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3岁副高职称医生的感受
我是一个33岁的外科医生，工作于省城三甲医院，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我感觉到相当一部分人对医生的敌视和误解，说实话，悲愤和无奈是免不了的，但争论和攻击并不解决问题。我只想结合我的经历谈几点，期待让更多的人理解医生。
1．关于经济收入&
8年前，我硕士毕业后即工作于华东地区省城一家著名三甲医院外科，关于收入我常常比较的对象是出租车司机。这里我绝对没有歧视之意。究其原因，一方面，医生生活圈子相对狭小，和出租车司机攀谈聊天机会较多；另一方面，据说外科医生的工作强度与矿工、出租车司机属于同一级别，有一定可比性。在我工作的前5年，全部月收入在2000之内，呵呵，绝对比不上出租车师傅。近3年来，收入逐渐升至，偶尔到节日会临时发个1000左右，应该说月收入总算超过那些替车主打工的师傅。看看我的一个师弟，硕士毕业2年的住院医生，27岁，每月工资1200，奖金300－1000，租房每月就要600，和他那些高中同学（不是学医的）毕业在省城工作者比较，应该说非常有委屈感，但这个来自农村家境一般的小伙子一点不颓废，每天白天工作、夜晚看书，觉得很充实。我有天问他要不要先从我这拿些钱交房租，他诧异地看着我谢绝了。事实上，多年的读书和环境影响下，大医院很大一部分的医生有书呆子气。
2． 关于工作和道德
我和我的同事经常手术到四五点，夜查房到六七点，说实话，任何一个病人或家属有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都得留下处理，不会推给值班医生处理。晚上七八点钟夜幕中我赶回家和久候的家人一起晚饭，我的下属医生等却还得在病房做扫尾工作。每个周末，每个医疗组必须有医生来查房，经常有睡懒觉的研究生或轮转医生被我批评，看着他们疲惫样子其实我也不忍心，要知道他们昨晚还在工作。社会上那么多职业，有规律的假期，可我们是不可能休息的，病人不会因为假日而不生病。
　我每5天值夜班一次，有时急诊开刀到天亮，第2天照常参加平诊手术。其实，工作5年后，晚上开急诊刀的体力和兴趣已经下降，毕竟第二天还得病例讨论、手术、赶写论文……。记得2003年的除夕12点鞭炮响时我还在手术台上。不会有怨言，习惯了！有时想想，也许再熬10－15年，我就可以升到在家中值班的四唤医师，那时我也45－50了，呵呵。旁人只见医生潇洒，哪里知道有时候我睡在家中还在想病人处理是否妥当。我从不收病人红包，但不讳言收过外地回来复查病人带来的土特产什么。呵呵，我周围大多数医生不上新语丝，否则会惊讶于这里的几篇文章。现在我国的医疗体系没有很好的支持最贫穷最需要帮助的老百姓，但是，社会矛盾不应该转嫁为对医生的苛求和责备。报纸媒体常披露医生的不良行为，须知任何职业都存在问题，医生不是圣人，用则颂扬之，不用则毁誉，这不是理性的行为。
我希望能通过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理解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随便说一句，我的孩子，我不会建议他学医，至少目前在中国。
帖子转于天涯网。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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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医生职称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医生的水平？
医生职称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医生的水平？
医生职称能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医生的水平？职称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教授，副教授等。那么，主任医师是否必然就比副主任医师高明？按投票排序45 个回答田老师说得很对。个人选择医生也不太看职称，毕竟问同行比什么都靠谱，业务好不好，真的只有懂的人看了才知道。普通人没有这个资源，我建议吧，术业有专攻，就像骨科，有人专做脊柱，有人专做手外科，专长比职称更值得关注，找了不同门类的专家，可能也会没什么帮助。要是这都不行，也不认识个医生朋友，那你真的只有靠点表面信息来猜了。然而我还想歪个楼。我们经常听到谈论临床医生与科研的话题时，常有一些说法，认为临床医生就不应该做科研，没必要把论文发表、基金资助等作为职称的考核项目。我认为这是矫枉过正的，会让人误解行业规则。我能理解这个行业的政策在上层设计中为什么要拔高科研的权重，即便管理对象是普遍认为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业的临床医生——因为业务做得好，就要用数据说话。经常去参加学术会议应该能有所理解。作为一个专家，上台发言，例如讲 A 疾病的诊疗，具体要讲什么？你不是去讲大课的，因为台下也有很多同领域专家，就算不是专家，也都是这个学科的医生，大家多少已经具备基本的认识和不同程度的诊疗经验。要讲新东西——新技术、新标准、独到的应用经验，等等。最能让同行服气的，就是结合自家的数据，去论证自己讲的内容。比如，你去讲用 K 手术治疗 A 疾病。那么首先得你自己会做，你才有资格讲这个。要让别人都公认你做得好，那过程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结果如何——为了说服力，你需要更好的设计，更大的样本，更细致的分析和挖掘，更详尽的汇报。这不是科研是什么？进一步，如何证明这些东西的真实可靠？当然是发表论文了。做的工作，能经得起同行的检阅和挑战，这是优秀医生获得认可、成为专家的必由之路。哪怕只是个市的范围的专家，也得发点中文文章，出去吹才有底气啊对不对。以上只是举个很浅薄的例子。我相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要鼓励这样的科研的。何况，作为临床医生，手握众多病例资源，如果不利用来探索疾病的诊疗规律，那就是暴殄天物。不做研究，就等于只做事，不总结，一旦长期系统地总结，很容易出产。临床科研，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责无旁贷，是一大正统。加上传承的需要，至少在大医院，医、教、研并列为临床医生的三大主业。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将科研成果与职称挂钩，哪怕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这个序列，起码有点儿吧。何况，科研尤其是临床研究对临床水平本身有很多正面意义，读了够多的文献，自己也做过一些，是能迅速从一篇新文章中找出有用信息的，因为熟练了就熟悉论文的套路。统计学比别人6，扫一眼图表就知道这篇核心内容是什么了，还能带有批判眼光看待一篇论文的亮点和不足，不容易偏信。如果再深入，能具备与时俱进的证据观念，知道需要估量confidence in the effect estimate。医学研究的成果浩如烟海，真正能推动转化为长久的实践的是少数中的少数，不去做，只靠看，就真的能批判吗？何况，完全不做研究的人，有几个真的会去坚持关注前沿进展？指南，那是几年一更新？新的观念和技术，又要多久才能确凿到能写进指南里？指南能不么能涵盖到临床上的各种小细节？----------------------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荒谬的！原因是管理者对医学科研的管理极其粗糙。这些粗糙的认证方式，造成什么结果呢，那便是可以灌水，或者没有灌水，但因发表方面的捷径而获得与实际水平不相称的认可。或者，临床医生为了发表，去做很多纯基础研究，来跟做 bench research 的生物学家们竞争，然后拿这些成果来获得临床相关的认可。以上都还算上进的，就不说捏造与买论文了。这些乱象，绝对是管理的错。而很多医生和学生，看到这些，便偏激地否定了科研对临床工作的意义，也是给带歪了。&&&&&·&&·&&·&收起497赞同反对，不会显示你的姓名多大程度不好量化，主任医师当然不是必然比副主任医师高明。临床序列的职称，初级职称叫做住院医师，中级职称叫做主治医师，高级职称叫做主任医师。高级职称里又分正高和副高，就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教授副教授属于教学序列的职称，另外还有科研序列的职称，比如研究员副研究员之类的。通常医院里就是临床序列职称，但在大学的附属医院中，因为承担了大学的教学任务，所以有的医生也获得了教学序列职称，甚至有人还获得了科研序列职称。如果你只是去看病，别的不用管，就看他的临床水平，那么教授不教授的无所谓，就关注他的临床职称就可以了。那么临床职称多大程度上反应医生水平呢？得看医生职称是怎么升上去的。如今医院里医生职称的晋升，临床水平如何并不重要，最关键的要看你有没有课题，有没有论文，当然，还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就算你手术没做过几例，但是论文发表的够凶猛，那么晋升职称总是不成问题的。而那些醉心临床的医生，实在懒得去搞科研，那么你手上的活再漂亮，能晋升到副高已经算不错了。你看微博上的急诊医生于莺，干了十几年还是主治。她辞职后说，不和医院晋升机制玩了，她承认玩不过人家。本来晋升还有年资限制，不过，随着医生学历门槛的提高，年资不是问题了。现在博士毕业，半年可以晋升主治医师，再过五年可以晋升副高。这么说吧，放眼全中国所有医学院，哪个医学院的博士，毕业半年就能胜任临床主治医师工作的？是不是胜任先甭管他，先晋升了职称再说！内科系统也就罢了，理论知识过硬也还说得过去。外科系统可是要动手开刀的，半年时间，能做几例主刀啊？可别以为博士生在学校里都学会了，现在高校博士毕业是有论文门槛的，你文章发不出来怎么毕业，要发文章哪有那么多时间在临床开刀？所以，工作中低学历高年资的主治医师，带着高学历副高开刀的例子可不少见。医院里规定的专家门诊、名医门诊，其实都只是按照职称来排的，如果你的职称还没有晋升好，那么不管你临床水平如何，有些门诊也都没资格看。曾经有位学校领导要来开刀，托院领导帮忙找个水平好的医生，院领导开玩笑的问他，两个医生，一个是正高博士，论文发了很多，所以临床上被分散了一些精力，但是可以看“名医门诊”；另一个是多年的副高硕士，没啥论文，但是整天就泡手术室那种，所以一直没再升上去，平时是没资格看“名医门诊”的，您看打算选哪个呀？临床水平是要靠长时间在临床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而职称的晋升，不过就是为了事业单位体制内的管理，是和待遇挂钩的。以目前国内医生的晋升机制，是很难真实反应医生的临床业务水平的。欧美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医生职称，只要你经过了规范化的医生培训，获得了医师资格，那么就可以行医。如果再进一步获得了专业医生的资格（fellowship），那么就是对你在相关领域的肯定。然后，为了保障医生水平，国家组织定期的医生考核，而没有什么正高副高这么复杂。当然了，医生的临床水平确实是有高低的，那么怎么了解医生的临床水平呢？这个确实不好回答。粗略想了下，首先，年资很重要，医学确实是要靠经验的。不过，也不是越老越好，别觉得找了个六十多岁的医生看病就是逮到宝了。很多老年医生医疗观念更新不够，不见得就比年轻医生强多少。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医生年龄段应该是在35-50岁，这批少壮派接收新事物能力更强，医疗知识更新及时，同时有经验，有精力，有想法。另外，就外科系统而言，要想找靠谱的医生开刀，最好不要迷信那些职称头衔，而是找个熟悉点儿的本院医生打听打听。而本院医生当中，最好是听听麻醉医生的评价，因为麻醉医生常年驻扎在手术室里，每个医生的手术情况都尽收眼底，自然会有比较。所以，如果麻醉医生们认为手术好的，那么应该就是靠谱的。&&&&&·&&·&&·&57赞同反对，不会显示你的姓名最能衡量医生专业水准的人，是同行。这个同行，最好是小同行，即相同亚专业的同行。例如，普外科医生的专业能力，应该由普外科医生来评价，而不是问神经外科医生，或者呼吸内科医生。中国医疗体系的特色在于，职称晋升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专业同行，而是行政机构。职称考评时竞争是常有的事，A医生和B医生只能晋升一个，选谁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小同行组成委员会，进行专业考查，择优录取。但这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中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考评委员会一般由行政官员主导，能遇到几个大同行就不错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能和考评委员的人扯上关系，或者有幸得到政策倾斜（比如参加过援边援外，抗击非典啊），或者你在投票前一天晚上拿着信封顺利敲开了评委的门。。。OK，成功的几率大增！反正不怎么看业务能力，只要没出大的医疗事故就行了。当然，如果你专业水平高，又有以上加分项，就更好了。所以，职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真实的专业能力。那如果是患者，怎么选医生呢？以下是我的看法：1.不选有行政职务的医生，职务越高越不能选。精研医术必将耗费一个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精力，哪有功夫去琢磨升官的事。2.基础医学论文发得越多的医生越不选（如果是临床相关的论文，则不一定）。还是那句话，人的精力有限，天天钻研基础医学的东西，哪有空去管临床。精通空气动力学，不等于就能开好飞机。3.外科医生最好选35-55岁之间的，这差不多是他们的黄金年龄段。年纪轻，缺乏经验；年纪大，手抖眼花，台上那几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站下来。偶尔看到新闻说某院士八九十岁高龄，还主刀手术，我也只能呵呵了。。。4.还是外科医生，我相信了解他们水平的除了本专业人士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以及麻醉师，上面田医生说了），在台上谁手起刀落、游刃有余，谁磨磨唧唧、手忙脚乱，她们最清楚，尤其是经常和主刀医生搭台的护士。同时她们还有个优点：敢讲。本科室的同事往往碍于情面不一定愿意透露主刀医生的实际水平，而手术室的护士毕竟和主刀医生不在一个科室，更愿意说真话。手术前能找她们打听情况最好不过，就怕你和她们不熟。5.媒体上经常露脸的医生也要慎选。报纸上报道他们，基本上是出于新闻效应，而新闻效应不等于业务能力。真正有水平的医生偶尔会因为医术高明而被报道，但不会很频繁，人家也没那么多空去敷衍记者。以上不一定绝对，但可以作为参考。有点歪题了。。。&&&&&·&&·&&·&“情商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态度。”——西京医院教授一个搞专业的人，一辈子主要混两个圈子，一个是专业的圈子，一个是单位的圈子。专业的圈子主要靠大会报告宣传自己。单位的圈子主要靠评职称合法宣传自己，这个意义比教授的帽子深远得多。如果我今年报正高了，跑了一圈，即使没过 ，人家都知道这货还发过两篇好文章，没看出来呀。如果我平时拦住别人宣传自己，还不被当神经病呀。人才遴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考，可以偏科，只要其他科足够强，有一门低一点没关系。第二阶段是考研，总分要高，但不能太偏科，要保证每门过线。第三个阶段是评高级职称，尤其副高是个大坎，要求科研，临床，情商三方面都比较强，不能偏科，如稍有偏科，其他方面必须得强大到夸张的程度才能弥补。副高意味着要独挡一面，可能下一步还要当科室领导，那就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上级，下级，家属，机关。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如果你情商很低，和方方面面关系都很紧张，那么你负责的工作就会受影响，给单位带来损失。情商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情商就及格了。己所欲，施于人，情商就优秀了。情商低的人一般是把自己的感受看得重，把别人的感受看得轻。科研对一个医院的学术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医生的最高职称是主治医师，只有大学的附属医院或挂靠医院，用大学的职称编制给医生晋升教授和副教授，只做临床的人很难有机会提高级职称。宾大附属医院就要求正高必须是MD和PHD双料，其实没几篇像样的文章，在这连个副高的岗位也找不到。费城儿童医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齐名，是美国顶级的儿童医院，医院本部有五栋楼，科研和临床各占两栋半，从面积上讲，科研部分更大些。搞不来基础科研可以做点临床科研，搞科研就要看文献，就养成了年轻人看文献的习惯，摆脱了我刚参加工作时师傅带徒弟的模式，那种模式是比较温馨，临床上手快，弯路走得少，但容易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匠人传承模式。医院的学术地位会逐渐下降。幸福的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制定规则的人，那是牛人、强人；第二种是服从规则的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人；第三种是选择换平台的人，是不愿意委屈自己的人，懂得放弃的人。不幸福的人只有一种人，既没有本事制定规则，又不甘心服从规则，还舍不得换平台的人，是纠结的人。人生苦短，不管职称过没过，至少让自己做个幸福的人，别做纠结的人，痛苦的人。青蒿素的发现有四位科学家贡献突出，难分伯仲，拉思克奖评委会让四位分别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谁应该得此奖，不用说都写的是本人，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不能获奖，这个奖应该颁给谁，有三个人写的是屠呦呦。屠呦呦获奖以及获奖后争议不断，一方面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另一方面说明性格缺陷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争议和麻烦。所以我们一方面积极献言献策，使职称评审标准更合理，程序更公平；另一方面，能通过职称评审这面镜子，找到自身的不足，也是很大的收获。当然，在实力接近的时候，也会有“运气”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里就不讨论了。总之，“胜固欣然败要思”，这应该是对待职称评审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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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推荐&|&股票大作手：微信号gpdzs18来源：端传媒 &作者：张妍5月10日凌晨2点左右，重庆市石柱县中医院外科医生汪永钦，被3名前来求诊的男子砍伤，至10日下午仍在深切治疗部抢救。几天前，60岁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因在5日晚被患有精神病的前病人狂砍30多刀，不治身亡。据大陆医学医疗健康专门网站丁香园统计，从2009年到2014年，大陆伤医事件从一年不到20宗，增至近150宗。患者可能变成施暴者，医生可能变成受害人，传媒可能变成点火枪，白袍染血，痼疾何存？名校医学硕士、北京三甲医院十年至主治医生，却疲惫“弃疗”，“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从医院辞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1个部门的红色印章，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离开手术台。&在2015年秋天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漫长的时间。待手术结束后，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出生于19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辞职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居上海，学习艺术课程，与过往的环境告别。“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端传媒记者，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对于王森来说，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很有热情的，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自己从开刀、切皮，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那时，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经常一起吃个饭，学习一些新技术。”“后来，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强调平均住院日，要提高手术效率。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好，比如院长、主任，周转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他们会很有面子。”“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10%。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10%。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你觉得忍受不了，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你要继续忍受。”&“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在中国，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通常来讲，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医生没有高薪。“做医生，基本上‘五年一个台阶’。医学院毕业生，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然后是主任医师。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职称就基本到头了。”&“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剩下的都是靠奖金，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手术的提成，按照比例分配。”“我工作的医院科室，刚毕业的‘小大夫’（指年轻医生），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基本上，（这三、四万）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大牛’（指权威医生），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你想想，一个属于全国顶尖、‘Top Ten’（前十名）的大夫，算上奖金，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没变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有数次提议要改革医生的薪酬制度，提高医生待遇。王森也向端传媒记者指出，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现在的手术收费标准是1994年定的，二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现行的医疗收费，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例如，一个癌症切除手术，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需要四至五位大夫、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大约八个人。手术费是三千多元，其中约7%（约两、三百元）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我作为主刀，我拿这7%的提成中的一半，一百多块钱——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才挣了一百多块钱。下面的主治大夫、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住院医生、实习大夫拿的更少，他们拿这个7%里面的3%左右，也就是几块钱。”&“并且，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0%，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单病种’管理（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业内俗称‘一价包治好’）。单病种有好处，也有不好，得区别对待。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不管病人长100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无论疑难程度多大，就是3000块钱。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3000块钱，医院只好掏钱。就变成医院赔钱做手术了。”“这就造成，只能给病人做开腹手术，而不会使用更加先进的腹腔镜。因为开腹手术的手术费只有几百元，腹腔镜（的成本）贵许多。但大家都知道，开腹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很大，腹腔镜打几个眼就可以了。”“不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在中国，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增加个人收益。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以及医德紧密相关。“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是灰色收入了。“回扣要分科室。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没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钱儿’，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还有药品和检查，像刚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但在恢复阶段，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中国的医生，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根据19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ceCitation Index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20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但是，话说回来，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我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好像谁都欠他的。”&&“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医生可以随时跳窗逃走。办公室内没有电脑、椅子和茶几，因为有可能会愤怒的病患家属当做“武器”来袭击。一位医务科的医生曾私下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他从不为病患家属倒热水热茶，因为有一次，情绪激动的家属反手就将一杯热水泼到了他的脸上。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王森也陷入过纠纷：“我遇到过一次医疗纠纷。2011年，我们科室收了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是卵巢囊肿，她肚子疼，B超显示卵巢上长了包块。但是她的卵巢里面还有一个小的包块，是一个2公分的畸胎瘤，B超影像没有显示出来。手术时，我只把大包块给解决了。”&“因为是急诊病人，术前没有做充分的交流，术后病人做复查的时候，发现了还有小包块，就开始闹别扭。说为什么手术当中没有切除小包块，要赔偿，要26万。”&“1万块钱是手术赔偿，25万是精神损失费。她说自己受到的打击很大，整天抑郁，找不到工作，男朋友因此分手，等等。”“然后就进入了医疗调解阶段。这件事前后耗了我两年时间，她见到我时始终都是很客气的，还感谢我把大包块切除了，但是没办法，穷嘛，就想讹点钱。”“因为这件事，耽误了我一年晋升职称。最后医院赔偿了她几千块钱。但医院不承认医生有过失的，只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患者）告医院，或多或少（医院）都会给点钱的。”&&“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据《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34岁以下的医生在逐年减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在2016年公开对媒体说，有约20%的医学生毕业后不从医。王森则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周围的医生朋友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学医。&而比起医生群体的流失，中国病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在激增，官方预测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病人数将增加近70%。&如王森一样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工作量超出常人想象，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却很少被社会关注。“第一次开皮、第一次缝肚子、第一次切除器官、第一次剔除肿瘤……其实只是暂时高兴一下，就过去了。真正给我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有感情交流的病人，而不是‘我能做什么’的成就感。”&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我遇到很多恶性肿瘤的病人，中末期了，他们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和我母亲一样年纪，得了癌症，她的爱人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老夫妻之间互相照顾。有一次，她来医院做化疗，床位很紧张，她和爱人只能在公共区域等待。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太阳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人的轮廓就好像剪影一样。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她把脚踩在爱人的脚上，她的爱人从后面抱着她，两个人一步一步往前挪，像是在做游戏，旁若无人。”“另外一个女患者也上岁数了，得了癌症，脾气不太好，经常和别的病人、家属吵架。那时候我负责她，每次做完穿刺、放腹水之后，会陪她说几句话。有一天，我要去别的病房了，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说‘大夫你别走，别的大夫都不管我，就你管我，我不希望你走。’她就这样一直攥着我的手……这个病人像我妈妈一般年纪，这样地依赖我，那时我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内心能得到这种满足感，比我挣了多少钱，或者买了多大的房子的幸福感会持续得更长一些。”&“可惜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少了。当我成为主治医生，就不直接接触病人了，给病人量血压、换药、查体、询问病史这些事都是下级大夫负责的，我最多就是早上查房时看一眼病人，做完手术再看一眼。”“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呢？完全就像是走过场，就是流水线。我经常替别的大夫做手术，术前我都不知道病人是谁，不知道他/她长什么样，看一看病历，就开始了。手术之后我都没见过这个病人，病人就出院了……人情上的反馈越来越少。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个卖肉的。”“压力真的很大，有时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我在这家医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旧楼，墙皮都往下掉。后来医院的新楼越盖越多，大夫的工作条件还是那么差，所有的年轻医生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抢电脑、写病历。一个屋子里只能放10台电脑，有40个医生去抢。”&“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能在国内做医生的人，就不会在乎工作环境有多差、工作强度有多大。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如果不符合，人就会很失落、迷茫，然后随波逐流。时间久了，负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多，最终让我离开。”（文中涉及的案例仅代表王森的个人经历，不代表端传媒观点。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王森为化名。采访对象的部分口述有顺序调整。）我们尊重原创者版权，除我们确实无法确认作者外，我们都会注明作者和来源。在此向原创者表示感谢。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联系小编（微信：jinshuch）删除，谢谢！声明：本站所载文章、数据等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清华财富立场，仅供读者参考。嗨：），如果您关注财经，喜欢期货，热爱投资，在这里我们将为您提供独家视野，保持独立思考，始终站在投资者的立场的悦读内容。我们拥有数十位国内首屈一指的顶级操盘手师资：杨洪斌、宁金山、冯成毅、林广茂、汪星敏、张文军、青泽、丁圣元、咏春、王向洋、林波、方志、刘福厚、葛卫华等，让你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市场。汇集实用而有效的实战型交易技巧，力求传播正确的投资理念，倾力打造中国最高端的期货教育平台。关注我们：微信搜寻“清华深圳”或添加微信号：wealth-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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