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印良品掌心MV#一分二十多秒女鬼现身了。。。#拍摄地是一座废弃的女子监狱，但是MV中楼中窗口惊现一白衣女子，手明明没推窗户，窗户却自己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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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推开绿色的窗户——记新华幼儿园“精彩自然角，乐活种植园”活动（二）
21:36 &&&&发布人：新华幼儿园 &&&&浏览次数（47）&&&&附件下载次数（0）
& & & &陈鹤琴先生指出:“幼稚园需布置一个科学环境，尽可能地领导儿童栽培植物(花卉、菜蔬) ，布置园庭从事浇水、除草、收获种子等工作，并饲养动物等?”自然角正是这样一个科学环境，是幼儿学科学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场所，能够方便其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随机的和长期的观察活动。
& & & &经过上一轮的“精彩自然角，乐获种植园”微视频展示，从中看到了老师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同时为了能在区微视频大赛中有好的成绩，所以将小班、中班、大班的资源都整合起来作为我们新华幼儿园共同的财富。
& & &&在陈梅芬老师的引领下，我们对自然角及种植园有了新的理解——小手推开绿色的窗口，从四点（一以本质为明灯二以需要为支点三以价值为主题四以支持为策略）着手开始介绍我们对于自然角的精彩解说及种植园的乐活活动。在这种植养殖的活动中，孩子们收获了成长。当孩子们为花草浇水、替小动物添加饲料时，他们会自然地亲近这些生命、热爱这些生命；当孩子们看到新奇的事物现象时，自然地去感受它的美丽、神奇、喜悦，去关注事物的联系、发展与变化。期间的快乐、疑惑、伤心、分享，生命的开始、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孩子们最大的收获。
& & &今天日，我们带着对于“精彩自然角，乐获种植园”来区里和其他园级进行了交流活动，从中我们收获颇丰。正是有了这次的交流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每所幼儿园各自的自然角及种植园的做法，为我们以后创建更为丰富的自然角及种植园有了参考。
（图文：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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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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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第一章 沉默迁徙1.工装人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当镜头展示其内部时，总竭力表现出信息的完整性没有受到损害，然而，遮蔽和裁剪，总令工人的身影模糊不清。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走路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在新疆，我学会到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盲目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到那里去，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地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于是，我像这样说的做了。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作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招不招人。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一沓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力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30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可没收在宿舍内的煮食器&&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用某种奇怪的方式，在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除了身份证，我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可这不是啤酒厂&&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e（阴平）。2.工厂时间第二天，6：50分，我骑着电动自行车，已拐入工业区，春分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24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2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8小时后，再加班3小时。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4分钟。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5分钟，扣人民币1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诧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6分钟，20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随着我在车间的时间越长，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内涵：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更高，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还包括生产者本身。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3.全能眼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50米，宽30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勾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耷在脑袋上，邋遢如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却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两台机器的空当内，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揣过个反扣的塑料箱过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在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硕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bie）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量瘦小，五十多岁，焦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一个由权力和法律编织的网格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这种重复劳作持续久了，人像在封闭的噩梦中，不断循环、循环、循环&&最终，达到癫狂。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1个小时呢？5个小时、11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腾、扑腾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后，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硬生生地痛。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响了一声，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啊&&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陌生到你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里，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否则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上午干4小时，下午就要干7小时；上午干5小时，下午只干6小时。她说：劲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之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1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4.大厦旁的瓦房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令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的身份总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就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堆。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内部将陷入完全墨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显然，这屋子仅仅只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qq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及外来工，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语体系中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虽然她们知道这种消解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250元；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350元；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150元。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人每月可挣4000元，1500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500元现金机动，存2000。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早在20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20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14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增多，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在工厂的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年复一年&&5年过去了。女儿19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呆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5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6年后，当方姐决定再次南下时，不仅让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上工作。方姐似乎又回到了11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作出决断。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丈夫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5.打工连环套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运动的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顿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而车间里的活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芯，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愣住：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选择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定下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第二章 夹缝抗争1.屈从于时间表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6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譬如每天6小时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性，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最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时，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呆了几辈子。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重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她点点头，新来的。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2.捏钳子2000下118号！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子擦净，放进箱内，每箱5摞，每摞20个，一箱100个。看起来，这个活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这一天，我做了20箱货，捏钳子2000次以上。我从未如此大规模、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3.快的秘诀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个、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阿凤才不傻，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头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她干得太漂亮了！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唯阿凤最卖力。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画过（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我惊诧地问：QC（Quality controller的英文缩写，质量检查员）让返工怎么办？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这种来自个人的民间揣测，令我瞠目。十几年前，对像阿凤这样的村妇来说，完全不晓得要自己去找工作。然而，阿凤终于学会了，虽然整套程序看起来充满偶然和臆想，而在珠三角，阿凤们，就是这样，凭借着某种安插在头脑中的无形天线，四处寻找到打工机遇。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20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作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稀疏面料，疲沓帽檐，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啤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10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了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却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我吃了一惊：在阿凤看来，广东话是方言！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之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4.煎熬到中午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围绕着机器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小的产品，像那天心情不爽，要罢工。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当人类初享工业革命的成果时，却丧失了对情感的重视。人在工作中受到极度压抑，工作之余，便极端渴求作为生物族类的本能满足。解决机器和工人的矛盾，并非要打碎机器，也许，应当是扩大和延长工人的自由时间、私人时间、情感时间，不致让人性枯萎。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罚她不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终于熬到中午。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饭堂不大，有20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甄执贰Ｗ谥屑洌绯杖缱淼娜耍尤&&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红头胀脑。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三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150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但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40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的难过淹没。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与其说省与省有差别，不如说，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更大。无论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乡村总是闭塞、边缘、孤绝的。5.邵阳麻将侧旁的屋里传出喧闹声，从门里看进去，麻将桌前围坐着男女，用夸张动作抓牌后，再甩出去，飞沙走石。女人戴着金戒指，男人将赤脚缩在凳子里。有台小风扇在半空旋转，它放在一个倒置的塑料凳中，用绳子缠住腿，勒在柱子上。我直喷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断断不能想象，还有这种放风扇的办法。而那风扇底下的女人，正是阿凤。这时候的阿凤，不再是车间里的阿凤：她的眼里像有种怪异的光，身体不可思议地晃动着，变成了某种精神的附属品，无论眼睛、鼻子和眉毛，皆像被强光照射，变得灵动溢彩。她被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感所笼罩，并且，这感觉似乎会伴随她一生。然而，这种时间太短了。打完一局，阿凤起身，当她离开桌子时，像离开了她所依赖的土地，陡然变得虚空，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眼角，她又变成了平庸的啤工。我诧异何以没有年轻女孩打麻将，阿凤撇嘴道：靓妹可以到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恋爱），她们的日子不难熬啊！“熬”这个字，从她的齿缝冷冷蹦出。我递给她烤肉肠，她不客气地咬着，突然发狠，咬牙低吼：我根本不喜欢打工！然而&&我却无法接话。在车间，她是强者，她的活做得那么快，总能获得组长首肯，而我，几乎是个被嘲弄的笨蛋。转瞬，她又笑了起来：改天，我请你们吃邵阳米粉！邵阳这两个字，在珠三角是重要的：邵阳人从不打广东麻将，只打家乡麻将，且，只和老乡打。一晚上输个几十块，几百块，不算什么事。打牌的人有小老板、主妇，也有如阿凤这般的普工，到了牌桌上，外在的标签皆被消解，只剩下两个字――老乡。邵阳人始终是岭南大地的陌生人：他们不说粤语，喜吃辣椒，但他们的身体上像长出了软壳，压住他们，让他们不能轻易返回家乡。于是，某种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便建立起来：打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某种“中国式的社交活动”。邵阳人用家乡话传递信息，相互照应，形成小集团，对抗强大的外部世界。见我用5元钱买了双塑料手套，阿凤瞪圆眼睛：你不能这样花钱！我说我的手好疼。她瞧了瞧，确实，和她的不同。突然，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她从我请客吃烤肠、买手套不眨眼等细节，觉察出我是“富裕”的，但是，某种惯性思维依旧让她止不住说下去：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我冲口而出：你输掉的150元，能买多少双手套？她愣住，血气凝在脸上，愈发苍老。她慢慢道：我是戒不了&&某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住我们，那吃到嘴里的烤肠味，变得有些古怪。6.返乡回家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3点。我暗中计算，还有4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4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20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中午在牌桌上的她，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的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火车。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让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褴褛。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后，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第三章 异化劳动1.车间里的调情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你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20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白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才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O@：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腐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暧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28，10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没空！”“哥好想你哦&&”“闭嘴！”“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关我什么事！”“你不要让哥返工啊&&”“该返就要返！”“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做不好就要返！”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个月800元，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黏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2.断指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里在啤899上盖（出口日本的小型垃圾桶盖）。用料是GPHH195。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入，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入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断指&&！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却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悚立：机器有问题！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而据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在国外，女人到了中年以后，非常受人尊重。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我。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被这里的气场驯服得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高超。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入太微薄！（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愠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质疑这台机器的安全性？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5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钝；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里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这个恐龙大嘴里。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20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他伸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2000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5000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4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声，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大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在当代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之际，这些断指者的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让笃信资本和市场会带来现代化的中国人，在心头留下永恒的伤疤。3.身体的极限注塑机修了10分钟，没有好转迹象。主管到，拖着长腔：哎呦，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暧昧的身体动作，令我瞠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机。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每日连续工作11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摞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沾上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你去怎么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何不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可笑、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260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50个为一摞，用硬物压住，压好4摞后，将第一摞装入箱中。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的货便不能堆得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这一切，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境的速度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当身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后，变得麻木起来。身体像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理好260个，装入空箱。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像泡在游泳池。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我居然用15分钟吃完饭，5分钟返回车间，提前40分钟到岗！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度运转起来。我和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入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杀，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所，找个机会偷懒&&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己：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我停下来等它时，会犒赏自己：看窗外。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4.不能插嘴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细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愠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1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组长说：你道歉。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不&&我绝不会道歉。我提前40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高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我将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就是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是因为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的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而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耷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都反映你插话，打瞌睡，偷懒&&现在，你可以――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是彪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30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知道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里悲伤不已。倒在床上时，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入循环系统的车间味。我的身体！当它迸发出超强能量，变得安静下来时，多像一片薄羽毛。第四章 后勤世界1.最初的训诫电子厂的大门并非现代化的伸缩门，而是蓝色的钢板大门。门口挂着告示：出入请执证 上班时间谢绝探访要上楼，先换鞋。台阶涂了油漆：果绿色！墙角一并挂着4只灭火器；拐角处立着幅广告画：端庄的短发女子，土黄工装，掐腰，左胸处戴工牌，两手交叠相握，蓝色裙边恰好及膝，肉色丝袜，两脚并拢成丁字形。这个不说话的女子一直微笑着：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女工。此前她们大多生活在乡间，呼吸着新鲜空气，在田野间游荡，身体年轻，时间观念松散。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要将流动人口改造为有用工人。这个过程将利用文化、权力等控制手段，或明或暗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信念、姿势和习惯，让他们迅速成长为工厂所需要的那种人。现在，这张图用标准像塑造出一个典型：有礼貌、诚实、服从。性别被特别凸显出来。和过去强调阶级而否定性别差异相反，在珠三角的这些工厂里，女工比男工更受欢迎。生产机器只对特殊的身体，年轻女性的身体，更感兴趣，因为女性更能适应精益生产方式的要求，价格更便宜，更容易管理和控制。在楼梯拐弯处，摆着三层玻璃的展示柜，内里铺着紫红金丝绒，凸显出电子元件的重要性，每一个元件的前面，都立着牌子，配有说明。那些被单独拿出来的电子元件，看起来很古怪，迥异于大自然中的浑然之物，然而，它们现在是珍珠一样的宝贝。这又是一堂课：离开田地的农民，需要迅速掌握另一个体系。这些物件看起来并不大，没有体温，无需和四季有关，但其内里却相当复杂，需要几千人、上万人，围着它们转。没有暴力，没有强制，农业劳动的贬值拉大城乡差距，让年轻女孩想到城里打工，她们甚至十分清楚工厂生活的实质，可她们还是来到城市，到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崭新而充满压迫的新世界里，为了求生存，她们不得不接受一系列的规训，努力让自己的微笑符合画中人标准，尽快掌握紫红金丝绒上，那些古怪物件的性能。2.本地人与外地人会议室有两个。面积大的，是张大长桌，铺白桌布、高背木椅；面积小的，小方桌，钢制椅。悬挂的白板上贴着告示：使用会议室后，自行将凳子整理好；另一处贴着：节约用电。我在小会议室里等后勤主管。这个屋子那么安静、整洁，尤其，当我从轰响的注塑车间、喧嚣的大街进入后，突然感觉有点压抑，心跳和鼻息被陡然放大，像某个重要的事情，即刻要发生。乔小雨出现。光亮额头，梳着马尾，无框眼镜，宽大的蓝工装底下，身材纤细，但笑容是知识分子的，大方地伸出手，一迭声标准普通话：你好你好。乔小雨是本地人，到25岁才决定去日本留学，且是自费。此前，她高中毕业后在铁路上当高压配电工，一干6年。萌生留学念头，是她发现日资厂多了起来，突然意识到，掌握日语，或许能打开一片天。在日本，她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在餐厅洗盘子，到生产线做面包，当卫生员，送报纸。暑假时，一天打三份工，累得脑袋发胀，双腿打抖。这些经历，对她管理电子厂有很大帮助。在她的建议下，厂里不间断地举行卡拉OK、跑步、拔河比赛，自愿报名，奖品是饮料，纯属自娱自乐。但乔小雨知道，玩，也是重要的。她的后勤工作，其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员工。厂里有本《管理手册》，规定了许多详尽的制度，甚至具体到没穿工鞋，罚款十元；但乔小雨说，罚款可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厂里缺普工，缺女工。员工流失让她的工作难上加难：不能随便开除人。春节前，厂里的员工人数为1500人，春节后变成1200人；而6年前，人数超过3000人。由于珠三角恶性用工制度，致使自2007年起，员工流失率增大。乔小雨的目标是：将流失率控制在5%。春节前厂里开会，号召员工回家后喊老乡、亲戚来厂里工作，男女都要，只要介绍的人做满三个月，便可领到50元介绍费。春节后，厂里多了300名新员工，但却流失了600人。员工不够，远远不够&&厂里常年打出招工启事：女性，17～38岁，服从公司管理，能吃苦耐劳；而公司能给予员工的是：干净防尘式车间、安装大型中央空调、每周加餐三次、给员工举行生日晚会、法定假日放假并加餐、娱乐设施齐全&&并允诺有超值收获：文员、技术员等职务，皆在公司内部招聘（给普工一个提升的机会）。电子厂似乎不单是制造产品的地方，更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角，就是那些离开乡村的年轻女工。这家厂成立于1993年，董事长是日本大阪人，属商人世家，年近七旬，每年到厂视察一次；执行董事长是老板的侄儿，每月来一次；总经理负责全盘业务，是日本人；管理人员及员工，都是中国人。在高级管理人员中，有3个本地人，而员工中，没有一个本地人。某种古怪的搭配这样产生：日本人/中国人；本地人/外地人。在金字塔最高层的，人数最少，多数人在最底层，但他们的命运被少数人操纵，前途未卜，不容乐观。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他的整个生活：社会等级、工资、福利、食物配给量及住房。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一个户籍体系：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农村常住居民户口。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东南沿海出台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于是，城里人被分为常住人口（本地人）和暂住人口（外地人）。外地人无法享受到住房和其他福利；一旦他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他便在城市无法继续生存。“困身”这个词，我第一次听说。乔小雨说，本地人自由惯了，习惯于喝早茶打麻将，在厂里困身8小时，哪能受得了。外地人是没办法，才在厂里打拼。可本地人不敢干太多坏事，而外地人的道德水准，普遍偏低。“加班”是个矛盾的词：有家的人希望加班，年轻女孩不喜欢加班。加班少的工厂工人不愿呆，但加班过头，工人的离职率又会很高。最初，这家电子厂每天从下午6点加班到10点，甚至11点。后来发现不行：员工太累，不良品增多，人员流失得厉害。最后确定：加班最晚到10点。日资厂虽然管理严格，但薪水发得准时，即便老板资金周转不过来，也会借钱来发薪（乔小雨说，这点比台资港资厂都好）：5天8小时制，基本底薪920元；平时加班1小时7.93元；周六周日加班1小时10.57元。法定节假日加班1小时15.86元。夜班津贴1个月50元。绩效奖1个月10～130元。每月20日发上月工资。“日语”是这个厂的难题：全厂上下都在努力克服语言关（图纸是日文的）。厂里培训技术员和组长学日语，并鼓励普工自己买书和磁带学习，通过考试，达到基础日语水平的员工，1个月补贴100元。即便是留学归来的乔小雨，也需要再学习：专业技术语汇，还需要啃。3.车间和活动室制造一部的车间门口，贴着用各种颜色块标注出的“楼层平面图”，以及硕大汉字构成的标语：输在犹豫 赢在行动在工厂，总能看到这种对仗工整的语言。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某种理念总在被强调、被凸显。无论一个人多么反感这些强硬而空洞的话，感觉它们形同虚设，然而日复一日，这些词语终将会被灌输到人的无意识之中。进门后，侧旁立着开水器，木架上放着各类水杯，色彩斑斓。即便是这样一个普通角落，这家日资厂比我做啤工的港资音像带盒厂要更细致：四层木架涂成深蓝，台面干净，外部搭着布帘。杯子里最显眼的是粉红、米黄；多数是不锈钢杯，也有装冰红茶的塑料瓶；洗手池上有面镜子，很干净。穿上鞋套后进入，整个车间敞开：一个巨大的蜂巢。顶部横梁挂着口号：环境整洁身心好 整理整顿效益高车间长约100米，宽约50米，以中部水泥梁柱为分界线，划分成左右两个区域，各排列四条长桌，女工穿粉色工装，头上扎着三角巾；男工穿深蓝工装，帽子有檐。窗户密封，拉上塑料窗帘，将工人的视线与外界隔绝，人们无法根据日出日落来判断时间，也无法呼吸到新鲜空气。中央空调24小时开着，将温度保持在20度（这是电子板所要求的温度）。地面刷着果绿色，没有任何碎屑。电子厂的环境貌似干净，但因频繁使用化学药品，女工容易头痛、喉咙痛、眼部疲劳、恶心、咳嗽、痛经。每个工人的操作台前都立着个牌子，写着检查前、作业后、二次外观检查、导通检查、档板&&他们低头忙碌，手旁放着塑料盒、铁盘、黄皮封面的《手加工作业记录本》。在工厂，每个工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了解和影响生产的整体运作，工人只需将英文字母、箭头、图形等，储存进脑海，等看到它们，作出相应反应，准确操作便可。工人的记忆、眼睛和手指，天衣无缝地粘合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根本无需使用大脑。靠窗的有个男工长相清秀，正在数一把褐色铜丝，再按照一定数量捆扎起来。在他的掌心里，铜丝显得格外纤细，他的桌上放着个牌子：LOT确认品。一想到他要整天、整月、整年地，数着这些铜丝，我不禁感到绝望；转念一想，如果这些铜丝捏在女性手里，似乎对比感便不会如此强烈。乔小雨说：现在的情形，和刚建厂时大有不同。现在男工占三分之一，此前，从未到过四分之一。在乔小雨眼中，男员工=难管。他们会经常打架，在宿舍或饭堂，发生口头争执后，便会动手；男员工还做事不细心，随便丢烟头、扔垃圾，喜欢聚众赌博，容易惹上街头的古惑仔&&总之，每一个喉结鼓凸的青年男子，都是座可以随时爆发的活火山。但女工也有她们的问题：上班时间爱聊天，爱闹小情绪，在宿舍里拉帮结派，若中层领导是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的，提拔干部时，大多会推荐自己的老乡。这似乎是女工的悖论：她们逃离家乡，为摆脱根植于土地上的关系网，当她们在他乡的工厂，试图对自己进行重塑工程时，又不得不再次勾连起一张族群网络图。我们来到活动室。敞开的大房间，地板依旧果绿，玻璃窗硕大，水泥横梁上缀着红灯笼，每根横梁上都贴着标语，三张桌球，六张长条桌，多把红色软椅。我在这里看到了“妇女书屋”。其实就是一个书架，三人宽，一人高，玻璃门，上面塞着书，底部放纸张文具。侧墙上贴着漫画，配以口号：以服务团队为荣 以背叛团队为耻以努力工作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以甘于奉献为荣 以自私自利为耻以节约物料为荣 以浪费资源为耻这些语言，像浓缩的感叹号，每一句都携带着百分之百的肯定，而在前一个肯定之后，即刻出现一个与之相反的否定，形成两种价值体系的落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漫画上的女孩和男孩，眼睛出奇的大，显然受日韩影响；还出现很多拟人化的动物：举着大拇指的猫咪，在木桌上的老鼠，略带童趣，但指导这些漫画的，是粗暴、粗陋甚至粗鄙的理念。当一个团队只是为了建立这个团队的少数几个人服务，而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话，这个团队还需要愚痴地服从吗？那些农村来的女孩――仅仅受过一些基础教育（天性驯服，不善反叛），当她们面对这幅漫画墙时，更会被画中人的发型、服饰所吸引，而很少反思词语背后的深意。在这个厂，我依旧能感觉到种种不适。某种真正的平等关系，还需努力奋争，才能构建起来。4.免费杂志操场上，十几个男工正在打篮球，周围站着的女工，只默默观看，并不发出喝彩声。我发现，下班后，男工并不忌讳戴着帽子，而女工则无一例外，全都摘掉了三角巾；另一个特点是，无论男女，皆三两结伴而行，很少有独行的女工或男工。饭堂侧旁的洗手池嵌着白瓷砖，女工们正在洗碗，圆柱状蓝色垃圾桶，盖子敞开，倒剩饭的人并不多。进入饭堂，敞亮的大厅，左右各置塑料桌椅，灰绿色，稀疏坐着几个女工，边吃边看电视（吊在半空，液晶屏）。靠墙的箱子带小门，专放餐具。玻璃窗内，穿白衣，戴白帽、口罩的大师傅正在整理灶台。窗口分不辣区和辣区，不锈钢大盆里装着素炒海带丝、素炒卷心菜、肉丝炒腐竹、素炒黄瓜片。饭钱从工资里扣：一天三顿9.2元，一个月上班22天，共扣203元；周六周日吃饭要用现金买饭票。饭、汤管够，菜不能随便加。宿舍就在办公楼后，5层，墙面上的蓝白瓷砖已破旧，有丝缕雨痕，阳台上挂着衣服，密密麻麻。靠近宿舍的一角，是个小型便利店，卖泡面、火腿肠、可乐等；木架子上有台电视，正在播放《甄执罚ㄆ婀郑何蘼畚易咴谀睦铮缡永锒蓟味欧位龅墓⒛信２嗯缘墓玫缁埃凰母龉と耸褂谩Ｋ奚崦徘巴Ｗ排抛孕谐担嗍阶孕谐担灿械缍孕谐怠除科长有单独宿舍外，中层管理人员6人住一间宿舍，普工8或10人；宿舍两端的水房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晚上冲凉要排队。每个员工要从工资里扣除住宿加水电费100元（乔小雨解释：工厂原来不扣这笔费用，是2011年上调工资后才开始扣的）。推开宿舍的门：水泥地面，高低床被颜色、图案不同的花布，围成一个个封闭的“帘子世界”，床和床的空隙处塞着箱子，镜子吊挂在床头，垃圾桶里是揉成团的纸巾。床头是本杂志，封面是穿粉红礼服的美女。乔小雨解释：那是医院发放的免费杂志，一次发500本，发杂志的是医院员工，包吃包住，一个月1000元。乔小雨说，每期杂志都要印两三万份。封面美女具有国际化标准：大眼、红唇、丰乳、长发、细腿；封二是广告：人流手术费，原价520元，现价260元；引产手术费，原价720元，现价360元；封三：美国痔疮清除术、韩式腋臭清除术、韩式包皮包茎手术；封底：男科妇科免费检查项目，妇科手术半价项目，全面实行药品“0”利润&&正文：娱乐新闻、财富职场、健康专题医院、两性话题、情感故事、幽默笑话&&当这本杂志被女工翻阅时，呈现出某种古怪的状态：女工的身体经过工装、微笑、厂规的联手塑造，已趋于驯服；而她们手中的封面女郎，其身体却是不驯的，充满欲望、挑逗和放荡的暗示；但在这两者之间，并非彻底地割裂，而相通互补。人在工厂服从机器后，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工作紧张、单调；工作之余，人便竭力渴求生理满足，于是，大多数现代人过上了一种可怜的生活：摇摆在机器与动物间。翻开一页：意外怀孕的少女阿丽，通过健康热线XXX找到了XX医院意外怀孕救助中心，最终，在医生的救助下，不但解除了意外怀孕的烦恼，还打开了心结。原来，让阿丽第一次怀孕的男友，是她在KTV认识的（在这样的故事中，类同KTV的地点还有录像厅、夜总会、酒吧、发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当得知阿丽怀孕后，男友不告而别，这件事严重影响了阿丽的生活观念，从此，她便以不断更换男友的方式折磨自己，变得玩世不恭，并且做爱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阿丽已做了6次人流。所以，医生不但抚平了阿丽身体上的伤痛，更帮助她树立了正确的性意识。离开这家电子厂后的第二天，我按照杂志所示的地点找到了这家女子医院：大厅空荡，墙壁上挂着粉红招贴画，营造出温馨氛围；免费挂号后，填了单子，被文员领着去二楼。大理石地面整洁，没有来苏水的味道，没有喧嚣，无需排队，这里像个豪华客厅，宽阔的长沙发上，躺着个女孩（刚做完手术？），身旁的男孩黄发，在看电视。我被领到医生办公室。医生是个女的，微胖，细眼，手里握着笔，眼神冰凉地看过来，一派“我什么都知道，你放心”的模样。我陈述病情：我有些头晕&&她即刻打断我，连珠炮般地发问：月经什么时候来的？上一次性生活什么时候？有没有固定的性伴侣？我赶忙摆手，肯定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并提示说，我脖子疼，是不是因为颈椎引发的头晕？她愣住了，拿在手中的笔停顿了下来。我能感觉她的脑子在飞快旋转。几十秒后，她当机立断：我们治不了颈椎，你去别的医院看吧。原来，这个“专为女人看病”的医院，其实只擅长无痛人流、私处整形、妇科炎症，不孕不育&&但却治不了女性眩晕症。输液室里很安静，只有一个女孩在打吊针，十八九岁模样。我低声问她，是不是做了人流？她点点头。我问她花了多少钱，她皱着眉头说，好多。然后，脱口而出：你千万别来这个医院，他们好黑&&还没说完，护士来轰我：不打针的到外面去。我在楼下等了半个小时，看到女孩出来，上前询问：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她说，本来选的是999元的，一上手术台，便通知要做检查，各种不同的检查做完，一算，9800元。她和男友虽然目瞪口呆，但也没办法，只好找工友借。我问她何不到公立医院去，她说，杂志上说这个医院环境好，便宜。来自《虎门镇异位妊娠与生殖健康知识调查》的报告显示：虎门医院曾对496位异位妊娠（宫外孕）患者进行问卷调查（85%为非户籍流动人口，年龄在16～45岁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91%），其中，77%的异位妊娠患者，同时患有生殖系统感染，20%的患者有过2次以上的人工流产史，虽然41%的患者知晓人流有害，但只有16%的人知道生殖系统感染容易导致异位妊娠。故而，人工流产并非免费杂志所标榜的那样：确保手术绝对安全，确保真正无痛、无副作用&&调查结果显示：人工流产容易导致妇女生殖系统受感染，致使异位妊娠呈上升趋势，将严重威胁妇女身心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5.恋爱和上学无论乔小雨的后勤管理工作搞得多么细致，总会有疏漏。面对茅草丛生的性问题&&她，如何通过管理来捋顺？听说，有男工会同时交两个女友？我盯着她看。这种情况&&喔&&她面不改色：是有的，但不多&&她的回答令我惊诧。我原以为她会回答得更含蓄，或者，干脆拒绝回答，可乔小雨却表现得无比坦白。电子厂里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女工很难找到男友，故而引发出系列问题。乔小雨从胸腔里重重地喘出一口气：我真想，全招女工&&但她马上进行否定：那样也不好。女工经常会因痛经而晕倒在车间，这种情况在夏天很频繁，一个月会发生两三起；也会发生在赶货时（越是急，越出问题）。晕倒的女工脸色煞白，嘴唇没有血色，浑身颤抖，被抬了出去后，生产线被迫出现短暂的停顿。这是所有女工，都将会遇到的问题：月经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冲突。尽管规训成功地控制了女性时间的大部分，但是，女性月经来临的确切时间、痛经的程度，以及引发的愤怒，都无法精确预见，而工作时间却刻板而僵硬，当它们发生尖锐冲突时，会引发女性晕厥。除此，经前综合征、痛经、产假、各类妇科病等，都是令工厂头痛的“女人问题”。即便女人如此麻烦，乔小雨还是不喜欢男工。她对男工的容忍，完全站在工作效率的角度。她的思维是工业时代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思维：如果都是女工，会让女人感觉绝望，工作效率反而更加不高。乔小雨不是粗陋的管理者，留学的见识，过来人的亲历，都让她深深懂得：女工对情爱的需求，远远强烈于男工。男工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排解性饥渴（看色情片、找廉价性工作者）；而女工的情感诉求更复杂：她们不仅需要性伴侣，更需要情感伴侣。而这个问题，哪里是一本充满商业味的免费杂志所能解决的？后勤主管和车间主任，是让工厂顺利起飞的一对翅膀。单抓业务是不行的，毕竟，干活的是荷尔蒙旺盛，脸上喷痘痘的年轻人。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置身于全然陌生的环境，对异性的渴求，更强烈灼烫。忽视了这一点，简直像面对大海，只知道它很平静，而不知道会发生海啸一样愚痴！下班时，从车间里涌出的人流，呼啦啦，像体育场或电影院的出口，不让她们恋爱，根本不可能！厂里对此有明确规定：不允许男女在公众场合拉手、搭肩；不能因恋爱而妨碍工作。前一条好办，一个人走在前，一个人走在后即可；而后一条，几乎算得上暧昧：怎样叫妨碍？怎样叫不妨碍？那些热恋中的男女，即便手里在干着活，也无法抑制住强烈的思念情绪。一切都和以往不同。过去的国营大厂，生老病死全由工厂包，工人享有农民望尘莫及的特权地位，他们不仅为国家工作，且工作是终身制，并享有住房、医疗保障；而现在，工人和工厂的关系皆发生了深刻改变，掌握资本的新老板雇佣劳动者，其劳动是临时性的，可以随时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代替的，打工者的流动性极强，工厂只追逐效益最大化，不会考虑工人的情感需求。即便结婚的事顺利解决了，孩子上学，则是一把横在打工者心头的刀。进当地的公立学校（学费和书本费全免），几乎不可能：没本地户口；进私立小学，一学年花五六千，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私立学校教师的流动性很大，存在很多问题，但对家长来说，这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我曾在一家文具店里买东西，看到柜台前的桌子上，有个穿校服的孩子在写作业，便忍不住夸他认真。他的父亲翘起嘴角，冷笑道，认真也没用，还是考不上好大学。这个五年级的男生说：老师上课就是随便讲讲，然后让大家看书，他拿出根青瓜（黄瓜）来，开始大嚼。我目瞪口呆：在课堂上！当着学生的面！乔小雨的女儿11岁，在市区上住宿私立学校，周末回家，一年学费3万。两年前，孩子刚住校时很不习惯，一打电话就说耳朵疼、脖子疼，要回家；现在，自理能力提高很多。她对女儿很严格，成绩稍有下滑，便找老师补课，两小时100元。女儿身体弱，就让她参加了跆拳道班。对一个月靠加班才能拿到二三千的普工来说，无论是免费的公立学校，或质量好的私立学校，都不可能，只能选择质量一般的私立学校。第二代的差别，从进入不同学校的那刻起，就已开始凸显。家境差的孩子，要靠自己用脑袋撞墙，才能撞出个辉煌未来。告别乔小雨后，我向车站走去，阳光扑面而来，眼睛一阵刺痛。回头看，那个外表颇具现代色彩的电子厂，慢慢地变小了。结语在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她们沉默着，安静而倦怠，比实际年龄还老。我和她们相遇――我看到她们在排队等饭，下班后涌出楼道，在拉线上拿起电子板，从啤机里取出塑胶品，但我却无法看清她们的全貌；当工厂的大门关闭后，这幅少女群像图，渐渐变得模糊，成为某张褪色的旧照片。无论我怎么辨认，也还原不了其中的万分之一。我只能说出我所看到的那点细小和琐碎，那点微光和温暖。月完成于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作者简介：丁燕，女，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后读新疆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被称为“葡萄诗人”，第三届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有诗歌入选1999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中国最佳诗歌年选》，作品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加拿大等地。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称号。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同时从事散文、小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40周》《王洛宾音乐地图》《生命中第一个365天》《阳光洒满上学路》等十余部，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文选刊》《诗选刊》转载。现居广东东莞，专事写作。责任编辑 张颐雯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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