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样劫图在发出去玩的手抄报?怎样抄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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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幽默让拧巴的世界变坦了:手机&刘震云专辑 刘震云简历&&& 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等,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刘震云》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共四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被评介、改编和翻译。刘震云专辑 刘震云作品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四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手机》(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塔铺》(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官场》(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官人》(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刘震云》(小说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刘震云专辑 冯小刚评价刘震云&&& 王朔曾经评价: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后来向刘老师求证才记起,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不可靠。&&& 那天,在颐和园,刘震云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 刘震云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瞥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 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见了面,吃的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一切从零开始。&&& 刘老师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只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向上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刘震云专辑 王利芬散文:刘震云印象&&& 其实我只见过刘震云一次,也只对他说过一句话。&&& 见的地点是北大一教303教室,说的一句话似乎是表示我很喜欢读他的小说尤其是《一地鸡毛》。我记不清他当时回答了没有,他转过脸之后口形似乎在表达谢谢两个字,然后又低下身子认真地在少男少女的练习本上签名,一点也没有明星的潇洒和熟练。&&& 我走近讲台,等围住他的人渐少之后就对他说了那句话,似乎并不希望他回答什么,但说完之后我觉得好象这样才公平,然后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 不知别的作家是怎么讲座的,反正刘震云是以他那种小说家的叙述口吻在不紧不漫地显得艰难地磨蹭着,似乎很难进入正题。一开始他就说他不爱讲话喜欢宁静喜欢一个人面对书桌,说实在不知讲什么为好,坐在这儿的诸位若有谁上来讲他倒是乐意听听。他就用这种狡猾――农民式的狡猾一下子把听众对他的期望值降到最低点。于是在这个最低点上他一点一点蹭着向上,等到他喝完两个500克的矿泉水、抽完六支烟之后,他也蹭到了听众在一走进教室时预期的高度,但他的装蒜却将这种高度无形中又拔高了一节。&&& 所以刘震云是个艺术家,他讲座的艺术恰如他人生的艺术。这种人生的艺术比起他讲座的艺术少了些有意为之,而多了一些本能和无奈。他就是在任何人都认为他是个平常人时,从社会的最低层中挣扎得让许多人在读了他的小说之后不知不觉地少了些许的轻狂。&&& 从见到他,直到讲座散场我说的那句其实对现在的他可有可无、纯粹是表达我自己的一种愿望而已。他眼睛不大也不亮,与观察世界相比仿佛他更愿意回到自身和内心。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在一个他并不十分想看清的脸上常常能用去二至三秒钟,这时你甚至认为他有些迟钝和迂腐。但迟钝和迂腐中却有固执的一面,而恰恰是这种执拗使他在这个万花筒般旋转的世界能平静地守着他的书桌。他的头型看似一个智慧型的人,这是因为他挺拔的鼻子和黑色的皮肤紧包着一张瘦长的下巴。白色的文化衫和比水洗布厚的短裤和略长的头发使他活泼了些,不然,会让人觉得在这各种欲望急速膨胀的年代他却在力图收缩着自己。&&& 他坐在讲台前微微弓着身子向前,说话缓慢,缓慢得与他反复称之为老了的年龄不相称。但性急的北大学生却能仍然饶有兴味地等他那似乎上气不接下气的语句,注视着他伸手拿烟盒然后再摸火柴,将烟点着然后吐出一股青烟缭绕,再抬起他那原本低下眼敛还是双眼皮的眼睛,接着用仅仅以有听得清的声音说着。&&& 他说文学家如同街头艺人,比如说优秀的爆米花者和动听的卖唱者,在看到这些人时他就象看到了自己的同胞或阶级兄弟一样。他说诸位若还有其它一点办法赶紧放弃心存文学的念头,然后能经商就经商能当处长就当处长。他说文人在社会上百无一用,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抱成团发誓作点什么事。他说“五四”的作用远不象文人本人所想象的那样,它比政治家如蒋介石等人的作用小多了。但他又说统治曹雪芹的人从上到下不知有多少,但人们说不出那些统治者的名字是谁,宝玉、黛玉却在世代更迭之后在当今百姓心中栩栩如生,依然翩翩少年和婷婷少女,他说这就是我们能在大热天还在谈文学这个可笑的话题的原因,因为文学能象留住似水的年华,能对最无奈的时间和空间有所对策。&&& 他说了许多,他说得我们捧腹说得我们鼻子发酸。这不知是他的故事感人抑或是他的叙述方式如同他在小说中那样意味深长。但他的说无疑比写更吸引人,我以为他具备说书艺人的天才。&&& 刘震云能悟,除了悟出别人从来不去悟甚至也懒得悟的事情,还能悟他自己,由他悟过的东西就只属于他了――既有滋味也有哲理。&&& 他似乎也是一个苛刻的人,尤其对自己,似乎总是在拿老托斯泰海明威普鲁斯特等世界一流文学大师这根鞭子抽着自己,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成不了大气候在于他本人的素质不具备博大精深和宽阔兼容的胸怀,连同他自己。但似乎刘震云没有提到过作家的成长的生活经历或环境严重地制约着一个作家所有追求的东西,他也没提到苦难给作家的不只是财富还有许多的副效果,人类对那些无形的敌人常常是无可奈何,这当然包括喜欢作人类观察者的作家。爱看足球的刘震云也许会在中国足球队员的作战中悟到这种敌人的分量,但是,在国人抱怨中国足球队员不争气和激情飞扬地指点江山之时,我总是想,难道这种心理上的弱点仅存于看得见足球场上,那么,在别的地方呢?其他人那儿呢?&&& 刘震云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迟早会感觉到这点。其实人都有自己的极限,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在劫难逃。能奔跑在向极限冲刺的路上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因为无数人一辈子也没有找到一条自己的路何以谈极限?找到自己极限的人常常征服或超越它,但也往往从此走向了反面。每个人的极限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局限更不同,这个世纪和上个世纪、这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这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人与人也都是不同的,而且是一种无法消灭的差异。漠视这种差异是人最爱犯的毛病,而一旦有了这个毛病,就给自己制造了一座无形的精神牢狱。&&& 其实,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已经相当不错,想必从那天教室的严重超员和许多席地而坐弓腰站在门外的听众中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点。但毫无疑问,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会比今天好。&&& 如果他不是有意要折磨自己的话,就会更好。&&& 刘震云专辑 何镇邦简评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 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现代精神长篇小说&&& ——简评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 文/何镇邦&&& 他试图走一条新路,即注意开掘“深藏的和隐藏的现实”,用主要精力去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灵并进行深入开掘的现代精神长篇的新路。&&& 刘震云的长篇新作《故乡面和花朵》创作时间历八年之久,长达二百万言,几经修改,终于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应该说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引人注目的一桩盛事。&&& 我们把它看作是世纪之交的我国文坛上一部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真正的长篇小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艺术新质。&&& 首先,它是中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长篇小说”。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在描述长篇小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发展的趋势时,指出其重要的变化即是以情节长篇小说向精神长篇小说的转化,他说:“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杜亚美的这种描述是就整个世界文坛而言的,无疑是精辟的,是一种创见。在我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坛上,无论是恢复传统现实主义的作品,抑或新写实和被看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其优秀者也大致只停留在对客观世界比较独特比较认真的描摹上。青年作家刘震云也是从这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因此他看到这种局限。于是在这部长篇新作的创作上,他试图走一条新路,即注意开掘“深藏的和隐藏的现实”,用主要精力去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心灵并进行深入开掘的现代精神长篇的新路。这就是二十世纪法国小说家布鲁斯特在其长卷《追忆似水年华》中所开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故乡面和花朵》看成《追忆似水年华》式的作品,或者说它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中国版,是有道理的。&&& 我们看到,刘震云在小说中用那么多看似调侃实则严峻的笔墨解剖“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刘老孬)以及俺孬舅身边的种种人物,以俺孬妗冯-大美眼到瞎鹿叔叔、小麻子和六指以及诸如刘全玉、脏人韩等等人物的心灵,实际上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末乡村文化的解剖,也是对我们民族灵魂的解剖,扩而言之,又是对世纪末人类灵魂的一次有深度的解剖。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现代精神长篇小说。&&& 其次,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又是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我以为,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篇幅的不限叙事性的文学,更应讲究文体,也就是讲究怎么写;而我国长篇小说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其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作家文体意识的强化和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文学,应该是重视文体的时代,长篇小说创作尤其如此。这一点,我们在刘震云长篇新作《故乡面和花朵》里似乎读到一点新的信息。刘震云是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他把《故乡面和花朵》的创作作为一次有意义的长篇小说文体试验而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故乡面和花朵》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型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它的结构方法也不限于时空交错和线型,而似立体交叉等等,它建立在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的基础上,把传统和现代揉合在一起,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炉,把故乡延津的“老庄”与整个世界的大舞台融合起来,采用某种物景描述,插进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等各种可以调动的叙述形式,组成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然而又井然有序的新的结构形式,这种新的结构形式的特点和意义,当然有待更周密深入的研究才能详述,但只要浏览一下作品,即可以为其新的艺术风貌所吸引。至于小说叙述方法的独特和多样,排比句式的成功运用以及调侃格调的设置,在这篇短文里也都难以一一阐述了。&&& 其三,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瑰丽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是让人感到震惊的,这也构成它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或者说,表现出它重要的艺术价值。八十年代初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的恢复,新写实的兴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就其关注现实生活,表现时代风貌这种精神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人们普遍感觉到,文学的贴近现实以至于越来越现实化,是以牺牲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的想象力为代价的,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足,感到遗憾。在我们读包括刘震云的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作《一地鸡毛》、《单位》等作品时,一方面为其细腻逼真所折服,但同时也明显感到艺术想象力的缺乏。而《故乡面和花朵》正是对此的匡正。我们随便打开它的某一卷某一章,都可以感受到艺术想象力所辉映的艺术光彩。诸如第一卷第一章写“我”(小刘儿)和俺孬舅骑着“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毛驴逛丽晶时代广场时对毛驴和时代广场的描写,就充满奇特的艺术想象和夸张;再如第二卷第三章写大腕瞎鹿和巴尔-巴巴的故事时,也充满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艺术想象。这种艺术想象同小说中的调侃,排比式的语言,构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而这,正是一部大气的作品所需要的。&&& 顺便提一句,作者和编辑耐心细致对作品进行打磨,还有别出心裁精致的装帧艺术,都是阅读这部长篇小说时让人感到由衷赞叹之处。刘震云专辑 刘震云:我用写作了解世界&&& 人物印象&&& ○采访刘震云,至少约了三次。&&& 第一次他要到外地出差。&&& 第二次他从外地回来,要我容他歇两天。&&& 第三次他要改约定的时间时,说的特别让人无法拒绝,他说你容我解释一下原因,我朋友的孩子转到一所不错的学校,朋友答应校长说刘震云会去做一次关于写作的讲座,结果两件事的时间撞上了,我想你可能能理解孩子的事情比大人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就抱歉了。&&& ○本来我的一个同事听说我要采访刘震云,坚持要一起去,她说我可以什么都不说,坐在对面看着他就是了。我们都是学中文的,在《一地鸡毛》还没拍成电视剧之前,老师就已经把它当做新写实主义的绝好范本来给我们讲解了,所以我的写小说的同事对他的崇拜也在情理之中。结果这一改时间,同事也只好改道外地去看父母了。临走还说中国的小说家里,如果有谁能成为真正的大家,刘震云应该算一个。&&& 开玩笑告诉刘震云,他失去了一次和崇拜自己的人对面相识的机会。他回答:去看自己的父母肯定比来见我更重要。&&& ○摄影记者建议我在一家比较著名的酒吧完成这次采访,因为那里的玻璃天花板比较利于拍照,刘震云就开着他打理得非常干净的银灰色富康拉着我们前往,他们聊了一路足球,还谈到在《甲方乙方》里扮演的一个小角色,刘说那不过是他干的一件不三不四的事,就是朋友凑在一起觉得好玩儿。&&& 在一个不许掉头的路口,他打量了两眼,确信没有警察,迅速地把车头掉了过来,接着聊足球。&&& ○他称我们为老师,管自己叫小刘。每回答完一个问题,都用:“大体就是这样,王老师。”结束。在同一时间场景下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同,他的表情和语态会完全不同。谈文学时最为严肃,强调最多的是一个职业作家对本民族语言和想象力的责任。&&& ○谈家人和朋友就轻松得多,太太是他北大时期的校友,都是河南老乡,假期一起坐火车回家时,给了他表现自己的机会。本来是手上生皮炎,不得不贴胶布。女同学问他原因时,就变成了特不经意但绝对具有杀伤力的一个解释:“嗨,拉小提琴拉的呗,在部队里咱当文艺兵。”&&& 直到今天,他太太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会给他一句:“小刘啊,咱什么时候买把小提琴在家拉一拉呀。”&&& 他笑称自己在家里没什么地位,她们都闲我邋遢。他的绿色军挎里装着的一个很卡通的钱包,就是女儿的淘汰品。&&& ○朋友里他喜欢冯小刚,为把他的小说《温故1942》拍成电影,他们两人在山西等地跑了一大圈。他说和冯小刚在一起感受最多的是他的友善,这一点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他对冯小刚的评价是:他外在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他的内心不是特别相像,他其实是一个挺忧伤的人。&&& ○在谈到自己最喜欢的外祖母以及她老人家的幸福时光,刘震云显示了他绝对的语言天赋。他用极简短的句式活画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其间的幽默不动声色。&&& ○我说这间酒吧最著名的是它的洗手间,据说一个水龙头的价钱够买好几把椅子的,我的采访对象就充满好奇的非要在访谈结束后去趟厕所。&&& ○他说写作是一个极古老的职业,就像钉鞋的、做杂碎汤的职业一样古老。操作手段特别落后,自蔡老师发明纸以来,我们就一直在用它。谁选择作家还有私心杂念的话,那就是有病。&&& 但你分明能在这番话外感到他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他说人对世界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每个人都力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尽可能多的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有的人借助金钱、有的人凭借权利、有的人依靠科学研究,而自己是通过写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实生活是深刻的,但是作家写的那一段是不是深刻,这是一个问题。&&& 对时下流行的行走文学,他好像不大以为然,他说写作是一件需要坐下来完成的事,走着的多是一些走马看花的东西。对内心一些东西的挖掘,不是走着能完成的。&&& ○从大学毕业分到《农民日报》到今天,刘震云一边当着他的政文中心主任,一边构筑他的一部又一部长篇。他说他喜欢农民日报的那些哥们儿,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那儿的校对,是我错别字的老师、足球的老师、还是生活的老师。他告诉我饿的时候别逛街,吃饱了再逛,不会乱买东西。我试了试。说得真有道理。”&&& ○最近发表在《大家》的《一腔废话》,据称是一部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品,是一个心里空间的故事。&&& ○刘震云说中国作家和国外的作家相比,有两个弱项,一是知识面没有他们那么宽,二是对外语的掌握极有限。他现在首都经贸大学学英语,和别人学外语有一点不同,他就用国外翻译的自己的作品当阅读材料。因为对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熟悉,看起来会比较快,也比较有意思。比如他写的《塔铺》,有一段说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孩子的爹给他们张罗媳妇,三个孩子幸灾乐祸,其中一个说:“这够咱爹喝一壶的了”,翻译成“这够咱爹下酒馆了”。刘震云说可以想见因为文化的差异,我们在看许多翻译的外国作品时会遇到多少这样的问题。&&& 人物自述-&&& 对写作的认识&&&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成功的。这一点可以用体育比赛来解释。&&& 一般而言,比赛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成功作为结束,比如各种球类比赛,总要决出赢家。另一类是向自己挑战,比如跳高、跳远,最后大都是以运动员自己碰杆儿结束。也就是以失败结束,写作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选择写作为生,是因为我喜欢,它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每一个人对世界都是懂得少,不懂得多。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方法,来探索这个世界上不懂的东西。我用这样的方式摸索的多一些。&&& 写作和其他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是,它总是要面对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包括情感、情绪、往事、梦,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对想要了解他们的人而言显得特别难,文学不是要把他们说清楚,而是把世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来。&&& 我刚开始写作时模仿身边的事,很愉快,写着写着就不满足了,觉着单纯的模仿很低级。人的创造性其实很小,主要还是模仿,但关键是你模仿的是哪一部分,现在好多作家的模仿都是停留在对已知世界的描述上。&&& 我的《一地鸡毛》也是对已知世界的描述,写的是物理时间里发生的故事。但小林心理的想法可能有80%没有写。我现在写东西,写的就是那80%。一般的人写书,它只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往事负责就够了,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要对本民族语言的想象力负责。&&& 如果读者每次见到的都是老朋友,那作家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如果读者永远看到的都是琼瑶、金庸那样的作品,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就会有问题。作家和通俗作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作家要对大家的想象力负责。&&& 作家是自己和自己较量的工作,作家的工作是封闭的。拍电影有很多东西可以借助。灯光、道具、演员。写作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自己。它对心态的要求特别高,你第二天的情绪要和第一天的心态接上茬,否则都是废笔,写了也白写。&&& 汉语在秦以前,像庄子在《逍遥游》里对鲲鹏展翅的描述,非常有想象力,到秦朝统一之后,指令性语言过多,中国作家就要比别国的作家付出更大的代价。&&& 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独自彷徨的状态,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如果说写作有什么愉快,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什么苦恼也是在这里。&&& 我写作时候的状态和上班一样正常,早晨慢跑一小时,上午写三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写三个小时。晚上基本上不写。有时也会遇?##怀隼吹氖焙颍?ǔ;岬髡?幌伦约骸N业木?槭侨绻?憔醯米约盒吹亩?魈乇鹬匾??吞乇鹇榉常?憔突嶙偶薄?&&& 今后我会在长篇上下功夫。短篇和中篇的语言是一棵小树,长篇才是一棵长成熟了的树。短篇要求语言更明快,人为的成分特别多,我已经不是特别喜欢了-&&& 影响我的人是外祖母,&&& 我喜欢听她讲她的幸福时光&&& 我的外祖母活了九十五岁。个子不高,不到一米六,但因为地里的农活干得好,在方圆几十里特有名。在她打工的那个年代,东家是个财主。财主家的麦趟子特别长,别人可能割麦子割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姥姥就已经割完了,每一个工序都十分麻利。她老人家的经验是:“可不敢直腰,一直腰就再弯不下去了。”这是姥姥给我的最大的遗产,现在写东西也是这样,可不敢直腰,累了的时候想想姥姥,有割麦子累吗。&&& 姥姥的幸福生活都和东家有关。每天干完活,吃饭的时候,只见财主提着一个香油瓶,来到下房就张罗上了:“嫂子,拌菜了吗?”“拌了”。“放香油了吗?”“放了。”“不够”——咕咚,财主就得给她再来一下子。你想想,我外祖母在其他的长工里得多有面子。我外祖母到谁家干活,谁家就忙着把儿子叫过来认干妈。&&& 有一次我母亲腿上长一包,姥姥要给母亲看病,回到了自己的村里。一到五更时候,财主家的儿子赶了三头骡子拉的车就来叫了:“妈,该起了,还给我妹妹看病呢。”我姥姥就觉得特有荣誉感。&&& 1992年左右,有两个德国人要到我老家看看。我说那就去吧。一个高个子德国人懂汉语,一个矮个子不懂汉语。村里人一见来了外国人都叽叽喳喳的,只有我外祖母很见过世面的样子,往太师椅上一坐,说话落落大方,就像是过去的东家给她培养出的贵族气息。&&& 她问两个德国人:你们从哪儿来?姥姥,德国。你住德国哪儿啊?德国北部,高个子说。那你住哪儿啊?德国南部,小个子回答。你们怎么认识的?姥姥,赶集。高个子德国人很幽默。姥姥又问:你们多大了?三四十岁了。嗯,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你们那里搞“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姥姥噌的一下就从椅子上下来了,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德国人没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就没搞。你们那儿划了多少地呀。八分,高个子德国人没弄懂分和亩的概念。姥姥围着他转了一圈:你吃不饱。德国人又说:八亩。姥姥又围着他转了一圈,那你媳妇受苦了。&&& 后来两个德国人和我讲,这老太太实在是太神奇了。其实只不过是她的生活给了她那样一个状态。&&& 我当兵的时候十五岁,那时候对当兵的理解一是能吃上白馍,二是能找个好媳妇。就那么一闷罐车拉出去当兵了,排长问我想家吗,我说排长我一辈子都不想家,一上车就吃白馍,我还想什么家。我是当兵时头一次见火车,我觉得拉汽笛的时候特别庄严,世界真好。但在闷罐车里最难解决的是撒尿的问题,我一到那种移动的物体上就撒不出,排长说,刘震云,你怎么搞的,老站在那儿挡着后边的人,尿不出来就是没尿,别撒了。我说好那就不撒了,结果一转身,尿了排长一裤子。他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我一害怕就说:排长,我想家了。这经历有点像我上大学时候,我上大学长的第一个知识就是关于口香糖的。我不知道女同学嚼的那个是什么。我实在忍不住问了旁边一个男同学,他特别鄙夷的看了我一眼,那叫口香糖。前些时候男同学从美国回来,我们还说这件事。当然是我说不好听的给他听-&&& 影响我写作的是我的战友,&&& 我听他的,因为他聪明&&& 我当时的一个战友,是我见过的朋友里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他一上车就写诗,老家在河南,新家安在长城端,排长给他改,新家安在嘉峪关,他就说,排长啊,跟着你可真学东西。我们当时看着他就跟现在的学生看明星似的。后来他回家了,带了很多马恩列斯毛的书,他说他要把这个世界搞懂。就是他在部队有一天跟我说写东西吧。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人。人聪明,字也写得好。总之特别信服他,就开始写东西了,在北大读书期间也写,只不过当时没人给发表。大学毕业了,才有东西发表出来,所以现在的简历里,说到写东西的时间都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算的。&&& 《北京青年报》日刘震云专辑 刘震云谈《手机》:拧巴的世界变坦了的心&&&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刘震云作品题记&&& 12月9日,是刘震云小说《手机》问世的日子。&&& 当然让人期待。曾经的当代文学“新写实”重镇,虽然他自己对此有些怪话出来:“我们糊里糊涂地就被戴上了‘新写实’的帽子,就像傍晚时分,一个中年妇女的售货员把一堆不同的菜搭配在一起,迅速而廉价地卖给了顾客,而不管这些菜是否乐意。”但他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一大批创作,依然让他无可争议地作为这一大文学思潮的当然代表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然后他沉到水底,直至1998年捧出《故乡面和花朵》“巨型蛋糕”———4卷,200万字,写了8年,8年啊。全世界都晕菜了,然后变得安静。连评论界都谨言慎行,大家围着它转圈儿端详,但都喏喏不敢轻易发声。再过3年,2001年《一腔废话》再出,媒体上声音多了些,但望去风光大抵相同,刘震云用力解释,听者雾里云中。&&& 自此成了悬念———“刘震云下次会弄个什么东西出来?”但《手机》这回让人期待得有点儿心绪复杂,因为前后脚有一个12月18日将公映的冯小刚同名电影。那还是个真正的小说吗?&&& 采访之便,小说《手机》先睹为快过了,传过书稿来的人还让发誓:“打死也不说。”读了感觉还好,至少对于我这看《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看得头痛的有限的认识能力来说,从“故乡面”、“废话”到《手机》,是一种游乐场终于下了“海盗船”重新站回地面的感觉。&&& 12月3日下午4点,采访刘震云。3个小时采访,刚开始觉得这人心思深(后来他说其实是他反应慢),脸上偶尔浮现不明所以的笑意,有点儿诡异,让人不放心他在想什么,担心你的问题甚至表情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是不是觉得你有点儿傻。但很快就顾不得了,因为问题碰了他的神经,他开始投入,说得比较激动。他自己也有意识,中途停下拿了你的杯子去续水:“吴老师喝点水,别我说着说着就急了。”&&& ●我就希望这个《手机》能够把这种颠倒的历史、拧巴的东西,把它再拧巴过来。大家看了电影、看了小说去较一下,就会发现绝对不是去跟同一个人谈两次恋爱&&& 记者:来之前做了一点关于您作品的补习。您说过:“作家下一部作品要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这叫质量。”您说《一腔废话》和“故乡面”这种,以后您不再写了。您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彷徨是很具体的,就是下一个写什么。那这《手机》算是这种彷徨之后的一个答案吗?您是把它当做一个正经的创作来对待的吗?&&& 刘震云: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拧巴的事儿,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中国所有的前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 还有一个特别拧巴的理论,就是,作家写完书,你的话都在书里,你就别说了。我同意啊,我原来也不说啊。可是生活变了。本来写完《手机》我也可以回家就没事儿了。但出版社告诉我,你得出来去卖瓜了。现在一个农民都知道他要不知道市场信息,不到集市上去卖,瓜是会烂在地里的,不管他的瓜有多好。我觉得这说得有道理。我这个书就是纯粹出于职业道德,它让我卖我也得卖。而且还不单是对自己的书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整个文学你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中国所有作家的书都只能出到2000册的话,文学就离死不远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出来吆喝几声。&&& 记者:我觉得您对这个问题好像特别敏感,我只是问问《手机》算不算您创作序列中正常延续下来的一个,可您一说说了这么些。&&& 刘震云:不,说这个为的是说第二个拧巴。一般人觉得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小说,肯定小说是不可看的,是不好的,是可疑的。如果电影是一个黄鼠狼的话,这肯定是下了一个耗子,黄鼠狼下耗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为什么小说改成电影可以,电影改成小说是不可以的呢?&&& 记者:可能觉得小说比电影丰厚。那电影剧本就得对水才能显得像一个小说。比如我就在想,看了小说《手机》,肯定有人会猜前后那两部分是你为了让它像一个小说生加上去的。&&& 刘震云:那这证明以前我们的一些作家这么做,是不对的。其实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办法。我就希望这个《手机》能够把这种颠倒的历史、拧巴的东西,把它再拧巴过来。大家看了电影、看了小说去较一下,就会发现绝对不是去跟同一个人谈两次恋爱,电影、小说肯定是两个不同的人。&&& 还有第三个拧巴,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惯性的看法,他认为作家有文化,影视界的人没有文化。&&& 记者:而且可能他们还认为,弄喜剧的导演尤其没有文化。&&& 刘震云:我想他们总体上大概看谁都没文化。我觉得中国有几个这种优秀的导演,有几个优秀的演员,你跟他面对面接触,深入地作为朋友谈下去,他们是有文化的。你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话我一直没说。今天我想力图把它都说出来。我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腾过来,可以吧我?&&& 记者:当然当然。&&& ●“人一过四十,这个心就变坦了。”《一地鸡毛》、《故乡面和花朵》到《手机》,第一个阶段是用琐碎说琐碎,第二个阶段是用复杂来说明这个世界,现在我想用10句话来说世界&&& 记者:有一个朋友知道我要来采访您,他说,我特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原来是一个挺好的作家,现在他一年就给冯小刚写一个电影,你问问他,他这是……大家印象里原来您挺能写的,现在不太出活儿。&&& 刘震云:其实关于我个人的创作经历,也有一种拧巴。其实你仔细来看,《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包括《温故一九四二》,这一阶段你看着好像作品的量特别多,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对于世界的发现只是一个,他特别重视人的这个身体和物质的东西,他在讲人的物质生活。那到《故乡面和花朵》的时候,开始比较重视人的精神,就是脑子里的东西。&&& 我觉得到《手机》,我找到了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契合点,就是人的说话。&&& 记者:大家对你“故乡面”和“废话”中体现出来的创作改变都很好奇,我看到一个同行写:“记者感兴趣的是,一位早年以反映生活细节闻名的作家,怎样超越了这种表达方式,进入一种狂想的写作状态?”&&& 刘震云:作家的创作经历跟年龄是有关系的。写上面这批小说基本上是三十岁之前,那时候东西写得特别的琐碎,但写到《故乡面和花朵》,就突然特别张扬,好像是这种喷发。&&& 那到《手机》呢,他们说我“返璞归真”、说我检查自己,我觉得都没有。&&& 记者:有人说你“故乡面”和“废话”是“走了一段弯路”。我猜你肯定不同意。&&& 刘震云: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创作是一个怎么样进化的过程。我过四十岁了,《手机》里边有一句话:“人一过四十,这个心里就变坦了。”写《一地鸡毛》的时候,觉得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事儿,一句是一句,有2700多句,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两万多句才对”。第一个阶段是用琐碎说琐碎,第二个阶段是用复杂来说明这个世界,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但真正到现在这一段儿,我的创作心态,我觉着全是废话,一腔废话,我觉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10句。我现在用10句话来说世界,可以不可以?&&& ●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那种情感、交往、生存之道,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生长点&&& 刘震云:具体到《手机》,写得最满意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小说的另外一种创作生长点。&&& 记者:是吗?那我要回去重看第三部分。&&& 刘震云:我以前的东西,不管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它们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我写《手机》特别写了第三部分,写人跟人的那种最根本的交往。我突然觉得,世界上有两个价值系统,一个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规范的价值系统,还有一个,是人跟人接触把这些都给扔掉的价值系统,他们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你比如讲,人要进北京,是两种渠道,一种渠道的话是按照社会的正常的轨迹渠道进入,可我发现还有一种渠道,你比如讲像民工、像盲流、像所谓的“北漂”,他们完全是按照民间的渠道进来。先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认识张三,张三认识李四,这样也马上可以建立起一个社会关系。并不是说按照我们规定的这种渠道,这个单位那个单位。在民间,真正对世界形成力量的是哪个,哪个渠道更有力量呢?我觉得是后一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艺术是要高于生活的,但最后你发现,其实生活比艺术牛,生活的角落比生活大。&&& 所以写到《手机》的第三部分,我特别开始欣赏这样的对话。严老有想去请贩毛驴的给他在口外的儿子带话,就手里提了一块豆腐,拿了一瓶酒和两根葱去了,驴贩子正躺在草铺上看那个牲口吃草,一扬头看见了,从草铺上坐起身,端详严老有半天,说:“不熟。”&&& 这就是人最根本的交往了。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人分好几类,一个是“不认识”,一个是“认识”,还有一个是“熟人”,还有一个是“朋友”。弄得我很心虚,问他:“那我是你哪一档啊?”他说:“那当然是朋友了。”&&& 记者:哎,挺好,这挺精辟的。&&& 刘震云:我建议吴菲老师给写进去。这就相当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一样。很简单,“不认识”、“认识”、“熟人”、“朋友”。所以那个贩驴的坐起来:“不熟。”这边马上回答:“我这人好朋友。”我觉得这话特别好,这就是那10句话里头精粹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记者:说清楚了。&&& 刘震云: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隐约地能够觉着,我可能最好的东西在哪儿。我还没找到,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可以慢慢地去接近它。我知道它肯定是,就是我对世界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新的发现。它可能更跟人贴心贴肺,也可能更本质。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找着。但我会一直找。&&& ●我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记者:我看您说过,要开始写“情意深长的小说”。你的《手机》的第一部分里有一个细节我喜欢,就是矿山里那个喇叭。&&& 刘震云:那种东西,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它写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惦念。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根本,可能别人觉得不是一大事儿,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儿。这种惦念没想到出来那样一种效果。&&& 记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当然他对你赞誉很高,他说:“我们这个名叫中国的族群在饱受两百年的磨难尤其是饱受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之后,在精神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文学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在刘震云出现以前,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到羞愧。直到有了刘震云,有了《新兵连》、《单位》、《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之后,这几代人的苦难,才算是没有完全白受,才算是有了一点表达,有了一点抚慰。”&&& 但是他跟着指出“以刘震云为代表的冷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荒寒就是本世纪中国喜剧文学的主要诗学特征。心理上讲,喜剧时代就是一个刻毒、恶毒、狠毒的时代。”但我觉得矿山喇叭那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温暖。所以对摩罗的话我没法儿完全赞成。&&& 刘震云:我觉得作家大体是两种。一种比较擅长发现生活中枯燥的东西,从那里边他可以发现出来哲学,发现出来理论。我呢,可能是比较善于发现生活当中趣味性的一面,但这种趣味性里边确实有它冷苦的成分。&&& 我在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剧本,跟冯导演一块儿去河南、山西和陕西调查的这个路上,就发现民族性格里边的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讲,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忘得特别快。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死人的事儿忘了。&&& 这就反映出中国人啊,就是鲁迅的那种发现———吃起人来是真不含糊,它真是不在乎人。特别是一个下层劳动人民,他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关心,整个地在这个历史车轮的前进中被轧得粉碎,血肉模糊,不耽误历史的车轮往前走。这些东西都被遗忘了。一九四二年它并不是因为旱灾死的人,而是蒋介石,日本人往前进攻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这3000万河南人受灾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你给说句话。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特别苦难的一个东西吧?可我觉得如果只是把《温故一九四二》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在路上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会这么想:“一块儿出来逃荒,吴老二10天前就死了。我值了。”是这么想。我觉得特别符合咱们民族的这种本性。民族的心灵史并不是苦难史,而是他民族心灵面对这种东西他的抉择,他选出来是一种独特的解释。他对世界有另外一种解释。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觉得等《温故一九四二》拍出来大家看吧,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凄凄惨惨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排解的方式。&&& 我觉得像那种“同情”啊……&&& 记者:“悲悯”?&&& 刘震云:“悲悯”啊,我觉得这都是特别无耻的词。我只是对这个民族有特别刻骨铭心的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它的来源并不只是现实生活,还有两个:一种是看中国的书,再有话看中国过去的生活。看现在就可以知道过去,看过去就可以知道未来。&&& 记者:那这种对民族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不影响你活着的心境吗?你怎么自处呢?&&& 刘震云:所以我们民族才有另一种生存的法则。民间的这种支撑自己生长的力量,也会使你特别欢乐。你灌输他再多的东西,他其实真正到世上他是用这个力量在支撑着自己。&&& 像《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说起她爹给她的戒指:“我小的时候,娘家穷,一年有半年接不上顿。但几个姊妹中,爹最疼我。我出嫁那年,爹卖了他的皮袄,给我打了这个。我十六岁到你们家,出嫁的第二年,爹得了伤寒,死了。”“一辈子,两个人死时,我最伤心。一个,十七岁那年,俺爹;一个,八十二岁了,你爹。一辈子,人最伤心的两档子事,都让我赶上了。可我从来没对人说过。”这种谈话,我觉得比《一地鸡毛》或者《单位》里那些处长了、什么入党不入党了,我觉得要根本得多。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创作的一个非常旺盛的生长力,我会开始写特别纯粹的东西。(吴菲)刘震云专辑 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 主持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大家好!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感谢来宾和媒体朋友参加我们的会议,下面我代表出版社介绍一下来宾和媒体。今天与会的有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刘震云先生,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李敬泽先生、陈晓明先生、白烨先生、郭宝亮先生、何镇邦先生、关正文先生,著名导演冯小刚先生,与会的还有长江出版社的社长周百义先生,副社长金丽红女士,今天应邀出席的媒体,有《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等等。外地媒体《南方周末》等等也有部分来参会。&&& 今天的会还邀请了新浪网做网上直播。&&& 下面,我们请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社长做简单的发言。&&& 周百义:各位来宾,各位媒体的朋友上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为刘震云的新作《手机》的举办研讨会。《手机》这部作品,目前在电影票房上已经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而且小说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今天看到一个媒体上的报道,《手机》引发了男女之间的信任危机,刚才有人说感到惶恐,我说没有必要,如果说危机是由小说引起的,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感情不牢固。当然,关于《手机》是我们新春共同的话题,我们所到之处都听到关于《手机》的种种议论和可读性。关于这部书的艺术成就以及得失,下面有很多的专家可能要发表高见,我在这里先向他们表示感谢,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老师对这本书的关注,也感谢媒体对这书的关注,下面请专家谈一谈。谢谢?&&& ?主持人:《手机》这部小说自上市以来,和电影互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好评。从2003年的图书市场情况来看,有影响的本土原创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但是《手机》确是一部影响广泛的作品。《手机》从去年号上市以后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的发行量突破20万,达到了22万本。我们觉得对图书发行是一个奇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邀请在座的各位专家探讨作品的理由。下面请各位专家大家互相谈一谈。&&& 王蒙:我先祝贺刘震云写的这部成功的《手机》,也祝贺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他们的北京编辑组图书中心出版了这么一部好书,我看这部书已经势头极佳,已经有很多的文章里把它和《我们仨》并列为2003年最受欢迎的作品,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吸引我。&&& 震云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爱琢磨事,老在那琢磨,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和理念。最近他爱琢磨废话的问题,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和专家研究,一个人一天可以说2700多句话,其中有用的就是10句话——我现在说的大概就是废话。我觉得他很偏执,在废话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有用和没有用,要看怎么听了,比如说刘震云说话,我觉得每一句都有用,因为他既深沉又亮丽,听他的话是一种享受,不可能有废话,但是没有关系,越偏执越好。你不知道他会琢磨什么玩意,由于他绝,创意比较新,就是一部手机也能够写一部小说,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有他的见地,因为手机给人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人们在享受方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时候,他的人性不会同时和现代技术一样,人性里面所有的狡诈、欺骗、软弱都会在现代科技里表现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往深琢磨,甚至觉得这个小说有点微言大义的味道。因为现代的小说是非常时尚的,而嘲笑现代性是比现代性更时尚的时尚。在刘震云的小说里,把手机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又能够又有所嘲笑和批判,这样和各种高明的、独树一帜的思潮和思想都能够联系起来。&&& 另外,他又写的非常生活。有人告诉我说,他把手机都写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我有一部手机,我的手机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这个情况他没有写,送给我以后,我基本是不开手机,只是在我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开机,打完不管通不通就关机,我是属于这种。但是,别人告诉我,像电影里把手机的电池拿下来反着按上,就会出现不在服务区的情况,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改为振动,像这些东西,他写的非常的生活。&&& 我也喜欢他写农村,我认为刘震云的一大长处还是写农村,所以,这部书里很大一部分写吕桂花、写严朱氏,他写农村,写生活在城市里现代环境这样的农民的灵魂,写的特别的好。我记不清是谁说的,好象不是刘震云说的,有一位年轻作家说的,说“你们写农民不必到农村去,就是您楼上楼下、前边后边、跟你打电话讲电话的其实都是农民”,他们也可能是教授、专家。他写的严守一、费墨都有这种农民的影子。所以,为什么他写的作品容易被人接受,就是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包括他写的《一地鸡毛》等等,和那一批东西都一样的。当然,他也有一些特别撒欢的、大发奇想的作品,包括《故乡面和花朵》。我看报纸写说他“返璞归真”了,如果这么小年纪就返璞归真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幼稚,因为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返璞归真呢。所以,我又觉得他的《手机》是非常生活、非常有思想的作品。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有一种嘲笑,对人性的一种嘲笑,有一种对农民的嘲笑,有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嘲笑,这个嘲笑里面,有一点点——我绝对没有恶意——有一点点坏水儿。&&& 我想应该怎么形容他,我想起一句广东话“鬼马”作家刘震云。鬼马有三种意思,有灵巧、折腾等等。鬼马发展还有鬼五马六,就是说胆子特别大的意思。我看完《手机》以后,把刘震云归之为“富有创意、生活气息浓郁的鬼马作家”,我觉得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有这么一种鬼马作家,又碰上冯小刚这种鬼马导演,再有一个鬼马老板,所以,他的书一定能够发挥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都非常的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雷达:我谈主要的看法。最近《手机》非常热,电影我没有看,我觉得冯小刚影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有特别熟悉的东西,我怕看了以后,冯小刚的东西,影响我对文学文本的新鲜感。我谈一下刘震云的创作的我的理解。&&& 我原来是刘震云一个很热心的评论者,从《新兵连》等等,我一直很喜欢这位作家,但是后来到《故乡面和花朵》以后,我觉得自己跟不上了,觉得自己说不出什么东西。而且我在这儿不怕献丑地说,我甚至到今天为止,我连《故乡面和花朵》的书名都搞不清楚。看了《手机》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清晰,感觉能跟上,而且感觉《手机》有一定的开创性,《手机》开创了一种东西,不仅仅大家都说我们买手机,他抓的很敏锐,我们的隐私权受到侵犯,通过手机引发了一些东西,不完全是这样。《手机》就是把我们生活中无名状态的存在,大量的、但是被我们忽视的,现在人的生存状态解放出来了,同时也通过《手机》概括出来了。&&& 过去刘震云问过我,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他讲“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观察的方法”,我觉得他这么说正符合他创作的特点。我是感觉到,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形成一个硬壳,硬壳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变得老化和僵化,我们与最鲜活的今天反而有隔膜,有些东西我们很麻木,有相当的作品是这样的。像《手机》这样的作品,虽然是灵光一闪,实际上通过手机想到了我们民族群体的最重要的一种现象。&&& 我归结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对若干人命运的关注,转而对民族群体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包括在高科技的现实之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所以有先锋的精神和传统的白描。是对今天人们生活生存的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刘震云思索了现在人的,我无法命名,叫做无聊或者什么也好,《手机》的作品无形中揭示了这个现象。这几个主人公都有婚外情,他们的人都不错,但是他们想打破生活中单调的东西而卷入了情感的漩涡,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也带有普遍性。这一点上《手机》没有太甚的介入,但是已经介入了这个东西,手机不仅是使人丧失自由的问题、隐私受到侵犯的问题,也涉及到人在今天生活质量的问题,在物质高压下,精神生活有没有贫乏?甚至今天的人们生活想换一下,但是换不了,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的问题,都与今天整个的文化发展趋势有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于我们每个人在网络文化中的处境,我觉得刘震云接触了一部分,是很好的开端,包括我们的文学怎么打破我们思维的硬壳,向现实迈出很大的一步,这是《手机》的突破性,这是我读《手机》的直接的感觉。所以,《手机》不是一个结构多么宏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甚至人物的刻画并不是主要的,刘震云对文学的贡献,比较大的贡献是把状态至于人物之上,第一是状态,人物为状态服务。当然,《手机》也不是有多么厚重,说它有多么深刻也还有待于再续,我觉得作品是比较敏锐,抓住了卖点,但是作为长篇小说,不要求厚重,就是说他的写法,我想他把人的状态写的很好。谢谢!第一章&&&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一)&&&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 卖葱之前,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村里老阳高,日子显得长,一天下来,老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老严赞成,是“弄”,不赞成,是“弄个球”;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都是“我靠”。卖葱之后,老严开始说话了。卖了半年葱,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严守一记得,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吃丸子,一个是吃粘糕。&&& 一个人,腊月,到集上卖门神,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他买了四斤,人熟,给了他六斤。他一个一个捡着吃,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站起来,“咕咚”,倒了。&&& 一个人,收麦时节,家里的牛丢了,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饿着肚子回到村头,碰到一卖粘糕的,认识,“大哥,先赊我五斤。”吃完回到家,“娘,我要喝水。”“咕咚”,倒了。&&& 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四十岁再想起来,每次都笑了。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见的人多,话是跟人学的;后来才知道,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牛。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他爹“噗嗤”笑了,摇着头说:&&& “这个老牛。”&&& 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那时严守一觉得,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好不过卖葱。&&& 1968年冬至那天,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路过严家庄,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没见老牛之前,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大嘴,声如洪钟;见到才知道,个头比桌子高不了多少,雷公嘴,说起话来娘娘腔。过去老听说老牛,一下见到,本该严守一发怵,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摘下火车头棉帽,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严守一也跟了进去,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踹了一脚:&&& “身上腥,滚!”&&& 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也没听老牛说什么。偶尔说话,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毛驴喂了多少料。接着全是“呼噜”“呼噜”的喝水声。老牛赶着毛驴车走后,老严对全家说:&&& “能说,今天没说。”&&& 年关之前,腊月二十三,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顺便结一年的葱帐。上午去时一脸笑,黄昏回来,一脸铁青,蹲在门框上“吧嗒”“吧嗒”抽旱烟。一直抽到三星偏西,站起身,用烟锅“梆梆”地敲自己的头:&&& “我要再卖葱,我就不是人!”&&& 严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饿死了。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老严和老牛在分葱帐时,起了纠纷。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严守一有一个姨夫叫老黄,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第二年春天,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老严摇头:&&& “布好收,我不会吆喝呀。”&&& 老黄:&&& “就一句:黄家庄的染坊来了!”&&& 老严摇摇头,没去。&&& 1989年春天,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人开始痴呆,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老严得了脑血栓,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比当时记得都清楚。年底,严守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围着一个火盆,半瘫的老严西向坐,严守一北向坐,不知怎么,说起老牛,1968年共同卖葱,因为分帐翻了脸。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抖着上边的右手,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 “他记花帐!”&&& “哪哪儿都有缝,缝里都掉渣!”&&& 严守一:&&& “是好朋友,就不该合伙做生意。”&&& 老严:&&& “花帐我能忍。腊月二十三,算了一天帐,到了黄昏,我拿钱往外走,出了门,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又回到院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老严是个###。”&&& “不为钱,就为这一句话。”&&& 接着潸然泪下:&&& “一辈子没说得来的,就一个说得来的,还说我是###!”&&& 指指自己胸口:&&& “爹这一辈子,这儿有些发闷。”&&& 1995年夏天,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嘴开始向右歪,倾斜着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没说过一句话。&&& 与老严分手之后,老牛也不再卖葱。1969年,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邮政所长叫尚学文,理着分头,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 “看电话,就得嗓门大,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 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别看娘娘腔,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不但声大,而且喊的时间长,尚学文点燃一支烟,烟抽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倒气呢。尚学文止住老牛:&&& “行了,比驴叫都长!”&&& 1996年,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全国人民都理解,惟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 “我靠,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第一章&&&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二)&&& 1968年,严守一的好朋友叫张小柱。严守一属鸡,那年十一岁,张小柱属猴,那年十二岁。张小柱的头长得像个歪把南瓜,胳膊腿细,像麻杆;由于头重,每天像碾盘一样偏压在肩膀上;右眼玻璃花,看东西要先揉左眼。张小柱他娘有些傻,张小柱他爹在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挖煤,张小柱在严家庄算住姥娘家。严守一没娘,张小柱娘傻,两人常一起背书包上学。1968年,张小柱他爹从二百里外的三矿给张小柱带来一盏废矿灯,夜里装上废电池,明亮的矿灯能照二里远。村里的天空黑得浓,黑得厚,两人常端着矿灯,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张小柱爱写的字是:&&& 娘,你不傻&&& 严守一爱写的字是:&&& 娘,你在哪儿&&& 两行字,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 严家庄的学校设在村里过去的牛屋。老师叫孟庆瑞。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孟庆瑞要去镇上赶集,反锁上教室门,让学生在牛屋背书。严守一、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几个人从牛屋后墙掏粪的窟窿里爬出来,脱下鞋,掖到腰里,蹚过河到山后的坡地里偷西瓜。村里看瓜的叫老刘,耳朵有些背。严守一等人一开始想偷瓜,等爬到看瓜的窝棚后往里看,老刘包了一锅盖饺子,正往铁锅的滚水里下,又决定偷饺子。严守一、蒋长根到地里做偷瓜状,老刘从窝棚里冲出来追赶,这边张小柱、陆国庆、杜铁环把一锅饺子用笊篱捞出,空空水,倾到褂子里兜起,跑到山坡后,等待严守一和蒋长根到来,一块吃饺子。饺子别人吃上了,严守一没吃上。老刘没追上蒋长根,追上了严守一。下午孟庆瑞审案,没等孟庆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严守一的手心,严守一就把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四人招了出来。黄昏别人放学了,严守一几个人还贴着牛屋墙跟站着。阴历八月十五,月亮爬上来很圆。孟庆瑞吃着一块从集上买来的月饼说:&&& “吃过饺子,能扛,站到明天早上吧,接着上学。”&&& 从此严守一在学校抬不起头。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饺子,而是因为他把同伴招了。最恨严守一的是张小柱:&&& “他把别人招了没啥,我是他好朋友,他怎么能招我呢?”&&& 从此两人不说话。&&& 半年之后,张小柱被他爹接到了二百里外的三矿。因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了,让他去照看他娘。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张小柱来找严守一,把过去两人照天的矿灯送给了他。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去送张小柱,张小柱正扒着姥娘家的门褡在哭。他姥娘也哭了。他爹提着包袱,在旁边站着。最后还是他姥娘将张小柱扒门褡的手掰开,让他随他爹上了路。&&& 三个月之后,严守一在世界上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信是张小柱从长治三矿写来的。镇上的邮递员在村里转了三圈,没找到“严守一”。最后还是看瓜的老刘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严守一,就是偷瓜的白石头!”&&& 信封上红字印着“长治三矿”。里边的信瓤的顶头上也印着“长治三矿”。信的内容很短,就是问一问,送给严守一的矿灯还亮不亮了。&&& 严守一给张小柱写了一封回信。信写好,找他爹要八分邮票钱。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正在气头上,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 “说句话还要钱,我靠!”&&& 这封信没有发出去。&nbsp&nbsp第一章&&&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三)&&& 1969年,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出一种。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有些腻,又有些发甜,离她一近眼就发粘,想困。1969年,因为吕桂花的到来,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 1969年,吕桂花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名人。出名是因为她在出嫁之前,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小郑已经有了老婆。1969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播《东方红》,接着播毛主席语录。小郑管着全镇千家万户的小喇叭,夜里就睡在广播站。小郑除了会管广播,还会唱戏。是唱戏,把吕桂花引到了广播室。这天早上六点,小郑一时疏忽,将扩大器的开关扳错了,小喇叭里没有唱《东方红》,也没让毛主席说什么,小喇叭里传出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声。千家万户,都听得比过去有趣。但第二天管广播的就不再是小郑,换成了小岳。小喇叭里又开始播《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他俩,小郑和吕桂花,从此再没见过面。&&& 三个月后,吕桂花嫁给了严家庄的牛三斤。牛三斤和张小柱的爹一起,在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挖煤。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全村人都反对。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都气得涨红了脸,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 “我靠,那是破鞋!”&&& 但牛三斤自见了吕桂花一面,死活要娶,对自己爹说:&&& “还是新鞋。”&&& “就当是自行车,被人借走骑了一遭,又还回来了。”&&& 娶亲那天,严守一没见着吕桂花,跟他爹到镇上卖猪去了。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村头碰到牛三斤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买灯罩。远远望去,吕桂花穿一件红灯芯绒上衣,并无出奇之处,等到走近,严守一马上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味道;接着又发现她的眼睛也与人不同,眼是细眼,像小羊,半睁半闭,老蒙着,但偶尔睁开,无意中看了严守一一眼,十二岁的严守一,魂儿就被她勾了去。二十多年后,严守一在庐山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长的也是这种眼。这时他发现,凡是长这种眼的女人,魅力还不光在眼;白天在眼,夜里还有别的。这时他体味出一个词叫“尤物”,万人之中也遇不到几个。令严守一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尤物,当年怎么会降生到偏僻的晋南山村呢?&&& 结婚十天之后,牛三斤又去二百里外的三矿挖煤。晚上,严守一、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一干人便到吕桂花的新房去玩。过去在打谷场玩的卖葱的游戏,马上像剩饭一样变馊了。一开始双方不熟,严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家的墙头上,偷偷看窗户上的灯光。油灯加上灯罩,窗户纸比别人家亮多了。牛三斤家的房后,是一个芦苇坑。众人又在芦苇塘里搭起人梯,开始舔破窗户纸往屋里看。明亮的油灯下,吕桂花天天转着身子,在学过去广播站的小郑唱戏。最爱唱的一出是《白毛女》。这天,她唱着唱着,停下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大家以为她咽下了肚,谁知她猛地一转头,将水喷向了后窗户。外面两架人梯便滚翻在芦苇坑里。孩子们跳过院墙,涌到屋里,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肢。吕桂花两腿蹬向天,笑得岔了腰。大家熟了。但严守一的脸上,被芦苇划出两道血口子。因为自偷饺子招供,严守一一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搭人梯时,他总被陆国庆摁到屁股底下。&&& “哟,都出血了!”&&& 正是因为脸被划破,吕桂花将严守一拉到怀里,就着油灯,往他脸上搽紫药水。吕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将严守一熏得差点晕了过去。严守一被熏晕的样子,引起了众人的不满。陆国庆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姥姥!”&&& 吕桂花嫁过来是阴历九月二十六,牛三斤十月初六返回三矿。十一月初七那天,吕桂花突然想给牛三斤打一个电话。这时镇上装电话已有一个月。严守一等人,也和吕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灯下人影里,吕桂花与众人商议:&&& “你们谁到镇上打过电话?跟我到镇上邮局去一趟。”&&& 众人纷纷跳着脚:&&& “我去,我去!”&&& 陆国庆用手止住众人:&&& “还是我去,这里就我打过电话。”&&& 吕桂花当时正在洗脸,她从脸盆上仰起脸,脸上的水珠一道道往下淌:&&& “电话怎么打?”&&& 陆国庆脱下一只鞋捂到自己脸上:&&& “三斤哥吗?我是陆国庆。吃饭了吗?吃的是糊糊还是面条?”&&& 众人笑了。蒋长根却不服气:&&& “话谁不会说,你会摇电话吗?”&&& 陆国庆做出摇辘轳的样子:&&& “就这么摇,跟摇水车一样,越摇劲越大。”&&& 关键时候,严守一站了出来。上次严守一脸上受伤,吕桂花给他搽紫药水,使他在众人面前的地位有所提高,虽然还不能完全抹平偷饺子招供的痕迹,但可以偶尔抬一下头。这个偶尔,现在就用到了关键时候:&&& “陆国庆没打过电话,前天他还问我电话长得什么样。”&&& 陆国庆一鞋底摔到严守一头上:&&& “我没打过电话,你打过电话?”&&& 严守一被鞋底摔得头冒金星,也不由火了,一头将陆国庆顶倒在门框上:&&& “我也没打过电话,但我认识看电话的老牛。”&&& 陆国庆在门框上擦着嘴角的血,陌生地看着严守一:&&& “认识老牛有什么了不起?”&&& 严守一:&&& “我不会摇电话,老牛会帮我摇。”&&& 杜铁环这时站到了陆国庆一边,指着严守一:&&& “你话都说不利索,要是打不通,不是误了大事?”&&& 严守一摘下自己的帽子,摔到杜铁环面前:&&& “要是打不通,我就一个人跑到三矿!”&&& 又拉开架势要与杜铁环打架。这时吕桂花脸已洗完,在用双手编辫子。她环视众人一圈,最后看定严守一:&&& “白石头,明儿早上吧。”&&& 因为吕桂花,严守一1969年打上了电话。三十年后严守一计算,如果没有吕桂花,他在世界上打电话起码要推迟十年。如果是一个民族,早十年和晚十年用上电话,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会非常不一样啊。&nbsp&nbsp第一章&&&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四)&&& 1969年,严守一的嗓子开始变声。过去嗓子像小公鸡,现在突然有些老年的沙哑。严守一是用这种沙哑的嗓子,争取到了打电话的机会。但像上次偷饺子招供一样,他又把所有的同伙都得罪了。而且得罪得有些苦衷。陆国庆他们以为严守一用羊角把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是为了单独跟吕桂花呆在一起,其实严守一并不全是为了这个。两个月前张小柱来过信,他没钱寄回信,也想借吕桂花给牛三斤打电话,让牛三斤给张小柱捎个话儿,他留给严守一的废矿灯不亮了,废电池没电了,无法往天上写字了,他想告诉张小柱,能不能等牛三斤回来的时候,再给他捎回来一块废电池。但这话既不能告诉吕桂花,也不能告诉陆国庆他们。陆国庆他们,一举一得他们都急了,一举两得他们还不疯了?&&& 比这更困难的是,这一切还不能让严守一他爹知道。上次因为给张小柱寄回信,严守一就挨了他爹一巴掌,现在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口信,等于旧事重提;同时,连陆国庆他们知道的去镇上邮局打电话,也不能让他爹知道。因为打电话的是吕桂花,镇上看电话的是老牛,这两个人他爹在世界上都反对。三件事知道一件事,三个人知道一个人,严守一都得挨打。&&& 感谢上帝,这几天安排老严得了伤寒,躺在家里打摆子。前晌盖三床被子还冷,后晌浑身出汗,湿透了三床被子。从吕桂花家回来,严守一站在爹的床头,先是皱着眉嘬牙花子,后是哑着嗓子说:&&& “爹,冷吗?我给你去烧块砖。”&&& “爹,热吗?我给你舀瓢凉水喝。”&&& 说着说着动了真情:&&& “我有点想俺娘了。”&&& 最后看着奶:&&& “不能让俺爹这么干挺着。”&&& 爹和奶都抬起眼睛看严守一。严守一:&&& “我明儿一早到镇上给俺爹抓药去!”&&& 爹哆嗦着闭上眼睛不说话。奶:&&& “俺石头长大了。”&&& 不容易。&nbsp&nbsp第一章&&&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 吕桂花—— 另一个人说(五)&&&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和卖葱的老牛成了两个人。老牛卖葱时,严守一记得他很和蔼,现在架子很大。1968年是娘们腔,1969年成了爷们。职业的转换,原来也能变嗓。从严家庄到五里镇,有四十里山路。走到半路,天上飘起了碎雪。路上羊角把自行车老掉链子。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五里镇,又逢大集。严守一扛着自行车,吕桂花抱着小包袱,挤到邮电局小楼前,严守一发现自己挤掉一只鞋。这时雪停了,回头在烂泥中找回鞋,再赶到邮局,正赶上老牛下班。&&& “下班了,下班了,下午再打!”&&& 电话室的墙上,拴着两捆碱性电池。老牛正在把摇把电话,往一个木头匣子里装。接着又在木头匣子上加了一把大锁。因为逢集,屋里挤满打电话的人。严守一满头大汗,从人缝里钻到老牛面前:&&& “牛大爷,俺骑车跑了四十里。”&&& 老牛:&&& “你跑四百里,也得等到下午。就是我不歇,电话累了一上午,也该歇歇了。”&&& 严守一:&&& “大爷,俺爹是严家庄的老严,过去和你一块卖过葱。”&&& 老牛定睛看严守一。严守一沙哑着嗓子:&&& “去年冬至,你到俺家喝过水。”&&& 老牛看严守一,从屁股蛋上摘下一串钥匙,欲开电话匣子上的大锁。突然又停住:&&& “那也不成,我得听尚所长的。一到下班,亲爹也不能打电话!”&&& 这时吕桂花抱着小包袱挤上前:&&& “大爷,下午啥时候呀?”&&& 老牛又定睛看吕桂花,看着看着笑了:&&& “回家吃个馍,喝碗汤,也就一袋烟工夫。”&&& 吕桂花这句问话,把严守一害苦了。她使严守一对于1969年阴历十一月初八这一天的时间不好安排。要么电话马上打,要么老牛吃饭的时间索性长一些,他好去药铺给他爹抓药。吕桂花来镇上只有一件事,严守一有三件事。现在老牛说一袋烟工夫,不上不下,严守一就不好离开。路上严守一就有些犹豫,给他爹抓药的事告不告诉吕桂花。但一告诉,上路就成了一举两得,会破坏两人共赴打电话的气氛。最后没告诉,路上倒默契了,吕桂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他的后腰,现在事到临头再告诉,自己跑去抓药,让吕桂花一个人留下等着打电话,各干各的,就不单是一举两得而成了夹带私货。原来路上你是骗人呀。官盐也变成了私盐。于是严守一就盼着老牛早点吃完饭,半袋烟工夫才好。等打完电话再去抓药,抓药就成了顺便,还能另讨吕桂花一个欢心:&&& “原来你一直没说呀!”&&& 严守一和吕桂花守在邮局门口,每人吃了两个烧饼,用了半袋烟工夫。但老牛这顿饭吃得有点长。一直到太阳偏西,老牛才趿拉着鞋回来了,打着哈欠向大家解释:&&& “家里来客了。”&&& 接着开电话木匣子上的大锁。一群打电话的人又在那里拥挤。严守一开始奋不顾身,挤在最前面,手里拿着吕桂花给他的两毛钱,往老牛手里递。老牛接过钱:&&& “往哪儿打呀?”&&& 严守一:&&& “长治三矿,我打三矿!”&&& 老牛昏沉的脑袋,似乎突然清醒了,又将钱扔回来:&&& “三矿?三矿可不成!”&&& 严守一:&&& “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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