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_因为第一胎生的太难了，疼了四天四夜才生出来的，生产的时_宝宝树
因为第一胎生的太难了，疼了四天四夜才生出来的，生产的时候因为是晚上，医院人手不够，就叫我老公也进来帮忙，老公看见我生孩子那么难又痛苦，说就生一个，不管男孩女孩，也不让我生了，可是如今我女儿十四岁了，老公不想让我受苦，可是家婆天天念经一样，非得让我生二胎，我只好听老人的，又怀上了，九月十二产期，可是老公非得让我刨腹产，他说我是不是忘了生女儿时的疼了，我娘家妈，又非的让我，哎！真不知是听谁的好，宝妈们给点见意吧。
嗯，老公是好的没话说，我会再生二胎，也是因为想帮老公留个后，因为老公是独苗苗，谢谢宝妈的见意
回复 &里奥善孜&
23:16:02发表的
首先羡慕你有个好老公！！！二胎生的时候应该比一胎快轻松、
谢谢，我会考虑你的见意
回复 &糖糖果果滴麻咪&
23:17:16发表的
顺吧，刨了会后悔的，
三十七岁了！
回复 &爱亲亲鱼宝贝&
23:21:10发表的
年龄大的话还是刨吧
我们这里的医生不会，都见意顺产，除了确实没办法才见意刨
回复 &爱亲亲鱼宝贝&
23:26:56发表的
一般医生都建议刨了
医院说，二胎应该没那么难生了，希望如此
回复 &红颜要做双宝辣妈&
23:27:29发表的
高龄还是剖吧。听听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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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账号和密码的外链可能是钓鱼网站，为了您的账号和财产安全，请勿提供任何有效信息！夜聊|从一胎化到自主生育有多难?
参与嘉宾：黄文政(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陆妙卿(执业律师)何亚福(自由生育倡导者)计划生育执行三十多年，衍生了独生子女“小皇帝”，“421家庭”倒金字塔结构、失独家庭等社会现象，也面临强迫堕胎人流、无序征收社会抚养费、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但因为计生工作的一票否决制，人口政策公开讨论有限。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战略，“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以来，适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新生婴儿远低于计生系统的生育预期。今年是重要的人口政策制订的时间节点，明年实施的十三五规划人口政策会否面临重大调整，全面放开生育有多难?我们夜聊两会第一期邀请了长期关注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学者黄文政、律师陆妙卿和自主生育倡导者何亚福，分享他们的观察和展望。主持人阿登: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网易客户端夜聊两会直播室，今天是我们第一期夜聊“从一胎化到自主生育有多难?”。我们特别邀请了长期关注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律师陆妙卿，她曾代理过多起社会抚养费案件，并联署参与社会抚养费公开等政策呼吁。学者黄文政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他联名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CEO梁建章撰写的一系列人口议题政论，影响深远。还有一位是自主生育倡导者何亚福，多年来在网络积极参与计生和人口问题讨论，他曾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今晚他们将分享对于计生政策，以及人口与社会发展议题的观察和展望。各位在跟随我们的直播节目时候，也可以随时跟帖参与讨论，或者向嘉宾提问。何亚福:网友们好，我是何亚福。黄文政:大家晚上好。我是黄文政。陆妙卿:大家好，我是陆妙卿律师。自主生育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阿登:谢谢三位。首先从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起。在我们拟定访谈题目时候，最开始是要从单独二胎推进一步，讨论全面二胎，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单独政策调整以来，媒体三头两天就有各种专家学者吹风，说很快要落实全面二胎。不过，很多人口学家的目标当然不在于此，毕竟普遍二胎还是限制公众生育权，从人口红利以及作为社会资本角度考虑，要全面放开生育，鼓励人口增长。不过归根结底，生育不但是家庭决策，同时也受社会大环境制约，我们要反思计生一票否决制，可能提倡自主生育更契合现实。也想听听诸位意见，最初对这个主题怎样看?何亚福:自主生育就是：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何时生孩子，由这对夫妇自主决定，而不是由计生部门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来决定。陆妙卿:是的，公民自主生育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明确规定：“计划生育方案的目标必须使夫妇和个人能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拥有这样做的信息和手段、确保知情选择和全面提供安全有效的方法。阿登：所以，这是终极目标，而不能止于二胎或全面放开吧。何亚福：为什么应该实行自主生育?这是因为，一对夫妇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对夫妇自己才最有发言权。孩子究竟是家庭的福利还是负担，只能由这个家庭来确定，外人根本无从进行计算。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明知养不活孩子，那么除非他(她)不懂得避孕，否则他(她)决不会让孩子生下来!所以，不要企图代替别人来决定他们应该生多少个孩子。黄文政：从人口趋势来看，中国早已经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 自主生育本来就是常情常理。人类文明史几千年，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育限制是最极端，没有之一。陆妙卿：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主生育，而不只是全面放开生育。自主生育意味着：可以生，也可以不生，可以生多个，也可以生一个。生育政策，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外，应该更多考虑妇女的意愿。不能认为人多了就“一胎化”，强制妇女结扎堕胎;认为人少了就拼命鼓励生育，甚至要求“至少生2个”。不管人口学家认为人多还是人少，最终妇女都成为控制人口的工具，女性本身作为一个主体，她的诉求没有被看到。在中国，真正要实现妇女的自主生育，路还很漫长。社会抚养费存在法理问题阿登：嗯，大家也谈谈怎样开始关注计生议题?何亚福:我为什么致力于人口研究?其实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有两个孩子，我的第二个孩子是2001年出生的，不符合计生政策。因为我一直没交“社会抚养费”， 到了2003年，有一天，当地计生办把我抓去关了一天，就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叫板计生政策。在2003年之前，虽然我也对人口问题有兴趣，但在那之前，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人口研究方面。因为我要为了养家糊口而忙于工作挣钱。如果当时计生办不找我的麻烦，那么，虽然我一直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很荒唐的，但由于我对此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我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毕竟我要挣钱养家糊口，不希望人口研究影响我的本职工作。但既然计生办找我的麻烦了，所以我就要迎接挑战了。黄文政：我是1985年在上海交大年研究生时就曾打算做人口方面的论文，后来没有做，但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则一直保留下来了。我真正开始比较深入的关注人口问题是2003年以后，因为当时有个数据极大地震动了我，就是我发现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是东亚，特别是华人社会。之前我的观念是，中国人反正特别能生孩子，到时候放开生育就好了。但这个华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数据让我开始觉得以前的观念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想当然。我是做学术出生的，所以非常看重证据的充分性和推断的严谨性。所以在此之后，我就仔细去反思中国人口政策的各种理由，最后发现，所有的理由其实都是似是而非，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深入思考发现没有一个站得住脚。我本人是做金融的，可以说与人口问题没有关系，但实在是看到这个问题太严重，无法不投入其中。陆妙卿:2010年当我接到第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求助电话时，当时第一反应是这种案件法院不受理，作为律师我不能给求助人任何帮助，当时觉得很无助很内疚。而且这个被强制堕胎的个案就发生在广州，颠覆了我之前认为强制计生只存在偏远山村的认识。之后我开始关注计生政策，致力于消除计生政策中针对妇女的暴力，推动有性别视角的计生政策的出台。阿登：广东的计生执法，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还应该是较好的吧?何亚福：广东一些地方有強制上环结扎，北京没有。广东计生在某些方面是倒退，例如1999年以前，广东农村是二胎政策，后来改成一孩半。尤其是1991年，广东计生搞得最凶。黄文政：广东生育意愿比较高一些。陆妙卿：我之前也这么认为，但接触后发现其实不是，即使在广州，也有很多强制手段，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几年前强制堕胎的案例，另外还有入户先上环等规定。特别是深圳2013年出台的计生条例，是个倒退。条例里将一些以前规定的强制捆绑手段规定进去。这种条例明显是违反上位法的，但地方条例一出台，受害人要维权就困难了。这几年律师们以各种行动方式不断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规范化，法院受理计划生育案件越来越多。比如吴有水律师发起的全国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申请，引起全社会关注，迫使各地公开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广东省卫计委因为拒绝公开，我代理吴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广州中院判我们胜诉。我们14名女律师联名向国家审计署申请社会抚养费审计情况信息公开，审计署给我们的回复也是正面的。首先肯定社会抚养费属于审计事项;同时承认没有进行过全面审计，但对9省45个县进行过审计，审计发现很多问题，并且将审计结果放在网上让我们查询;最后承诺会加强审计。我觉得公众的观念和政府的应对都在慢慢进步。黄文政：社会抚养费在法理上存在严重问题，所以规范化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的基本假设是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大于贡献，但事实正好相反。社会抚养费本质上是抢孩子的奶粉钱，书本钱，和玩具钱。何亚福: 应该取消社会抚养费，而不是规范它。吴有水律师最近发了一封公开信，总体上不错，但末尾这一段“明确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如用于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及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不好。应该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而不应该把社会抚养费用于奖励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以及失独者。陆妙卿:对社会抚养费，我跟何老师和黄博士观点不同。中国人口是否过多，不同人有不同观点。如果认为人过少，应该鼓励生育，甚至给予奖励;那么同样道理，如果政府认为人过多，用经济手段限制生育，有何不可?政府如果仍然坚持限制生育的政策，在所有限制手段中，社会抚养费是我能接受的唯一一种方式，其它的对女性的强制手段应该废除。除非认为自主生育是完全自主，既不鼓励也不限制。这次《社会抚养费征收条例》(审议稿)征求意见时，我提出建议要求一刀切，只征一倍，避免权力寻租。新条例没有统一，只是降低标准，3倍以下，还是有弹性。黄文政:鼓励生育是对家庭给社会的贡献做补偿。鼓励生育与自主生育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何亚福: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当生育率过高时，政府可以提倡少生，但不能强制少生;当生育率过低时，政府可以提倡多生，但不能强制多生。而判断生育率是过高还是过低的标准，就是世代更替水平。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却收效甚微。真实生育率数据过低堪忧阿登:虽然总的共识是公众生育率降低，不过就生育率的真实数据，究竟是否低于1.5，到了严重危机程度，好像各方意见还有分歧?黄文政:我们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回测过年各年的生育率，就发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其实是比较准确的，而计划生育部门的数据高得离谱。这个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可以说生育率大大低于1.5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上个月中旬在财新网发表的这篇文章《不要再曲解人口数据》，详细谈论了生育率和其他数据问题。何亚福：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而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1.85个孩子。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占育龄人口的12.5%)，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山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因此，在平均生育意愿为1.7~1.85个孩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那么，实际生育率最多只有1.7。一票否决制何时休?阿登: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计生政策，单独二胎启动，不过2013年年底，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求是》杂志撰文表示，人口众多仍然是中国基本国情。放开“单独二胎”后，中国依然要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三位怎么看待 这个“一票否决制”呢?何亚福:按照“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一个单位，不管其他方面工作做得多么好，只要计划生育工作没做好，单位领导的工作就会被“一票否决”。甚至那些没有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因为本单位其他人违反计生政策受株连而不能领取奖金，这其实是封建时代株连(或者说连坐)的一种形式。黄文政: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将计划生育工作置于如此优先的地位，客观上强化了人口控制论的权威性，让人口是负担这样以偏概全的观念成为惯性思维。这一方面抑制了社会对惯性思维的合理的质疑和反思，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政府扭转政策的操作空间，最终导致社会的人口和生育观念被极度扭曲却不自知。正是由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催逼，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会采取严厉措施来应对那些可能影响其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现象，导致各地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强制手段必然引起愤懑和怨恨，让暴力抗争此起彼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有人可能会担心，一旦取消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那么计划生育工作将无法开展。姑且不论计生划育政策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如果这项政策必须要依靠被赋予的特别的地位，甚至不惜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并扭曲社会观念才能执行下去，那也说明这项政策在现行架构下早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陆妙卿:李斌的严格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表态验证了我的担忧，你可以生多一个孩子，但妇女要承受的被强制节育强制堕胎的风险不会降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和限制生育政策共同导致的结果。阿登:不过一胎化执行三十余年，一票否决制依然在位，政策僵化，除了大家猜测的计生部门的部门利益固化，是否还有社会观念问题?譬如说，“人口太多会拖累发展”，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多一张嘴巴是消耗社会资源……黄文政：这是两个因素在相互强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人不仅是劳动者也许需求者。但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至少有几十年的滞后期，因为人从出生到进入工作阶段需要几十年时间。中国过去几十的高速发展恰恰是得益于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要成长，要学习，要过更好的生活，而且有愿意为之努力，这才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佐证了我们之前的对严重生育意愿的判断。女性在生育问题的沉重负担阿登:回到陆律师刚才提出的担忧，在生育问题上，妇女要承受的风险始终比另一半更加沉重。 近期也有新闻报道，有某些代表或委员都说，要从一胎化走向强制二胎，观念上没有理清“自由生育”的概念，就很容易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拐弯。全面放开生育，对于女性的生育自由会否形成另一种不合理压力?以前是国家政策严加约束，现在变成了家族式的压迫?陆妙卿：全面放开生育，对女性会形成另一种压力，其实不但对女性，对不想多生的男性也一样形成压力。我有个男性律师朋友，前不久我们聚会说起单独二胎，他说他岳母娘非要他们夫妇生二胎，其实他们夫妇都不想生，但迫于岳父母的压力，不得不考虑生，但这并不是他们真正的意愿。所以要真正实现自主生育，除了要破除现在政府实行的限制生育政策外，也要警惕家族式的压迫。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何亚福：其实总的来说，男人与女人的生育意愿没有多大差别。例如，日《长江商报》刊登了一份婚恋调研报告的结果，此次调研主要是在线调查，共有97594人次参与，最终认定有效样本72660份。其中男性样本35047个，女性样本37613个。针对“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你想生几个孩子?”这个问题，逾七成人希望生育二胎。具体来说，24%的男性选择1个，71%的男性选择2个，还有4%的男性选择3个及以上;女性则是22%想生1个，74%想生2个，还有3%的女性选择3个及以上。黄文政：我认为这些担忧是合理的，也是社会需要关注的，但这不应该成为政府限制生育的理由。当下的限制生育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女性，被堕掉的孩子中，绝大部分是女性。何亚福：事实上，计划生育既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损害了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所以，既需要从国家、民族这种宏观的角度反对计划生育，也需要从个人权利这种微观的角度反对计划生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计划生育都是站不住脚的。陆妙卿：当我们说到计划生育的时候应该明确其内涵，很多时候每个人说的“计划生育”其实意思不同。“计划生育”第一层意思是指“有计划地生育”，即“根据家庭承受力有计划地进行生育以避免家庭状况恶化”，又称家庭计划(英语：family planning)。在这个层面上，计划生育不是中国的“特产”，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的国家。中国有计划生育委员会，美国有计划生育联盟。“计划生育”第二层意思是指“生育数量限制”，即以前的“一孩政策”，现在的“单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第三层意思是指“强制性计划生育手段”。阿登：对于黄先生联名梁建章先生在财新网的系列专栏，我就听到有朋友批评说，类似鼓励多生育，鼓吹人口大国的战略，太国家主义中心视角以及太强的经济说辞，其实很容易漠视了个人权利。我想听听黄先生、何先生会跟身边的女性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吗?黄文政：有人这样担忧是很好的、其实，我们反对生育限制，倡导自主生育的根本出发点是从家庭和个人权利角度出发来看的。即便谈论国家民族这些大的概念，也不是空洞的。我们不认为一个违背千万家庭意愿的政策会对国家是有利的。我们的文章比较侧重于谈论经济社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比家庭和个人更重要，而是因为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这种做法虽然牺牲了个人利益，但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假设完全错误。严厉的生育限制伤害了无数家庭，也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改善生育环境，需要政府企业通力合作阿登：说得好。而且梁建章作为携程的CEO，也身体力行在企业内部推行各种有利于生育的措施，为中国的企业或雇主树立很好的榜样。你和梁建章先生紧密合作，各种人口政策的社会倡导大家都能看到……假设，梁建章先生或其他有识人士，动员其资源拍摄一部柴静现象级的纪录片，会不会对当前的计生政策有更多触动?黄文政：单个企业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梁建章先生之前其实拍过一个电视片。让社会恢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是非常艰难的，可以说是逆水行舟。需要政府，社会，企业通力合作。何亚福：最近广州新城市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在微博上宣布：“凡新城市集团在册正式员工生二胎的，无论是否单独，享正常产假，按时复职上班的，我个人报销被罚的社会抚养费。”曹志伟是广州市政协常委，广州十大杰出青年，广东省、广州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副会长。阿登：所以，自由生育终究是要回归人权层面。陆律师这么多年代理的相关案件中，您觉得哪个案件对于法治层面有改善，能切身体会的。陆妙卿：吴有水诉广东省卫计委关于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一案，我是代理律师，法院判决我们胜诉，该案也获评“2013年十大公益诉讼”。但我认为案子能胜诉，是因为社会关注度高，法官和政府的思维开始有转变。我代理的另两个关于计生的案子，一个留美归国副教授因生二胎被开除告学校的案子，法院没有立案;另一个案子，江西夏润英告江西省大余县计生委强制结扎违法的案子，法院还在审查中，没有确定是否立案。阿登：留美归国副教授蔡智奇因生二胎被开除而诉华南理工大学一案，后续如何呢?越来越多中产阶级选择 赴美生子等途径，曲线突破计生政策限制。陆妙卿：蔡博士的案子我们还会有下一步维权行动。留学人员在国外生育二胎是不处罚的。计生委对留学人才生育问题是有特别规定的。民事程序走不通，我们打算走行政程序。黄文政:还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不多，日，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北大博士、哈佛博士后曹廷炳因被告发生育二胎面临开除，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跳楼自尽，留下妻子和2个孩子，当时39岁。这种把生孩子看成堪比犯罪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是国家的主体，民众的认同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严格控制本国人口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本国民众的认同，破坏国家的凝聚力。“超生”孩子以父母受到惩罚的代价来到人世，容易让其中有些人从小就自认为是多余的人，不该出生的人，或者认为自己是父母从国家赎买来的，这种身份感受会影响到他们对社会甚至国家的认同。预期十三五规划调整人口政策阿登：当我看到张艺谋支付的天价社会抚养费的时候，不免很纳闷，张大导演为何不能好好利用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就计生政策建言，而宁愿支付天价社会抚养费，并让公众和计生部门都干着急。这一次全国两会，我们也陆续看到越来越多的代表或委员呼吁计生政策调整，如果能有积极改变，或许应该从“一票否决制”松动开始?陆妙卿：应该废除”一票否决制“，这对官员来说也是好事。官员本来其它政绩都很好，仅仅因为别人的计生问题就要一否决，这不合理。何亚福：全国人大代表黃细花去年提过废除计生一票否决的建议，今年王名政协委员也提了。阿登：破一票制，看来这是共识了。今年是重要的人口政策制订的时间节点，明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对人口发展预期会不会有调整。黄文政：人口政策调整不会太远，几年时间应该会有大大放松，我个人认为。阿登:黄先生这么乐观，很多经济观察人士也说，人口政策调整，很可能是因为经济低迷，政府需要二胎或全面放开来冲喜，拉动内需?黄文政:不是乐观，而是人口趋势使然。如果你看23-30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未来十年会减少43%。即使生育率(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大幅提升，也无法弥补出生人口的大幅萎缩。如果不在生育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社会服务上下功夫，一般家庭根本没有意愿会去生两三个孩子。陆妙卿:生育不应该与户籍、教育挂钩。户籍和教育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不受任何其它情况的限制。何亚福:放开生育，让现在出生的小孩多一些，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内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减轻将来的养老负担。有人可能要说：“既然你说取消生育限制之后，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了，那你还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里，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多生孩子了(注：生2个孩子不能称为“多生”，因为即使全国所有夫妇都生2个孩子，生育率仍然低于更替水平)，现在还执行生育限制政策，本来还有极少数人愿意多生孩子，现行生育政策不但不保护他们，每年还花费大量计生经费来压抑这些未来的希望。虽然取消生育限制对提高生育率没有很大作用，但这总比限制生育好得多，至少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生经费(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2年“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812亿元)。黄文政：中国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试想，如果全社会只有三分之一的父母生孩子，那孩子会比现在养得更金贵，一般家庭更感觉养不起孩子。反之，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陆妙卿:但个别贫穷的地方也有多生的，前不久还爆出生11个的，但这是极端例子。其实生11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并不是真的想生。所以计生部门应转变职能，服务民众，提供更好的避孕方式，给民众充分知情权和选择权。现在的情况就是收入中上受过教育有自己职业的女性不愿意多生。首先要终结针对女性的暴力。生育风险本来就由女性承担，但现在避孕责任也绝大部分由女性承担。阿登：由此可见，健康的生育文化需要更多利于家庭的税收和资助政策，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开放二胎也好，终结计生暴力也好，也要把各种服务和福利向女性倾斜。这也是我转达女性朋友的观点。好的，我们今天的讨论时间临近结束，现在也请三位做总结陈词。何亚福:希望中国早日实现自主生育。陆妙卿:妇女在国家计生政策执行中不成比例地遭受暴力，而计生政策的形成和转变也缺少妇女的参与。中国计生政策的变化以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为目的，现阶段反对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大多源于人口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中国应放开生育不应再实行计划生育。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在其中被忽略，从严格限制其生育到要求其承担生育责任，这只是从国家父权到家庭父权的转变(吕頻)，妇女的平等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生育自主权不受国家控制也不受家庭控制。需要反对的不是计划生育 而是国家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以及产生的暴力。计划生育事关妇女权利，关键应该变国家强制性为服务性。黄文政：严重低生育率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乃至百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对家庭，个人，社会，民族都会灾难性的的后果。希望中国能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鼓励生育，也就是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阿登:同时向参与讨论的网友致歉，因时间关系，无法逐一回答诸位的问题。最后也提醒大家，关注人口政策问题动向，也可以多浏览黄文政和何亚福两位嘉宾主持的“人口与未来”网站 pop.org/。附录部分网友问答：网友：社会抚养费的标准是什么，一刀切还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用途是什么?陆妙卿：现在的情况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现在社会抚养费是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的。这跟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目的是不符的。何亚福:社会抚养费很大一部分用来抚养计生部门了。网友：现在不是在极力推行法治吗?请问，对于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在这次两会后，能否有所改善?陆妙卿：指望通过一次两会改善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可能不太实际。还是要全社会一步一步推动。我们律师常说的“以个案推动法治”。网友：其实超生与户藉、教育等挂钩，又何须在生育一胎后强制上节育环?!身体小毛病也随之而来。更要每年三季的到村委会查B超看是否有环未孕，缺席还要罚款首次500/次，第二次2倍如此叠加。而社会抚养费之高却不与独生子女奖励等衡。生活压力之大，国家养老制度不完善，又多出一条“常回家看看”想生二胎谈何容易?全面放又有几多人去实践?陆妙卿：查环查孕更是对女性身体权和隐私权的侵犯。政府真的应该检讨自己的行政手段，不应该采取这样低级的手段对付妇女。网友：我当时有节育环，没注意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刚好赶上孕检说是没有问题，以为肠胃不好，等发现不对已经四个多月了，第一个孩子是剖腹产，第二个不要就有可能以后不能要，就有了二宝，然后计生委就要罚款，一直谈不拢。陆妙卿:网友说的这个情况我接触到的个案挺多，有带环怀孕的，有结扎后怀孕的，甚至有个男性结扎术后妻子怀孕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节育手术状况需要检讨，政府应该致力于提高手术质量。另外，这种情况不应该再认定为“超生”。计生部门应该转变思想，由“管理控制”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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