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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教职成司函【号&|陈寅恪的神话
《吴宓日记》：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近年来流传着一则有关史学家陈寅恪的轶事：斯大林曾盛赞陈寅恪的学问，因为他的《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引用陈氏的著述。
这则轶事，很多文人与学者深信不疑。但这则大成问题的“故事”，让如此多的人津津乐道，是耐人寻味的。
陈氏著述是否被引用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最先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的《真理报》上，后收入《斯大林全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1954年版)第九卷中可以找到该文。该文讨论当时中国革命的前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官僚、半殖民地诸问题，并未提及陈寅恪。
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前半年，斯大林还有过一篇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载《斯大林全集》第八卷)，斯大林在开篇强调“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缺乏展示中国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详尽材料……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菲斯的意见书”。他明确提及所参考中国人的资料来自谭平山，而非陈寅恪。
斯大林所说的“两个报告”，可在《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里查到：一份是《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6年)，另一份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1926年)。两份报告都谈论的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国民党、农民等时政问题。
还要说明的是，斯大林于1927年4月21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时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到两周，其政治意图是很清楚的。于中国，它指向“四·一二”政变；于苏联，意在抨击政治对手托洛茨基，认为对方应为中国革命受挫负责。很难想象，斯大林有什么必要为了紧张的政治斗争去参阅陈寅恪的古史研究。
1927年4月21日前，也就是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前，陈寅恪有什么可让斯大林读的论文？陈氏1925年归国，因吴宓之助，入清华国学院，之前未发表过一篇论文。现存陈氏文稿，最早的为《与妹书》，并非论文，此后直到1927年9月才开始发表论文，为《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均为佛教经典的考释。从目前史料看，陈寅恪显然没有可让斯大林阅读的中国历史论文。
陈寅恪的抗战论
神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它能成为神话。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大家潜意识里乐于证明：陈寅恪不仅是书斋里的一介学者，而且眼光异常敏锐，甚至为斯大林也钦佩不已的人物。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力有多强？
终其一生，陈寅恪只是史学家，但的确跟政治有一定因缘。首先，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整个家族跟晚清政坛联系密切。其次，他的研究侧重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许多内容属于政治史。再次，他曾随兄东渡日本，懂日文，了解日本的情况，抗战后期，他指导学生石泉写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该文对晚清政坛内部的分析很细，部分观点显然源于陈寅恪，他对中日政局的了解，远较一般人为深。
事实上，陈寅恪也好谈政治。从《吴宓日记》，我们可见一斑。“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7月14日，好友吴宓在日记里录了他的一段谈话：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7月21日，《吴宓日记》又记：“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吴宓为陈寅恪密友，两段日记当可信。事实上，他的观点也清清楚楚地写在诗里，比如，“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把中国抗战比为南宋或者南明，认为抗战命运不是偏安就是亡国；批评蒋介石决定抗战是“孤注方看博死休”“万里乾坤孤注尽”。他对抗战前途始终持悲观态度，不容讳言。
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天下皆知。陈寅恪认为“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不只他一人这么看，胡适、金岳霖等知识分子都持这种观点。但也有许多人跟陈寅恪看法不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用说，蒋介石则在抗战前认为“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著《国防论》，对抗战的判断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比陈寅恪准确。
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无论是毛泽东，或是蒋介石、蒋百里，还是陈寅恪、吴宓，他们都是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与所得信息来下判断的。
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从小游历世界，十岁就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他的世界眼光是当时国人罕有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从他跟吴宓的谈话来看，还是从他指导的石泉的论文来看，他对中日战争的探讨，几乎很少考虑国际因素，基本聚焦于中日两国本身。
作为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得道多助”，蒋介石也再三申明要“苦撑待变”，都认为抵抗日本，中国不仅要自力更生，还要争取国际支援。政治家的务实与史学家的清谈，这里就体现出了差异。
陈寅恪误判的原因
陈寅恪之所以如此判断，是有他自己的理路的。
从《吴宓日记》可以看出，陈寅恪如此判断，基于两点：“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判断充满士大夫对民众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有他的“历史根据”。
30年前，慈禧太后计划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陈寅恪的祖父与父亲，跟光绪皇帝一样，都反对这一策略，认为如果没有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只靠民心是打不过列强的。事实也是如此，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现代枪炮下溃散。
而且，义和团战争也间接导致陈宝箴被处死(慈禧太后担心身为维新派的陈宝箴被洋人启用，西逃途中下令将其处决)，父亲陈三立一生痛心疾首。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的惨痛教训，陈寅恪刻骨铭心，所以30年后，他认为中国对日本开战必然亡国，的确有他的“历史经验”。
但是，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太注意历史的“相似”，太强调“读史早知今日事”，却忽略了历史的“变化”，忘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20世纪是变化迅速、形势比人强的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技术与局势变化发展迅速，一日千里，许多泥古者均判断失误。陈寅恪的误判，也有这方面因素。
从“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来看，陈寅恪的思想还停留在洋务派的“军舰大炮”观念上，没有意识到“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20世纪不但是军事科技的“硬件竞争”时代，也是“社会组织”的“软件更新”时代。陈寅恪太沉湎于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却没意识到：在这三四十年里，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力也达到了新阶段，全民抗战的动员能力跟甲午战争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长期处于书斋的陈寅恪，对于现实政治的认知，远远落伍于时代。
再往里深究，所谓“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云云，也不准确，“虚骄怯懦”，跟“国民性”关系没那么大，更多是社会组织问题。甲午战争，日本之所以战胜中国，不仅靠军舰大炮(实际上，清军的军舰大炮不逊于日军，镇远两舰最为日军忌惮)，也靠民族国家的动员能力。而陈寅恪完全见不及此。
社会学起源于德国，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尚为新兴学问，而他师承的德国兰克史学不看重社会学。如是，陈寅恪有此误判，可能还源于他学术上的一个短板。
清人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话也可用于今日神化陈寅恪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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