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视角,谈谈中国怎样做好周边的外交？_百度知道
从文化的视角,谈谈中国怎样做好周边的外交？
1000字左右，复制粘贴的也可以。财经学院的就不要照抄了。
提问者采纳
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非常重视周边外交的重要作用。中央不仅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提出一系列加强与周边合作的构想和倡议。在上述系列举措中，“亲、诚、惠、容”四字理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一、亲：亲缘纽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亲”带有一种浓厚的血缘性情感因素。《说文解字》曰“亲，至也”，清代段玉裁注曰：“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可见，亲的最初意思为父母双亲，是对跟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父母的至高之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情感。亲始于父母之爱，后又衍生到跟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族之爱，体现了一种血缘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用亲近和爱的方式表达的一种道德情感。然而，“亲”并不局限于此，它还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亲亲之爱是爱的出发点，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人身上，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甚至还要能够惠及天地万物，达到一种“仁者，无不爱也”[3]的境界。仁者爱人，爱从人际关系中提取，而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即为亲。因此，儒者泛爱天下始于爱与自己最亲近的人，亲的德性在于推己及人。儒家提倡德治和仁政，主张“柔远人，怀诸侯”，[4]用怀柔的温情让天下人归顺。富而不骄，强而好礼，是中国人崇尚的德行；强不胁弱，强不犯弱，强而行礼是中国人注重的文明。因为“以力假仁者”是行霸，不会让人心服口服；只有“以德行仁者”才可为王，方可使人心悦诚服。[5]具体到周边外交来看，中国与14个国家陆上相邻，还与多个国家隔海相望。周边已经成为与中国联系最密切、交往最频繁、利益影响最直接的地区。由于地缘相近，因此便于开展经贸往来和区域合作。经济上，2012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达到1.2万多亿美元，2013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1.14万亿美元，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半数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政治上，自去年新政府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了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等中亚邻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接待了数十位周边国家领导人访华。[6]仅去年一年，中国和南亚国家外长以上互访超过70起，双多边场合会谈会见300多场。机制建设上，目前中国与周边已经建立起10+1、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议、六方会谈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天然而成的血缘亲近感。由于血脉亲近，因此易于开展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亚洲国家共开设66所孔子学院和32所孔子课堂，互派留学生近50万人。[7]如今周边国家不仅是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也是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首选目的地。2014年是中国与东盟及蒙古、印度等国的友好交流年，中印缅还将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共同办好这些活动，将会不断增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相互了解。中国与东亚国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与东亚及南亚国家共享佛教文化，与中亚国家拥有丝绸之路的历史纽带，在数千年的历史交流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8]近年来，中国一直与周边国家如“走亲戚”般常来常往，这些互动交往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特殊的亲近关系。“亲”就是要巩固这种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情感纽带。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讲“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今年2月习主席在索契冬奥会期间也强调“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9]今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李克强总理先后会见了来自周边国家老挝、东帝憨耽封甘莩仿凤湿脯溅汶、韩国、巴基斯坦等国总理及与会代表，就加强中国同对方国家的合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传达了中国政府对周边外交以及近邻、友邻足够重视的讯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感情是增进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要素。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与别人融为一体，希望受到理解和尊重，希望自己被赋予意义，因此要在既有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沟通和共感，增进和强化亲缘关系。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10]二、诚：真诚有信中国传统文化对“诚”的探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那时“诚”主要是指对鬼神的虔诚。《周易》指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即君子说话做事要做到诚实勿欺，如此才能建功立业。这里的诚已经具有了日用伦常的道德意义。[11]关于“诚”最为经典的论述出现在《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在儒家看来，“天之道”就是“为物不贰”、“於穆不已”，“不贰”即前后一贯，“不已”即永不间断、永不停息。《中庸》以诚为天之道，认为天（自然）具有一种客观规律性。[12]诚是天地自然的本性，人只有将此诚修到极致，才能尽显其性，从而让他人和万物尽显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成己成物”。所以，诚不仅具有“本来之规律性”的本体论意义，也具有“修养身心”的方法论意义。在实践中强调诚的方法论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信。孔子认为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13]孟子把“朋友有信”列为五伦之一，也突出了对这一道德规范的重视。春秋时期管仲首次将诚与信连用，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14]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的保障。在现代汉语中，诚与信常常连用，二字虽各有侧重，但互为贯通，正如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15]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是结交朋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传统美德。“诚”就是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具体到外交来看，中国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中国政府长期给予他真诚而热情的帮助，双方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中柬友谊深受两国人民好评。[16]西哈努克家人访华，中国政府也经常做出高规格的接待和安排。这种不忘老朋友的诚信品质让柬埔寨首相洪森和各党派坚定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习近平主席2013年10月访问马来西亚时，纳吉布总理在家宴上说，马中建交就是因为觉得中国领导人是可信的。而且他也通过与习主席的会谈感受到，中国是马来西亚可以信赖的国家，习主席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表示要把中马友好代代相传下去。[17]这些国际佳话都是我们用真诚换来的，凸显了“诚”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外交实践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诚”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之双重意义，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诚实，即要诚心实意尊重并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现实，都有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因此，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强加给他国，也不要干涉他国内政，要以真诚无妄的心态来交往，说真话，办实事，以诚相待。二是诚信，即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要信守承诺。无论是陆地边界争端还是海上岛屿纷争，既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也要按照相关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更要信守业已达成的谅解和做出的承诺，以诚信的姿态处理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纷争。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基本方向不变，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主张不变。[18]不仅如此，周边外交中的互信也非常重要。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我们要赋予周边区域合作更多的互信之时代内涵，因为一些亚洲国家还存在明显的信任赤字。互信的基础，是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是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以诚相待、互学互助。[19]三是诚意，即真诚的开展协商、对话和合作。面对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周边国家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希望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在亚洲的“一家独大”会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20]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和诚意，通过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综合手段，同周边国家展开积极合作。中华民族素来是讲诚信的民族，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才能争取到更多朋友和伙伴；[21]只有做到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继续付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22]三、惠：互惠互利 “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字源学的角度看，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尚书·皋陶谟》曰“安民则惠”，孔安国传曰“惠，爱也”，《说文解字》曰“惠，仁也”，孔子也指出“惠则足以使人”。[23]在中国古代，惠虽然暗含着一种上对下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施受双方共同维护的。儒家要求“君惠臣忠”，只有上下呼应，才可以协力实现太平。墨子主张“兼爱”、“互利”，也提出了“君不惠，臣不忠”。由于惠与利直接相关，因此在实施惠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遇到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二者的关系，儒家的总体原则是“义重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不否认个人利益，可以求利，但要在义的前提下追求，而求利也是为了更好的践行义。如《左传》所言“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如此，整个社会才能够稳定有序的发展下去。可见，儒家的义利观将义融入到利之中，使得求利的过程符合义，赋予利以义的分量。这并不是放弃了利，而是改造了利的内涵。所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义利观具有普世价值。具体到周边外交来看，10多年前，中国率先与东盟启动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并于2010年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这其中在很多条款上照顾了东盟国家的利益关切。今天的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旅游目的地。2013年，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合作共赢的诚意。[24]不仅如此，2013年来中国针对周边各个战略方向，有重点地积极开展工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和构想，提升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使中国发展更多的惠及周边国家。[25]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了“一带一路”两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博鳌论坛时也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些战略举措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为中国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惠”就是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在践行过程中，要注意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6]同时在考虑自己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更要做到“宽惠而有礼”，[27]以仁慈友爱的姿态来对待其他国家，要着眼于大惠而不是眼前利益，要积极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给周边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进而实现互惠互利。要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义出发，在发展的过程中着眼于长远之义，坚持《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是对那些与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更多的考虑到对方利益，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28]中国只有自身发展了，才可以给周边国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如此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可见，“惠”意味着在周边外交中，一要致力于建设利益共同体，不断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合作；二要打造合作共赢的机制，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层次，在相互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三要发扬舍利取义的精神，在处理周边关系时懂得取舍之道。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共惠利的命运共同体。四、容：宽广包容容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盛”，徐铉注曰“盛受也”，《易经》认为“君子以容民蓄众”，《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管子》记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可见，容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自勉联题为“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清代林则徐也有一幅自勉联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都体现了一种谦虚谨慎、胸襟宽广的情怀，极其吻合君子“厚德载物”的道德情操。概括而言，容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尊重他们的存在和价值，不封闭，不狭隘，开放心胸，容许差异，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存。所以，容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事物多样性的肯定与接受，二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宽容与包容。在中国传统中，与“容”意涵相近的概念是“和”。《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本指各种乐声的相互应和。据《尚书》记载，中国古人已经非常了解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通过音乐的和谐来达到人神和谐的境界，即“以和神人”。虽然那时神的概念还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和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人间，体现了人们对宇宙世界和谐的向往。《左传》中也有记载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和谐”。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各种关系的模型。因此，对和的追求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理想。[29]追求外部世界的和谐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尚书》提出了“协和万邦”，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周礼》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易》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很好的描绘了这种和平共处的世界。万物达到“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0]的和谐状态后，就会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的境界。这不仅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也会促进整个世界秩序的和谐发展。具体到周边外交，这种容的胸怀也同样重要。作为东亚大国，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10+1、10+3、东亚峰会等各项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中国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充分体现了容人之气度，存异之雅量。[32]不仅如此，中国所处的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发展道路多元化，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一贯的做法是尊重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信地区多样性可以转化为互补互促的发展活力和动力。中国向来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鼓励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存。[33]“容”就是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今后我们在践行容的过程中，一要倡导包容。尽管周边各国与我们有相似的文化或价值观，但因为地域不同及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可避免与我们有相异或冲突之处。因此要求同存异，承认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允许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积极主动的回应周边国家的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34]二要学会宽容。因为中国地广人多，发展迅速，实力强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持有怀疑、担心等，这是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宽容这些质疑的声音，用切实的行动来打消他们的疑虑，进而实现和谐共处、和平发展。五、结语：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引领周边外交政策与实践中国外交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落脚点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亲、诚、惠、容”这些独具东方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35]亲注重情感渊源，是基础；诚突出诚实守信，是态度；惠强调惠利道义，是目的；容彰显胸怀气度，是境界。这四字理念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但在“仁”这一点上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仁者爱人，爱始于亲，亲亲才能仁民，仁民方能爱物；仁者坚持至诚原则，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本性，由此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才能参与天地化育万物，实现天人合一、至诚至善的境界；仁者时刻体恤他人的情感感受，这就要顾及他人的实际利益并惠及他人，才能获得理解和信任，才能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仁者以爱人之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需要有宽容、包容的胸襟来认同差别性和多样性，从而实现和而不同。众所周知，仁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仁的基本内涵是“仁者爱人”。不仅如此，“爱人者，人恒爱之”。[36] 仁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是对他者关怀爱护的道德情感，是一种有机关联的责任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连贯性。仁深刻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显现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应该建立起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讲，仁也是中国外交文化的核心。正是在仁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提出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和方向。“亲、诚、惠、容”应该成为这一共同体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行为准则。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国周边外交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四字理念来引领外交政策和具体行动，通过弘扬文化外交来向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从而为人类社会应对新挑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其他3条回答
文化对于外交而言 轻如鸿毛
商务的？他这个也是百度的
坚持外交五项基本原则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龚鹏程：儒家并非不言利 而是以义为利
北国网-辽宁日报
导语：“义利之辨”，作为儒学公案，其争议由来已久。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每不出“重义而轻言利”之范围。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直接：儒以义为利。以下为本报记者薛百成对龚鹏程教授的专访。龚鹏程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问：今人说义利，所在皆是义利二分，义在其先，而后可言利。而论二者具体关系，每多飘浮语，顾左右而言他，诸如必须、应该，但是也不能绝对地，也要看到也许之类。龚先生所言，似仅此一见，直说儒家如何以义为利，而不说义在利先，不说见利不忘义。龚鹏程：这个是有出处的。《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教导我们的，正是治国理财的大道理。可惜后世多只注意它前面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在那里吵来吵去，对此就不免轻忽了。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有小道，小道是以利为利，大道是以义为利；发财有两种，一种以财发身，利用财来发显自己；一种以身发财，像我们现在这样，拼命赚钱，想发财，结果把自己殉给了财。孔夫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话，以表明如不失义，我亦求其利。《吕氏春秋》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放在今天，这就是说助人为乐，报酬也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儒家轻利重义的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问：儒家本来重视利，且认为利是与义相关联的。既如此，为什么后世老有儒家只谈义不谈利的印象呢？龚鹏程：这是孟子的影响。《孟子·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即所谓“义利之辨”，是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人往往奉此为座右铭。可是孟子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令人讳言利，只知高谈仁义。殊不知孟子当时乃是当头棒喝之说、冰水浇背之言，意思是不可仅着眼于利，需由仁义行，才能真正获利。问：义利概念自提出，即是为着解决其时道德准则与财富（含富国强兵之大与个人财富之小）之间的矛盾。利，自然指的是财富以及利益，而义则是道德方面的天然约束，但是后世的论争日趋复杂，且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把问题集中在单一的道德层面了。这正如龚先生所说，近人论儒家，主要是从政治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方面论，很少由经济方面去讨论。龚鹏程：由经济方面去讨论儒学，这个话题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大开论域了。康有为写过《物质理财救国论》，陈氏受其影响，故专就经济方面弘扬孔教。该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也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一部。因为其后的儒家学者多不娴经济学，儒家又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故几乎没有赓续的讨论。这本书是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由该校正式出版。可见水准颇获好评。出版次年（1912），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把它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彼特之名著《经济分析史》亦承认其重要性。问：您刚才引用《大学》中有关义的论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在治国的层面陈述义之要旨。而这一陈述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飘浮，因为依照我们对古代有关义利概念的基本印象，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以义为利”的含义。学者黎鸣有一个极端的说法，义利之辨是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陷阱，因为用义与利辨，无论义胜，还是利胜，除了两败俱伤，全都有害于人生之外，别无他获。叶适塑像（资料图 图源网络）龚鹏程：秦汉以后，延续儒家这套思路者不可胜数。举一个例子，宋代的叶适一贯被视为功利一派，他的见解足以证明儒家说功利，一贯都是以义为利的。叶适的看法是，治国理政，一般人都是讲兵讲利、夸当世、重狱讼、强调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却是讲义、讲去兵、讲尧舜三代、讲礼乐、重教育。孔孟义理常常因此而被视为迂阔。可是大家自以为是的功利办法，历史证明了，根本不能久长，反而是被视为迂阔的，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他说：“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阔诮其下，而下亦苟讳其迂阔之名，自贬而求容于世。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而臣以为必得其迂阔者而用之，天下其几乎！”他希望大家能真迂阔些，真去讲孔孟之道，以此大义，兴国之利。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明代丘濬编撰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教育皇帝的教科书，其中涉及义利之辨者甚多。如该书卷二五引用《王制》：“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而后引用宋代李觏的论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丘濬的评注是一句话：“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这个评论耐人寻味。问：那么，治国理政之下，古代日常生活层面的义利观，又是怎样体现以义为利的儒家理念的呢？龚鹏程：在日常生活层面，古人一直是强调士贾同道、义利相合的。士应重视财富，商人则应重视道义。明代东林理学家顾宪成即有过这样的看法，说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而社会上对这种态度的实践性行为，则比这些儒者的理论阐发还要实在。比如古代许多行业，如典当、信贷、票号、钱庄等，多有严苛的行业伦理，以强调其基础就在信用二字。明儒唐枢有一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视为商人的精神。古代的商业家族对此讲得更加具体，如徽州《新安家族商训》说：“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斯贷，不以牟取为贷，以义为贷；斯典，不以情念为念，以正为念。”徽商是讲朱子学的，其特征是以宗族作为联系，以“孝”道、“恕”道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商训正是儒家伦理的体现，以义生利。晋商（资料图 图源网络）还有，你看晋商，那些票号的名字就反映了儒家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如：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锦生润、恒隆光、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等等，以义、德、诚、信、厚、公、合等字词，宣示出信义与利益结合的思想。问：义利之争，年深日久，只在轻利重义的前提下，我们每以口舌之争，将利的含义拘执于“为小利益而放弃大义”这样一个狭窄的角度。而自经济的视角而言，思路则会清晰得多。以今日的商品社会为背景，重提古典的义利之辨，有何重要意义？龚鹏程：学界在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有个著名的“韦伯论断”。因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与基督新教伦理相关的；中国和印度没有这种伦理精神，故开展不出资本主义。学界有关韦伯论题的争议，汗牛充栋，意见纷如。但争论之焦点大抵在于儒学能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且隐隐然含有能发展出才是好的意思。而我想回到商业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自古就有商业，中国也是，不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才有。殷朝又称商，殷人即是商人，当时贸易已南采南海之珠贝、西伐昆山之玉石。后来之发展，华商更是由纵横欧亚大陆和东亚、南洋、印度洋，而到如今遍布世界。所以应该讨论的是一种商业行为的总原则，局限于近两三百年的资本主义，眼界何其小？何况，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方式，就是在勾勒经济活动背后之伦理因素。其本身就已点出了经济活动的内核即是“义”，是在义的驱使下才有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只不过，义者宜也，各民族各时代各自合宜的精神有些不同罢了。所以我们还应回到《易经》，重新思考“利者义之和”。想想这句话该如何理解。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从事商业，当然是为了谋利。但从事什么样的商业，其选择本身却是义的判断。这个义，一指价值、道义，二指合宜、适当。譬如贩毒、走私、卖假药、印假钞、放高利贷、做黑心食品，赚钱都是又多又快的，但你会犹豫做不做，这就是义的判断。通常的考虑都是平衡的：是不是既可让自己赚到钱，又满足了社会需求，有益于人？这就是“和”，两者取得了和谐。其次，商业是交换行为之一。交换，指我拥有某物，有条件地转让给你。整个行为包含三部分的正义问题：一、我如何拥有该物，程序为何？该物是否可被占有？这涉及“获取正义”的问题。二、持有物之转换过程为何？是自愿、赠送、竞争、垄断、替换、诈欺，还是买卖？这涉及“转让正义”的问题。三、以上两者中任何一个出了纰漏，都会引出“矫正正义”的问题。是处罚不正义者，还是修改游戏规则？是法律矫正，还是可以动用私刑去报复？任何一桩商业买卖，之所以能形成利益或利润，其实都须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才会说“利者义之和也”，是各种正义的综合结果。换言之，利者义之和或以义兴利，乃是一切商业活动的总原理，任何时代、任何形态的商业都不能背离它。自以为聪明的人，别出妙巧，以为可以获利；甚或耻笑儒家迂腐，以自鸣得意，其实都只是自寻烦恼，以身发财罢了。龚鹏程小传：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 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