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最悲伤作文”映衬贫困孤儿之殃
背景：&爸爸四年前死了&&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我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我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篇字字泣泪的作文署名&柳彝&，让无数人动容，被网民称作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作者是一个来自四川凉山州彝族的小学四年级女孩苦依五木。
新京报发表观点：苦依五木，孤苦无依，一个名字竟宿命般地成了一个幼女的残酷谶语！我们对其遭际抱以同情，但也应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体之殇。虽然数据显示，2014年凉山州农民人均全年纯收入已达到8264元，但搜索&大凉山区&相关内容，与之联系最多的字眼仍是&贫穷&：&一年最多只吃3次肉&&人畜混居一室&&&事实上，大凉山扶贫多年，其山区贫穷局面却依旧不改，也被认为跟之前粗糙的扶贫模式有关：大水漫灌式扶贫下，扶贫未必能跟个体之需形成对接，相反被认为&肥了西昌，瘦了山区&。未来扶贫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贫困的家庭、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我们经常讲，法治要让每一个个案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同样，扶贫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驱散每一个孩子心头的悲伤。
京华时报发表王石川的观点：更不能回避的是，凉山一些地区被毒品和艾滋病裹挟多年。据报道，凉山与位于东南亚毒品产地金三角边界的云南省毗邻，此地渐成境外毒品经云南入四川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这片土地的不幸与劫难，也倒逼执法部门必须对此加码打击。凉山自199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便逐渐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吸毒与艾滋难解难分，艾滋患者的死亡，留下了无数孤儿和孤寡老人，已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人就推测，&柳彝&的父母可能死于艾滋病。多年来，从中央到四川都在倾力控制毒品和艾滋病在凉山的蔓延。其中最重要的，是让扶贫与遏制艾滋齐头并进。比如，从2010年起，国务院扶贫办就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凉山扶贫开发与艾滋病综合防治试点。也许，唯有彻底遏制住毒品和艾滋病的猖獗，当地才会少一些孤儿，&柳彝&们的人生才更能改善而不是滑向谷底。
小蒋随想：据悉，苦依五木与她的两个弟弟目前已被妥善安置。这样的结果令人稍感安慰，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在大凉山以及我国其它贫困地区，还有多少苦依五木这样的孩子在困苦中独自挣扎？倘若他们的惨痛境遇没有引发舆论发酵，他们所处的地方会不会是&被遗忘的角落&，又该如何打捞这类&沉默的声音&？此事实际涉及多个方面。一是扶贫工作必须更加细化，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加强培训引导就业；对于自然环境不适宜自我&造血&的地区，要实施转移安置；对于老弱病残等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通过低保与救济使其免于生活无依；对于因病致贫或返贫，需要大病医保与救助为其&补血&。此外，则是进一步严打毒品犯罪，推进艾滋病感染者国家免费治疗。还有，像苦依五木这种孤儿，应当实行国家抚养制度，或由公立福利院养育，或是政府委托适当的家庭与社会机构代养。
关于的新闻
8月15日，中国、日本和韩国数十名代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国际和平集会。各界和平人士用敬献花圈花束、默哀等方式，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祈祷世界和平。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第20次访华团一行39人参加了活动。&>&&>&　　　　
　　《新闻1+1》日完成台本　　――失依儿童，凉山需要温暖！　　（节目导视）　　吉地子贵：　　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　　解说：　　种地、砍柴、喂猪、做饭，12岁的家长，离开学校的学生。　　记者：　　如果说现在让你回来读书，你读不读？　　吉地子贵：　　弟弟没有人带，现在不读。　　解说：　　没有电灯、没有家具，10平方米的土坯房，76岁的奶奶。　　记者：　　你这是从哪背过来的？　　小女孩：　　从后面的山上背下来的。　　记者：　　那背多长时间啊？　　小女孩：　　三个小时。　　解说：　　或者是孤儿，或者是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他们是大凉山里一万多名失依儿童。　　李树堂：　　五岁以下这部分（失依儿童），你交给谁也没有办法，没有专门的保育员，连学前教育这个教师还不能够满足。　　解说：　　生活、成长，爱心需要怎样汇聚？关爱需要怎样渗透？　　《新闻1+1》今日关注“失依儿童，凉山需要温暖！”　　主持人（董倩）：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将关注一群特殊的孩子。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您看到的这些孩子都来自大凉山区。他们有的是父母都不在人世的孤儿，有的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改嫁，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依靠。这两类孩子，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失依儿童”。　　本台走基层栏目组的记者最近就到大凉山区采访了他们，给我们带回了他们的真实生活。　　孩子们：　　你迷茫中带着一个少女的美丽纯真，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爱。　　解说：　　孩子们唱的彝族歌曲名字叫做“流泪的索玛花”，索玛花就是杜鹃花。　　在四川省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小学，红丝带栋梁班的41个孩子全部都是失依儿童。老师告诉记者，教给他们这首歌曲，就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像遍布大凉山的索马花那样顽强生长。但在最近，一个孩子却突然离开了。　　大年初五的下午，班主任毛老师接到电话，一个叫郑杨兵的孩子突发心脏病，感染肺结核猝死。记者随同毛老师赶往他位于大山深处的家。　　毛龙老师（郑杨兵的班主任）：　　看着他长大，从一年级再到六年级，现在突然就没了，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谁的心里真的说不出。　　解说：　　八年前，瘫痪的母亲生下妹妹十一天后去世，后来父亲染上毒瘾，2008年因感染艾滋病致死。只剩下奶奶照顾着兄妹二人，如今已经8岁的妹妹还没有上学。　　吉木莫约果（郑杨兵的奶奶）：　　现在很担心小妹妹，如果我死了，希望更多的人能帮助她，让她能够上学。　　解说：　　父母双亡，无人照顾的郑杨兵兄妹，这样的孤儿在红丝带栋梁班一共有22人，而剩下的其实他们有妈妈，但却没人照料，相反他们还要照顾家人。　　16岁的马拉作，75岁的奶奶最近病了。她请老师来帮助自己把奶奶送到医院去看病。　　马拉作（“栋梁班”学生）：　　她每到感冒生病的时候都不肯去治疗，这样子有时候我很生气。　　解说：　　不肯去县里治疗的奶奶，在乡卫生院治疗了一晚，第二天不见好转的她在大家的劝说下，用急救车送到了昭觉县人民医院。尽管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住院费的80%，但对于这个年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家庭来说，这同样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留在医院照料奶奶的拉作，还要牵挂留在家里的弟弟马日且。　　记者：　　那姐姐和奶奶不在家，你一个人害不害怕啊？　　马日且（拉作的弟弟）：　　不害怕。　　记者：　　不害怕？　　马日且：　　嗯。　　解说：　　生活的现实，让9岁的马日且已经像一个小男子汉。在他3岁时，父亲去世，后来母亲也改嫁了，按照当地的风俗，改嫁后是不能再管以前的子女的，就这样马日且和姐姐、奶奶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面对记者，他从柜子里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相框，用袖子抹去了尘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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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Net.ORG All Rights Reserved.为什么在四川省大凉山彝族有那么多的吸毒者？
近期看到了一些关于大凉山彝族的纪录片，他们生活水平很低，毒品造成了这里有近6.4万孤儿，是什么原因导致那里有那么多年轻人吸毒？
这是去救助站的时候，一对彝族双胞胎女儿，两岁了，长得非常可爱，在救助站穿着不符合身形的衣服，也不笑。站长跟我说，她们的爸爸妈妈都在戒毒所，刚放出来，把她们送回去，没几天又吸毒，又被关进去了。他们俩只好长期在这儿，当时这个场面都快把我看哭了。一晚上都在完善这个答案，这个照片还是很切题的。————————————————————哈哈，来更新一下关于爷爷吸食鸦片还长寿的问题吧，虽然有点跑题了。1926年到2016年现在，这九十年爷爷算是经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几个变革了，从旧社会一直走到现在，并且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城防队，文革的时候三次进了监狱，因为他非常聪明，愣是全身而退了。所以到了40岁才有子女。除了坐监的那几年，他从十几岁开始抽鸦片，那时候叫福寿膏，我小的时候，他大概两三天抽一次。那时候家里有几个亲戚头疼了，感冒了，还有个得了癌症的姨，有时候会来他这儿蹭一口，好像是有治疗效果的。除此之外，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喝牛奶，他是个很自私的人，那时候条件再苦，他也要保证自己的牛奶，从来不会给我妈妈他们喝一口（因为他是单位上的，所以也还供得起。对了虽然叫爷爷，但是是我妈妈的爸爸，因为我和他姓，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还会晒牛肉干，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划一小块牛肉干，下一杯白酒吃掉。他经常喝酒，但每次就一小杯，会打牌，但非常克制。可能这也是他抽鸦片那么久的原因，没有过量。经济条件好一点以后，也就是九几年，他的早餐都是，一斤牛奶，打两个鸡蛋进去，加进去芝麻糊和桃片，核桃，然后一直煮开，到现在也是，每天能吃一大碗。他不和我们同桌吃饭，他的饭菜都是单独放好让我端进房间吃的，因为他脾气怪，现在还能打人，八十岁的时候还打过一个隔壁偷东西的，两锤给别人打吐血了……不过全家人他只对我好一些，我从小就伺候他，和他亲一些。他还爱喝茶，早起一杯茶，爱吃干桂圆，幼儿园接我的时候，总是揣一包干桂圆，一会儿又递给我一个。大概能想到这些对他长寿可能有益的习惯吧。回答卖鸦片的问题，整个县上虽然很少，但我爷爷不是唯一一个，我知道三四个，但应该更多一点，平均年龄至少是八十，年轻人谁吃这个啊。所以现在确实很难买，需求量太小，有些卖的会主动找上门来，爷爷看不太清楚了，还容易买到假货。这边普通人家种罂粟的都非常多，长成秧苗的时候当菜吃，所以也有人自己熬。我爷爷现在年龄大了，也没那么克制了，现在老跑去另一个年轻的老头儿那里吃，一次两三百块钱，还骗他加了麝香。制止不了，昨天那老头还想把罂粟拿到我家熬，我和我妈给他骂走了还说要报110，不过我也怀疑110会不会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过年的时候爷爷脑梗阻进了重症监护室，刚醒过来就各种闹到普通病房，然后倔强的出院了…路都走不稳，颤颤巍巍就去骗他的老头家了，还不让我跟着去，我在门口气的哭，又不知道能怎么办，我进去的时候，两个老头，歪戴着老式帽子，斜卧在踏上点着一盏油灯抽着，两眼放着光…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回到了解放前！！很可怕，而且，很恶心！我留了一些照片，以后教育后代，这里放上来会不会被折叠了？————————————————————恩，吸毒的很多，虽然正常的城市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少。吸食冰毒大麻还有新型毒品之类的，和普通城市差不多吧。毕竟我到16岁离开大凉山出去读高中，省城国重，从初中到高中不说每个班，至少可以说每个年级都有溜冰的。而大凉山的可怕在于，老凉山地区，县上，并不是以吸毒为前卫个性，而是因为不懂，没受教育，甚至汉话都不通，很穷，还挣扎在温饱线的很多彝族，因为亲戚朋友说你试一下就试一下，因此海洛因的吸食应该远高于全国数据。因为教育落后，吸毒，也使凉山州成为暴力犯罪多发的城市。有的村子，制毒吸毒贩毒一体，虽然看着很穷很破，听说有村子制毒千万资产的都有。念初中的时候，去市中心的公共厕所，遇到过在公厕吸毒的人。（这个传奇的公厕还有人生过小孩扔了…）毒瘾犯了，早上在小学门口问小学生要钱的，银行守取钱的人的。据说东五县（凉山州最落后的五个县）艾滋病比率达到百分之十以上，什么概念？十个人里面就至少有一个艾滋病！这还是保守的公布数据。哎，我觉得毒品真的离生活很近啊。题外话，我爷爷，1926年生人，从十多岁抽鸦片，一直到现在，90岁了，头发是黑的，精神有一点点一点点不正常吧？或者说脾气坏，气色还非常好呢…进他房间，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生活在旧社会了…希望凉山州的教育能够发展的更好更快，经济也发展起来，除了这些阴暗面，凉山还是非常风情，非常美丽的，随便附一张自己拍的。
大凉山这个地方，于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我认识很多大凉山的彝族，却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因为我所在的监狱，是国家毒品犯监狱，也就是说，这个监狱里的服刑人员80%以上都是贩毒进来的，而这些毒品犯当中，大凉山的彝族可谓是榜上有名。高票答案已经从历史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我若再说那些，便是班门弄斧了，我且从我所看到的事情和你们谈谈大凉山彝族吧。大凉山的彝族为什么吸毒呢？我觉得是因为贩毒。大凉山的彝族又为什么贩毒呢？我觉得，是因为吸毒。这不是一句矛盾的话，而是一个死循环，是大凉山彝族无法破除的魔咒，世世代代都被困在这个魔咒里无法自拔。自从大凉山的彝族在历史上尝到了罂粟花带来的甜头，从此便走上了罪恶之路。先是从种植罂粟开始，大凉山的气候得天独厚，适合罂粟生长，具体也不再阐述，总之，因为罂粟，大凉山发现了一条致富之路，那就是制毒，毒品的利润不需要我多说，而毒品的诱惑，更不需要我赘述。可以这么说，种植罂粟的地方，吸鸦片和吸烟一样普遍，当年缅甸彭家声禁毒就花了大力气整治吸毒村。正是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从鸦片开始，大凉山整村整村的吸毒。吸毒，在大凉山彝族当中，普遍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而吸毒有需要大量毒资，这些毒资靠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可种不出来，能怎么做？最简单的办法，以贩养吸，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吸毒贩毒，不在少数。毒品可以疯狂地带来财富，也可以疯狂地搜刮财富。大凉山通过种植罂粟获得财富，同时也因为吸食鸦片被剥夺了财富。不要以为种植罂粟可以赚多少钱，赚钱的永远都不是种地的人，在大凉山，罂粟只是一种农作物，需要层层加工，长途运输，这种农作物才会变成暴利的毒品。大凉山就这样因为罂粟，被困在了毒品的泥潭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花大力气禁毒，全国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包括大凉山在内，规模种植罂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这对大凉山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第一，禁种之后，国家政策并不能及时跟上，大凉山失去了经济来源，贫穷愈演愈烈。第二，由于交通的闭塞，教育水平偏地，虽然规模种植被取缔，然而大凉山想要依赖的依然是毒品。大凉山从种植时代，走向了贩卖时代。而鸦片之后就是海洛因，制作工艺更复杂，危害也更大，大凉山无法自制海洛因，普遍开始从缅甸走私、运输海洛因回国。而海洛因同时也给大凉山带来了一个噩梦，艾滋病。正是因为吸食海洛因共用针具，大凉山艾滋病高发。就大凉山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艾滋病是绝对的不治之症。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吸毒者，只会更疯狂地贩毒得到财富来享受余生。因为种毒，大凉山吸毒。因为吸毒，大凉山不得不贩毒。贩毒和吸毒给大凉山带来了艾滋病、贫穷、父母因贩毒被判刑，整村整村数不清的毒贩家庭孤儿。这些孩子没机会接受教育，活在贫穷里，长大以后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贩毒。就是在这样的死循环里，大凉山怎么也甩不开毒品。怎么形容毒品犯当中的大凉山彝族呢？我这么说吧，任何服刑人员，在警官看到这个人是大凉山彝族的时候，不问原因便知道自己要把这个人盯紧一点，不为别的，因为大凉山彝族的缺点可以说有一种普遍性。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监狱的关押模式是劳动改造，这点和大家在美剧里看到的监狱有所区别，中国服刑是强制劳动，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家的经济压力，毕竟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养活这些人还是力不从心，另外一方面，就是教育服刑人员，通过劳动来生活，而不是妄图靠犯罪这条道路致富。大凉山的彝族对劳动的厌恶，超过其他任何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贩毒致富长期的好逸恶劳，习惯已经刻在了骨子了。监狱警察对大凉山的彝族有很深的偏见，大凉山彝族好吃懒做，在监狱里早已成为了共识，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偏见，因为大凉山的彝族真的很大一部分都好吃懒做。曾经我手底下有一个服刑人员，就是大凉山的彝族，大概五十多岁，一干活的时候就喊累，可只要收了工，五十多岁的人可以跟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打篮球。这个服刑人员全家都在贩毒，虽然没有证据，公安也拿他们没办法，可我们就是知道，他全家都在贩毒。他的运气好一点，贩毒被抓被判了死缓。他儿子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在这个服刑人员入狱五年后，他儿子被抓了，判了死刑，他知道他儿子被枪毙的消息以后，难过了很久，可在他的眼神里，我看不到后悔，我看到他眼神里唯一的后悔是，后悔他儿子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为什么要被抓到。很多服刑人员，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犯罪，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为什么要被抓住。可以说，正是大凉山这样的氛围，造成了大凉山年轻人吸毒的高发。试想一下，整村子，文化水平偏低，说着自己的语言，和汉族地区格格不入，年轻人想出去闯，可是因为文化低，肤色黑，说话有浓浓的口音，没本钱，走到哪里都被歧视，被欺负。这些年轻人需要钱，需要尊重，而他们致富的道路，也是他们看到的身边的人，村子里其他的彝族，致富的道路就是贩毒。接触了毒品，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吸毒更是年轻人抵挡不住的诱惑，最后发展成以贩养吸。虽然贩毒，可这些大凉山的彝族都只是些马仔，大钱都被大老板拿去了，在前几年，还有大凉山的彝族为了五千块钱安家费帮大老板从缅甸带一公斤毒品回国，由此可见，大凉山的彝族认知水平就现在社会来说是多么格格不入。大凉山的彝族，背负着贩毒、吸毒、艾滋病的骂名被社会主流唾弃，他们用毒品把这个社会弄得污浊，他们看上去那么可恶。大凉山的彝族，贫穷、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因为父母贩毒被判刑，孤儿遍村。成长在毒家庭，被罂粟连累，他们又是那么可悲。只希望，国家对大凉山彝族可以多些重视，新建学校，用一代人的时间破掉大凉山吸毒贩毒的死循环，让大凉山成为一个风光秀丽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不是一个因吸毒、贩毒成名的罪恶之地。---------------------分割线-------------------------------更新提示：经知友提醒，修改了行文不严谨的地方。目前大凉山已经没有了规模种植罂粟。目前大凉山普遍是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经缅甸运回国内。还有知友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大凉山问题的严重性。我这样形容吧。在监狱里的毒品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包括港、台和外籍罪犯。而在这些毒品犯中，大凉山彝族形成了一个比例不小的群体，具体比例多少，由于涉及**就不上数据了。我可以这么说，在毒品犯当中，大凉山彝族可以被当做一个不可忽视的整体看待。而在这些毒品犯当中，还有一定比例的艾滋病毒品犯。而在这些艾滋病毒品犯当中，大凉山彝族几乎可以三分天下。理解这个比例的可怕性么？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好。也就是说有一个好事者如果闲来无事翻看艾滋病毒品犯的档案。看了一两个就会出现一个大凉山彝族。大凉山的艾滋病已经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地。最后，站在我的角度上，并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便是少数民族。大凉山的环境，无论在那里的是什么民族，最终都有极大可能落得和毒品打交道的境地。这是大凉山彝族的悲剧。
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写过一本医疗民族志《我的凉山兄弟》，专门讨论四川凉山诺苏民族艾滋病猖獗的原因（诺苏民族其实就是凉山地区的彝族人）我大致复述一下书中的观点，如有纰漏还请指正。-------------------------------诺苏占四川省人口不到3%，但2001年发现诺苏艾滋病感染者占全省的59.56%，故有人云：“四川艾滋千千万，凉山地区占一半。”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近年来教科书中增添了“吸毒”为第四种主要传播方式。为什么吸毒会感染艾滋？因为吸毒者常常共用针头，共用针头本身带来了血液的交叉，所以其本质也是一种血液传播。2007年的时候中英政府调查发现在凉山，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染途径就是不安全的海洛因注射，占所有艾滋病传播方式的46.43%，而其中感染人数有78%为二三十岁的青年群体。但世界这么大，为什么独独只有凉山有如此严重的艾滋病与吸毒的双重疫情？为什么凉山会有如此多的年轻人吸毒？中英政府的调查揭露了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毒品并非问题的根源，毒品知识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矛盾所形成的现象。一、历史我们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观察这个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变化，它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19世纪末期鸦片在国内的流行，而这可认为是凉山诺苏民族与毒品不解之缘的开端。我们将从毒品的市场和诺苏文明的边缘化两个角度来观察这一段历史。1. 先从毒品市场的角度：1906年，清朝政府下达了鸦片禁令。但是只要有市场，就始终会有人去赚危险钱，为了避免政府查禁，四川地区的鸦片搬到了偏远独立的凉山诺苏山群种植，虽然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使得毒品有一定的压制，但1978年时的市场改革使得毒品在凉山复苏，中国开放边境贸易，加上西南地区邻近“金三角”，使得海洛因走私在此区域方兴未艾。市场改革忽略了乡村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诺苏人尤其是青年群体抱着对文明及未知的向往，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城镇。诺苏人伴随毒品至此开始大规模流动。2. 诺苏文明的边缘化：诺苏的历史可以以两个时间点划分为三段。在1956年民主改革运动以前，诺苏民族是氏族为基础的奴隶社会，总共分为四个阶层，从上至下为土司、黑彝、白彝和奴隶。土司、黑彝、白彝都是彝族人，奴隶都是汉族人。当时在凉山，彝族相对于汉族人处于完全强势的地位。彝族与汉族的关系在1956年民主改革运动时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政府在偏远、未汉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从而翻转了彝汉关系。诺苏不仅不再强势，反而变得弱势，有学者研究认为，当年凉山彝族的奴隶制社会形态，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也是惟一最完整的“奴隶制原始社会形态的活化石”，说在二十世纪中叶凉山还有奴隶制社会，真是罕见。这让他们在文明转型中处于了边缘位置。“不文明”、有着奴隶制污名的少数民族，更是“落后”的农民乡巴佬。国家在诺苏群体所贴上的负面标签，和其后当代诺苏人的自我建构融合在一起：“我们”的文化、社会和人民素质落后不如人。二、诺苏民族如何看待艾滋所有的人类社会都试图建立一套抽象概念以诠释生老病死，诠释的产生与实践，渗透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面向，且经常涉及该人群的宗教和宇宙观。凯博文曾提出文化解释模型，以区辨疾病的主观与客观面向，至今仍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跨文化疾病研究方法。他强调，“文化”是判别“疾（disease）”与“病（illness）”的重点。“疾”是因为身体机能出现问题而导致令人无力的不适，而“病”则是在文化中被视为病态（sick）、与常规不符的征兆。换句话说，“疾代表着医学模型，而病代表常民观点”（Treichler，1999）。根据这种解释模型，我们可以推论艾滋这种新兴疫疾在生物医学上的事实，尚未被诺苏人纳入其文化中对“病”的分类，这使得他们对艾滋病患者毫无歧视，并且有着强烈的互助传统，使得艾滋病患者及毒瘾者容易获得亲属在情感上和经济上的支援。这也就是说：艾滋病起初在凉山是无污名化现象的。疾病的污名化是如何产生的？根据社会心理学家林克和费伦的看法，有大概这样五个步骤：（1）将人分类并贴标签（2）强势者把被贴标签的人与既有负面社会特质联系起来（3）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被区隔开（4）开始失去社会地位，受排挤（5）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强势族群确立并强化污名艾滋污名自然不会无端莫名而生。过去研究已指出，造成艾滋污名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艾滋与“偏差行为”密切相关，包括吸毒、嫖妓、同性恋等；第二，人们常认定感染者不负责任，所以才会做出不安全性行为和注射毒品等行径；第三，艾滋病毒具有传染威胁（Alonzo and Reynolds，1995；Green and Soho，2000；Herek，1999）。自艾滋被发现以来，感染者就饱受道德批评，被冠以“偏差”污名。随后，污名又进一步地和一些原本就存在得负面刻板印象连接，处境更为恶化。为什么我这么强调疾病的污名化？作为公共卫生从业者，我们认为对疾病的污名会给疾病的治理带了很大的阻力，主要有两个原因：污名化对于疾病的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是（1）会使得民众认为这部分人天生活该，不该把钱投在他们身上（2）被边缘化的人会更绝望，从而暴露在更多风险下。所以在治理疾病的过程中公卫从业者还会放出宣传口号“给艾滋病患者一个拥抱”blabla来尽可能缓和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排斥，减少边缘化现象，减少污名。但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一贯的傲慢和官僚体系的僵化，永远自上而下推行政策，永远忽视底层的能动性和经验。结果，旨在对抗艾滋污名化的措施，反而使得诺苏社区开始恐惧和歧视艾滋病。 本来没有艾滋污名的凉山地区，产生了艾滋的污名。这使得疾病的治理更加困难。三、吸毒动机为何凉山地区海洛因如此泛滥，为何诺苏人的艾滋病感染率如此之高？回答这个问题，一般的看法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教育落后、生活贫穷和文化隔阂上，但这依然没有揭露本质。刘绍华认为，海洛因和艾滋病只是表症，这一切不过是诺苏人在遭遇20世纪现代化过程时的副产品。诺苏人进入现代性的过程，一直以来都是受到外力牵引。和许许多多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遭遇是一样的，原有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观念都在改变，伴随资本主义而存在的个人主义悄然兴起，人们对于个体自由有了新的理解。彝族青年也和汉族青年一样，面对现代性的诱惑，都想要出去看一看。据刘绍华的调查，外出冒险是彝族青年现代生活的成年礼，但这是一种扭曲的成年礼，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具备竞争力，他们仍然改变不了边缘化的地位，不得不在这一标签下生存，于是，外出青年往往和偷盗有关，然后是吸毒，然后才是艾滋。很多彝族年轻人，其吸毒的动机，竟然多为“尝鲜”，他们不断追逐新潮药物， 其实象征着追求以快乐为消费之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出去耍”，一是为了乐趣和好奇心，二是为了成就自我获得社区的尊重与认可。概括下来诺苏男性的吸毒动机就是两点：猎奇式消费与同侪压力。至于诺苏女性，研究显示，她们通常不是为了自我享乐或相应同伴间的同侪压力，而是她们与男性吸毒伴侣的关系。不少女性贩毒赚钱是为了维持男性伴侣的吸毒关系。为什么凉山地区此问题如此严重，而同样遭遇现代性的内陆农村却不见如此呢？其原因，不能忽视诺苏人长期存在的边缘处境，他们在遭遇现代性的时候，选择更少，困惑更多，当他们纠结于城市和乡村，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时候，已经成了时代的实验品。使得艾滋猖獗的，究竟是病毒，还是不平等？-------------------------------大概写这么多，如果看的人多的话我再把参考文献整理了放上来。
凉山地区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清末全国禁烟的时候开始种植鸦片。接下来几十年的战乱时期，政府对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无力和无暇控制，鸦片种植成为凉山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当地驻军也靠鸦片贸易赚军费。种得多，吸的人也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凉山地区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和现在的题主肯定是不一样的。当时，彝族同胞们并未将鸦片当做洪水猛兽，相反，吸食鸦片，代表了高贵和富有。一个能赚钱能带来快感的东西，爱它都还来不及。解放军进入凉山的初期，工作队的“五不准”工作中有一条就是“不准宣传禁种、禁食鸦片及没收烟具”。以上是彝区鸦片泛滥的历史。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题主以及和题主一样的大部分年轻人，想的是如何读书上学娶妻生子功成名就，但对凉山落后的彝区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一样的。穷困，受教育程度低，有人甚至不会说汉话，被歧视而不是理解和包容，这些导致他们成了现代文明社会里被隔离的孤岛上的居民，在泛滥的毒品里寻找解脱。
7月8日更新原谅我太懒了，不想在原答案基础上再做修改。申明几点：第一.我没有任何抹黑彝族同胞的意思，我很欣赏他们，也有很多好朋友是彝族；第二.我所讲述的事情发生在我出生的县城，不能代表整个凉山州,其他县城情况如何，我也不清楚；第三.谢谢各位为我点赞的朋友们，大凉山人好景美，有很多适合去旅游的地方，欢迎大家去做客。～～～～～～～～～～～～～～～～～～～～深夜看到这个问题，很想回答一下。我出生在大凉山离云南很近的一个县城，位于金沙江北边。那个县城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父母都不是那里的本地人，因为工作原因才在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里生活了大概6年半，读小学一年级时，也就2000年的时候（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母亲就带我回了成都，一方面是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就是惧于毒品的威胁。你问我我对那个地点什么情感，于我而言，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虽然是很闭塞落后的地方，可是我从来不因自己出生并生长在那里而羞愧过，相反，每每向同学、朋友提起我都会很自豪、很骄傲。母亲是教师，父亲是公务员，当时在那个小县城里，大多数汉族人居住在县城，彝族大多居住在山上或乡下。那时候还算“民风淳朴”，彝族同胞为了生活，顶多犯些偷盗、抢劫、诈骗勒索的事，吸毒这样的事虽然很严重，但远不如现在这样猖獗、甚至说是普遍到了丧心病狂……
我所知道的，那时候（2000年初）的最小的吸毒者只有9、10岁。这是二姨告诉我的，那是她教书的一所小学里的真实事例。也有一些混混为了毒资，拖人下水，我们同一个家属院的姐姐曾在大街上被人唆使过吸含有海洛因的香烟。这个姐姐比较机智也很清醒，十分强硬的拒绝了。大家听说的和了解的都很多了，大多数人，只要自己主动拒绝一般是不会染上毒品的，很多都是被狐朋狗友或是家人坑的，或者自己主动堕落的。
不好意思，扯远了。大凉山与云南接壤，自然会是毒品重灾区，加上彝族同胞文化水平低，只认钱，对艾滋的知识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是，感染上了艾滋，国家会给补助，于是有的丧心病狂的家庭会拼命生小孩，并主动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都染上艾滋，这样，多一个人染上艾滋，就多一个人头的补助。。。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的一个表婶就在乡镇府工作，每天都和彝族打交道。事实就是如此，他们对艾滋的危害根本一无所知，就是这么愚昧、这么丧尽天良。
很多住在山里的彝族不会汉语，文化水平可想而知。
我出生的那个县城现在几乎已经被彝族占领了，以前还是以汉族为主，而大多数汉族都不是那里的本地人，很多都是从爷爷辈因为上山下乡运动，支援贫困地区才来到这里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才是外来人。到了现在，汉族小孩儿基本全都被家长们带回了老家（相比而言，更文明的城市）爷爷奶奶负责照顾孩子，父亲母亲留在里面工作（我们称从那个县城回大城市都是叫“出来”）。有的人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全家人一起出来，很简单，因为工作在里面，且工资不低（国家的补助政策很多，与工作环境成正比），我母亲当年带我回成都时，她新任教的学校每个月工资比她之前少了500（2000年初的500，不是现在的500），更别提各种补助、津贴了。
汉族小孩儿很多像我这样，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回来，也有很多初高中才被送出来，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躲避那个环境。
国家有教育专项拨款，教育局、政府、学校都多次反复去彝族同胞家劝家长们让孩子去读书，可是很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去放羊、挖土豆也不会让孩子去读书，因为孩子就是劳动力，在他们眼里，只有钱和吃的才是最重要的。
我表婶曾经给我讲过她的一次劝学对话。（我表婶会彝语，她从一开始工作就一直在基层，和彝族同胞打交道）表婶：老乡，我们希望你们的孩子能够去上学，国家免费提供教育，不收一切费用，还有生活补助。家长：不行。表婶：娃娃读了书才会有出息。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吗？家长：我的娃娃会放羊，卖了羊子，给他攒钱娶老婆。表婶：等他有了小孩呢？家长：教他放羊……大多数人就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放羊、娶老婆、生小孩、教小孩放羊……简而言之，大多数彝族同胞拒绝接受教育。
文化水平低是导致艾滋泛滥的重要因素之一。
针对“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说法，我想说的是，出生在这里并不是他们所能选择的，造成现在的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那个我曾经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成了全国艾滋重灾区，你觉得我什么感受？感受就是我想回去看看我父母都不敢冒险…
今天先说到这些，知乎小透明第一次打这么多字，以上所述均为事实，有表述不太明了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谅解，以后有空还会更新，给大家多讲讲那里的故事，并不全是阴暗面，还是有很多正能量的故事的！
我们是去年那本获奖无数的书《我的凉山兄弟》的出版方。年初也邀请作者刘绍华从台湾到北京做了几场讲座，从读者提问来看，大多数人在读这本书之前，对凉山彝族人的认识都停留在“听说”上，并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偷盗成性、吸毒成瘾。刘绍华写这本书，意义之一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凉山，剥离那些标签，探讨汉族对彝族固有印象的由来，也了解凉山彝族的贫困、毒灾、艾滋病泛滥都如何形成。上面的高票答案里
总结了一部分，更多、更详细的研究与推导，还希望大家去书中读。凉山彝族的现状并非古来有之，所谓的“好吃懒做”也不是天性。解放后，在外来的改造中，凉山人艰难地适应单一的现代化进程，寻找出路，进入了一个更大也更危险的世界。前不久刘绍华在一席上演讲，对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历程做了介绍，也讲述了凉山彝族的故事。可参考。-------------------------以下是文字实录，版权归属 一席 （公众号：yixiclub）-------------------------我是刘绍华，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是个人类学家，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你们一定常听到一句话：地球是平的。但即使地球变成平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也不会因此就变得一个样子。通常，因为地球是平的，它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靠近，但是常常在这种靠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其实反而变得更为明显。凉山在去年的暑假很有名，即使在台湾，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一则故事，叫作“史上最悲伤的小学生作文”。在凉山有一所民办的希望小学，有一个小学生在交给老师的作文里面写：「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去年6月的时候，这个小学生的作文在微信跟网络上大为流传，当时就有台湾的记者朋友问我这一则新闻是不是伪造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网络新闻（是伪造的）。当时我就跟我的朋友讲，就算这一则新闻本身是假的，但是它所描述的一个社会现象，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写实。我2002年开始进入凉山做正式的研究调查，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凉山的艾滋病。2000年左右，在整个中国跟联合国开始有艾滋病的相关调查之后，在所有的国际报告里面，凉山都被当成是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我所去的这个地方是昭觉县利姆乡——这是一个代名，也就是一个假名，因为我的研究伦理让我必须用假名来称呼它。这个地方就是所谓重灾区的震央。大家在图片上可以看到，这是当地的氏族长老，他们当地彝族称为家支头人，他们在举行自己民间的戒毒仪式。这位是毕摩，毕摩就是他们传统的宗教祭司。所谓的祭司也就像我们现在的佛教僧侣一样，他们是一种有制度性的僧侣，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称的Dang-ki。大家可以看到（毕摩）前面有一只鸡，毕摩会把这只鸡杀掉，然后会把血滴在前面的这一堆碗里面的白酒中，后面那些要戒毒的年轻人就会把这个和了鸡血的白酒喝下去，这是当地最重的一种誓约。就相当于我们台湾政治人物常进行的“砍鸡头”，也就是当你喝了这个混了鸡血的白酒之后，如果你又继续吸毒的话，你的下场就会跟这只鸡一样。同时，中国政府也跟英国政府官方的国际发展组织展开了这种正式的官方的介入活动。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其实民间社区已经有它自己的行动，政府也有它的行动，那我进去做什么呢，我还是有我的切入点。我的切入点就是，这个地方的艾滋病的起源基本上是从海洛因的吸食开始的，但是吸毒跟艾滋病的绝大多数的感染途径都跟行为有关，我很想知道它既然跟行为有关，那这个行为发生的脉络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只了解了他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而不了解这个行为出现的脉络，我们并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吸毒跟感染艾滋病的人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年轻的男子。一般的不管是官方的论述或是地方社区的氏族长老，都把这些年轻的男子当成是“潘因那”，就是坏孩子。这些基本上就是偏差的论述。我一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跟着他们做研究，常年的观察下来，我其实可以说一句话是，他们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实在很难说他们是坏人。所以对我来讲，我想要了解的就是在形容他们今天造就成这个行为的偏差论述之外，到底他们自己的主体诠释是什么，也就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这是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个想法。这是我当年进去的时候所看到的样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当地的乡政府大楼的入口，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非常的贫穷。2005年，我一整年都住在这个山区，跟当地人一同生活。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国家级贫穷地区，所谓的国家级，也就是最严重的贫穷地区。我觉得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非常重要，我发现彝族社会非常的特殊，凉山彝族是在1956年以后才开始进入比较现代化的时期，在那之前，凉山彝族基本上就是一个以亲属关系为主的阶层社会。从195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到后来1990年代的时候，把中国的少数民族陆陆续续一共分成了55个少数民族。在1950年代分出彝族这个族的时候，它界定凉山彝族是当时50年代中国唯一仅存的奴隶制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大部分的时候是抓汉族人当奴隶，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它跟主流社会是多大的冲突。所以当以汉族为主的国家在界定这个少数民族的时候，他对他在整个中国民族版图的定位，也相对是属于比较污名化的。凉山彝族是从1910年开始进行鸦片贸易，开始种植鸦片。你会觉得 1910年这个数字非常晚，那我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在1906年之后才真正地开始严禁鸦片，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林则徐禁烟的事件，他其实都只是持禁，也就是说有法规但没执行。到1906年的时候，英国终于受不了国际的谴责，然后再加上中国自己内部已经生产了非常多的鸦片，所以它才开始跟中国政府约定，不再向中国进口鸦片，条件之一是你自己本身也就不能再种植鸦片。但是当年的中国，成年人口的鸦片吸食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一夕之间不可能解除，所以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凉山彝族在之前完全是处在跟国家治理脱离的状态，它被称作是独立??，也就是独立的野蛮人。汉商、鸦片的种植商就在1910年前后进入凉山这个天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地带去种植鸦片，所以它造就了很多很多特殊的现象。简单讲，鸦片的种植为凉山彝族带来了大量的白银，还有大量的枪支，让他可以抓更多的汉族人当奴隶。这样的一个族群冲突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凉山的后期非常关键。1956年开始，中国政府共产党打进凉山，开始在凉山展开了民主改革运动。从1956年之后，一直到1978年之间，凉山就跟和整个中国一样，都进入了集体公社的生活时代。所谓的集体公社的时代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流动性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就是你要离开你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基本上是受管制的。一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凉山才跟其他地方慢慢陆续开放。可是请大家先记住一点，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凉山的人，不管是在他以前的传统时代，还是在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时期，他基本上跟外界的接触都非常的有限，大部分的凉山的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局限在凉山——虽然凉山的面积大概是台湾的1.5到1.6倍大，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但他们就是局限在这里。1980年代凉山的年轻人就开始有机会向外走，他们就向外外移。对这些年轻男子来讲，这是一个能够展现他们男子气概的一个探险之旅。怎么说呢，在传统时期，凉山的人有点像是一个部落社会，他从这个部落到另外一个部落，通常都是在征战、在打仗，他们彼此征战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地盘，或者是扩张地盘。他们去探险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主流社会的眼里是打架、打家劫舍，但传统社会的眼里，他是在造福他自己的乡民。所以他们到了80年代可以开始有自由游动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子做。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会到比较临近的城市地区，就是四川省的省会成都跟云南省的省会昆明。他们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这些人不会说汉语，也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他们在自己的社会里可能非常有能力，但是他不具备在都市里面生存的那些技能，所以他们到了都市里面，很快地就会发现没有办法生存。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发挥了传统的本事：偷汉人的、抢汉人的。对他们来讲，偷汉人的、抢汉人的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种罪过，可能还可以展现他们传统的男子气概。他们到今天都还常常说一句话：石头不能做枕头，汉族不能做朋友。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金三角”的海洛因进入中国，最早就是从云南的昆明开始，所以到外面去流荡的这些年轻人就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海洛因。他们把海洛因称作yeyi，但传统上他们称鸦片也是yeyi，所以对他们来讲，刚开始的时候海洛因跟鸦片是一回事。前面我已经说过，鸦片对这个族群的历史上的记忆，基本上是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凉山彝族是个阶层社会，他有贵族、平民跟奴隶的不同等级。传统上能够种植鸦片的是土地的拥有者，所以这些年轻人在开始接触到海洛因的时候，他们把海洛因就称作yeyi。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错，因为都是鸦片类毒品，只是海洛因更为精纯，所以它产生的成瘾效应比鸦片还要严重。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面开始吸食海洛因，海洛因对他们来讲就像是以前的鸦片一样，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地位，因为以前只有土司跟黑彝这些贵族才可以享有海洛因的吸食权。你在城市里面可以买、有能力去消费这种新颖的东西，代表了你有在城市里面赚到钱的本事。还有就是，即使这些年轻人有时候在外面玩得很高兴，但是他们其实还是没办法融入主流社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本事去搞到钱，如果没有钱，基本上他连旅馆都住不了，就是餐风露宿。所以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而鸦片类毒品是一种镇定剂，是最好的镇定剂跟止痛剂，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海洛因在90年代的初期立刻就成为这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个时髦商品。给大家看一个人讲的话。其中有个吸毒者，他回忆的是1995年代中期。年这个时候是吸毒的高峰期。他就说：「 以前年轻人，你不吸毒，看不起你。以前吃这个好耍。朋友来，我杀猪、买酒，朋友不高兴。买毒给他就高兴了。」这像不像男人之间的社交吸烟。对他们来讲，吸毒可能就跟很多我们现在男性在吸烟上的社交性是一样的。我们主流社会都很清楚地知道，鸦片类的毒品大概是所有的非法毒品里面当中成瘾效力最高的，所以很快地这些年轻人就发现了其实它的祸害还蛮大的，但是一时半刻之间，要去解决这个毒瘾他也没有办法，所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加上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又没有办法顺利地、定时地去弄到钱，能够固定地让他去吸食毒品，所以到后来他就只好用注射的（办法），因为注射毒品的方式相对而言比较经济，大概只需要1/4的毒品，就可以达到跟吸食毒品一样的效果。这样子一个注射的状态，很快地就让很多可以经过血液传染的传染病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展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凉山的艾滋病会在短时间当中迅速爆发的一个原因。我去做这个地方的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官方的数据其实都不齐全，因为他有很大的困难：这些人流动性很高，再加上这些在2000年代的时候已经变成是犯罪的行为，所以政府要进去介入了解这些人的私人行为，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但对我来讲，因为我在那边做了很久的研究，而且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者，我跟当地的社群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信任，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家户调查，大概去了解当地社群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简单来讲，我2005年在那边做了一个调查是这样子的：我就看15岁到40岁的年轻男子，他们的一些生命状态。之所以会列到40岁，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还是30岁。在这些年龄层的年轻男子，他们的大概的情况是：七成以上的人有过向外流动跟吸食毒品的经验；有四成因为毒品的关系——不管是盗窃还是吸食毒品的关系，他们有被劳改或劳教，也就是坐牢的经验。这么大一批的人，他们在同一个年龄生命的青春时期，经历了类似的生命阶段，对我这个人类学者来讲，我把它称之为“凉山彝族当代男子的成年礼”，是这一代人的成年礼。凉山彝族的人口只占四川省总人口数不到3%，但是2001年中国政府跟英国政府合作进入（凉山），统计四川省当时已经通报的艾滋感染者的数字，凉山彝族的比例占了将近6成。到了2004年的时候，不管是因为统计的方式改变，还是艾滋人口的扩散，也扩散到其他的族群，这个比例还有将近5成。到今天，就算这个数字不断地改变，都还是最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彝族学者认为艾滋病要让他们彝族灭亡了。可是，当时我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刚开始发现艾滋病的这些区域，其实全部都集中在凉山彝族最传统的地区，也就是那些地区在1950年代之前，它基本上跟外界没有接触。并不是在凉山的边区、彝汉交界的边区的那些县的艾滋病问题最多，而是在中心核心地区，也是最传统的地区（最多），当然到了今天整个凉山都已经沦陷了。但是问题的症结是从那些跟早年跟外界交流最少，接触密度最低的地区开始的。我大概已经把这个故事跟各位讲得差不多，所以有几个反省，我们来看凉山兄弟的故事，能够带给我们的什么样子的教训或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凉山彝族从1956年开始，才因为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开始被迫进入国家的系统，被迫要进入汉族人的系统，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到今天，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边缘化跟主流化同时发生的过程。当他们朝向主流的时候，其实他们跟主流社会的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当这个变为更明显的差异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其实只是让他们在主流社会当中显得更为边陲。所以凉山彝族的案例对我来讲还有一个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是怎样在一个时代的变迁当中变成社会不平等，而这个社会不平等又是怎样在一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的连接的过程当中，又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毒品跟艾滋病的社会悲剧。也许有人会说，凉山的问题只是一个特例，中国的发展仍是大好前程。可是我想说的是，在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凉山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再回头来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当它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也正好赶上全球化起飞的时代，所以造就了中国的巨变，这一巨变的密度，它的速度和它的规模，我觉得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的确是中国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在崛起；但同时，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它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我们讲现代性是什么，现代性是一种不断朝向现代化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来想一下，从当年让农民脱胎换骨的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我们觉得它已经是一个落日贵族的状况——那是两百年。日本已经颓废了三十年，但日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个偏安的死胡同。我们回头看台湾，在五六十年当中，我们就走到今天这个问题丛生的一个表面荣景。而中国大陆不到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出现很多正负两极的发展效应。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性，尤其是全球化下的现代性是个双面刃。对有些人来讲，它也许允诺了一个时代的解放，它让很多人的时空地平线大为开展，它让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生计的想象也更为多元，个体的移动的跟选择的自由也大为增加；但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可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跟风险。我的凉山兄弟的例子其实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凉山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不管它的历史还是文化，就像前面所说的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差异是怎么变成不平等的、不平等又是怎样变成是社会悲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凉山不是特例，它绝对不是中国的特例。我可以说，它是在中国向全球转型的过程中的一个地方折射，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它其实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折射，它是一个个案而已。所以我说，凉山的毒品跟艾滋病的问题其实它呈现的只是在全球化下的转型的一种表面真相，我也不认为得了艾滋病就是世界末日。真正造成这些社会痛苦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对这个时代潮流的放任跟盲从，所以我觉得，我们关心凉山兄弟的故事，其实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跟世界，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凉山兄弟的故事和我的感想。
因为医学需要，需要种植罂粟。而合法种植罂粟的国家，全世界六个，我国是其中之一（印度、西班牙、荷兰、法国、捷克）。甘肃农垦集团其实就是专门负责罂粟种植的，很著名的勤锋农场之前好像还上过杂志。似乎湖北十堰也有一块。大凉山和山西忻州也是传统种植基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得种，但改变当地人吸食的习惯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的。
1.这里是金三角毒品往国内集散的必经之路2.生活水平不发达，平均收入太低。文化水平不高，自然贩毒的多。3.贩的多了，吸得也就多了。4.这两年貌似要好点了（也有可能是我偏颇）。估计一是打击力度变大了，二是发达地区磕药打king的多了，拉高了平均值。5.待续
我来总结一下套路：1. 凉山地区很穷2.凉山地区适合种鸦片3.那里的人们吸毒4.他们贩毒5.又因为吸毒所以很穷6.所以很落后7.他们受到歧视8.遇到事情，一定是被歧视、被欺负，所以要抖狠9.那里的人很淳朴、善良，不是他们的错呵呵，反正我没错，一定是你们歧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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