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对西欧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消极影响 历史问题 不太懂
jdXH87FJ73
导致了西欧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非常缓慢.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扫描下载二维码请在这里输入关键词：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0118
题型：读图题
观察下列三幅图片：
材料一：蒸汽机图片
材料二：电磁感应装置图片
材料三：E=mC2
请回答：（1）材料一、二、三所反映的重大发明及理论分别是由谁发明和发现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材料一、二、三反映人类利用的能源各是什么？请分别列举以这些能源为动力的发明创造有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材料三这一理论带来的重大发明在历史上产生过什么重大影响和灾难？从中你有何启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专项题
题型：问答题
简述是哪些原因推动了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专项题
题型：材料题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达尔文否认了神的创造行为，由于他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本杰明·迪斯雷利曾庄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出选择，他将站在天使这一边。
——《全球通史》下册材料二 19世纪中期欧洲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回答：结合材料分析生物进化论在当时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此你有何认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吉林省期末题
题型：单选题
“这一发现成为二十世纪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从那个时候起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展。要是没有这一发现，那就不可能建立起分子、原子以及支配他们变化的能量过程的有用理论。”爱因斯坦这段话评价的科学家是
[&&&& ]A．伽利略B．牛顿C．普朗克D．玻尔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江苏高考真题
题型：单选题
“把能量的变化看成是跳跃式的进行，成功地解释了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某些现象，打破了经典物理学中一切过程都是连续变化的观念。”这一理论的诞生主要由下列哪一问题引发
[&&&& ]A、研究热辐射 B、揭示时空本质属性 C、解释光电效应 D、预测未知行星方位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陕西省模拟题
题型：单选题
桑戴克在《世界文化史》中说：“若是我们要指定中世纪科学终止是哪一年，我们就推举1543年，那年根据实验方法而确立的两本基本的近代著作出世了，一本是维萨留斯所著的《人体结构》，一本是哥白尼所著的《天体运行之道路》。”这两本著作的主要意义在于
[&&&& ]A、对人体结构研究，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B、日心说的提出，否定了统治西欧千年之久的地心说 C、科学逐渐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D、标志着人类开始迈人近代社会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同步题
题型：单选题
施莱登和施旺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
[&&&& ]A．促进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发展 B．建立了血液循环理论 C．提出了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 D．建&立了细胞学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0119
题型：单选题
下图是19世纪一位科学家用来说明“获得性遗传”的例子，这位科学家是
[&&&& ]A．拉马克 B．普朗克 C．胡克 D．施莱登
精英家教网新版app上线啦！用app只需扫描书本条形码就能找到作业，家长给孩子检查作业更省心，同学们作业对答案更方便，扫描上方二维码立刻安装！第三课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第三课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
一、使徒时代（公元<font FACE="Arial" SIZE="5" COLOR="#-100年）
　　基督教初期教会的领袖，都是那些跟随过耶稣的十几位“使徒”。因此基督教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使徒时代”。这些使徒大多数是来自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省的犹太人，因此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主要都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例外的是使徒保罗。在使徒中，他受希腊文化的薰陶最深，又受过犹太宗教训练，正因他具备这种双重文化的背景，保罗成为向非犹太裔的外族人传扬基督福音的最佳人选。
　　保罗传教的基本策略有两个： (1)
以大城市为中心， (2)
以犹太人聚集的会堂为起点。他的都市宣教策略，日后形成了以城市教会为中心的教会体系。另外他以犹太会堂为起点的策略，更是促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迅速广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随着基督教快速的成长，非犹太裔的信徒日渐增加，两种
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为了是否仍须严格遵守各种犹太礼仪引起了争执。最后在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中，教会领袖们才达成共识。他们采纳了以使徒保罗及使徒彼得所提的建议，将“信仰”与“文化”作适当的区隔，不再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犹太人的文化和习俗。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也成为日后基督教在不同文化中宣教的准则。
　　到公元100年左右，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已有显著地成长。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公路，有助于信徒往来传播基督福音。第二，在公元三百年之前，希腊文是通行全国的语言，而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至于《旧约圣经》，在公元前两百年左右，已有希腊文译本。因此，在传播福音时，可以直接用希腊文讲述，不需要借助于经典的翻译工作，这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有利之处。
　　基本上这个时期基督教的宣教策略是采取“适应”（accommodation）的模式。如果当地习俗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抵触，则教会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有冲突，则教会也绝不妥协。
二、教父时代（公元<font FACE="Arial" SIZE="5" COLOR="#0-500年）
　　这个时期，不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其中又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公元313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基督教受到无情的逼迫，而教父们（即初期教会的领袖）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腊文写的，因此称为“希腊教父”。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却成为受保护的宗教。这个时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为主，因此称为“拉丁教父”。
1.　君士坦丁归信之前（公元100-312年）
　　自第一世纪末开始，基督教受到血腥地迫害，但是教会仍快速地成长。初期的信徒，主要是以下层人士为主，但也有中产阶级和少数上层人士。但是后来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到第四世纪初，已成为教会的中坚份子。他们大部分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员也认为基督徒实在是“模范公民”。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这是“非道德性”的宗教，因此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同时，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有强调灵肉二元论及神秘经验的新柏拉图派；强调物质主义，追求即时行乐的以彼古罗派（Epicureanism，或译为“伊璧鸠鲁派”）；强调理性与自我节制的斯多亚派（Stoicism）；及主张禁欲的犬儒主义（Cynicism）等几种。
　　因此，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充斥的，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压迫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
　　这个时期的希腊教父最主要的贡献，乃是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方式，将之系统化。
2.　君士坦丁登基之后（312-500年）
　　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是利弊互见的。由于作基督徒突然成为一种殊荣，而且有各种物质的、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教会。但是“量”的增长却同时带来“质”的降低，教会领袖们开始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信徒们也有世俗化的倾向。同时，因为大批的异教徒涌进教会，许多异教之风也带入了教会。
　　为了抗拒世俗化的潮流，“修道主义”（Monasticism）开始兴起。最早的修道士是埃及的安东尼，他在公元270年开始过“隐士”般离群索居的日子。到基督教被接纳为国教之后，修道主义更是很快地传到罗马帝国各地，尤其是东方。而这些自愿脱离尘世，立志过圣洁生活的修道士，便代替了早期的殉道者，成为信徒敬重、崇拜的对象。这些修道士，在欧洲“基督化”的过程中，曾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然而从第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已经因为人口锐减、道德风气败坏、阶级间的斗争、赋税繁重、战争频仍等因素而日暮途穷了。公元476年，罗马军队的蛮族将领叛变，自立为王，西罗马帝国至此正式灭亡。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由于内部的腐蚀。
　　这期间，教会领袖是一些“拉丁教父”。有人说希腊教父使基督教较神学化、形而上学化及神秘化；而拉丁教父则使得基督教较为伦理化、法律化和实用化。
三、中古世纪（公元<font FACE="Arial" SIZE="5" COLOR="#0-1500年）
　　当罗马皇帝无法保护罗马城时，却是教皇救了她。因为那些先后入侵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有许多原先已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因此这些蛮族对教皇都还很尊重，才能略有节制，免得生灵涂炭。教会在此烽烟四起、群龙无首的关键时刻，却仍然能屹立不动，成为乱世的中流砥柱，准备承当双重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教育这些人。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他们在这双重使命上，有辉煌的成就。在蛮族倾覆罗马帝国后五百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五百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也都已发展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所以，中古世纪的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也是文明的缔造者。
1.　中古世纪前半期（公元500-1000年）
　　在第六世纪初，除了哥德人及部分日耳曼人是属基督教亚流派之外，大部分的蛮族都是异教徒。这些蛮族大部分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制度，只是不懂得读与写，因此没有高度的文明。要教化这些蛮族是一项艰巨的使命，但是在五百年内，教会逐步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欧洲各蛮族都先后接受基督教。基本上，在中古世纪的教皇及教会，都是采取先针对统治阶层的“由上而下”的宣教途径。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不可否认的，的确达到了“群体归信”（Mass
Conversion）的效果，使得欧洲在五百年内全部基督化。
　　从外在形势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欧洲的情势可以说十分惨澹。在西方，有蛮族的争伐；在东方，则有回教的攻击。然而就在这欧洲诸王群龙无首之际，教会却扮演了调和鼎鼐的角色，在政治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在中古世纪，真正挑担了文化承传之重任的，却是修道院。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当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
　　在宣教方面，爱尔兰的修道院竖立了极为成功的典范。自第六世纪开始，这些塞尔特（Celtic）僧侣将基督教传到了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所到之处都兴建修道院，一面训练宣教士，一面研究圣经。所以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宣教与文化的中心。
　　在教育方面，修道院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国便越来越依赖教会来提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襄赞公务，而修道院也逐渐成为教育中心。最初修道院只收有心加入修会作修道士的男孩，但是到了第九世纪，修道院也容许那些只是为受教育而来的人入学，但是教育的目标仍然是宗教。自第六至第十一世纪，那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其中最著名的学校，分别设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等地。
　　至于文化方面，修道院的贡献也不可忽视。第一，修道士在印刷术未发明前，抄写许多的圣经经卷和各种古典著作，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第二，他们为了教化蛮族，甚至为蛮族创立他们自己的文字。譬如斯拉夫字母及哥德文字，都是由宣教士发明的。这种以创立本族文字系统的宣教模式，是基督教（新教）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采用的方法，对没有文字的文明落后地区的文化传承，有极大的贡献。
2.　中古世纪后半期（公元年）
　　东西方的教会关系一直很微妙，若即若离，明争暗斗。到了公元1054年，双方关系才正式决裂。希腊教会在回教压力之下，没有太大的发展。然而在西方的罗马教会，不但在教皇的权势上，依然如日中天；而且在文化的贡献上，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当然在这五百年间，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是“十字军东征”了。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可以说乏善可陈。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使许多西欧人士第一次接触到文化水平很高的希腊及回教文化，不但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也因吸收到久已失传的希腊文化，以至于引发了西欧在十三、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因此，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文化的“复古运动”或“寻根运动”。
　　然而从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贡献来说，在这五百年间，最主要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一些修道教团，其中最著名的有“方济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他们的修道士与早期的僧侣不同，这些修道士被称为“传道士”（Friars），因为他们在街道、在教堂、在学校，到处讲道或教导群众，影响力很大。后来他们也几乎垄断了大学的教席，许多著名的教师，都是来自这两个修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古世纪的后期，西欧的教育中心，已经逐渐由修道院转移到“主教学校”了。因为当教会稳定下来的时候，主教们就在自己的座堂设立学校，因此称为“主教学校”或“座堂学校”（Episcopal
or Cathedral School）。随着都市的发展，有些大城市的主教学校增长得很快。因此到十二世纪后，欧洲的教育中心已经是主教学校了，其中有一些更成为欧洲著名的学府，诸如巴黎、牛津、剑桥、布隆那等地。这些主教学校不仅训练圣职人员，也培育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师资。那个时代也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主导的时代，他们尝试将神学与希腊哲学揉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发展出“基督教的人文主义”。
四、宗教改革之后（公元<font FACE="Arial" SIZE="5" COLOR="#00年迄今）
　　十六世纪之后有许多重大的发展，我们只能约略的提及，而不准备作详细的讨论。譬如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基督教的阵营一分为二，并使中古世纪所谓的“黑暗时期”终告结束。因此在欧洲文化的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同时，十六世纪也是帝国主义高涨的时代，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首的海上霸权，开始向美洲、非洲和亚洲开拓殖民地，天主教的教廷也同时派出宣教士到这些地区传教。之后，英、法、德、荷等国也向外开拓殖民地，而新教的宣教士也在十八世纪开始积极宣教，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这些基督教在欧洲之外的宣教活动，不属本课主题范围之内，故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 作业（讨论题目）：
一. 在君士坦丁登基之前，基督教能够在政府的逼迫，及社会上多种宗教的竞争下蓬勃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哪些？
二. 中古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策略，主要是采取“由上而下”的途径，而且相当成功。后来天主教自利马窦来华起，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却不太成功，原因何在？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
于：应该说，你们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在许多农村调查，就发现在一些地方的基督教徒，把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用对联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虽然是形式上的，但如果去研究其内容，就发现这种以中国文化的形式宣传的基督教义在内容上也有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用“善”“仁”来解释基督教的“爱”，等等。有些传福音的人就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也是相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说，共产党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伊：这个问题要看两方面。欧洲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对此持开放态度，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信仰基督教。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中，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勃兰特(WillyBrandt，)时代就取消了对于信仰的限制。一个是人造的理论，一个是神的启示，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并不矛盾冲突。中共把这压扁为同一层面，两者混淆，所以左右为难。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个问题本不该存在。
马克思生于基督徒家庭，是路德宗的背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communisty这个词，同德国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有关。马克思之前有魏特林(（WilhelmWeitling，）)，强调建立和谐共产主义，但他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世俗化的基督教教义体系。
为什么马克思后来反对基督教？其实他反对的是路德宗式的基督教，因为路德宗强调教会服从国家，唯国家之命是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深恶痛绝的。但我们看到，英美国家从来没有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为英美国家的主流信仰背景是改革宗，强调信仰、教会相对于国家、政府的独立性，国家、政府是干预不了教会的内部事务的，强调宗教信仰对于培养健康人格的支撑作用，是对抗世俗权力的唯一独立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于宗教的评价是正面的。
而在德国则不一样——强调教会作为世俗权力的统治工具的功能，马克思痛恨这一点。东正教更是如此，强调通过个人神秘的灵修与上帝之间的合一，强调个人不干预社会，所以对社会无能为力，列宁也痛恨这一点。因此，他们对基督教才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另外，中共对基督教的认识，还要加上基于中国基督教和美英的密切联系的因素。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选择苏联作为盟友，他为了在国内建立权威，必须斩断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和美英的联系。因为大陆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很多人受基督教影响，所以毛泽东必须斩断基督教的传播，反对基督教。这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毛泽东的政治考虑。
于：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考虑实际上也是当前许多执政者所担忧的。我在调查中，就常听到一些地方党政甚至是搞宗教工作的负责人，时不时表现出这种担忧。现在农村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主要对象是村里干部及其家属，或在本村有威望的长者，目前已经初见成效。这些在村里有影响人员信仰上的嬗变将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基层的管理。农村教会蓬勃发展，信徒逐渐增多，发展空间广阔。教职人员随着信徒增多在乡村的威望逐步树立，教职人员在乡村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进一步加强。有些地方农村教会逐渐取代原村委会的某些社会职能，使乡村两级管理体制受到进一步削弱。
我在陕西榆林地区调查时就发现，有些村党支部，为了保持这种影响力，不得不加入教会组织。在河南就有地方宗教局的领导说，基督教这么发展下去，虽然对国家和民族不会产生很大危害，但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因为国外的政治势力会通过基督教推动国内信仰自由，实现政治颠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伊：首先，如果将来中国社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动荡，真正能维持中国社会平稳状态的最强大的力量必定是中国的基督教会。基督教会天然是稳健的力量，保守的力量。基督教强调的是信仰与世俗社会和政治的疏离，强调保持一种距离，不强调教会过分参与世俗社会中去，更不会利用教会干预世俗政治。
据我了解，目前国外对基督教会的资助，主要有3个方面：（1）金钱；（2）赠送《圣经》，免费给内地教会送《圣经》；（3）赠送书籍，就是那些辅助学习圣经的教材。《圣经》主要来自美国等国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有较大规模海外资助这样一个阶段，但这个阶段已经基本上过去了。
补充一点，随着城市化，教会的骨干都到城市打工去了，这样农村教会就会萎缩，城市打工教会就会兴起。虽然有些国外政治势力企图用信仰自由这样的理由来干涉中国政治，但是，由于真正的基督教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反对利用教会干预现实政治，因此这种担心应该不会有太强的现实基础。在这种意义上，政府更应关心的是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而不是以所谓政治颠覆为由作为实施宗教自由限制的借口。
于：根据我的调查，目前农村教会在行政服从政府管理，对政府的要求严格遵从,如不向青少年传教、不跨区传教等；在信仰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如教会内部教职人员的选举、按宗教习惯举行的活动和讲道内容完全由信徒掌握。但是也发现“三自”会的牧职人员有些惧怕宗教局的官员，虽然行政上依附政府管理，内部却有独特的动作规律，有些事情并不愿向政府部门透露，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当前中国的有一些基督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都有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的某些特征，有些甚至发展成为邪教组织。它们的发展会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呢？
伊：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特定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团队类型的教会，即类似民间秘密社会类型的教会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在慢慢解体和消亡了。而且随着教会培训班办得越来越多，“家庭教会”传道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清醒，邪教组织也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执政者注意，不要把一些新兴宗教定为邪教给予打击。在我看来，政府需要把邪教和基督教的异端区分开来。判断邪教的3个标准是：1、不以基督为救主，不承认基督的救赎，而靠教主个人救赎，信人不信神；2、有严密的秘密组织体系，在行为上严厉控制基督徒的人身自由；3、强调末世理论，宣扬末世即将到来，唯有信教主才能得救。符合这3个条件的就是邪教。否则应该看作是异端。邪教往往带有黑社会特征，而异端往往是教义上的问题。需要强调，把基督教的异端和官方所谓的邪教区分开来。基督教会与邪教有本质区别，不能把邪教当作基督教会。
若要防止异端，必须注重两个问题——一个是教义的纯正问题，教义必须要清楚，不然就不能防止邪教、异端的产生；二是教会的治理问题，教会内部的结构要完善，要符合《圣经》教导。这样才能防止中国的某些传统，如中央集权、家长制、教主崇拜等渗入教会，最后借着教会的名义影响整个社会，从而使大家对教会产生疑虑和错觉。
需要强调，上述传统是中国自己的传统，不是基督教会的传统。现在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团队模式在慢慢消亡。而且，我听说海外教会也认为，像以前对团队型教会的支持，只会使团队模式教会的弊端越来越大，因为母会有钱，就能控制下属，所以他们也要改变对团队模式教会的资助方式。比如有些教会的母会在内地建教会，各地教会的奉献都要上交母会，负责人由母会指定。现在都由地方自己安排，独立自治了。团队模式被打破，正在转为地方教会模式。
地方教会模式做得最成功的是温州教区，因为它强调独立性。比如有些牧区有20多个教堂，牧区的传道人虽然是总负责，但他没有家长权，不能想让下面的教区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这个权。但大家知道在某些事务上他还是有一定权限的。
于：也就是说，农村基督徒增多对社会稳定是利弊共存，但是利大于弊——
（一）农村基督徒表现出仁爱、宽容、平和的心态来处人做事，遵循劳动致富光荣，任劳任怨，不赌博、不偷盗、不说谎话、不酗酒，也很少与家人和邻里争吵，所以信徒增多有利于社会安定，可以营造农村和谐的社会氛围；
（二）农村信徒圈内生活鲜明，对不接受福音者排斥，特别是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有些基督徒甚至认为“这些人不得救”，是恶人。尽管这样的人占少数，但是不同信仰者、基督徒与不信教者同在一个乡村生活，难免产生摩擦或误会，增加彼此之间的对立因素。这一点，我们也是同意的。
但问题是，中国的金字塔式的教会模式，是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使教会在某些时候的组织形式、目标都发生了偏移？农村打着基督教的牌子发展帮会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伊：这个危险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农村在1980年代发展基督教有个很大的原因：1980年代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已经不再为生存问题发愁了。但农民的文化生活欠缺，精神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文革”时期所有的宗教全部被打击，所以1980年代基督教兴起的时候没有别的宗教竞争，因此崛起。但在崛起过程中深受江湖社会、民间社会影响，农民也许不知道袍哥、青帮，但这种组织形态自然而然延续下来。信徒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接触，目前40～50岁的这一代教会长老、传道人中很多人爱看《三国演义》、《三十六计》、《水浒传》等中国传统书籍，从而出现教霸式人物。
此外，中国民间传统宗教也对基督教产生影响，民间宗教的结构与基督教基本一样，也有创世、救赎、救主降世等。民间宗教有救主下凡，叫弥勒出世、弥勒下凡；有创世主，叫无声老母；有未来世界，叫真空家乡。共产主义也是这种结构，是基督教的翻版，所以共产党总书记在西方有时就被称为弥赛亚。这些结构很相似，因此老年人一听说基督教这个神，觉得和民间宗教差不多，所以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间传统，造成团队类型教会的兴起。团队类型的特定区域，就是在安徽、河南这些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但也不是太穷的地区，而是在温饱解决但文化生活落后的地方。江浙一带深受上海影响，地方性联邦制雏形的“家庭教会”发展很普遍，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产生团队教会。
而现在，城市化的兴起使原来这种情形发生变化。很多农村教会的骨干力量到城市打工，他们看到城市的情况，以前这种团队观念自然而然瓦解了。所以徐圣光“三班仆人”教会为什么只能选择偏远的农村办团队型教会，就是这个原因。门徒会也是在深山角落里发展的，不可能在大城市发展。所以说，对目前中国而言，这个危险已经过去了。
于：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有些还是特别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仅信了基督教，有些还在教会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有些维权人士参与教会，少数人甚至说要把基督教作为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工具，要通过发展基督教，使之变成将来进行民选时期的大票仓。这让执政者深感压力，也为执政者中的一些强硬派提供压制基督教的借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些维权人士在教会中的地位怎样？
伊：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维权人士加入基督教会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他们的信仰背景普遍较弱，大都是近几年受洗的；另一种是有一定政治倾向，有政治目的，在目前教会现状下，这些人往往加入团队类型教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被教会所接纳，一旦你表现出想利用教会作为政治工具的倾向，教会就会与你分离。所以有政治目的的人只能利用与政府有冲突背景的团队教会，而这种教会又在走向解体和消亡，所以他没有前途，不用过多考虑。嵩县这个地方的教会，因为很封闭，所以还能维持原来的体系，如果打工的人多起来，也会是这种结局，即本地教会只剩老人孩子，打工者在城市里慢慢建立起打工者教会。
郑：我个人长期从事宪政法学的思考，也思考过中国这几年兴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导的维权运动。于先生所担忧的问题的确存在，对此我也有过一些观察。提到一些人物，有些人还是我的好友。我想问的是，一个公民，他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维权工作者（职业可以是律师）？如果我们认为不是，他就可以反问：究竟是谁做出这个规定？是宪法，还是什么法律，或是基督教的教义？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回答不了这个诘问。于是，答案就顺其自然地产生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公民，他完全可以这么做。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所长期忽视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角色冲突的问题，即应该讨论的不是这些维权人士该不该信奉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是他在信奉耶稣基督的时候，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熟读《圣经》和西方文明的朋友其实不难发现，其实基督徒往往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最负责任的公民。
《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22节有这么一段经文，表达了耶稣基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有些人要拿政府与信仰的矛盾试探耶稣，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也喜欢以《罗马书》来要求基督徒们，基督徒们也努力去做了。其实，这就可以了。
一些自认为信奉耶稣基督，或者一些据说利用了教会的人，说了一些狂妄的话。我指出这只是“据说”，乃是想说明这是一个臆断。这个过错究竟应该归给谁？算到具体的人身上，当然非常有道理。我曾经试图从思想文化上揭露出他们狂傲自大的根源。我发现至少有这么几个传统，影响了他们。一个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一个是鲁迅式的民粹主义文学战斗思维；还有一个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思维。其实这些高调传统都来源于普遍的人的罪行，不是基督徒所独有的。在《圣经》中，耶稣所反复批评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对此，基督教会非常自觉地加以反省。
上述3种高调道德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一书有很多揭露。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以一个天主教徒的姿态，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我强调托克维尔的天主教徒身份，是因为我深信耶稣基督的信奉者本质上会是一个宽容的保守主义者，在骨子里与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思潮格格不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8节说的。《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43节更是强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多么浩大无边的爱啊，我每次读到这句话，不禁对耶稣基督肃然起敬。需要强调，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哪个神秘的人间高手和政治野心家说的。中华民族发展了5000年，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并且去做了？如此一个具备爱和节制精神的信仰团体，过去对此有这样那样的担心，由于了解不多可以理解。对我们这些生长在教会中的人来说，完全不能想象自己会被某些政治野心家利用。
于：如果从现实出发，从教会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教会面临什么问题？政府、教会、信徒各应做些什么？
伊：作为政府，首先应该允许“家庭教会”登记。当然这有风险，会出现几十万独立的社团法人，独立的民间团体，但这会由此而奠定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基石。目前农村的村社选举已经走到尽头，主要原因是农民选举不独立。教会选举是独立的，不可能被个人所控制。因为上帝是主。如果出现个人控制教会，就是教霸。教霸影响不大，只是控制个别教堂。如果影响真的大到全国，让大家知道了，那这个人也就完了。
我个人认为政府没有做好准备。教会如果具有法人资格，影响就大了。一旦允许教会登记，那中国公民社会的起点就开始了。目前政策是允许个人、“三自”爱国教会、基督教协会和教堂登记，但不允许教会作为社团法人登记。同时，教堂虽然可以登记，但却不具备社团法人资格。教会不能登记，前面这些登记都是空的。如果按一个教会有100人算的话，那全国大约有几十万个教会。所以现在“家庭教会”不愿去进行教堂登记，因为他们认为教堂登记是空的，没有意义。
在基督教内部，主要问题是教义和教会体制。教义强调纯正。教会体制强调民主开放的长老会模式，即信徒、信徒代表大会选出长老，聘请传道人，形成相互制约的结构，财务公开，由财务小组和监督小组管理。此外，每个教会相对独立，又形成紧密的联结。
对于“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班，政府应该更宽容些。我们做了政府做不到的工作。目前全国有很多培训班，政府的态度一般是默许。
还要提醒政府，必须认识到“三自”的特殊性。有的地方“三自”本身已经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政府和“家庭教会”矛盾越深，“三自”存在的意义就越大，因此有时“三自”会制造事端，挑起信徒和政府的矛盾。政府宗教政策的失败在于没有能力摆脱对“三自”的依赖，从而被“三自”所利用。在安徽、河南等地，由于“三自”特殊利益的驱动，导致“家庭教会”发展很快。比如安徽某市的“三自”主任品行败坏，经常与宗教局吃吃喝喝，下面的信徒都跑到“家庭教会”去了，对他的直接奉献的钱就少了，所以他就想办法对付“家庭教会”。他到区宗教局告状，要求取缔“家庭教会”，区宗教局没理他，他又到市宗教局去告。市宗教局把“家庭教会”给取缔了，于是大家矛头都指向政府。如果没有“三自”，政府处理宗教问题面临的困难会少许多。所以，建议政府一要取消“三自”，因为是“三自”造成政府和主流教会之间的巨大冲突；二是对外来异端要进行一定的控制，这是很有必要的，国外1000多个宗教异端都在看着中国庞大的宗教需求。一旦放开，这些教与中国传统民俗、会道门等结合，那就麻烦了；三就是要建立对话机制，政府与代表主流教会的信徒代表进行对话，特别是和“家庭教会”的领袖直接对话。
因此，对内还是要再放宽，对外设置一道闸门，这样才有利于政府和教会互相建立信任，建构一个对话的平台。
郑：作为信奉基督的法学爱好者，我要综合回应两位的对话。前面我们提到邪教和异端。这两个词语很有意思。什么样的信仰状态算是异端，什么样的信仰状态算是邪教？我发觉最乐此不疲下定义、做结论的不是信徒，而是一些据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尤其是掌握政治权柄的人。我认为他们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凭什么对自己都不信的信仰做出如此判断？如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可能有能力判断另外一些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绝对不应该去判断一个信徒是不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不够虔诚的人是不是基督教的异端和邪教。这个权利应该还给教会和在教会中生活的基督徒。《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指出，“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区别他人的有限的人，只能依凭行为来判断对方是不是邪教和异端。而且判断本身必须谨慎细致。是不是“三自”举报“家庭教会”是异端，公安部门就可以判案定罪？是不是成了异端，公民就没有信仰自由了？
政府要不要在刑法中设置一个邪教罪和异端罪？我持保留态度。我认为，现代文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应该是基于法治原则的。在现代法理学看来，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公民是否违法犯罪，不应该以他的信仰、而是以他的行为来判断。政府没有能力毫无偏见地谈论一个公民的良心问题。政府一旦去谈，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就是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由于政府是以某种对特定价值观的坚持为政策出发点的，如果政府要以一种无神论的价值观或特定宗教信仰的观念治理教会，就有可能背离政府自己所鼓吹的政教分离原则。
人是有罪的人和有限的人，难免要发生种种偏离教义的行为。凡是真理所在的地方，谬误早就存在了。真理应该获得一个畅通的流动渠道。用政治治理的话语来说，就是基督教会要有结社自由、传道自由和举办培训班的自由，让真理和谬论自由地公开地辩论，让教会中以《圣经》教义为核心原则的信徒们倚靠神的恩典去判别。神的恩典，必须有获得被认识的机会。不能因为担心异端和邪教的存在，就去限制和压迫基督教会的发展。很多时候，人自以为打击了异端和邪教，其实是打击了具有纯正信仰的基督教会，反而助长了异端和邪教的发展，害人害己。
基督徒总是要聚会的。出现了信徒秘密聚会的现象，怪谁呢？怪教会、怪信徒还是怪这个执政方式需要改进的政府呢？信徒是以传福音为喜乐的，他们喜欢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有信仰，并且希望所有的人都信神。谈到政府治理方式的改进，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让教会获得结社自由，在民政部门主动登记。
需要强调，这个登记不是批准制的，而是备案制的，主管部门也不是“三自”教会，而是在民政部门单独注册。就是让教会本身获得一个阳光化的机制，以方便信徒自由选择。至于那些暂时不愿意备案的教会，由于历史上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也要默许他们的存在。只要行为上不违法犯罪，政府就不要去找他们的麻烦。出了问题再解决也不迟。对类似行为，只要以司法手段基于个案解决就是了。司法权力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特点，它把很多社会问题还给公民社会自治，而不是收归国有。司法权力本身的“不告不理”程序完全可以应对邪教和异端问题。利用邪教盗窃，就判盗窃罪好了，没必要创造一个利用邪教盗窃罪。西方法治实践告诉我们，对宗教问题，依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依法治理就足够了，信仰领域政治权力无须过度扩张。
于：应该说，通过讨论，我们有了基本的共识——近2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之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虽然我们目前仍不能断言基督教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这就是不希望广大的基督徒的信仰因政治或其他原因而受到冲击，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因此而受到任何不良影响。这就需要对基督教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更为科学的研究。再一次感谢能和你们诚挚交流，非常希望社会各界人能听到你们精湛的意见。
【相关简介：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伊天原、郑慕行系“基督教家庭教会”培训师】
来源：领导者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