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与健康论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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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与健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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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转载]八上二单元拓展美文&（名家笔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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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的文章很打动人心，都是用心血凝成的文字，希望大家静静地把它读完，若怕伤眼睛，可以出到纸上慢慢看&。——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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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亲年写的幽默小文中，多次提到他有一女一儿:“均狡猾可喜”，他常常要当马当牛，在地上爬来爬去，还要学牛叫，小胖子常常下令让他“开步走”，可是永远不喊“立正”，走起来没完。
　　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
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8岁。我发现，在家里父亲很严肃，并不和孩子们随便说笑，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动作。父亲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父亲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父亲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
　　父亲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
　　我刚到四川时，水土不服，身体很糟，偶尔和小朋友们一起踢一次皮球，父亲就显得很兴奋，自己站在操场边上看，还抿着嘴乐。他常常研究我的北京话，总是等事情过后把我的说法引述给他的朋友们听，向别人解释道:“听听，这个词北京话得这么说，多好听！”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我一闭眼，似乎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
我的父亲老舍先生有着近九年漫长的海外生活经历，尽管老爸吃洋饭的年头不算短，但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他是个地道的北京人，他出身于赤贫的劳动人民家庭，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老爸对那些优良的中国传统习俗有浓厚的感情和兴致。我儿时家里过年的热闹情景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俗语讲“二十五扫房土”，我家的房土扫了可不止一天，扫了足有三四天，把全家人累得够呛。上世纪50年代哪儿有吸尘器呀，数九隆冬的，把所有的家具通通搬到院子里，房间腾空后才能“扫房土”。这其中搬书柜是最艰巨的活，书柜太重搬不动，得把书全部取下才搬得动，既麻烦又劳累，还冻人。折腾书柜一向是老爸任主角。老爸一边亲手把书一摞摞取下递给我们，一边大声叮嘱着：“挨班儿放在西屋窗根下，从南往北放，千万别弄错了”。掸书上的尘土这种细活从来由老爸自己动手，老爸一向嗜书如命，一旦用时找不到，非跟我们玩儿命不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乖乖地听从指挥，指哪儿搁哪儿，丝毫不敢含糊。
　　腾空屋子后才正式进入扫房土阶段，扫房土历来都是由妈妈完成，只见妈妈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只露出眼睛，舞动着绑着长棍的大笤帚把房间扫个遍，等尘埃落定后才能进行后边的工作。
　　擦玻璃是老爸最拿手的工作，多半是为了调动我们干活的积极性，他总是跟我们叫板，比赛谁擦得最干净，有一年为此还闹出一场笑话：那年正值哥哥舒乙新婚燕尔，他们为了上班方便，两口子住在西郊而没住家里，周日二人回家恰赶上“扫房土”，于是二人跟着忙活了一整天，晚上临离家时，嫂子发现自己新的白头巾不见了，于是大家齐动手，天翻地覆地翻找，真活见鬼了，就是找不着，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见老爸若有所思的发问：“是块方的吗？”嫂子答：“是的。”只见老爸迅速从桌子下掏出一块黑抹布，抖搂开一看，正是那块“失踪”了的头巾，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原来老爸为了和我们比赛，特地找了这块特别干净的白抹布———嫂子新的白头巾。
　　扫完了房土，后面的重头戏该是做年菜了。妈妈算是最累最忙的了，她最拿手的菜是“芥末墩”，这种白菜吃到嘴里又脆、又甜、又酸、又辣，别提多爽了！因过年吃荤菜多，所以这种爽口的白菜最受欢迎。妈妈做的“芥末墩”虽称不上四九城闻名，也算小有名气，还被友人写成文章呢。爸爸在客人面前总是含着得意的微笑推荐：“您尝尝！”每年的年菜里必得有一种满族菜：“豆酱”，它是一种把肉皮、青豆、胡萝卜丁、豆腐干丁、肉丁等放在一起长时间熬制后冷却而成。“芥末墩”、“豆酱”每年都分别做一大盆，现吃现盛，能吃上好几天。
　　孩提时我特盼着过年，除了有好吃的以外，还有许多好玩的，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平时总是忙碌的父母亲在过年的短暂几天才得以休息，一年之中只有这几天才有机会全家在一起玩耍，够多么难得！
　　玩耍的项目有放鞭炮。我家从来没放过震耳欲聋吓人的“二踢脚”，最响的鞭炮要算成挂的“小鞭儿”了，但这种响鞭仅占一成，其余全是各样的花炮，每个除夕夜必定由妈妈点燃一种大泥坨的花炮，它很大，足有15厘米高，底部直径足有10厘米，外形呈钟样，此花点燃后，花滋得很高且长久，可惜已多年见不到了。记得儿时还有一种叫“耗子屎”的花炮，点燃后尽往人脚下乱窜，我们尖叫着、跳着、跑着，别提多快活了。还有猜谜语。老爸总在年前好多天便躲在自己的小屋里编谜语，然后用毛笔工整地抄在小纸条上，过年时才挂出来，他总是兴趣盎然地站在旁边看着大家猜。我至今仍记得“今天”（打一国名）———日本。“盼冬天”（打一国名）———希腊。还有用我们名字做谜底的谜语，猜中者有些糖果之类的小奖品。另外是玩游戏。爸爸最爱和我们比赛套圈，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用粉笔在地上划一道线，离两米远处放上套圈用的小木桩子，每个人轮流扔5个圈。我们扔时，他站在一边全神贯注地查数。等轮到他时，他摩拳擦掌地说：“瞧我的，准赢你们”。只见他弯着腰，把比我们高出不少的身体尽量向前探，把比我们长出许多的胳臂尽量向前伸，嘴里还念念有词：“你们好好看看啊，一、二、三、扔！”圈从他手中平着抛出，“中了”，每当套中一个，他都高兴得不得了，“怎么样，名不虚传吧！”每次比赛，差不多总是他赢，乐得嘴都快合不拢了。打扑克也是必玩的一种游戏，爸爸只会玩“捉娘娘”，这是一种带“进贡”的扑克游戏。有一次，爸爸、妈妈、姐姐和我一起玩，一连几次我都输了，当了“娘娘”，就得向“皇上进贡”，就得把抓到的最好的牌送给“皇上”。开始几次输了我还不在乎，可是老输老输，看到别人当了“皇上”得到贡品后的得意样，我就有点儿……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爸爸看出我神色有点不对，就急忙向别人挤咕眼、使眼色，意思是叫别人让着我一点，然后回到他屋里拿出他爱吃的金丝蜜枣给我，说：“输了有奖！输了有奖！”我接过蜜枣不好意思地笑了。
　　今天，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文明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过年的模式也与时俱进，和儿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我判断不清两者的优劣，反正每当回忆起儿时过年的情景，心中总会泛起一种温馨愉悦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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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情&&&
“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碗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
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过说，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爱的价值。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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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自行车&余杰
&&&&父亲的爱不正像雪中的火吗？给我们关怀，给我们温暖，这都是父母给予儿女的爱。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父亲是唯一值得一辈子崇拜的人。
有人说，10岁的小孩子崇拜父亲，20岁的青年人鄙视父亲，40岁的中年人怜悯父亲。然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父亲是唯一值得一辈子崇拜的人。
父亲是建筑师，工地上所有的工人都怕他，沙子与水泥的比例有一点差错也会招来父亲的痛斥。然而，父亲在家里永远是慈爱的。他的好脾气甚至超过了母亲。在县城里，父亲的自行车人人皆知，每天早晚，他风雨无阻地骑着吱吱嘎嘎的破车接送我和弟弟上下学。那时，我和弟弟总手拉着手跑出校门，一眼就看见站在破自行车旁、穿着旧蓝色中山服焦急地张望着的父亲。一路上，两个小家伙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而父亲一直能一心两用，一边乐滋滋地听着，一边小心翼翼地避过路上数不清的坑坑洼洼。等到我上了初中，父亲的车上便少了一个孩子；等到弟弟也上了初中，父亲便省去了一天两趟的奔波。可父亲似乎有些怅然若失，儿子毕竟一天天长大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起床看，原来是父亲，他正在台灯下翻看一本发黄的相簿。看见我，父亲微微一笑，指着一张打篮球的照片说：“这是我刚上大学时照的！”照片上，父亲生龙活虎，眼睛炯炯有神，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此刻，站在父亲身后的我却蓦然发现，父亲的脑后已有好些白发了。父亲一出世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惨痛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意识到父亲对儿子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妻儿，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钓鱼不养花，在办公室与家的两点一线间，生活得有滋有味。辅导儿子的学习是他最大的乐趣，每天的家庭作业父亲都要一道道地检查，认认真真地签上家长意见，每次家长会上他都被老师称赞为“最称职的家长”。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刚一岁的时候，一次急病差点夺去我的小命。远在千里之外矿区工作的父亲接到电报时，末班车已开走了，他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一夜的山路，然后冒险攀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奇迹般地赶回了小城。满脸汗水和灰土的父亲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我哇哇地哭了。“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想起来也有些害怕。”许多年后，父亲这样淡淡地提了一句。
父亲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与父亲在一起，沉默的时候居多，我却能感觉出自己那与父亲息息相通的心跳。离家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信里有一句似乎很伤感的话：“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你走了以后，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却锈成一堆废铁了。”我想了许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给父亲回信：“爸，别担心，那辆车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梦里出现呢。我坐在后面，弟弟坐在前面，您把车轮蹬得飞快……”
&&&&&&&&&&&&&&&&&&&&&&&&&&酒&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从来我的作品没有给他看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昕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
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上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然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呆滞。
一见面．我有点慌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着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了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才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恫。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看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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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父&贾平凹&
&&&&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六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最后离去竟这么快。以往家里出什么事，我都有感应，就在他来西安检查病的那天，清早起来我的双目无缘无故地红肿，下午他一来，我立即感到有悲苦之灾了。经检查，癌已转移，半月后送走了父亲，天天心揪成一团，却不断地为他卜卦，卜辞颇吉祥，还疑心他会创造出奇迹，所以接到病危电报，以为这是父亲的意思，要与我交待许多事情。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他再也没有以往听见我的脚步便从内屋走出来喜欢地对母亲喊：“你平回来了!”也没有我递给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而拿起水烟锅的样子，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小妹告诉我，父亲饲养的那只猫也死了。父亲在水米不进的那天，猫也开始不吃，十一日中午猫悄然毙命，七个小时后父亲也倒了头。我感动着猫的忠诚，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外工作，晚年的父亲清淡寂寞，猫给过他慰藉，猫也随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面对着父亲我却无法超脱。满院的泥泞里人来往作乱，响器班在吹吹打打，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还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
父亲的病是两年前做的手术，我一直对他瞒着病情，每次从云南买药寄他，总是撕去药包上癌的字样。术后恢复得极好，他每顿已能吃两碗饭，凌晨要喝一壶茶水，坐不住，喜欢快步走路。常常到一些亲戚朋友家去，撩了衣服说：瞧刀口多平整，不要操心，我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了。看着父亲的豁达样，我暗自为没告诉他病情而宽慰，但偶尔发现他独坐的时候，神色甚是悲苦，竟有一次我弄来一本算卦的书，兄妹们都嚷着要查各自的前途机遇，父亲走过来却说：“给我查一下，看我还能活多久?”我的心咯噔一下沉起来，父亲多半是知道了他得的什么病，他只是也不说出来罢了。卦辞的结果，意思是该操劳的都操劳了，待到一切都好。父亲叹息了一声：“我没好福。”我们都黯然无语，他就又笑了：“这类书怎能当真?人生谁不是这样呢!”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幸都依这卦辞来了。先是数年前母亲住院，父亲一个多月在医院伺候，做手术的那天，我和父亲守在手术室外，我紧张得肚子疼，父亲也紧张得肚子疼。母亲病好了，大妹出嫁，小妹高考却不中，原本依父亲的教龄可以将母亲和小妹的户口转为城镇户民，但因前几年一心想为小弟有个工作干，自己硬退休回来，现在小妹就只好窝在乡下了。为了小妹的前途，我写信申请，父亲四处寻人说情，他是干了几十年教师工作，不愿涎着脸给人家说那类话，但事情逼着他得跑动，每次都十分为难。他给我说过。他曾鼓很大勇气去找人，但当得知所找的人不在时，竟如释重载，暗自庆幸，虽然明日还得再找，而今天却免去一次受罪了。整整两年有余，小妹的工作有了着落，父亲喜欢得来人就请喝酒，他感激所有帮过忙的人，不论年龄大小皆视为贾家的恩人。但就在这时候，他患了癌病。担惊受怕的半年过去了，手术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这一年春节父亲一定要我和妻子女儿回老家过年，多买了烟酒，好好欢度一番，没想年前两天，我的大妹夫突然出事故亡去。病后的父亲老泪纵横，以前手颤的旧病又复发，三番五次划火柴点不着烟。大妹带着不满一岁的外甥重又回住到我家，沉重的包袱又一次压在父亲的肩上。为了大妹的生活和出路，父亲又开始了比小妹当年就业更艰难的奔波，一次次的碰壁，一夜夜的辗转不眠。我不忍心看着他的劳累，甚至对他发火，他就再一次赶来给我说情况时，故意做出很轻松的样子，又总要说明他还有别的事才进城的。大妹终于可以吃商品粮了，甚至还去外乡做临时工作，父亲实想领大妹一块去乡政府报到，但癌病复发了，终未去成。父亲之所以在动了手术后延续了两年多的生命，他全是为了儿女要办完最后一件事，当他办完事了竟不肯多活一月就悠然长逝。
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前辈子好了后辈子坏，后辈子好了前辈子坏，可父亲的一生中却没有舒心的日月。在他的幼年，家贫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绑票，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每次都是变卖家产赎回，而年仅七岁的他，也竟在一个傍晚被人背走到几百里外。贾家受尽了屈辱，发誓要供养出一个出头的人，便一心要他读书。父亲提起那段生活，总是感激着三个大伯，说他夜里读书，三个大伯从几十里外扛木头回来，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里外的集市上卖个好价，成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头的大小截面，那种“咣咣”的响声使他不敢懒散，硬是读完了中学，成为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此后的四五十年间，他们兄弟四人亲密无间，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后来虽然分家另住，谁家做一顿好吃的，必是叫齐别的兄弟。我记得父亲在邻县的中学任教时期，一直把三个堂兄带在身边上学，他转哪儿，就带在哪儿，堂兄在学生宿舍里搭合铺，一个堂兄尿床，父亲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块睡，一夜几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还是尿湿了床，害得父亲这头湿了睡那头，那头暖干了睡这头。我那时和娘住在老家，每年里去父亲那儿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粮食翻山越岭走两天，我至今记得我在摇摇晃晃的箩筐里看夜空的星星，星星总是在移动，让我无法数清。当我参加了工作第一次领到了工资，三十九元钱先给父亲寄去了十元，父亲买了酒便请了三个伯父痛饮，听母亲说那一次父亲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个城买了一根特大的铝盒装的雪茄，父亲拆开了闻了闻，却还要叫了三个伯父，点燃了一口一口轮流着吸。大伯年龄大，已经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亲应该照看着二伯和三伯走，可谁也没想到，料理父亲丧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殓的那个中午，贾家大小一片哭声，二伯和三伯老泪纵横，瘫坐在椅子上不得起来。
“文化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桔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太阳落山时赶到他任教的学校，父亲已经遭人殴打过，造反派硬不让见，我哭着求情，终于在院子里拐角处见到了父亲，他黑瘦得厉害，才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监管人就在一边催时间了。父亲送我走过拐角，却将缸子交给我，说：“肉你拿回去，我把烟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栅栏门，门很高，我只能隔着栅栏缝儿看父亲，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呆呆站在那儿看我的神色。后来，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了!”放声大哭。父亲是教了半辈子书的人，他胆小，又自尊，他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半年内不愿出门。但家政从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沉沦下来，我们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自留地的包谷还是嫩的便掰了回来，包谷棵儿和穗儿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麦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锅炒了上磨。全家唯一指望的是那头猪，但猪总是长一身红绒，眼里出血似地盼它长大了，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将猪拉到十五里的镇上去交售，但猪瘦不够标准，收购站拒绝收。听说二十里外的邻县一个镇上标准低;我们决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来，特意给猪喂了最好的食料，使猪肚撑得滚圆，我们却饿着，父亲说：“今日把猪交了，咱父子俩一定去饭馆美美吃一顿!”这话极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脚冒雨将猪拉到了镇上。交售猪的队排得很长，眼看着轮到我们了，收购员却喊了一声：“下班了!”关门去吃饭。我们叠声叫苦，没有钱去吃饭，又不能离开，而猪却开始排泄，先是一泡没完没了的尿，再是翘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脚直踢猪屁股，但最后还是拉下来，望着那老大的一堆猪粪，我们明白那是多少钱的分量啊。骂猪，又骂收购员，最后就不骂了，因为我和弟弟已经毫无力气了。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购员过来在猪的脖子上捏捏，又在猪肚子上揣揣，头不抬他说：“不够等级!下一个——”父亲首先急了，忙求着说：“按最低等级收了吧。”收购员翻着眼训道：“白给我也不收哩!”已经去验下一头猪了。父亲在那里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过来蹲在猪旁边，他再没有说话，手抖着在口袋里掏烟，但没有掏出来，扭头对我们说：“回吧。”父子仨默默地拉猪回来，一路上再没有说肚子饥的话。
在那苦难的两年里，父亲耿耿于怀的是他蒙受的冤屈，几乎过三天五天就要我来写一份翻案材料寄出去。他那时手抖得厉害，小油灯下他讲他的历史，我逐字书写，寄出去的材料百分之九十泥牛入海，而父亲总是自信十足。家贫买不起纸，到任何地方一发现纸就眼开，拿回来仔细裁剪，又常常纸色不同，以至后来父子俩谈起翻案材料只说“五色纸，，就心照不宣。父亲幼年因家贫害过胃疼，后来愈过，但也在那数年间被野菜和稻糠重新伤了胃，这也便是他恶变胃癌的根因。当父亲终于冤案昭雪后，星期六的下午他总要在口袋里装上学校的午餐，或许是一片烙饼，或是四个小素包子，我和弟弟便会分别拿了躲到某一处吃得最后连手也舔了，未了还要趴在泉里喝水涮口咽下去。我们不知道那是父亲饿着肚子带回来的，最最盼望每个星期六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有一次父亲看着我们吃完，问：“香不香?”弟弟说：“香，我将来也要当个教师!”父亲笑了笑，别过脸去。我那时稍大，说现在吃了父亲的馍馍，将来长大了一定买最好吃的东西孝敬父亲。父亲退休以后，孩子们都大了，我和弟弟都开始挣钱，父亲也不愁没有馍馍吃，在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买了一盒寿糕，他却直怨我太浪费了。五月初他病加重，我回去看望，带了许多吃食，他却对什么也没了食欲，临走买了数盒蜂王浆，叮咛他服完后继续买，钱我会寄给他的，但在他去世后第五天，村上一个人和我谈起来，说是父亲眼完了那些蜂王浆后曾去商店打问过蜂王浆的价钱，一听说一盒八元多，他手里捏着钱却又回来了。父亲当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贫贫的乡间教师，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贵，但当我在城里每次住医院，看见老干楼上的那些人长期为小病疗养而坐在铺有红地毯的活动室中玩麻将，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在贾家族里，父亲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为小家，小家再分为小家，甚至村里别姓人家，大到红白喜丧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解决。父亲乐意去主持公道，却脾气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许多闷气。时间长了，他有了一定的权威，多少也有了以“势”来压的味道，他可以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竟还动手打过一个不孝其父的逆子的耳光，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为这事我曾埋怨他，为别人的事何必那么认真，父亲却火了，说道：“我半个眼窝也见不得那些龌龊事!”父亲忠厚而严厉，胆小却嫉恶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许多苦头，受了许多难处。当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庭和这个村子的百多户人家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好处，似乎并不觉得什么，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间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灵堂里，看着多少人来放声大哭，听着他们哭诉：“你走了，有什么事我给谁说呀?”的话，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在我小小的时候，我是害怕父亲的，他对我的严厉使我产生惧怕，和他单独在一起，我说不出一句话，极力想赶快逃脱。我恋爱的那阵，我的意见与父亲不一致，那年月政治的味道特浓，他害怕女方的家庭成分影响了我，他骂我，打我，吼过我“滚”。在他的一生中，我什么都听从他，唯那件事使他伤透了心。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出身已不再影响到个人的前途，但我的妻子并未记恨他，像女儿一样孝敬他，他又反过来说我眼光比他准，逢人夸说儿媳的好处，在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喜欢来城中我的小家中住一个时期。但我在他面前，似乎一直长不大，直到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一次他来城里，见面递给我一支烟来吸，我才知道我成熟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同他商量。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又受家庭生计所累，他没有高官显禄的三朋，也没有身缠万贯的四友，对于我成为作家，社会上开始有些虚名后，他曾是得意和自豪过。他交识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贺，当然少不了向他讨酒喝，父亲在这时候是极其慷慨的，身上有多少钱就掏多少钱，喝就喝个酩酊大醉。以至后来，有人在哪里看见我发表了文章，就拿着去见父亲索酒。他的酒量很大，原因一是“文革”中心情不好借酒消愁，二是后来为我的创作以酒得意，喝酒喝上了瘾，在很长的日子里天天都要喝的，但从不一人独喝，总是吆喝许多人聚家痛饮，又一定要母亲尽一切力量弄些好的饭菜招待。母亲曾经抱怨：家里的好吃好喝全让外人享用了!我也为此生过他的气，以我拒绝喝酒而抗议，父亲真有一段时间也不喝酒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说受到报刊的批评，压力很大，但并未透露一丝消息给他。他听人说了，专程赶三十里到县城去翻报纸，熬煎得几个晚上睡不着。我母亲没文化，不懂得写文章的事，父亲给她说的时候，她困得不时打吨，父亲竞生气得骂母亲。第二关搭车到城里见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儿谈论外界的批评文章，我怕父亲听见，让他在另一间房内休息，等来客一走，他竟过来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没事不要寻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了他带来的一瓶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对我笑笑，就把杯子交给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红了，这一次我们父子都重新开戒，差不多喝了一瓶。
自那以后，父亲又喝开酒了，但他从没有喝过什么名酒。两年半前我用稿费为他买了一瓶茅台，正要托人捎回去，他却来检查病了，竟发现患的是胃癌。手术后，我说：“这酒你不能喝了，我留下来，等你将来病好了再喝。”我心里知道，父亲怕是再也喝不成了，如果到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一定让他喝一口。在父亲生命将息的第十天，我妻子陪送老人回老家，我让把酒带上。但当我回去后，父亲已经去世了，酒还原封未动。妻说：父亲回来后，汤水已经不能进，就是让喝酒，一定腹内烧得难受，为了减少没必要的痛苦，才没有给父亲喝。盛殓时，我流着泪把那瓶茅台放在棺内，让我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上再喝吧。如今，我的文章还在不断地发表出版，我再也享受不到那一份特殊的祝贺了。
&&&&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他把年老体弱的母亲留给我们，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他把家庭的重担留给了从未担过重的长子的我。对于父亲的离去，我们悲痛欲绝，对于离去我们，父亲更是不忍。当检查得知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毫无医治可能的结论时，我为了稳住父亲的情绪，还总是接二连三地请一些医生来给他治疗，事先给医生说好一定要表现出检查认真，多说宽心话。我知道他们所开的药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父亲要服只得让他服，当然是症状不减，且一日不济一日，他说：“平呀，现在咋办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父亲。眼泪从我肚子里流走了，脸上还得安静，说：“你年纪大了，只要心放宽静养，病会好的。”说罢就不敢看他，赶忙借故别的事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抹眼泪。后来他预感到了自己不行了，却还是让扶起来将那苦涩的药面一大勺一大勺地吞在口里，强行咽下，但他躺下时已泪流满面，一边用手擦着一边说：“你妈一辈子太苦，为了养活你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只说她要比我先走了，我会把她照看得好好的……往后就靠你们了。还有你两个妹妹……”
母亲第一个哭起来，接着全家大哭，这是我们唯有的一次当着父亲的面痛哭。我真担心这一哭会使父亲明白一切而加重他的负担，但父亲反倒劝慰我们，他照常要服药，说他还要等着早已订好的国庆节给小妹结婚的那一天，还叮咛他来城前已给菜地的红萝卜浇了水，菜苗一定长得茂密，需要间一间。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还要求母亲去抓了两付中草药熬着喝。父亲是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他一直是在悲苦和疼痛中挣扎，我那时真希望他是个哲学家或是个基督教徒，能透悟人生，能将死自认为一种解脱，但父亲是位实实在在的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痛苦的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当得知他在最后一刻终于绽出一个微笑，我的心多多少少安妥了一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母亲在悲苦中总算挺了过来，我们兄妹都一下子更加成熟，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小妹的婚事原准备推迟，但为了父亲灵魂的安息，如期举力，且办得十分圆满。这个家庭没有了父亲并没有散落，为了父亲，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按照乡间风俗，在父亲下葬之后，我们兄妹接连数天的黄昏去坟上烧纸和燃火，名曰：“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黄土坡离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不远，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而我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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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画面& 刘墉
人生的旅途上，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在三十二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在眼前。
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两三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
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他皮袄宽大的两襟之间，那里面有着银白的长毛，很软，也很温暖。
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种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的样子。
傍晚时，父亲更常把我抱上脚踏车前面架着的小藤椅，载我穿过黄昏的暮色和竹林，到萤桥附近的河边钓鱼。我们把电石灯挂在开满姜花的水滨，隔些时在附近用网一捞，就能捕得不少小虾，再用这些小虾当饵。
我最爱看那月光下鱼儿挣扎出水的画面，闪闪如同白银打成的鱼儿，扭转着、拍打着，激起一片水花，仿佛银梭般飞射。
当然父亲也是我枕边故事的述说者，只是我从来不曾听过完整的故事。一方面因为我总是很快地入梦，一方面由于他的故事都是从随手看过的武侠小说里摘出的片段。也正因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踏雪无痕”和“浪里白条”，比白雪公主的印象更深刻。
真正的白雪公主，是从父亲买的《儿童乐园》里读到的，那时候还不易买到这种香港出版的图画书，但父亲总会千方百计地弄到。尤其是当我获得小学一年级演讲比赛冠军时，他高兴地从国外买回一大箱立体书，每面翻开都有许多小人和小动物站起来。我始终记得其中的画面，甚至那涂色的方法，也影响了我学生时期的绘画作品。
父亲不擅画，但是很会写字，他常说些“指实掌虚”、“眼观鼻，鼻观心”之类的话，还买了成沓的描红簿子，把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笔地描。直到他逝世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练毛笔字，都觉得父亲的身影，站在我的身后……
父亲爱票戏，常拿着胡琴，坐在廊下自拉自唱。他最先教我一段《苏三起解》，后来被母亲说：“什么男不男、女不女的，怎么教孩子尖声尖气学苏三？”于是改教了大花脸，那词我还记得清楚：“老虽老，孤的须发飘，上阵全凭马和刀……”
父亲有我时已经四十多岁，但是一直到他五十一岁过世，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母亲的床头。八十二岁的老母，常仰着脸，盯着他的照片说：“怎么愈看愈不对劲儿！那么年轻，不像丈夫，倒像儿子了！”然后她便总是转过身来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早死，只怕你也成不了气候，不知被宠成了什么样子！”
是的，在我的记忆中，不曾听过父亲的半句斥责，也从未见过他不悦的表情。尤其记得有一次蚊子叮他，父亲明明发现了，却一直等到蚊子吸足了血，才打。
母亲说：“看到了还不打？哪儿有这样的人？”
“等它吸饱了，飞不动了，才打得到。”父亲笑着说，“打到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
三十二年了，直到今天，每当我被蚊子叮到，总会想到我那慈祥的父亲，听到“啪”的一声，也清晰地看见他手臂有被打死的蚊子和殷红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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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象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代，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灯心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象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由于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做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谁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做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的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一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经我提醒，才没有买去做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激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代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代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样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代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代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代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词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对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电影发明了才一百年，相术还不能归纳它，但也难说，靠电影发迹的明星大部分与相好有关。
　　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我向父亲请教其中原因，父亲说，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我亦对电影剧本必须文学化不赞同，父亲说，那你叫只懂章回话本的审查者怎么明白你要拍什么呢？我于是明白父亲是知其难为而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亲常常愤怒于父亲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亲，某种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对他们意味着放弃，于是，死亡就显现了。
　　纽约大雪，美国不大兴送人到门口的，所以夏阳在门外挥手，令我错觉，以为已身处北京，转头便可去医院看父亲，互相说笑话，于是父亲大笑，而且说：洗澡把。
　　《红楼梦》结束于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不似曼哈顿街头如斯散乱。
　　父亲三月二十日去世，因为太平洋上那条人为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迟到了一天。
　　火化前，来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亲消失者，这使得父亲像一个军人，但父亲只是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夏天，用布围住院子的角，提水来洗；冬天，公共澡堂像医院，等叫到才挤得进去。父亲年纪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晕倒。在热水里，父亲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这时想问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亲凡开会住可以洗澡的旅馆，必通知许多同命运者去洗澡，然后大家头发湿湿的坐下来谈洗澡以外的各种事。父亲住医院，也如此办。护士对湿头发的探视者并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国从上古就是与身体最密切的事，除了饮和食，而且严肃到与心有关。汉以后，日本学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亲访问日本回来后，我问观感，父亲说：随时可洗澡；再问观感，说：胜得好惨。虽然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亲的后事，北京电影制片厂遣专人协助，各地电影制片厂仍欲来人，母亲说不出的感激，一一谢绝，吴天明还是从西安电影制片厂遣人助理，此时他环臂立于灵堂之外，不发一言，陕西人是自古见中国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这个书生生前做过什么，希望什么，遗憾什么。
　　我与大哥去捡拾父亲的骨殖，焚化炉前大厅空空荡荡，遍寻不着，工人指点了，才发现角落里摆一铁箕，伏下身看，父亲已是灰白的了，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
　　父亲的像前无以祭，惟有《电影的锣鼓》、《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这几本他的心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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