度只是表明灾荒导致瘟疫的概率较低，而后者说明瘟疫主要由灾荒诱发。实际上，这说明了，人口、环境、经济和*俗等因素，虽然重要，但基本上需要在灾荒的配合下才发生作用。二、人口因素由于人体对各种疾患基本都能产生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免疫力，在急性传染病中，有不少能使人获得持久或终生的免疫力，比如天花、麻疹、伤寒、流行性腮腺炎的患者，一般都可获得终身免疫力[10] 。所以，对大多数传染病（特别是以人为唯一宿主者）来说，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区长期保存下来，必需一定的人口规模。例如水痘病毒，要在几十人以上的人群聚落中才能生存；牛天花病毒可存在于千人以上聚落；疱疹病毒要求二千人以上聚落；囊虫病只能存在于20万人以上聚落；麻疹病毒需50万人以上群体居住条件。研究证明，人类特有的人传染源疾病如麻疹、天花、霍乱、伤寒等，均必须在人群聚集增加、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发生；动物疫源性疾病，则与人类聚居地与动物疫源的毗邻关系成正相关系[11] 。由此可见，瘟疫的发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为前提的，瘟疫与人口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这里先尽量确切地探讨一下这两者间的关系，然后再论述人口对瘟疫的具体影响。首先从时间上观察清代江南人口与瘟疫的变化曲线之间的关系。据笔者统计，江南在清代顺康、雍乾、嘉道和咸丰以后这四个时期发生的瘟疫数分别是117.6、163.5、140.4和235.1县次，各个时段平均每年发生的瘟疫数相应为1.49、2.24、2.55和3.90[12] 。江南各个时期的人口数，虽然在各府县志中有些记载，但原始数据往往错讹甚多，难以利用，而已有的人口史研究也未能提供经过修订的江南十府一州各个时期的人口数，不过，赵文林、谢淑君所著的*中国人口史*中有清代江浙两省的人口数，考虑到江南地区的人口要占到这两省的将近三分之二，对于反映变化曲线应该影响不大，故采用该书中的数字。不过该书虽然列出了不少年份人口数，但无法计算出这四个时期的平均人口数，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这四个时期中年代和人口数均相对居中的数字作为该时段的人口数，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乾隆二十二年（1757）、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人口数为代表，这样，四个时期的人口数就分别为19,397,138、37,264,443、66,921,000和35,813,724[13] 。为了能在同一图中观察这两个曲线的相关度，对第一组数字各乘以100，而对第二组数字则分别除以10,000，据此，绘制成图1。注：系列1为人口变化曲线图，系列2为瘟疫变化曲线图。从上图可见，清代江南的人口与瘟疫的变化在前期相关度较高，乾隆末以后，渐趋下降，而到晚清，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江南人口大幅度减少，出现了反相关系。就此可以看到：第一，在没有较大外界的干扰，即较为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它们的相关度较高，外界的干扰越大，其相关度就越低，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甚至出现负值。第二，人口在达到某种疫病传染和存在必须的人口规模之前，这种相关度较高，反之，则会下降。其次，从空间上来看看各县之人口密度与瘟疫发生次数之间的关系。由于全部考察56个州县，存在一定困难，所以，从每个府州中随机抽出溧水、昆（山）新（阳）、南汇、（无）锡金（匮）、溧阳、宝山、临安、桐乡、长兴、上虞、镇海等11个县为分析对象。瘟疫次数，据笔者统计和修正，分别为10、16、17、19.6、7、18、5.2、16、6.2、5.6、9.1[14] 。人口密度，由于清代尚无各县较为可靠的人口数可供利用，同时考虑到民国初年的人口密度与清代人口密度在各县的相对应关系方面应该差别不大，所以就直接利用竺可桢提供的民国九年的数字[15] 。同样，为了在同一图中观察两条曲线相关度，我们将人口密度数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分别除以100。据此，制成了图2。注：系列1为瘟疫次数，系列2为人口密度数。可见，这两者有着相当高的相关度。似乎可以说，总体上，在灾荒或其它外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人口密度是当时决定某一地区瘟疫发生次数最为关键的因素。那么，它究竟在哪些方面对瘟疫的暴发、流行产生影响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大多数疫病病原在某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宿主对致病微生物来说，就是一条食物链，缺乏可感染人口，也就意味着以人为唯一宿主的微生物食物链的中断，微生物自然也就难以为生了。其次，密集的人口为疫病的传染提供的极大的便利。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病原微生物在找到宿主之前，其生存时间都存在着较大的限制，比如霍乱弧菌在河水中能活2周，在水果蔬菜中仅可存活3－5天[16] 。因此，在基本没有人工免疫措施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口密度也就意味着病原能够通过各种中介，较为容易而快速地找到宿主。再次，人口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生活垃圾的增多，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17] 。而不良的环境卫生，显然十分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存繁殖。最后，人口对瘟疫的影响除了人口密度，还包括人口移动。江南水网密布，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人口流动也极为频繁，流动人口主要有：难民、工商业人士、棚民、士子、文人和官僚等[18] 。显而易见，人口的流动，极大地便利或导致了疫病的流传，人员流动造成疫病传入的，比如，光绪十五年，昆山“虬泽农民至无锡购油染疫，归延蔓，死者无数”[19] 。又如，道光元年前后的真霍乱通过海外交往传入境内，并通过内地的人员往来流布各地。它最初出现在沿海地区，继而主要分布于沿（运）河、沿（太）湖和沿（长）江等主要交通线周围，而宁镇西南部、浙西西部、浙东南部一些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县则多未波及[20] 。充分显示了人口流动对瘟疫传播的重要性。三 、环境因素对环境与疾疫间的关系，古人很早就有认识，而且形成了专门的理论，即“五方致病论”和“五运六气”致病说[21] 。这些理论特别是“五运六气”论配以“阴阳五行”学说，多有玄妙之处，不过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东西南北中不同地理环境和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疾病和疫病流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清代的名医徐大椿对疾病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有一段较为精当的总结性的论述，他说：人禀天地之气以为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又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然或有邪蕴于中，而内反甚热，则用辛寒为宜。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然或有气随邪散，则易于亡阳，又当用辛温为宜。至交广之地，则汗出无度，亡阳尤易，附桂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陕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故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不但各府各别，即一县之中，风气亦有迥殊者。并有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极效之方，皆宜评审访察，若恃己之能、执己之见，治竟无功，反为主人所笑矣[22] 。环境与疫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毋庸置疑，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生态环境影响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但以气候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23] 。具体到江南，当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总体上比较有利于众多致病微生物特别是肠道传染病菌的生存繁殖。这种一般性的说明，在众多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中，均不难看到，现在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应该是江南的环境以及环境的变化对瘟疫爆发流行有着怎样的具体影响。从气候看，气候的异常往往导致灾荒，因此它与瘟疫的关系十分明显，对此，在灾荒因素中已作分析，于此不论。这里来看看气温异常，但未出现明显水、旱、风、潮、虫、震等灾荒之情况与瘟疫的关系。根据竺可桢先生等人的研究，年代和年代是清代历史上的两个寒冷期[24] 。前一个时期，大致相当于康顺时期，后一个时期与我们所谓的第四个时期有着较大一致性，从瘟疫统计的情况看，这两个时期的瘟疫发生次数在总体变化序列中[25]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是说，这两个时期严寒的气候对瘟疫的发生没有直接必然的影响。另外，据对宝山、南汇、高淳、萧山和昌化五县县志“祥异志”的统计，这五县在清代共出现气温异常现象57县次，而只有三县次的瘟疫与此有关，而且还不是单独相关，与此相关的还有其它灾害因素[26] 。可见，这两者直接的关系并不明显。尽管如此，江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一些气候特点以及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仍对瘟疫的多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等。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肠道传染病的疫病的致病细菌一般都在水中易于存活，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其三，江南温暖湿润，十分有利于蚊蝇的生长繁殖。清代江南的夏秋季节，蚊蝇极为猖獗。比如，清中后期的袁景澜指出：“水乡夏夕多蟁蚋，聚市成雷，口替肤龁血。”[27] 吴县的亢树滋也曾写道：乙亥夏五月，余移卧榻于容膝轩，不数夕有蚊自帐隙入者，驱之不去，明日复然，余甚苦之，乃褰其帐使起，果大集，隆隆若雷之起于枕上也。任之，则腹彭亨矣，不能动，得百有五。噫，计一室之蚊不下千万焉[28] 。士人家中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情形就不难想见。蚊子是传播疟原虫的元凶，当时夏秋时节疟疾的盛行，显然与蚊子的猖獗有关。而苍蝇是肠道传染病比较重要的传播媒介，苍蝇的众多，无疑会使当地肠道传染病菌的蔓延如虎添翼。清代江南的瘟疫多发于夏秋两季，以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为主，而水传播和虫媒传播是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29] 。这充分体现出了江南瘟疫的环境特色。不仅如此，清代江南环境的变化也对疫病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其影响，笔者曾在最近的一篇有关霍乱的论文中指出；从总体上说，清代可能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主要表现在：1、在山区高地，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使水土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2、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就前者而言，虽说其与瘟疫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还难以做出确定的回答，但至少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而且，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不仅使当地易遭水旱之患，而且顺河水而下的泥沙也导致下游平原地区的河流淤塞，致使自然生态化解水灾的能力下降，从而加快灾荒出现的频率。而灾荒与瘟疫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二方面的污染，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30] 。实际上，嘉道以降，正是江南瘟疫发生频度增长非常快的时期[31]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两者间关系。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污染跟今天的情况并所不同，除了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外，还有：第一，当时的污染除个别城市外，主要由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的自然消化等因素造成。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32] 除了污染道路，还比较集中表现在城市河道的污染上。在当时的文献中，有关城河的淤积污染以及要求疏浚的议论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昭文的陈祖范言：琴川古迹，湮久难复，昭文县境有渠纵贯其中，东西水道皆属焉。民居日稠，旁占下堙，上架板为阁道，通往来，宅券相授，忘其为官河也。……[33] 城河的不时淤塞和污浊，显然多为生活垃圾的功劳。以往我们大都从水利和交通的角度来诠释这些记载，其实只要转换一下视角，河道污染与瘟疫的流行之间关系是不难想见的。实际上，当时一些文献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比如，道光年间，南京的梅曾亮指出：道光十一年（1831年）水灾，（下关东之水闸）曾经堵塞者半载，逮十二年春夏之交，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计[34] 。咸丰初，温病大家王士雄来到上海，见“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 ，便感到，“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35] 。又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薛福成（时任宁绍台道）见“海防无事，方思兴修水利”，会夏秋之交，郡城（宁波）大疫，询之父老，咸以水流不洁为病[36] 。由此可见，尽管污染多由生活垃圾所致，但其对瘟疫形成的作用仍不可小视。第二，污染的表现主要是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以致每届天热，秽臭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猖獗[37] 。因此，其影响所及也主要是大大增加了由水传播、虫媒传播等为主要传播途径的肠胃道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机会，而对呼吸道传染病等的形成影响较小。第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大增、森林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客观因素外，主要还在于一方面，当时虽不乏一定的个人或公共的卫生观念[38] ，但整个社会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与制度，比如，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39] ，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40] ，致使城市及人烟密集之地，垃圾不能及时疏导而致环境趋于恶劣；另一方面，在清人的观念中，瘟疫是由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而非四时不正之气所致，这种戾气系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它秽浊而形成，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对虫媒、水的传播作用缺乏明确认识[41] 。故而，由污染导致的危害，部分也由时人未能采取相应有效防范措施而起，比如，对于苍蝇，人们虽会出于憎恶而驱赶，但对食物却很少设防，正因如此，在嘉道之际的霍乱大流中，人们会认为西瓜有毒，到处传言“食西瓜者即死”[42] ；清末的一些卫生条例中要教导人们“食物必须遮盖，以免蚊蝇散毒”[43] ；民国的*乌青镇志*会将“街衢瓜果食物均罩碧纱”作为新事物记录下来[44] 。而且，这种认识的局限还进一步使得一些不够卫生的生活*俗长期存在，促成瘟疫的形成。这一点，将在*俗因素中加以探讨。
四 、*俗因素一个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俗必然受到该地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过，它一旦形成，则又会单独发挥作用。现代的医学和传染病学著作，一般都把社会*俗视为某地疾疫分布的因素之一[45] 。*俗对瘟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清代江南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用水及相关*俗。上文已经谈到，江南温暖湿润、水网密布的环境特别有利于清代江南有关肠道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实际上，不仅如此，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惯，更使水在传播疫病时意义重大。这些生活*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可见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出身广东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这里厕所之简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46] 这一点，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47] 的说法亦可得到印证。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48] 。人粪一直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49] 。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50] 。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51] 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而且，江南人还普遍在河中洗涮马桶，比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52] 。这种情形，在江南农村，至今还不难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53] 另一方面，人们又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比如在无锡的一部方志指出：“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54] 。肠道传染病的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水传播在清代江南疫病的传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难想见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一般都会谈到这一点。比如，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55] 。此外，江南的民居一般是猪圈和厕所连在一起，而厨房又常常紧邻猪圈和厕所[56] ，这又为苍蝇等虫媒传播病菌提供了便利。其次，厝棺不葬和捡骨焚烧等葬俗也有利于产生和感染疫病。当时被时人视为不良的葬俗主要有三：停葬、阻葬和火葬。其中阻葬实际只是造成停葬的原因之一，本身并不对疾疫产生直接的影响。停葬之风，在清代江南普遍存在，几乎在所有的府县乡镇志中都有反映。以下随举几例：（新昌）近古但溺于阴阳家而惑于堪舆之说，每每停柩不葬，有二三十年者[57] 。（武康）俗最信风水，有迁延至数十年不葬者。至付榇柩于一炬，则忍心尤甚[58] 。（太仓）葬礼多从俭省，惑于风水及不能举者往往过期不葬[59] 。（余杭）或溺于堪舆家言，停柩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者[60]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上举文献中揭示的民众普遍相信风水，希望能觅到牛眠吉地以保子孙发达这一因素外，还有阻葬、耕地匮乏等方面的原因。由于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葬礼，明清时期，随着无业游民的增多，出现了一些无赖打手利用人们害怕在营葬时出现意外不吉之事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比如，在苏松等地，康熙时的汤斌在任苏抚时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民间买地安葬，原属各从其便，乃吴下恶俗，每有棍徒勾同势豪，凡遇民间造坟，辄借称妨碍风水，煽惑阻挠，肆行吓诈，稍不遂欲，纠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群，或毁撇砖石灰料，或夤夜掘坏地脉，甚至掀翻棺木，打伤人命，肆横无忌，遂至讦讼纷争，拖累破家，安葬无期，终成暴露。言之真堪发指。本院深悉此等恶*，已经严禁，不谓苏松属县，其风犹炽，……[61] 又如，在湖州双林，乡民有阻葬恶*。不论营葬、浮厝，辄视其家之贫富需索埠费，一不遂意，则纠众拦阻，不许登岸，甚至桥门水埠多方堵塞砖灰等物，任意攫取抛散。虽经崇善堂请官示禁，*迄难革。葬者子孙为亲枢所在，必极力将顺，无敢上控，此难革之由[62] 。死去亲人的安葬对一般民众来说，本来就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阻葬风*的盛行势必进一步导致更多的人家无力营葬而不得不厝棺野外。另外，在人烟稠密的平原地区，耕地匮乏是当时停棺不葬现象存在的有一个重要因素，比如 “嘉兴土膏而民勤，尺寸之地必耕，非稍温者不能有葬地”[63] 。“苏郡五方杂处，烟火稠密，到处水乡，葬地甚少”[64] 。这些*俗的盛行，使得当时的江南，浮厝累累，如，诸暨县令刘光复“周历地方，每见停柩累累，或数棺，或数十棺，问其时，或数年，或数十年者”[65] 。尸棺的大量地暴露于野，对环境卫生会造成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江南地狭民稠，大量未及时下葬地尸棺除一部分停放在寺庙外，大多置于田间地头、池塘之护塘堤坝以及沿海滩涂，比如，在川沙，“护塘两侧，棺没池中，上又置棺，叠床架屋，沿塘几无干净土。”[66] 在这些温暖潮湿的地方，尸棺必然会孳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特别是春夏之季，江南往往霖雨绵绵，那些裸露尸棺中的病原体就很容易通过雨水而四处流布。若再遇洪灾或潮灾，尸棺漂流，其危害自然也就更显著了。如 “（宝山）搞桥浮葬之风最盛，塘内滩地常暴棺累累，每届潮灾，甚至漂流四散。康熙三十五年，里中善士曾涝埋九百七十八具，而其他就近代埋者尚不在内。乾隆十二年，顾钥、陆汝恭、凌廉等复各捐银两，涝埋流棺一千二百四十三具。”[67] 又如，道光三年，江南大水，在吴江，“野田浮厝之棺，漂失者有之，棺木朽坏而骸骨零落者有之。郡之城体善堂……分赴四乡收葬，……计先后收葬尸棺三万余具。”[68] 对此，时人其实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少文献指出，尸棺累累，“易生疾病，害莫大焉”[69] 。此外，在人口密集的平原水乡，还普遍存在火葬的*俗。如果说停葬特别是绅缙之家的停葬，存在着惑于风水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火葬，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佛家的影响，但主要还在于缺乏葬地。比如民国*双林镇志*指出，当时火葬之风难以尽革，“此不尽由无力营葬，亦非过信风水，大抵植桑惜地，故乡间之地浮厝骨墩，弥望皆是也”[70] 。因此，火葬*俗也多出现在人多繁密的苏、松、太、嘉等府州和杭、湖的平原地区[71] 。这从当时的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比如，同治时的一份告谕说：“有无知愚民，于父母尸棺无力安葬，每岁清明前后，相率焚烧，名为火葬，此举各属皆有，苏松太三府（州）为最盛。”[72] 差不多同时浙抚的一份公告也指出，“嘉属向有火葬之俗”[73] 。又如，“杭俗尝有不葬其亲，亲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于缶而瘗之。”[74] 现代一般都把火葬它当作一种卫生*俗来提倡，不过，时人认为焚烧*释放的臭气会形成疫气，是有碍卫生的[75] 。这一点，就今天的认识而言，应该有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致病微生物，没有能经过火的焚烧还能存活的。所以表面上看，这种风俗不仅不会导致疾疫的发生，反而有利于控制疫病。实际上，就是在当时，将浮厝在野外的尸棺焚烧，也对净化环境不无益处，因此存在着抑制疫病发生的一面。不过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当时的火葬方式与今天的火化不同，一般是人死后，先浮厝在自己的地里，然后择期（一般是清明和冬至前后）捡腐尸或遗骸焚化。如，在湖州双林家属死日，即用土垒厝棺桑地，或一二年，或十数年，视棺木朽烂，逢清明或冬至前一日举火焚之，捡骨贮于坛（有僵尸未烂，因火灼筋骨变动若起坐者），亦有揭生骨不用火焚者。尸骨不甚腐，则用刀剪截夹断，……[76] 腐尸和遗骸，都是病致病微生物的聚集之处，如此火葬，染上疾疫是完全可能的。这在袁枚的小说有生动的说明：平湖小西溪之西，蒋姓，田家也。冬至前一日，日方西，烧父尸。方开棺，尸走出追之。蒋击以锄，尸倒地，乃焚之。晚归，闻其父骂曰；“汝烧我甚苦，何不孝至此！”其人头肿如匏，及午而死。——张熙河所目击也[77] 。蒋氏之死，十有八九是因为烧尸过程中感染致病微生物。再次，在时疫流行期间，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当时的一些士人才会常常撰文对这种风*严加批判，比如，象山的潘健山在*避疫论*中愤愤写道： 甚矣，*俗之偷非一端也，而其尤者莫过于避疫一事。……近时闾巷之间，偶染时疫，邻里挈家以逃，甚且父子相仳离，兄弟妻子弗顾，或至死亡，往往又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而谓人其忍乎哉？[78] 不过，若就此想象当时对瘟疫病人一般都不闻不问，顺其自生自灭，恐怕也不符合实际清况，一家尽没，无人理会的情形固然存在[79] ，同时，在清代江南的文献中，有关不畏疫气，坚持照看病人的例子很容易找到，比如，张士隆，字君茂，张家港人，……康熙丁巳，大疫，人不敢扣门，士隆按户亲给医药[80] 。费沧金，……道光庚子大疫，死者枕藉，费族子弟亦多传染，相戒无往来者，沧金于丧家必亲*唁，病者为代谋医药[81] 。实际上，在传统孝义的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探疾送丧的行为恐怕也仍然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在昆新，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夏秋大疫，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殓，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82] 。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最后，当时某些个别的风俗*惯，也会对瘟疫的流行产生影响。比如，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而且燃点香烛，使室内空气秽浊，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对此，尽管早已有人指出[83] ，但在民间却仍很流行。比如，在清末的绍兴，吾绍病家*惯，凡病时疫，最怕鬼祟，但夜间红烛高烧，即日中于病室床内，亦必以多燃灯火为阳光。而满屋皆待病之人，骈肩并足，交头接耳，七口八嘴，汗露交流，岂知人气最热，灯火最毒，浊气多而清气少，即使无病者久居此室，亦必头目昏晕，胸膈气闷，况在感时疫之人乎！口鼻之所吸，肺胃之所浸淫，往往轻者重，重者即死，皆此等恶*惯阶之厉也[84] 。此外，像随地吐痰、嫖妓等等，也应该属于这类风俗*惯，不过由于它们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在江南还是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瘟疫成因中，也不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故于此略而不论。当然，趋吉避凶乃是人的天性，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惯，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清代江南人的生活*俗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因主题关系，宜另文专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现在看来不利的生活*俗，既存在环境和物力制约的因素，也跟时人对瘟疫病因和传播方式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同时社会体制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五、余 论以上所论，虽然不敢说囊括了所有影响瘟疫暴发流行的因子[85] ，不过大体而言，这些内容应该基本可以反映清代江南瘟疫的成因。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稠密的人口等因素以及一些卫生*俗都非常有利于瘟疫的暴发流行，在众多疫病制约因素中，灾荒和战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瘟疫发生的一种必要的诱因，而人口在一定的限度内，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若进一步与现实对照，不难发现，以上所说的因素虽然于今日多少仍在发挥作用，不过，这些因素各自的重要性已有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因素了，在今天，人口的密度与瘟疫的多发与否已无必然的*，但在当时，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却惊人吻合。其次，现代大灾和瘟疫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再次，在环境和*俗因素中，由工业污染给疫病带来影响变得重要，而生活污染重要性趋于降低。用水*俗和葬俗等今天已不被重视，而不洁性生活等在疫病传播中作用却趋于明显。这些变化出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不过吊诡的是，清代江南瘟疫的频数基本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渐趋提高的，而且，在地域上，就当时社会而言，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一般也是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之地，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的一致其实表明了，当时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何以如此？根本在于，对瘟疫来说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疾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同时，人口规模扩大又为瘟疫提供了更多的易感人群，无疑都有利于疫病的孳生和流传。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后者而非前者，由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对疫病具有决定性控制能力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和防疫体制尚未建立，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总体上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无疑是当时总体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比如民众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医疗技术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基本缺乏直接介入有关，影响了医疗卫生的制度性建设[86] ；再一方面还在于，面对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当时的社会还未来得及作出有效的反应，比如，嘉道以降，随着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日趋严重以及真性霍乱的传入，尽管使时人对瘟疫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87] ，但却未能形成普遍有效的应对措施。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说：1、瘟疫频数的增加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必然的阶段。2、尽管今人本能地会把医学与疫病疾病相对应，但实际上，从我们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灾荒、人口、环境和*俗等因素之所以成为瘟疫的成因，几乎无不与卫生观念、行为和体制的不恰当或缺失有关，因此，医疗技术的固然重要，但就传染病而言，公共卫生状况的改进和相关机制的确立对生命的挽救来说，至少跟医疗技术的提高同样重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3、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影响疫病的因子随之发生变化，一个社会的疫病模式也会因此而改变，由此可见，疫病不仅是一个自然生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它一直处在与社会的不断斗争与调适之中。
注释[1] 瘟疫一般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2页）而所谓传染病则多定义为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如病毒、细菌、疟原虫等。（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1页）在本文中，瘟疫除了急性传染病这一含义外，还具有其大面积暴发、流行的意蕴。[2] 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杨玉龄译，（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339页。[3]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上海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97－98页；李家庚、余新华等主编*中医传染病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22－23页。[4] 参见拙稿*20世纪以来的明清疾病史研究*（*社会史研究通讯*第3期[2000年7月]）,*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5] 本文的江南包括当时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十府一州。[6] 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205－229页。[7] 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及时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页。[8] 参见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246页。[9] 这五县在清代发生瘟疫的次数分别为10、17、9、13、3，参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0－41页。[10] 参见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二至第六章各处。[11]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4页。[12] 各个时期的瘟疫数之所以会出现分数，是因为，原始数据由于各地资料的丰富程度以及资料对瘟疫关注程度存在差异，多有不尽合理之处，笔者根据一定原则做了修正。（参见“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39－41页。）[13]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0－421、424－425页。[14] 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1页。[15] 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98－104页。[16]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17] 详见下文环境因素的分析。[18] 参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28页。[19]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1*祥异*，见“华中”，第463种，第一册，第67页。[20] 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4－6页。[21] 关于“五方致病论”可参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51－554页，龚胜生*中国古代长寿点区的地理分布及其环境背景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第227－239页。关于“五运六气说”可参见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马伯英前揭论著第554－563页，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6－134页，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14－120页。[22]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五方异治论*，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以下简称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九册，第802页。[23]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第105页。[24]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6－31页。不过竺可桢认为在前一个寒冷期，中国要到年才寒冷（第29页），对此，于希贤在竺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认为从1610年代开始，中国已进入寒冷期。（于希贤：*近四千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第58－62页）[25] 这四个时期瘟疫的年均次数分别为1.45、2.28、2.51、3.84，（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5页）呈持续上升态势，看不出气候寒冷的影响。[26] 光绪*宝山县志*卷14*杂志·祥异*，第四册，第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杂志·祥异*，第3册，第901－906页；光绪*南汇县志*卷22*杂志·祥异*，第3册，第页；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杂志·祥异*，第2册，第961－990页；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第34本，第183－187页；民国*萧山县志稿*卷5*田赋门·水旱祥异*，见“华中”，第84种，第1册，第491－502页；民国*昌化县志*卷15*祥异*，第3册，第页。[27]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6，六月，甘兰经、吴琴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28] 亢树滋：*市隐书屋文稿*卷5，咸丰十一年刊本，第20a页。[29] 参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4－67页。[30] 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9－11页。[31] 参见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45页。[32]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83年，第21页。[33] 陈祖范：*司业文集*卷2*昭文县浚河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274册，第161页。[34] 甘熙：*白下琐言*卷9，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印本，第10b页。[3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四册，第654页。[36] 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6*重浚宁波城河记*，施宣圆、郭至坤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37] 具体的论述请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10－11页。[38] 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30－50页，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27－137页。[39] 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上海古籍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40]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41] 参见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42] 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第7页。当然，当时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今天的立场看，在霍乱流行期间，西瓜极易为到处纷飞带有霍乱杆菌的苍蝇污染，所以所谓的西瓜有毒也确实是存在的，尽管西瓜本身并无毒。[43] 绍兴医学会同人共撰*湿温时疫治疗法·第四章*，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29页。[44] 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2年，第23本，第577页。[45] 比如，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第88页。[46]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47] *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48]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49] 参见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由于肥料紧缺，农民常常又将生粪直接施入田地中，水田之水成为布满血吸虫和钩体的疫水，导致这两种疫病流行。由于这两种病，前者未包括在本稿瘟疫的范围中，后者也不够重要，于此不论。[50]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91页。[5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第37册，第11324页。[52] 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53]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54] *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第3页。另请参见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同时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55] *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56] 张国高前揭文说：“在乡间，很多人家就把厕所，设在屋前几步。”（第79页）[57] 民国*新昌县志*卷5*礼制·原风俗*，见“华中”，第79种，第1册，第620页。[58] 道光*武康县志*卷5*地域志·风俗*，见“华中”，第565种，第1册，第326页。[59] 民国*太仓州志*卷3*风土*，见“华中”，第176种，第1册，第90页。[60] 嘉庆*余杭县志*卷37*风俗*，见“华中”，第56种，第2册，第536页。[61] 汤斌撰，王廷灿编*汤子遗书*卷9*严禁阻葬恶*以弘孝治告谕*，“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1312册，第600页。[62] 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556页。[63] 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光绪三十四年刊本，第6b页。[64] 陈宏谟：*禁火葬檄*，转见柳诒徵编*江苏社会志初稿*，苏州方志馆藏复印民国间铅印本，第90页。[65] 光绪*诸暨县志*卷17*风俗志*，宣统三年刊本，第2a－2b页。[66] 民国*川沙县志*卷14*方俗志*，见“华中”，第132种，第983—984页。[67]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0*卫生*，第2册，第634—635页。[68] 石韫玉：*独学庐诗文稿·四稿*卷1*收葬无主之棺记*，清刊本，第26a~26b页。[69] 参见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第246－247页。[70] 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556页。[71] 就全国的情形来说，根据常建华的研究，“明清时期的火葬风俗，主要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第56－60页。）[72] *江苏省例*，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转见柳诒徵编*江苏社会志初稿*，第91页。[73] 光绪*石门县志*卷3*养育*，见“华中”，第185种，第2册，第534页。[74] 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劝戒近三录*卷6*火葬*，咸丰元年刊本，第13b－14a页。[75] 参见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第247页。[76] 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上，第556页。[77] 袁枚：*新齐谐*卷24*焚尸*，沈*康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71页。[78] 民国*象山县志*卷31*艺文*，见“华中”，第196种，第10册，第页。[7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影印道光二十四年刊本，1990年，第23b页。[80] 民国*吴县志*卷70下*列传·孝义二*，见“华中”，第18种，第4册，第1350页。[81] 光绪*慈溪县志*卷33*列传十*，第3册，第683页。[82]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祥异*，第3册，第924页。[83] 比如，明代的谢肇淛曾指责福建的恶俗说：“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伏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谢肇淛：*五杂俎*卷6，中华书局，1959年，第178页。）[84] 绍兴医学会同人共撰*湿温时疫治疗法·第4章*，第25—26页。[85] 另外像交通因素，对瘟疫的流行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它跟人口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其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包括在这两个因素之中，比如人口流动、河网密布等。[86] 有关这一问题，参见拙稿*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87] 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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