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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为何不像艾滋病那样受重视
从几内亚开始的新一轮疫情正呈加速蔓延之势，目前已报告1323个确诊或疑似病例，其中729人丧生。有国际医疗组织指出，此轮疫情正面临进一步“失控”的境地。近日，一名由肯尼亚返回中国香港的女子呈现疑似感染埃博拉病症，引发亚太地区高度关注。7月30日，香港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女子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同日，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保罗o加伍德也表示，尽管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仍然严峻，但中国民众无须对此恐慌。在历史上，此次埃博拉暴发是最严重的一次，死人之多早就超过了马航MH17的298人，但一直没有引起关注，更不用说超过对MH17的关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埃博拉一直没有走出非洲。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埃博拉只会在非洲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像SARS一样产生全球性感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正如人类起源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样，埃博拉的走出非洲也许只是早晚的事。认为埃博拉不会导致世界流行的理由是，埃博拉感染的主要渠道是直接接触感染者的血液、精液、分泌物及其他体液，或者接触被感染对象的尸体。迄今尚未有确认通过空气传播的病例，因此，即使搭乘飞机或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遇到埃博拉感染者，感染的概率也十分低。然而，现实的情况不容乐观。一是西非国家几内亚今年2月初暴发埃博拉疫情，之后迅速蔓延至利比里亚等周边国家。7月22日利比里亚财政部顾问帕特里克o索耶乘飞机抵达尼日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拉各斯，上飞机前他还没有出现任何病毒感染症状，但没到目的地就开始呕吐、腹泻。25日索耶在尼日利亚一家医院内死亡。于是，埃博拉的跨境传播不仅是担忧，而且在逐渐演变为现实。为此，没等国际民航组织公布建议，非洲的ASKY航空公司（总部在多哥首都洛美）和尼日利亚阿里克航空公司已采取措施，包括停飞进出疫情蔓延的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所有航班。当然，埃博拉会不会随着全球日益成为一个村庄并通过每日都可以绕地球好几圈的各大航空公司的飞机传播到世界各国还有待观察，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认识这种疫情并采取适宜和正确的措施。埃博拉的蔓延只有非洲当地人才会“谈埃色变”，因为它是迄今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死亡率在50%-90%之间。埃博拉1976最先在扎伊尔发现，此后在加蓬、苏丹、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也先后发生，而且每隔几年就会暴发一次，不过在历史上还真的没有走出过非洲。历史上埃博拉导致死亡最高的一次就是1976年该病在扎伊尔的暴发，280人死亡。由于埃博拉的死亡率极高，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划归为第四级病毒，即在实验室里进行分离、实验微生物组织结构时安全隔离分级的最高等级。第四级病毒会造成致命疾病，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可救治的，死亡率最高。除了埃博拉，第四级病毒还有病毒（HIV）和拉沙（lassa）病毒等。然而，在病毒和疫情的凶险上，埃博拉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半数病人在发病后第5天出现皮疹，大多数在第5-7天七窍流血而死亡。最为恐惧的是，由于埃博拉病毒在体内侵蚀和毁坏各种器官，就像绞肉机一样绞碎各种组织器官，使得病人不断把坏死的组织从口中吐出，当无数病人都因体内广泛性内出血而口吐鲜血和坏死的组织，并且七窍流血、脑部受损而挣扎着死亡时，无异于一场异常残酷激烈的战役结束后，在战场上留下尸横遍野的血腥场面，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血腥味和浓烈的臭味。然而，同为第四级病毒的HIV只是潜伏在人体的免疫T细胞中慢慢发作，并毁坏T细胞的免疫功能，虽然不能治愈，但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可以生存较长时间，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如果终生服药，艾滋病病人还可以达到常人一样的寿命（可活到70岁），这是艾滋病与埃博拉的第一个天壤之别。艾滋病与埃博拉的第二个天壤之别是，目前人们已经对艾滋病有了很多了解，也有了较多的药物疗法，例如采用常规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鸡尾酒疗法，甚至可进行骨髓移植治疗。但是，迄今，人们对埃博拉并不了解，包括对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传播途径、病理、流行病学特征等，当然更没有药物和其他治疗手段了。不过，埃博拉与艾滋病或许有一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当初人们也认为艾滋病只是性传播疾病，只会局限在性乱的国家和地区，不会蔓延到世界各地。但是，由于艾滋病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如经由性接触、医源性、吸毒、母婴传播等，迅速传遍全球。现在，人们只认定埃博拉由接触性传播，然而，即便只是接触性这一项，如接触感染者的血液、精液、分泌物及其他体液，或者接触被感染对象的尸体，也会广为传播，因此埃博拉向世界广泛播也是时间问题。埃博拉的悲剧也在于，尽管其病死亡率极高和症状极为惨烈，但是它根本就没有得到重视，因为它还没有走出非洲，更不用说有像艾滋病那样的地位，每年有艾滋病日，联合国有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各国有政府和私人基金投入研究，至少每年有几十亿美元资金。如果这一次埃博拉能走出非洲，当然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不幸，但没准是一种大幸，因为埃博拉会像艾滋病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了解它、研究它，并像控制艾滋病一样控制它，最终征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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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发烧隔离的我国香港籍女子已被证实未感染埃博拉病毒。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于2月份在几内亚境内爆发，截至7月23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共计报告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累计病例数达1201例，其中672例死亡。尼日利亚25日也出现一名死亡病例。&>&&>&艾滋病能不能治愈艾滋病能不能治愈艾滋病是人们不陌生的一种性疾病了。患上这种疾病的影响和危害都是很大的，生活中人们要注意了解。但是患上这种疾病要注意及时的治，但是艾滋病好治疗么?我们看看专家的介绍。艾滋病感染者有两种情况：一是感染之后自己不知道，艾滋病毒潜伏期有8~10年，这期间都不会有什么感觉;还有一小部分人是自己知道但不愿意面对现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艾滋病现在是可以治疗的，还是认为这个病感染了就会死。其实在正常的医疗条件和药物可及的情况下，相信病人现在可以存活30年。艾滋病已经不怎么死人了。这个病现在预测生存期是20年以上到30年。已经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大家没必要太害怕。当然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要再活二三十年，第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二个是良好的医疗条件，第三个是和医生的配合，第四个是适当的营养，第五个就是在服药的时候保持很好的依从性。我从1998年开始从事这个工作，至今接触到的病人基本上没有去世的。大多数病人只要能随时到这里接受治疗，那一点问题没有，能活得很好。现在很多人想了解的是，如果真的和艾滋病人接触，这种传染几率到底有多大?其实几率实际上很低。母婴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输血扎针的也少了，主要还是性传播，在异性之间传染几率低于1/1000，男同性恋之间的几率要高一些。如果双方生殖器有损害的时候，比如说有性病的情况下，几率会超过70%。但如果戴上安全套，几率就会低到1/10000。但也不能有侥幸心理。虽然说进行了一千次危险性行为，只有一次感染的可能。但具体到个人来说，不小心碰到了，就是百分之百。对于这种疾病，患者朋友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到正规的湿疹医院进行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就这种疾病应该有正确的保健意识，在病情上应该做到很好的控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患者切勿盲目用药，而是应遵循医生的嘱咐，避免过量或是错误用药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发生。来源：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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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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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为什么艾滋病人不愿承认自己被歧视
&&&&3月12日，本报“人物说话”栏目刊登对北京佑安医院医生、艾滋病专家张可的访谈——《“大多数人不知道艾滋病已经不怎么死人了”》。时隔8个月，记者再次致电张可医生，他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很多感染者看到报道后，对艾滋病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觉得生活有希望了，主动来检测的人增加了。”但困扰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依然严重。张可说，要让公众理解“不歧视艾滋病人，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保护”，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解决的。艾滋病歧视为何如此难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金华，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曾花两年半时间，在北京、云南、湖北等地调研，完成博士论文《污名：与精神病和艾滋病相关的社会歧视》。郭博士说，歧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排斥。中国青年报：人们一般会将艾滋病与重症或传染病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把它与精神病做对比研究？郭金华：因为得这两种病的人都会受到严重歧视。一说起某人有精神病，很多人会立刻产生某些联想。对艾滋病人，人们也有类似想象，比如会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有问题，就像把耻辱的烙印打在他们身上一样。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这样？郭金华：这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人们附加了很多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含义在艾滋病上，对艾滋病人容易做“道德审判”。所以很多病人隐瞒病情，因为一旦暴露，他们会失去很多东西。中国青年报：失去什么呢？郭金华：比如艾滋病人是买不到保险的，保险公司明确列出艾滋病人不可以投保。艾滋病人如果被工作单位发现，还可能被开除，或者“还发你工资，但你不用来上班了”。再有，成年艾滋病人即使没暴露身份，也很难对家庭进行隐瞒，特别是结婚的人，那种压力远远超过分居或离婚的压力。许多艾滋病人为了掩盖身份，辞了正式工作去外地打工。中国青年报：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郭金华：很多。现在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是根据户籍发放的，比如北京户口的病人必须在北京疾控中心登记，领取药物。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的人，根本不敢去登记，怕碰上熟人，他们宁愿放弃当地的免费药物，到外地买药，一个月花两三千元。中国青年报：没有变通的可能吗？郭金华：和疾控中心的人开会时，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正在考虑”。现在，北京相关医疗机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就是给外地病人邮寄药物，病人还往往要求别在包裹上写寄信医院地址。其实他们本来可以在当地拿到免费药物。中国青年报：我在一家医院发现，明明是治疗艾滋病的门诊，挂的却是皮肤病、性病的牌子。郭金华：没错。这种“回避”体现了我们的文化对艾滋病的看法。精神病也存在这种情况。我在一家医院就看到精神科诊疗室挂了两块牌子——“心理科”和“精神科”。让病人到心理科坐坐，他觉得没事，但要让他去精神科，很多时候他会拒绝。“精神病”这个标签他受不起。中国青年报：人们都了解艾滋病后，歧视会消除吗？郭金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人们从接受知识到观念、态度、行为的改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给你讲个故事，有位医疗工作者去四川搞宣教，他问一个当地人是否知道艾滋病怎么传染，对方很准确地答出来。医务人员接着说：“我是艾滋病患者，咱俩能握个手吗？”对方还是不敢。中国青年报：本报社会调查中心有项调查发现，67％的人不承认自己歧视，但在行动中会表现出来。郭金华：针对不同对象的歧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社会排斥。精神病人和艾滋病人日常遇到的，也是最让他们痛苦的，正是这种排斥。中国青年报：在西方，歧视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我们社会不怎么爱提歧视或反歧视问题，这跟文化传统有关吗？郭金华：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示众”的传统，就是用公开“羞辱”惩罚被认为有道德过错的人，现在也还有。很多人歧视艾滋病人，也是在下意识地表明道德立场，即“我歧视的原因是我认为他在生活上不检点，我得跟这样的人划清界线”。不用说，这也会强化歧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制度上预防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后果，比如通过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因员工得了某些疾病就开除他。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很多艾滋病人不承认自己被歧视，但他告诉你的具体事例，又都表明他们受到了歧视，并且对此是有感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倾向，认为歧视是针对弱者的。谁被歧视，谁就是弱者。所以很多人不愿承认被歧视，因为他们不想被划定为弱者，他们觉得这很羞辱。中国青年报：但连承认都不敢，就更别提去反抗歧视了啊！郭金华：正是这样。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歧视剥夺了一个人的人格。但在我们的文化里，歧视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判断他不算一个正常人了。所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正常”与“不正常”该如何界定。
中国青年报：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郭金华：关于歧视，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躲着他、忽视他，也是一种歧视。但在我们的文化里，不是这样理解。人们觉得我什么都没做，光是躲着他，怎么就算歧视了？要消除歧视，最可行的办法还是打破这种社会隔膜，增加与被歧视者的接触。接触多了，自然会了解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多多培训高校学生和热心人士来做志愿者，通过他们向社会传播正确的印象和观点，不仅增进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也要增加社会对艾滋病人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的理解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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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我们和艾滋病捆绑！”——你所不知道的男同性恋圈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日新媒体专电　题：“请不要把我们和艾滋病捆绑！”——揭开你所不知道的男同性恋圈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苑苏文　张玉洁　董璐
１９８１年，美国一名男同性恋者（“男同”）成为世界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此后，艾滋病似乎就成了男同性恋者挥之不去的阴影。
１２月１日是第２７个“世界艾滋病日”。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男性同性行为人群，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青年学生正逐渐成为艾滋病毒感染高发人群，且大多为男性。据了解，我国最小感染者只有１４岁。
为何艾滋病感染者多为男性？男同性恋者们怎么说？且看“中国网事”记者的调查。
（小标题）年轻“男同”多患病，只因太“开放”？
一天清晨，２６岁的男同性恋者喜熊（化名）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里的同性交友软件“Ｊａｃｋ＇ｄ”，一张稚嫩的脸出现在他眼前，这是一名出生于１９９８年的男“同志”，约请他到家中见面。
“他看起来挺可爱的，不过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些新入圈的年轻小孩太开放了。”喜熊说。
同性恋在中国仍是“不能说的秘密”。因此，这些小众群体多组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通过熟人才能加入。对于不少刚刚进入“圈子”的同性恋者，对“组织”的新鲜感往往诱发一些过分“开放”的行为。
喜熊回忆起自己５年前认识的另一名“高调ｇａｙ”，这位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男同性恋者，毫不避讳地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自己的身份，以及与一些男友的合照。
据了解，除了贪图新鲜的年轻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男同性恋者，私生活也比较“混乱”。
在２５岁的男同性恋者小宝（化名）看来，年轻一代对性取向更加自信，但“涉世未深”，容易受到伤害。
小宝还是大学生时，曾有过一个“危险”的男友。这位男友去外地工作时染上了艾滋病。虽然他第一时间把病情告诉了小宝，但患病的真实原因却一直对他有所隐瞒。
“他告诉我，是在小诊所补牙得的病，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很乱来，同时和好几个人交往。”小宝说。
没有婚姻的“束缚”，也给了男同性恋者更多选择。从事酒店行业的男同性恋者小福（化名）将这视为一项“福利”。“很多异性恋结婚后感情变淡了，但因为孩子或者亲情，还是会继续在一起。同性恋者如果没有感情了，可以随时和平分手，不必背负那么多负担。”他说。
这真的更加自由吗？有同性恋者指出，小福的“自由派”观念增加了同性恋者患艾滋病的危险。
（小标题）“不要把我们和艾滋病捆绑”
“最让人伤心的，不是大家的歧视，而是大家说起‘男同’就扯上艾滋病。”来自湖南的男同性恋者小志（化名）指出，所有人都很爱惜生命，即使在同性恋圈子中，大多数人也会对艾滋病患者退避三舍，并且平时积极采取保护措施。
一些男“同志”指出，不少媒体在报道同性恋者时，有意贴上“艾滋”的标签，也对公众造成了误导。
“很多新闻只要涉及男同性恋，就把标题打出来，往往还会扯上‘艾滋’‘乱来’‘虐待’等标签，使得大家觉得男同性恋者十分不堪，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小Ｆ说。
在小福看来，男“同志”与其他人都没有区别，许多正常取向的人还是能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和异性恋一样，男同在一起也是谈恋爱，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就这么简单。”
造成很多人对男同性恋者“乱来”印象的，是男性之间的恋爱关系不会那么“含蓄”。“女性谈恋爱的时候会‘害羞’，或者觉得‘不好意思’，但男生就不会这样，男同性恋者之间不会顾忌太多，可以只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去做。”
男同性恋者之间交往确实比较“爽快”，不少同性恋者在交友方面更加“随心所欲”。平日不敢暴露身份的同性恋者下班后，往往会前往“同志”酒吧狂欢。这也是被认为“乱”的一个原因。
“异性恋有追求安稳的，也有乱来的。其实我们和他们没什么两样，社会不应该区别对待。”小宝说。
（小标题）统计不应只盯“高危”人群，防“艾”知识仍缺乏
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群体服务的彩虹门诊公益项目负责人、“你好，志愿者”网站站长肖冬认为，尽管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男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的易发和高发人群，但如果重点局限在“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检测上，可能会留下隐患。
“目前，对艾滋病检测的宣传只对准了同性恋者、吸毒者、有高危性行为的高危人群，而放松了在非高危人群中开展大规模的检测和摸底筛查，这样可能会遗漏一些更庞大的潜在艾滋病患者。”肖冬说。
此外，肖冬认为，前往检测点检测的人群多为包括男同性恋在内的特殊群体。因此，“艾滋病患者”统计数据中男同性恋者比例偏高，并不能说明问题，“异性恋艾滋病患者可能也很多”。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的报告，中国现有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人数接近５０万，今年前８个月的新发感染者人数为７万，其中超过８０％为性传播，２０至４９岁的人群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发人群。
肖冬认为，随着人们性观念的解放，携带艾滋病毒的异性恋群体可能迅速扩大。“现在年轻人普遍晚婚，但初尝禁果的年龄又提前了，这意味着每个人可能会遇到比过去更多的性伴侣，也会加剧病毒的传播。”年轻人对性知识的缺乏，也使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中。
１１月２９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举行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其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余小鸣指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年轻的性活跃人群中，因无保护性行为而导致的不良结果，如艾滋病、性病的感染，以及非意愿怀孕等，呈上升趋势。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与凤凰网合作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超过９０％的应答者都认同，使用安全套是有效预防艾滋病和避免非意愿怀孕的方法，但仍有超过３０％的应答者在进行性行为时，偶尔或从不使用安全套或避孕措施。
“这一结果表明，人们对艾滋病预防的认知与行为不一致。这值得特别关注。”余小鸣说。（完）（参与采写：实习生孙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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