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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登革热病例又增4位 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时间： 13:05 来源: 作者：佛山新闻网
南都讯 记者田海燕　国庆出游小心。据市卫计部门通报，市新增病例4例，其中顺德区3例(2例本地病例、1例输入病例)，南海区1例(本地病例)，新增病例均为轻症，已经出院。
市防控登革热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登防办)于9月15-29日组织对市五区防控重点区域开展蚊媒密度监测，52个市级监17个点为高度风险，占32.69%。其中，市指挥部已通知三水区对桥头社区予以插黑旗警示。市登防办分析中、高度风险监测点偏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造成。“一是部分背街小巷、闲置屋等未及时清理卫生死角和积水，，形成蚊患黑点；其二，居民屋内或天台盆、罐等闲置容器未能倒置，有积水容易孳生蚊虫；三是少数村民有收集、储存雨水的习惯，长时间未清理孳生蚊虫；四是部分居民养水生植物，但没有定期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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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讯 记者田海燕 国庆出游小心登革热。据市卫计部门通报，佛山...马家润：协和病案是一座活着的医学图书馆
腾讯嘉宾访谈
[导读]协和医院有著名的三宝：图书馆、病案和老教授。1921年开始，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第一家病案信息管理的病案科，是全国现代病案管理的开始，马家润先生在协和医院管理病例41年。 病案专家马家润先生
大师：您第一次听说协和医院是什么年纪？当时对协和有哪些印象？马家润：小时候对协和没有什么印象，大概到八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个外国人办的医院，没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病都是找中医，家长对西医不太信服，直到我八九岁时得了一次重病，我父亲才请他的一个西医朋友来看过病。大师：能不能讲讲您进入协和医院的经过？在当时年轻人的职业选择里，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马家润：1948年，我读高中二年级，我哥哥读高中三年级，因为当时家里经济情况很不好，交不起我们的学费，我就放弃学业，让哥哥读完高中。正好北京协和医院复院招人，我父亲有一个朋友负责协和医院所有表格和病案袋之类的印刷品，了解协和医院的一些情况，说只要能进去，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收入也能逐年提升。他托人帮我报了名，我当时完全没有医药基础知识，也不知道到协和医院能干什么。报名后不久，医院通知我去查体，等到1949年下半年又通知我再次检查，才通知录用。日，我到协和报到，同批被录用的有五个人。我们三个年轻些的做清洁工，另外两个年纪大的，原来在老协和工作过，一个到了图书馆，一个去了问事处。1950年3月，协和医院病案科要招收一个工作人员，我做清洁工的时候，有人和我谈过病案科的工作，说要从那么多病案里，一下子找出某个病人的病案，送到医生那里救治病人，我觉得很神奇似的。也谈到病案科老主任王贤星，说他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当时协和还在美国管理统治之下，清洁班要求早晨七点上班，如果迟到有可能被开除，但是病案科老主任会宽容一些，没那么苛刻，而且每年年终涨工资时，他会尽力为同事们争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考试。大师：那当时病案科的录用考试会哪些内容呢？马家润：先笔试，包括一些时事，英语约有20多个单词、英译中、中译英笔试答完后口试，有三四个考官，当时的医院副院长安斯理（英国人）也参加。非常严肃但我并不紧张，主要负责提问的是病案科主任王贤星，提问为什么喜欢到病案室工作，接着测试的是提出几个汉字用罗马拼音的拼音字母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主任问了我一个字“龙”，他是湖南人，口音有点儿重，听起来像荣（Jung ）又像龙（Lung ），就问他，您说的是光荣的“荣”还是大龙的“龙” ？他说是龙王的“龙”，我再给他拼罗马拼音，拼对了。我一直没问过老主任为什么选中我，当时参加面试的有七 八个人，有比我先到协和大十来岁的，也有比我小一两岁的，我估计和我比较认真、慎重地回答他的问题有关系。大师：您进病案科的时候，科室一共有多少人？马家润：九个人。病案科原来的一些同志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工作时间也比较久，做的是“桌上的工作”，像整理病案、疾病分类等。我刚去，主要工作是跟着老师查找、运送病案，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到1952年夏天，老主任让我跟着杨国城老师坐夜班，杨老师当时负责病案统计工作，我跟着他学了一阵儿。1952年9月份时全国开展扫盲运动，有一天人事处处长把我叫去，让我到职工业余学校做文化教员，当时找几个高中生也不是太容易，我在业余学校工作到1954年春节，才调回病案科。原来带我坐夜班的杨老师，调到解放军总医院做病案科的负责人，我接替他，也开始做“桌上的工作”了。大师：协和病案室组建于1921年，和院龄一样长久。建设协和时正值美国进行医学教育改革，病案室是否也按照美国标准打造？还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马家润：还是有传承的。协和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61年（咸丰11年）教会办的北京施医院，1921年协和成立后还接收了一部分它们的病案，上面印着咸丰辛酉年立的字样。1921年1月协和医院就接受了原协和医学堂的住院病人出入新建医院的病房，他们的病案记录也一起转来接着记录。但是协和医院的病案没有完全沿袭它的使用，1922年3月成立了病案委员会，对医院所有病案记录的表格都有过研究和讨论，历年来根据具体情况又不断改变，到30年代，一整套的病案记录规范基本成形。国内很多医院向协和医院索取病案表格，负责医疗、办公用具供应的库房就把病案管理的卡片、病历记录、手术记录、护理记录等做成一套，谁要卖给谁，那时候叫做“价让”。所以说协和医院在中国的病案记录和管理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王贤星主任是一位思维敏捷，谦恭好学勇于开创的工作者，北京协和病案室创建之初就结合医院医教研的特点建立了一部较完整的病案管理方法和合理的工作流程，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改进工作。20世纪30年代协和的病案管理处于世界领先，病案被誉为“协和三宝：之一。管理方法也被很多医院采用，纸张病案管理的方法现在仍继续延用，但手段已经改变很多手工操作被计算机替代。 欢迎点击进入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那在病案室，作为新手的您接受了哪些基本功的训练？马家润：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主要以编号为基础，当时给我启蒙的王泉老师头一天就跟我说，我们是吃“号头”饭的，病案号一定要弄准了才行，这是基本功。1950年，门诊每天有三四百人，门诊病案管理一共三个人，负责来查找运送病案和整理归档。当时一些年纪大的同志思想还有些保守，不愿意把自己的一摊子工作告诉年轻人，像病案科里最有技术含量的工种疾病分类，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没办法，一些工作自己偷学吧，当时看那些老师们做这些工作就特别留意，所以时间长了对病案工作也有一定了解。不过人的思想也都在改变，协和接管后，带我坐夜班的杨老师，每天早晨就给我们几个年轻人讲课，讲一些英文的、中文的疾病名词，跟着学了些东西。不过疾病分类这项工作我一直没有介入，这可以说是病案管理工作的一个核心，知识点最多，含金量最高，我看到老先生们互相已有一些竞争，就觉得算了，不参与了，想起来我也是胸无大志。反正有医生要检索的话，我能够给找到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坐到那个位置上，真坐到那个位置上就有人要攻击你、排挤你。1954年从职工业余学校回来以后，情况又不一样，我的身份从工人变成干部了，当时老主任让我做疾病的分类统计，我说什么都没接触过，怎么做啊？老主任非常慈祥，说不要紧，我来教给你。真是手把手的，一个一个问题来教，这样学起来我就感到自己的知识储备很匮乏，正好我妹妹在护校，她的那些医学教材我都借来看，但是总的来讲不是正规学习。当时中国还没有病案管理专业教育，我们都是以师带徒，跟着老师学起来的。老主任王贤星很好，你如果问他一个问题，他会从头到尾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只要你问，你要是不发问，可能他也想不起来要给你讲些什么。当年既没有病案管理专业教育又缺少专业著作，仅于195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周倬然老师编写的《病案管理》很薄的一本书只介绍了方法，且流传不广，当年我没见到，以后很多人也没有见过，到年左右，王主任希望能整理出一套教材来，或者写本病案管理的专著，当时和北医人民医院老主任李铭商议组织编写，参加的有协和病案室的徐先超，在协和医院进修后来到朝阳医院病案科当主任的邵士琏老师、医院的余长风老师等。这个工作做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当时下放农村，开始的时候没有参加，回城后王贤星老师让我负责整个教材的整理工作。通过这次整理，我受益非浅，系统了解了病案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方法，各位老师想起什么了再写纸条，一条一条的我都拿过来结合已讨论过的主题再整理，最后整理出很厚的一本资料，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谁也不敢往出拿，这份教材没能出版。直到1964年，卫生部对病案管理工作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请北医人民医院李铭主任办全国病案管理的学习班，北医人民医院是当年卫生部评出的六个红旗单位之一，李铭老师办完学习班之后整理出一份材料，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才有了内容更为充实丰富的一本病案管理的专著。1981年，卫生部委托北京协和医院办了一个全国的病案管理培训班，全国有55个学员参加，在此基础上整理过一份教材。1984年北京市医学会又组织病案管理培训，也整理了一份教材。1954年1月，我们老主任在《中华医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一篇《建立病案学科的重要性》“的文章，建议”在医学的课程中，增加一门独立的科目-病案学科。教育医学生写好病案，并“建议卫生部成立病案管理人员训练班培养病案管理专门人才”。呼吁了几十年，直到1985年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病案管理教育。大师：那病案室日常的工作流程和强度怎么样？科室内部有哪些业务规范？马家润：我们的病案信息管理，开始就是信息采集。老协和设有一个专门的人负责采集，登记病人的姓名、住址、年龄、籍贯等，再交给分诊台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询问病情，告诉病人该看哪个科，到初诊挂号处挂完号后，就把单子交给我们病案管理人员，做病案首页，写上病人姓名、住址、亲属关系等，这就建立了一份病案，制作出病人的姓名索引，今后可根据病人姓名来查找病案。每份病案有个病案号，我就是根据病人挂号证找出病案送给各科室，科室医生看完病后再收回来整理，有时病人做了一些化验，回报单都夹在里面粘贴好归档。如果病人住院，住院处用黄色纸张登记，一直沿用到今天，一看黄纸就知道是病人的住院登记表，其中一份送给病案科，另一份随着病人到接诊室换完衣服进了病房，病案科拿到住院登记单后，写好挂在病人床头上的床头卡片和住院病案首页，把该病人在门诊的病案找出来一同送到病房交给护士，以便医生了解病情，做诊断时了解病人在住院前的检查情况，这样非常有利于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现在很多医院没有这么做，协和医院一直保持这一传统。病人出院时，还会再做一次出院登记，我们再将整份病案进行整理装订。老协和还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出院病案讨论会，每个病房每个组的医生，每周有固定时间到病案科来讨论这个阶段出院病人的病案，有时科主任也会参加，一方面总结经验，同时也利用讨论机会对下级医师教学，讨论完主治医师检查病历完成情况没有问题了，病房的主治医师签字。然后我们病案科做疾病分类和手术操作分类的编码，王泉老师最后做总检查，病案是否完整，查出缺欠立即打电话请医师到病案科补充完整，最后一页一页用打号机编上页码，一份病案才算完成。整个流程是很严谨的，一环扣一环。病案的保存和管理最终是为病人服务，为医疗服务的。现在很多医院的住院病案是为了科研和教学，病人再回来看病的时候，不再使用之前的病案。协和医院不是这样，病人来复诊，我们一定把他的病案找出来送到医生手里，让医师能看到病人的整体情况再就诊。现在很多医院门诊也不做记录，协和医院还一直保存门诊病案。大师：不少医生在《话说老协和》里写到，“要经常到病案室整理病案，填写最后诊断。”能不能介绍下当年病历的书写制度？一份病历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和人手，最终成为一份病案？马家润：从病案委员会开始就非常重视病案书写工作，从1922年开始，差不多每周会讨论一次，病案应该怎么写，应当怎么定疾病诊断，因为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成文书籍，各科遇到个什么疾病，增加个什么诊断，都提到病案委员会来讨论，确定后再通知下去，全院按这个规定来写。到1927年，协和医院自己出了一本病案诊断和手术名称的书，《疾病、病理情况和手术操作名称 Nomenclature of Diseases，Path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perative Procedures》以解剖系统为主进行分类。供本院医师填写临床诊断和病案室做分类索引使用。1930年时美国医学会出版了一本《疾病和手术分类标准名称》，协和部分借鉴了美国的分类标准，但后来也有很多变化。1984年我院确定使用国际疾病分类，当时使用的是国际疾病分类第九次修订本，目前是第十次修订本。病案委员会对病案书写也定期检查，我记得50年代初有个医师，病案写得不全，我们科通知他两次，也没做出什么反应，最后老主任就把病案委员会的委员找来了，委员当即把该医生叫到病案科，限定立即改正，如果不改明年就可以走人了。那时候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不一定都能留下来，表现不好的会被淘汰，所以病案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权威性还是很大的，可以不让你收病人，或停止处方权，或是直接淘汰。病案委员会对病案书写的规定非常严格，病人住院后，住院医师也好，实习医师也好，必须及时完成病人的病史采集和入院记录的书写，第二天早晨主治医师查房时，必须报告病例，不是念病历，而是要背诵病人的情况，上级医师必须检查、修改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写的病案，有的病案改完后就“面目全非”了。出院病案的讨论会也会检查病案写得怎么样，完整了主治医师才签字，不完整就要重写。像张孝骞教授更强调写大病历，他视写病历为培养和教育年轻人的医学思维和基本功训练，他查房时还经常告诉年轻医师，你到病案科去找那份病案，跟今天查房的病历基本上是有关联的，可以探讨。像林钧才和董炳琨二位院长在1960年总结协和工作归纳的“三基三严”，就把书写病历作为“三基”之一。现在病案科主任刘爱民讲过，能写好病案的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临床医生，每个医学大师也一定是写好病案的高手。很多科研成果都离不开病案，所以我曾经说过，病案给医师铺平了道路，他们做分析、研究和总结，不断提高才能成为一个名家。也正是因为医师重视病案书写，才会有这么坚强厚实的病案资料，所以这是互相促进的，临床实践再总结，总结再实践再提高，是个循环过程。大师：那病案委员会由哪些人员构成？马家润：病案委员会最初由三四位资深专家组成，像内科主任、皮科主任、病案科主任等，从1922年至1942年医院第一次停办都是这种情况。1951年协和医院被接管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把这个事情冲淡了，病案委员会基本上没了，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才重新组织成立病案委员会。 欢迎点击进入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王泉在《老协和的病案管理工作》中介绍到，病案室的内部组织分为：住院病案部、门诊病案部和初诊病案部。区分“初诊、复诊”的传统开始于何时？中断于何时？马家润：我们病案科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门诊病案，一个是住院病案。1950年时每天门诊大概是三四百病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1978年时每天门诊量是两千多，现在已达到每天一万，最高时一万两千。最早我们分初诊、复诊和科新、科旧，初复诊对病人的检查和问诊的情况都不一样，医生要费很长时间来详细询问初诊病人，并做全面检查。科新，比方说我第一次看外科，下次来再看外科，算科旧复诊病人，如果看内科就算科新。当时像内科，一个医生每天可能只挂五个初诊，因为初诊病人问询和检查都比较仔细；出门诊时我看过的病人来复诊，也都由我看，这样对病人的诊断治疗有一个连续性，这样我出门诊时间越长，我的复诊病人越多。我记得原来有个叫王诗恒的内科大夫，每天上午看门诊要拖到下午一两点，下午班的大夫都来了他还没看完，因为他在门诊时间长，复诊病人多。这种分诊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了，到现在一直都不分初复诊，其实是不合理的。一个初诊病人和一个复诊病人绝对不能同等来对待，过去看一个初诊病人至少要半个小时，医生要写门诊记录，每次复诊时有新的病情还要详细记录。现在我们看病是“三长一短”：挂号时间长，等待就诊的时间长，缴费取药时间长到了医生那儿，五六分钟走了。大师：《协和医事》里说，医院走精英化教育路线，“整个医学院有一股贵族气味”，“好像对老百姓无甚触动”。当时去协和就诊的病患都没有平民吗？马家润：我刚才讲到分诊制度，分诊台有社会服务部的高级职员，在初步了解了病人的情况后，一般会在挂号证上写ABCD，A是特别门诊，可以自己选医生看，比如林巧稚就在特别门诊，只是挂号费要贵很多倍，所有检查、化验、开药的费用都高；B就是普通的门诊病人，完全自费；如果来看病的是需要救济的穷人，就写个D，能减免部分甚至全部的诊疗费用。比如说有个病人叫尹仲，他由于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两腿截肢，安装假肢费用一半由社会服务部资助另一半由社会服务部联系其母亲雇主赞助支付，大约从1926年一直在协和医院看病曾住院12次，直到1951下半年年每一次都是免费。还有个叫王辉的哑巴，他到门诊看病也是免费的，还有其他病人也得到减免费的诊疗。在老协和，医生是不管钱的，只根据病情的需要，该怎么治疗给你怎么治疗，钱的问题由社会服务部协调，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大师：您觉得老协和重视书写病历的传统，现在过时了吗？目前很多大医院都采用电子病历，这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化吗？怎么看这种趋势？马家润：利用计算机可以减轻手工抄写的负担，让医生从文字书写方面逃脱出来，把时间用到诊断治疗的工作上去，但是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问题。前面提到，老协和通过病案书写来培养年轻医师的逻辑思维、临床思维等，这个基本功练扎实了，对一生行医都有影响。使用电子病案对于培养医生有一定的缺陷，有的医师直接拷贝病历模板，省去了结合临床思维的过程，张孝骞教授曾说过，病人不是千人一面，同样的病，病征不可能完全一样。再者，过去医生要做化验检查是根据病情需要，先判断基本病情，再做检查来证实我的判断是否正确，现在主要是靠检查取得结果，再根据结果判断病情。我们不能否认技术的进步，但也不应当把过去好的传统完全抛弃，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两者怎样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师：您当时的待遇和福利如何？马家润：协和医院过去的福利和待遇比同级的一些单位都要高。像我去了以后，我的直系亲属可以免费看病，一直到1957年都是这样。住院医师的待遇更好，除了工作什么都不用管，衣服有人洗，吃饭去食堂，高级人员还有宿舍住，什么都安排好了。大师：传说中，老协和“绿皮书”严格规范了医院各种制度和操作规范，能不能讲讲？又有哪些不成文的规定？马家润：我知道有这么个绿皮书，但是里面的内容没看过，因为绿皮书一直放在老主任的抽屉里，我看见他翻过，全英文的，所以当时也没太注意。协和医院被国家接管后也不再提及绿皮书了，可能制定的规定执行的时间长了，潜移默化看不到文字规定仍在继续执行，终于形成了很多不成文的规定，比如我们到病房送病案收病案，都不签收，每个病房都把昨日出院的病案整理好放在固定的位置，这么多年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出院病讨论会各科按时来病案室讨论；有的医生借走病案，拿回自己宿舍，我们要取时和宿舍楼负责人打个招呼，直接到房间拉抽屉拿病案，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互相之间信用感很强。病案室的工作有多个环节，随着医疗工作的进展形成的工作流程虽没有文字规定，但是传将下来每个人在科室内任何一个岗位工作都会不走样的遵循去做，一环扣一环下一个环节检查以上各环节的工作。与医院各科室关联的事务遵时守秩，如病人病故要做尸体解剖的病理检查，病理科一个电话打来，病案室立刻到病房收取病案很快整理装订，送到解剖室以便病理科医师了解病情。我的理解是协和的很多事务认为怎样好去怎么做，顺理成章约定俗成，无声无字的形成了常规。再比如说，老协和有几把“总钥匙”全院各房间的门都可打开，协和医院所有房间的钥匙都在一个大柜子里，行政处有专人管理，总钥匙院长有一把，总值班处有一把，万一夜间有什么事，总值班可应急处理打开医院任何房间的门。每层楼还有一把“总钥匙”，能打开这一层所有房间。对钥匙的管理非常严谨，谁领了钥匙都有登记。如果离开医院时有一个单子，要到医院的有关科室如：图书馆、病案室、被服室，行政处、财务处等单位联系，各单位查清后签字盖章，交到人事处才能办理离院手续。医院大门的门卫看到病人要带走医院的病案一定要追索收回，履行职守。 欢迎点击进入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好像还规定你们不准吃大蒜、韭菜？马家润：对，上班时绝不能吃，因为你要接触的是患者，你吃了韭菜、大蒜的话，病人可能有不良反应。另外，走路要轻，也不准大声讲话，总之一切从病人出发。大师：1950年抗美援朝时，协和的处境如何？美籍医生和财政来源应该都成了问题。马家润：1950年还是由美国洛氏基金会来负责的，据说洛氏基金会每年提供60万美金支持协和医院的开支。我1950年1月份去医院上班时，还有些外国专家在，副院长有一个是英国人，叫安斯理，外科主任还是娄克斯，还不是吴英恺，家政科主任海斯典。下半年他们就陆陆续续离开了。以后协和的经费怎么办，听说李宗恩去美国联系筹钱。抗美援朝一开始，1951年1月，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协和后，资金就不成问题了。3月份军委卫生部借用协和医院部分楼群组建的中国医院与协和医院和合并了，叫中国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抗美援朝时我们也派出了很多专家组成医疗队，在医院利用假日组织抗美援朝义务门诊。大师：接管对医院和对您个人带来哪些变化？马家润：当时也是盼望国家接管，因为两国已经交战了。原来我们工资是发美元的，接管后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然后按小米发工资，比如180斤小米、280斤小米这样来算。1955年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定级后，不叫小米了，根据柴米油盐来算工资分。以前是小心翼翼、好好干活保住饭碗，接管后感到中国人当家作主了，受到党的教育考虑的是报效国家。大师：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疗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可是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医疗被人为区分成“资本主义医学”和“社会主义医学”，协和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政治运动一拨接一拨儿：您是如何度过这一连串运动的？这些运动对协和的影响有哪些？马家润：运动都要跟着参加。大概1951年、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有工作组，找你谈话，让你把自己的情况写出来，我那时候年轻，很单纯，过去任何组织都没参与过，从学校直接到协和，所以安全过关。之后三反五反，像我这小年轻的，也没什么问题，那时候每天晚上都和医学生小组一起查账、对账，有时候弄得很晚了就住在医院。再往后，思想建设或者叫思想改造，经常开一些会，我都比较容易过。后来接着肃反，搞得非常紧张，有些基督教信徒被抓走了，还有些学生被说成特务，协和医院确实比较复杂，好多人经历过不同的情况，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历史的问题。肃反完了拔白旗，1958年一批人下放到昌平农村，我是第二批去的，思想当时算右倾，下放改造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接受农村贫下中农教育。可以说运动改变了协和人的思想，1955年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我也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大师：您当时怎么就变成右倾了呢？马家润：接管后，协和属于军委卫生部管，一些做法和老协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协和医院用现在院训的话说，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对严谨求精的追求非常严格，但是军委接管后，好多科室都没了，医学院停办，护校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人才也成了问题。“反右”时几个妇产科医生就联名提出“抢救协和”，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反正说得很恰如其分，照此以往，协和后继无人。我也签名了。但是当时的领导不这么想，协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共产党接管后派出那么多医生，支援那么多医院，是发展协和，怎么还用抢救呢？是不是还要美国人来抢救？所以我们都算右倾了。大师：签名活动当时涉及的人多吗？马家润：一百多都不止，凡是在老协和呆过一段时间又关心政治的人，都签了名，结果都算右倾了。大师：那军委卫生部想把协和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医院？马家润：从某个角度讲，协和是有发展，支援了那么多兄弟单位。但是这样一来，协和本身被挖空了，有些专业整个组都被调走，既然协和是个综合性的医院，理应各个方面都保持一定的科室建设和人员，他们想要办成什么样的医院，这很难说，医院曾经接受级别较高军医培训。那个时候协和接收营级以上的干部，由总参开介绍信和转诊条，就可以到协和来看病。1951年接收从前线转送来的志愿军作战的伤员，部分团级以上的也来协和住院治疗。解放军总医院建成之前，很多高级将领都来协和医院住院看病。大师：请谈谈李宗恩，协和第一任华人院长，还曾是您的“主婚人”。反右时他遭到批判“协和今不如昔”，这是他的过错吗？马家润：李宗恩在协和医院几十年，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长，我们都管他叫李校长。从医学院校长的角度看，医学院停办，护校也没了，今后协和医院的医生从哪儿来，所以他提出“今不如昔”，但他讲的时机不太合适，那时候要求大鸣大放，讲完后抓你的辫子，就成你不对了。“反右”以后，协和医院已经有点儿支离破碎的状态，张孝骞教授等上书要求恢复八年学制，当时分管文化教育的副总理陆定一就说，协和的办院方向是共产党领导加协和，1958年开始筹备建立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倒是也培养了些人才，但是“文革大革命”又没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恢复，所以几十年这么反反复复，协和真是伤元气。一直到现在，很多传统断掉了再没恢复过。比如出院病案讨论会，再比如原来社会服务部的随诊工作，病人治疗完以后情况怎么样，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对科研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凡是做过手术的，一个小手术至少追踪你四年，病案里有专门的一页来做记录，有的甚至要终身随访，像宋鸿钊教授主要研究绒毛膜上皮癌和恶性葡萄胎，我们的随诊工作一直跟着，甚至到病人家里去访问。现在做不到这些了，失访率比较高。大师：三年困难时期，曾有领导提出来将老协和病案送进造纸厂，再生纸张，支援国家建设。你们是如何把“一堆废纸”保存下来的？马家润：当时国家非常困难，我们病案的纸张都是黑的。那时候主管后勤的副院长，他也是出于好心，就提出来说咱们老病案好像都不用了，不如送去再生造纸，支援国家建设。他原来不是搞医的，所以不太了解病案的作用。我们老主任知道后很紧张，因为副院长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和我们商量这事，我们提议，病案是医生写的，分析研究也是医生，临床教学使用也是医生，希望征求临床医生的意见。有一天副院长董炳琨找到我们老主任，他说我就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老主任说不能销毁，董院长说好了，你甭管了，我来处理，你放心好了。这样病案才保存下来。“文革”期间林彪有个“一号命令”，好多单位都搬迁到三线去，医院也受到很大影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贴出大字报，病人可取走各自的病案，不拿走的就全部销毁。协和医院当时压力很大，我们老主任已经靠边站了，有些年轻同志造反去了，剩下我们三个比较老的同志一直坚守。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是按部就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以前我们每个月都要向卫生部、卫生局报资料，“文革”开始后，他们所有资料都不要了，但我们还是保持着资料一点不缺，直到今天这些资料都还保存着，没有中断过。 欢迎点击进入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也有病人来找我们要病案，我们解释说，国家不会一直文化大革命下去，协和医院病案绝不销毁，以后做科研还是要用到，请你放心。因此有部分病人把在其它医院的病案拿来放在协和医院了。“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时，我们把这部分病案又退回各医院去。有些病人死缠着非得要走病案，我们说服不了，病人找到医院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打电话叫我们把病案交给病人，我们拒绝，对方说这是革委会的命令，你们不执行，你们要干什么。当时那个情况下，可以说是顶着雷，万一革委会追究起来，给我们扣上一个反对革委会的帽子，就成反革命了。后来在一个学习会上，有个工人主持会议，这个工人说，我们工人掌了权，我们就要作主，病案得销毁。逼着我们老主任问，你这个病案还有用吗？就十几个人在那开会，没有人敢说话。逼得非常紧张，老主任没有办法，说没用了。工 人又问能销毁吗？老主任说可以销毁。我当时可是很着急，想了一下，就指着老主任说，你干了这么多年，你能够说出这个话来，是不是你的真心话、违心的这么讲？这些病案真的没有用吗？当时我们老主任脸通红，我说病案不能够销毁。后来我想，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就跟老主任商量，协和病案不是协和医院一家的，应当作为国家的财富，以后谁再提销毁，让他征求国家档案局的意见，后来医院领导提到病案，都说咱们协和的病案是反映我国部分历史的档案资料，再也没有人提要销毁病案了。大师：“文革”期间，医院所有的化验单都必须加上毛主席语录，这个有人查吗？马家润：这个倒没人查，但你不能违反当时境况，医生要写病案记录先用红笔写上一条语录，比如“要斗私批修”，我当时审核检验报告单印刷时，选用了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以此提醒我们的病案管理人员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化验单归到病案里，我曾听一些医生总结病案时说，一个很好的血液病的病例，由于病案中缺了张化验单，很惋惜资料不能总结利用。因为我跟各科室医师接触时间长，他们有什么情况就找我叨唠叨唠，所以我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再比如有一次，我在整理病案时，有个病人是第六医院转过来的，我写到病案中，当一位消化内科的医生总结这个病例时跟我说，老马，你这几个字真是太好了，我能把这份病例总结完整了。他可能是无心一说，但我必须有心来听，涉及到我的工作内容，我格外注意。大师：您曾说，“文革”中很多历史问题都是通过协和病案里记载的内容解决的。能否举些例子？马家润：辽宁本溪市委曾经来协和医院调查了解，当年一位义勇军因为战伤截肢了，这个病人叫金殿春，拿他当国民党的特务，后来他就说协和医院可以证明我的身份，30年代我去看过病，找到病案后，上面写着义勇军，同时还有一封介绍信，证明了他的身份。北京市委要整理高君宇的材料，但是我们怎么都找不到他的病例，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没有用真名，结合提供的一些线索利用我科的检索资料找到一个高坚柏（音译），用罗马拼音拼的，之后核对了一些情况，发现高坚柏就是高君宇，自此证明了高君宇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是急性阑尾炎穿孔、腹膜炎，送得太晚没法救治，死在协和了。还有从北京协和医院抱走的一个小孩，这个人现在美国，通过南京市儿童医院的苏祖斐教授找到协和，想找到他生母，因为不知道生父母的名字，只提供大概的出生日期，最后也是利用我科各种登记资料核查才找到。但因为他是美国人，我们医院也不能直接透露个人隐私信息，必须通过组织，后来他通过公安部门了解到是通州的一个家庭，但时间相隔太久没找到。三一八惨案时死了那么多人，共青团中央要了解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们查找敌伪档案，按照档案上的名单来查找受伤和罹难的青年，全北京市哪一个医院也没找到，结果在北京协和医院找到了十几名伤员的病案，有个不知姓名罹难死在协和伤员，他那个档案里没提到，我们也给他提供了。再说1931年到1932年日本在北京市搞细菌试验，这一时期协和收治了大量的霍乱病人，年以前、之后都没有过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些病案成了日本侵华罪恶行径的铁证。如今好多人把病案说成是法律文书，有些病人要跟医院打官司，拿到病案就好像如获至宝似的，其实这是错误的，病案是医生诊疗工作的真实全面记录，只能作为判断是非的凭证，法院可据此证明医院的工作是不是合理合法，尽职尽责，但绝不是一个法律文书，我们很多做病案管理的人，也糊涂地认为病案是为了法律书写和保存、作为打官司的依据来建立的，这是大错特错。 欢迎点击进入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大师：您退休后一直致力推动病案管理和教育，虽然病案有着协和三宝之一的美誉，但非创收部门，能吸引来很多年轻人吗？马家润：这个看你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一般人只是看病案管理的表面工作，找病案，送病案，给病人来回传递，实际上它里边的学问很多。比如说资料收集怎么样才能更全面？病案是来一次给一个号，还是一个病人永远用一个号？病案二次加工需要建立哪些资料？等等问题，不同的理念对应的是不同的管理办法。疾病分类和手术操作分类，更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需要有很强的知识背景，涉及到整个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也是有很多理论和规则，如果不懂，就做不好这个工作。1921年开始，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第一家病案信息管理的病案科，是全国现代病案管理的开始，但是几十年来没有病案管理教育，只是师傅带徒弟这样来传授，影响到学科的发展。像美国20世纪30年代就有病案管理的教育，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有。我们老主任1954年提出来建立病案学科，希望发展病案管理的专业教育，着手培养一批人，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经济还达不到这种水平，认识也没有跟上来，所以一直没有病案管理教育。到1964年，我们协和医院自己也感到没有专业后继人员了，当时科里同志都50多岁，接近退休年龄，接不上了，我就和王主任商量写报告，问协和护校能不能招生，培养病案管理方面的人才。最后实在没办法，董炳琨院长派了护校三年级的几个学生给我们，上午跟着我们做工作，下午听第三年的课，这样培养了一些同志，上世纪70年代又培养了一批。前前后后我们呼吁过很多次，都没有成功，直到1984年，我们成立的北京市病案管理的学术组织，找到北京市崇文区的卫生局，和主管同志陈英华科长谈，他是搞临床的，知道病案的重要性，所以1985年就让我们在崇文区卫生学校搞在职培训，全脱产学习两年半，办了几期训练班后，崇文卫校招高中生，学制4年，我们正式的病案信息管理专业学校教育是这样组织起来的。，约在1999年国家压缩中等专业教育，在这一段时间里，2000年至2004年左右，各家医院都要引进博士生、硕士生，甚至大学本科生都难以进入，这些人只不过是中等专业学历不好分配，很多中专学校停办病案管理教学。现在由于病案信息管理的发展，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病案专业的学生百分之百都分配出去，现在有四十多所大学院校设有病案管理信息的课程。但是整体来讲，病案信息管理人员的层次还是比较低，这有历史原因，因为原来没有培养出人，随便来个人就做这个工作，业务水平自然不会高，对病案的开发利用也发展不起来。现在三级甲等医院都比较重视病案管理工作，但是基层医院还差得很远，要想使这个行业发展，最主要的是从教育入手。这个行业要求的专业知识很多：信息管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疾病分类、医院管理、医院统计、信息挖掘、计算机知识、行为科学等等。国外病案管理早就要求硕士学位的了，澳大利亚才几千万人口，1982年就有四个大学来培养病案管理的专业人才。韩国、马来西亚、肯尼亚都有，我们国家是一个都没有，1985年才有这么一个中专学校。198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病案统计学术会议之后，卫生部委托协和医院办了全国病案管理培训班，这是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候开始，经过多方努力和各地区病案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直到2006年病案管理专业职称才纳入正规的国家考试系列，2011年病案管理专业有了正副高级职称考试，再加上医院等级评审也有新要求，过去医院评审检查的是病案的书写，不是病案管理，现在强化了对病案管理的检查，特别是疾病分类要求有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的资格考试证书，就促进了一些领导有了新的认识，许多民众对病案管理也有了不同认识，学校教育和生员都有所发展，这个行业是在逐渐发展。病案信息管理对于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和经营管理会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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