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一九八三年夏生，四川省威远县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作家、诗人、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中华文学》杂志社编委。
邮箱|&QQ&|&微信| yangchun2014
此BLOG的图片和文字，版权所有，未经作者的授权，拒绝在网络和纸媒上刊发、转载或摘录。若有需要请联络
大型文学期刊文史大家、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作家、十月杂志社副主编教授、作家辞赋家、作家文学博士、教授
&入夜后的古寨，除了零星的几点灯火，只剩下夏虫的低唱，偶尔从山脚下传来一阵急促的火车经过的声响。除此之外，万籁俱寂。这样的宁静并未维持多久，我的美梦便被一阵阵嘈杂的声音和密匝的灯火扰醒。推开窗户，古寨里石板街道两侧已集满了人，各种箩筐、篮子摆得密密麻麻，长龙一样伸向街头。
这些人大多是乡下的农人，披夜色肩挑着自家种植的蔬菜，或是养殖成年的兔子、鸡鸭鹅等，经行十余里路来赶早市的。菜贩们与农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声，喧嚣鼎沸。那些蔬菜，往往在天亮之前就会被菜贩们运往市里去。
我看了下手表，刚过夜里十二点，古寨外面仍然一片漆黑和宁静。
这个古寨的名字叫三多寨，上述场景是十五年前我偶然客宿寨内所遇。不晓得多年过去，这样的景象是否还存在。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古镇，它们或在山谷麓川，烟岚宁静，安徽西递宏村、江西婺源、重庆偏岩莫不如是；或在水乡泽畔，舟楫往来，浙江乌镇、江苏周庄、湖南凤凰、长沙靖港是也；还有在平坦腹地，声色不动，如陕西米脂、山西平遥等。但唯独像三多古寨这样建在巉岩之上的并不多见，且有完整宏伟的城墙护翼，寨内沃土绵亘、田园、古树、沟渠、街市相得益彰，形成“川南寨堡之冠”的美誉。寨外的人，要想上古寨去，往往是要费很大一程脚力的。
很长时间以来，三多寨是一个被众人遗忘的古镇，尽管我跟它有着牵扯不断的关联，却也曾将其遗忘许多年。我很少在以往的文章里倾注情感去写我川南的故乡，但对三多寨却是有许多要表达的。在此之前，我只在《路过故乡》《那些以梦为舟的岁月》两篇文章里，用寥寥数语提到过三多寨。
尽管如此，三多寨昔日的辉煌仍然是不会被时光之尘倾覆的。
三多寨所在的山叫牛口山，隶属自贡市大安区。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母亲就是三多寨人，包括我的母系族人大多数也仍然分散在那里，尤其我的五姨，一家人至今生活在三多寨的古城墙下。我曾在《路过故乡》一文里说，“我喜欢去五姨家，因为那里可以看见火车。五姨家在自贡的古镇三多寨城墙下，我和弟弟每次去时，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铁路边。火车经过，我们就一同数车厢的数目，往往是列车走后，我们还傻傻地望着车尾的方向发愣，数数的事早已抛之脑后。”
一直以来，大安区都是自贡的主要产盐区之一，盐商如云，盐井林立。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攻城略地，富甲巴蜀的盐商们预感到有灭顶之灾，准备逃亡或迁徙。于是，自流井铁匠出身的大盐商李振亨为在乱世保护家室财富，联合厂绅颜昌英和王克家，决定选址筑寨自保。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他们选中了距城三十余里的地势险峻的牛口山，先后用工百十万，耗资七万余两金，历时十一年，建成了寨墙周长十余里，四门各有炮楼，有炮台垛口两千五百多个的坚固寨防。又花两年在薄弱处加筑外寨墙，白银七万两。因是三姓合建，又取《庄子·天地篇》中“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寨子起名“三多寨”。
建寨伊始，李、颜、王三家以寨主身份优先择地，营建住宅。因选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牛口山上，水源充足景色宜人，除三大家族外，自流井、内江、富顺的盐商巨富、乡绅官宦，也纷纷进寨建造各种风格家宅，布局多严谨，庭园幽深，花木名贵。当时，三多寨的建筑分为三种类型：中式大瓦房，占地广袤，均是几进几重的庭院；另有西式洋房，既富丽堂皇，又清幽爽朗；还有中西合壁的建筑，因为屋基早被占完，无地建新房，人们就在旧屋边建起西式楼房，连中西建筑于一体。短短两年，过去人烟稀少林木繁茂的山头，演变成商铺集市、良田果园、庙宇学校、五行八作俱全的繁荣寨堡。
这些建筑物皆以“堂”命名，占地近两平方公里的古寨中，修建起各种府第逾三百座，小青瓦房鳞次栉比，星罗棋布，房屋一座连一座，即便是下雨天，走在古寨的青石板街道中，不用打伞，也不会湿了衣服或鞋子。
三多寨古堂无不富丽堂皇，其中颜家桂馨堂就是一例。昔日的桂馨堂，位于三多寨中部，依地形建成四重，层层拾级而上。大门外有坪，坪前辟池塘，植荷花垂柳。走进大门，有大片阔地，左右各植丹桂一株。巨大的丹桂要三人才能合抱，盘成五层伞形，两树相接笼罩整个院坝。八月花开，香溢数里。数十株梅花树种在院内，旁植一片凤尾竹，摇曳生姿。拾级而上进入第二重，当中为三厅堂，左右小巧书房是接待显贵宾客。出三厅堂，两面照墙壁立，就进入了二厅堂。这里长与屋齐，可同时摆席数十桌，为红白喜事宴客之处。四重房屋大门均在一条直线上，从堂屋可以望见门外景物及行人。
在桂馨堂的大门上，悬挂着一副由颜昌英的曾孙颜仿陶撰写的长联，下联就描述的三多寨的八景：八景世居三多寨，故乡绕乐事，任春去秋来赏不尽：双塘映月，峻岭横烟，仙洞云封，马鞍曙色，古寺晓钟山晚照，泉香而滴翠，地灵人杰，悠游长在画图中。
美景如斯的三多寨，也流传着许多名人逸事。自贡早期著名的花鸟画家张度、书法家陈俊熙、教育家廖泽宽都是三多寨人。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多寨刘家的安怀堂发现了八块石碑，均两面刻字，颜体楷书。原来，这组珍贵的文物，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一篇重要轶文——《浩封奉政大夫刘公举臣六十暨配黄宜人五十寿序》。
相传，刘光第未致仕时，与富顺县县长陈锡友善。因有陈锡解囊相助，刘光第才得步入仕途。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刘光第因母丧守制在家，三月到县署拜见陈锡，适逢三多寨乡绅刘举臣亦到县署办事，陈锡便介绍二人相识。由于刘光第小刘举臣二十岁，拜刘举臣为叔父。刘举臣佩服刘光第的为人，于是自刘光第居丧期满，携妻小回京就职起，每年资助白银二百两。刘光第也非常信赖刘举臣，重大要闻皆写信告之。刘光第蒙难后，刘举臣将刘光第的三个儿子接到三多寨老家，延师教读，抚育成人。
抗战期间，冯玉祥将军曾对于右任特别提到：“高门大姓聚居的三多寨，竟始终坚持杜绝娼妓、烟馆、赌场等污秽场所的开设。”其实，寨里还有兴学重教的传统，延续至今。
三多寨因战乱而兴，当兵灾匪祸威胁减退时，财富人口日渐外流，繁华难以持久。如今的三多寨，褪尽奢华，只仍保留着街市与农村交融的旧貌。每年三月，三多寨梨花烂漫，成为吸引众多游人观赏的美景。两百亩梨园上万多株梨树，源于一百多年前一个人的举动。那时，颜昌英第三子颜辉山掌管三多寨寨务，就在北门外坡地上栽种了数百株梨树，名之曰“快园”。于是，三多寨人纷纷效仿，在房前屋后、田头地角、坡上塘边栽种梨树，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漫山遍野的规模。
据说，过去三多寨人每逢新年将至，就要在梨树旁挖一个大坑，埋入童子鸡，并时常用蜂蜜水浇灌梨树。到春暖花开时，梨花格外洁白芬芳。当果实结满枝头，品尝起来既有蜂蜜的甜润，又有鸡肉的鲜美。
百余年的石板路，几代人脚下把街心磨低了三寸。走在古寨中，从老街到东门，还保留着青石板路，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繁华。再往南门走，那里是主要的出入通道，也尤为陡险，据说当年仅靠三百多级石梯通往山下。
寻田间曲径，绕过些碧水堰塘，找到去东门的水泥马路。几株尚未挂果的桃树后，有幢两层中式青瓦大屋，却用仿罗马拱形窗，就连中式民居特有的封火墙上，也开拱形窗，是原葆善堂的中西合璧建筑，可惜宅邸格局已被改变。
长长一列新修的垛堞贴近小马路，又来到崖边。寨墙在前方百米外，顺势爬上松树山绝壁，凌空高悬，格外艰险。俯瞰寨外，下边是内昆铁路、内自公路和渝昆高速路，三股现代交通动脉绕过松树山脚后，交会于一桥上下，又各自穿丘越壑潇洒南下。若沿寨墙登上松树山头，换个角度看这场面，想必更壮观感人。
若想沿寨墙走走，来到东门内也会碰壁，石壁用红砖加高，镶着碎玻璃，攀上城头直抵垛堞。内西门里外，都是精耕细作的农田，西寨墙没有悬崖依托，当年按照高三丈、宽一丈的城墙形制建造。如今还能望见几百米老墙，上下多荒草野树，局部坍塌，雉堞残缺，为给乡村马路让道，拆掉一段留下个豁口。内西门老态龙钟，幸而拱券完整，水泥路修通后，已少有人走这里进出，门洞怪寂寞地躲在大丛慈竹旁。这长长一列未经修缮的残墙，默默展现着苍凉之美，与南门附近规整修复的挺拔城墙相映照，各有一种动人魅力。
当年周长十余里的古城墙，至今包括残破遗迹在内留下多少？未见统计。寨墙的损毁，除自然作用外，主要是人为拆解。据《三多寨镇志》记述：一九七二年加固西门水库，外西门和北门寨墙也全部拆除。
其实外西门寨墙碍不着水库，北寨墙建在马鞍山上，碍不着引水渠，拆，估计是为攫取规矩石料，比开采坨石省事，一千多米寨墙便从此消失，公社拆，集体个人也拆。而古民居的官方拆解，早在土改后就大规模开始了：葆义堂、葆礼堂、远怡堂、谷怡堂、乐善堂、光浴堂、滋福堂、熟思堂等房屋拆搬到富顺修县委招待所、县委大礼堂、电影院、川剧院等；拆搬到何家场修区公所、戏园……佛子寺古建筑也不能幸免，“为建富顺县招待所而拆除”。
十年前为开发旅游，三多寨南门被拓宽，能过大客车，这一带和东门附近有六百米的残破寨墙得到修复，新砌的青黄色坨石打凿规整，合缝严密，搭接在旧墙上。一百六十年风吹雨打，老墙道道接缝被刻出宽沟深槽，这里那里有挖凿的榫窝，留下倚墙搭建民房商棚的兴衰印记。新与旧，变与不变，叠加融为一体。
三多寨一九九六年被列为大安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二〇〇九年成为自贡市文物保护单位，二〇一三年又被评为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古寨及幸存的近现代盐商大宅，要作为整体保护，几十年掠夺性索取，已改弦易辙，开始补交昂贵学费。
六十年前，三多古寨最后的繁荣景象，意外地邂逅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这一点也是让我未曾想到的。
一九五二年初春，一辆卡车搭载着从北京来的土改工作队员，自内江出发，朝古盐都自贡驶去，专程去参观井盐生产。一路颠簸，寒风扑面，广袤丘陵层层起伏，拉开一轴无尽头的画卷。出了内江地界，西边丘坡上，迎着朗朗阳光拔起的绝壁悬崖，巉岩峭壁上石砌城墙蜿蜒曲折，护卫着山顶，突然一座三层洋楼出现在古木葱茏的崖上，基座高出墙头，一二两层围着罗马式连拱廊清晰可辨，悬崖或远或近绵延数里，大小房舍丛丛绿阴，点缀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众人仰望宏伟城堡，感触最深的要算沈从文先生，他在《沈从文全集》理提到：“车子快到自贡时候，看到悬崖上有个大砦子，两道石头城墙，简直是天方夜谭环境……山头上的砦子，名三多砦，有呈贡县七八个大，在山顶上，两道城墙，四面悬崖，壮观之至。”“远看砦门窄窄的，上去的小路又陡又长，两边山坡一层层金黄油菜花，镶着碧绿的豆田麦田，像在梦里才能见到。”沈从文先生习惯把寨字写作“砦”，有篇小说就叫《小砦》。“我到内江第四区便民乡住了几个月，住在一个旧式糖坊中，留下印象极深……经常还幻想，若地方平静，体力又还顶事，有机会再去……我极希望上三多砦去住一二月，可望写成一个好中篇小说……用那个山砦作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将比《智取威虎山》画面现实性好……”
沈从文先生曾在《全集》（19-194）里写到，“三多寨历史上，西门到北门一带是连片农田，北门外有许多果园，这格局保持至今。今天这里赶场，有抱了小白兔出卖的……卖东西的大多是女人，我熟透了那些乡村中善良人民清洁、正直、胆小、温和的性情。”
遗憾的是，这座被沈从文先生称为“像在梦里才能见到”的高山顶上的三多古寨，最终无缘迎来沈先生的亲自登临，更未有幸诞生沈先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只在“文革”精神困苦的日子里，他在心中一遍遍描绘想象中的古寨模样，更成了他解闷排忧、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
在旧时三多古寨的最大的茶馆里，总能找到我的外祖父的身影。他一生所好有两：泡茶馆、摆龙门阵。他喝的是盖碗茶，那种最寻常不过的茉莉花茶而已，往往是一盏茶从近午喝到日斜。茶馆是旧时的讯息集散地，有人从城里回来，或是闯荡江湖荣归故里，都会带来一些新鲜的见闻，茶友们便就此各抒己见，评谈天下，品论古今。
蜀有民谚，“少不入川，老不离蜀。”意指四川过于旖旎安逸的生活，容易让人轻浮懒散，耽于享乐。加之盆地内视野易被四围高山遮阻，难免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这也是我少年出川至今不愿归蜀的原因。兴许与其他蜀人不同，三多寨人大多看似游手好闲，优哉游哉，但却暗怀抱负，譬如茶馆里那些能舌之辩者，往往是有大智慧和大胸襟的。亦或茶楼某个角落里最不起眼的一介布衣，却是曾叱咤江湖而早早归隐故土的风云人物。即便是普通的庄稼人，也大多勤劳善良，乐观旷达。
二〇一六年三月
于南京钟山南麓
参考资料：
1、《三多寨志》，1986年印。
2、《沈从文全集》（全三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
3、《情系三多寨》，沈虎雏。
小时候，我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文具盒，面上是马背上的岳飞，左手捋着须，右手提着红缨枪，领着一彪人马，自文具盒的左上角，风尘仆仆地往右下角而去。行至文具盒二分之一处，被一行竖排的文字挡住了。这行字是行楷一类不利于小学生辨识的字体，直到文具盒用得快要被淘汰了，我才初步知晓这行文字的全文和大意：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童年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青山河流，有雾霭霞光，也有人间烟火味的农家生活。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后来成为我一生知识和道德的强有力的后盾。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赶公共汽车，尤其喜欢在天不见亮时，跟母亲坐最早的车去外婆家，那是我少年时代能乘车去的最远的地方。后来在大学期间，主要靠发表文章获取的微薄稿费，坐绿皮火车贴着地面行走中国二十万公里。
三十岁以后，因为工作属性的缘故，几乎每周高频率地出差各地，让我重新从云空俯瞰十年前走过的路。每次乘飞机进入平流层之上，我就隔着舷窗俯瞰云层，其状像海像山，像峰像树，江河流川，亭台楼阁……人间所有一应俱全。于是，在这许多个“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我常幻想，爷爷、奶奶、外公，他们都去了那里，幸福地生活着，没有病痛。每次飞行我都穷极目力，梦想着路过他们的世界时，能看到一眼他们生活的样子。我就这样飞来飞去，从南到北。
我戏谑自己的生活是，一半在地面，一半是云上。
现在，那个文具盒像一道灵验的符咒把我带到了今天，也带到了这里。这是我第五次来到包头，此处是黄河流经的最北地带，北半球高纬区域的早晨，积雪尚未融化，气温远没有从南京来之前想象的那么低，街道两侧的行道树败叶落尽，生命的脉络历历可见。城外稍远的地方，满目丘壑和黄沙，除了深覆的积雪，还有几根高耸入云的巨型烟囱，欢畅地排放着滚滚浓烟，形成各种梦幻状的蘑菇。
在云海之巅，一条绵延不绝的黛色依稀可见，那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诗中提到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阴山山脉，也是那首南北朝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敕勒川》中歌咏的草原全景图之所在，“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再不见牛羊”。
在这个千里冰封的北国，我又毫无预兆地想到了那个文具盒。这种事情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从未发生。二十多年来，我虽然足迹踏遍中国，纵横东西，一半受命于人，一半听由己意。但回过头来看，也许像岳武穆大人一样，也未曾走出那个白色的塑料文具盒。不管如何定位、规划人生的方向，不过是从一个左上角莫名其妙地走向右下角。
“三十功名尘与土”，四个名词短语往这一摆，任由你解析出不同的意思。岳武穆大人之意是说三十多年来，虽已建立一些功名，但如同尘土微不足道。若换一种比较华丽的解法是，三十岁了，虽然满身尘土，但已功成名就，大可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另一种比较颓丧的解法是，三十岁，功名何在，只是尘满面鬓如霜。当然，我还可以引入一些别的解释，譬如，这句话暗合佛家所说的“尘归尘，土归土”，也是道家主张的“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诸如此类。
三十载倏忽而过，向功名默默挺近，向一位将要为人新父的角色靠近。椅子上的我，左手托腮，右手拿着一把鸡毛掸子，一个人，自当前位置向未知区域风尘仆仆而去。人生的路上，有一把鸡毛掸子可以掸掸尘土也不错。不论前方草木葳蕤，还是阴霾锁城，也要给自己一个尽可能体面的姿势。
过去的梨园行是这样界定“角儿”的：人可以倒，架子不能。架子倒了叫戏子，架子不倒叫“角儿”。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我至今所经行的每一段路，所有的尘土又何尝不是功名。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于内蒙古包头
胸中有逸气 笔底自磅礴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不会忘记二〇〇九年深秋，我与黄金亮先生在武汉相识的那个上午。
黄金亮先生，字无可。《后汉书&仲长统传》有云：“任意无非，适物无可。”犹言无可无不可。前些天无可嘱我为他将要出版的新书《与馗共舞》作一篇小文，这让我战战兢兢迟迟不敢动笔。平心而论，我想写无可的愿望由来已久，但始终不知从何入手。
为了很好地写完这篇文章，我曾好几天挑剔于各种写作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家中书房过于安静，显然是不适合的；我时常去寻求神力的钟山，一到周末游客络绎不绝，也是不恰当的。鉴于无可的书画作品用色富艳，我甚至想过把电脑带到南京1912的酒吧里去写作，让文章也活色生香，但以上种种都只能作罢。最终，我还是选在了南京图书馆一楼的江苏作家作品馆内，期冀借助书架上众多作家作品的无形之力，帮我顺畅地完成这篇意义尤为不凡的作品。
无可的身份很难界定，他擅于书画且在国内外数十座城市办过大型个展；他长于诗文，至今出版各类作品集近十部；他又精于音律，一张古筝弹奏《高山流水》催人落泪，一笛《阳关三叠》吹彻梅花霜晓；他工于编辑出版，曾出任《今古传奇》《书法报》等国内顶级报刊要职，年纪轻轻创办《中国书画导报》和中国现代文艺出版社；不仅如此，无可还有极好的酒量，“温豪爽有气概，姿貌甚伟。”他豪饮如李白，“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虽然无可身上集诸多领域之长，但我今天要写的他不过是一位极其亲近的兄弟。
二〇〇九年，我在武汉《今古传奇》杂志社做责任编辑，彼时编辑部十来人，除我和主编外全是女性，平日里大家都只顾伏案编稿，鲜有活跃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像一潭枯水一样沉寂。一个深秋的清晨，编辑部的玻璃门缓缓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长发飘飘的男孩，健硕的身材，眉宇间虽然尚透露出几分稚气，率真的笑容却依然掩盖不住他非凡的风采和神韵。深秋的阳光从窗外洒进来，正好落在他的身上。一时之间，整个屋内骤然有了暖意。
他就是黄金亮，无可先生。我与无可一见如故，甚至是由一向过于矜持的我破天荒地主动发出友好示意的。他的到来让我喜形于色，一方面因为编辑部里终于有了第二个男孩子让我不再孤独，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发自内心的不明缘由的喜欢。总体上说来，我就像一个孤独很久的孩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遇上了一位年纪相仿兴趣相投的玩伴而久久不能平息的喜悦。
那时候，无可是为《今古传奇》旗下“人物版”的创刊来的。这是一本以报道历史和当代传奇人物为主的期刊，无可成为该刊的主创者之一。那段时间极为艰苦，他与主编一道彻夜甄选各类人物选题，策划重大封面故事。很多时候，他既是主力编辑，又是大部头文章的撰稿者，还不时兼职担纲美术排版编辑，甚至连创刊号的刊头也是由他亲自挥毫题写的。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本期刊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筹备，终于顺利创刊，甫一上市就深受读者好评和期刊行业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在中国传统纸媒日趋式微的背景下，“人物版”杂志的发行量却一路逆势上扬，成为当代期刊界的一个神话。
与无可相识之前，我已从多方渠道对他有所耳闻。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开始了解到他既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又是诗人、作家。在那之前，已有中国美术网主办过“黄金亮人物画研讨会”，他自己先后也在马来西亚、日本、香港、北京等地举办过“黄金亮书画艺术展”、“带着我的女人上路”黄金亮仕女画展等重大书画展。与此同时，他还出版过文化散文集《全球最美的100浪漫之城》《选美地球排行榜》等著作。
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作品就相当于自己的孩子一样，是经过漫长的苦心孤诣得来的。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和书籍比作为心爱的女人，创作的过程就好比和作品谈恋爱，其成果就是作品的成形。这点感受上，我和无可是相同的。从二〇〇八年开始，为发展水墨人物画学术与创作，无可带着他精心创作的三十件作品，举行主题为“带着我的女人上路”的大规模仕女画全国巡展，足迹遍及三十四城。其声势之浩，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要真正了解无可，我想是万万绕不开绘画的。先后毕业于安徽工程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无可，多年来坚持国画创作，兼顾理论研究，成果颇丰。无可擅长现代水墨人物画和古装人物画，尤其以画古代仕女和钟馗最为突出。
一直以来，钟馗的传统形象是“豹头环眼，铁面虬髯，相貌奇异，少有大志，性情豪爽，为人光明磊落，胆气过人，以‘正气满身’闻名乡里。”无可画钟馗，并不囿于前人经验，而是一改钟馗的传统的高大雄壮和威武凛然，对其形象作了大胆的变形夸张。原本威严肃穆、面相张狂的钟馗，到了他的纸上却立时造型夸张、表情风趣了起来。无论是造型，还是动作，在他笔下都演绎出了一个性情文人的精神特质。在《钟馗听鬼图》《钟馗戏鬼图》《钟馗巡夜图》《钟馗神威图》中，钟馗并非怒目斩鬼，而是温柔而慈祥地收服。无可以率性豪放的写意笔法，使钟馗变成了极富情趣的文人雅士，或在乡间饮酒觅诗，或在山野调戏女鬼，或偶然手持宝剑怒目而视，令人猝不及防，看起来轻松诙谐，皆藏而不露，简约空灵，栩栩如生，极富表现力，深得人物之精髓，气质之神韵。换一角度去讲，这又何尝不是对无可自身的赤诚正义和情趣盎然的注脚。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曾经对无可作如是评论：“深厚的生活气息、挥洒自如的笔触、清雅悦目的色彩、标新立异的丰富构图，已构成了他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使他在传统技法和表现当代人文风貌上找到了新的定位。”
在对无可“钟馗”系列作品的众多评论中，我认为杭州著名画家谷风的评价颇中肯綮，他说“对于传统钟馗的画法，无可有了很大的突破，他用大红着色、淡墨皴染，间或使用宿墨，阔笔挥洒，省去衣褶中的细小环节，全部用大线条，既整体又不失意韵。克服了传统钟馗画法的僵化、呆板、平淡的弱点，更加突出了中国画表现写意的味道。”&
除了“钟馗”系列，最入我心的莫过于无可的“仕女”系列了。在我看来，无可的“仕女”们可谓件件精品，《小园清梦》《云想衣裳花想容》《纳凉图》《清溪小憩图》等等无一不是上乘之作。总体来看，无可笔下的仕女大多刻画非常精细，容貌娟秀，体态端庄，或眉宇间略带惆怅，或眼神果断、坚定，画面亦常常不着背景，使人物呼之欲出，敷色沉稳清丽，毫无沉重之感。其笔法细腻，勾简意丰，造型生动传神，人物栩栩如生。总给人一种秀媚古雅的风貌。从画面而言，只施淡彩，以水墨展现空间的延伸和空寥幽远的意境。虚实相辅，以有写无，形成脱俗越尘的艺术效果。均以点笔写意绘花草，意境优雅，云雾或虚写，或实描，各得天趣。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无可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的，他从大学时期就已名扬天下。年不过三十，已创作画品上千幅，且精品无数。难能可贵的是，无可并未因此自骄自满，仍然泼墨不辍，常常求新求变，尤其是近几年来，他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着力于从笔墨造型转向意境造型，从文人精神升华为人文精神。
二〇一〇年，我与无可相继离开武汉，我辗转广东回到南京，无可回到家乡的省城合肥。五年多来，他又相继出版《纸上行走》《黄金亮画钟馗》《1000个地理常识走遍中国》《黄金亮人物画》等散文和书画作品集，并在哥本哈根和香港举办“黄金亮写意钟馗画展”、“
黄金亮水墨画邀请展”、“晓苑清风——黄金亮仕女画展”，在书画和文学创作方面可谓成绩斐然。同时，从五年前返皖伊始，他就着力创办《中国书画导报》和中国现代文艺出版社，并已成功策划主办多场全国书画创作交流研讨会，在书画和文化艺术的传播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此，我对他既钦佩又为之深感欣慰。
不久前，我和无可受著名作家、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华文学》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杨如风先生之邀，同时出任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中华文学》杂志社编委。在去往武汉出席创刊庆典的高铁上，我与无可久别重逢于合肥，并在武汉东湖畔的酒店里有过两日愉快的“同居”生活。真可谓“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对床定悠悠，今夜雨萧瑟”。一时间，只觉时光倒转，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在武汉的某个寒冬的夜晚月下凭雪对酌的情景，或者是仲春时节同游于武汉大学樱花大道，更像很多次我与无可在南湖畔畅聊文学和梦想，并相互鼓励至星光黯淡，晨光渐明。
这次相聚，对我二人而言，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在离开多年以后，在我们相识的地方，在多重社会身份之外，我们因为同一份文学梦想，又重新走在一起，并以同样的身份共事和为之努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可的才华是立体的，多面的，而非扁平于任何一个领域。他是当代书画界难得的新人，却已比很多前辈走得更远。他虽年轻气盛，却并不盛气凌人。同时，他又是大文艺圈和大文化圈的少有的通才，他虽工于各个领域，却仍然谦虚内敛。或许是出于偏爱，亦或许是出于方家之外的一隅之见，我可以无恃地说：世间无限丹青手，半壁才华归无可。
说这么多的目的，无非是想穷我的一己之力尽可能地把最全面的无可介绍给大家。事实上，他在我这里，与上述这些方面几乎是没有重要关系的，因为他对我来说只是无可本身。
谨以此文献给无可新著《与馗共舞》。
二〇一五年九月&
于钟山南麓
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天堂，只要渡过路上的痛苦时光。
&&&&&&&&&&&&&&&&&&&&&&&&&&&&&
周末清晨的阳光调皮地掀动窗帘将我扰醒，我推开窗牗，满目苍黄的梧桐叶瀑布般飘落下来，远处的钟山也被这场枯涩的暴雨遮断。这个除了落叶一无所有一无所见的世界是南京一年中最盛大而又最让人神伤的风景。
相比于内城的无边落木萧萧下，城外却是秋色寥寥。我上班所在的仙鹤门和徐庄，似乎终年四季景致都难得有变样，所有的草木好比假的一样，始终是翠微成簇却簇得太紧凑，娇姿欲滴而始终滴不下来，了无生气和人情味。
就在我独坐办公室写官样文章的此刻，我的两位大学同窗正结伴登临华山，并不时地发些绝美图片过来惹我眼红。此二人我在以往文章中已屡有记述。杜均前两天告诉我：「昨晚我似乎梦到南京，至少醒来想到过。希望明年春季能再游，再来已是故地。」只这寥寥两句，我便顿感诗意盎然。同样我也跟他说：「我虽至今未能踏进阆中城，梦里却多次游历阆中街巷。在梦中，那里也早已是故地。」
时在长安渭水畔的杜均未多作言语，只引杜甫诗句回应：「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我心中暖流纵横，临窗西望，只低吟：「安知风雨夜，复对此床眠。」
杜均是四川阆中人，到南京次数已有七八，金陵是故地之说自然在情理之中。而我神往阆中一半源于其山水之胜，「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古人有唱「阆中盛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另一半则是源于杜均其人的缘故，兄弟故里让我有天然的亲近之欲。
再说说另一位正与杜均快要登上华山之巅的兄弟程飞，程飞有一个诗人的专属名字叫阿莽。十一年前，自这名字诞生起，他就成了一位地道的诗人，至少多年来他一直做着诗人的事情。
&&&&阿莽与杜均算同乡，他的故乡在阆中东南四十公里外的仪陇县城新政。多少年来，阿莽一直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新政的辉煌，言其是绝对的大都市，名义上虽只是仪陇新县城，其富庶程度却远胜成渝，要我务必择时去领略一番，定能助我出不少佳作诗篇。其言灼灼，其情殷殷。
对此，我总认为阿莽是在蔑视我的地理常识，只对他推辞说我之于新政无甚兴趣。他仍不甘心，又一再陈列新政美于阆中的具象，上下五千年，陈寿、陈咬金、朱德等无不受新政荫惠。
新政之美远胜阆中，我问何以为证？
平日里阿莽总讥讽杜均相貌不若他丰神俊朗，此刻他朝我诡秘一笑：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我与杜公之相貌，就可辨新政与阆中之高下优劣。
于是，我终于被阿莽折服，我对他说：「现在看来，对我而言，阆中是心向往之此生必游谒之城，而新政则是需我择良时斋戒栉沐后方可登台朝觐的圣地。」阿莽听我如是说，颇有心满意足的样子。
&&&&这些年来，杜均与阿莽走遍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华夏和中东、西欧诸国。杜均笔耕不辍著作等身，阿莽却惜墨如金述而不作。尽管如此，仍丝毫不影响阿莽在文艺界作为诗人的重要分量。杜均和阿莽此次登临华山后，决意悬梁挂印，双双辞去报社高管职务，履行诗人的天职：自终南山沿蜀道还乡。
有关阿莽还乡途中的盛况，我已为他做过设想：一路上妇孺少长无不夹迎蜀道，呼天抢地，锣鼓喧天，鸡鸣狗吠，花见花开，万木颔首，月见月失色，车见车爆胎。阿莽闻声，出舷窗而立于轼，对两旁和山上的百姓、家畜、野兽、飞鸟们一并喊道：「尔等如此迎接，真乃折煞我也！」阿莽的车辙过后，三日内，朝阳不歇，星辰不灭。
既然提到还乡，那就再说说我与杜程二公共同的故乡吧。
山水形胜，云蒸霞蔚，气象不凡。这便是我曾一心远离到如今却又时常想念的巴蜀大地。上帝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当蜀人成群结队奔往京沪穗深谋求生计时，故乡的重庆和成都却悄然变得比那些所谓的一线城市更像一线城市了。
再想想当年的苏轼、苏辙，从乡音上来说，我与他们应是差异无几的吧。苏轼从眉山到成都，随后四十余年间踏遍中国，风雨一生，晚年垂老投荒，所至之处愈来愈遥远，文学成就却愈来愈高，名声愈来愈大。他六十四岁自海南归北，最后一个官衔是「提举成都玉局观」。
成都自古富庶，朝廷意在让苏轼回乡养老，享受丰厚的退休金。遗憾的是他行至常州遽归道山，终未能回蜀。清乾隆帝二下江南，在常州追忆苏轼，亦为其未能走到成都扼腕长叹，挥御笔写下「玉局风流」。
巴蜀大地上有言：「巴出将，蜀出相」，亦有「自古蜀人不愿仕」的君子之风。不论何者，在川渝三美「美景、美人、美食」的浸润下，都不应少了积极敞亮的生活态度和闲适怡然的乐世情怀。
我曾穷二十年之力离蜀，用十余年之时游历中国的山山水水，其间择一城学，四城居，转益多师，东西南北饮。前不久，我再次回川，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去打量川渝大地，虽然时间短暂，然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触深刻，成渝美好确有千万，尤其在锦里古街的竹林溪畔，快要让人挪不动离开的步履，这片土地上大约可产天下一切应有之物，只怪少年惘然。自古天意高难问，而今往后，莫非我要耗余生数十年之光来想念故乡？
一直尊称我为先生却至今未曾受我所益的萦音问我：「人之一生为何而活？」
不用回避地说，这是我自少年时就开始思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对每个人看似大致相同却又大不相同。我给萦音的答案是：为了不枉来人间走这么一回，为让周围的人幸福。倘若在此之外尚有余力，那就为这个世界带去一丝温暖和清朗，或烛照山河，或彪炳千秋。人的格局和胸怀决定其生命的厚度和广度，人的善心和情怀决定其生命的温度和风度。
那么，我是否也想过回乡？又以何种方式回乡？这个答案需要机缘。
高铁从成都东站月台向东驶出，车停遂宁时，我出车厢到站台上稍作停留。一匆忙赶车的妇人袋中掉下一古色瓦坛，瓦坛落地，应声裂成四块，坛中琼液瞬间浸濡周围地面。妇人面有疾色，却也无暇停步惋惜和收拾。清风徐来，醇香之味飘然而至，原来坛中所纳乃陈年烧酒。于是，我记起遂宁以北四十公里外是诗人陈子昂故乡射洪，彼处历来是酿酒胜地，有酒名沱牌。同样，遂宁以东六十公里有县名蓬安，是司马相如故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典故已被传颂了两千年。照如此，我何尝不能回成都在锦里赁一店铺开间酒肆，专营民间精制烧酒。锦里每日里游人络绎不绝，销售盈利自不在话下，养家糊口全然无虞。我自此可白天典衣沽酒，晚来读书著说。人生如白驹过隙，犹可诗意且尽诗意吧。杜均几年前已有诗云：
当垆不见佳人在，只道相如已是侯。
&&&&话又说回来，于我一介布衣而言，要在锦里典衣沽酒其成本高昂不言而喻，就目下情形付诸于行尚有牵强。那还有一种还乡的方式，在锦城寻一翠竹茂密溪水环绕的清幽之地，开馆授学。所开之馆取名国文堂，所讲之学为国学，所授之徒为总角童子。此事往私了说，我等自此可不再听命于人，仰俯由己；往大点说，尚可教化子侄幼年之学，尽父叔之责；再往高处说，可传承中华之国粹，保文脉之延续促文化之繁荣。
以上两种还乡的方式我告知杜均后，他对后者尤为赞同，开馆授学究其成本，不过三两间屋舍，十余张木桌，再添些书本即可成现实，且可延请与我辈志同道合者，使学生转益多师。
还乡方式的答案已然在怀，但还乡的时间仍尚需时缘。近两年来，我受羁绊多，任性情少，奈何项羽恨无舟，江淹初去笔。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究其缘由，盖不得与世之人事和平相处的方式。相处是一门求而无涯的学问，深谙其道者如王珪、蔡京。而「吾生有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杜甫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求文章光华者，生之有涯，君子和而不同，更无暇苦心于魑魅群小的苟且之术。
深林明月，水流花开。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和辛弃疾早已为我们提供了诗意人生的六种范式，为我们构建了永远的精神家园。尤其是苏轼以宽广的胸怀和审美情趣去拥抱生活，还以坚韧旷达的人生态度引导我们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江河蜿蜒而生千堆雪，不舍昼夜，终归大海。
说行路难的李白同样也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增广贤文》也有言：「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人的位置决定其视野，视野决定其格局，我决意此后一年内游访四大名山：黄山、泰山、衡山、华山。少时出游只观其自然景致，而今登临当识其气象和天脉。
事实上，我长久以来的困惑和矛盾在于我固然常念想故乡，但对金陵的难舍同样一言难蔽之。我常在想，心系巴蜀是因我眷恋亲人和故乡，难舍江南乃是恋父师与师道，归根结底皆属赤子的恋母情结，与童年时紧攥着母亲裙裾蹒跚学步惴惴然弗敢松手的情形完全一致。
金陵与锦城终不能合体，此事古难全。我生性喜自然之物有三：梧桐、竹、梅。在成都返宁的路上我曾发愿：锦江梅竹生秦淮，青城春夏同钟山。千里春风煦畅，上下山水常绿，来往宁蓉无间歇。
近来读宋书颇有着迷，夜梦中俱是京师汴河上的摇船和那些千年未冷的繁华遗梦。清早醒来，常一厢情愿地幻想推开窗就能看见《清明上河图》展开的久违的中国。
还乡之于我的意义，一个是我的肉身的来处，另一个是我精神归宿之所。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在地图上还身巴蜀，在诗文中还魂北宋。
文章写到此处，不觉然中已饮下两壶茶水，杯中的茶叶早已沉底，气味淡而清香，人生有味是清欢，正是这个味道。以最近填的一阕词《临江仙》作结吧，顺寄即将从我身边离职的一位兄弟，愿他从此在「拈花惹草」的日子里永存高意：
燕南百日作居延，忍听羌笛家山。千里归来除此番，江水犹如练，金陵锁寒烟。
&&&南雍执礼未敢忘，诗书礼记左传。寥寥两载终须还，挂印出荒田，五岳访谪仙。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
修于南京钟山东麓
我向你走来
如当年我离开你一样
&&&&&&&&&&&&&&
一位即将上大学的师妹通过微信找到我，她很简短地介绍自己：范芸嘉，喜欢写作，梦想是去杂志社做编辑，理想之地是《萌芽》。我的记忆瞬间被她拉回十三年前那个四川南部的小城：威远。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高中班主任肖丽华老师，我的心里颇不宁静了。
在近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加之少时随父母四处迁徙的缘故，我所遇到的老师较平常人要多很多，但至今让我常常念想的却只有两位，一位是我的授业恩师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丁帆教授，另一位便是肖丽华老师了。
对肖老师的记忆，十年前，我大学期间曾在一篇散文《永远的老师》里做过深刻的记述。其间，我尤其提到平时严厉的肖老师对我的宠爱与鼓励，我从高二转学投入她的门下，师侍两年，尽管我也曾犯过其他同学会出现的错误，但她从未忍心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高考后的那个秋天，我带着临毕业时肖老师赠送我的一本《走近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离开了高中校门和那个爱恨交缠的小县城。那本书让我从成都来到南京，或许是因为书名寓意的巧合，对于北大，我只是走近而已，虽然这个“近”让我认识了北大的谭五昌、曹文轩、陈平原教授，也结识了不少北大出身的朋友，但我与北大始终只是保持着一段暧昧的距离。我真正走进的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一流学者最集中之地的南京大学，在南大我接受到了最好的文学熏陶。
我首次返校时留给肖老师的一本简易的自制文集，她一直保存至今，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永远的老师》。十余年来，我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相继发表于《青年文学》《长江文艺》《中华文学》《文艺报》《百花洲》等各类报刊上。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先后供职于图书出版公司、文学期刊、报社、网络媒体，从编辑、编辑部主任做到主编。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我曾在大学期间独自行程二十万公里，几乎走遍了国内我想去的所有地方，立体地熟悉了我笔下想要表达的世界。当然，我也曾在铁轨上遇到甜美而苦涩的爱情。
刚上大学那两年，我还时常给肖老师写信，告诉她我在大学里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后来时间越来越少，当然也有我越来越懒的缘故，我们之间的书信渐渐中断。有时夜里想给她打个电话，又顾虑她在上晚自习颇有不便。前不久，我的微信通讯录里突然出现肖老师的好友添加请求，我心里一阵惊喜，连忙通过验证。但考虑到年逾半百的老师使用微信颇有困难，简单聊了几句，我便匆匆与她道过晚安。
昨天，我又发现“和者不寡”的订阅者中，赫然有肖老师的名字。正当我惊疑之时，老师发来微信：阳春，好高兴，我能阅读到你的部分作品。
见于此，我心里一阵愧疚，我匆匆回复道：老师，我原本想你对网络通讯是不熟悉的，所以平时虽然想念，却少有联系，没想到你竟然还能通过微信阅读文章。
老师却戏谑一句回道：我也要与时俱进呀，努力跟上你们的步伐！
不难想象，她为适应新的通讯技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她做这些，无外乎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和如我这样的学生的消息。我回复她说：很多时候是我们做晚辈的不够尽心，按理说应是我们来照顾你的习惯，而不是让你来跟随我们的步伐。
老师仍然表现得很豁达：如果是这样，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很显然，先前提到的那位范芸嘉师妹，就是从肖老师那里得知我的微信号的。老师的用意很简单，她希望师妹在文学之路上能有一个好的指引，让我这个走在时间轴前面的师兄给予帮助。不用说，但凡能让老师介绍于我联系的学生，都肯定是有才气和文学天分的。这位范师妹自然也在其列。
同样也是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另一位喜欢写作的师妹找到我，大致情形与范师妹相同。那年秋天，她起程去梦想的大学，在随行的行囊里，她装着我八年前完成的一部文集：关于青春、梦想和爱情。她告诉我那些文章感动了她很久很久，尽管读了很多遍，仍然选择带着上路。因为那样她不会感到孤独。我们素未谋面，只是师出同门，我们的梦想与梦想之间相隔十年，除此之外，别无差异。
范师妹提到自己喜欢《萌芽》杂志，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个秋雨天，我冒雨跑遍威远县城寻找《萌芽》的情景，最后在南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报刊亭找到一本蒙尘的过刊。我以原价买回，穿过绵密的细雨，如获至宝地捧回学校，小心翼翼地裁下已然泛黄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报名表”。也是在一个微雨天的黄昏，我将参赛作品和报名表用挂号投进邮筒，寄往地址是：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时至今日，我已多年不看《萌芽》，对于这本杂志，后来的我对它不再那么喜欢，但无心对之做褒贬。不得不承认，一九九五年赵长天先生接任主编后，于一九九年开始联袂国内十余所名校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八〇年代人青少年时期的一场文学盛宴。从这个造梦庄园走出了陈佳勇、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被冠以“青春文学”符号的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一度被传统文学界认为是畅销快餐，遭到各种诟贬。然而，十年过去，回头来看，他们却以当年那些正襟危坐的正统作家们的不屑之处占据着中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当代文学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
诚然，文学价值的优劣不应纯粹以市场导向做圭臬，但真正优秀的作品终究是要回归大众的。相比于中国体制内某些作家们的装腔作势，韩寒、郭敬明等人未尝不是当代文学寻找突破的一种可能。
当然，“新概念”另一份巨大的成功是属于《萌芽》的，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强烈反响，它的月发行量从十八万册飙升到五十万册。
距离我第一次向《萌芽》投稿那个傍晚的十三年后，二〇一三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作家赵长天先生病逝于上海，这位曾把青春献给四川大凉山的“新概念教父”封卷于自己六十六岁生日。我在南京度过了伤感的一夜。
&&&&范芸嘉师妹理想的大学之地是杭州。我认为完美的大学生活应当有“五个一工程”：去一座美丽的城市，念一所理想的大学，读一个喜欢的专业，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做一场意义非凡的毕业旅行。杭州不失为一个绝佳的选择，范师妹的梦想可期圆满。
听范师妹讲，肖老师对网络的运用已算成熟，她们时常在微信上交流购物心得、分享文章。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数学学科带头人，肖老师每年都坚持带几个毕业班的课程，并且兼班主任，工作的繁重和所费的心力可想而知，她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逛街。她在这所学校以三十年的光阴和功力，践行着自己对教育事业最朴实和执著的热爱。从她门下走出的学生陆续考入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著名学府，以蔚然之势成长为社会的精英。
在这里我又记起一件难忘的事情，中学期间，为避免影响学业，肖老师同其他老师一样，很忌讳学生恋爱。然而，几年前我返校拜望老师时，她却为我的个人问题费心起来。在那之前，她有意把女儿北京的大学同窗介绍给我做对象，并对那个女孩做了不少考察。我知道后，当时心里泛起一丝羞涩，随后迅速被满满的一股暖流漫过。我很清楚，那是一种近于母亲的关爱。
关于老师当年的这个心愿，今天我已能给她一个圆满的回复。今年秋天，我将有自己称心的爱人，她来自湖南岳阳，一如老师曾经帮我择偶的标准，她冰雪聪明，温柔贤惠。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猛然抬头间，眼前浮现的是几年前返校时肖老师家中的情景，窗明几净，墙上一张中国地图，南京到威远的距离，如深夜的机场跑道，在周围深沉的黑暗中尤其明亮。
&&&&&&&&&&&&&&&&&&&&&&&&&&&&&&&&&&&&&&&&&&&&&&&&&&&&&&&&&&&&&&&
二〇一四年六月于南京
将赴京城。
掐指算来，离京已近五年了。第一次去北京是在大学毕业那年。江雨霏霏江草齐，春风又绿江南岸。我坐T66次列车，由南往北跑了一夜，终于到达北京站。那次去的地点是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家协会。
在作协安排的内部宾馆里，与我同房住的是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君，陈思和先生的弟子。隔壁房间住着一位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君，他的授业恩师是陈平原先生。我们三人当年都是为文学可献身的小青年，这个献身可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我们虽然平常视金钱如粪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为了购买笔墨纸砚，也同样可以去东三环燕莎桥下站街拉客赚取低廉收入。总之，为了崇高的梦想，下半身是绝对为上半身牺牲服务的。
我们此次相聚中国作协大院，是为竞聘作协旗下一杂志社编辑，三人萍水相逢，却狭路交锋，谁也没有决胜的把握。
也是在作协大楼里，我见到了荣誉王冠上的铁凝主席。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对她的了解仍只局限于短篇小说《哦！香雪》，所以当年见到她真身时，我除了鞠躬、心里默诵《哦！香雪》，再无他法可充分表达对她的十二万分崇敬。
后来，我们三人竞聘的结果是无一人获胜，杂志社告知，未选中可期之人，宁缺毋滥，暂不做人才引进。当然，背后流传的原因版本众多，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三人背后的恩师皆为当代学界霸主，任取其一必罪其二。至于个中雌雄曲直，此处无从考证，权且做笑话尔。
是夜，皎洁，我们颇感失意，深有怀揣一身本领却报国无门的惆怅，揣着啤酒端坐于天安门前金水桥上，屁股冰凉，啤酒下肚，初春的清寒内外交加，疯言乱语至半夜。李君更是被行佛乱其所为，宽解衣带对金水河排泄，扬言要尿润大清，泽被帝都，嘴里振振有辞：人民文学，搞的哪是文学，搞的分明就是人民啊……
至于李君那晚行为的后果，此处不宜过表。
半年后，李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改投程光炜教授门下，我与王君委曲求全，在农展馆南里某牛B的出版公司当临时工，做图书编辑，每天在流水线上忙得不可开交。
未出半年，我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京城，南下武汉做文学杂志编辑，月薪从五千元变成八百元，却因求索有道不亦乐乎。王君卧薪尝胆一年后正式迈进了中国作协大门，一开始荣耀无比，言行举止无不向铁凝主席靠拢。但靠着靠着终究是出了问题，王君说话越来越脂粉气四溢，走路再也回不去原来的姿势，步子迈太开扯蛋，迈太小太娘，举足不定。他一气之下递交辞呈，回老家湖北宜昌当起了公务员，从此不再看小说，也不动笔写文章，更绝口不提师出陈门的受业经历。
八百元的月薪终究让我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不等我弹尽粮绝，主编就提前将我赶出大门，并好心劝诫：我不留你是为你好，你师出名门，奈何不思进取，甘于坐井守月，荒废才学，惟愿你此去一碧长空皓月。
我重新在北京、广州来回奔波，春秋几度，除了留下厚厚的几沓火车票，连一封像样的情书都未写出来，更别说留下扛鼎之作。未能洛阳纸贵，却深感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后来，我干了很多以前想都不会想的事情，为《知音》杂志写类似于《那苦命的妹子啊，七个哥哥为你撑起生命的蓝天》（白雪公主）的煽情文章；像农民工一样在报社做采访写新闻稿；冒充女人在社区论坛杜撰各种恶心的出轨捉奸小三帖，并策划编辑成专题；每天拉庞大繁琐的销售数据做表格和会议PPT，从夜来风雨声开会到春眠不觉晓……我终于像被雷劈后觉悟的孔乙己脱下长衫，离开了咸亨酒店，流浪背街小巷，苦学磨菜刀、炼钢打铁、烤羊肉串、推车卖老面馒头，寒来暑往，练就了求生养家的十八般硬手艺。
若不是因为要重进京城，我兴许依然会老老实实埋头打铁磨菜刀卖馒头，两耳不闻路边事，也不会轻易记起李王二君，更不会有一股莫名的无法挽回的忧伤节奏紊乱地袭来。不过，回头来看，那段时光的确不失为一种傻B至极点的青春快乐。
床前明月光，处处闻啼鸟。西出阳关无故人，二月春风似剪刀。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给李君打了个电话，那傻货在电话那头先是茫然若失旋即又无比激动：“你谁啊？”“哦，是你啊！”“我早离开北京了。”“干什么？误人子弟呗。”“谁他妈愿意待北京啊？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呢。”
挂上电话，我只给王君轻描淡写地发了条微信：还记得东土城路的铁主席吗？
良久，王君回信息一条，语重心长：好好打铁，安分做人，早生贵子。
&&&&&&&&&&&&&&&&&&&&&&&&&&&&&&&&&&&&&&&&&&&&&&&&&&&&&&二〇一四年春
&离开武汉两年半光景，重新踏上熟悉的街道，仿若从未有过片刻的分离。
&&&&这座城市的各种好依然让我怀念，各种不爽依然不勘忍受，武汉仍旧是一个上万在建工程的大工地，天晴时尘灰飞扬，下雨后泥浆成河，街道上永远地雷密布，冷不丁一脚下去污水迸上来，溅得裤裆开花；公交车前一秒钟还在拼命加速超车，后一秒就突然急刹，直挺挺地停在大道中央，前后门同时上下客，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对后面和两侧频按喇叭的车流充耳不闻……
当然，两年半里武汉也并非一无所变，只不过主要限于地下：先后开通了世界上首条穿越长江底部埋深46米的地铁2号线、连接武昌站和武汉站的地铁4号线；街道口地下通道和八一路下穿隧道开通。另外，八一路上，国立武汉大学的校门推倒了，又立了起来，校门扩大1.12倍后，武大综合排名首次进入全国五强（中国校友会2014年大学排行榜）；广八路上的热干面一碗由原先的2元长到了4元；身体臃肿穿着豹纹紧身裤的大妈，一大早不再等公交，而是神色慌张又动作麻利地追赶地铁……
不尽人意的是，重新铺完沥青的路面，窖井盖要么森然地高出地面数厘米，要么娇羞地缩着头凹陷下去几公分，移植的新木歪歪扭扭，八面迎风又倾身向四面八方。
犹记当年来一家杂志社面试时，美丽的女主编问我为何不选择留南京或回成都，我回答因为自己喜欢武汉。这位主编也就是我后来的领导莞尔一笑，颇感不解。
其实，我喜欢武汉原因无非有二：首先是来于古书典籍上历代文人对武汉的各类好评，譬如“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尤其是近代史上的风云变幻和方方、池莉、刘醒龙、熊召政等一杆当代武汉籍作家们不惜笔墨的恣情吹捧；其次因我是楚人后裔，一度想叶落归根。所以，我曾决意定居于此，夜枕珞珈，昼阅东湖，守望祖籍麻城了此一生。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到达武汉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认识大多来源于文人们的记述。诗人作家都喜欢笔下生花，添枝加叶，所以这样得来的信息可靠性是大打折扣的，尤其是女作家们。
到后来，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恰若一对矛盾多于恩爱相看两生厌举案难齐眉最终离婚的夫妻，让我决绝地离去。不过我是一个念旧的人，面对我的这位“前妻”，我对她依然惦念，自始至终关注她的一切。这次回来，只不过想看看她这两年半来，过得好不好？虽然我们已无破镜重圆的可能，但毕竟一日共枕百年修为。
所以，从心底来说，我希望她越来越好。
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原载《南大人文社科》，第129期，页12-13）
客厅里挂着程千帆先生书赠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常有不熟悉的访客误认为我是程先生的学生。很遗憾，不仅没能“程门立雪”，因专业上的差异，我连“私淑弟子”都算不上。对于程先生，我只是个热心读者，站在很远的地方，观赏与赞叹。程先生生前，我只拜访过一次；但先生去世后，我却与之展开了持久且深入的“对话”。
这么说并非自抬身价，而是我坚信学术史上的“薪火相传”，靠的不是高山仰止的“问学”，而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对话”。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这个意思，我曾在北大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说过（参见《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日），目的是打破国人以资历论学问的陋习，努力养成不卑不亢做学术的姿态。反过来，对于前辈学者来说，能够吸引众多后来者与之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那可是巨大的成功。依我浅见，去世二十年，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是个重要的关卡。因最初的哀痛与追怀己经过去，公众的评断日趋客观公正，不再夹带感情色彩。而且，评价的标尺明显拉升，你已经进入历史了，就必须与无数先贤一起争夺后辈读者的目光，能否“永垂不朽”，某种程度取决于你有无介入当下话题的能力。
程先生日在南京逝世，一个月后，我在北京整理自家随笔，编成了《掬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在此书的序言中，我谈及当初去南京拜谒程先生的经过：“套用王国维的名言，学人如古诗词、也是‘有境界自成高格’。研究文学的人，多少总有点‘文人气’。当我品评当世学人时，除专业成就外，还有另一杆秤，那就是其为人是否‘有诗意’。当今之世，‘有诗意’、‘有境界’的学者越来越少，这也就是我愿意走访程先生的缘故。记得那天先生的情绪特佳，取出精心写就的条幅，边听我和作陪的及门弟子品评，边仔细提款并用章，一脸怡然自得，样子煞是可爱。”这里所说的条幅，正是唐人于良史《春山夜月》诗句“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专栏，以及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书，之所以都选用“掬水集”，都是为了纪念先生。
同年十月，我去东京大学探望正在那里讲学的夏君，随行带着六通程先生的书札，观赏之余，深有所感，撰写了《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东方文化》2001年1期）。老一辈先生讲究礼节，收到后辈寄赠的书籍，一般都会稍为翻阅，且在复信中表扬几句。那些近乎客套的好话是不能当真的，但其中透露出来的学术理念，则值得认真品味。我辨析程先生评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和《北大精神及其他》那两通书札，称“先生的‘关注当代’，不只是古今贯通，还兼及了‘雅俗’与‘南北’”。通“雅俗”的说法，有程先生的直接表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至于通“南北”，则更多的是我对程先生信札的引申发挥：南北学风的差异，“古已有之”，而且，说不上“于今尤烈”。只是由于《新青年》与《学衡》的对立，隐含着东西、新旧、激进与保守等文化理念的冲突，很长时间里不被公正对待。一旦涉及此现代思想史上的南北之争，很容易由绵密的学理分辨，一跳而为明确的政治划线。半个多世纪的“扬北抑南”，以及近年开始出现的“扬南抑北”，都是基于南北学术水火不相容的想象。在承认“东南学术，另有渊源”的同时，我想提醒关注问题的另一面，即南北学术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我在文章中提及，王瑶先生与程千帆先生的治学路数不太相同而又能互相欣赏，可视为所谓的“南北学术”走向沟通与融合的象征。
从1996年到2009年，我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讲了四轮专题课“中国文学研究百年”，其中有一讲，因自知学力不足，始终不敢整理出来发表，那就是“抒情诗的世界”。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后记”中，我专门提及此事。这一讲，除了描述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古典诗词的大趋势，更着重讨论了游国恩()、闻一多()、林庚
()、程千帆(）四位学者的贡献。关于程先生，我主要从考据与诗情的张力这一特定角度，谈论其如何“披文以入情”。当初讲课的效果不错，可阅读诸多程门弟子怀念老师的文章，发现我确实没有资格谈论程先生的“诗学历程”。
不谈“诗学”，那就换一个角度，从“教学”的角度入手，尝试与程先生对话。2006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其“开场白”日后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
1期，后收入增订本《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2010)。此文主要讨论五个问题：第一，关于“学术文”；第二，何谓“Seminar”；第三，作为训练的“学术史”；第四，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五，学术文章的经营。其中，谈及自己之所以“摒弃‘通史’或‘概论’，转而选择若干经典文本，引导学生阅读、思考，这一教学方式，除了老北大的经验外，还得益于程千帆先生的《文论要诠》”。推介过程先生的课程设计以及《文论要诠》（即《文论十笺》），追忆当初赴宁拜访，谈及我准备编“中国现代学术读本”，程先生大声叫好，还特地推荐了章太炎的《五朝学》，说这是大文章，好文章，一定要入选。
身为教师，我深知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比教科书更重要。只是因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却随风飘逝，因此，学术史家一般不太关注那些以讲学为主的好老师。有感于此，我撰写了长文《“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此文第四节“教授们的‘诗意人生’”，着重讨论原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的教授们如何讲授文学，多处引述了程先生文，除了作为史料，更表彰其兼及诗学与考据的批评方法与研究思路。结论是：“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今天南大隆重举行“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很多友人及弟子会有精彩发言，作为后学兼门外汉，我这回与先生对话的题目是“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在《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中，我谈及：“王瑶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提及‘程千帆很会带学生’，要我们关注南大这一迅速崛起的学术群体。”多年过去了，我也带过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此时回想，方才逐渐领悟王先生为何特别看重会不会带学生。
单从结果看，程门多才俊，这固然令人歆羡。可这里有大的时代背景，有匡亚明校长的慧眼识英雄，有周勋初先生的鼎力相助，不全是程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说，作为学者兼导师的程先生，其视野开阔与见解通达，起了决定性作用。前者保证其高瞻远瞩，能为学生指明方向；后者使其不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允许学生纵横驰骋，自由探索。
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当老师的，对于自己的学生，既不能过分漠视，也不能过多关爱，更不能过度役使。记得王瑶先生说过：已毕业的学生，我是不管的。他会关注你的脚步，关键时刻帮一把，但平日里不动声色，希望你自己往前闯。程先生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注意到，他的学生多有出息，但并非一个个“小程千帆”。这是十分可喜的局面。学问有传人，这固然很好；但如果弟子只会依老师的样画葫芦，那也没出息。说到底，上一辈人的才情、学识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的师兄钱理群说了一句“大树已倒”。那时我阅历不够，体会不是很深。二十多年后，我也成了老教授，突然间发现，自己虽也能做点学问，却无法像王先生、程先生那样撑起一片天，为后辈学子遮风挡雨。念及此，深感惭愧。
&&&&&&&&&&&&&&&&&&&&&&&&&&&&&&&&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
在南京数年，一直未能寻得半山园王安石故居之所在。二一二年重回南京后，曾专程找寻过半山园，仍未得果。
十一月二十二日，悦竹自广东佛山来宁，席间提起想拜谒下王安石故居。我通过打听终于得知大丞相故居位于海军指挥学院内。二十四日午后，梧桐纷落，细雨绵密，我与远道而来的悦竹前往南京清溪路后宰门，寻访半山园王安石故居。
我与悦竹同喜王荆公“执拗君子”之性情，更欣赏其“学杜得其瘦硬”的诗文；尤其仰慕王安石的怀瑾握瑜，他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一〇七六年，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不久，与保守派发生争端，遂于是年十月复求罢相，赵顼应允，给王安石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
回到金陵后，王安石一直未去衙门视事，第二年六月辞官，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的白塔为自己建造了几间居室。这块地方叫“谢公墩”，原来是东晋名臣谢安隐居的地方（王安石因此写诗调侃谢安：“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认为自己的名字与谢安的字“安石”相同，又隐居同处，乃是巧合，而从此之后，这块地方应该跟自己姓了），因王安石居住的地方在钟山主峰到江宁州城路途的半道上，故名“半山园”。
在园内，王安石结交了许多高逸之友，包括米芾、李公麟、欧阳修和苏东坡等。有一次苏东坡乘船经过金陵，王安石特地骑着驴子，穿着粗布服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也不冠而敬揖，曰：“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既而两人说佛吟诗，王安石还邀请苏东坡同游钟山，并各自赋诗纪游。建国后，半山园被海军指挥学院圈入校内。
我同悦竹披雨进入校园，寻访半天不见王安石故居踪迹，便问一过路行人，此人开口即问：“你们想干什么？”我回答：“想拜访下王安石故居。”“进不去！在军事重地里面。”
听罢，我与悦竹怅然若失。只得悻悻然离去。在离开的路上，悦竹戏谑一句：“不用感到失落，等有一天我们再来，让他们的校长陪同参观。”
悦竹离宁一周后，我仍心有不甘，想再次进校内寻找荆公故居，哪怕是远远观望勿用进入，或是知其具体位置不见其踪也好。于是，今日下午，我第三次去半山园寻找王安石故居。骑车到海军指挥学院一号门（事实上是个较为偏僻的校门，校内除“军事重地”外，其它地方平常也是让人通行和参观的），被学校门口一卫兵伸手拦住，并对我呵斥：“站住！这里不允许进入！”
听这语气，我心里略感不爽，但还是礼貌地表示了质疑：“我只是想正常参观下学校风景，又不闯军事重地，并且这学校平常不也是对外开放的吗？今天又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犯不着戒严吧！”
卫兵嗓门又提高了一截：“没听见吗？我让你离开！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平日里，我都与人为善，你尊我一寸，我敬你一尺；你犯我一分，我还你白绫三千丈。想想今天，我堂堂一个作家，并且TMD兴许将来是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在还每月纳税上千元，都是用来养你这帮人了，却遭这厮如此呵斥，我瞬间就来了劲儿，于是也扯开嗓门问：“吼什么吼！有什么了不起的！”
卫兵听了朝我上前一步：“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这话是在侵犯人民解放军的尊严吗？你没看见门口写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八个字吗？”
我回应道：“人民解放军有多神圣？你不知道越是神圣庄严越应该肃静无声吗？如来佛祖够神圣吧？天安城楼上毛主席画像够神圣吧？他们不也从来都是只露笑容不出声音的吗？你这样大喊大叫就很庄严很神圣？”
卫兵脸气得胀红：“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跟你讲不清楚，我警告你！你刚才这番话就是对我的严重侵犯！”
我又回应道：“你不跟我讲道理？那是因为你没有道理可讲！不过你真会开玩笑，我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侵犯了你这个一身军装、腰间还别着神圣的枪支的卫兵。请问，我用什么东西侵犯了你的什么地方？”
卫兵终于忍不住了，再次对我歇斯底里地吼道：“你到底走不走？再不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终于感到害怕了，我真怕自己会侵犯到卫兵腰间的那把手枪，进而引起手枪的反抗，把我一枪放倒。那样，我再也没机会登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从此失去了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缘分。于是，我最后对卫兵说：“你别吓我了，我从小就最怕解放军。我知道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走就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三访大丞相王安石故居不遇，不曾想，殁后无任何财产的荆国公千年之后，当年半山路上区区一陋室仍然享受着军区司令员的保卫级别，我今天若再缠着卫兵讲一翻道理，恐怕真就去见王荆公了。回来的路上，又想起正沿长江回溯返川的悦竹走前留下的那句话：等有一天老子再来，让他们的校长开门迎接。
为了能等到那一天，我直接奔菜市场买了两斤肉，准备先把自己身体养起来。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至末日于南京苜蓿园
“ 百年千帆”——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
莫砺锋教授的讲话
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会上聆听了各位来宾和代表的发言，我有两点感想。首先，大家都高度肯定程先生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认为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孔子开始，优秀的学者与优秀的教师就是一身二任的。
孔子既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一部论语，有多少警句格言是与教育有关的：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愤不启，等等。正因孔子造就了大贤七十，小贤三千，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孟子甚至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一乐，是比“王天下”还要重要的人生乐事。要问学者与教师两者的结合点在何处，我认为就在文化的传承性上。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继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果说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种人亡政息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所谓“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看来只是妄想症病人的一句空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所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说法是大而无当的，应该说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也好，授业也好，都是指文化的传承而言。业是重要的，它指知识和技能。道更加重要，它指观念和思想，指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基本文化精神。
程先生生前经常引用《庄子养生主》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在《庄子内篇校释》中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其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正因着眼于文化传承的大局，程先生培养学生时绝无门户之见。他深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重视兄弟院校的学术传统，要多向兄弟院校的老师们请教。所谓“程门弟子”，决不是一个自设籓篱的学术群体。今天到会的佳宾有来自北大、复旦、华东师大、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大等多所兄弟院校，就是明证。刚才葛晓音、林继中等先生都说到他们曾向程先生请益的经历，其实我们这些程门弟子又何尝没有从葛晓音、林继中他们的导师那里得到教益？我本人的博士论文就曾送交北大的林庚先生、山大的萧涤非先生、以及复旦的朱东润先生、华师大的徐中玉先生、南师的唐圭璋、孙望先生审阅过，从那些前辈的评语中获益非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纪念程先生，也是在纪念曾与程先生为道义之交、文字之交的所有老师，是当代学人对前辈学者的一次集体性的深切缅怀。我的第二点感想是，不少来宾和代表说到了程先生生前的嘉言懿行，我忽然联想到初唐大臣魏徵在《述怀》诗中的几句诗：“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还有：“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我觉得程先生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的许多行为并不包含荣辱得伯的考量，而是出于人生的意气。
还记得在1992年，在中文系为他庆祝八十寿辰的大会上，程先生引用《世说新语》中所记晋人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当众对匡亚明校长表示感谢：“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来在匡校长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也对匡师母说过：“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谢他老人家。”程先生来到南大后以超乎寻常的努力从事研究和教学，当然有弥补自己被耽误的十八年光阴的动机在内，但对于匡校长的知遇之恩的报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本是中华文化的基本道德取向，程先生对此是身体力行的。程先生是重感情的人，他对于黄季刚等恩师始终念念不忘。日，也就是在程先生去世的前一天，他在昏迷之中突然对我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当时程先生本人的全集即将出版，由程先生整理的黄季刚日记也即将出版，程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不是他本人的文集，而是恩师的著作，这是其平生风范的一个典型事例。程先生一生中最多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上午杨校长在讲话中提到程先生遗嘱中的一段话：“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当时程先生曾让我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份遗嘱上签名，我看了这几句话，大为震撼：程先生是公认的优秀学者，但他竟然把培养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正因为程先生古道热肠，诚恳待人，所以他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相交遍天下。今天的大会有这多么佳宾不远千里惠然肯来，有这多么弟子不远千里奔赴会场，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古语的生动证明。
刚才程丽则师姐深情地回忆了她的父亲，其实所有的程门弟子也都有同样的感情。因为程先生一向把我们看作亲生的儿女，我们当然也会把他视为终生难忘的慈父。当年程先生在武汉大学被打成右派以后，许多人对他直呼其名，但是今天在座的吴志达，以及不在场的周勃等老学长仍然以先生相称，程先生生前曾多次跟我说过此事。他还说：“作为一个学者，做学问当然是要紧的，但更重要的是做人。”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程先生一生中身体力行的这种依存于忠恕之道的做人准则，这种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人格风范，如今已经逐渐远去。也许一走出我们这个文学院大楼，它就会受到轻视。也许一走出南大校园，它就会受到奚落。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它无疑是最珍贵的价值取向。在我们看来，是它使人生具有意义，是它使世界值得留恋。谁让我们选择了古代文史为专业呢？谁让我们选择了孔、孟、老、庄、李、杜、苏、辛为研究对象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传统，还有谁来珍惜它？如果我们不呵护这个传统，还有谁来呵护它？
使我感到万分欣慰的是，今天有这么多佳宾和程门弟子在这里济济一堂，隆重纪念程先生，深情怀念程先生；还有这么多正在南大文学院学习的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程门第三代、第四代弟子的年青学子来聆听前辈的教诲，这说明我们所珍视的传统不会消失，它必将伴随着整个传统文化永远传承下去，正像庄子所说，薪尽火传。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们的会议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以“百年千帆”为名的此次纪念活动也快走向尾声了，但纪念活动的结束意味着我们继承传统的一个新起点。因为传统文化本是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江大河必将在华夏大地上永远奔流。
1、《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2、《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徐有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程千帆书法选集》，徐兴无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千帆身影》，程丽则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闲堂书简》（增订本），程千帆著，陶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想念程千帆》，张世林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7、《千帆诗学与中国哲学》，周欣展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元代文学史》，程千帆著，吴志达修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