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韩国整形生意黑幕：具备资质的医生仅2%|韩国整容|整容业|整容失败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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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韩国整形生意黑幕：具备资质的医生仅2%
　　韩国整形业“黑洞”
　　阅读提示：韩国整形业凭借强大的营销攻势，让中国爱美者趋之若鹜，再加上缺少赴韩整形风险的公开的信息，使得因管理混乱带来的伤害频频发生。
　　记者｜黄 祺
　　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韩国首尔的“整容一条街”挤满中国游客，就连10月3日韩国的公休日，各家整形医院也依旧热闹忙碌，他们的顾客大多是中国人。韩国已经成为中国游客出境游黄金周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其中去接受整形的所谓游客，为消费增长贡献了不小的比例。在韩国整形业接待的所有外国顾客中，中国顾客占到近七成。
　　3个多月前，浙江女孩宓圆圆、山西女孩靳魏坤、北京的吴小姐、北京的小丁等十多名中国人，也曾前后出现在这“整容一条街”上。然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去接受整形手术，而是去维权。
　　这是中国赴韩整形顾客第一次大规模的维权行为，这些中国求美者都认为自己在韩国接受整形手术失败，向韩国整形医院提出赔偿诉求。通过网络结识后，这十余名顾客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出发，相约到韩国维权。
　　耗费大约十年时间，韩国整形美容行业通过强大的营销手段，成功“征服”了无数中国爱美者。
　　中国爱美者不仅成就了韩国首尔整容一条街的繁荣，也让赴韩整形的周边服务变成产业――中介公司、私人翻译、房屋出租……中国求美者需要什么，就有商业公司或者个人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包括中国中介公司、韩国整形诊所在内的营销集团，堪称完美地打造了韩国整形业的品牌形象，使得中国爱美者对赴韩整形趋之若鹜。
　　但在韩国整形行业繁荣的另一面，由于监管不力，夸大宣传、手术不符合规范等现象层出不穷，中国爱美者赴韩国整形引发的各种纠纷也越来越多。纠纷发生后，中国顾客在韩国的维权面临重重障碍。
　　今年6月，十多名中国维权者在韩国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他们各自与自己的医院交涉，都无功而返。由于语言不通、法律不同、无法长期居住等原因，中国人赴韩维权几乎很难得到妥善解决。日前，《新民周刊》采访了此次赴韩维权参与者。
　　“对于这些韩国的不良整形诊所和中国中介公司来说，整形手术就是一门生意，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以达成交易为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提醒国人，整形是一项严肃的复杂细致的医疗行为，光听广告里的故事很危险。”我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李青峰提醒说。
　　首次大规模维权
　　首尔“整容一条街”指的是首尔市江南区狎鸥亭洞一带，这里约3公里长的街道两旁，聚集了几百家整形医院和诊所，一幢大楼里就可能存在几家整形诊所，整条街被密密麻麻的整形广告和招牌覆盖。
　　大多数通过中国中介或者自己搜索信息赴韩整形的中国顾客，都被介绍到这条街上的某一家诊所接受各种整形手术。6月赴韩维权的这十多名中国爱美者，分别在“整容一条街”上的多家整容诊所接受手术，这些中国维权者在与各自医院协商无果后，采取在医院门口展示手术问题照片的方式示威，涉及医院包括FaceLine医院、高兰得医院、巴诺巴奇医院、JW医院、ID医院等。
　　2013年9月，宓圆圆在韩国FACE LINE(菲斯莱茵)整形医院接受了发际线和鼻部手术，花费6万多元。术后，发际线疤痕明显，鼻部感染严重并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她认为医院应承担责任并提出3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在与医院协商无果后，她选择在医院门口展示示威。
　　“我每天上午去示威。我做了一块展板站在那里，他们医院的人会一直站在旁边，不允许过往的行人跟我说话，还污蔑我是诈骗集团，说我是为了骗钱才这样做。”宓圆圆说。
　　宓圆圆6月在韩国的维权持续近1个月。韩国法律允许一人示威，但这些整形示威者多次遭到医院报警，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调查。“有一次我被带到警察局，一个警察拿出厚厚一叠案卷告诉我：你们别闹了，这些都是中国人在这里示威的资料，没办法的。”宓圆圆告诉《新民周刊》，中国顾客在韩国整形行业里的维权行为，很少得到妥善解决。
　　“基本上白天站着示威，晚上在警察局度过”。宓圆圆说，去警察局的原因要么是自己被医院报警，要么是一起维权的同伴被别的医院报警他们去探望，总之，那些天就是如此艰难度过。
　　关于宓圆圆发际线的疤痕，FACE LINE医院接待宓圆圆的宋姓负责人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回应说：“这个患者的情况是否因为手术后本人管理不当而发生，现在无法确认。”关于宓圆圆鼻部的感染，医院的解释是：“鼻子手术部位炎症发生的可能性，手术前已经进行了说明。发生的原因根据个人体质的不同，有硅胶填充物过敏反应等多种原因。”他称，医院同意为宓圆圆再做修复手术，但宓圆圆不接受，对于宓圆圆提出的赔偿要求，医院的答复是：“患者要求赔偿手术费用的10倍金额，以上要求我们拒绝。”
　　宓圆圆告诉《新民周刊》，由于之前手术的失败，她不能再信任这家医院的技术水平，因此不同意在这家医院修复。至于赔偿要求，她提出的数额是30万元人民币，并非医院错所称的“10倍手术费”。
　　十余位维权者和宓圆圆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向韩国整形机构提出的赔偿要求，均被对方拒绝。
　　北京的吴小姐也是参加6月维权的中国爱美者之一，她于去年的6月在韩国高兰得整形医院接受了眼部、鼻部和脸型的手术，花费近20万元人民币。现在，她提出眼睛出现大小不对称、双侧下颌不对称等问题。吴小姐告诉《新民周刊》，她要求医院承认手术失败并道歉，同时要求1.2亿韩元(约合5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吴小姐说，这个赔偿要求包含了原来的手术费用和赴韩整形的相关损失及未来修复的费用，按照她的计算，就算拿到这些钱，也不够修复需要的相关费用。
　　与宓圆圆一样，吴小姐也曾举牌示威，同样被医院报警带到警察局。吴小姐强调，院方称他们为诈骗集团，完全是对维权者的污蔑。宓圆圆告诉记者，第一次赴韩整形时，她住的是希尔顿酒店，经济问题全然不是她需要考虑的。“我现在就是要讨个公道，他们太恶劣了，我们不这样做，还会有更多的人受骗上当，变成我今天这个样子。”宓圆圆说。
　　靳魏坤也曾多次被医院报警，并遭到医院的“反抗议”――医院将她的照片制作成展板在街头展示，以说明她的维权行为实为“诈骗”。
　　在今年6月这次大规模维权之前，赴韩整形中国人在韩国维权也有先例，与这次大规模维权一样，大多无果而终。
　　一台手术开七处刀
　　与5年前的数据相比，赴韩接受整形手术的中国顾客人数急增近20倍，赴韩整形引发的各种医疗问题越来越多。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曾高的科室，每年国庆节后会迎来就诊高峰，这些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趁着国庆假期赴韩整形的人，他们在接受整形手术一两周后，开始陆续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到国内医院寻求修复。
　　作为中国整形外科最权威的专家，李青峰教授近几年来对赴韩整形风险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和曾高医生一样，李青峰医生接待了大量赴韩整形要求修复的患者，“有时候一个星期就要遇到六七个”。
　　李青峰介绍说，前来就诊的赴韩整形患者会遇到各种问题。一类是感染等并发症，这是由于医生无菌操作不严格和医院消毒环境等问题导致。第二类是手术效果不佳，这主要因为语言沟通障碍、审美差异和医生技术问题。第三类是为尽可能完成多的“商业交易”，医院和医生完全忽略医疗规范，一次给求医者实施过多手术。比如一台手术上同时给患者实施7个部位的手术。
　　“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商业利益，为了达成交易，他们会夸大宣传、会推荐不必要的手术，而不是从患者的利益出发。”李青峰说。
　　李青峰医生提到的一台手术实施7个部位整形的受害者，正是靳魏坤。
　　目前中国人赴韩整形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中国中介公司联系医院、办理手续赴韩，另一种则是自己查询到医院的信息，直接到韩国接受整形手术。而靳魏坤则属于更加特殊的第三种渠道――她参加了一档号称韩国热播整形节目的电视节目录制，接受了韩国整形医院“慷慨”的免费手术。目前，靳魏坤认为自己双侧颌骨不对称，要求手术医院韩国JW整形医院赔偿。靳魏坤还试图找到她所参加的节目组织方，但多方打探后发现，这个节目几乎就是“草台班子”，节目所涉及的各个公司均称自己与医院行为无关。
　　去年年底，靳魏坤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则广告，称韩国选秀电视节目《许愿清单2》将在中国招募赴韩整形的志愿者。韩国大力发展整形行业后，以整形为内容的电视选秀也风靡中国，很多赴韩整形的中国人，都是在观看了《LET 美人》、《许愿清单》一类的节目后，被节目中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说服，选择了韩国整形之旅。
　　靳魏坤看到广告，自然十分动心，按照广告里的说法，志愿者可以到韩国接受顶尖医生的免费治疗。广告中承诺节目将在韩国和中国播出，并由上海知名的朱姓主持人主持，靳魏坤因此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多年前，靳魏坤在国内某医院做乳房整形手术发生医疗事故，她迫切需要一次乳房整形修复，再加上免费的诱惑，她决定报名参加。
　　靳魏坤顺利入选参加节目录制，录制的地点是上海会展中心，节目现场围坐了不少韩国人，都声称是各整形医院的权威专家，如此的排场让靳魏坤增加了对节目的信任。今年1月11日，靳魏坤和其他几名节目中被选中的中国人被节目工作人员带到首尔。
　　原本靳魏坤只打算修复乳房，但在节目组的强烈推荐下，她同意在乳房整形外再接受面部整形手术。1月17日下午2点，靳魏坤被推进了JW整形医院的手术室，在手术台上，医生对她实施了眼、鼻、颧骨、下颌、下巴、鼻唇沟7个部位的整形手术。
　　“他们这样做，原因就是怕顾客跑掉。从医疗规范上说，怎么可以7个部位在同一个手术中完成？正规的手术是做好一个部位，由这个部位的曲线再决定第二个手术。这么多部位同时手术，恢复时相互影响，创伤大、感染风险也大。”提到如此恶劣的手术方式，李青峰很愤怒。
　　手术仅两天后，肿得面目全非的靳魏坤被要求出院，节目组把完成手术的中国人带到距离首尔2小时车程的地方住宿，等待恢复。回国后的2月28日，靳魏坤发现自己“鼻子歪，脸也是歪的”，她开始与节目组交涉，节目组要求她参加完3月份的第二次录制后再解决。
　　录制好节目后，靳魏坤感到整件事越来越不对劲：没有人主动联系她，之前承诺的节目播出时间却没看到节目播出，上海的知名主持人称只负责主持不清楚细节。她开始打听节目主办方，但之前参与组织的上海和北京三家公司均称他们只是执行者。最后靳魏坤终于找到节目的组织者是韩国CARA 传媒公司，而这家公司称她与医院之间的纠纷与节目制作方没有任何关系。
　　靳魏坤完全不能接受节目制作方的态度：“怎么会没关系？如果不是节目虚假宣传，如果不是他们在节目里面把韩国整形吹得那么好，我会去这个医院做手术吗？”
　　吃整形“生意”饭的人
　　韩国整形行业在最近十年中异军突起，但从“整容一条街”的情况看，整形诊所的行为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和规范。
　　单就整形手术的定价而言，在“整容一条街”上，随意定价已经是普遍现象。吴小姐告诉《新民周刊》，在“整容一条街”上，大多数医院没有公开的价目表，手术价格全靠所谓的“室长”报价，“室长”的角色在国内民营整形医院里被叫做“咨询顾问”。吴小姐在韩国时还听到当地人说，整形诊所对韩国本地人和中国顾客的收费价格是不同的，向中国顾客的报价要高出很多。宓圆圆称，她向医院加纳手术费用后，没有得到任何收费凭证。
　　另外，在医院硬件设施和医生资质方面，中国维权者都提出了质疑。吴小姐说，她就诊的高兰得整形医院是“整容一条街”上规模相对较大的医院，在中国投放的广告也很多。医院大堂富丽堂皇，接待人员非常热情。但手术以后，吴小姐却看到医院的另一面。“手术以后我就被推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又小又阴，我怀疑这样的病房是不是符合医疗机构的标准，护士的态度也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关于医生的资质，许多维权者都提出了同样的质疑，他们怀疑给他们实施手术的医生，并非手术前约定的所谓“权威专家”，而是在他们被麻醉后调换其他医生。这些维权者提出这个怀疑的理由是，他们不相信“权威专家”技术如此差。
　　有一种说法是，韩国整形业内的医生大约有10万，但其中具备相关资质的仅有2000人左右。“有一点需说明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国际上通常需要经过7年左右培训(4年外科+3年整形专科)，才能上岗，再经过3-5年实践，才能说有所经验。按这一标准，根据韩国人口推算，很难说有多少合格的整形外科医生。韩国也有比较权威的整形医生，但每天那么多中国人去做手术，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多少人能得到权威专家的治疗？”李青峰教授说。
　　当然，在手术之前，赴韩整形的中国顾客没有考虑到如此多的风险，而在一环扣一环的营销手段下，中国顾客们往往会被强大的宣传攻势冲昏头脑。按照吴小姐的说法，从顾客踏入整形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理智渐行渐远。
　　“韩国整形医院一般都有一个漂亮的门厅，接待顾客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推荐各种项目，然后说给你找最好的医生，跟你说做出来的效果如何如何好。大多数人这个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一般都会接受他们推荐的项目。一旦你接受，接下来就由‘室长’出面谈价钱。价格都是口头说的，没有价目表，他还会说因为你做了几个项目，会给你非常优惠的套餐价，然后你就同意了。”
　　除了整形医院自己的职员，一批以翻译身份出现的中国人，也充当了韩国整形行业的营销者。广东的陈女士告诉《新民周刊》，她在做贸易时认识的一名韩语翻译，不断向她推荐韩国整形医院的整形手术。陈女士听从推荐花费约16万元人民币在善美高恩医院接受了肋骨垫鼻手术和嘴唇切薄手术，后来两项手术都远远没有达到美化效果，而且，在取肋骨的位置留下疤痕。陈女士找到整形医院要求退款，而医院却推说要她去找带她去的翻译，医院称翻译拿了大量回扣。
　　事实上，利益引发的混乱不仅仅发生在韩国。国内的中介也在韩国整形业营销链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要在网络上搜索韩国整形，各种中介网站就会跃入页面，只要顾客咨询，在线的客服人员就会推荐整形项目并要求顾客留下手机以便提供更多“服务”。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律师曹伟介绍，按照中国相关法规，整形属于医疗行为，医疗行为不允许中介存在。
　　而像靳魏坤遇到的，则是更加大手笔的营销方式：韩国整形医院与广告公司联手，制作选秀节目，找靳魏坤这样的“志愿者”接受手术，然后用节目去吸引更多的顾客。“第二次录制节目时，我的脸已经歪了，但节目上画那么浓的妆，再用发型掩饰，根本看不出问题。观众看了肯定还是认为整形整得很成功。”靳魏坤说。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新民周刊》，中国国内有8家大型的营销机构为韩国整形业服务，它们除了负责夸大宣传韩国整形机构，还在网络上删除中国顾客的举报帖。这些营销机构从赴韩整形的中国顾客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
　　当整形手术被看成一门“生意”，铤而走险者就应运而生。近几年，不少韩国人自称权威的整形医生，到中国内地开展整形手术。按照中国相关规定，外国医生到中国行医，必须取得相关执照并有行医范围和地点的严格规定，而这些打着韩国整形专家旗号的人，大多不具备资格，属于非法行医。
　　北京一位权威的整形医生告诉《新民周刊》，曾经有韩国人在北京市的河南大厦内开设非法的整形诊所，后来诊所一夜间关门，医生消失，留下了大量手术失败的患者。
　　海外维权有多难
　　发现发际线疤痕和鼻部感染的问题后，宓圆圆试图与FACE LINE医院协商，要求赔偿，但医院一直回复说愿意提供修复而拒绝赔偿。协商无果后，宓圆圆才再次赴韩，用示威的方式维权。但现在，宓圆圆维权无果，却反可能遭到医院方的起诉。
　　FACE LINE医院在回复《新民周刊》的问题时称：“患者将在医院手术失败，毁掉了她的面容的内容和照片贴在大字报上，在医院和市厅进行个人示威，对来医院的顾客或者路过的行人散布自己单方面的主张，医院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了屡次劝告，患者拒绝我们的劝告，现在我们对患者提起了名誉损失和业务妨碍的刑事诉讼。”
　　和宓圆圆一样，一般来说，中国维权者倾向于与韩方医院协商，而医院则更主张通过法律手段。然而，中国顾客如果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无论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很少有人有能力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一方很容易掌握了主动权，而维权者则往往“不战而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曹伟律师也感到非常无奈，他只能提醒准备赴韩接受整形的中国顾客在挑选医院时要千万谨慎。“如果你要找中介，就要跟中介签订详细的合同，把你去哪家医院、做什么手术、手术什么价钱都写明。到了医院，尽可能保留所有的记录，做的是什么手术，用的什么材料。这些东西在发生纠纷时都是可以出示的证据。”
　　但显然，曹伟律师所提醒的这些环节，正是赴韩整形行业的混乱之处。宓圆圆告诉《新民周刊》，她手术后没有得到任何病历资料，在维权的过程中，通过三番五次的索要，医院才提供了部分资料，而宓圆圆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也存疑。
　　在管理混乱的韩国整形诊所，手术材料也存在各种风险。李青峰教授在临床上常常遇到这样病人，他们在韩国接受整形后发生问题，当医生问他们填充材料是什么东西时，患者完全说不清楚，韩方医院也拿不出相关材料证明。无法知道材料种类，不了解患者体内材料的特征，医生便无法取出填充物，也无法对患者采取修复措施。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整形失败不仅连修复的机会都没有，不明的填充物还有可能引发感染，带来更大的创伤。
　　国庆节后，宓圆圆再次赴韩维权，等到的却是医院将起诉她的威胁。吴小姐还在世界各地寻求修复之前失败手术的办法。而靳魏坤打算坚持维权行动，但苦于没有得到更多的援助。靳魏坤告诉《新民周刊》，《许愿清单3》将要再次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正在网络上流传。她希望自己的遭遇能让更多人知道，靳魏坤说，如果类似的营销手段不受监管，还会有更多她这样的受害者出现。
　　接受采访的赴韩维权者告诉《新民周刊》，像他们这样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权利的人在赴韩整形失败者中是极少数，他们有一个QQ群，几十名有类似经历的爱美者在其中交流。小丁的说法代表了沉默者的想法：“能怎么办呢？要上班，要正常生活，总不能为了维权日子也不过了。”
　　韩国整形业凭借强大的营销攻势，让中国爱美者趋之若鹜，再加上缺少赴韩整形风险的公开的信息，使得因管理混乱带来的伤害频频发生。对于这些正在路上的爱美者，李青峰教授一再提醒，整形手术是医疗行为，对韩国整形诊所天花乱坠般的广告宣传，一定要保持警惕。
　　李青峰教授呼吁，对于大量的赴韩美容失败病例，政府有关部门应有所帮助，希望有关部门能发出警示，以保护国人的基本权益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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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病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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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打医生的新闻越来越多，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之一。这其中有制度原因，有医生个人原因，或许也与中国人的求医心理有关。
此前，有一位医生的吐槽流传网络，更引发他同行的共鸣。他在吐槽中称：我们过着最苦逼的大学生活，毕业后领着全世界医生中最低的收入，还要被得了绝症的患者砍了泄愤，砍死了都还要听一群人民高呼大快人心。对不起!我们医生治不好中国人，太难了！
难道，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病人吗？且看这位医生给出的理由：
1、医生治好是应当，治不好是杀人凶手
我给你看病，你的病恢复得快，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的病恢复得慢，你认为我是庸医，是刻意留你在医院里，好多赚点钱。给你治好了，你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一旦病治不好，医生立刻就成了杀人凶手，轻则被告上法庭，重则遭打杀报复。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过程，况且有些病的确是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以为医生是神仙，无所不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啊，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神仙。
2、做不做检查医生都是错
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你说我是过度检查，牟取暴利，你向媒体极力控诉我的恶行；我给你省钱，尽量少做检查，当某个病没检查出来时，你又告我，说我玩忽职守，不负责任。
3、不肯承担手术风险
你家属急需手术，需要你签字同意，你却害怕承担手术的风险，迟迟不肯签，最后你家属死了，然后你对着媒体的镜头无比愤怒地斥责医生，然后媒体也是一脸正义地质问着为什么医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非要因为一个签字而耽误了一条生命。那么好吧，作为医生，我们换种做法，我们不管你签不签字，马上先进行手术，但是如果手术失败了呢，我知道，你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我们医生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进行手术，把你的亲人给害死了。然后你可能还会叫了一大帮亲戚朋友甚至请专业医闹到医院拉横幅、摆花圈、砸桌子、打医生。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医生怎么做你们才满意呢？我也想问问媒体，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不分是非的伪装成一个正义者！
4、不了解基本规则
你急需要输血，血液储备却不足，有血型相符的人说要输血给你，我们拒绝了，从外单位调用血液时耽误了你的病情，然后你告我们。而如果我们答应了现场抽取血液立即为你输，到时感染了肝炎、梅毒、艾滋等等，这责任你又该推给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5、舆论监督太严厉
我夜班时不时在病房里溜达，你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累得打个盹你就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接着控诉整个医疗作风是如何败坏。在外科，常常是做手术忙一整个白天，然后接着上夜班，写病历抢救病号折腾一夜，凌晨打个盹第二天又照样上班。要不你也试试这样连续几十个小时的工作，你要是不打个哈欠、闭个眼，我就去死。其实，这是很多医生工作的写照，你以为他这样加班就有很多钱拿啊，那你也来做医生好了，试试看钱会不会多得堆成山。有多少大夫这样忙碌了十多年，却连房贷都还不完。你以为媒体曝光一次红包事件，就表示所有的医生每天有收不完的红包啊。
6、医务工作者
你半夜拉铃叫护士，护士来得迟了你就骂骂咧咧，护士是你花钱买下了专门给你服务的么？一个病区几十个病人，她每个人花五分钟，一圈下来要多少时间？她一整个晚上都在病房里来回奔波，她又不是百米冠军，能你的铃一响她就立马到跟前吗？曾看到过挺着大肚子的护士被病人来回使唤着，我问你，你愿意你怀孕的妻子这样辛苦吗？但是护士没有办法，这是她的工作，她的责任，你们有感谢过她的劳动吗？我们能体谅你作为患者的心情，也请你体谅下医务工作者的辛苦好吗?
7、认为当医生非常赚钱
你们会认为做医生怎么怎么好，多么多么赚钱。其实医生拿的工资远远低于很多岗位，可是他们要上夜班，要面对病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他们没有国庆，没有五一，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除夕可能还在病房里啃干面包，好容易休息一天也要去病房看看，处理好了病号再走。如果你们那么恨医生，那么我们集体辞职，你们自己当医生试试，亲身体验一下究竟有多少好。
8、医药费贵怨到医生头上
你们嫌医药费贵，可是这个药费又不是医生说了算，它都是省里统一规定的啊，你们又凭什么来指责医生，说我们拿回扣？！请别再说药品成本很便宜，卖给你们那么贵，是我们医生拿了回扣；砖头也很便宜，房价却那么贵，难道是建筑工人拿了回扣？
9、医生怕了
曾有不少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查肝炎系列，梅毒，艾滋等等，因为你们动不动就要投诉我们，向媒体控诉我们，所以我们怕了，我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所以你住院时我们必须先查这些。不然如果你住院前就已经有肝炎、梅毒或艾滋，而你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不做化验检查，那你出院后发现了这些病，到时候可就说不清楚了。你说是在我们医院被感染的，我们没有事先的化验结果，就只能被害得赔了钱又丢饭碗。
文章来源：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美容院充当中介，组织没有在我国取得行医资格的韩国医生，甚至刚入行的新手在沈阳等多地行医，在消费者追求美丽的路上埋下了风险。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美容院充当中介，组织没有在我国取得行医资格的韩国医生，甚至刚入行的新手在沈阳等多地行医，在消费者追求美丽的路上埋下了风险。
　　根据1993年就已实施的《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经过注册，取得《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然而，有多少来华韩国医生老老实实注册、正规办证了呢?央视早就曾曝光其乱象，称在京韩国整容医生多无中国行医执照。无证韩国整形医生，将中国人的脸当成&试验田&，监管部门打击便是，但是为何屡禁不止，竟然成为顽疾?显然，监管出现了懈怠，常规式审查做不到，运动式执法自然难以扑灭整形机构的逐利欲望。
　　依照《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查。整形机构，动辄吹嘘韩国专家资源，卫生行政部门就应该认真核实，查验一下广告中所称韩国专家是否经过注册、取得行医资格证。
　　如果消费者对韩国整形专家行医资质了如指掌，又何来上当受骗?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公开外籍医生包括韩国整形专家的行医资格，便于民众查询，谁能行医、谁不能，一目了然。千万不要等到乱象爆出，恶果酿成，已悔之晚矣。信息早公开，既方便民众自我保护，又便于举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最后，在行医许可证申请方面也要加大监管。已有新闻爆出，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申请许可证时存在中外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申请材料难以证实真伪的情形。如何破解这一监管难题，则更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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