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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徕卡可以在数码年代幸存下来
作者：新摄影 编辑：
　　十年前， 相机公司濒临破产，作为推出第一台35mm胶片相机的企业，拥有极辉煌的历史却没有变成 或宝丽来。华尔街日报德国记者兼摄影师Ellen Emmerentze Jervell早前撰文探讨，为什么 最终可以在数码年代生存下来。
全文很长，简单总结重点如下U
　　Andreas Kaufmann在2004年加入，并在2006年推出第一部数码M系旁轴机，可用旧 镜头，即便进入数码年代，但与过去充份连结，继承了胶片时代的辉煌，包括历史与光学。
　　到2011年， 转亏为盈，黑石集团收购 公司44%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之后销售提升35%，到上个财政年度，即2014年3月底达到3.37亿欧元，但没有披露利润。
　　未来 将会增加更多高端产品，价格达到16,900至25,400美元。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但这些答案，似乎不太令人满意。这篇文章的确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及分析，所以不少人都补充其想法，例如U
　　 成功包装了自己的品牌，把过去一些传奇的名字，包括布列松、Elliott Erwitt、Robert apa、Robert Frank，甚至英女皇等，还有一些以 拍摄的经典照片，都与今天的 连结起来，于是营造出一种“ 俱乐部”的圈子，让不少摄影师/富人都渴望拥有并且加入当中。于是即使是贴牌的 ，因为一颗小红点都可以身价暴升（虽然两者还是有点分别）。
　　 本身有优秀的光学技术，即使是全画幅镜头，能够以相对轻巧的体积提供极佳的质素；而Summilux-电影镜头，也已用在奥斯卡最佳电影《鸟人》的拍摄上。再加上旧有的 镜头早成传奇，原有用家不会舍弃，厂商数码化的潜力，比起 或宝丽来要好得多。
　　如果人们认为 推出全画幅无反相机A7是创新，其实 在2009年就已推出（也算是无反，虽然是旁轴的）。
　　当然，事情也不是那么乐观，未来十年， 会变得更出色，还是始终会被边缘化？
　　无独有偶，近日香港消委会推出相机评比，表示 X（Type113）与 X-E（Type102）测试输给 G1 X Mark II和G7 X，整个结果在摄影圈里遭到不少批评甚至嘲笑。先勿论这个测试如何，其实早有论调提出，数码相机已经步入电子实力的竞争年代， 是否具备凌驾的科技实力呢？最后会否“赢镜头、输机身”？
　　 的历史很辉煌，可以说与玛格南摄影师的传奇甚至神化有关，但近年玛格南图片社在国际舞台的表现已不是当年的情况。近十年以来，我们已经鲜见标榜以 拍摄的新经典作品，国际比赛如“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得奖作品中仅有一辑是用 拍摄。
　　未来十年， 可能还得继续用二战的《胜利之吻》作代表？
　　 有没有需要“大众化”，是个很争议的话题，毕竟各种奢侈品名牌子，都没有这个需要，跑车是不用跟单车争生意的。但如果 仍要保持“顶尖”的形象，就更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推出高质素相机，否则即如部份 老粉丝所断言U“数码 是个笑话”，然后还是难逃破产，大家继续高追炒卖旧镜旧机，也不是无法想象。
　　Lieca Rumors指出，以往 推出各种限量版新机，即使很昂贵，但很多时候都能在几个小时内售罄。不过那款庆祝M系诞生60周年的Leica-M Edition 60，即没有屏幕的那一款（上图），竟然放售六个月都依然有存货。
　　他们在数码相机时代的第一个10年生存下来了，之后的10年会变成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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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尔姆斯是一个位于法兰克福以北五英里的德国小镇。拐过主街道，驶下宁静的郊野马路，路旁散落着独栋式住宅，在这个八月末温煦的早晨，一个人也没有。再没有比德国人更坚实的中产阶级群体了：想象一下，你可以和你的姨妈来到这儿共享咖啡与糕点，可这未免太没劲了。等来到奥斯卡-巴纳克大街（Oskar-Barnack-Strasse），镇子已快到尽头了；可就在铁路线前方有一些工业厂房，外边的标志上有一个小红点。尽管这样说有些炫耀的意味，但如果你想一窥这世界上最精美的机械制品，这儿就是你该去的地方。
　　许多人也许要不同意了。对意大利跑车拿布加迪的粉丝来说，他们一定会让你去关注布加迪Type 57 Atlantic型跑车，据我所知，这可是唯一一部由按摩师设计的车。我个人觉得，死在兰博基尼Miura的轮下也是一项殊荣——其实也不难办，在你接近17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朝路人招招手……但汽车是需要燃料的，而真正的机械装置自己就能够运作。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以这种技术装配而成的机械装置需要每个使用者都拥有更娴熟的技能，不管专业人员还是笨手笨脚的人。我们需要这样一台机器来升华并促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而不是使之受阻隔甚至粗糙化：我们不仅想欣赏它，更想通过它看世界。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徕卡。
徕卡I型相机
　　徕卡诞生于1925年，这一年徕卡I型相机在莱比锡博览会上亮相。其后的八十余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使用者在他们的紧急时刻或灵感瞬间选择了徕卡。亚历山大·罗德钦柯，安德烈·柯特兹，沃克·伊文思，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罗伯特·弗兰克，威廉姆·克莱因，盖瑞·温诺格兰德，李·弗里德兰德，以及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这些是其中一部分与徕卡的品牌相关的名字——甚或像布列松，这个名字已经永久地和徕卡烙在了一起。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即便你并不关心摄影，你的脑海中依然会充满徕卡相机的摄影作品。那张著名的切格瓦拉头像，出现在数百万表达抗议的文化衫和学生宣传墙上，用的就是徕卡相机的人像镜头，那是一枚较短的90mm远摄镜头。那张照片由阿尔贝托·迪亚兹·古蒂雷兹（更多人叫他科尔达）于1960年拍摄。同样还有艾略特·厄韦特摄于1955年的黑白照片，汽车后视镜里反射的微笑与亲吻。更为出名的是1945年时代广场上胜利日那个轻柔的瞬间，还是徕卡——一位水手搂着一位护士，使她向后弯着腰，护士的手半推半就地抵在他胸前。相机后面的人正是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他回忆道：
　　当时我正一边拿着我的徕卡相机跑在他前面，一边侧过我的肩膀往回看。可是没有一张我自己可能满意的照片。突然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什么白色的东西被抓住了。我回过头，按下快门。
　　他连拍了四张，其中就有那张。“就是在几秒钟里完成的，”他说。关于徕卡你需要了解的一切全都展现在那些“几秒钟”里了。摄影师当时正在奔跑，他所携带的东西得足够轻便，运作良好，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他一转过身就“开火”，就像日舞小子（注：Sundance Kid是哈利·阿朗佐·隆格巴的绰号，美国旧西部时代著名不法之徒）一样。对他和那位惊呆了的护士来说，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所有事物都秩序井然——角度，周围的人群，护士闪亮的白色裙摆，水手的帽子。那时的时代广场是欢乐已经失控了的舞台；艺术家的工作就是hold住全场，相机的任务则是将生活（或者至少是生活的加工版，因秩序与冲击力而锦上添花）呈现给《生活》的读者。
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作品
　　可是，凭什么一块金属和玻璃造的玩意儿比别的相机更能胜任这个职责呢？要是艾森施泰特用了别的相机，就真的会逊色不少，甚至无法一击即中吗？最近徕卡开始生产小型数码相机和体积庞大的单反相机R9，但公司五十多年来引以为傲的还是35mm的M系列测距式相机，经久耐用，操作方便，价格高昂，就像一位不会轻易改变的伴侣。这个系列目前有三种型号，徕卡MP是其中之一，四千多美元的售价让人哑然。站在索尔莫斯一尘不染的厂房外，看着那些穿着白色工作服，头戴保护发网的女工们用纤细的笔刷给每只镜头的边沿细细描上黑色颜料，我想你肯定明白自己的钱究竟花在哪儿了。需要提醒你的是，四千美元并不包括镜头，只能买到MP的机身。要是你不配镜头的话，相机看起来就像是牙龈上没有牙齿似的，而最便宜的镜头需要近一千美元。（花5500美元你能买到市面上最普通的50mm，f/1的定焦头；要是有谁想拍“月光照”，你懂的……）如果你只是想给你的孩子拍照，佳能的PowerShot有何不可呢？在线上只需要200美元就能买到一部PowerShot SD1000，能拉近拉远，自动对焦，自动设置曝光，自动预先显示框架，没有哪一点是MP这个哼哼唧唧的贵族能屈尊办到的。让这场竞争来得更赤裸裸一些吧：SD1000是拥有百万像素的数码相机，而徕卡还在用脆弱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烧着的胶卷来储存图像。在你将小孩儿画到羊皮纸上的时候，告诉他们要保持笔直的姿势是相当无力的。你是要有多脱节啊？
　　对于非专业摄影师，徕卡比任何一家生产商都更像一个暗藏阴谋的传说：慕名而来的傻瓜们花了大笔的钞票，以一种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开始拍摄他们认为靠谱的照片。就像那些只在周末活动的玩儿票高尔夫球手，握着卡拉威（译者注：Callaway是国际知名的高尔夫运动品牌）的“贝尔莎大炮”球杆一记响亮挥杆，力图说服自己只要再多一点点犀利的洞察力，他们就能一秒钟变老虎伍兹。但对于固执的美学家而言却是另一种情况，徕卡可能带有某种贬损之意。他们认为不论手中握着什么相机，才华才是更重要的。并且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伍兹用一根车库里生锈的铁五号（注：five-iron，一种高尔夫球铁头球杆）就能搞定我们，布列松可以拿着一部布朗尼（注：Box Brownie，柯达早期的120相机）和一个胶卷，以他一贯的平静和意外之举，创造我们其他人用了一辈子徕卡也无法完成的奇迹。布列松自己十分清楚这一点：
布列松与他的徕卡相机
　　（引语）我没办法放弃徕卡，尝试了很多不同的相机以后我还是用回了徕卡。这并不是说对每个人都适用，但就我而言这就是我需要的相机，它真正地构建了我的视觉延伸。
　　被问及对徕卡的看法时，布列松形容说感觉是“犹如一个温暖的深吻，一发左轮手枪的射击，一张心理医师的躺椅。”这样看来，五千美元倒像是捡了大便宜。
　　许多原因都促成了徕卡的崛起。画报出版的热潮使得更多篇幅需要摄影来填充；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更强的消费力以及更多空闲时间，他们希望记录下自己幸福的时刻，就算不是为了留给子孙后代，至少也能拿来展示。但许多伟大发明的诞生通常并不只是因为宏观的历史运动，而是受作用于个别的可能性。就拿徕卡来说吧，徕卡的发明是因为哮喘。每个行驶在奥斯卡-巴纳克大街上的徕卡工程师都会想起他们的企业荣耀，因为正是巴纳克设计了徕卡I型相机，他曾是卡尔蔡司的工程师，耶拿市（注：德国城市，蔡司工厂所在地）大名鼎鼎的镜头制造者。巴纳克是业余摄影爱好者，1905年他首次有了徕卡相机的想法，就像空想似的，那时距离真正的徕卡相机上市还有二十年：
　　那时候我拍照用的是这样一台相机：带上13到18块干板底片，6个双层底片盒以及一个大大的皮腔（就像售货员的样品盒）。每周日我穿梭在图林根森林里时，都得拽着这个大包袱。就在我奋力翻越山坡时（我有严重的哮喘），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难道这一切不能有所改观吗？
奥斯卡·巴纳克
　　五年后，巴纳克受邀去他们的竞争对手，位于威兹拉的恩斯特·莱兹光学器材公司那里工作。（1988年这家公司被出售，相机部门独立了出来，易名徕卡，并搬到了15分钟车程远的索尔莫斯。）年间，巴纳克研制出了被称为Ur-Leica的相机：它有着坚固的长方形金属外壳，比一个眼镜盒大不了多少，棱角圆润，黄铜镜头伸缩自如。你可以将它放进上衣的口袋，整个周末都在图林根森林里漫步，却不会因此气喘吁吁。不同寻常的是，如果你将它和今天的徕卡MP放在一起，它们的相同之处会远远盖过不同之处，就像一个年轻人和他的曾祖父站在一起，你也会得到相似的感受。
　　日，巴纳克用他的全新装置拍摄了一张照片。在亚历山德罗·帕西（Alessandro Pasi）全面详实的著作《徕卡：一个世纪的见证者》（Leica: Witness to a Century，2004）里，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的复刻版，一个戴头盔的士兵正转身离开一根圆柱，上面有他刚贴上的帝国征兵动员。这是徕卡第一次在众多相机里展露风采，它就在那里，直面历史。巴纳克最终因为意见不合离开了这家后来被人们称为徕卡的公司。（他个人希望公司起名Lilliput而非Leica，但后者显然更明智。）每当你购置一台35mm相机，都要向巴纳克致敬，因为正是他的这种便携式发明普及了24mm×36mm的底片，这种底片2:3的黄金比例改良自电影胶卷。公司记载巴纳克曾用两手拿着一条新胶卷，张开双臂，结果长度刚好是36帧，从此这成为了35mm胶卷的标准规格。也许吧，要是巴纳克是个彪形大汉，没准我们的胶卷就有40张了？
　　徕卡I型相机最终在1925年首次亮相，引发了一片惊讶。帕西引用了一位徕卡历史研究学者的话，“在许多年长的摄影师看来，徕卡就是按女士提包的尺寸设计的小玩具。” 可就在此后七年间，售出了约6万台徕卡I。这可是一大堆手提包哟......这种全新的相机快门速度高达1/500秒，最大光圈f/3.5。1932年，徕卡II面世，配置了帮助对焦更精确的测距仪。我曾使用过一台徕卡II，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款式，但直到1948年才停产。相机的每个零件都还运作自如，包括过片用的齿状旋钮。对于新手来说，徕卡的极简设计比尼康、佳能这样的“数码怪物”要亲切得多。后者的说明书目测都直逼《旧约全书》了，而徕卡II却像是端坐在我手心里的小狗，向我撒娇让我带它上街。
徕卡II型相机
　　徕卡不仅吸引了大众，也吸引了那些职业摄影师和发烧友。1926年，一个名叫保罗·沃尔夫（Paul Wolff）的德国人购得了一台徕卡，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品牌的传教士，他写于1934年的《我的徕卡体验》（MyExperiences with the Leica）让很多人皈依了“徕卡教”。他的同胞，出生在法兰克福犹太家庭的伊尔萨·宾（Ilsa Bing），在她1931年的一次展览后被封为“徕卡王后”。她于1929年购买了徕卡相机，要是谁去把她那个圈子的名单翻一遍，就知道徕卡热潮的传染是多么地惊人。每当我翻阅关于摄影的书时，我都会看看书后的年表。伤感又敏锐的摄影师科特兹（注：匈牙利摄影师）在他的一本专著里写道：“1928年，购得第一台徕卡。”199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罗德钦柯的展览，目录上记录着：“日，史蒂潘诺娃（注：罗德钦柯的妻子）的日记里提到罗德钦柯花350卢布买了一台徕卡。”诸如此类云云。
　　俄国人是最早一批狂热的徕卡信徒，任何一个极度渴望得到象征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徕卡相机的人，也许也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对于像罗德钦柯这样的人，徕卡相机就是革命斗争中的武器。罗德钦柯兼画家，雕刻家以及大学讲师于一身，他仍然相信“唯有相机能反映时代生活”。他冲锋陷阵，滑下屋顶，爬上台阶，挤进游行的人群，拿起他的徕卡颠覆这个世界，将旧时代的自鸣得意像扫灰一样倾倒得干干净净。1934年他拍摄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题为“拿着徕卡相机的女孩（Girl with a Leica）”。照片中女主人公优雅地坐在长椅上，长椅却像箭一样从左下角到右上角令人不快地贯穿了画面。她戴着白色的贝雷帽，一袭白色连衣裙，毫无表情的凝望中飘荡着迷雾，整个场景布满了窗户栏杆投下的网状阴影，是反对传统礼节的战时现代主义几何构图。她大腿上被她拽在手里，带子紧紧挂在她肩膀上的物体，正是与拍下这张照片一样的徕卡相机。
拿着徕卡相机的女孩（Girl with a Leica）
　　说到隐蔽自我，罗德钦柯的俄国同仁伊利亚·爱伦堡（注：Ilya Ehrenburg，苏联著名新闻记者）更胜一筹。他在1932年写道：“相机笨拙又粗鲁，野蛮地干涉了人们的私事。我们这一代非常狡猾，而且会根据前人的经验来掩饰动机。数月来，我拿着一部小相机漫无目的地走在巴黎街头，人们有时候很疑惑我为什么要拍栅栏或小路，他们并不知道我正在拍摄的是他们。”爱伦堡是通过一款配件来避免打扰别人的，“徕卡有一个侧面取景器，构造就像潜望镜一样，我当时拍到其实是与相机呈90度的画面。” 他镜头里的巴黎贫穷，灰暗且毫不做作，从道德层面痛斥了流行的波西米亚神话。
　　如果你实在太过于扭捏，无法直面你的被摄对象，你也可以买一款直角取景器，尽管徕卡的基本工艺让我们相信根本不需要耍多余的花招：相机自己就能隐藏自己。要是让我确定这种自我节制源于何处，我会说是1932年的马赛（注：法国城市）。那一年，漫无目的的法国高帅富布列松,买了他的第一台徕卡。他此后逐渐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摄影师，就因为他有在街上很难被人察觉的能力（他自己肯定会反驳）。他原先是一位画家，一生坚持作画，但他的双手最能驾驭自如的还是相机。
布列松与妻子Martine Franck
　　（引语）布列松的遗孀玛蒂娜·弗兰克（Martine Franck），她是巴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会长，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师。她谈起自己的丈夫布列松，说他拿着徕卡拍照时“就像一位舞者”。他像猫科动物般低调地环球旅行，每到一处都像在家里一样自如。1950年，当他结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亚洲之旅，一共拍摄了850卷胶片。他这一突破性的收获于两年后发表，被称为“决定性瞬间”。他一直在寻找类似的按下快门时所能触发的感官刺激，通常就像打猎一样：“摄影师必须学会等待，留心他的猎物并且拥有洞悉未来的预知能力。”
　　徕卡有一句名言：观察，等待。如果你是一名捕食者，那么不仅是对布列松而言，对每个摄影师来说，1954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Clairvoyance”意即“清晰的洞察力”，那一年徕卡推出了M3，清晰的取景器让人一见钟情。即便现在拿着一台二手的M3，你也会觉得眼前的世界似乎更加清澈明亮。你几乎能感觉到你脚下的秋叶在咯咯作响。徕卡相机的取景器因取景框上的边缘线而与众不同：细长的白色线条平行于取景框的每一边，能让你知道拍照范围，但又不仅仅框取这一秒镜头里的景物，也包含了镜头之外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故事。就是这么千分之一米的差别，却让徕卡的拥护者觉得神圣不已。这让他们得以策划并构想自己的摄影作品，像讲故事一样从连续的结构里抓取瞬息的片段。如果你想截取生活的一个切片，何以不看看整条面包？
徕卡M3相机
　　M3已经应有尽有了，虽然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它一无是处。你得手动对焦，当然，相机也不能帮你计算曝光：要么你就单独手持一只测光表，要么就把它很诡异地夹在相机顶部，或者你够拽的话也可以猜……布列松就很拽，他老婆玛蒂娜·弗兰克更拽，她告诉我：“我认为目前我都很了解自己的用光。”她依然在使用她的徕卡M3：“这是我拥有过的最美的相机，拿在手里的感觉太棒了。”哪怕是那些对布列松一无所知的人，1954年对于他们就像庞贝古城一样遥不可及的人，M3还是占据了某种地位。去年，eBay和《数字时代》杂志在英国共同提名了“有史以来最给力的小物”， Game Boy排到了第五，索尼的随身听排到了第三，iPod第二，第一名的位置竟给了连电池都不用的老式相机M3。如果女王也订阅《数字时代》，相信她也会点头赞成的，她曾于1958年开始使用M3。女王陛下与自己的徕卡形影不离，曾有一张邮票上是她正拿着徕卡准备拍照的样子。
　　把M3称为“小玩意儿”绝没有贬损之意。它极具美感，删繁就简的设计让机身通体流畅；正如任何一个包豪斯派的设计师会告诉你的那样：功能决定外型。M系列是徕卡的支柱产品；现在已经有了M8（第一眼看起来很难与M3区分开），除了个别产品，这个系列的每一款相机都是经典之作。理查德·卡瓦尔（Richard Kalvar）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升任玛格南图片社社长，他记得曾听过一个徕卡粉丝这样说：“我知道现在我用的就是最好的相机，根本不用再去考虑器材问题了。”卡瓦尔买了一台M4，并且再也没有换过，他说：“这台相机几乎就是我的一部分。”从皮肤再到岩石，拉尔夫·吉布森的摄影作品一直围绕周遭事物的线条与纹理。他在1961年买了他的第一台徕卡相机M2（奇怪的是M2是在M3之后推出的）。吉布森买这台M2花了300美元，相当于他那时候三周的薪水，这着实是一大笔开销，但丝毫不减他对徕卡的忠诚。吉布森对我说：“摄影史上，徕卡搭配50mm镜头比任何一种相机镜头配置所拍出的伟大作品都要多。”他建议徕卡初学者只用标准镜头，拍上个两三年，让自己能适应相机的工作节奏：“这个过程中你所学的一切都能应用到别的焦段。”
徕卡M2相机
　　有的人会认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取代了以科特兹和布列松为核心的欧洲，成为徕卡的精神文化重镇。喜欢硬朗造型的俄国人牺牲了相机的便携性（你可以试试用干板相机弄弯窗户框）；法国人完善了报道的艺术；但徕卡征服了美国，从M3，M4以及后来推出的M6，这种内置计量表、前方带着小红点标志的相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构了世界上不可预知的庞杂信息。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于1963年在纽约拍摄了一张孩子的照片，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要把相机降到孩子的视平线，这样一来孩子身后的大人就只被拍到了一半。（可能所有孩子都有那么个时候希望这样拍。）弗里德兰德的照片里，男男女女们倒映在商店橱窗上，或者被路标遮挡了；他的许多照片都徘徊在错误的临界点。弗里德兰德这么评价徕卡：“有一台这样的相机，你根本不会觉得你在完成大师杰作，能用这台相机一窥这世界已经足够了。”有一张他拍摄于1969年的照片，画面中展现了纯粹的感官图景：一望无际的天空点缀着朵朵白云，他的妻子玛丽亚笑靥清浅。卡车驾驶室里还为我们呈现了透过车窗所能看见的，以及车窗上倒映着的景物。我想，只有长篇小说能告诉你如此丰富的信息。
罗伯特o弗兰克
　　出生于瑞士的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先于弗里德兰德“出道”；大概是来自一个山峦起伏的国家，弗兰克眼中的美国就是一片毫无乐趣的大平原。《美国人（The Americans，1958）》这本影集是他用徕卡记录下的旅途经历，堆叠着胶片颗粒的阴暗画面里满是仿佛已向命运低头的人们。没有哪个艺术家如此细致地凝视过人类的空间：从拖把到干手器，每样事物都在他的镜头中成为了不朽；杰克·凯鲁亚克为这本书作序，并称赞一张摄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照片是“有史以来最孤寂的照片，女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小便池，擦鞋童在永恒的忧伤里继续工作。”
　　还有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 他是一位有太多可挖掘的摄影师。弗兰克的83张照片可能是从500个胶卷里选出来的，但1984年56岁的温诺格兰德去世时，他留下了超过2500个未冲洗的胶卷。他的作品像纪录片一样直白但又聪黠地渗入了弗兰克式的沉思：他一直是斜着拿他的徕卡，通过失衡来为画面寻求新活力。1969年他在洛杉矶拍摄了一幅残疾人照片，本来只用表现病痛本身或是对冷漠社会的政治批评就可以了，但温诺格兰德不想就这样停止对社会荒诞图景的探索；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轮椅与乞讨用的碗，我们还能在画面上看到三个身着超短裙的女孩结伴漫步在光影中，右边站着一位肥胖的主妇，显出另一个年龄层的麻木不仁。
　　我最近看到一张温诺格兰德用的M4的图片。金属机身满是擦痕，连卷片杆都明显磨损了，好凶残！你是要拍多少张照片才能把徕卡弄成这副造型啊……不过他的M4跟布鲁斯·大卫森（Bruce Davidson）的M2一比简直是全新的，这位美国摄影师在民权运动中拍下了许多非常宝贵作品。但即便是他这台已经像树皮般凹凸不平表皮剥落的M2，跟索尔莫斯的徕卡工厂里展出的一台徕卡I比起来还是相当完好。1937年去往新泽西的兴登堡号飞艇着火时，这台相机就在舱内。（注：兴登堡号飞艇起火事件的wiki）当时温度非常高，镜头前端已经融化了。徕卡的工程师们都是在极限条件下测试产品的，他们按顾客的需求制造出可以适应你北极之旅的相机。但要是你真想把你的宝贝相机给毁了，你需要一架熊熊燃烧的飞艇，懂？
　　要是你有一台徕卡M系列，有两个直观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分量：相机拿在手里倒是灵巧秀气，但一点儿也不轻松，并且要是一整天都将相机举在眼前拍照，你的手腕会隐隐感到疼痛。再就是机顶没有棱镜。大部分稍微精巧一点昂贵一点的相机是单反，机身顶部有一大块棱镜。光线进入镜头，打在呈一定角度的反光镜上，再向上反射到棱镜里，像打壁球一样从这个面射入那个面，最终进入取景器。你所看到的就是镜头上呈现的，并据此对焦。但这种有趣的状态并不持久。当你拍照时，反光镜会向上翻起，阻挡光路，图像则顺利到达机背，在快门开启的瞬间烧蚀胶片上的感光剂（现在的话则是在数字传感器上成像）。但每次反光镜弹起时也就关闭了通往棱镜的光路，按下快门的瞬间，视野会被阻隔，你的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
徕卡旁轴相机的取景原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好困扰的：只消片刻，反光镜又向下弹了回去，又有了光。但对一些摄影师来说这却是痛苦的：单反无法让我们持续观察被摄主体，拉尔夫·吉布森把这叫做“视觉阻碍”。这就是徕卡M系列更胜一筹之处，徕卡平整的顶部是由一片黄铜构成的，没有疙疙瘩瘩的。相机没有棱镜，对焦靠的是镜头上方的旁轴取景器。它里边也没有反光镜，因此也不会有镜面弹起的咔嗒声。拿单反拍照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叮叮咣咣的。我很爱我那台破破的尼康FE，可我不得不承认每拍一张照那动静都让我觉得有一只奶牛在踹牛奶桶。但用徕卡拍照时，你只会听见快门的声响，这是相机中最轻巧的声音。这大概是徕卡崇拜的最迷人的原因——摄影恰似一吻。
　　从一开始，这种微妙的情感就影响着我们对徕卡的看法，但这不见得一直是件好事。M系列的测距仪仿佛是为黑白相片的精准严谨定制的，但想想威廉姆·艾格勒斯顿（William Eggleston）的作品吧，他恣意地使用色彩，通过徕卡的镜头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展现着美国的常态，就像大卫·林奇的电影所迸发出的近乎刺眼的锋芒。徕卡镜头的大孔径通光孔是为了自然光所造，因此会被认为不适合用闪光灯，但李·弗里德兰德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拍摄了一组仅用闪光灯照射的裸体人像，肆无忌惮却又显出一种轻柔与庄重。最后，抛开别的不说，徕卡首先是35mm相机。巴纳克为徕卡I装上了胶卷，从此确立了品牌最重要的使命：确保光线在感光材料上的每一次化学反应都极尽细腻。请记住2006年秋天科隆的这个场景：在两年一度的Photokina世界影像博览会上，徕卡宣布我们将迎来M8。M系列开始数码化，这就像当年鲍勃·迪伦转型电子乐。
数码化的徕卡M8相机
　　某种意义上这是势必发生的，我们的生活趋势向着数码化急剧推进。我的整个童年都浓缩在了几本相簿里，那些重要的时刻，或而充满成就，或而尴尬不已，留下的也只有那么一打相片，现在边角已褪色翻卷。而今，我们的孩子一次学校远足就能用记忆卡带回几百张照片：他们的回忆是会加深，抑或冲淡？ 我们的经历会因为数码的可修复性而更丰盈，抑或是各自的故事随着轻易损毁的记忆卡被抹杀得干干净净？盖瑞o温诺格兰德大概觉得比起脆弱的胶卷，还是把上千张照片存在硬盘里更有安全感，虽然那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拍下照片比晒印结果更有意义。争议并未停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胶卷的使用正逐渐萎缩成为小众的选择，基本是在靠专业人员和那些顽固又怀旧的完美主义者支撑。尼康现在有二十二款数码单反，尽管在其网站上承诺有“各种各样的胶片单反相机”，其实就只有两款。
　　即便是像徕卡这样追求极致的公司，同样受到了冲击。公司宣布，2004至05年度的财政亏损达2000万欧元，并且银行在2005年单方面终止了公司的信贷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徕卡正在走向消亡。此后，事态有了转机。大部分的重组还在进行中，新上任的CEO将会监督各项改革，他叫史蒂文·K·李（Steven K. Lee），是一位亲切的加利福尼亚人。日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里公司慢慢恢复了盈利，改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M8。这款相机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争议，不断有使用者反馈称，某些情况下由于传感器的小毛病，照片上的黑色会显示成深紫色——要是你刚好要给德拉库拉（注：Dracula，19世纪英国小说《德拉库拉》里的吸血鬼之王）的肖像或是健力士黑啤酒（注：Guinness，爱尔兰烈性黑啤）的广告拍照，这确实比较郁闷。还有不好的传闻提到了对焦性能，但这可是人们一直看好徕卡相机的原因。一位知名摄影师告诉我这台相机“一无是处”，并说有时候恨不得拿它砸墙。不过公司做出了回应：相机被悉数召回，李签署了四千封道歉信，危机这才得以化解。然而这款相机还是需要在镜头前装配一个滤镜用以矫正影像，下回徕卡也许会做得更好。我问李，M8的下一代M9会否解决这些缺陷，他笑而不语。
徕卡CEO史蒂文·K·李（Steven K. Lee）
　　作为一个资深徕卡迷，李知道对于公司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被问及使用徕卡相机和普通相机有什么不同时，李回应道：“一个就像在乡间小路上驾驶着摩根（Morgan）老爷车，另一个则像是坐在奔驰（Mercedes）轿车内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行进。”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摄影师还是驾驶者，目前最不容忽视的评判标准就是速度。任何跟不上最新款轿车的东西都属于文物，同样地，附加的华丽光环也不抵用。二手徕卡相机是个惊人的产业，就像1933年生产的皮质背带，也无不是那些俱乐部和研讨会的重要论题。有的收藏家买回徕卡相机，却从不把它拿出盒子；有些人则小心收集二战时为纳粹空军特别制造的型号。拉尔夫·吉布森曾参加过一次美国徕卡历史会社（Leica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的会议，他在会上听了一位退休的海军部队将军关于徕卡镜头盖上序列号错误的学术论文。吉布森把这些痴迷者称为“Leicaweenies”（注：指他们对徕卡的瘾就像爱吃蜂蜜的维尼熊）。他们不仅顶礼称颂这些久经沙场的相机，而且自己也成为了徕卡这名字不可破除的魔咒的一部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品质保持良好的二手相机减缓了新款的销售：只要M8四分之一的价钱就能买到一台M3，而且成像可以与之媲美，那为什么买M8呢？经济的均衡总是有悖常理，“我们每赚得一个子儿，市场就会翻四番地赚走”，李说。
　　自从我看了一幅爱德华·韦斯顿（EdwardWeston）拍摄的亨利·方达，我就一直想拥有一部徕卡。他优美的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越发深刻，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灯芯绒夹克上放着一部徕卡。我用过许多殿堂级的相机，都是二手的，画幅都超过了35mm相机，其中包括一台勃朗尼卡（Bronica），一台玛米亚7（Mamiya）以及著名的需要端在腰际取景的禄来双反（Rolleiflex）。(“要是仁慈的主本来是想我们用6×6中画幅相机来摄影，他准会让我们的眼睛长在肚子上”，布列松这么鄙夷道。）但我从没用过徕卡。现在我有了一部：小而精致的袖珍数码相机D-Lux 3。它的镜头很好，而且复古皮套为它带来的优雅特质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像亨利·方达，而更像一位名叫赫尔穆特（Helmut）的旅者，穿着长袜，戴着插了羽毛的深绿色帽子，在黑森林里阔步前行。但D-Lux 3终究不是M8。其一，它没有真正的旁轴取景器；再则，虽然它花了近600美元，这已经是我的最高预算了，但对任何一个精通M系列的人来说这个价钱简直低廉得可笑。所以，为了看看我到底还有些什么搞不清楚，我从一个徕卡经销商那里租了一部M8和一只50mm标准镜头，借着四个小时的租期开始了拍摄。
　　要是你能克服走在路上脖子上还挂着7000美元的眩晕感，那这个与M8共处的下午就是致命的快乐漩涡。我明白，要是你是一位需要远距离拍摄运动场景的体育摄影记者，或是极力想要二十连拍小甜甜在夜店外摔倒的狗仔，这部相机不会是你的选择。但对于大多数能耐着性子的普通人，它确实很合用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或钻石般清澈的镜头，更是因为那古老而魅惑的徕卡传说：这部相机给人造成一种幻觉，仿佛世界正期待被你看见，趁一切还鲜活，就像一条鳟鱼被捕捉并吃掉。我还是青少年时，在阴沉的红色暗房里，看着显影盘里一张接一张曝光的失败照片，我的摄影梦就这样在期待与失落猛地变化。现在当我拿到了M8，兴奋旋即代替了遗憾。有这么一刻，我站在一家书店外，争取考验一下自己。我对准了一对站在书店内的浏览者，他们站在长书架的尽头，上边有一块写着“收藏”的标志牌。突然一团白色的人影晃入取景器的边缘线。我慌乱地按下快门，听见了徕卡的亲吻。
拍照中的布列松
　　看回放时，我认真审视着。原来人影是一位老妇人，她就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她闪光的银发，看不太清的眼镜，这一切都太符合标志牌上的“收藏”了。这并算不得一张好照片，更像是出自《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但这是我拍过的最有意思最具吸引力的照片，只有徕卡能让我捕捉到这样的影像。（而且只能是徕卡M系列。等D-Lux 3对准了焦，那位老妇人早走到街上去了。）传闻千真万确：买下这台相机，故事就会发生。我记起布列松在谈到由绘画转向摄影时曾说：“能用这种比画笔更快捷的工具来忏悔，我内心的冒险家感恩不已，要直面世界的伤痕。”这就是能把布列松和徕卡迷聚拢在一起，把奥斯卡-巴纳克和M8的诞生串连在一起，把俄国革命者与闪光灯下的美国裸体模特联系在一起的原因：那种朴素而永恒的见证伤痕的渴望。
【小编絮语】
罗贝尔·杜瓦诺用徕卡拍下了世界上最著名
的吻——"巴黎市政厅前的吻"。
巴黎市政厅前的吻
而对于众多徕卡拥趸而言，快门那一声清脆的"咔嚓"都恰如"温暖的深吻"，让摄影这件事如梦如醉。
徕卡向来是相机界的"原教旨主义"者——几十年不变的面孔、极简的功能和决不妥协的做工，却享有世界上最精密机械制品的美誉，堪称
20 世纪旁轴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
"观察，等待。"是徕卡所信奉的哲学，而它改变的不仅是做相机的态度，更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徕卡崇拜"是这个"科技的禅意"系列的首个专题，只希望让你在瞬息万变的科技洪流中，看到那些最朴素的坚持。
caixin-enjoy
在这里发现，生活本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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