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城事五味】路上想想（第二期）
【歌已成殇】
路上想想，兼怀车祸故友
□年微漾
闽江水到橘园洲这个地方，来了个大漂移
想海想疯了
从肢体语言里甩出来的炊烟，被季风一刀剪断
正午十二点。小饭馆的午餐时分带着血
在清淡的饮食中，闽侯县认领了苦瓜：这个放养一生的嫡长子
——日于福州大王里
路上想想——献给牧马人
□punkerluo
这遥远的圣地 某天
你也会欢迎我的到来么
当你的血液流淌过我的身体
我会倾听你的每一次呼吸
每隔三百公里的相互索吻
惊醒迟到的恋人
日照的拉萨在等着我们
当四肢划过公路
带上你& 一直到这世上的尽头
属于单身男人的爱情
也便如此简单
你的肝病了
因为一支酒
还是那日久的思念？
我的肢体疼痛
那只是我的心脏染上了风湿
一只不会说话的鸟儿
该如何使用你的肢体
来表白对她的爱
一百零五号公路上
我架着一辆摩托
追寻你走过的脚印
从乡村到城市
我们都在欢庆这节日
登高望远 桑葚欢笑
没有人在意屈子是否也在
喝着撒下了雄黄的酒
□蛋炒饭
车载不动些许的乡愁&
只能与世界背道而驰
而故乡是一只草食性动物&
啃食掉一整片草原
也还是骨瘦如柴&
让人心疼& 也只能蜕下一口语气
曾经说的是天长地久& 无止无休
像是春天还没过去& 夏天就已经来了
□亦屑
当我启程，记忆是我唯一的行囊
应该和日月一样，浮在铅灰色的云朵上方，要很轻
要到达一座城，并想象护河旁每一棵树
扎根，成长，拼命绿出所有激情
要读懂每一只候鸟，如何衔动春秋的来往
而我的路途尚未可知
爱就是身后尘封的旧，以及开始以感动喂食我的国家
我将躲在雾里行走动身
发誓要明白自己，在路上，必须是垫高一座城的一块砖
【虚构空间】
□叶空廊
他在路上走着，脚步迈得非常缓慢，已经老人和孩子超过了他。从晚饭后，他一直预测着一场死亡，那被钓起然后重重摔到石板堤坝上的鲫鱼，湖里疯狂游得筋疲力尽的人，都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最终，鱼被扔回笼子，活灵活现地蹦达着，而悠闲往回游的人，大声鄙视着他岸上的同伴。
他看了一眼蓝天裹挟着的那些血红的云团，其中的一团，像极了刚从身边飞驰而去的牧马人。
他低着头继续走着，走到街口，忽然身后的女人飞快地跑起来，在转弯处，她停了下来，然后蹲在了一团黑色的物体旁，脸埋在了膝盖上。
他仔细看了看，那是一条死狗，他兴奋起来，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预感终于应验了。死狗嘴前，有一滩散着热气的血，两米开外，黑色的牧马人威风凛凛停在那里，从街两旁涌出很多人，和开车的人在纠缠，车里坐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妇女，正若无其事地打着电话。
他已经可以听到女人的啜泣声了。她一个人蹲在那里伤心欲绝
“怎么办？”
“赔钱。”
“赔多少钱？”
“你问她。”
这时候，才有人关注起受害人。
开车的人先是道歉，然后问需要多少赔偿，女人没有说一句话，回答他的只有微弱的哭泣声。
“哭什么哭嘛。”好事的人群中好像没有人认识狗的主人，纷纷不耐烦地说。
渐渐的，因为她一直没有理会闲人的关心，人们都走开了，毕竟只死了一天狗而已，他们还都在怀疑她是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最终，只有他，那司机，和女人停留在路上。
“怎么办?”司机问他。
“赔钱吧。”
“那好吧。”司机掏出几张百元钞票递给他，鬼使神差地，他居然接住了。
他捧着钱手足无措。
司机爬上了车，可能因为紧张，牧马人竟然发动不了。
忽然，女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动作，蹲着跳到车轮子前，紧抱着车轮子，司机又一次下车，刚要发火。女人说话了：“你有纸巾吗？”
她一直看着车轮，但他觉得她是在跟他说话。
“没有，”他说，“有这个。”他把那几张钱递给她，她就用钱擦拭着车轮子。
她擦了大约十分钟，司机和他就一直不解地看了她大约10分钟，终于她站起身，抱起了死狗，然后看着地上的那一滩血发愣。
她一定是一抱起就舍不得放心那狗，但又想把狗的血迹也带走。
她把剩下的那几张干净的钱丢到血迹里，说：“把它擦干净，我就让你走。”
司机说：“我还没疯掉呢。”说完走进车，发动了飞快驶离。
“你能帮我吗？”
他点点头，用左手两个指头捏着钱擦干净了血，然后交还给女人。
他说：“他肯定是不会帮你擦的，你又拦不住他的牧马人。”
她说：“我要走了，等我路上想想，他们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第二天，他听说牧马人翻在了50公里以外的一个山沟里，奇怪的是，车上的两个人都以黑狗的姿势死在车外。他去看的时候，只有两人只留下的一滩血，形状跟他擦拭的那一滩如出一辙。
【本期推荐】
□小簿
永远要像你不需要金钱那样地工作；永远要像你不曾被伤害过那样地爱；永远要像没有人在注视你那样地跳舞；永远要像在天堂那样地生活。
——马克·吐温
哥哥叫叶木。生于一九八八年。属龙的。射手座。在他读小学一年级时——那会儿我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小童稚——学校要他们每人交九块钱，发给一条用血染过的三角巾，好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我家里比较穷，父母拿不出这九块钱来，就背了五十斤小麦到学校，找班主任商量。结果当然是没成。哥哥老早就想当少先队员的，他痴迷于高年级同学戴红领巾时胸前打着的那个漂亮的结。哥哥为这事整整三天没说一句话，赌气不肯吃饭。后来父亲借到了钱。哥哥拿到了红领巾，终于可以在儿童节里戴着红领巾敬队礼了。可他竟然将这条来之不易的红领巾扔进厕所里。他挨了父亲一顿毒打，父亲逼着他将那条红领巾捞起来，洗了一百遍。第二天，哥哥戴着红领巾去上学，走到半路又解下来，说什么也不肯戴了。到了学校后，被班主任罚站，单腿站了两节课。但他还是不愿再戴。班主任和我父母为这事甚至都吵架了。但他再也不戴了。后来他也没有入团，更没有入党。他的简历中政治面貌一栏里写着群众。所以他的眼睛是雪亮的。
被罚站的第二天夜里，哥哥半夜醒来，将睡在旁边的我弄醒，说：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呢。
在梦中，哥哥成了一个与世界无关的人。谁也不认得他。连父母亲都不认得他。他去学校，发现学校里都是陌生人。班主任也好同学也好都是陌生人。他回到家里，父母把他当做迷路的孩子，总想着把他送回哪里去。过了几天，父母把他交给了警察。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照实说了，他们却都认定他是在撒谎。晚上他被带到孤儿院或者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同一群神情呆滞的小孩睡在一排通铺上，然后，这个令人不安的梦突然就醒了。
那时哥哥分不清现实与梦境。梦中的细节他记得那么清楚，以致于他以为确有其事，他兴冲冲去了学校，想确认一下学校里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认识他了——显然，那样的话他就不必去上学了。可是那毕竟只是一个梦。他在校园里徘徊，走到教室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被正在上课的班主任发现了。于是他又因为逃课或迟到被罚站，这次只站了一节课，不过放学后他被留下来抄写课文。班主任先回家了，交代他抄满五遍才可以走。当时有个教副科的实习女老师，姓陈，还很年轻，就住在学校里，哥哥就在她的宿舍里由她监督着抄课文。陈老师给他煮了一碗面，还放了两个荷包蛋。抄完课文已经快十点了，陈老师打着电筒送他回家，可那时我家里人都已经睡下了。哥哥不敢叫父母起来开门，陈老师叫了好几回，听到父亲的回应：滚出去，永远别给我回来！陈老师只好又把哥哥带回学校，让他睡在自己宿舍里。
那时哥哥因为心里不安，久久不能入睡。于是陈老师陪他玩一个游戏。她教他翻花绳。哥哥不是没玩过翻花绳，但陈老师告诉他，自己有独创的一招，没人破解得了；于是她耐心地把那一招教给他。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花式，哥哥学了好几次才学会，而到这时，他已经平静多了。
陈老师问：学会了吗？
哥哥说：学会了。
陈老师说：记住这一招，以后可以拿去考考你的同学朋友。现在就好好睡一觉吧。
就从那天以后，哥哥就失踪了。
最后见到哥哥的人是陈老师，理所当然地要从她开始查起。她说她确实把哥哥带回了宿舍，哥哥睡在床上，她在办公桌前坐着，趴在桌上过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她觉得有人给她背上盖了东西，朦胧中那人在她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她听到开门的声音。她睁开眼睛看时，一个大约二十三四岁的年轻男人已走到门口，悄悄关上了门。她只看到那个男人的背影。但她没有看到本来睡在自己床上的那个小童稚，没看到我的哥哥叶木。
那个男人怎么进来的，她解释不清。她的话被当成谎言，人们都怀疑她作风有问题，把男人带到宿舍里过夜。这些只是与案件无关的谣言。那个男人给陈老师披了一件风衣，警察决定就从这件风衣开始调查。他们需要查出那个男人的去向，好确定哥哥的失踪是否与那男人有关。可是他们发现市面上没有这种风衣，也根本没有人穿这种风衣。而我的父母认定了哥哥是被那男人带走的，认定陈老师是那男人的同伙。他们整天都找陈老师要人。所以，不多久，陈老师就离开了这里。
而失踪的哥哥再也没有出现过。
或许出现过。
很多年后，我读了大学，有一天晚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件古怪的事情。村里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小童稚，傻傻地呆在我家不走，也不说自己是谁。但他的样子跟多年前失踪的哥哥叶木很像。父母想不出该怎么打发他，留他住了几天后，还是问不出他家的情况。母亲说，可能是个走失的孩子吧——长得太像叶木了，母亲看到他就想起叶木，一想起叶木就难过，一难过就哭，一哭就跟父亲吵架——还是尽早把他送回去比较好。我说：妈，那孩子现在在哪儿？母亲说，已经送到派出所去了。
我查到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号码，打了个电话过去问问情况。那时已经是深夜，值班民警说孩子已经安排在收容所里睡下了。我问：他有没有说自己是谁，家住哪里，父母是谁。民警查了查记录，说孩子自称叶木，非要说送他来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非要说他家就住在七里屯——七里屯就是我家乡的名字。还说自己在七里屯小学读一年级，班主任叫姓周。但是七里屯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并不姓周，那个班里也没有名叫叶木的学生。
我说：能麻烦你把他找来吗？在他睡着之前把他送回我家去。这很重要。
民警说：这可不行，没这个规定。
我说：我哥哥的名字就叫叶木，十多年前失踪了。当时他就在七里屯小学读一年级，他的班主任名叫周季萍。你查一查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失踪档案就知道了，他肯定是我哥哥。
民警说，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了，他怎么可能还是个小孩子。
我说：拜托你快去，再晚一点可能就来不及了。
民警并不着急，他嘟嘟囔囔地翻查档案，查到后说：也许真是你哥哥，但依我看，他是个脑子不大正常的孩子。
他给收容所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又打电话给我说：出事了。那孩子不见了。
我跺脚道：早叫你快点的嘛。
他说：我们会尽力找他的。
我说：不用找了，再也找不着了。
挂断后又给母亲打电话过去，告诉她说，那孩子的事情不用再想了，忘掉这件事吧。孩子已经回到他该回的地方去了。
这一切终于结束，我平静下来，左思右想，想不出为何我会那么肯定，那个孩子就是多年前失踪的哥哥。我哑然失笑。这件事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却试图让一个值班民警相信。正当我打算彻底忘掉这件事的时候，母亲又打电话过来说：儿啊，我怎么还是觉得他就是你哥哥。
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母亲说：当妈的怎么会不认得自己的孩子？可是，我明明知道这不可能。
我说：妈，没事的，你只是太想念哥哥了。哥哥一定会回来的。忘掉这件事吧。
我想，也许她根本不可能忘掉吧。
哥哥叫叶木。生于一九八八年。我叫叶云，生于一九九零年。当我成年后，同那些比我年长两岁的人比起来，不大容易看出年龄的差别。然而在二零零九年，哥哥在我面前安详地死去，他的样子看来更像是我的祖父而不是兄长。我无法向别人解释我跟他的关系。哥哥白发苍苍，神情迟钝，前额、两颊和双手布满皱纹。哥哥甚至没有一份有效的身份证明。他一生用过的无数身份证都是假的。临终的哥哥气息衰竭，对我说：我要走了，但你还会见到我的。
我表示我明白。
哥哥说：这只是另一个梦。我感觉得到，我就要醒了。醒了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话虽这么说，但他清楚得很，他是真的要死了。所以他又说：啊，其实我真不想死。
他又说：陈老师，如你所言……
他的眼中似乎贮满了湖水，然后他就死了。
我不知道我会在何时何地再见到他。也不知再见到时，他是少年、青年还是中年、壮年。哥哥好像一把骨灰，散落在未知的时间与空间里。他似乎可以同时出现在相距甚远的两个地方。我甚至说不准，见到他时我还能不能认得出他。
哥哥的一生中肯定有无数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我所知道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很多年前那个晚上，陈老师为年幼的哥哥煮了一碗鸡蛋面，这个故事就开始了。但是我不能满足你们看言情小说的愿望。这个爱情故事并不完美，也没有那么多的曲曲折折。至于结局，正如一句古话所言，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
因为哥哥突然消失，陈老师不得不身背不洁的名声离开七里屯小学。在那之后她再也不曾做过老师。那时她只有二十二岁，在当时已经算是大龄未婚女青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剩女。她回到自己的家乡，休整了半个月，就在本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民营企业里做了会计。那家小工厂是生产蜂窝煤的。在那个时候，蜂窝煤还是新东西，平日里人们还是用煤球比较多。随着蜂窝煤炉的普及，蜂窝煤的销路逐渐增多，工厂的效益见长。这也就是一年半载之间的事。工厂招了一批搬运工，大多是外地人，其中一个就是来历不明的叶木——当时哥哥用的是假名，他自称姓王，名崇生，二十四岁，来自江西。这都是瞎扯的。在那批临时工里，王崇生是最特别的一个。干活的时候他总穿一件鲜红色短袖T恤，一天下来，不论那件短袖脏成什么样子，第二天总会干净如新，平平整整。每天收工后，再见到他时，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苦力，倒像是个坐办公室的。人们常说他准是有个好媳妇。他笑着说，自己还是个光棍，没有老婆来爱自己，只好由自己爱自己了。人们很好奇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不大喜欢谈起这个，后来在无意中说道，我以前在景德镇做瓷器。做什么瓷器？青花瓷。什么时候，哪年？建中靖国二年。在那些人中，知道宋徽宗和靖康之耻的人很少，所以都听不懂建中靖国二年是哪一年，而陈老师却知道，那是将近一千年前。人们问，究竟是哪年？王崇生大笑道：就是去年啦。陈老师就暗自笑个不停，她想，这个姓王的真能胡扯，不过看起来他至少对历史有了解，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搬运工。
过了不多久，她又认识到，这个年轻男人还有点小浪漫。
她一直以为这个年轻人没有注意到她。一天黄昏，已经收工了，但是下班时间还没到，她同大家一样百无聊赖地盯着钟表，王崇生突然走来，双手架着一条工程线，问她可会翻花绳。她正无聊着，就点头说：会啊，很久没玩过了。于是他们就这么翻来翻去，变了好几个花样。王崇生说：我有一招独家秘技，看你破不破得了。他用一种古怪的方式从她手上架过花绳，拉成一种复杂的花式。她看着这个花式足足沉默了一分钟。
他问：不会吧？
她说：你以为我不会？
她伸出手指在那纵横交错的细线间穿来穿去，双手拉平了，就摆出了最普通的那种花式“两根面”。王崇生说：哎哟，不简单呢。
陈老师说：这一招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王崇生说：我小时候我的一位老师教我的。她说这一招是她自己独创的，一般人破解不了。
陈老师说：哟，我还以为只有我能创出这一招呢。看来有人早在很多年前就想到这一招了。
王崇生拍拍手，说：不管怎么样，你破了这一招，应该有奖励的。
说完他伸出手，手里拈着的居然是一枝红玫瑰。陈老师怔了怔，王崇生又低声说：不光是为了奖励。
陈老师低下头去，再抬起头时已经双颊绯红，她问：那，还为了什么？
年轻的哥哥凑到她耳边悄声说：还为了爱。
于是大龄女青年终于恋爱了。
不知不觉已经是秋天。天气渐渐转凉，星期天里他们一起进城里去，要买些衣服穿。有一款新推出的风衣引起了陈老师的注意。在叶木童稚失踪那天早上，那个陌生男人临走前盖在她身上的就是这种风衣，衣料和式样都一模一样，她记得非常清楚；只是那件风衣被警察带走了。她叫王崇生过来看，问他愿不愿意穿风衣。她让他穿上试试，在他身周踱了几圈，说，真合适，好像专为你定做的一样。他们将这件风衣买了下来。
黄昏里，他们并肩坐在广场的长椅上，花坛里开满白菊。陈老师想找个时间带他回家，见见自己的父母。她说：你就穿着这件风衣去。你穿着它的样子好像微服出巡的王子。
他们将时间定在下个星期天。在那张长椅上，他们聊了很多，人生理想世界观什么的——那时候如他们这样的恋人都比较单纯。就聊起各自的过去。陈老师告诉他，自己以前在一个名叫七里屯的小村里做实习教师，教的是副科。他问，为什么没再当老师了呢。陈老师不想回答，就说：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吧。
王崇生说：你还记得我说过的，翻花绳的那个招式是我的一个老师教我的。那个老师就在七里屯小学教书。也许你们认识呢。
陈老师说：十多年前的老师我可是一个都不认识。
王崇生说：哪有十多年嘛，到今年也应该就只有……
他顿了顿，接着说：好像真的有十多年了。
陈老师笑道：你真是个傻瓜。
又说：说起来，我自创的那一招翻花绳，也只教过一个学生。我一直都觉得除了我和他，没有人会这一招呢。
王崇生问：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呢？
陈老师说：他叫叶木。很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许他回家，我只好让他睡在我的宿舍里。
王崇生眨着眼睛，又问：那他现在在哪里？
陈老师说：失踪啦，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我们都没再见过他。我一直都很担心他。
王崇生怔怔地看着她，她就问：怎么啦？你知道他？
王崇生说：不不，不知道。
又说：原来你就是陈老师。
陈老师说：那是以前的事了。
王崇生说：你不光留他过夜，教他翻花绳，你还煮面给他吃。
陈老师说：嗯，还加了两个荷包蛋呢。看他样子蛮喜欢吃荷包蛋。咦，你是怎么知道的。
王崇生伸手将她拥在怀里，说：陈老师，我爱你。
陈老师喜欢听他说我爱你。每次听都感觉他们可以爱到海枯石烂。在爱情面前，永远变得不那么遥远，幸福显得触手可即，她总是相信，自己的爱情故事将会非常非常美丽，他们将会生生世世在一起。
可是过了那天以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月，她始终没再见到他。
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初冬时分。他满面风尘，胡子拉茬，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一路旅行而来。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一双脏兮兮的球鞋，那双鞋开了好几个破洞。他的样子就像个流浪汉。他并不来找她，只是守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远远看着她离去，并不上前同她说话。而她对他仍然十分生气，并不打算理会他——实际上，她倒是十分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说好了要去家里见她父母的，他为什么就突然消失了两个月。但他总不上前来解释，甚至他还躲着她。陈老师对他实在是失望透了。
几天后他忽然变了一副模样。那时哥哥已经三十岁了，他看起来清瘦而黧黑，穿着崭新的黑色风衣，使他的身形看起来分外修长。他径直向陈老师走来。陈老师心里期待着他的靠近，脚步却越来越快。哥哥追上去从她身后一把抱住她，即便她不停地挣扎也动弹不得。他将她扳转过来。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话语中带有北方口音；他对她说：你必须听我解释。
她说：放开我，我不要听。
他说：现在是几月？
她说：十月。
他说：这么说已经两个月过去了。
她说：你躲到哪儿去了？
他说：不是躲到哪儿去，而是回到哪儿去。你记不记得一天早上有人给你身上披了件风衣？那件风衣就是你给我买的。从你宿舍里走出去的那个人就是我。
陈老师听不明白。她问：你究竟是谁？
哥哥说：我就是在你宿舍里过了一夜的那个孩子叶木。你给他煮鸡蛋面，教他翻花绳的叶木。
陈老师说：不可能，这不可能，叶木只是个孩子，而你……
哥哥说：这就是我需要向你解释的地方。
哥哥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梦里度过。梦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他在梦中去到未知的时间地点，度过一段无法预知长度的日子——可能几天几月也可能几年几十年——然后毫无预兆地返回做梦的那一刻。他因为不戴红领巾第一次被罚站的那天夜里，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梦。他只在梦中度过短短几天，那场梦境结束于收容所里的夜晚。第二次就是在陈老师的宿舍里，凌晨时分，他在梦中走过了无数陌生地方，在梦中又做了好几层同样的梦，最终一层一层醒来，在其中一层中，当他已经二十四岁时，他在一个蜂窝煤厂里认识了姓陈的女会计。当他与她恋爱后，他发现那个女会计就是留自己在宿舍过夜的陈老师。正当他准备好要同陈老师一起去见她的家人时，这最后一层梦突然又醒了，他发现自己仍然躺在陈老师的宿舍里，不同的是，做梦之前他还只是个小童稚，梦醒后他已经变成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身上还穿着陈老师为他选的那件风衣。
他做了当时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将风衣脱下来，轻轻盖在陈老师身上。陈老师趴在办公桌前沉睡未醒，他知道此时的陈老师并不认识他，所以并未叫醒她，只能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面颊，在她醒来之前，悄悄离开了他。
接着，哥哥只能等待，等陈老师回到家乡，在那厂子里做了会计，并认识了化名王崇生的哥哥，与哥哥约好了去见自己的家人以后，他才好再次出现。从时间上来看，他完全赶得及。但是他没料到一件事。警察在追踪他。
起先他想不出警察找他的原因。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了解到，一个名叫叶木的小童稚在陈老师的宿舍里失踪了。而陈老师在事发当天早上看到了离去的哥哥，因此哥哥成了最大嫌疑人。这件事真令人纠结。自己成了绑架自己的嫌疑犯，而且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就算原原本本说清来龙去脉也没有人会相信，尤其是警察更不会信。一个小童稚在一夜间变成了大人？换作哥哥自己也不会相信。
哥哥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踪浪费了许多时间，以致没赶上星期天的约会，甚至等他终于出现时已经迟了两个多月。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就算可以面对，他也不知该如何对他说起这一切种种。一天晚上，警察摸清了他的藏身之处，包围了他。偏偏在那个时候，他又在梦中迷失了。
在这一次的梦中，他呆了五年。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五年里他经历过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外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梦中醒来前，他是一个律师，正坐在开往云南昆明的长途客车上。他要去那里见一个客户，那个客户遇到的麻烦使他决心免费为其主持公道。但是他又回到这一刻，梦醒时警察刚刚破门而入。哥哥发挥他的律师本领，证明了自己与警察要找的那个嫌疑犯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年龄不同，衣着不同，连最基本的外貌都有很大差别。他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这个麻烦。
这是一九九六年。那时候我还只有六岁，还没上小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已经可以凭着一张嘴喝退警察了。
哥哥告诉陈老师，无论他相不相信，她都该接受这件事，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希望可以去见她的家人，好“确定恋爱关系”——这是那时候的说法。他可以继续做律师，足以养家糊口。但是二零一二年五月，他必须去昆明一趟，寻找那个名叫陈瑞祥的客户，解决陈瑞祥遇到的不公平的麻烦事。
可是陈老师拒绝了他。
我不会带你去见我的家人。她说。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你何时会再次消失。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你保护我，而不是无止境的毫无征兆地离开我。
哥哥说，陈老师，我不会离开，我总是会在同一时间回来。
陈老师说：可是每次回来的都已经不再是你了。
哥哥突然明白了。自己不得不始终在时间里流浪，但陈老师需要的是一个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能看到的丈夫。一个温暖、有责任心、不会离开她的，有安全感的丈夫。
哥哥说：好吧。我只是路过，我本来是去打酱油，不小心打翻了醋。
空气中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酸味。哥哥只能转身走开，头也不敢回。
陈老师忽然又说：我倒是希望，你最终可以落叶归根。
哥哥没有回头，用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但愿如你所言。
这是陈老师告诉我的关于哥哥的故事。她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她已经结婚，嫁给一个人称小老头的男人，走路缓慢，反应迟钝，在当地的名声并不好。很显然，陈老师并不爱他，但有些时候，爱人和伴侣并不是一回事。
距离哥哥失踪已经过了六年。我问，陈老师，我能不能再见到我的哥哥。陈老师说，明年五月，你到昆明去，找一个名叫陈瑞祥的人，在他那里你可以见到叶木。
我问：要我带什么话给他吗？
陈老师沉默良久，说，不要，没什么可说的。
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哥哥去世了。我无法理解，哥哥为何不曾回来探望自己的母亲，不曾回来见见自己的家人。也许流浪在外的人大多如此。我相信他心中装满了思念。母亲一直都很疼爱他。可他毕竟还是不曾回来。我真的无法理解。
母亲说，你哥哥出生时发生过一件怪事。
哥哥刚刚出生，就被一个穿风衣的男子抢走了。那个男人将哥哥带到城里最高的天台，打算将哥哥扔下去。母亲躺在病床上，心里一急就昏了过去。父亲站在楼下，央求那个男人放过孩子，那男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怪胎生下来。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世界上，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要让他来到这个根本不属于他的世界，而你们明明知道，对此你们根本不必负任何责任。
那个男人并不狠心，他抱着哥哥，仿佛抱着一个无法割舍的梦想，久久没能下定决心将他扔下楼去。这时母亲来了——她醒来后就要求到楼下去，因为那是他的孩子。母亲听到了那个男人的话。她说：可是，你又有什么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呢？
后来父亲说，当时他以为母亲一定是疯了。
那个男人说：难道我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吗？
人们还没有将这句颇有深意的话理解完全，母亲就大声回应道：你的命是你爹娘给的，就算你要死，总得先问过你的爹娘。你要是死了，你的爹娘会多么伤心，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呢？
那男人说：我爹他只知道打我骂我，我死了他才不会在乎，少他妈跟我废话。滚开。
然后父亲说话了：你要是非得希望有人死，把孩子还给他娘，我陪你跳楼，有种你就在那里等着。我现在就上去。
在他们彼此喊话的时候，已经有警察摸上天台，从背后给那男人打了一枪麻醉针。他们七手八脚地抱过孩子，把那男人拖下楼，塞进警车里。
母亲说，就因为这个，她对哥哥始终十分疼爱，因为她差一点就失去他。
我问：那个男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母亲说：听说在去公安局的路上突然不见了，不知是怎么逃掉的。还好，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却可以肯定，那个男人就是哥哥自己。
我还没来得及去找陈瑞祥，就已经在一座古庙里见到了哥哥。端午节那天，我随朋友逛去庙会。一个老和尚教导我们烧香拜佛，赠送我们纪念品，给我们胸前别上一条写着好人一生平安之类祝福的红绸布。我们都有募捐，募捐时要登记名字。老和尚看到我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就说：你叫叶云？
我说，是的。
他说：你有一个哥哥，名叫叶木，对不对？
我的朋友问：对不对？
我说，对。朋友赞叹道：算得真准。
老和尚带我到僻静处，问我：爸妈身体还好吧？
我说：还好，都很健康。
他说：代我问好他们。
我说：他们都很想你。
他说：噢，我已经——他摊开手，表示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
真是奇怪，尽管我明知哥哥已经死去一年多，但我还能和他说话，并且心里一点都不觉得不舒服。
我说，哥，你现在是在梦里还是梦外？
他说：人生如梦，无所谓梦里梦外。但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是在梦中。
我说：你在这里呆了多久了？
他说：二十年了吧。我过得很好，心里平安，没有烦恼，没有抱怨。
我问：如果你又回去，你会去见见爸妈么？
他想了想，说，我已经比他们还老了。
我说：陈老师嫁人了。
他说：缘由天定，她一定会很幸福。我经常为她念经。
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她？
他说：我得去接待游客，先过去了。容我路上想想。再见，弟弟。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追上前问道：我能在昆明见到你么？
他停住脚步，说：昆明？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得不大清楚。容我路上想想。陈瑞祥对不对？
我说：对，你去为他解决一些问题。
他说：昆明。我有没有见到你呢？容我路上想想。路上想想。
二零零九年，哥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浑身是血。起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却认得我。他说，云儿，云儿。
我把他带到我的住处，他躺在床上。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刚从秦军军营里过来。
那时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说：我是你哥哥叶木。
我相信他就是叶木。
哥哥说：我终于在死前叶落归根。无论走得多远，人终究还是要回来。
我说：哥哥，这么多年你都去了哪里？
他说：去了哪里？哦，很多地方。
哥哥说：这只是另一个梦。我感觉得到，我就要醒了。醒了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他安慰我说：这辈子我总是在路上。起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学会了，边走边想，边走边想。控制不了的事情就没必要再去控制，只有顺服。你问我要不要去见见父母，我想，我做不到。要不要去见陈老师，我在路上想了很久，算了，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你替我去问候她吧。
我问：陈老师是谁？
他说：你会知道的。
哥哥走遍了整个历史，在长廊的尽头没有找到秋天。那个秋天里，他穿着那件黑色风衣，与陈老师并肩坐在广场的长椅上，旁边的花坛里开满白菊。哥哥在秋天死去，在他死前，他仍然试图告诉我，他不是死，而是要再次上路。
纵然出家修行过，生命中我还是有许多问题想不明白。哥哥说。我要上路了。在路上我会好好想想。
我真希望他终于可以想明白，弄清生命中所有答案。
陈老师，如你所言。哥哥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说。他的眼中贮满湖水。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句话里究竟含有什么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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