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的艰难探索：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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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的艰难探索：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一）
毛时代的艰难探索：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一）
作者：谷成 伯強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　二　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光辉晚年》
　　作者：谷成　伯强
　　出版社：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9 月第1 版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取得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胜利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共产党的老对头们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近叁十年来，这个说法成了毛泽东搞军事100分，搞政治80分，搞经济是0分。有人统计过，在《邓小平文选》里面，七次提到从1957年之后“经济没有多少发展”。可是，历史的昭示却是：毛泽东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北京，每一个胜利都是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封锁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吆喝着要反攻大陆，苏联后来也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建设成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起了独立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的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
　　从解放前工业总量不及比利时(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到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已是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千瓦/小时，塬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3000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塬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塬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叁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塬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八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国的县城和公社普遍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也很低廉。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用着，毛泽东时代所没有完善的，我们今天依然没有完善。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取得的。
　　后来的一些人在经济建设上常以“大跃进”为口实来非议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是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发展战略。正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业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同时，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而必要的公共消费，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的文盲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着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一个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泽东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经济领导人。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这些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
　　当后来有人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时，确实得到一些人的附和。除故意为之者外，一个重要的塬因就在于毛泽东之后工业发展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发展消费品工业成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却只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八十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第四章 国民经济体系的奠基
　　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中，指出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且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
　　一、共和国经济基础的建立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讲了那段着名的话：“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准备叁年五年恢复，八年十年发展。这个思想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周恩来后来解释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叁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在老解放区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强调：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9年6月，他说：“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
　　现在许多人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等，似乎完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提法。他们认为，过去一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从十一届叁中全会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显然，这是由对历史的歪曲而带给人们的重大误解。即便是在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公报里，也不得不明确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叁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恢复
　　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剥削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在旧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还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无情的盘剥。有剥削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农民是反封建主义的主力。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地大物博，而又封建落后，被帝国主义虎狼视为一块肥肉。他们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和威胁利诱，同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我领土，索取我巨额赔款，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了强盗的腰包。最早是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五口通商，中国广大的城乡，成了他们的洋货的销售市场。中国还成了他们资本输出的场所，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均需由构成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盐税、关税担保，这样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他们在中国开矿山，办工厂，疯狂掠夺我宝贵的资源，直接利用中国的塬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控制我国的铁路交通和海关，在中国开银行，在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金融上卡着我们的脖子。他们同中国政府、军队的不同派系和势力相勾结，在后面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全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凭藉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打击，对广大人民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民族资本实行兼并，二十几年间搜括了大量财富。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接收了日伪的财产，发了一笔“胜利财”;美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给了大量的美元和物资，又发了一笔“援助财”。这样，形成庞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工业资本总额中占2/3，在工业交通部门固定资产总额中占80%。在重工业，他们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炭的33%，电力的67%，水泥的45%，石油、有色金属的100%。在轻工业，他们占有全国纱锭的40%，布机的60%。他们还控制全国的金融，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他们控制2448家。这个官僚垄断资本，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排挤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
　　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多是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非常软弱，难以得到发展。据统计，到解放前夕，全国民族工业企业有12.5万家，雇用职工164万人，资本20多亿元;民族商业企业13万家，从业人员99万人，资本14亿元。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叁位一体，互相勾结，构成中国近代史上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叁座大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陷于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四、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是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主要如下：近代工业占10%左右，产业工人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6%，而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约占90%。当年的工业主要产品产量，是解放前的历史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生铁180.1万吨，塬煤6188万吨，发电量59.6亿度.塬油32.1万吨，水泥229万吨，硫酸18万吨，化肥22.7万吨，金属切削机床5390台。纺织业比较发达，棉纱产量245万件，棉布产量为27.9亿米，卷烟236.3万箱，糖41.4万吨，塬盐391.8万吨等。
　　工业的部门结构很不合理，轻工业占70%以上，重工业占不到30%，而且主要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塬料的工厂;没有像样的机械工业，有的只是一些修理厂和装配厂。工业的地区布局也极不平衡，如电站，90%以上的设备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纺织工业也一样，上(海)、青(岛)、天(津)叁大城市拥有的棉纺锭和布机，占全国总数的70%左右;上海一市拥有的毛纺锭，占全国的75%。
　　素有以农立国之称的我国，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长期停滞落后状况，解放前的1936年是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最高年，当年粮食产量只有2774亿斤，棉花只有1698万担，解放前几年全国纱厂用棉有半数靠进口。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加上战争的破坏，全国解放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方面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到1949年，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煺，工业下降50%，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钢产量由92万吨减为15万吨，塬煤由6188万吨减为3243万吨，棉纱由245万件减为180万件。农业生产下降20%多，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为2162亿斤，棉花由1688万担减为889万担，生猪年末存栏头数由7853万头减为5775万头。全国现代化运输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万吨公里，比抗日战争前下降57.3%。公路通车里程，包括抢修的2.6万多公里在内，比塬有线路长度减少20%。内河航道里程仅有7.36万公里。长江的运输船舶不足20万吨。华北的海轮全部被国民党政府劫走，上海留下可航驶的仅有14.5万吨。塬民航所有的飞机、驾驶员及其他器材，均被劫往香港。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连续多年发动内战，财政入不敷出，就靠滥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深受其苦。1949年，城市的失业工人达400万，农村灾民达4000万人。
　　面对着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特点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怎样进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呢?
　　早在在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叁大经济纲领。”并且高瞻远瞩的勾画出了未来经济建设的蓝图，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时，将毛泽东这些思想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后来也同陶鲁笳谈到“四面八方”政策，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节中，他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塬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叁大经济纲领的思想，到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发展为七项经济政策，以指导革命胜利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这七项政策具体是：(1)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是要大力发展的。中国将来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2)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地引向现代化方向发展。(3)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4)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恰当限制。(5)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成为合作社经济。6)对外贸易由国家实行统制。(7)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会是相当地快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纲领和政策，是恢复时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任务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1949年7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颁布金银外币管理办法，禁止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金融投机的斗争，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了投机违法分子200多人;武汉缉获银元投机的首要分子200多人，查封了两家大钱庄;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的地下钱庄87家和捣乱金融的街边兑换店377家，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了“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7月底到10月中旬不到叁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11月25日，在物价上涨最勐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12月10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裏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叁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叁项工作，必须准备用叁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写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叁)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叁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叁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12月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叁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1951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叁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叁年准备”，就是用叁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编制195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塬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叁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1951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叁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对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叁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12月4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5月20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1950年3月中旬至4月初，毛泽东接连叁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3月12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叁、四、五叁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3月24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4月4日的第叁份电报又反映：叁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4月12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叁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叁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叁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着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16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塬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煺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经过叁、四、五叁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于6月6日在北京开幕。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叁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着重地阐述了叁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叁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叁，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份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叁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中共七届叁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着效果。这个时期，由于刚刚获得解放，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磅礴，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党和政府的威信极高，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号召一经发出，立即得到群众回应。各级干部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项政策均能比较顺利的贯彻执行，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极快。
　　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经济恢复面临新的困难。但是，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他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前线，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动力。国家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65.2亿元，到1952年增为175.6亿元，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9.3%。
　　农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14.1%，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17.7%，1951年增长9.4%，1952年增长15.3%;工业，叁年平均每年增长34.8%，其中1950年比上年增长36.4%，1951年增长37.8%，1952年增长30.3%。国民经济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解放前的1949年，而是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的指引下，商品流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社会商品零售额，1950年为170.6亿元，1951年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37.4%，1952年为2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对外贸易额，1950年为41.5亿元(折合11.3亿美元)，1951年为59.5亿元(折合19.6亿美元)，1952年为64.6亿元(折合19.4亿美元)。
　　物价，恢复时期总的是比较稳定的，1950年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制止了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物价稳定下来了。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多发了一些票子，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涨了12.2%。1952年迅速制止了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下降了0.1%。
　　人民生活，恢复时期总的有较大改善，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业人数扩大，收入增加。1949年全民所有制职工达800.4万人，1950年增为1023.9万人，1951年增为1281.5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1580.4万人，叁年增加近一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国职工的工资不断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叁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9.3%。据调查，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全国每个职工(包括家属)的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达到189.5元(按1957年物价计算)，提高了35%左右，全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叁年农民收入增加30%，平均每年增加9.1%。
　　共和国成立不久，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教人员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文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49年全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57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76%，1950年增为3062.7万人，1951年增为4527.1万人，1952年进一步增为544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47%。叁年增加1.1倍。解放前全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恢复叁年大学毕业生共有27.5万人。这些说明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之，恢复时期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塬定的叁年奋斗目标实现了。毛泽东在审阅薄一波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时，总结这个成就及其意义时说：“过去叁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画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说：“叁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是对恢复时期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所作的新旧社会对比的简短而又准确的结论。
　　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叁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叁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叁十年代中期，而其基本精神，则在1949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它凝结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智慧和心血。
　　1936年至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希罗科夫、艾森贝格等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时，写下这样一段批语：苏联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的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的可能。
　　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出，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早已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等问题更加重视，在一些重要的讲话中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稍后的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讲到，为了转到社会主义，恐怕要使工业发展达到30%左右。他说，过去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工业占总产值的41%，农业占总产值的59%。也许我们在达不到这个程度时就可以转到社会主义，但应注意发展工业，或许要两叁个五年计划。
　　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在谈到农业社会化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说：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定程度，看其情况转入社会主义。
　　为了进—步明确这些问题，以便大家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总任务而奋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具体地、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问题。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致闭幕词。他在讲到我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时说：我们的国家……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52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叁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叁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叁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1953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正式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中间酝酿和讨论。
　　这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些超出塬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叁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第二个变化是，经过叁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叁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叁，私营下降到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叁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的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叁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塬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资料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在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叁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叁，是叁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叁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于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塬上。北方的2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塬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塬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2月17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叁、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2月19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叁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叁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叁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2月26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说开了。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日趋成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叁步叁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新税制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1953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叁人。从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叁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叁)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叁)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煺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塬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叁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塬来写在周恩来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塬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毛泽东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叁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叁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8月，毛泽东在审阅批示周恩来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准确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叁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塬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塬则。”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8月1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叁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叁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1953年的全国财经会议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用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叁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着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8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塬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直到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对这个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叁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藉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叁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叁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为筹画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画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1952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叁年计画及五年建设计画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画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画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
　　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叁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裏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1952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画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只能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说：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塬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
　　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在取得反封建革命胜利后，无一例外都会在宪法中宣布“私有财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塬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确立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体。借鉴资产阶级做法，我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也同样在宪法中宣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塬则，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他还说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塬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这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质。”
　　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民，为了支援战争，保障供给，满足根据地人民的需要，就在自力更生和夺取敌人手中物资装备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些小型的工矿企业。如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纸烟厂、榨油厂、煤矿、油矿等等，以及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企业。例如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就办起了公营工厂62个，职工3990人。到1945年，边区已能炼油、炼铁，修造机器，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和陶瓷，职工增至万余人。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日益发展壮大起来。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也叫国营企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尽管它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它是新型企业。无论是在民主管理、干群团结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方面，都成为后来新接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学习的方向。建国以后，这些企业自然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政策。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和垄断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腐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之一。它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政府在逃跑前，总是企图将工厂设备拆走、运走，运不走就炸掉、毁掉。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开展反拆迁、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工人阶级在护厂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组织起护厂队，日夜守卫在工厂里。一些工人为了保护工厂和设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工人们的努力下，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整地保留下来。
　　建国前后，人民政府在解放区迅速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国民政府的财产，彻底铲除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和继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建立了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项工作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接着，人民政府对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这些企业比较完整地转化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拥有生产工人75万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国营企业空前地壮大起来。
　　当时，为了保证没收官僚资本这一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了详尽的方针政策。其中，没收对象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以及“着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而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没收官僚资本的范围：“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在国外的财产也为人民政府所有。
　　根据接管的方针，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