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灵如初（一）
救护车在雪地里蹒跚而行。积雪肥厚，车轮碾上去的声音听起来像咀嚼沙土。车窗外的景物向身后退缩，地面如此被一分为二。司机手握方向盘，每天都是一样的表情。车从发动上路起，就没有停止过颠簸。在颠簸中，车的顶盖摇摇欲坠。这是一辆破旧的救护车，里面脏乱、霉变、锈蚀，外面看上去就像简单地把六块铁皮焊接起来，再装上四个轮子。车在行进中发出奇怪的嗡鸣。曾文的呻吟和粗喘在这持续不断的嗡鸣声中显得遥不可追。麦图坐在他旁边，手按在他的肚子上不敢拿开。他甚至都不想再看他，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看到的除了鲜血就是鲜血。
车上还有一个老头和两个护士。老头隔几分钟就要擤一次鼻涕，擤得鼻头红肿。两个护士怯生生地坐着，不时看看躺在脚下的曾文。麦图对这个老头的印象差极了。打通急救中心的电话说明情况后，对方径直告诉麦图一个手机号码。诧异中带着无奈，麦图拨过去，接电话的就是他。
“您看能不能快点儿，我们这兄弟有生命危险！”麦图恨不能把老头和他的车从手机那头拽到这头。
“等着，马上来。”老头挂断了。
一家川菜馆。
我面前的茶杯盛满了淡绿色的茶水，有一片茶叶在其中浮动。茶杯体态憨胖，茶水的水面也非常平静。在我的右边有一方玻璃鱼缸，一条矫健的鲤鱼猛跃出水，身上的鳞片闪着一道剑光，把我的视线吸引过去。鱼缸中的其他水族立即躁乱起来，水花溅在缸外，一股腥臭扑鼻而来。我喝了一口茶水，放下茶杯看时，茶水更加平静了。
麦图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俩实在找不到几家营业的饭馆了，于是就来到了这里。他面前的茶水下得比我的快，所以我几次提起茶壶为他倒满。
麦图喝了几杯后，说：“我接着说。”
他要接的上一段话早在我们来到这家饭馆之前就已对我说了几条街。从我们早上出门散步开始，我就聚精会神地听他说，中间虽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被迫中断，但总体还算连贯完整。不知不觉，我们就穿过了几条街。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目的地，纯属乱走。可是我和他的思路都没乱。
他坐下来开始说的头几句我并没有听清，我发现他身后那张高桌上码着的三摞白瓷杯就像三座白塔。这些杯子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高桌后发生的一切。我记得那后面坐着一个相貌美妙的女人，怀中织着一件几乎成形的毛衣。当我们推门迈进来时，她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便说：“欢迎光临！”我一时尚未辨认出这声音的来源，一个五官模糊的胖服务员就来到我们眼前问：“几位？”我们点好了菜，坐下，我就看不到白瓷杯后的女人和夹着我们的菜单摇曳而去的胖服务员了。
那些白瓷杯反射着迷人的清光，层层叠叠，好像每一只杯子都是用千年前一位女子的肌肤做成，三摞杯子就是三摞女子的沉吟默唱，堆积在无人察觉的瞬息之间。突然，有一只手取走了两只杯子，注入粗茶。我的视线中出现了空缺，同时，我听到两个女子的抽噎。
寝室里住着麦图、曾文和钟百川三个人。
麦图每天中午12点起床，出门后直到晚上12点才回来。他和他用的画具都有浓烈的烟味。画一幅画等于抽掉两包烟。麦图在画室里留下了大量的习作、烟蒂和烟盒。有时他也在那里睡觉。睡在那里，他能听见自己的作品发出尖叫。早上起来，他就把那些叫声不正常的作品焚毁。有时他会和戈畅在那里留下欢爱的痕迹。戈畅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如果那里的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结果，画室将是一所大幼儿园，戈畅就是园长。
曾文不会笑。他的脸犹如木刻。他曾半夜走出寝室，在楼道里跪到天亮。别人发现他的时候，他脸上还带着泪水。目击者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见的恐怖景象：薄衣贴在他的肉上，浑身冰冷湿润，四肢僵直，眼球赤红，嘴里发出冒水泡的声音。后来人们知道，曾文有精神病，间歇发作，不能受刺激。
除了钟百川，没有人喜欢曾文。
钟百川睡在他的上铺。此人做什么事都会弄出很大动静，让人感到他总在生气。其实钟百川脾气不坏，自制力也算可以。这拜赐于他先前的经历。他曾参与一场杀人案。主犯把人砍了九刀，早已判刑，他作为参与者虽无直接行凶，却也在公安局的调查范围之内。他亲眼目睹那人被砍后倒地抽搐，身体像一个破烂的血袋。跑的时候，他又回头看，那人已是一摊烂肉，不动了。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死人。每当他怒不可遏，就会想起那个人死时的场面。钟百川喜欢曾文，是因为有一回他蹲在床上叠被子，不慎掉下去，被曾文接住。如果不是曾文，他就摔成脑震荡了。
曾文和钟百川之间突然没话了。寝室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
早上天一白，曾文把窗户打开，坐着吹风。钟百川看了一眼窗户，走过去把它关上。曾文又把窗户打开，可刚转身，窗户又被钟百川关上。曾文只要打开窗户，钟百川就会把它关上。他们不说一句话，连彼此看一眼都不舍得。钟百川最后一次关上窗户，还故意使劲关出声音来。曾文拿起墨水瓶，向窗户飞掷而去。
窗户破了一个大洞，风又吹了进来。
我与麦图分别七年了。这是我们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七年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一个学校的大操场上，从我视野的右边跑到左边。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后。体育老师嘴里衔着一枚哨子，手里握着秒表，站在我不远处的地方盯着他和他身后狂奔的人。他把身后的人甩出了很远，位居最前。那是中学毕业考试。那天的阳光发情般地毒辣，水泥台阶和沙地上反射的光芒让我的眼睛胀痛。在他们那一组跑之前，我已经跑完了。我跑的时候只能听见自己的脚在地上踩出的“嚓嚓”声，那是一种残酷的声音，意味着当我听不到它时，我浑身的感觉将会是生不如死。多年以来每当我跑到腿软，我都会感到耳内作痛，心脏在颅腔内跳动。那时我特别想把自己粉碎成颗粒，散布在天空中，里里外外透透气。当我冲过终点线后，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跑到了一个没有人的拐角，大吐。我感觉快把我的内脏全数吐出来了。当我洗净嘴，站在体育老师身旁时，我就看到本段开头记述的那一幕。他跑步的样子像飞檐走壁，让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两条腿不像是踩在地面上，而是踏在云间，背上如有一对翅膀辅助，腿根本不用费力。他的四肢摆动得太快，步幅也很大，由于视觉暂留，他身上就像装了两个车轮。当他临近终点时，我看到他头顶一块耀斑，浑身散发七色光辉，随后，我就晕眩了。我记得在我迷离的双眼中，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人，他张开双臂，叉开双腿，向着为他欢呼的人群拥来，好像他一个人的怀抱可以容得下所有人。那一刻，我还喘着粗气，弯着腰，两手按住两膝。不知过了多久，我背后蹭过几道阴风，阳光已不再那么炽烈。我发现我的眼睛不管看什么，都会被一片耀眼的光亮挡住。我的嘴上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走在路上，人们都在注视我。那时候，路人皆是灰色，连他们身下的自行车也不例外。我认为那时我身上确实在发光，我那一丝微笑也是世间仅有。他们，以及他们的自行车，都不具有这样的光，也不会微笑。
我或许混淆了事实。我的眼前出现亮光，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镀成金色，甚至挡住了这个灰色的世界，这并不是麦图所致。如果条件成立，时间应该再向后倒拨至一个月前。所谓条件是指时间、地点和人物。一个月前，也就是毕业考试前的一个月。地点姑且是我们班那个教室。我并不想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框定我对纪小纹产生好感的初始。她是一个像躺在溪水中的鹅卵石般的人。话不多，每个动作都像是计划好了的，对哪怕是写一个字这样的事情都格外专注认真。与人说话，她会在语句停顿处看着对方的眼睛，她的眼睛无论如何都是湿润的，好像紧闭后能涌出清泉。她对功课和教师满腹牢骚，痛恨学校的教育方式，但成绩优异。我喜欢她产生的氛围。她不管出现在何时何地，都能产生出一种别样的氛围，令我神往。这种氛围是抽象的，我从没见过，也想象不出它的轮廓，但我能跟随它去，至于止于何处，我一概不想。我只能这么形容我对她的好感。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喜欢她本人，还是仅仅心仪她的外表。我从没对她说过这种感觉，只能每天看着她的出没行止。
有一次我站在操场边，看她为远处篮球场上的人呼喊，她的声音并不刺耳，但我却能从很多呼喊声中听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这种远观的方式。她站在操场边的看台上，阳光就像一把长剑，斜照在她的头发上。我看到另一度时空与当下交织，许多死去的灵魂在她的身上复活，她美得超出了她本身。我想像她那样呼喊，呼喊出一种奇怪而单调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在那些复活的亡灵面前，我是个孱弱的生命，只能发出微弱的唇音。可我并没有因此停息，我走到她的身后，直视阳光下她的头发。我能闻到她身上飘来的独特体香，包括她的头发被阳光灼热后的气味。那气味透露着头发已然柔软的秘密。我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脑后，手指触摸到了发根，就像月季花新嫩的花刺。她回头看着我，愤怒，茫然，诧异，欣喜，都被阳光遮蔽，无法说清。
那时候的阳光总是那么纯粹，无论什么季节，都能留下深刻的况味。最后一次见到纪小纹，就是在毕业考试后的一场突降的暴雨里。其实那天本是酷热的天气，到了傍晚就开始降雨。那时候的夏天是震撼人心的，雷电要撕裂天空这块腐朽的布，复仇似的把雨瓢泼下来。躲在纱窗后看天，天上红色的闪电像突然打破了盛满红蚯蚓的瓷罐，雷声仿佛摇碎了大地。这样的雨能驱散多日的暑气。我站在纱窗里能闻到土壤中冒出的腥热，我会被这种气味逗引得把鼻子贴到纱窗上，让那些细小的格子在我的鼻尖留下印痕。那时考试成绩已经出来，我和纪小纹选报的高中不一样。她开学也比我早，等她开学后我就很难见到她了。我在这场雨中奔跑着，向着她家的方向跑去。我想见她最后一次，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后一次。我想对她说些话，尽管我并没有打好腹稿。路上没有人，雨声阻断了其他所有声音，我向前跑去，已经不能凭声音确定自己的存在。我揿响了她家的门铃，她出来看见我后，返身回去拿了一把伞，对我说：“快回家。”我想走近她，站在她的面前，我不知道那样做之后接着做什么。她看到我的腿抬起来，喝道：“站在那里，别过来！”这时候，闪电把她的脸映得刷白，树枝的阴影在她的身上挥舞。我不记得，我曾否触碰到她潮润的头发，冰凉的脸，以及和她交换过分别的话。我无法探知她的眼神和言语中暗藏的意思。那天我原路跑回时，总感觉背后有个人追我，他的脚步声和我的完全相同。我到家后，妈妈厉声斥责我，而爸爸竟然发出妖魔般的大笑。我走进浴室，让热水淋满全身。我张大嘴，泪水和雨水汇入洗澡水中，我四肢僵硬，只是没有哭声。
麦图是那段时间唯一阻挠我这么做的人。他不准我喜欢她，不准我这么想下去。他怕因此影响我考试。我不顾他的阻拦，我开始讨厌他，疏远他。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当他意识到我在远离他后，他也渐渐远离了我。直到那次体育考试，我看到他轻松跑出全班第一的成绩，而我却吐出了还没消化完的午饭，并已直不起腰，我想我们本就不是一类人。这样一来，我想那天回家路上我身上发出的光和嘴上浮现的微笑便有了七八分惨淡。
我们这一次见面，他对我说，他还记得我吃面的情景。“你吃面，必吃咸菜条。你吃咸菜条，每次都是先咬掉一半，绝不吃一整根儿！”他说完，还反复问我是不是这样。我笑着点头。
我和他一起来到我们中学操场围墙外，围墙上长着几株杂草，墙面已经裂开了几道深长的缝。我们无法进入围墙，只能透过开在围墙上的一道铁门窥看里面。操场的地面已经全部翻开，硕大的土块暴露在太阳下，砖石树木全部消失。我对他说：“这里曾是一片坟地。”他说他早就知道。
我们绕到学校正门，探身向门卫室的人请求进去看看。门卫是个身穿藏青棉大衣的小伙子，他对我们吼道：“不行！学校里都没人，看什么看！”我们还想找点借口进去，门卫粗暴地冲我们挥手，让我们离开。
我们被时光拒之门外。
钟百川把房门打开，对曾文说：“你出去吹风。”
曾文装作没听见。
钟百川走到曾文旁边：“没听见？出去吹风！”
曾文说：“你咋不出去？”
钟百川抓住曾文的肩膀往门外拽。曾文从地上抄起一个木凳，向钟百川砸来。钟百川赶紧放手闪身，也从脚下拾起一根扫把。这扫把受了潮，又湿又软，钟百川拿着它迎向曾文的木凳，扫把顿时就散了架。满天扫把穗儿撒落在钟百川的身上，曾文的木凳就在这时砸到了他的胳膊。钟百川的脸阴了，徒手就和曾文打了起来。寝室狭窄，地上杂物多，他们边打边挤边踩，乱如泼墨。
曾文掐住钟百川脖子，钟百川一手抵住他，一手猛击他的头部，两人谁都不松手。麦图被他们吵醒后，上去劝架，却差点儿被打掉门牙。麦图也生气了，冲他们喊：“打什么打你们！有话坐下来说不行？”他们不听，继续打。麦图跑出寝室，把隔壁的人叫来一起劝架。隔壁一听就全体出动，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还叫着“打架了！打架了！”更多人闻声蜂至，把麦图寝室的门口堵得屁都散不出去。可是真正来劝架的不过四五个人，麦图和另外两个人拉住钟百川，曾文被剩下的人左右拦住，其他人在门外谈笑风生。
曾文和钟百川之间虽然被拉开了一段距离，但两人不住地互骂，骂辞如粪臭，拉住他们的人又劝他们闭嘴。钟百川说你曾文的钱都是你爸的情妇给的，曾文听到后愣了一下，喷出一声：“钟百川我&你妈！”
钟百川手里悄无声息地露出一把小刀，刀口白亮，晃了麦图的眼睛，麦图急忙招呼身边两个人拉住钟百川，自己则试图夺刀。钟百川本是想拿刀指曾文，并不想伤他，麦图却死抓住他的手不放。麦图用力向他的掌心里抠，他攥住刀把不松手。
麦图瞪圆了眼睛：“钟百川，把刀给我！”
钟百川说：“你闪开。”
麦图又使出一分力道：“给我。”
钟百川仍不放手。
曾文在对面喊道：“钟百川！冲我来啊！来啊！”
钟百川把麦图推开，麦图也不由松手。钟百川握着刀，站着没动。
曾文看见刀，分开两边的人，上前一步对钟百川说：“你把我杀了！你杀了我！”
麦图挡在钟百川面前：“钟百川，把刀扔了。”
钟百川说：“你给我闪开，不然我冲你来！”
麦图微抬下巴：“你以为我怕？”
钟百川用刀尖指着麦图：“闪开，最后一遍！”
麦图摸着自己的胸口：“把刀扔了！否则你对这儿来！”
刀尖在空中颤了颤。
麦图看看刀尖，再看看他：“来，你不来我看不起你！”
钟百川的刀向麦图刺来时，伴随着他说出的一个脏字。麦图闪身躲开，刚想飞起一脚踢落他的刀，刀就扎进了曾文腹中。钟百川收刀的时候，很多人还没看清楚刚刚发生的事。
刀掉在地上打着转。
屋里屋外的人不再说话。
麦图说，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他只遇到过一个让他爱的女人，可这个女人让他不能再爱。似乎从他们一开始，双方就都知道彼此不是最终的恋人。他们相遇，然后相伴，制造着一个个充满假笑的快乐和伪呻吟的高潮，接下来，淡漠，分手。可是他们分手后，仍然每天在一起，好像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圈子里，像过去一样创造快乐，抹去悲伤，却不再有爱。
分手后，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继续住了一年。那一年里，他和她一起做饭，吃饭，看电视，画画，找工作，洗澡，做爱，睡觉，然后天亮，起床，再来一遍。如果找到临时工作，他们就省去一起做饭，吃饭。有时遇到应酬或聚会，还会省掉一起看电视，洗澡，做爱，睡觉和起床。但他们还是在一起住了一年。一年零二十二天。第一年零二十二天的时候，麦图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男人跳楼前的犹豫不决，使他只能在万众攒头的场面中把一条印花睡裤和露出来的半扇屁股对着摄像机镜头。早间新闻过后，麦图与她一起吃粥，从粥中吃出了一粒发苦的莲子，并且由于已经来不及吐而咽了下去。在那一碗粥快喝完的时候，他咬到了自己的舌头。他发出一声惨叫，把那个女人吓了一跳。她的脖子骤然紧缩，眼睛也不敢睁开，等她情绪稳定，却把脖子猛然伸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瞪着他看。
麦图说：“你看个狗屎啊？”&&&&&&&&&&&&&&&&&&&&&&&&&&&&&&&&&&&&&&&
“我就看个狗屎啊！怎么啦？”
那天中午她的一个朋友来了，给她带了些礼物。麦图不认识那个男人。他每拆开一个礼物之前，都让她猜是什么，可她每次都猜不中。麦图听到他们俩在卧室中发出相互追逐的两串笑声，但很快，笑声就消失了。他坐在卧室隔壁的房间里，感到面前的墙壁会被床头撞碎，轰然坍塌；即使这面墙壁坍塌，他想，隔壁的那张床依然会不停歇地撞击着墙壁原来所在的位置。
麦图打开卧室门，站在门边看了他们一会儿，他们全然不睬，继续在床上翻滚，很快就滚到了床下的地毯上。地毯上叠放的几本书被他们踢倒了，其中一本的书页自动翻开，麦图在那里发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那个女人赤脚站在沙滩上，她的皮鞋静静地伏在身旁。麦图记得当时自己正站在远处一块乌黑扁平的石头上，看到她时，就举起了相机。他没有把照片从地上捡起来，他觉得站着看已经足够清楚。可是照片却模糊起来。麦图的眼睛很湿润，但一颗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再湿润，也比不上地毯上那两个人的下体。
麦图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他认为自己活得不如下水道中的一条泥鳅。于是当着他们的面，他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了一个旅行箱，又塞满了一个登山包，对他们交缠在一起的身体说了一句：“走了。”
麦图出门后想起自己的手表落在了洗手间，想返回去拿，可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已不需要知道时间——他不想记住此刻。
一年零二十二天。这是他靠回忆得出的结果。
麦图对我说，后来他还见过那个女人，甚至还同她交谈，喝酒，他们见了面就像久别的朋友，拦腰搂住对方，在耳边吹着酒气。有时他在街上走着，或者站在公交车里，远远地会看见一个女人长得特别像她，好几次他都想停下匆匆的脚步，或提前几站下车，追上她打个招呼，但他又怕认错人。他跟自己说，这没什么好怕的，认错了就认错了，打个招呼而已。可那个频频出现的女人大都只留给他一个背影，即使有时出现一面侧脸，风也会把她的头发吹乱，挡住那张脸。唯独有一次她迎面向他走来，他也停下脚步，转身向她走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人流中的她，可她就在自己还有几米远就走到的地方，倏然消失了。他不相信她消失了，兀自向前走去，那里只有一个卖烤地瓜的老太太，她笑问：“来一个吧兄弟？”
和朋友去喝酒唱歌，麦图只能勉强应付。虽然他嗓音不错，酒力尚可，但却不喜欢噪音。每次在包房中，他都是唱完两首就把话筒永久交给别人，自己则坐在沙发角落里看着闪烁变幻的灯光，喝着啤酒。偶尔他也会对服务生说：“我要一杯菊花茶。”
朋友中不乏寻求刺激者，叫来几个女孩儿陪唱。麦图也不在意，只当是大家为了高兴。但比起他们对女孩儿们的亲热，麦图则让自己身边的女孩儿与他一起喝酒，聊天。朋友中有一位年长的，许多人称他老大。这天他把自己的儿子带了来。他的儿子是一个长着满脸鬈曲络腮胡子的白胖子，麦图自觉比他大不了几岁。老大叫来了八九个女孩儿，和他的儿子两人各拥一个，其他的让大家挑选。大家也不拘束，拉过一个来就放在腿上。麦图坐着不动，眼见女孩儿们各自有主，这时其中一个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主动挽住他的胳膊。麦图对她点头笑笑，她便把半个身体靠在他身上。这个女孩儿的头发向一边披散，挡住了半边脸。当她把头靠在他肩上后，头发把她的整张脸都遮蔽起来。麦图用手帮她把头发拨开，然后把手在她的脸颊上放了一会儿。她的眼睛抬了起来，脸上出现了带着醉意的笑容。这笑容使她变得沧桑。麦图觉得那个女人又出现了，仅凭这个笑容，麦图就能认出来。虽然分别已久，生活境遇和化妆打扮都使她的容颜改变了不少，但麦图认为面前的这女孩儿不会是别人。
“你还好吗？”麦图问她。
“我好啊！你还好吗？”她反问完，笑出声来。
“不认识了？”
“帅哥！你是谁我不管，现在你就是我的客人！”她拿起桌上的一瓶酒喝了起来，并示意麦图说：“喝吧！”
麦图也拿起一瓶。刚要喝，他忍不住又问：“你什么时候来这里上班的？”
“我叫千云，你就叫我云姐，云姐想来的时候就来了，不想来，唰——！就飞走了！”
“千云？”麦图看着她，“我是麦图，你还有印象吧？”
“算了，弟弟，别跟姐玩这一套！”她一只手绕过麦图的脖子，把酒瓶靠在麦图的脸上，一只手揉弄着麦图的鼻尖，“追姐的人，有点儿多。”她压低声音，凑近麦图的耳朵，“你惹不起！”她高声笑了起来，仿佛刚才只是在跟人开玩笑，吓唬人。麦图受不了她的笑声，想出去上厕所，她又一把搂住他，说：“不光这样，他们那功夫也厉害！”说完，她推开麦图，笑得更响亮了。
麦图有一次在陪同事们去滑雪前，想到有几天不回家，便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了一番。奇怪的是，那张她站在沙滩上看海的照片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他记得自己是把它和夹住它的那本书一同放好的，可那本书也不见踪影。事隔已久，也仅仅能表示不能理解罢了，麦图并不想大动干戈地把它们找出来。随后他就和同事们来到了滑雪场。他并不会滑雪，总是摔跤，特别是从山顶滑至山脚的过程中，他因为无法掌控平衡，又本能地向身后仰，结果从雪坡上滚了下来。同事们看到他的样子乐不可支，还往他的身上投了一些雪球。麦图自己也笑了，躺在雪地上看着天空，看着太阳，看着那片被阳光照耀着的雪，他感到自己的呼吸前所未有地轻松。这时候，他看到一朵云正在天上飘浮着，因风的吹动，随时都在改变着自己的形体。本来是浑圆的一坨，风却让它时而伸出一只手，时而探出一双脚，时而眨着一双眼睛，但它始终都在那个位置，不移动，也不散开。
回家以后，麦图发现那本书和书中的照片竟然出现在自己家的邮箱里，完好无损。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也没有再遇见同她相貌相仿的人。麦图说他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并且这样的事再未发生过。家里并没有被盗窃过的痕迹，所有的书籍和资料均保持原样，独有存放那本书的位置一度空缺。
麦图又对我说了一次那句话。
“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
戈畅的车刚买不到一星期，撞了。
对方是一中年男人，谢顶，开商务别克。戈畅忘带手机，掉头返回，对方在其后前冲未及刹住。对方怒：“这是单行道你知不知道？”戈畅自认倒霉。对方要戈畅赔五千，戈畅一时没有。对方记下了她的手机、车牌和身份证号码，让她七天后来找他。还说，如果到时她还拿不出，可以以身体交换。
戈畅坐在车里嘶叫。钱不能向父母要，撞车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戈畅开车去找钟百川。暗地与钟百川交往已有一个多月。
“借我五千。”云雨过后，她躺在钟百川怀里。呼吸比刚才均匀多了。
“干嘛？”钟百川的手指在她的乳房上游弋。
“我撞车了。”
“什么？”钟百川的手从她胸前弹开。
“你他妈没听见啊，我撞车了！”
“你撞了别人车？”
“别人撞我，向我要钱。”
“那你还给？”
“责任在我嘛。”
“你把我当金库啊？找麦图去。”
“他没有未来。成天就知道画。口水里都带着颜料味儿。”
“你太瞧得起我了。”
“你没他那么死脑筋，抱残守缺。”
“你让我上哪儿弄这钱？”
戈畅坐了起来，低下头，长发把她的脸掩埋。
“生气了？”钟百川伸手摸着她的背。
“没有。”
“太突然了。”钟百川说。
“你丫怎么不去抢？”戈畅回头看着他。
问得好！和戈畅在一起后，什么都像是抢来的，包括她本人。时间，像是从麦图屁股底下硬抽出来的。床，仿佛还留着麦图的体味。一起吃饭，好像她的胃已被麦图买的食物占了一半。她的身体，要交替适应两个男人的尺寸和口味。
“你让我抢，你怎么不找他要？”钟百川有些愤怒。
“他也得有啊！他什么都不缺，只缺钱。我还得倒贴给他呢。”戈畅从床上下来，走进浴室。
钟百川躺在床上，想起一件事。
我认为我在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着了魔。那时，我的生活里开始没有麦图这样的朋友，也没有纪小纹这样的心仪对象，只有我自己和这个荒鞠的世界。我在时间的丝网中顿时茫然失措，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计划，我连过去的十几年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是谁把它交到我的手上，我又是如何出现在众人当中，去充当默认一切的沧海一粟。我虽知自己正当年华，可无边的虚无感啮噬着我，就像一辆汽油充足的车在旷野中熄了火，只有远处的兽嚎和头顶的星夜笼罩着我。
夏天快结束了。等到它真正有一天盛极一时走向衰败，我就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要离开家，去一所以严厉出名的高中，过那日出而作、日落仍作的日子。纪小纹曾对我说她对此感到恐惧，在陷入新的关系网之前，一股沉重的忧伤让她须与往日做个必然的了断。当一个人迎接了多年的美好时光，突然有一天，迫使他必须在这一天之内向它们挥别，于是他关于这些时光的回忆中就掺上了痛苦。这痛苦大概就像我和麦图曾一同注视过的凤尾兰一样，黄白的灯笼串，在黄昏的余晖里低着头，与夕阳一起等待时间的流逝，不语。
那个假期，只有书和写作陪伴我。它们让我中止对时间的思考，转而认识种种空间。我迷路了，离我原来的地方越来越远，我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无数个声音呼唤，但我只能向前走，不顾迷失后的结果。我没法儿停下来。我执着于迷失。我这是在逃避现实。
高中的时候，我是语文课代表。那个学校的语
文老师不论男女，一律走猫步，一律用兰花指扶正眼镜框，一律高抬下巴颏。我总能从他们的吐字发音中听到半个“呵”字，尽管多数情况下，这字不该出现。他们训斥学生时，每句话开头第一个字都是重音，爆破而出，而后面却拖着一排有气无力的词。我曾目睹过一位语文老师教训学生。那个学生每听到一个重音，脸上的肌肉就向上挑一下，如果遇到这老师连续爆出几个短句，他脸上的肉就要一直挑到这片句阵过去，才松弛下来。后来我认识了那个学生，问他被那个老师批评过后的感受，他摇摇头，说：“脸累。”有一天晚上我被一句话惊醒：“你们张牙舞爪手舞足蹈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干什么？！”这句话让我起码兴奋了三个小时。那是一个担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检查学生的入寝情况，对几个不安分的学生的叱责。我兴奋的原因有二，一是成语的连用出现在这种场合，二是那几个学生当时的样子如在眼前。后来，这个老师因为袒护自己的学生晚上不睡觉影响他人休息的过错，被免去了班主任的职务。
我唯一从他们身上发现的阳刚之处，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位女老师长着依稀可见的胡子。她就是我高三时的语文老师。
高三时我总在做一个梦，梦中我在解一道数学题，共有四个选项，其中一个是424，我每一次都会选中它。醒来后别人会说我说了梦话，我问他们我说了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424！”他们说我不停地在说这个数字。一开始他们认为好笑，还对它所代表的意义饶有兴致地猜测了一番。可是它究竟代表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有点儿害怕，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说“424”，从不说别的。他们开始想对策。先是捏住我的鼻子让我憋醒，可我不久后又睡去。再是用袜子或手套塞住我的嘴，可我自己会有意识地将它拿开。他们看这些小伎俩都不管用，就对我施加拳脚，听见我说梦话就把我捶或踹醒。但，仍是徒劳。他们不可能每晚都等到我说梦话时，把我弄醒后再睡，也不可能因此排出一张轮流值班表来。他们又开始对我来软的。有人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只要白天不去想关于424的一切，晚上就不会做关于424的梦，也就不会说梦话了。但我觉得这是没谱的事儿。且不说我从不刻意地在白天想424，就算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我白天想424，晚上就会梦到424，梦到424，就会说出424——这多么荒唐！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概率问题：白天想424，晚上梦到424，说出424（这只是一种情况）；白天想424，晚上不梦到424，说不出424.；白天想424，晚上梦到424，说不出424；白天想424，晚上不梦到424，说出424；白天不想424，晚上不梦到424，说不出424；白天不想424，晚上梦到424，说出424；白天不想424，晚上不梦到424，说出424；白天不想424，晚上梦到424，说不出424——他们只在乎说出424，这个概率为0.5。当我把这个概率转换成我的回答“或许能，或许不能”时，他们骂我混蛋。我这才醒悟，假如按照他们的逻辑，结果取决于白天想还是不想，这个概率仍为0.5。我不知道为什么两种逻辑会得出同一种结果。
他们全都申请搬到了另一间寝室。当我周围的床上躺着几个新舍友时，我再也没有说过任何梦话。但我不喜欢和别人住在一起。我不喜欢群居。我不合群。
我明白之前的那个暑假留给我什么了。封闭自足的心理空间。我不需要告诉别人太多，不用倾诉，不用难过，我可以让所有的快乐和悲伤在我心中涣散，沸腾，终至落寞。
但那个长着依稀可见的胡子的语文老师却给了我无法自足的改变。我对这样一所条例繁杂教学死板气氛憋闷的学校中有这样一个女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不能把这情感分成不同方面，不同条款，罗列出来。我至今也做不到。
当我面对这个像从纸上裁剪下来的，脸上带着一点儿怨气的女人时，我想不出我前排的那个女孩儿说她上课时在讲桌后扭动屁股的样子。我在这个学校没见过一个上课时会扭动屁股的女人。我对那个女孩儿说：“我不相信。”她在一次语文课前与我换了座位。她的课桌紧靠讲桌，我可以看清那个老师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我把她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在了眼里，可独没见她扭屁股。我倒是看见她有几次脖子上的筋肉紧绷了一下，面露痛苦的神色。后来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她的例假所致。下课后我告诉那女孩儿她没有扭动屁股，她什么也没说，只用一种发现流氓的眼神睥睨着我。这与课前她怂恿我换位时的态度截然不同。可从这之后，我却喜欢上了这老师。她不笑，也不暴躁，不挑人毛病，不难为人，确有不辜负那胡子的阳刚，只是对人冷漠，亲近她的人鲜有。但我知道她有一颗脆弱的心。我是从她身上看出来的，在那些故作威猛的老师和同学身上，我看不出这一点。
我和她接近的机会比较多。熟了以后，她和我之间聊得广了。我发现她只是在不信任和不喜欢的人面前才冷却自己。她比我大不过五岁，我们都喜欢文学，大部分看法比较一致，聊得很投机。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生不上课的时候，我就来办公室找她。有时候我因为需要在那时处理私事，没有来，她也不怪我爽约。有一回我们聊着聊着，我流鼻涕了，告诉她说我对花粉有点儿过敏，她抓过一张纸巾来递给我。下次我来的时候，她的桌上已经没有那瓶花。她告诉我，这间办公室里有很多老师抽烟，烟雾散不出去，摆一瓶百合在桌上，只是为了缓解一下。我想她一定是偏爱百合的，不然不会在众多花卉中单挑百合。她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很多时候是我在说，她支颐在听。我把长期以来的空虚感和对群居的反感都讲给她听。她很少安慰我，劝诫我，总是在附和或重复吟味我的话。似乎她知道，当我这样把这些话讲出来后，这些感觉就会随着话一起倾出我的身体，再也回不来。事实的确是这样。
她是我在这里仅有的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当我坐在她面前，就像在沙漠里找到了水，一时忘掉了任何恐惧。她会在我说得激动时，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放在她的掌心里揉搓，然后用力捏几下。她看到我的衣领不整，就帮我把它重新打理一遍，这时，我会暗自为我的衣领又脏又油感到羞愧。她做这些的时候相当小心，即使这些办公桌之间都有隔断，她也要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才敢。她说有些老师喜欢在校长面前打别人的小报告，而校长本人也喜欢到教师办公室巡视。
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她换了一副度数更高的眼镜，镜片很亮，很厚，她的眼眸就在镜片后面凝视着我，许久才眨一次。那次我们聊的全都是开心的话题，可不知道为何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断定那不是笑出来的泪水，而她为了掩饰，便在笑的时候摘下眼镜，闭上眼睛，用手绢拭干。她一手拿着手绢，一手举着眼镜，并不急于戴上，就那么裸视着我。我看到她的眼圈是红的，脸上也泛着红晕，表情停留在一个含义不明的微笑上。我立即腾起一种不好的感觉，是什么，我说不出。
不久，她就被调换到理科班当语文老师了。毕业之后我才知道，因为她在一次课上罚一个女孩儿抄三遍课文，女孩儿告诉了自己当副县长的爸爸，她爸爸就跟校长打了个招呼。她一走，我们就极少见面了。见了面，也说不上几句话。虽然我们仍同在一所学校，但这学校里的人足有八九千，也算个小人海，想见面也难。她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搬离那张办公桌的，搬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感到我的生活被抽空了一大块，像缺了一根重要的支撑，从此，我需要独自扛起全部重量，不管遇到什么。其实本该如此。而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两个彼此叩开对方心扉互相信任的人，她好像许多次都是欲言又止。我知道她一定想对我说些什么，说些让我死后才能忘记的话，但因为处在不能随便说的环境下，她始终没有说。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一次偶遇。我穿着一件里面是白色的外套，没有拉上拉链，走过她面前时，外套被风吹起了一角，白色露了出来。我们彼此问候过，就见她盯着那片白色看，直到我走远了，才感觉不到她目光中的热度。
她是一所县城高中的语文老师，年轻，漂亮，干练，惯于隐藏和克制自己的感情，表面冷傲，内心火热，未婚，不苟言笑，但笑靥如花。
毕业后，我曾途经那座县城勾留，与朋友一起喝酒，听他们把酒言欢，畅谈自己与女人在床上的事。
我想去见见她，可旅途把我带走。
曾文的钱包放在桌上。里面的红票子露出几个角来。曾文把钱包放在那里的时候，寝室里只有钟百川一个人。曾文进了厕所。他脱裤子的时候钱包老掉在厕所地板上。他嫌恶心，就提前拿出来。钟百川听到厕所里响起了水声。曾文边拉边冲水。钟百川拿起钱包，打开，一数，四千整。败家玩意儿。带他妈这么多钱在身上。钟百川很想立刻抽出几张，就像抽幸运号码。可这么多钱，曾文一定会查。钟百川把钱包放回去，还调整到之前的位置。曾文正好从厕所出来。钟百川看他一眼，他也看钟百川一眼。他把钱包拿起来，揣进裤袋。
钟百川父母离异，生活费总是奶奶给。每月四五百。向曾文借钱，必然还不起。那就骗。先骗一些再说，有多少是多少。钟百川把骗曾文钱的事儿想好后，告诉了隔壁寝室的陈大臭虫（据说他的衣服换下来不洗，堆积成丘，用棍一挑，飞出过几只臭虫）和老树干（脸上皱纹较多，生满痤疮），让陈大臭虫把他那副记号麻将拿出来，并对他们说：“赚了咱们三分。”又对他们说：“嘴不比屁眼，想放就放。都别说出去。”两颗脑袋在钟百川面前先后顿了顿。
我先写了这篇小说中序号为大写数字的章节，后写了序号为阿拉伯数字的章节。写到此，我停笔回顾了一遍，认为还有三件事需要说：鲤鱼、写作、流产。
生活与文字之间存在一段距离。具体说来，上菜后，麦图和我在川菜馆埋头吃饭这段时间就是那段距离。因为这段时间实在无趣。把无趣的东西变得有趣，实是写字者应努力之事，但这段时间无趣得一定会让所有文字感到无可救药。我以为它会一直延续下去，在一个绝望的时刻戛然而止。那条鲤鱼又从身边的鱼缸里跳了出来，重重地摔落在地。与它一同出水的，还有一股污浊的水花。它浑身湿浞，脊背黑亮，满身银鳞掉下了几片，随着它在地上猛烈地翻滚而重新粘在身上。我们停止吃饭，扭过头去看着它。整个饭馆里的人也像我们这么做。它的身体就像一个括号，向左括过去，又向右括过来，弹离地面约两尺。高桌后的女人向后厨喊了一嗓，一个精瘦的小伙计跑了出来。他抓住了它的腮和腹，把它举起来。它的嘴贪婪地呼吸着，从“o”变成“-”，从“-”变成“o”。离开了水，它仍然渴望得到维持生命的东西。它在他的手中扭动着，体表的黏液使它滑了出来，又掉在地上。小伙计拿来一只网兜套住它，它在网兜中的挣扎显得很无力。它再没回到鱼缸里，而是进了后厨。听不到它的呼吸，我却能感受到那呼吸的重量。在它活着时的世界里，那是它唯一能做的事。
鲤鱼不会眨眼睛，因为它的眼神中充满了与生俱来的绝望。
饭馆里要吃鱼的人突然多了起来。鱼肉一盘盘地从后厨端出来，又被人一大筷一大筷地夹进嘴里去。人们会吐出一堆鱼刺，在桌上和地上积成一垛。鱼刺上残留着几丁鱼肉，在黏稠的空气中慢慢发黄。鲤鱼变成了吃食。
我唯一记住的，就是那条鲤鱼在地上疯狂地扭曲所形成的一个黑色的括号。我有时会想所有的生命在垂死挣扎时的动作竟会如此惊人的相似。鲤鱼只能动用嘴型发出“吗，吗”这样的声音，那种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会显得单调滞重，但是它摆动腰身所表达出的意思却会让我毛骨悚然。我知道我理解那种意思。我想如果换作我是它，在那种情境下，我也会做出那个动作，而且绝对比它更激烈。
死亡就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里潜伏。
有时，死亡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会迷惑我。即是说，我会对那种形式不以为意，丝毫不加防备。
——狂欢，我所经历的狂欢。就如我面前的茶水（我发现它已经凉了），茶叶在其中浮动，漂游，不管水是冷热，杯是深浅。实际上，当茶叶被水浸透，充分发挥出自身的能量，它也就死了。
曾文的血染红了按在伤口上的一条衬裤。麦图和另外三人扶着他在雪地上一步一喘地走着。医院离学校远，只能先把他送到校医务室紧急处理。一个正在对着镜子梳头的年轻护士在镜子中看到了他们，惊叫一声，急急跑去叫医生。医生让麦图掀起曾文的衣服，拿开衬裤，看到了曾文的一段肠子后，严肃地说：“送市医院。”几个护士把两大包药棉塞给麦图，麦图把它们递给同来的人，说：“你们把他往校门口扶，我去叫车。”
雪花砸在人脸上已经有一定分量。麦图叫了救护车，但心想时间紧迫，便对对方说：“你们往我这儿赶，我们打的去，路上见！”从学校去往市医院的路只有一条，雪大难行，校门口的黑车司机听说是送伤者去，更是变本加厉地索要车钱。麦图心知司机是怕人死在自己车上，便解释说曾文伤势不重，求司机帮忙，出事绝不推脱。这时，曾文被扶出了校门，司机见他还能走，于是看了麦图一眼说：“上来吧。”
挡风玻璃上落了约有一指厚的雪，两把雨刮滞涩地在玻璃上刮出两块扇形。司机俯着头小心看路。路上很静，车不多，只是能见度太低。麦图张望着，希望尽快看到一辆画有红色加号的救护车。
没有人说话。曾文的喘息渐趋微弱。麦图这才想到，从受伤那一刻到现在，他没有叫过一声。也许就是在这微弱的喘息声下，暗藏着常人想象不出的痛苦和忍耐。麦图不禁有些钦佩地看了曾文一眼，可这一眼着实把他吓了一跳：曾文的血已经流到了脚下，汇成了浅滩，而且还从裤管儿上往下滴答。麦图拍拍司机的肩膀，说：“师傅，能快点儿吗？我这同学在流血！”
司机回头看了一眼，答道：“我开快了咱们都容易送命！你们弄脏了我的垫子，可得再给钱啊！”
麦图刚要发火，旁边的人冲着车窗外就喊：“救护车！救护车！”&&
曾文被架上了救护车。
麦图问黑车司机：“多少钱？”
司机盯着麦图拿在手里的钱包说：“两百。”
麦图怒了，问道：“你那个垫子值一百啊？”
“那小子的命值不值啊？拿来吧，别废话！”
麦图把两张一百甩进车窗，上了救护车。
写作，在很多时候是我生活中仅关注的事。我有瘾。当我停止写作，我会愤世嫉俗，认为我的存在着实没有必要。我会做很多其他事来为做好这一件事。当我面对电脑屏幕坐下来，看到自己的脸在屏幕中映现，眼睛在字里行间搜寻，一个虚拟的世界就把我笼罩起来。这个世界外壳脆弱，有时简直脆如气泡，我居于气泡之中，却必须维护它不受外力摧毁。这是一个信念，需要我付出隐忍的力量。我经常怀疑自己这么做的意义。
写作是一种紧紧围绕感觉进行的仪式。感觉来自我自己。由于想象力的参与，我的感觉常和别人不同。我喜欢获得全新的经历，做那些我从未做过的事，不论这些事的性质如何。如果性质较为恶劣，事后我会不断谴责自己。谴责自己也会得到一种不同的感觉。何况，我也希望我变得犀利，敏感，冷静，执着。完整地面对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写作才有意义。
我读杜拉斯的《写作》这本书时，一度困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感到这本书读起来混乱，烟酒味重，一种老女人的口吻如临在耳。拿着它，我自感附庸风雅。后来一个朋友对我说：“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她会说如果不写作，自己就是个妓女。”写作能为我们的灵肉屏蔽多少世俗之见吗？或说，写作与生俱来带有同世俗之见作对的意味。
如果不写作，很多真相会被表象淹没。如果把肉体给了别人而说不出灵魂的喜悦，以及这种喜悦所具有的象征义，那么世俗之见就占了上风无疑。
我曾遇到一个老太太，因她认识我的家人，就把我请到自己家去做客。她的家是一幢二层别墅，小院的地砖缝隙间长了一大片太阳花。她独自居住于此，每天清晨起来站在院里看太阳花的盛开。“我八十岁。”她对我说，“我那老鬼和别的女人好了，不要我了。这房子他留给我了。孩子也不常来。我一个人儿住这儿。”她两手掐腰，站在阳光里看着那些花，眼睛眯成两条线。跟我说这些话时，就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情——就像在说这些花的开和落一样。她把我叫进屋里，掀开衬衣，褪下裤腰，给我看她肚子上的一道约十五公分的伤疤。她说那是她那老鬼打的。她说老鬼和别的女人好了后，揪住她的头发踢打她，从屋这头打到那头。边说，她边模仿老鬼踢打她时的样子，并在屋里跑来跑去。她很瘦，跑起来就像一根弯曲的筷子。她穿着宽松的衬衣和长裤，这使她跑动时产生一股风，在屋里“呜呜”地响。我安静地听着，并不能给她丝毫安慰，她也不需要我的安慰。她只需要把这些事再说一遍。我们从屋里走出来时，院外一棵柳树上的知了突然一声长鸣。她欣慰地抬头看去，笑道：“多少年没听到这种知了叫了！‘鸣噶——鸣噶’，这是我们东北的知了。”我能想见一只倔强的知了从东北飞到了这里，停在一棵树上吮吸着树汁的情景。她站在院子里目送我离开，太阳照在地上的太阳花身上，也照在她的身上。一时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走进了一段过去的时间，尔后又走了出来，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如果没有写作，这只能停留在一种错觉上。而如果没有写作，她也只能在那幢别墅中孤老下去，与满地太阳花为伴。写作拯救了我们两个。它是真相中的真相。
写字的人应是与无意识相通的人。无意识是流淌不息的。但它却不是轻易可得的东西。写作的灵感不像旅馆里打扫房间的服务员一样定时叩门，即使叩门，也不像催债的凶汉那样顽固执拗，它既不可强求而来，也不会挥之不去。买肉买菜，是为了吃饭。买衣服，是为了遮羞求美。汽车是为了出行的省时省力。水电气暖是为了生活的便利舒适。网络电话是为了通讯的快捷。把这些买进生活里，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请问，无意识是为了什么呢？我为什么写作，别人看我写出的字又是为了什么呢？生活得饱暖舒适，冻馁无虞，就像吃惯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味，或者把单调的一锅汤加入一些奇怪的佐料，于是写作就得承担起这个使命，来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可是，写作往往是在不平常的境遇里进行的事情，它需要舍弃许多东西，来获得和创造仅有的条件。困窘，痛苦，惊奇，这是我写作时常处的几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字，却要给那些生活平稳舒适的人们作视觉和心理宴飨，难怪写作的效果甚微。即使这样，我的写作仍在进行，我的写作状态仍然在保持。这就不难解释，那些所谓的痛苦的来源，便是自知所做的事的意义，却继续做。
但我想，这就是一种游戏。每个人都是玩家，中间一个大转盘，当转盘停转，指针指向谁，谁就走上舞台表演节目。然后众人发笑，恸哭，癫狂，思索。这是每个玩家都能办到的事。写字的人只是其中之一。
写作是无时不在进行着的事情，从不定格。
曾文的上衣在急诊大厅就脱光了，周围的人看到他的伤时发出一声惊叫。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大夫只看了一眼，就对麦图他们说：“快送消化内。”
曾文需要手术，护士对麦图说：“家属来签字。”
曾文父母的电话打不通。麦图拿着曾文被血浸透的衣服，血把他的手也染红了。曾文被捅后，钟百川不知去向。围观打架的人纷纷散去，没人愿意面对这一幕，更不愿意管他。曾文坐在地上捂着肚子，血从他的指间冒出来。他看着麦图反复说：“你们救救我……”血在地上蔓延，像一只缓缓伸出的求援之手。
麦图对护士说：“我是他哥，我签。”&&&&&&&&&&&
输血。麦图和曾文的血型都是O。牙签粗的针头扎进胳膊，针管里红色吞没着白色。《圣经·旧约》：“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吃肉不吃血。”（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麦图感到这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割出一部分，偿给了曾文。
押金要交齐三千。麦图先把钱包里的全部现金拿出来，说：“我这儿有三百五十五，你们呢？”一个人从裤袋中掏出一团又皱又湿的钱，一一分展开来合计了一下，说：“一百八十四块六毛。”另一个人说：“昨晚从网吧回来没多少了，五十不到吧。”麦图看着最后一个人问：“你呢？”“就剩二十了，这礼拜饭钱。”麦图对他说：“你留着吧。”麦图把自己的三百多块钱放在他们中一个人手里，说：“你们先去排队交押金，等我取了钱来。”
放在取款机按键上的手指还沾着曾文的血，麦图就用那根手指按出了“1600”这个数字。那是他卡上所有的钱。
还是不够。
这时，手机响了，是班主任打来的电话。麦图第一个念头就是向他借钱。
“麦图啊，怎么出事了不给我打个电话？”班主任埋怨了他一番，问清曾文的情况和打架的经过后，准备挂电话。
麦图忙问：“能借些钱给我们吗？”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钟，“要多少？”
“九百。”麦图说，“交够了押金，别的再说。”
“我给你三百，不够你再想办法吧。”说完，他挂了电话。
麦图暗骂一句，又给同学打电话借钱。没人愿意把钱借给曾文住院。父母那里，麦图不敢问。他们不仅不会给他，还会骂他多管闲事，骂声足以让手机崩断。他又问了几个朋友，提到钱，他们都哭穷。姨表兄弟，姑表兄弟，关系好的与不好的，都问了，一个子儿也不借。
最后给戈畅打电话。戈畅也说没钱。“你现在知道没钱的滋味不好受了吧？以后怎么养我？”戈畅挖苦。
只有一个办法了。
他硬是把自己的手机卖出了九百块钱。
交上押金后，他独自守在曾文的单人病房里，其他三人则回了学校。麦图让他们下次来医院时，给他带一张IP卡。曾文术后不久开始发烧，忽冷忽热，总想睡觉。麦图坐在他旁边，不时摸一摸他的脸，感到那是这个冬天里唯一的温暖。
腹部缝合后，麦图怕曾文坐起时用力不慎将伤口撑开，便在他的背后垫了一个枕头，让他半躺着休息、输液和吃药。晚上，麦图不能在病房里呆着。他怕曾文夜里睡着时感觉伤口发痒，用手乱抓，就把他的两只手紧捆在床两边。麦图对他说：“你要是想撒尿，就给我尿在床上，我会让护士给你换床单。”
病房里的电视正在播放厨艺节目，一条活鱼被主持人按在刀下，一寸寸地刮鳞。麦图问曾文喜不喜欢看，曾文摇头。换了一个台，战争片。双方士兵被炸弹击中后变成碎块，镜头也溅上了泥水。再换台，新闻报道，一家夜店被查，妓女们的脸上打着马赛克。曾文说，看这个。
走出医院门，麦图想起自己一口饭都还没吃。交完押金，身上还剩一点钱，他买了一盒方便面，去了网吧。
他要在网上找人借钱。
他不想发帖，只想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把能问到的人都问一遍。其实就是求。
有人肯借五百，有人只能借三十，麦图把账认真记在纸上。有些老师也听说了这事儿，给麦图发来消息，要把钱借给他，他没要。
一张纸记满了，麦图又去向网吧老板要。老板把一张白纸拍在柜台上，生气地说：“再没有了！”
麦图一遍遍合算着账目，将近三千块钱。
麦图在电脑前睡着了。
凌晨，电脑上“嘟”地一声弹出一条消息，麦图被惊醒，打开一看，班主任说：三百已全部汇入你的卡中，请查取。
他哭笑不得。接着，他又在纸上写下几个字。
老班：三百元。
就在我要说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我女友对我说，一个女人如果走路时大腿分张得厉害，就是流过产的迹象。此刻，我坐在宾馆的床边吃着饼干，想着流产该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我非常神经质。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是个脂肪分布很不均匀的男性。虽然我的身材有些接近孕妇，但孕育这种事我一点儿体验也没有。至于流产，我能想起的只有一篇小说和一部电影：《七年》；《四月三周两天》。主人公都不是艳丽得让人口干舌燥的女人，却美得令人心神安宁。女性和母性之间的界线有很多个断口。当一个女人充溢着女性美呈现时，我总能从她的神情中找到属于母性的一面。
男和女从没见过，偶然一天见到了，也不是一见钟情。只是他们聊得很投机。晚上，男对女说，我们出来玩吧。女说，好。那个晚上，男醉了，女也醉了。第二天晚上，男对女说，我们出来吧。女说，好。那个晚上，他们把各自的身份证号码写在了旅馆的登记簿上。第三天，女对男说，我们住在一起吧。男说，不行。女说，为什么？男说，他不愿意那样。女说，她受不了别人的眼神。男说，我陪你去找房子。那个晚上，女开始住在外面，男没有和她同住。受欲望的驱使，男经常跑到女的房子里去。他们做爱。他们做爱的时候，时间就像一首钢琴曲。他们喜欢那样的时间。后来男和女同居。他们一起读书，看电影，赤裸地躺在一起，谈论衣服和漫画，谈论风景和食物，也谈论男人和女人，谈论性。晚上，他们边继续白天的谈论边做爱，直到两人都精疲力尽，昏沉睡去。有一天，女对男说，她有两个月没有来例假，去医院检查，可能是有了。男那时在外地，听到这话赶了回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明确知道结果还需等几天，男坐立不安。那段时间他不再呆在女的房子里，每夜女听着狂风在窗外的嚎叫艰难入睡。当房门颤抖，她在被子中抱头蜷缩。女对男说，你就不想来看看我吗？男说，你需要什么，我去给你买。女说，我只要你来陪我。男没说话。过了几天，女叫男来房子里，给他看孕检试纸上的阳性标记。男带女去了医院，花2500块钱做了流产。女在医院走廊尽头大哭。男从此再没出现。
男后来成为我一个朋友的男友。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我这个朋友的身上。她是个向往自由的女人，长着一张可爱的脸，面色红润，眼睛中充满灵气，频频换各种新款衣服，不同颜色的连裤袜，一双墨绿色的马丁靴上沾满了天南海北的泥点。她为他洗衣服，包括内裤和袜子，只为了他能有个体面的外表。她问他，为什么同样的错误要犯第二次？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一个女人的心。他利用了女人的心。
我的朋友对我说，她一直在做一个噩梦，有时会半夜醒来不敢再睡，担心噩梦再袭，将她的神经摧毁。她梦见自己怀中抱着一个婴儿，长着他的模样，浑身透明，面露笑容，忽然他就开始呕吐，吐出自己的每一件内脏，吐出黑色的脏水，她很害怕，向身边的亲人们求援，但亲人都漠然置之。她的一个叔叔把一颗药丸塞进婴儿的嘴里，过了不久，他就不再吐了。她看到，他死了。他在她的怀中死去。我一开始并不希望她向我讲述这个梦，因为这可能会再次使她难过。但我想她亲身受到的伤害或许是导致这个梦产生的根源。她不侧重谈自己亲身受到的伤害而讲述这个梦，可见她的心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强大力量。另外，这个孩子长着男友的模样，并几乎像拆卸机器零件般惨死在她的怀中，在那一刻，她陷入无助的状态，这和流产带给她的影响诚然联系紧密。
世界是一座装有金色大门的殿堂，当我不能给予一条生命一张准入的门票，就等于，谋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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