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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恩师刘鸿典教授
刘鸿典教授年师承梁思成、童寯、陈植等大家、是我国《建筑四杰》的直系传人。&#年梁思成、林徽因留美学成回国，接受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的聘书到东大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担当起创办建筑系的重任，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建筑系。开办的第一年他这位年轻的系主任（年仅27岁）和他的夫人林徽因是惟一可以找到的另一位建筑学教授。后来又请到了童寯、陈植、蔡方荫（土木工程专家）等组成了高水平的教师阵容”。“在东大的三年，梁思成为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成为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年9月‘九一八’事变，东大停办了（在抗日战争期间迁往了四川三台）。东大建筑系虽然成立了三年，但它却培养了一批像刘致平、刘鸿典、张镈、赵正之等学有成就的建筑学者和大师”。梁思成师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费城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在创办东大建筑系时，自然是以宾大的教学体系为蓝本。但是，他并不是把国外所学全盘照搬。他毫不犹豫地突破一些框框，在建筑设计课教学中，放手让学生们去创作新建筑，并鼓励学生到自己民族文化遗产中去汲取营养。他除教设计主课外，还讲授《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等课程。“至今刘致平（刘鸿典同班）对梁、林两师鼓励他们创新及每日辅导学生至深夜才回去休息的情景，记忆犹新”。&#年童寯从美国学成回国，应东大工学院院长孙国锋聘请，任建筑系教授。梁、林二位于1931年6月去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职后，建筑系主任一职即由童老继任。”童老对建筑教育的痴情和一心为公、心系东大，战争岁月一件往事，至今回忆更为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家匆匆离开沈阳，可想必须携带的东西一定不少，旅途相当艰难，他宁肯自己少带东西，也要随身携带一箱东大建筑系教学用的幻灯片（当时是4英寸方型玻璃片，很重）。从未损坏一直携带，直到全国解放，才如数归还东工，“完璧归赵”。这些“文物”一样的幻灯片，现存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列馆中。这也是我校建筑学院，原为东大建筑系一脉相承的佐证。
刘老师身上继承了梁、童二师许多优秀品德和学贯中西、报效祖国、勇于创新的学风。他也饱受战乱之苦，东大停课，学生流离失所，来沪续课，毕业后艰难执业的经历。因此，上海刚解放他就欣然接受东工的聘请，返乡任教。以极大的热忱，全身心的投入教学与建校工作，视“为人民祖国而设计”才是真正圆了他做建筑师的梦。1956年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大学内迁的部署，迁来西安担任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主任、教授。他从自己经历过的岁月中，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终于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民盟党员，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正逢他80大寿，为此学校党委专为他举行了“入党、祝寿”双喜庆祝会。从此他表示更要以“老骥伏枥”的精神把知识献给人民。1955年他开创了我校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授予权，首任硕士生导师和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市民和学生们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入城。当时迁往北平的东大师生更加欢欣鼓舞。一是“反内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二是东大复校又可以回沈阳上课了。1949年解放后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开始在沈阳铁西区叫沈阳工学院，文理学院迁往吉林长春成为人民大学。因为东大的原校址（张学良时期在沈阳北陵的校园）被东北行政委员会高岗占用了（当时他是委员会主席）。只好另选校址于沈阳南湖重新建校。1950年易名东北工学院（属冶金部的重点）设冶金、采矿、机电、建筑四个系。当时的建筑系主任为郭毓麟教授，副主任赵超兼总支书记。授课的教授有刘鸿典、张剑霄、袁士林、谌亚逵、李鸿棋、彭埜等教授，还有王耀、黄民生、贾伯庸副教授和张秀兰、赵克冬、郑惠春讲师等。
解放初期百废俱兴，东北又是老工业基地，冶金部资金丰厚，建校的规模宏大，学院成立了建校委员会、系成立了设计室。刘鸿典教授任院建委副主任委员、系设计室主任，在其领导下，决定1951级全班19名学生停课，参加建校工程设计施工和相关的技术工作。现在回顾这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机遇，它使我终生受益难忘。同时这又为大学节约了很大一笔设计费。更因为刘鸿典、郭毓麟、张剑霄三位教授原在上海“鼎川营造工程司”时就已是亲密搭档，所以承接设计任务得心应手。再加上系里其他教师和三年级19名学生，这些新生力量已构成一个不小的设计院了。设计任务是东北工学院（后恢复了东北大学校名）的总平面规划及单体建筑，共十几万平方米的工程。由刘鸿典教授主笔的校园总平面规划设计图。主题鲜明、气势雄伟、功能分区合理、道路贯通、疏密得兼、景观环境幽美；前临南湖公园、后滨浑河，真是最完美的“花园大学校园”。
四大学馆设计
四大学馆建筑是四个大系的教学楼，每幢都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按建成年代排序是冶金学馆、建筑学馆、机电学馆和采矿学馆。
由刘鸿典教授亲自设计冶金学馆，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坐北朝南工字型平面，高四层中间塔楼五层，双层大台阶直接进入大厅，门廊为三个石拱门组成；塔楼窗子采用竖向垂直划分，用伸出五块石板垂直墙面的锥型作为收顶，以利加强建筑的耸高感；整个外墙垫假石饰面，窗间墙有浮雕。全楼构图严谨、尺度比例适宜、古朴凝重典雅。这是我学习以来亲眼目睹一位名建筑师从草图构思、方案推敲、平面布局、立面外观到细部装饰大样等施工图的“全过程”，因为也参与了部分施工图设计（当时尚无计算机绘图），才知道一座大建筑的建造需上百张蓝图方能施工。对一个立志要学好建筑学的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我以最高的热忱全身心的投入，几乎朝夕不离老师身边。不仅学到了技术，还对他的创作态度受到了感染。冶金学馆1952年建成，至今已有54年历史，这是他平生为东北大学留下的代表作。他在东大校门的设计中运用传统与创新的手法，创作出一座简洁大方、雄浑古风的石柱门挂上了张学良的墨宝“东北大学”四个大字，更成为永垂史册的丰碑了。
建筑学馆是我们师生最关注的建筑。由黄民生副教授主持设计，由我和孔令文、张靖宇等几个同学完成施工图。孔、张二位同学画平面，我画立面（1:100比例）和细部装饰大样（有的纹样需画1/2或足尺大样）。黄老师亲自画剖面，他也是建筑师出身，实际经验多、技术熟练、线型标准清晰，能得到他亲自指导非常难得。建筑学馆地处中轴线西侧，采用不对称布局，体形错落有致，室内外空间渗透，造型优美，是在新建筑中运用中国传统建筑神韵与形式很成功的尝试。1952年建成，有些画报和媒体都作过报道。
机电学馆是王耀副教授设计完成的（也有我班同学画施工图）。它地处冶金馆相对的东侧，一字型平面对称布局。四层通高的大门廊，采用中式穿插枋，通天柱，柱头为云纹浮雕。1953年建成。
1951年上学期19名学生参加建校实践结束后复课，9月份毕业。1951届是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几乎全体留校工作（除四名分到北京外）。我分配到建筑系建筑设计教研室当助教，一年后破格晋升为讲师（当时的学生受党的教育，只知奉献不计报酬、不争名位。一次领工资发现钱多了许多，还误以为会计人员发错了，才被告知“你升讲师了”）。过后我才了解晋升原因有三：一是学习成绩突出；二是1950年暑假参加《开国纪念塔》全国设计竞赛，荣获“一等一名（金奖）”（竞赛章程规定，设一等一名、二等二名和三等二名，三个奖项五人中奖），教我的王耀副教授获三等奖（铜奖）、哈工大白俄教授、纪念碑专家巴基茨，获二等一名（银奖）。一个在读的三年级学生一举“夺冠”。校内外很轰动，媒体纷纷报道，大学共青团委召开表彰大会；沈阳市市长也召开表彰大会，颁奖发奖金，会罢宴请师生，相关领导作陪；三是教学需要能独立上课的讲师。我真是“受宠若惊”，只有努力工作回报党和国家的培养。
四大建筑最后一座是采矿学馆。我提交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建委会的认定（刘主任鼎力推荐），由我带六名1955级毕业生，“真题真做”做毕业设计选题。完成全部施工图设计并有武成文老师作结构设计。在设计中总结了前“四大学馆”经验的基础上做了改善。它地处中轴线东侧，同建筑馆遥遥相对，平面	呈L型，折角处设入口和塔楼，将南北轴的短翼与主体等高（四层）；外观造型采用西式体形，用中式细部处理。塔楼顶部四翘角运用中式大层顶正脊的“正吻”的变体；入口门廊的壁柱采用“依柱”用中式穿插枋冲天柱式，柱头用麦穗雕饰，取得了体形完整、比例适度、精微优美的艺术效果。1956年建成（建筑面积11315平方米）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
同东大结缘
2005年9月，经我校宣传部副部长王继武引见，我接受了东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丁义浩一行的采访。他们的初衷是寻访当年四大学馆建筑的设计者：刘鸿典、黄民生、王耀三位教授和侯继尧讲师。得知刘、黄、王三师已相继过世，我则成为惟一的见证人。带给我三样“礼品”：1、《东大摄影》精美画册；2、八十年校庆金质书笺；3、一幅刻有我名字的采矿学馆门廊上悬挂的纪念碑的照片。
面对摄像机，丁部长问两个问题：一是“您当年设计采矿学馆时多大年龄？其他三大学馆都是教授设计的，您当时有把握做好吗？有没有压力？”我答：“当年我才28岁，肯定有压力，但因为有亲身参加建校设计施工的经验，并紧随刘老师身边学到了正确的设计方法和全过程，有信心做好，决不能辜负党和老师的希望。”又问：“您对东大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当时的母校给我留下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尊重科学；二是重视人才。这是至今难忘的。”丁部长频频点头称是，他说此次专程访问是要记录一些电视镜头，保存电子档案教育一代一代学生。
一、知行合一（东大校训文“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追忆刘鸿典教授的学术思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他的建筑教育思想师出梁思成的“理工与人文结合”，又博又精的修养和训练。他指导首批硕士研究生的题目为《华山风景区规划与建筑》（1955年），两名学生是李旭华和余正维。他们按刘老师的要求多次登山实地勘察、测绘拍摄后作出规划与建筑设计图后，再加以理论论述。为我院后续研究生选题、撰写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刘老师任系主任期间（年），凡不结合实际的题目，空泛的理论性的论文，绝过不了“关”（有的还需补充修改）。李、余二位毕业后均担当重任。可惜近年来因研究生人数剧增，选题困难，导师指导人数太多等原因，结合实际做论文的主张未能坚持下去。年周若祁教授任建筑学院院长期间，在我的硕士生李桢（毕业后在东南大学获博士，现任同济大学副教授）的论文答辩会上，表扬《榆中县贡井村窑洞建筑改造研究》是近年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论文。刘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有藤小平、张正康（江苏省建筑设计院院长）、刘纯翰（建筑大师）等无不对其导师的学术思想终生难忘。
二、建筑表现。他强调建筑师的基本功——表现能力，主张还要有书画修养。刘鸿典的书法作品遍及国内外，我校的校牌、校徽全是他的墨宝，华山的“萨洛坪餐厅”和一些店名招牌也有他的题签，他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水彩画得到童老的真传，在上海时又受教于著名水彩画家张充仁。有一幅水彩画（1937年作），我在东工上学时见过（挂在客厅里）特别欣赏。那时一幅即兴水彩写生画，画三个油烧饼摆在一张旧报纸上，构图巧妙刻画细微，色彩明快水色交融，形象逼真。就是这一幅小画，却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红卫兵的无端指责。说是假借绘画，含沙射影社会主义“画饼充饥”，不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粮食缺乏之苦。今天回顾是何等荒唐（1937年的上海还处在敌伪占区）？
刘鸿典的建筑画样样精通。我班同学们亲眼见他20分钟画成一幅色纸炭笔加色的建筑渲染图（幼儿园方案）；水彩绚丽引人入胜，是建委会讨论会上的亮点，他总是告诫我们建筑师徒手绘草图与速写，是训练“手脑统一”，用形象思维表达思想的“看家”本领。此点，在我后来的实践中验证了这条师训。
最可惜的是刘老的许多珍贵的遗作在文革中均被付之一炬了。
桃李满天下
“刘鸿典（年），我校建筑学科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教育家，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引自刘鸿典铜像石坐上的碑文）。他从年近40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许多人成为当代中国建筑界的精英。他们对恩师都有深厚的感情。例如他的最后研究生张正康建筑师（前甘肃省建筑设计院院长）以兰州校友会的名义捐赠为他造一座铜像以资纪念（现耸立在建筑学院大门廊前）。从东工到西建大他教过的学生中，50年代早期（年）东大毕业者，虽已退休，大都学有成就，专著多多、科研成果显著已成为各类学科的开拓者、国内外知名学者；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执业建筑师中，获“建筑大师”称号者有刘纯翰（兰州）、王小东（新疆），任各省市设计院院长者多多，在大学里从教者，教授、博导、校院长和系主任者也不乏其人。60～70年代毕业生从政者也有。文革后70～80年代毕业生，风华正茂的年龄又处在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时期。许多人读了硕士博士成为各大院校的领导骨干、各类学科的带头人、博导等，执业建筑师者建筑作品遍及全国硕果累累；从政者中副市长、局长者有之（乔征任西安市副市长，和红星任西安市规划局局长，赵晓波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吴天佑任珠海市规划局局长）。上列人诸事是笔者视野内所闻所知的点滴，难免挂一漏万。
1995年张学良将军的挚友洪老从美国檀香山归来，受老校长之托专程到刘鸿典教授家探望东北大学校友。刘老设家宴款待贵宾，席间叙谈东大的峥嵘岁月、校史掌故，非常高兴。翌日清晨刘老梳洗整装后，对其儿子刘垦说：“我要走了……”。下午即安然仙逝，享年90岁。他一生刚正不阿、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治学严谨，做事一丝不苟、学识渊博、书画兼修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大家。其人品、学风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时代风云流转、今日的建大已今非昔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追忆往事、赞恩师风范、叙校史掌故，是为了今天的人和事。让年轻一代铭记先师的业绩和精神，继续奋勇前进！
选自2006年出版校庆系列丛书之《感悟建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庆专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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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求学时代的点滴往事
□ 王晓昌
时光如梭，我的母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迎来了她的六十寿辰。作为建大昔日的学生、今日仍在职的教师，我总忘不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长达六年半学习期间的点滴往事，很想用文字写下自己的深刻记忆，与同事和同学们分享。
我曾多次说过，我们这一代有过不幸的经历，但我们仍属于幸运的一代。文革十年导致我初中高中的学习名不副实，但在全国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是全国570万考生中27.3万幸运儿之一，被当时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录取，翌年之初开始了我在母校的求学生活。
初进校园，一切都新鲜。对于1972年就高中毕业的我，与记忆中的中学校园相比，这里校园之大，环境之优美，让我深感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绿茵中的老西坪阶梯教室是那样安静，满教室的听讲生都被台上老师引人入胜的讲授所吸引，不时夹杂着黑板上粉笔的沙沙声，犹如沉浸在神圣的殿堂之中；图书馆内鸦雀无声，藏书室中高高的书架，一眼望不到边，按照书卡编号寻找借阅的书籍，真像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之中。
年轻的朋友可能要说，学校不就是这样吗，有什么稀奇？但你可知道，当时入校大学生半数以上都有上山下乡或工厂劳动数年的经历，只有这批人能真正体会到“久旱逢甘露”的甜蜜。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本科四年中我们的生活是极其单调的，“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四点一线，例外的就是操场的运动。对“七七级”而言，用“忘我”来形容学习态度一点也不过分。
激发我们学习热情的，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各门授课老师丰富的学识、精湛的教学手法、严密的治学态度的感染和激励。应当说，学校为我们安排了很强的师资阵容，老师们都身怀绝技但十年中未得以充分展示，面对一批渴求知识的学子，他们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传授给我们。我做过课代表也做过学习委员，有幸翻阅过基础课老师的讲稿，那完全不是教科书内容的摘录，而是原原本本的论述推导过程，夹杂着红笔的圈圈点点——那是老师课前付出心血的标记！我学的是给水排水专业，但至今头脑里还能闪现出刘铮老师在“结构力学”课中讲授悬臂梁受力分析一节的风姿，由浅入深的精辟讲解，使我对这门“副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业课的“排水管网”是于泮池老师讲授的，他将排水区域内的雨水径流形成和管网汇流过程分析得那样透彻，让我认识到，看似简单的工程问题背后，有着深奥的工程科学原理。
那时的老师答疑时间实际上是夹杂着争辩的课外讨论——老师允许我们这样做，告诉我们争论有利于大家对问题的理解。设计课、实习课、实验课都是我们与老师深入交流，从书本以外获得知识的好机会。通过这样的本科学习，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建大作为建筑老八校之一的深厚学术底蕴和强大的师资力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爱上了自己的专业，更认为建大是这个专业最好的学校，所以从大三起就下决心考研，且目标还是瞄准本校。
说到准备考研，也想回忆一下相关的趣事。我国正式实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度是1981年1月，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学位研究生招生也始于1981年，那是我们进入大四的年份。一批有志继续深造的“七七级”学子从得到国家即将正式招收学位研究生的消息起就摩拳擦掌，开始了复习的准备。专业教研室的老师们也对这批“斗士”给予热情鼓励，告知我们英语和数学是衡量考生基础扎实与否的最重要科目。如今我校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人数已接近2000人，而当年全校各专业总共也就招收十几名研究生，谁都深知难度会有多大，竞争会有多激烈。
在文革期间上初中高中的我们这一代人，是进入大学才开始背英文的26个字母，你能想象通过怎样的努力才能在大四时具备考研的英语水平。就我而言，从大学第一天起，每天用于英语学习的课外时间就没有少于2小时，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教材以外，当时在高校流行的《英语900句》《今日英语》《基础英语》等影印原版书籍都是我们的附加教材，感到不够再到东大街外文书店买英语读物。为了熟悉科技和专业英语，大二第二学期结合给水排水专业的“水力学”课程学习，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内容相近的英语教材，不仅利用课余时间全部精读，还用英语做完了教材中的每一道习题。当然，考研冲刺之前重点做的事情还是把所有收集得到的英语题挨个去做，去体会答题的技巧。
再说数学，我做完了《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中所有的微积分习题，以及手边所有的模拟试题。记得那年考研也和我们本科入学考试一样是在秋天，集中复习鏖战的最佳时间则是那年的暑假。我和几位准备考研的同学都没有回家，连电风扇也没有的宿舍里，光着膀子伏案学习，每隔一小时去水房从头到脚浇一桶水把自己冷却后接着干。
你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考研我校的数学题是基础课部最负盛名的潘鼎坤教授出的，据说是进行国家数学统考之前我校考研数学题最难的一套，我得了最高分的86.5分，多年后潘老师见到我还提起此事。当时就列为全国统考的英语我考了85分，后来得知那一年通过英语统考选拔直接出国读研的分数线是80分。就这样，我如愿以偿考取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
我们1982年初研究生入学，但称之为研究生1981级以和半年后入学的1982级相区别。难忘的是，全校这一级14名硕士研究生享受着当今研究生所没有的特殊待遇：与见习教师相同，每月48.5元的工资待遇，佩戴“红校徽”，周三下午参加教研室集体活动。此外，学校还为每位研究生提供了一台当时属于“奢侈品”的日本产三洋牌磁带录放机（我经历的较为正统的英语听力训练就是充分利用这台设备起步的）！
给硕士研究生授课的师资阵容之强大也远非今日的博士研究生所能得到的，基础课的数理方程和变分法由我上面提到的潘鼎坤教授主讲、数理统计由李耀林教授主讲、科学方法论由曾孝威教授主讲……本来就只有14名硕士生，学建筑学的还不听数学课，所以无疑就成了小班上课，讲授、答疑加讨论，生机勃勃，每节课都有收获，课外还要阅读参考资料。研究生阶段的数学课对我而言不仅是数学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在名师的开导下锻炼了逻辑思维和数学分析能力。因为有了对数学的浓厚学习兴趣，潘老师和李老师主讲的数学课我的考试成绩都是满分！至今回忆起来还有点自豪感。曾老师结合课程的讲授启发我们用科学方法论进行案例分析，我为此专门拜访了专业教研室两位从事科研的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分析科学研究的哲理和方法，撰写的报告得到曾老师的高度赞赏。
因为研究生数量不多，当时都是由一个导师组集体指导硕士研究生。我的学业属于环境工程学科的给水处理方向，于泮池、曹翀、金同轨三位教授是一个导师组，经常一起和我讨论实验研究工作，这是今天的硕士生完全不可能得到的指导条件。我清楚地记得，三位老师分头负责给我们讲授水质控制工程专业课中的混凝、沉淀、过滤技术部分，教材都是他们在阅读大量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编写的。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都由老师们一字字誊写在稿纸上，再影印制版而印刷成书。我的书架上至今还保留着这些教材，看着早已发黄的页面上导师们隽秀的笔迹，我能不断回味一种师道和学风的传承。
那时教授们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家里也没有电话，我有问题经常就直接到导师家里造访，却从来没有被责备过。实际上那时老师们的住房面积小，工作条件也很有限。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到曹翀老师家去，他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伏在一个木椅子上，地上放着一沓书和资料，在修改我的论文，原因在于家里仅有的一张写字台已被孩子占用了。我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这样认真的态度来培养他的研究生。写到这里，我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庆祝母校的六十年华诞，我想用以上这些说起来并不气势磅礴，但在我心里却不时掀起波澜的点滴往事的回顾来表达我与母校间的情结。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殿堂，我的知识、我的技能、我今天能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源于母校对我的培养，源于我上面提到的，以及由于篇幅限制没有提到的各位老师为我付出的心血。
由于这些往事在我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我硕士毕业后立志在母校做一名好的教师，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不断在考虑所做的课题今后回来能否继续，在国外工作期间不时想着怎样积累科研经验将来为母校的环境学科建设起更大作用。因此，当我在国外漂泊多年后决定回国工作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母校。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培养我的老师们已经到了暮年，我自己也已是剩余工作时间不多的老教师。母校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有待于我们，更有待于我们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一辈的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承建大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将至关重要。希望这篇短文能加深年轻的同事和同学们对建大的了解。关于校庆_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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