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墨城破_百度百科
《云墨城破》是连载于看书网的一部玄幻小说，作者是颇黎。
云墨城破小说类型
云墨城破内容简介
大燮羽烈王姬野的后代野王与少年军师在这里决战,以不同于历史的角度讲述不一样的九州。 那是燮王朝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关于我自己的九州梦想……
企业信用信息似刀“云墨”划得面如割我想请问,这句话里面的“云墨”是什么意思,
云墨应描写的天气.前文说的是夜朦胧,晚上看的云的颜色.作者表达的是相思之情.但下文；待到木拐三斤重、银丝落肩头,描写的作者遥想晚年白发苍苍,拄着拐杖.上文又提到的‘划得面如割” 指的是脸上出现了皱纹.所以其又以云墨暗指时间流逝.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这句话出自哪里,有了出处就好理解了
扫描下载二维码郭成智文集（墨子）
郭成智文集墨翟故里考辩
墨子出生何地，故里安在，中国学界历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和外国人诸说不一，两千多年无有定论。　　1982年，
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第四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为墨翟故里“鲁阳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为了使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早日“落下户”来，笔者也开始翻阅资料，发现清嘉庆《鲁山县志》载：墨翟鲁山人也。同时还发现墨子在鲁山的一些传说、遗迹，众云鲁山县城西二郎庙乡有“墨翟故里”碑石一方，就是其一。从查考结果看墨翟确属河南鲁山人无疑。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将外国人说和宋国人说作以简要说明。　　一、 关于外国人说　　1929年，胡怀琛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翟是印度之佛徒。他的结论是：“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因而“墨翟印度人也。”他还认为“‘兼爱’‘节用’佛学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　　1935年，卫聚贤在《古史研究》第二集曰：“墨子旧以姓墨名翟，鲁人或宋人，均非。……宋鲁谓其居住地，非其产生地，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阿）拉伯亦不易定”。他的根据是墨子“色黑”、“鼻高”、“秃头而发不黑”，相貌如外国人。　　另有金祖同、陈盛良二君，认为墨翟是阿拉伯回教徒，其根据是墨子著作中，不少句法不是中国人的句法，“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之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陈盛良《墨子文法的研究》）。因而认定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　　外国人之说，当时已被方授楚先生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墨子著作和其它典籍中既无反映，墨子一生活动中又找不到与外国人的任何联系。在那时，一个外国人，能身居异国“苦而为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却又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又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世俗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二、 关于宋国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有“墨翟，宋之大夫。”《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等。其实《史记》、《隋书》、《汉书》都说的是“宋大夫”，范文澜也只把“宋人”当其一说。再则，墨子于宋的活动较多，误以为宋国人者，不足为怪。但墨子公输篇载，墨子到楚国说服楚王不要功宋之后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既然墨子是宋国人，为什么墨子从楚国回来不说是回宋或返宋，而要说过宋。难怪梁启超不但不认为墨翟是宋国人，而连在宋国当大夫也不承认。他说：“查本书中，绝无经仕宋的痕迹。……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笔者为探究墨子宋人说的依据，曾专程到古宋国遗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寻找墨子的遗迹。但民间不曾有任何流传，也未见地方志书有任何记载，可见宋人之说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讨论鲁国说和鲁阳说。　　研究这两说，是考清墨翟故里的关键。因为鲁国与鲁阳，同是一个“鲁”字。尤其是鲁国说，影响甚大。因而首先靠清鲁国说，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了。
　　持鲁国说者，孙诒让是其代表，在他颇有影响的《墨子闲（注：闲——门字里一个月字，念闲，）诂》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国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为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国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国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孙诒让说的鲁国人，即是鲁国人，他说的毕武即毕沅和武亿是也，因为毕沅和武亿为鲁阳说者。毕沅据《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的记载，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奄）地。”看来毕武不但考察了诸说中的“鲁”，而且考察了鲁与四境的关系位置以及鲁为何属，是较为细密的，而孙氏却完全抛开鲁阳（西鲁）之鲁，而仅就鲁国之鲁（东鲁）自圆其说，实为牵强。　　关于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刘蔚华论述的很清楚，本文再就河南鲁山县的名称演变作些说明。　　河南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县，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　　在山东曲阜一带称奄，周成王“践奄”再封伯禽为鲁公才称鲁。《书经蔡中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据刘蔚华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过一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暴乱，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墟。”（《左传》定公四年）这时称为鲁公。刘文还引《诗鲁颂闭宫》：“俾侯于鲁，……乃命鲁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句，说明了伯禽两次受封。从原河南鲁阳迁于山东曲阜的过程。刘蔚华认为：“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此话说的甚当。　　又据今台湾学者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国，共三十七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河南鲁山，山东曲阜。疆域：河南省中部，山东省西部。忘于楚。”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也很明白。　　搞清了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即鲁国与鲁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孙诒让所举“墨子自鲁即齐”，“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所提到的‘鲁’”，就不一定均指鲁国，很大的可能是指鲁阳。笔者查遍墨子著作，从不见言鲁国者，看来孙氏的论断是缺少依据的。　　下面就依据以上之说和其它鲁国说者之论点，考辩于后。　　一、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里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刘蔚华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二、 关于“南游于楚”　　方授楚在考证墨子故里时，也曾驳斥毕武之说，他说：“按楚人之说，（鲁阳当时属楚）毕沅、武亿均由误解‘吕览’高注（即《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谓鲁人即是楚之鲁阳，而非鲁卫之鲁。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其非楚人可知。”就以此认定，墨子不是鲁阳人。笔者认为，这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鲁阳地区的隶属沿革。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载：“鲁阳于周，为东都近畿地，春秋时属郑又属楚。”这就是说，鲁阳原为东周的直属地域，后又属郑，在其后又属楚。原来并非楚地。而且鲁阳又是鲁阳文君的封地，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楚来说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其次，这时的墨子已不仅是个鲁阳人了，而是一个“以天下怀游走四方的学者，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巨子。经常来往于宋国、鲁国、齐国、卫国、楚国等许多地方。”鲁阳虽为故里，但早已是个外乡人了。说他“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与“郢”，也无不可。　　三、 关于“北方贤圣人”和“臣北方之鄙人也”　　孙诒让还根据《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和《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之句，认为墨子“则非楚人明矣。”（孙诒让《墨子传略》）　　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既然他是楚国人，说他是“北方贤圣人”，而不说楚国贤圣人，那墨子就不是楚国人。　　笔者认为，这里说的“北方”，同“南游于楚”的含义一样，因为墨子已名显齐、鲁、宋、卫诸国，不仅仅是鲁阳的贤圣人了。又齐、鲁、宋、卫等均国均居楚之北方，说他是“北方贤圣人”，才能显示出墨子的声望、地位和影响。而且北方这一概念，也完全包含了楚之北方，鲁阳就在楚之北境，因而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墨子是“北方贤圣人是十分确当的。如果说墨子不是楚国鲁阳人，鲁阳文君反而不能说“北方”。如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在楚之东北方，他为何不言“晏婴是东北方善辞者”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　　关于“臣北方之鄙人也”一语，过去一些人把“鄙人”理解为墨子自贱的谦词，实际不然。古人把内地称国，边地称鄙，这句话正是说墨子是楚国北方边陲的人。当时鲁阳正处于楚国北方边境，此语也是十分确当的。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云：“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和《墨子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皆即此意。
　　关于公输般、吴虑与墨子为同乡……　　张纯一先生还在《墨子鲁人说》中断言：“又‘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鲁问篇）显见墨子居鲁北境，故曰南鄙。曰闻而见之，不甚远故也。”方授楚先生断言：“墨子平时交接者如公输般辈，以鲁人为多，也足为一旁证，然则墨子为鲁人（鲁国人）则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矣。”（《墨学源流》）　　张方二君，把吴虑和公输般当作墨子同乡，而又认定这两人都是鲁国人，因而推断墨翟也是鲁国人。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可用的，然而吴虑、公输般是否是鲁国人，还待考定。《太平广纪》载：“鲁班敦煌人，莫详年代。”《古乐府》云：“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从此看出，公输般与鲁班似乎是两个人。到底公输般是哪方人氏，笔者不敢苟同，虽有认为公输般是鲁国人者，但也无据可考。而河南鲁山却有鲁班的传说和遗迹。　　相传当时建筑庙宇，要用今鲁山县赵村南奄窟沱寺（即文殊寺）的古银杏树做庙匾，百姓不忍伐掉此树，经墨翟请了鲁班。鲁班双眉紧锁，绕着树整整转了三天，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两全其美之法，乘星月高挂，亮出绝技，在银杏树正中，竖着锯了一块“中心板”。如今这棵银杏树，历经三千年风雨，仍耸立在奄窟沱寺的遗址上。树围七个人合抱不住，可惜的是，中间仍留有两丈多长指许宽的一条锯缝，令观者叹息。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足为据，但谁又能断定公输般是鲁国人而不是鲁阳人呢？　　吴虑为何方人氏？武亿篡《鲁山县志》，在集传篇中，名子并列于墨翟之后，已入鲁山籍。但他是否是鲁山人，也待学界稽考，但也不要把他经易地说成鲁国人。　　对以上考辩之后，笔者还有几点管见，愿与学界商椎。　　一、
墨学不可能产生在儒学渊源地之鲁国　　《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话道出了墨学产生的时代、思想背景，也说明了孔墨思想的对立。　　考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子当生于孔子卒年前后。今史者多称：“或并孔子时，或在其后”，诸说不一，汪中在《墨子序述学》言：“墨子实为楚惠王同时，……其年与孔子周游列国，儒学之影响已遍及当时的齐、鲁、宋、卫等各地，墨翟青少年时代受其影响当其情理。然墨翟“背周道而用夏政”。鲁是周公之后，周公又为宗法社会之圣人，制礼作乐，建立典章。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遵守周朝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提出“正名”，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而中国第二大儒孟子怒气冲冲地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尽管墨子时代孔子已经作古，然孔子门徒“有名七十二贤，无名者三千”，至墨翟时，孔子的再传弟子不知该有多少。从此可知，墨学不可能产生在礼仪之邦的鲁国，而产生于僻远的近夏之域的鲁阳倒是可能的。看来墨翟当属鲁阳人颇为近理。　　二、 墨翟为何与鲁国政府关系殊少　　从墨子的著作中，墨翟与鲁国政府关系甚少，而与宋、楚关系为多。与宋之关系者，多言墨翟为宋大夫之故，而与楚之关系当何解释？“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至于郢。”“子墨子游耕柱于楚”。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特别与鲁阳文君接触和问答更多。鲁阳文君是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为楚王之重臣，又是楚之封国的国君。他又极力将墨子荐于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看来他与鲁阳文君的关系太密切了，而恰不多见与鲁国国君之交往，是否也可从此推知他是鲁阳人呢？　　三、 关于墨翟故里的传说　　鲁山县赵村一带群众，流传说，此地有“墨翟故里”石碑一方。当地群众言：“墨翟故里”石碑，在民国时期修上汤温泉浴池时铺入水中。尽管此碑没有找到，然在偏僻的山区，群众竟有此传说，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毗连赵村乡的二郎庙乡群众流传说：墨子是鲁山庆云乡人（原庆云乡含有赵村和二郎庙乡一带），还说墨子家旁边有个莲花池，池水是黑色的，后墨子家改姓为黑，这是从何说起，也值得探究。而恰不见墨子在山东曲阜一带的传说。刘蔚华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又是为什么？曲阜曾是他长时间工作过的地方。他却在那里“一无所获”，可见墨子非鲁国人，而是鲁阳人是很清楚的。
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答张振衡、徐治邦先生
1991年6月上旬，山东大学与中共滕州市委在滕州召开墨子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滕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滕州宣传》出了《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专辑》。在此之前，滕州市还为墨子树碑塑像，建馆筑亭。山东大学与滕州市的做法，必将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值得称赞和庆贺的。但对墨子是滕州人这一新论却不敢苟同。尤其对《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见《滕州宣传》1991年第4期）一文深感疑惑不解。似乎墨子原是滕州人，是今天谁把墨子抢到鲁阳去了。那么墨子到底是先由滕州人而被谁抢到鲁阳去了，还是鲁阳人而被错认为鲁国人，今天又被强拉到滕州去的呢？这是一个史学问题，必须把它搞清。　　一、 墨子本来就是鲁阳人，而不是鲁国人　　这个问题可由以下两个事实证明。　　首先，在毕沅、武亿以前没有一个人真正考察过墨子里籍，没有一个人确切地指出墨子是何方人氏，墨子为鲁阳人（今河南鲁山县人）是毕沅和武亿实地考察后的结论。　　秦汉大一统的建立，墨家便被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所扼杀，董仲舒一计“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被称为“显学”的墨学，成了异端邪说，一代圣人也成了罪人。其后，墨子便没有了声息。在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仅三百年，但墨子就已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司马迁只好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含混其词地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此，墨子只落得个“宋大夫”，究竟何方人氏，已成为历史悬案。　　历史大约又前进了三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当染》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在《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闻也。”这时的高诱才明确的指出，墨子为“鲁人”。但这个“鲁”到底是东鲁（曲阜）还是西鲁（鲁阳），他仍没说清楚。　　历史又走过了漫长的一千五百多年，到了清代中期的乾嘉年代。由于西学东渐，外国科学逐渐传入中国，不少门类又与墨学的内容相合，才引起一些学者研究墨学的兴趣。加之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不少学者不敢触及现实，只好在故纸堆里做学问，与是湮没了两千年的墨学，开始了一个复兴时期。但是墨子到底是哪里人氏，仍无人去理会。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曾任翰林学院修撰和河南、山东巡抚及湖广总督的毕沅，根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在《墨子注》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破天荒第一次给墨子定了里籍，而且说的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从此墨子有了家乡住处，不是鲁国（曲阜）人，也不是滕州人，而是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 公元1796年（清嘉庆元年），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家、曾任山东博山县（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知县的河南偃师人武亿（祖籍山东聊城），在他主篡的《鲁山县志》和《跋墨子》中写道：“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纪》：‘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曲阜属兖州）。并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集传篇之首，正式落入鲁山户籍。　　从以上事实看出，墨子从来不是鲁国人，而是完完全全的鲁阳人。至于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提到的两汉时的《淮南子》“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和《盐铁论》“齐国儒墨，缙绅之徒”。如果说“鲁”是指墨子，那么“齐”是指谁呢？难道是孔子吗？至于有关宋人的种种说法，已早被历代学人所否定，故不足多论。　　那么墨子后来怎么又被说成了鲁国（即山东曲阜）人呢？这也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末学者孙诒让《墨子闲诂》成稿，在《墨子传略》中，他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和《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想当然地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山东曲阜人）。他说：“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十日十夜至于郢
’，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这时，毕沅和武亿早已成了古人，自然不能和他争辩，于是鲁国说才误传于世。　　到了民国时期，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广泛传入中国，墨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以及他的科学学说正迎合了当时的思潮。于是墨学研究又盛行起来。在诸说纷纭中，墨子差一点又被胡怀琛、卫聚贤、金祖同、陈盛良诸君，说成是外国人。
　　历史又前进了半个世纪，到了1982年，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4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鲁阳说再次提起，并提起大量新的佐证，引起学界广泛重视。1990年，笔者根据前人的考证，也成《墨翟故里考辩》一文（见1990年《中州学刊》第5期）。曲阜说已无法立脚，于是又产生了“滕州说”的新论。　　从以上事实，清楚地看出，墨子是先在鲁山落户的。《鲁山县志》首先写上了墨翟的大名。而山东省历代修了那么多志书，却竟然没有墨子的名字，就连新成的《滕州市志》（稿）也没有写墨子一个字，后来才按张知寒先生的意见写了进去，墨子一下变成滕州人怎不令学界吃惊？　　二、
墨子自称和当面旁称都是鲁阳（楚）人，而从未称是鲁国人　　《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吕氏春秋爱类》载“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前者是鲁阳文君当面把墨子向楚王自我介绍。这是绝对可靠的，本是墨子鲁阳人的铁证，但孙诒让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证据。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当时鲁阳属楚），说墨子自我介绍也说：“臣北方之鄙人也”。既然自己也言“北方”，当然墨子还不是楚国鲁阳人，所以他斥“毕武说殊谬”。对孙诒让这种错误的妄断后人是应当修正的，但直到今日，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仍把此作为否定墨子为鲁阳人的根据。　　“南方”、“北方”这一概念，只能在一个国度里使用，这本来是古今中外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我们今天说某人是“南方”人或“北方”人，这个人一定得是个中国人。如果说这个人是外国人，是绝然不能使用“南方”或“北方”这个概念的。假设一位俄罗斯朋友，他确实家居北方，但我们不能说他是北方人，只能说他是俄罗斯人，因为他超出了中国的国度。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和墨子自我介绍，都说是“北方贤圣人”和“北方之鄙人也”，这个“北方”当然是指楚国的北部，断然不是指楚国以外的北方他国，这是十分清楚的。如晏子使楚这个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时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国在楚国的东北方，他为什么不说“晏婴东北方之善辞者也”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如果墨子是鲁国人，鲁阳文君应说“墨子鲁国贤圣人”，他自我介绍也应说“臣鲁国人也”，是绝然不会说是“北方”人的。　　另外，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又把梁启超等人的话也搬了出来：“‘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见梁启超《墨子学案》、方授楚《墨学源流》）还有墨子书中记载的“北之齐”、“南有陈蔡”、“东方有莒国”和《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及墨子每次出游出发地和所指方位，而认为墨子不是鲁阳人，而是鲁国人。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这样来认识。　　首先墨子每次云游起于何地，决定于他当时所在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从他的家乡出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他为了止战息兵，兴天下之利，云游四方，席无暇暖，终日奔波不休。他可能今天从宋国出发，明日从鲁国起程，后天又从齐国上路。怎么能以此断言墨子是那里人，不是那里人呢？何况鲁阳与鲁国都是一个“鲁”字，即是从“鲁”出发，也不能断定是鲁国，为什么不可能是鲁阳呢？刘蔚华教授说的好：“‘南游使卫’，卫国在鲁阳之北，鲁国之西，说明这次南游可能是从北燕出发的，能否由此推断出墨子是燕国人呢”（《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子》中谈到的各地方向位置，如“东方有莒国”，莒国确实在鲁国之东，但也是在鲁阳之东。而陈蔡却是在鲁国的西南，而在鲁阳之东南。对鲁阳说“东方有莒国”、“南有陈蔡”也是可以的。即便不是如此，这也不能成为墨子鲁国人的证据。因为说各地的方位时，决定一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犹如今天一个北京人来到了武汉，他在谈到了郑州的方位时，自然说“北有郑州”，绝然不会说“南有郑州”。尽管他是北京人，这时他却是在武汉，只能以武汉的位置而言。如果他硬说“南有郑州”，别人一定以为他迷失了方向，或者神经出了毛病。　　关于“南游于楚”，而不言“南游于郢”，这要搞清一个历史事实。鲁阳在西周时属应国，于春秋前期属郑国，到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楚北进占领了鲁阳。实际方城以外，包括鲁阳的广大地区，一直是楚国的军事占领区，用今天的话说，这里只是楚国的“殖民地”。长时间楚国都未把这里作为他的本土。鲁阳封给鲁阳文君以后，鲁阳又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说墨子“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于郢”是完全可以的。　　张振衡、徐治邦二位先生还提出：“《墨子•鲁问》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答问者再，假若墨子不是鲁国人，何不说游于鲁见鲁君呢？”对这个问题，《墨子》中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鲁问》篇中墨子与鲁阳文君对话有四次，《耕柱》篇与鲁阳文君对话有二次，而与鲁国君对话只有两次。在与鲁阳文君的六次对话中，也没有一次说过“墨子游于鲁阳而见鲁阳文君”这话，这不也是墨子鲁阳人的证据吗？至于张、徐二位先生说的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这次对话本来就是墨子与鲁国君的对话，不是与鲁阳文君的对话。不过这既不能成为墨子为鲁国人的确证，也不是滕州人的根据。　　从以上事实，笔者试想：鲁阳文君公孙宽，只是一个小小县公，楚王之所以把他封在鲁阳，只不过是为了要他守住从郑国人手里夺来的那一方土地。然而墨子与这一方小首领，却关系非常，犹如故旧。仅《墨子》中记载，他们就有六次对话，商讨天下大事。而且鲁阳文君还亲自把墨子推荐给楚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要惠王重任墨子，只是墨子不受而去。而鲁国国君则是堂堂大国之君，墨子却与之关系殊少，《墨子》中记载他们对话和交往仅有两次。仅就此，我们说墨子是鲁阳人，就比说墨子是鲁国人，更令人可信。
在山东考察过的学者，都认为墨子是鲁阳人，而否定墨子是鲁国人　　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凡主鲁阳说的学者，都到过山东，并在山东生活和考察过。过去笔者就曾想：毕沅如何敢下断言“鲁即鲁阳”，认定墨子是鲁阳人？武亿哪来斗胆，敢于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刘蔚华是何居心，要把墨子推出山东？后来，笔者才惊奇地发现，他们三人都在山东生活和工作过，刘蔚华至今还生活在那里。而且他们三人中有两位又在河南生活并做过大量考据和调查。　　毕沅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经学家及方志学家，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曾授翰林学院修撰、左庶子。此后任陕西、河南、山东巡抚和湖广总督。他极力重视篡修志书，每到一地，均倡导修志，调查研究。对名胜古迹、经典文字，善于考据。尤喜邀集名人学士，谈史论文，著书立说。他先后编著有《续资治通鉴》、《经典文字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中州金石记》等。并主持篡修了《西安府志》、《朝邑县志》、《湖北通志》等志书。此外还著有《关中胜迹图记》、《校正三辅黄图》，还辑有《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等。据毕沅家乡今江苏省太仓县志总编室收集的资料表明，毕沅在任河南、山东巡抚时，每当外出巡视，凡遇名胜古迹，都要下车踏勘，瞻拜咨访，详细记录，绘制图形，认真考证，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他之所以敢于断定“吕览高注”，说“鲁即鲁阳”，是占据着大量第一手资料的。　　第一个把墨子写进《鲁山县志》为墨子在河南省鲁山县落户的武亿是清乾隆进士、清代方志学家、考据学家。武亿善治经史，精于金石文字之学，极为重视名胜、山川、遗迹、人物、史事的考据。著有《经读考异》、《群经义证》、《偃师金石记》、《授堂诗抄》等。在他任博山知县时，就创办范泉书院，亲自讲授，闲暇之余，寻古探胜，多方考察。后因得罪和（王申），被劾罢官。而后在济南讲学、著述，三年后返回河南。并被邀请撰修《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陕县志》、《安阳县志》和《偃师县志》五部志书。他主修的嘉庆《鲁山县志》全书二十六卷，四十万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文字简明，体例完备。对鲁山县的山川、关隘、户籍、物产、历史、人物、胜迹、金石、经籍，记载详细，考证认真。对有争议的史事，广征博引，汇其百家，断以己见。他敢于把墨子落户鲁山，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他和毕沅都是清代考据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考证是具有权威性的、可靠的，而孙诒让否定毕武的结论却是毫无根据的。孙诒让自己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看来他是坐在书斋里，从“古书”中考证的，当然要出错误。　　关于刘蔚华教授，笔者还不知他的经历，从他与笔者的通信中，知他是一位十分严肃，十分认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者。他说：“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鲁人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墨子生活于战国初期，去孔子未久，能提出那样一套否定儒学的主张，不大可能是东鲁的产物。鲁之名溯其源又来自鲁山封给周公，因此断定墨子是西鲁之人……”。　　正因为如此，刘蔚华先生《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的文章，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高度赞赏。1982年刘蔚华教授的文章在《中州学刊》发表以后，《中州学刊》的徐仪明同志去北京看望冯先生（冯先生系《中州学刊》顾问）。冯先生对徐仪明同志说：“请给刘蔚华同志捎个信儿，我赞成他的观点。长期以来的历史悬案，刘蔚华算基本把它说清楚了，希望你们和刘蔚华同志继续把它研究下去。”这个信儿不知是否捎给了刘先生，可惜冯先生已经作古了。　　另据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载，墨子亡于楚国。李永先先生在《也谈墨子里籍所在》（《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8期）中也说：“墨子晚年客居鲁阳，还可能死于此地。”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人到晚年，即是迢迢万里，也要“落叶归根”。墨子活了八十多岁，大约卒于周安王中期的公元前393年。如果楚不是他的故土，他岂能在垂暮之秋，再从鲁国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而做游魂外鬼呢？再则，至今鲁山仍有大量墨子遗迹与传说，墨子绝非是“客居”鲁阳，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阳人也是事实。
《墨子》中的鲁山地区方言
认定墨子是哪里人，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定论的，应以大量令人信服的史实为根据。李永先先生在《也谈墨子里籍所在》（见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90年第8期）中说：“决定墨子是哪里人，最重要的是从其作品中找到根据。”这话说得有理。为此，几年来笔者反复研读《墨子》。竟真的从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墨子》中所使用的大量方言词语，在今天鲁山及其周围的一些地区，仍广泛使用着。笔者试想，这是否能成为墨子鲁山人的又一佐证？鉴于笔者自知浅陋，不敢妄断，故愿就教于热心墨子研究的广大学人和各方名家。　　一、鲁山地区土语　　 （一）“荡口”　　《墨子耕柱》第四十六（以下只引篇名）中，墨子在同鲁阳文君对话时曰：“言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在同篇与巫马子对话时又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言，是荡口也。”“荡口”是什么意思？孙诒让《墨子闲诂》以为是“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也言是“徒费口舌”。其实这是鲁山地区土语，意思是指那些言不由衷，夸夸其谈，唠叨不休，并不实行的人。鲁山地区群众现在仍称这种人“荡子嘴”或“汤子嘴”，也说“滚汤子嘴”。它既有白费口舌之意，也指夸夸其谈之人。墨子这里给鲁阳文君说的就是：说到能做到，就不妨常说，做不到就不要多说，做不到还要常去说，那就是“荡子嘴”了。对巫马子是说：你说的话对人有利没利？若没有利你还说，就是说废话的“荡子嘴”。那么何以叫“荡子嘴”？因为墨子家乡有一温泉叫上汤，温泉又连接着一条小溪流向沙河。温泉里的水，天天向外流着，并发出咕嘟嘟、哗啦啦的响声。这响声终日不断，没完没了，就象是一个人，唠唠叨叨，无休无止，后来人们就把那夸夸其谈的人称作“汤子嘴”。又因鲁山地区人称开水叫“滚水”，因而又把“汤子嘴”说成“滚烫子嘴”，古时汤荡相通，就称作“荡口”了。而滕州却无“荡口”之说，而多把这唠唠叨叨说废话的人叫“磨叨”，有的叫“吁磨”。
　　（二）“批扦之声”和“杀伤人之孩”　　
在《修身》第二中，墨子教训士人君子曰：“谮慝之言，无人之耳，批扦（扦应为杆——笔者）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这里墨子教诲士人君子，不要听信谗言，不要说伤人的话，不可有害人之心。那么墨子为何用“批扦之声”比喻伤人的话，非鲁山地区人就不得而知了。因而孙诒让《墨子闲诂》说：“批：击也”。张纯一《墨子集解》说是：“口不出恶言”，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释为“批与击同，扦与扰同”。说“批扦之声是打击人的声音。”　　在鲁山地区，人们把竹竿和木杆破裂损坏叫做“批”或“劈”，如“这杆给弄批了”。破裂的竿或杆，发出的声音是很难听的，故把人们难听的声音比做“破竹杆腔”。墨子说的“批扦之声，无入之耳”就是叫士人君子不要说难听的话。那么墨子为什么“用破竹杆腔”做比喻呢？因墨子的故乡在鲁山西部，紧靠伏牛山主峰木大岭东侧。这里山峦起伏，河水纵横，不但有茂密的森林，也有大片竹林，现今这里还有竹园、小竹园、竹园沟、竹园岭，东竹园、西竹园等村庄，可见这里的竹林之多。墨子出生贫贱，幼时就出没在林海和竹园中，辛勤劳作，砍竹伐木，那破批的竹与杆发出的刺耳声音，是一定听够了的。假如他没有这样深刻的体会，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自然，不了解墨子家乡的环境和方言，墨子这些话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确实土得太很了。而滕州一带多把人们难听的声音比作“破锣”，没有“破竹杆腔”之说。　　关于“杀伤人之孩”一语，毕沅《墨子注》释为“孩当读如根gai”，（gai草字头下面亥字，意指草根）后人多从毕氏之说，未敢再做解释。其实毕沅的解释也是不对的，“杀伤人之孩”也是鲁山俗语，是杀害别人家的孩子的意思。古人把杀害别人家不懂事而幼小的孩子，视为罪大恶极，因而常以此作比。如今天仍有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和善良，就常说“咱绝不会把人家的孩子丢坑里撂井里。”意思即是说不会杀害人家的孩子。　　（三）“隆火”　　《非攻》（下）第十九：“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城间西北之隅。”这“隆火”二字，也把一些墨学家们搞得莫名其妙。毕沅《墨子注》说“隆疑作降”。王念孙《读书杂志》与李渔叔以为“隆与降同”，孙诒让也不得其解，只好从毕、王之说，认为天命融“隆火”就是“降火”。实际上他们都不懂鲁山土话。直到今天，鲁山地区群众仍把“生火”“点火”叫“隆火”。譬如冬日客人到家，就说“快拿柴隆火”，或“把火隆起来”，意思是让客人烤火取暖。过去一般地区多烧柴草，由于墨子故乡林木和毛竹很多，而多烧竹木。因为含油质的松木、柞木和毛竹烧起来，火势很旺，竹节叭叭作响，火焰隆隆有声，故人们又叫一堆火为“一隆火”，把生火、点火也就叫做“隆火”了。而滕州只讲“点火”、“引火”，不讲“隆火”。　　（四）“毁丑”　　《贵义》第四十七中，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只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苟而雠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只用一布之慎也。”《亲士》第一又曰：“昔者文王出走而正天下，恒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而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这里所言的“毁丑”和“丑”是同一个含义，今多指丑陋和令人厌恶或可耻的事物。鲁山地区人把丢面子和受污辱，叫做“丢丑”或“出丑”，有时也叫“丢人”。上面前者说的是，今天士人君子用自己的身体，还不如商人用一个钱慎重。商人用钱买东西总是要挑好的；而士人只要想到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便去做，结果重者遭到刑罚，轻者毁名声“丢丑”，所以士之用身还不如商人用一个钱慎重啊。《亲士》中说的是，晋文公曾经逃亡，齐恒公也曾丢掉国家权力，越王勾践在吴王那里受到那么大的耻辱，丢那么大丑，他们三位后来成功名扬天下，却是丢了大丑，遭受了挫折啊！李渔叔只简单地释为“丑与耻同”，他还是不懂鲁山方言，不知鲁山土语“丑”与“毁丑”的真正含义。滕州地区多言“丢人”不言“丢丑”。　　（五）“安生生”　　《尚贤》（下）第十中，墨子劝天下王公大人，如何才能成为贤人时，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则得治。若饥得食，寒得衣，乱得治，此安生生。”这里的“安生生”是什么意思呢？张纯一认为“安与乃同”，是说“如此乃得生生。”到底“安生生”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楚。其实鲁山人一看就明白。鲁山人把“安生生”也说成“安安生生”，或简单说成“安生”。在鲁山方言中，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安静的意思，如小孩子逗逗闹闹的，大人就会说：“安生生的，不要调皮”。另一层意思是安宁、安稳的意思，多指生活的平静和安定。如过去人们常常抱怨：“反动派闹得人不得安生，啥时候才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墨子在这里说的就是有力量的快去帮助人，有财钱的快去分给人，有学问的就去教给人。如果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则得治，这样人民群众就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了。　　三、 鲁山地区习惯口语　　《墨子》里有很多词语，外地多不使用，或仅用作书面语，而在鲁山地区却是普遍流行的口语。　　（一）“强梁”“不材”　　《鲁问》中，鲁阳文君以郑国人三世杀父，已受到了天的惩罚，也要帮助天去讨伐郑国时，墨子劝鲁阳文君说：“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其父之志。’则其不悖哉！”孙诒让在释“强梁”时曰：“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庄子山木》释文云：‘强梁多力也’。《诗大雅荡》、《毛传》云：‘强梁御善也。’”孔疏云：“任威使气之貌”。“不材”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解释。实际“强梁”是鲁山地区方言，是蛮横、霸道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人多强梁。”“不材”是说一个人没能耐，没出息，鲁山地区称之为“没材料”。父亲用鞭杖打他，而邻居的父亲也举起棒打，还说打是顺其父的意志，这不是很荒谬吗？墨子的话说得是很明白的，然而孙氏引了那么多书，还是没把“强梁”的意思说清楚。原因是他这个家居中国大东南的浙东人，没有到过中原鲁山地区，不懂鲁山地区方言。即使他把那些古籍经典查遍，也是难以把“强梁”的意思弄明白的。而滕州却没“强梁”和“没材料”的说法，而多把“强梁”说成是“恶”，把“没材料”说成“笨”或“憨”。
　　（二）“宾服”　　《节用》（中）第二十一，墨子曰：“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止，北降幽燕，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非攻》（中）第十八又曰：“饰攻战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此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宾服”一词，鲁山以外地区很少作口语用，多用作书面语，而鲁山地区，却是普遍流行的口语。它有服气、服从的意思，也有臣服的意思。李渔叔释作“归降”是不确切的。如现在鲁山地区人仍常这样说：“你厉害咋的？人家就不宾服你！”或说：“这个人真行，咱宾服人家。”而滕州只讲“佩服”，不讲“宾服”。　　（三）“待客”　　《七患》第五，墨子在谈国家的七大祸患时，谈到第三患时曰：“先进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这里说的“待客”就是指以丰盛的酒食招待客人，今人多言请客或宴客。而鲁山地区群众至今仍习惯说“待客”。如人们常说：“今天李家待客了。”“你家待了几桌客？”墨子这里说的是耗费民力去做无用的事情，赏赐没有才能的人，国家财宝都为请客用完了，这是国家的第三祸患呀。墨子齐鲁宋卫跑了那么多地方，总忘不了家乡的土音土调，看来真是乡音难改啊。而滕州只习惯说请客，不说“待客”。　　（四）“将养”　　《非命》（上）第三十五中，墨子说，如果相信天命，在上位的人就不主政事，在下面的人就不去工作，这样就会“上无以供粢盛酒
祭醴上帝鬼神，下无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寒，将养老弱。”孙诒让以为“将养是抚养之误”。李渔叔把“将养”释作“侍养”。“将养”在鲁山地区多指调养、赡养、扶养，并含有艰难维持生命的意思。如嘱咐病人说：“好好将养，不要着急。”这里指扶养。还说：“老人家老了，可要给将养好。”这里多指赡养。而滕州却无“将养”之说。　　四、 鲁山地区的惯用单音词　　《墨子》里除有大量鲁山地区土语和习惯用语外，还有许多鲁山地区的习惯用单音词。　　（一）“饥”　　“饥”与“饿”都是腹中少食而想吃东西的意思，只是饥饿程度不用罢了。王力主编《古代汉语》认为，“一般的饥叫饥，严重的饥叫饿。”尽管东汉高诱注《淮南子说山训》云“饥，食不足；饿，困乏也。”但历来还是把“饥”和“饿”当同义词用，“饥”可以说成“饿”，“饿”也可以说成“饥”，是没有人把饿说成“困乏”的。但“饥”和“饿”，各地在习惯用法上却有不同。鲁山地区就常用“饥”而不用“饿”。如问人：“你饥不饥？”却不问你“饿不饿”。说：“我饥了”，却不说：“我饿了。”这是鲁山地区人在“饥”和“饿”的习惯用法上的一个特点。在《墨子》里，很多地方在讲到饥饿时，却用“饥”而不用“饿”和鲁山地区的用法一样。如《节葬》（下）第二十五回中，墨子在批判古人处丧方法时说：“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cui
die）垂涕……又相率不食以为饥。”这里说的“强不食以为饥”，即是忍着饥不吃饭。本来可以说忍着“饿”，但却用了“饥”。又如《非攻》（中）第十八：“食饭之不食，饥饱之不节”和《兼爱》（下）第十六“饥则食之，寒则衣之。”《尚贤》（下）第十三：“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等，处处皆是。而滕州地区却习惯说“饿”而不说“饥”。　　（二）“中”　　“中”这个单音词的含义有中心、中间、符合、适合、恰好、得到等意思。在鲁山地区方言里，它还有“行”、“成”、“好”、“可”的意思。在鲁山地区对“行不行”、“成不成”、“好不好”、“可不可”，都可以说成“中不中”。　　《辞过》第六中，墨子谈到圣王的“衣服之法”时曰：“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不）温，夏则不轻而（不）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侮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chi xi之中，(chixi意指：细葛布粗葛布)足以为轻而清，谨此则止。”这里共用三个“中”字，第一个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的“中”是符合的意思。后两个，即冬则练帛之中的“中”和夏则
之中的“中”，都是“行”和“可”的意思。是说冬天穿生丝做的衣服就行了，已经够轻和暖和了；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做的衣服，也就可以了，已经很轻和凉爽了。李渔叔把第二、第三个“中”释为“中衣”，即古时的内衣，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夏天是无需“中衣”的，墨子又那么注重节用，他怎能忍心叫人那么浪费？　　《墨子》里把“中”字当“行”、“成”、“好”、“可”来用，是很多的。如《法议》第四：“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仿依以从事，犹愈已。”这里用的两个“中”，都是鲁山地区所说的“成”和“好”的意思。墨子是说各种工匠只要照着上面五个法度去做，巧者能做成做好，不巧者虽然不行，但只要模仿着干，也一定能胜过自己。这里所用的“中”，都是典型的鲁山地区方言。而滕州多把“行”、“成”、“好”、“可”说成“管”，却不讲“中”。　　（三）“石”、“斗”　　石和斗是过去通过的计算容量的单位，本身并不是鲁山地区方言，但鲁山地区群众过去说到重量时，不说斤称，而总以石和斗代替重量，如“这辆车可以载十石”，“这粮食有七、八斗。”《墨子》也有大量的这种说法。如《鲁问》中，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备城门》中：“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又曰：“百步一井，井十（），以木为系连，水容器以四斗到六斗者百。”过去许多学者把斗娱作“什”或“十”，实际是不懂鲁山地区人的方言习惯。　　以上所举《墨子》里的鲁山地区方言，由于几千年的文化交流，个别词语在其它地区也会出现，但这么多方言土语统统与鲁山地区方言相合，绝非偶然，如果墨子不是鲁山人，他是讲不来那么多鲁山土话的。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是土生土长的鲁山人。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全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州木石镇人。张先生引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说：“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又引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说：“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认为，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张先生还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推断，“目夷”就是“墨胎”，与伯夷、叔齐姓合，因而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让国和伯夷、叔齐二人让国，这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认定公子目夷之后，就是伯夷、叔齐之后。　　关于墨氏，过去不少人认为有两支：一是孤竹君墨胎氏一支，二是宋公子目夷氏一支。其实所说的这两支，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说的是“墨胎”氏，后者说的是“目夷”氏。“墨胎”同“目夷”不但字形不同，读音各异，而且两者既不在同一时代，又不处在同一地方，一个是商汤所封，一个是宋国所赐。说“目夷”就是“墨胎”，完全是一种臆断。“墨胎”与“目夷”是两个姓，这是很清楚的。《史记伯夷列传》云“孤竹君是殷三月丙寅所封”，其《索引》又引应劭的话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史记殷本纪》云：“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篡》说：“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氏，后改为墨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路史国名纪》曰：“今平之卢龙有古孤竹城，……营州皆其他。”这说的都是“墨胎”氏，不是“目夷”氏。　　关于“目夷”氏，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是这样说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墨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为微子之后。《广韶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张知寒先生也引《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　　很清楚，这里说的是宋公子“目夷”氏，不是孤竹君之“墨胎”氏。虽然《世本》把“目夷”氏的“目”说成了“墨”，这里决不就是“目”夷同“墨”夷之故。宋以前的典籍，把“墨胎”和“目夷”就分得很清楚。从同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的《史记》看，《伯夷列传》记伯夷为墨胎氏，《殷本纪》记契之后裔有“目夷氏”，足以确证他们是两码事，而不是一码事。说墨氏是墨夷氏演化而来，怎能令人信服呢？　　笔者以为从目夷这个姓上去推断墨子是滕州人，实在有些荒谬。　　张先生第二个结论是：“从墨子思想的学术渊源来看……墨子的学说只能是邾娄文化区的产物”。“因为孔墨同源异流”，“都是古代东方伦理思想家。如果他们不成长在重仁义、讲伦理的邹鲁文化区（这里张先生又言“邹鲁文化”），就很难培养出以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特色的孔墨思想。”因为鲁阳属楚，荆楚属“艺术性文化”。故墨子只能是滕州人，绝不是鲁阳人。　　这里张先生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孔墨同源异流”，二是鲁阳属“艺术性文化”。　　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应当首先考清鲁阳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鲁阳地处楚国北部边境，如《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墨子止楚攻宋至郢，也向楚惠王自我介绍说：“臣北方之鄙人也。”（《吕氏春秋爱类》）鲁阳不仅在楚的最北边境，而且根本不属于一个文化范畴。从隶属关系上，鲁阳于春秋前期属郑国。虽在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楚北进占领了鲁阳，但鲁阳只是楚国的军事占领区而已。从文化渊源上说，鲁阳属于中原文化。同时鲁阳地区又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汇的主要孔道和碰撞点，而且鲁阳距楚之腹地今湖北江陵一带遥遥千里，无论是气候、生态、风情、文化都不属于一个区域。以历史概念说，鲁阳为中原之土，楚国为南蛮之地。用今天的概念说，鲁阳为北方，楚地为南境，即便荆楚文化是纯“艺术性文化”，远在楚本土之外的鲁阳与之相比也是很大差异的，怎能把鲁阳地区文化笼统归入荆楚“艺术性文化”区呢？　　再则，在一个国度的某一历史时期，只能说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什么，不能一概谓之纯“艺术性文化”或纯“伦理性文化”。这样单纯的文化类型，古今中外都是没有的。　　三则，鲁阳北临京都洛阳为京畿之地，近处夏人主要活动地域的嵩山之阳，并紧靠夏禹初逢地阳翟（今禹州市），又是殷人活动的主要地区。荆三林先生在《试论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中说：“殷商的活动范围是和夏基本一致的，都是以河洛之间为中心。夏禹都阳城（今巩县南阳城山）、阳翟，即汝颖等河上游地区，显然殷商也就在汝颖等流域活动。而后又有南毫、北毫，显示了商的活动地区是在夏的东南方”。鲁阳正在这个地域之中，怎么不看鲁阳与夏文化、殷文化的渊源与联系呢？　　追根求源，墨子思想学说出于夏，犹如《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庄子天下》曰：“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qi
jue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子闲诂》云：“墨子于礼则法夏黜周，乐则又非之，与儒家六艺之书不合。”《墨子》中，墨子称颂“尧舜禹汤文武”或“禹汤文武”者有十多处，而非“桀纣幽厉”者，也有十多处。如《天志》下第二十八回：“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从而贼之。”显然，墨子是以尧舜禹汤为楷模的，自然并蓄历代圣王之思想精萃，而与“孔子之术”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孔子以“仁”、“义”维护种族统治，墨子以“兼爱”兴天下之利；孔子用“天命”禁锢小人“犯上作乱”，墨子以“天志”、“明鬼”压王公大人行天下之义；孔子鼓吹“上智下愚”鄙视劳动人民，墨子倡导“举贤荐才”，推崇劳动创造精神；孔子大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墨家义正词严地宣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故墨子立题《非儒》对“儒术”口诛笔伐。孔墨怎么会“同源异流”？张先生硬把儒墨扯在一起，并断言墨子思想只能是“邹鲁文化”区的产物，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墨子思想只能产生在近夏之域的鲁阳，绝不会产生在儒家思想渊源地之鲁国。　　张先生第三个结论是：“墨子的学说，只能是‘邾娄文化’区的产物。因为这个地区物产丰富，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手工业、商业特别发达，而且文化也较其它地区先进，具备培养杰出人材的各种客观条件。”而“荆楚文化”、“燕晋文化”和“戎秦文化”都落后于“邾娄文化”。因而断言“如墨子不生长在三邾地区，也不可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　　那么是不是鲁阳落后于“邾娄文化”呢？　　根据在鲁山县与南召县相毗连的云阳镇（墨子家乡距此只有20多公里）发现的杏花山猿人（也叫“云阳人”）鉴定，杏花山猿人与“北京人”同时，这说明鲁山与南召一带早于五六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1943年，荆三林教授对鲁山县“邱公城遗址”（鲁阳故城遗址）的调查报告《邱公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中就发现有“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彩色陶片和陶器”，也有“薄而光的黑色陶片和陶器。”（参见荆三林《试论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春秋分记》记载鲁阳说：“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食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竹书记年》载：“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从此看出当时鲁阳是刘累居邑。到武王伐纣克商，鲁阳又成周公的初封地。到诛管察后，才迁到曲阜。如果当时鲁阳文化落后，刘累也不会迁于鲁阳，武王也不会把周公封在那里，而把鲁阳作为鲁国的都城。另外鲁阳为东周都城洛阳的近畿地，又近处夏人主要活动地域的嵩山之阳，紧连夏禹初封地之禹州，距“七朝都会”开封和中华民族最早文化发祥地之一，被称作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安阳也只有几百里。
鲁阳地处中原，中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之一。而张先生却认为鲁阳地区文化落后于“邹鲁文化”，并断定鲁阳地区培育不出墨子那样高水平的人才，实在令人遗憾。现在笔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墨子不成长在中原的鲁阳，就不可能成为那样伟大的科学家。　　张先生第四结论是：“墨者，以屐jue为服。”屐jue
又为“邾娄族所制。”还说“三邾地区自古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这里的居民，把‘玄鸟’视为祖先，墨子之所以以‘翟’为名，就是因为翟乃凤的别名，而凤凰又为玄鸟衍化而来。墨子用‘翟’为名，以示不忘所出，也可证明他乃小邾国的遗民。”　　关于“ 屐jue
”是否为邾类族人的发明，笔者未曾考过，不敢断言，但它绝非只有邾娄人所有。屐jue
只不过是古人穿的一种鞋，通常木底，或有齿或无齿。有齿者可以防滑，也有用草或布做成的。东汉人刘熙在《释名•释衣服》释“屐”曰：“帛屐，以帛做之，如屐者，屐不可践泥也，屐可以践泥也。此也可以步泥而涣之，故谓之屐也。”“释‘jue’曰： ，草履也……出行著之屐jue 轻便，因以为名也。”《晋书宣帝纪》云：“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两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从以上看“屐
”和“jue”是不同的，“ 屐”可以践泥，“jue”不可践泥。屐多用木板和草做成，屐也有用帛做成的，并且比屐精致、轻便。这种物件，鲁山地区前些年农村还保留着。有用木板做成的，以绳系在脚上穿，有用木做底而用皮或布或草做面的，人们多叫“泥屐”或叫“木屐”。有者下面钉以铁齿，以防在泥泞中滑倒。这种东西，本不是什么复杂器物，不需要高深的科学技术，想必具有五六十万年历史的“云阳人”的后人们，在墨子时代也是可以造出来的，不可能就是邾娄族人的“专利”。　　张先生第五个结论是“在今之滕州境内，尚有不少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除前面说的目夷墓以外，尚有位于小邾国北境的染山，相传就是因墨子曾在此叹‘染丝’而得名的。滕州东南四十多里处，乃古目夷国所在地，那里尚有不少遗迹可寻。如木石（台）镇附近，还有东台（夷）、西台（夷）、南台（夷）、化石（台）沟等自然村，此地还有目台（夷）山、目夷亭以及沂（夷）河等等。”笔者认为以上所列遗迹有多么勉强，不知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个“染山”就是墨子叹“染丝”的地方。鲁山墨子故里附近就有染庄、染河，笔者还无暇去考，不知墨子是不是在那里发过“染丝”的慨叹。张先生把
河的“沂 ”也认为是“夷”字之讹。沂河那么长，有些河段远距木石镇数百里，怎么能能给“目夷”的“夷”扯在一起？　　为此笔者又想到鲁山墨子故里附近的墨爷庙、墨子祠（群众又叫墨子讲道处）和其它种种传说和遗迹，看来这些东西也是墨子鲁山人的确证了。
　　墨子姓氏、先祖考略
　　墨子到底姓什么，犹如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故里在什么地方一样，也诸说不一。由于姓氏是溯及一个人先祖和其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故探究墨子姓氏，也成了重要课题。本来，从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墨子为“墨翟”和《吕氏春秋》高诱注称“墨子名翟”之后，墨子姓墨名翟，已无异辞。但以后，又诸说纷起。　　一曰墨子“姓翟名乌”。元代伊世珍《琅（女寰）记》说“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鸟飞入室中，炎辉照耀，目不能正警觉。生乌，遂名之。”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本此说，认为墨子“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　　二曰“墨家废姓，以墨为道。”现代学者江（王泉）著《读子（
）言》，在《论墨子非姓墨》一章说：“墨家诸入无一称姓，则墨子之‘墨’，断非姓明矣。窃疑墨家之学，内则薄葬，外则兼爱，无亲疏之分，无人我之辨，示大同于天下，与礼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同子其子之义同。以宗族姓氏为畛域之所生，故去姓而称号，以为其兼爱、尚同之量，又与释氏之法同。”又说：“墨子原书多称子墨子，夫称曰子者，皆尊美之词。不系于别号，即系于姓，然皆曰某子，断无以子字加于姓之上者。……若云墨为姓，则孔子可称子孔子，庄子可称之子庄子乎？”另有胡怀琛《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为‘
貊 ’之转音，‘翟’即为‘狄 ’之异文，墨翟即‘ 貊狄 ’或‘ 蛮狄 ’”。他的结论是“‘墨翟’者‘ 墨狄
’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 狄 ’”。1935年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出版，也认为墨子非姓墨，称“墨”是因为墨子“色黑和衣黑”之故。　　
三曰“墨”为刑徒之名，或“色黑、瘠薄”之义。去台学者钱穆先生，不仅认为墨子非姓墨，并对“墨”还有新的解释，他在其《墨子》第一章《墨子传略》中说：“余考墨乃古代刑名之一。……古人犯轻刑，往往罚作奴隶苦工，……故知墨为刑徒。转辞言之，便为奴役。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故随被称为墨了。”时过半个世纪之后，1991年蔡尚思先生也说：“墨也许是姓，也可能含有色黑、瘠墨（俭薄）、绳墨、墨刑等含义，而以因为刑劳而致色黑，与其实形俭薄，以绳墨自矫为近是。”（《墨子研究论丛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四曰“墨子姓墨胎氏
，省为墨氏。”《史记伯夷传》“索隐”引应劭曰：（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胎氏”。《通志氏族略》和《元和姓綦》云：“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后来的一些辞书和关于姓氏的书，也有言墨子姓墨胎氏的。如史国强著《中国姓氏起源》云：“商朝有附庸国孤竹国，其地望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孤竹国君名墨胎，是伯夷、叔齐之父。墨胎的后代子孙有的以国为氏，得孤竹氏，有的以祖上名字为姓，遂有复姓墨胎，后省文去胎字，成为墨氏。”《辞源》“孤竹”条云：“古国名，墨胎氏。在今河北卢龙南。存在于商朝、西周、春秋时。”　　五曰“墨子姓目夷氏，演为墨氏”。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说：“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墨子的姓氏、祖籍起了很多猜测。我们以为，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中说：“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说又成了张知寒先生墨子里籍“滕州”说的基石，并断言说“公子目夷实为第一代墨夷子，而墨子可能就是出生于小邾国的末代目夷子。”（《墨子研究论丛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以上五说的前两说，即“墨子姓墨名乌”和“墨家均废姓，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完全是一种神话，与那些因梦感孕，吞卵而胎的大人物出世，一样玄妙、离奇，从无人相信。就连坚信“墨子非姓墨”的胡怀琛先生也说：“道书中之《琅（女寰）记》，谓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入怀，而生墨子，故以‘乌’名。君以此说以为如何？曰：道书之言多神仙怪诞之事，固不可信。”（《墨翟为印度人辨》）之于墨家是否废姓，在当时，方授楚先生就坚决给予否定。他说：“按墨家诸子其姓可考者，甚多。如禽滑厘之姓禽，此无可疑者；高石子自称曰石（《耕柱》篇），则高当为姓，公尚过自称曰过，（《鲁问》篇，则公尚也当为姓；胜绰墨子称之为绰，（《鲁问》篇），则胜也姓也。就此墨子书中直接推证，知墨家未尝废姓也……无墨家弟子有高河、高孙子、禽子弟子有许犯、索卢珍，犯弟子有田系，墨家钜子有孟姓、田襄子，均当为姓名具备者”。
　　关于“墨为刑徒之名”，或“含有色墨、瘠薄之义”的说法，论者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想，尽管听来有些道理，但似乎也不可能。墨子兼爱，苦而为义，利天下为之，是具有崇高美德的“圣人”和墨派　　钜子，万万不会同“刑徒”联在一起。虽然墨子生活俭薄，辛苦所极，肤色黑枯，也不会自持功劳，以为自名。若是门人弟子如此称之，给自己的师长送上浑号，也是有失尊重的。故此说也很不合情理。　　关于墨子“姓墨胎氏”或“姓目夷氏”，“后省为墨氏”之说，两者确认墨子姓墨，但两者所指渊源却不同。前者认为墨子先祖为孤竹国君，后者认为是宋公子目夷子。孤竹君是商汤所封，墨胎氏自然从商汤所始；目夷子是宋襄公长兄的儿子，因封到目夷这个地方后才称目夷子，故目夷氏只能始于春秋之季。这样看来，墨胎和目夷这两姓的源头，要差近千年，而且都是一种推断，谁也没有列出证据。尽管顾颉刚和童书业先生再三强调：“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也只是从“墨”这个姓上推论的，故他说“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然而“墨”与“目夷”，不仅自形不同，读音也不一样，怎么就能认定是一个姓呢？即便字形、字义相同，也是不能如此推论的。在中国同一个姓，不同源的很多，怎么能认为同姓就是一家呢？张知寒先生的论断更令人费解，他认为墨子是目夷子的后裔，其主要根据只是目夷子的封地和墓葬在滕州。但这又怎么就能说明墨子是目夷的后裔呢？墨子与目夷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么衍化为墨氏的，张先生却没有作出任何回答。如果说姓墨就必定是目夷的后裔的话，那么《潜夫论赞学》中所记载的“舜师纪后，禹师墨如”，该如何解释？这位早于目夷子一千五百余年，被夏禹就尊为师表的墨如，又该是何人，他又是谁的后裔呢？　　张知寒先生还断言，“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同上）。”然而，曾任监察御使、北平按察副使和兵部侍郎的明代陕西高陵人墨麟，却生在陕西高陵，而今天的滕州却历代无一家墨姓。看来，墨子是目夷子的后裔的推论，是无法成立的。　　那么墨子到底姓什么？其先祖到底是谁？笔者也以为墨子姓墨名翟，但他的先祖却不是不知名姓的神仙，也不是不要姓名的外邦“狄”人；既不是孤竹君的君王，也不是宋公所封的王侯公子，而是《潜夫论赞学》所说的“禹师墨如”。何以知之墨子姓墨名翟呢？首先，墨子自称为“翟”。如《贵义》篇，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又如《鲁问》篇，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墨子既然自称为“翟”，当然“翟”是其名，“墨”自然就是姓了。再则，在墨如之前，没见有以墨为名者，墨如是墨子的先祖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说明这个结论，笔者再从以下三个方面略作阐述。　　一、 从墨家思想渊源上看，墨子思想源于夏　　《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锸，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愦，不暇；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韩非子显学》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孙星衍《墨子后序》曰：“墨子以孔子异者，其学说出于夏礼。司马迁称‘善守御，为节用’。班固称其‘贵俭、兼爱、尚贤、明鬼、非命、尚同’，此其所长，而皆不知墨子所出。”《史记自序》转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墨者也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解三等，茅茨不剪，采橼不刮；食土（），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其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墨子公孟》篇，墨子然何能传扬尧舜之道，言其德行，以为自家行为准绳，并以此抗拒周制，与儒家对垒，缘是他为夏人之后，禹师墨如是其先祖也。　　二、 鲁山是夏人活动主要地域，又是夏人后来聚居区　　既然墨子是夏人之后裔，然何墨子能世居鲁阳（今鲁山），成为今天鲁山的先民呢？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食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刘累乃尧之裔孙，夏帝孔甲之臣，并为孔甲养龙，赐姓御龙氏。刘累迁居鲁阳，可见鲁阳已为夏人之居了。　　又《逸周书殷祝解》云：“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土民复奔汤。”根据刘蔚华先生考证，夏桀与其属去之“鲁”，即鲁阳，也即今之鲁山。春秋以前鲁为地名者只有鲁山，周公封地称鲁国，也是周公初封于鲁山而名的。刘蔚华先生说：“周公东征后，把商奄（今山东曲阜——笔者）改称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1982年《中州学刊》第四期，《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荆三林教授在《试论殷商源流》中也指出：“周公初封地不是今日山东曲阜，而是河南鲁山。”（《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在夏桀溃败中，他竟带着五百人徙鲁山，看来鲁山一带早是夏人的领地和聚居区，如若不然，他们然何要独徙鲁山。　　《史记货殖列传》云：“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颖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规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徇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认侠，交通颖川，故至今谓之‘夏人’”。从地理位置上看，鲁山本来就处在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内，鲁山位于汝颖河上游，北毗河洛，南贯沙河，距夏禹之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境）、阳翟（今河南禹州，也即颖州），仅有几十公里，鲁山正在颖川、南阳之间，又是洛阳、颖川通往南阳的必经之地，显然这里早就是夏人的居住区。　　三、 鲁山多有夏人留下的遗迹　　鲁山有尧山、尧祠和刘累厅。尧山即今风景名胜区石人山。在石人山上有尧祠和累亭。张衡《南都赋》云：“远世则刘后甘阙龙醢，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尧祠于鲁山。”《后汉书郡国志》：“鲁阳有鲁山，有尧山，封刘累，立尧祠。”又云：“鲁阳有累亭。”《水经注》也曰：“尧之末孙刘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至今尧祠、累亭遗址犹存，并正在修复与重建中。鲁山还有禹王冢和禹王河，禹王冢位于仓头乡境，禹王河发源仓头乡，汇入七里河，注入沙河。　　另外鲁山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墨子的故事，不但说墨子姓墨名翟，还有民谣，曰：“坑，坑，坑衣裳，黑泥捏个墨子王；披头发，大脸膛，橡壳眼，高鼻梁；一身黑衣明光光，皂角大刀别腰上；一双赤脚朝前走，肩上挎个万宝囊；野鸡翎，长得花，天下污浊一扫光。”这首民谣描绘了墨子的形象与精神风貌，唱了不觉对墨子肃然起敬。但“野鸡翎，长得花”一句，却使不少人不得其解。另外鲁山红佛寺墨爷庙中的墨子塑像，发髻上也插着一根鸡毛。当地群众说，是因为墨子生肖属鸡，农历九月初八日生于今鲁山县二郎庙乡墨庙村。当地多有野山雉，即野鸡。野鸡也即“翟”，故墨子以翟为名。根据笔者和任继愈先生考证，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见任继愈《墨子》和拙作《墨子年代考述》），该年为辛酉年，正是属鸡。看来详知墨子生平者，莫过于故乡鲁山人。　　再者，今鲁山多有刘姓、龙姓和夏姓，还有禹姓。刘姓者，刘累之后也（《通志氏族略》）。夏氏、禹氏者，夏后之裔也（《风俗通》）。龙姓是因为刘累曾被赐姓御龙氏，其后裔有以龙为姓的。故在鲁山刘、龙二姓不分，既可说姓刘，也可说姓龙。今人史国强著《中国姓氏起源》说：“夏氏起源有两支。一支出自夏后氏，是禹王后裔，出自姒姓。大禹王也是黄帝后人。后尧为华夏部落首领时，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舜在位时禅让给禹，禹封子，形成家天下，其子启建立夏王朝。西周初年，禹王的后代东搂公被封于杞（今河南杞县），建立杞国，称为侯，凡不得封的禹王后裔，大多姓夏氏。”墨子先祖就是那不得封的禹王之后，故成为平民。看来，墨子姓墨名翟，为夏后之裔，其先祖为禹师墨如，是显而易见的。
墨子年代考述
　　墨子这位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命运极其悲苦。他“赴汤蹈火，死不旋足”，“摩顶防踵，利天下为之”，奔波一生，空乏而去。然而两千四百多年以来，他生在何年，卒于何时，却不能为世人所知。自汉以来，虽探究墨子年代者叠起，然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试从各家的考论中，作以比较分析，以求从中找出一个较可信的结论。　　鉴于不能对各家所论一一陈述，故择影响较大，而又具代表意义的几说，作以比较分析。　　最早考证墨子年代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按说太史公距墨子只仅仅三百年，他应该对墨子年代做出准确的记述。然而可惜的是他仅仅给墨子写了二十四个字。这二十四个字中，却又用了两个“或曰”。到底墨子是“并孔子时”还是“在其后”，不得而知。但太史公还是有一点向我们肯定的，那就是墨子小于孔子，或生在孔子在世时，或者是生在孔子卒年以后。　　清乾隆时，哲学家、文史家、史学家汪中，在《墨子序》中说：“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与孔子差后，或犹见孔子矣。”汪氏之说较为肯定，也要精确些。他说的是墨子生在孔子卒年之后，或者见到过孔子。孔子生于前551年，卒于前479年。按此说，墨子应生在前479年以前或者以后的几年内。　　清乾嘉时，著名的考据家和方志学家武亿，在他主篡的清嘉庆《鲁山县志》中，引《史记孟荀列传》“索隐”说：“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后”。又云：“翟本书《贵义篇》，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楚世家无此名，是献惠即惠王，误衍一献字，审是。翟实当楚惠王时，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并孔子时，说非无据。”　　武亿首先肯定墨子“在七十子之后”，与“楚惠王同时”，并断定“上接孔子未卒”。武亿的说法与汪中比较一致。但稍不同的是汪中说墨子“其年与孔子差后，或犹见孔子”，而武亿却肯定“上接孔子未卒”。认为墨子生年要在孔子卒年的前479年以前。　　清末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在《墨子诂墨子后语》中说：“墨子前及公输般、鲁阳文君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与齐康公兴乐，楚吴起之死。上距孔子之卒，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覆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也寿考矣。……儒家唯孔子卒年月明著《春秋》经传，然尚不无差异。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传者，亦不能备。外此，则孟荀诸贤，皆不能质言其年寿，其徒墨子之年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　　孙氏所言的周定王，应为周贞定王，周贞定王元年，即公元前468年，周安王二十六年，当公元前376年。　　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先生，在《墨子年代考》中说：“孙氏（孙诒让）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据《亲士》篇言吴起之死，则谓墨子至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年）犹存，此也不确。胡适为墨子决不见及吴起之死，谅矣。……墨子生于周定王之初年（元至十年间）。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　　这里梁启超先生肯定孙诒让《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他又肯定“墨子决不见及吴起之死”。如把他说的墨子生在周贞定王元至十年间，取中间数，确定在五年这一年，则墨子当生在前464年，如把卒年的周安王中叶的“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也取中间数确定为周安王十六年，这一年是前387年。　　现代学者方授楚先生考证说：“则墨子之生年当为敬王三十年（西纪前490年），而在孔子卒前十年也。至墨子之卒年，当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左右（西纪前403年）。据《吕氏春秋上德篇》（应为《高义篇》——笔者），吴起死时墨者钜子为孟姓。墨门祭酒禽滑厘不为钜子，则不独墨子已卒，即禽滑厘亦必前卒矣。吴起死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梁氏（梁启超）定墨子卒年仍失之过迟。若以予所考定，则上距敬王三十年，为八十余岁。盖墨子必甚寿考，故后世言长生久视者引为同调，抱朴子也列之《神仙传》，此所假定，或于事实不相远也。按此所推定之年代，也不过大略如是，惟可以相信者，则仍尚可移前，而不能再晚也。”（《墨学源流生卒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任继愈先生《墨子》一书出版，他在《墨子的生平》中认为：“墨子和公输般同时，但年纪比公输小一点。公输般生于公元前489年（孔子死前十年）。墨子也和孔子的学生‘子夏子徒’同时。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好多种古籍都有记载，可见这一事件是相当可信的。止楚攻宋一事发生的年代应在公元前445年之间，相当于墨子三十五岁到四十岁的时候。墨子在这一次正义行动中，从北方赶到楚国，十日十夜不休息，可以证明他的年龄也决不会太老；而这时他已是当代的大师，有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后来又献书惠王，楚惠王在楚国就曾听到墨子是‘北方之贤者’，并尊他为‘先生’，可见墨子的年纪也不会太小。这时，孔子的弟子子夏、曾子约六十多岁；墨子的年龄约与子思的年龄相当，应在四十岁左右。……从墨子书中所记载的当时各个侯国的国际关系看来，田家还没有代替姜家的齐国；晋国还未分为韩赵魏三个国家；北方秦国的势力还没有强大；南方的越国还没有衰亡。”根据以上所提供的事实，他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死于公元前420年，活了约六十岁。”　　从以上各家所考，可以看出墨子的生卒年代是：　　司马迁 &墨子并孔子时，或在孔子之后。可理解为墨子生在孔子卒年的公元前479年以前，或者在此之后。　　汪 中 &墨子比孔子差后，或见过孔子。即生在前479年以后，或者前479年以前的几年内。　　武 亿 &墨子生在孔子卒年的前479年之前的几年内。　　孙诒让 &墨子生在前468年，卒于前376年。　　梁启超 &墨子生在约前464年，卒于约387年。　　方授楚 &墨子生在前490年，卒于前403年。　　任继愈 &墨子生在前480年，卒于前420年。　　把以上各说比较起来，墨子生在最早在前490年（方授楚），最晚在前464年（梁启超）。最早的说法与最晚的说法相差16年而卒年最早的说法是前420年（任继愈），最晚的说法是前376年（孙诒让）。最早之说与最晚之说相差44年。　　那么哪种说法最可信呢？笔者以为，任继愈先生的墨子生在前480年，最为可信，梁启超先生的墨子卒在前387年，较为接近。其理由是：　　首先，墨子生在前480年，是各说中最早说法与最晚说法的中间数，与各说中多数说法比较相近。与司马迁、汪中、武亿的说法比较一致。与孙诒让、方授楚之说也相差不甚很远。而且，司马迁与墨子的时代比较相近，尽管他用了两个“或曰”，但他的考证仍是有说服力的。另外武亿肯定墨子“上接孔子未卒”，而前480年，正是孔子卒年的前一年。武亿又是清代的考据大家，他生在河南偃师，任职山东博山（今淄博市），并在济南一带创办书院，多年讲学，又在河南鲁山县、宝丰县、陕县、安阳县和偃师县，主篡五部县志，他的考证是有权威性的。另外任继愈先生对墨子生年的考证也是周密的。据《渚宫旧事》载，墨子向楚惠王献书后回归时，惠王以自己年老派穆贺向墨子辞行，该年为惠王五十年，即前439年。而墨子止楚攻宋，又在此前一年，即前440年。这一年墨子刚40岁，正是思想成熟，声名大震，精力充沛之时，这样他才能从遥遥一千余里之外的“鲁”，“裂掌裹足，十日十夜至于郢。”如按方授楚先生之说，墨子生在前490年，墨子已50岁，恐怕体力已经不支了。若按梁启超先生之说，墨子生在前464年，这年墨子才24岁，24岁的人恐怕是不会有那么高威望的。鲁阳文君也不会向惠王介绍说“墨子北方贤圣人”。惠王也不会使文君追墨子，并以书社五（百）里封之。（参见《渚宫旧事》）　　当然也有不同意任继愈先生的考证的，孙以楷《墨子年里考辨》中提出：止楚攻宋时，墨子弟子禽滑厘带领三百人守卫在宋城上。而禽滑厘又原是子夏的学生，后来才投到墨子门下。如果他原先的老师子夏不死，他是不会该投墨子为师的，又学了六年才学成，就到了前434年，由此断定止楚攻宋一定在前440年以后，因前440年禽滑厘仍在子夏处，不可能帮墨子守卫宋都。按此说推定，止楚攻宋是在前433年。这样如果按任继愈先生所说墨子生在前480年，那么到前433年时，墨子已47岁，已无足够的体力日夜不休地赶到楚都郢城了。　　那么孙以楷先生认定子夏死于前440年的根据是什么呢？孙先生又引《史记仲尼底子传》说：“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认为魏文侯是在前446年（应是前445年——笔者）继位，子夏一定在前446年还活着，不然不会“为魏文侯师”。这样禽滑厘改投墨子之门也就一定要在前446年以后了。（参见《墨子研究论丛墨子年里考辨》）　　这里孙以楷先生的两个推论是值得怀疑的。其一，子夏“为魏文侯师”，不一定必在魏文侯继位以后，在其继位之间，后人也可以说“为魏文侯师”。实际《史记》讲的很明白：“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言孔子“既殁”，是说孔子死了以后不久。一般应在孔子卒年后的两三年内。如果说在魏文侯继位的前446年，或在此以后，这时孔子已卒了34年，此时子夏也已63岁。（《史记仲尼弟子传》载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即使还活着，因“其子死，哭之失明”。（见前注）眼睛已经瞎了的子夏，实在也难以胜任魏文侯之师了。　　其二，禽滑厘改透墨子门下，不一定要在子夏死了之后。改换门庭只意味着他对儒家的厌弃，不是因为其师的故亡。如是其师故亡的原因，他只会仍投在儒家门下，万万不会去拜与儒家对立的墨子为师。故孙先生以此来否定止楚攻宋的时间不在前480年，也是没有道理的。　　再者，河南鲁山县赵村乡中汤村一带群众流传说，墨子生肖属鸡，农历九月初八日生。这一带群众有九月初八日，为墨子庆典生日的习俗。山民传说，古老“坑染”技术是墨子所创，故这一带染坊均尊墨子为祖师。附近山民们，每逢九月初八日这天，以染坊主主事，在中汤温泉下游的墨莲池边（也叫黑莲池），用温泉池中的黑泥塑一尊墨子像，进行祭祀活动。附近村民也纷纷来此，用当地所产的橡子壳（俗称橡壳）煮成的水和坑塘中的黑泥，进行染布、染丝、染衣裳等。染坊店主也开始营业，接纳染品进行色染。因这种染色工作必在坑塘边进行，因而俗称坑染，山民们也叫它为“坑布”、“坑衣裳”。坑染前，山民们要先对墨子塑像跪拜，同时要哼唱一首歌谣：　　坑，坑，坑衣裳， 黑泥捏个墨子王。　　披头发，大脸膛， 橡壳眼，高鼻梁。　　一身黑衣明光光， 皂角大刀别腰上。　　两只赤脚朝前走， 肩上挎个万宝囊。　　野鸡翎，长得花， 天下污浊一扫光。　　这首歌谣生动地描绘了墨子的英武形象，然而“野鸡翎，长得花”一句，却使人不得其解。中汤村居民李玉堂、卫天明、张鸿禄、赵松昌、李忠贤等老人解释说，墨子生肖属鸡，生于楚惠王九年。本地系山区，山中多有野山雉（野鸡的一种），山雉的翎毛很美，就以此喻墨子。上汤村附近还有座红佛寺，寺中有座墨爷庙，墨子塑像的发髻上，也插着一支鸡毛，也喻墨子为鸡的本命年，而恰恰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正是鸡年。但巧的是按孙诒让之说墨子生于前468年，这年是癸酉，也是鸡年。但这一年却不是楚惠王九年，而是楚惠王二十一年。若墨子生在这一年，前440年墨子止楚攻宋时仅28岁，恐怕当时还不会有如此大的声望。　　关于墨子卒年，梁启超认为在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约在孟子生前十余年，即前387年前后。这个考证是比较接近的，不过似乎还晚了些。根据今鲁山县熊背乡土掉沟村和黑隐寺村一带群众流传说，墨子活了八九十岁，这“八九十岁”可理解为八十多岁。若到前387年，墨子已是九十多岁，与传说有些不合。方授楚先生也强调：“梁氏定墨子卒年仍失之过迟，……惟可相信者，则似尚可移前，而不能再晚也。”故根据以上各家所论和笔者调查，墨子生于前480年，卒于前393年前后较为可信。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