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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杂毛吃了，现在中国农村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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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死掉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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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的农村国庆六十周年的假日，我是在农村的家中度过。这里没有一丝节日中喜庆欢乐的气氛，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不公，让许多人陷入了无助与绝望。一张张麻木机械的面孔上，已经隐隐的流露出死亡的阴森和恐怖。而在这背后，似乎正孕育着一种足已改变和毁灭一切的力量。一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母亲说：“你去看一下伟国吧！他在广州打工时右手被机床切断了，前几天刚被警察遣送回家。”伟国是我的邻居，我们同岁，从小玩到大。由于这些年他一直在广州打工，即使春节也很少回家。所以我们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在五年前他结婚那次。我见到伟国时，他看上去消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一大半。他的右臂裹着沙布，正躺在床上输液。而那只右手，已经没有了。“听婶子说你国庆时要回来，昨晚听到外面汽车响，我猜可能是你回来了。”伟国看到我时，从床上坐了起来说道。“我身体没事，就是这只胳膊回来时在火车上感染了，现在有点化浓，医生说输两天液体就好了。”当我问起他的身体时，伟国说道。伟国在广州的一家机械厂打工，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出事那天，由于老板急着发货，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当时太累了，可能有点精神恍惚。一不留神，手就被机床卷了进去。”伟国对我讲述那件使他失去右手的事故时说道。“由于那台机床是刚化一百多万买来的新机器，所以老板不让别人拆，只好等找来工程师后再拆，那会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把我送到医院时，医生说要把那只手接上，至少得二十多万，而且不一定能接的活。老板听过这话后，就没了人影。”“我在医院躺了一天。最后医生说那只手必须切掉，要不整条胳膊可能都保不住。没办法，我只好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伟国向我讲述这件事时，显的很平静，就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一样。倒是他的妻子，还有父母，在一旁一直不断的低声抽泣。伟国出院后去找老板，老板只同意担负三万多元的医疗费，另外给他二万元的赔偿。他没答应，为此找了许多部门，但都没有结果。后来迫不得已，他只好采取跳楼这样极端的措施，希望引起别人的重视和关注。可没想到他却因此上了派出所的黑名单，成了影响当地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在国庆节临近时，他被警察遣送回家。当我问他还会不会回广州，继续去讨个说法时。伟国说：“能找的我都找过了。没用！这就是命，我认了！”二建林叔今年去上海打工了。我这次回家后，经常听村里人说起这事。90年代初，建林叔到西安打工，结果被人骗到了一家黑砖窑，整整干了两年，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而且由于一直试图逃跑，他还遭到了多次毒打。后来砖厂要转包给别人，他才被放了出来。而那个砖厂老板，连路费也没给他。建林叔只好靠讨饭为生，从西安一路走着回到了家。建林叔回来后，曾当着村里人发誓：这一辈子他要再去城里打工，就死在外面永远回不来。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外出打工。因此，村里如果有年轻人在外面找不到活干，回到了家。家里人就会安慰说：没事，你建林叔这些年一直没外出打工，也没见到饿死。没想到建林叔会在今年外出打工。听母亲说，建林叔因为儿子上大学，这两年欠了不少外债。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被媒体曝光，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但这相对于建林叔当初在西安的遭遇，这已经晚了十多年。三村里的小学就要被撤消了，并到乡里去。父亲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你们那会上学时，学校里要一百多个学生。现在学校就剩十几个学生了。”我问起学费的问题时，父亲说，“现在小学学杂费是不用交了。可你姐这两个孩子，今年学校统一打流感疫苗，每人就收了100元，跟以前的学杂费也差不多了。”“就这，听说还是国家负担了百分之五十，给每个学生交了一百块。要不一支疫苗就得两百块，比以前一年的学杂费还贵。”母亲补充道。四这些年来村子里人与人的关系变的越来越紧张。而且像赌博、偷盗、打架、投毒、放火等这些事，现在也屡见不鲜。听父亲说，前段时间邻村还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因为没钱上网，就去邻居家偷，结果被这家的女主人发现了。于是就随手拿起一把斧头，将这个女的给砍死了。现在村子里人们如果发生了纠纷，不是去找村委会解决，也不是到法院解决。而是找一些黑社会的人出面进行调解。父亲在谈起这事时说：“有几个黑社会老大，处理起事来很公平，大家也很信任他们。村里谁与谁有什么纠纷，都喜欢找他们来解决。”当我问起假如有人对处理的结果不服的话，会怎么办时。父亲说：“怎么办！只要是人家处理的，没有人敢不照办。”五我去县里办点事，顺便跟以前的一个同学一起吃了顿饭。他现在在县里的中学任教。在谈起他的学生时，他感叹道：“现在就连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好多也都跟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钩达在一起。在外面不是偷就是抢，像土匪一样。而且同学之间打架时，动刀的也越来越多，去年就有一个同学被另一个同学扎成了重伤。更有甚者，前段时间还发生过几个男同学，威逼和教唆一个女同学卖淫的事。”在谈到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时，他说：“好多学生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家里根本没人管教。一有时间就去网吧、舞厅等一些场所。”“最重要的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和风气越来越坏，就说咱们这里，如今黄赌毒也是样样俱全。前些日子县里还来了一个跳脱衣舞的表演团，结果十里八乡的人都跑来看，就连门口也给挤的水泄不通。这些已经不是那个学校和老师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六我见到富兴时，感觉与去年春节我们那次见面相比，他简直判若两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十多岁。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去年那种神采弈弈、活力四射的样子。看上去目光呆滞，精神萎靡，就连走路的动作，也变的疆硬迟缓。偶尔抬起头跟别人打个招呼，对他似乎都是那么困难。这很难让人相信，他其实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富兴是我小时候村里那群伙伴中的一个。不管是上树、爬山，还是游泳摔跤，那会儿我们很少有人能赢他。记的在中学时，我的脚崴了，没法骑自行车上学。所以每次从家里到学校，来回都坐他的自行车，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谈起富兴的境况时，母亲说：“富兴今年遭受的打击够大的。他在深圳打工，三月份的时候，把媳妇跟儿子也都带了过去，他儿子才一岁多一点。结果去了不到一个月，儿子就被两个女的从他媳妇怀里给抢走了，他们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儿子没找到也就算了，可没想到他媳妇却跟深圳的一个男的钩达上了。现在也不回家，闹着要跟富兴离婚。”“富兴的母亲以前在我面前还提到过你，说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了，连个媳妇也带不回来。这下可好，她儿子连从家里带出去的媳妇，也带不回来了。而且连她的孙子，也让人给抢走了。”七我回家后正好赶上村里一个叫开平的小伙结婚，他付给新娘家的彩礼就高达六万多元。其中四万多元是他五年来在外面打工挣的，两万元是找朋友担保从银行贷的款。一年以前，村里的年轻人迎娶新娘的彩礼，为四万元。开平的父亲是在两年前得病去世的。村里人都说他的病当时其实是可以治好的，但因为要给儿子娶媳妇，他不愿意为自己多化一分钱。所以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让家人告诉儿子自己的病情。当时他身边还有开平在外面打工寄回来的两万多元，而这些钱直到他死，都分文末动。结婚那天，开平将新娘迎娶过来后，带着去了父亲的坟墓。在父亲的坟墓前，开平放声痛哭。　 　八这次回家又见到了转娃。她住在村子里一间被废弃的房子里，仍旧靠讨饭和政府一点点微薄的救济为生。转娃略微有点痴呆，所以村子里的人不管大小，都直呼她的名字。转娃的家以前虽然清贫，但却是一个完整的四口之家。她有一儿一女，还有个走起路来腿脚有点瘸的老公。八十年代后期，在一次去乡里赶集时，转娃已经长到七岁的女儿，被人贩子从她身边拐走了。九十年代后期，转娃十六岁的儿子，在去外面打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2006年，转娃的老公病逝，下葬的时候连一口棺材也没有。我在家的那几天，转娃偶尔会到我们家门前讨饭。每当我递给她几个馒头后，父亲总会说：“这种人不值的同情，肯定是上一辈子造孽了。老天爷现在在惩罚她！”九村子里有两个去西安打工的小伙，在火车站被一个传销组织骗了过去。他们被绑起来关在一间小屋里，遭到了传销组织人员的一顿暴打。然后，传销组织让他们给认识的人打电话，说可以帮助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让每个人带上五千元的押金过来。他们给村子里好几个人打了这样的电话，最后有三个人赶了过去。结果这三个人也被传销组织同他们一起关了起来，身上的钱财都被洗劫一空。即使这样，传销组织也没有释放他们五个人，依然要求他们给别人继续打电话，骗更多的人来。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晚上挣脱了捆绑自己的绳锁，从四楼窗户外的下水管道爬了下去，才得已逃脱去报警。等警察赶过来将其他四个人解救出来时，传销组织的人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十以前村里人渴的是泉水，现在渴上了自来水，不过自来水的水源却来自河水。我很担心自来水的水质。因为尽管有自来水公司对水质进行净化处理，但其实只有一道工序，就是往水中随意的添加一些漂白粉。村里人还保持着饮用生水的习惯。听母亲说，今年六月份时，村里有人在田里收完麦子后，直接将嘴对着水龙头喝水，结果一条小的毒蛇，正好顺着水龙头里的水，进到了那人的嘴里，将他咬伤，中毒而死。十一我家院子里有一颗大的桃树，在我回家的那几天，桃子已经熟了，好多都掉到了树下。我问父亲，家里人吃不完，怎么不给村里其他人摘一些送去。父亲说，现在各家各户早就没有了这样的习惯。十二在村党支部的门口，有一个杂草丛生的场地，里面有两个用木杆树起的篮球架。场地的旁边，有一个用石灰和砖头砌成的乒乓球台。村里人说这是政府划拨的四万多元，搞的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设施。十三在我回城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看望子功叔。子功叔是村里的党支部主任。当我对村子的建设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后，子功叔说：“叔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你对咱们村有这么深的感情，叔打心里感到高兴。我想，你在外面也好几年了，对现在的社会，应当比叔看的明白。”“如今是什么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历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吞出肯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吞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着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象征和标志。”“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个社会不同情弱者，人们可以踩着你的身上狂欢，但你不能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和哭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你我能改变的，你连是回去后好好干你的工作吧！”十四在我回城的路上，长途公共汽车内的录像中，在播放一段东北二人转。里面男女主人公插科打诨动作和语言，不时引发车内人们的一阵笑声。其中有句台词唱道：&& “天苍苍，野茫茫，我们一起当流氓。”苏北一行政村之现状l我属于80后，于大集体之前的农村经济没有什么大的印象，但是从我记事起到现在，家乡农村之变化还是了然于心的。变化之一：水利不兴幼时，印象之中，沟渠分明，排水沟连通每块田地，渠连接到小河。排水很顺畅，还记得有一年大水，我家门口我都可以游泳了，但是半天之后，水退了，虽然渠里还是满的，但是田里已经没什么水了。现如今，由于搞了承包，沟渠再没有人去管理，沟被平了种上玉米，棉花，渠几乎与路齐平，当然也种上了黄豆之类的粮食。今年夏天一场大雨，结果水在田上三尺，水比棉花还高，2天后水还是没有能退去。沟渠没有，与河没有连接固然是一方面，河道多少年没有清淤拓宽也是一方面，整个河道长满芦苇，想要顺畅地排水，基本是妄想。所以今年我家棉花一共卖了80块钱，种子钱就80，农药人工还不算在里面。整块地的花生只收了一小篮子，玉米基本颗粒无收。全被淹了。变化之二：邻里关系变差还记得小时候大家都是互相帮忙，谁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关系都很好。我还记得我有次上学回来，家里人都在外面，要下雨了，而晒场上还堆满了刚收的玉米，玉米一点也不能淋雨的，我还小根本收不动，邻居家都来帮我家收好了，盖好了薄膜。那时候的人际关系真是很融洽。现在却变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么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别家一个庄稼，要骂上半天街。为了田里你家多种一行玉米，他家少种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后他家也种上一行，于是排水沟、田间小路就这样没有了。变化之三：生病没有敢看由于取消的赤脚医生制度，而现在的合作医疗缺点也很大，在看病贵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去看病，一般都是买点药随便吃吃就好。现在看病时开药一次只能报15块，住院的情况下，大概能报个60%，但是还有40%还要自己负担，在农村没有外出打工支持的家庭，一般正常年收入在2000左右，一年的钱不够一个人住一次院，所以好多人小病熬成大病。变化之三：环境恶化还记得小时候放学回来做的第一件是拿着钓鱼竿去钓鱼，屋后就有小河，一般在家人回来之前可以钓个7-8条鲫鱼，一家人的晚饭菜就有了，现在屋后的河整个长满芦苇，水不过尺深，淤泥可能有半人深了，没有鱼，连最不怕脏的龙虾也没有。曾经举目望去，绿树成荫，家门口就有个小树林，道路两旁都有高大的水杉，现在小树林不见了，道路的水杉也不见了，大风刮起，路上漫天灰尘。农药的大量使用，使生态系统也遭到破坏，现在基本听不到青蛙叫，看不到蛤蟆，鸟儿也很少，而虫子逐渐适应了药水，一年比一年多，所以农药的使用也越来越重。现在老家得癌症的人年年增多，我不晓得是不是与农药的大量使用有关，不过没有证据，我也不能瞎说。变化之四：村委会名存实亡集体还在的时候，给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每条路虽然没有用水泥，但是也是用砖头泥头夯实了，路边的草也给锄得干干净净。现在虽然也有自来水，但是听说以后要吃统一供水，村里的自来水不允许使用，要使用卖给私人的镇上的自来水厂的水。而村委会现在的任务基本就是收费，谁家需要盖房子了，他来收3W块，当然是没有发票和收据的，不然你家盖房子就是违法。村委会的大喇叭现在宣传的也都是一些招工广告，更有甚者，连卖虚假产品的也敢让在村委会的院子的宣传。比如80块的金项链，25块的高压锅等等不一而足。而对于明显有迷信及反动特色的“香功会”却不制止村民参加，开“香功会”把农民的田地糟蹋面目全非的时候，也不站出来给收损失的农民提供支持。村委会的选举也是个笑话，反证我们家是多少年没见过选票了。都是镇上定好，所以他们都在整天往镇上跑，不到农民中去，不去调查群众需要的，不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因为呵护好镇长才能保住乌纱帽！变化之五：留守问题严重现在还有点体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农村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2个老人在还能动的时候种着地，带着孙子（女），而这些老人由于文化不高，对孙子辈的学习根本帮不上忙，导致现在农村小孩子的学习成了很大问题，再加上现在毕业基本等于失业，农村小孩子靠学习跳出农门的路基本堵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又一代的打工仔。青壮劳力出去打工，一些留守妇女在家，也出现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好在家乡风气还算好，这个问题不算太严重，但是在花花世界的吸引下，与自家收入的对比，难免以后会严重。变化之六：丧失信心这点我曾经和邻家哥哥交流过，他现在34岁了，和父亲一起在上海打工，熟称“站木行”，每次说到前途，他就有点迷茫与沮丧，他说他还能这样卖命地干最多10年，10年后，最多还能向他父亲一样给人家看个大门什么的，一年收入5000块，现在小孩子成绩也不好，不晓得等他干不动了，他家儿子是不是也要向他一样受累。现在家里收入全靠他和他父亲打工获得，一年大概能赚个2W块，除去开支，能余1W5左右。这些钱还不晓得够不够小孩以后上学。说到这里，曾经带我一起上学，背我过小河的哥明显的眼红了。。。。。。变化之七：农业收入增长不多国家给农民减免了农业税，但是还有上缴是要交的，还有别的地方政府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交，当然，比起前几年种地亏本来说还是有了改善。但是还是要看到一些缺点的。农作物现在基本靠天收，灌溉渠消失了，互助排涝也消失了，我们在城市里吃的农作物价格不低，但是在地头实在低得难以让你想象，比如说青椒，城市里基本在2块以上，而在老家，听说送到收购点，便宜的时候5分一斤，农民卖到50元需要1000斤，而这些都是留守的老人去种去卖，他们的体力够吗?再如去年蚕茧，听说某户人家，蚕茧卖了800元，蚕结茧时请人帮忙花了600元，如果除去别的成本，不晓得能收入多少？现在基本一户人家纯农业收入大概一年是2-3Q左右，当然还是年成好的时候，在考虑到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农民增收是有限的，所以才会有南通的被小康。而现在看到的农村的小洋楼，都是靠在外面打工用血汗钱盖起来的。变化之八：村办企业全部消亡当年村里也是有几个厂的，效益也不错，那个时候集体的公积大概有几十万的余额，我们组就有好几万公积，但是现在，我们组就有几十万的亏空，整个村就不晓得有多少了，虽然喊着账目公开，但是也没见公布过。现在村里没有医疗费用的付出，没有大修水利，除了修了几条砖头路，别的也没有大的开支，怎么亏空就难以明白了。由于水平有限，我想到的只能有这么多了，但是农村逐年的没落却让我想起就不由地心痛。想到生我养我的土地变成这副模样，我便整夜难眠。义愤填膺中写下此文。[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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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污有之家乡,过于极端,看法不全面!但三农问题要引起全社会重视,农村不富裕,国家就谈不上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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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1 &&
三十年累积的财富很大一部分就是剥削了广大的农民弟兄姐妹应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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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02 &&
毛时代累积的一点点财富基本上是剥削了广大的农民的劳动所得,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统购统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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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46 &&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祸害无穷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刘桂阳中南海外贴标语“打倒人民公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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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50 &&
国庆我也去农村了，看来看去，真TMD愤怒，农民的生活恐怕还比不上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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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37 &&
这世界变化真快，一夜之间、宣称热爱农民的爱心人士如春天的竹笋，并且这种爱心在网上到处流传，更有部分人害怕自己的爱心没有说服力，把已经故去的毛泽东主席抬出来，充当自己爱心的代言人，吃怕了明星代言的奶粉一样，笔者还得仔细看一看其中有没有添加害人的三聚氰胺。农民的地位低下，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农耕社会，农民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石，但因为地域的分散性、生产的分散化以及知识，注定了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分散力量，这正如做布朗运动的分子，除了分子本身的压强，社会感受不到其他压力。但当替天殉道的时机来到，农民因为土地的流失变成流民，这时又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当建立新朝的马前卒，如果成功、有限的个体成为新贵，如果失败，那就大部分被斩杀，农民只是一个个被操纵的木偶，随着外力的消失，仍然回复到原点。毛泽东开国后，为农民的“贡献”有目共睹，笔者可以一一道来，比如扫盲、比如农村合作医疗、比如兴修水利，但是这种贡献应该是毛泽东政府的天职，如果没有毛泽东而是一个李泽东或者就是林彪，难道就不做一些泽被后人的丰功伟绩？笔者、作为农民的后代，决不会为毛泽东应尽的责任进行感恩戴德的，毕竟、我的长辈交了租税，况且伟绩的真正实施者还是农民，如果大手一挥，就需要感谢，那除了手有残疾，谁都会挥！但奴隶社会是个例外，奴隶是应该为自己得来的残羹冷进行跪拜谢恩，笔者毕竟身处二十一世纪的和谐社会，笔者的膝盖还没有锻炼成弯曲的膝盖，如果真的弯曲，那也是膝盖使然，无关个人心智。当然这牵涉到现代公民社会及公民政府议题，太先进，某些石器时代的人难懂，还是看一看毛泽东在农民身上烙下的另一面。毛泽东开国后，在农村实行了如下典型政策，首先是不同于城市的农村户口政策，农民外出需要介绍信、也就是良民证。其次、土地收归集体，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其三、实现农产品代购代销，不允许农产品自产自销。其四、把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参与各种名目繁多的运动。农民自身的地位，除了自己的知识，其他的决定因素还包括迁徙自由、生产资料的物权、生产产品买卖自由，进入权力结构的通道。农民有迁徙自由吗？外出需要介绍信，村里的或者村支部的，但又能走多远呢？口袋里的银子决定了农民行走的尺度，但银子从何而来？不能外出务工、没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可卖，工作的报酬是记的工分，除了年终决算，平时是拿不到银子的，而年终决算除去自己购买的口粮外，又能拿到多少真金白银？农民迁徙还决定在一张有形无形的纸上，那就是户口，这是真正的枷锁，这个枷锁牢牢的拴在农民脚跟上，这个锁链即使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仍然在农民的脚上，唯一不同的是链条长度，当然、还可以像奴隶那样赎身，可以用钱去掉农民的身份，这就是毛泽东对农民的最大恩赐，农民生产资料主要就是土地，土地在那里？在人民公社或者大队里，那农民不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股东，实际上，行似而实不是。第一、各级大队和公社的头头脑脑，农民没有举手权，只有接受权，农民当然可以监督，但得有胆量，毕竟那些个头头脑脑是毛泽东拳头的神经末梢，弄不好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主席，这个罪状公社书记是可以随便安在那个人的头上的，又是大罪，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其二、大队和公社作为两级管治工具，实际上就是一个管理机构，权力来自上面、命令来自上面，是为上级服务的，至于农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除非想当现行反革命、想挨批斗或者进监狱。所以，作为农民只要按照上面的意图办事即可，不需要有其它任何想法，有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产品，毛泽东时代实施的是代购代销的政策，表面看对农民有利，因为农民只要生产就是了，这对于小农经济而言，免去农民到处寻找销路的困局，但是，更为有害的是，农民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无论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还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生产资料或者日用品，都是官方的不二价。根据已故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估算，就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二十多年就有五千多亿，还不包括农民对各种大型建设的义务劳动，孙冶方先生计算的价格可不是现在的人民币，原来的一个可要顶现在的十个。某些人吹嘘的工业化实际上踏在农民脆弱的肩膀上实现的，当然把这个引以自豪的工业化问题留待后面分析。农民的出路在那里呢？当然可以招工招干，但问题是招工招干首先需要指标，而指标倾斜的是城市，这是有序列号的，在本来僧多肉少的场合，真正决定的力量还是关系。再就是当兵，为国家当炮灰，即使为国家当炮灰也得凭关系或者自己特别过硬的素质，这些素质包括但不限于出身、身体条件、文化程度等等，偶尔的幸运者也有，但天上掉下的馅饼毕竟还是太少，能够被砸中的人凤毛麟角。可能有人会拿陈永贵说事，实际上陈永贵从农民一跃成为国家领导人，还不是毛泽东需要树典型，这就像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块肉，大家拼命跳吧，看一看谁能吃到那块肉！这就是典型的真谛。即使如此，中国历朝历代通过求学和武功晋身上层社会的也有不少，毛泽东在农民位置上升的通道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迹象。总的来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大救星那是无稽之谈，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毛泽东只不过是其中的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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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58 &&
毛时代的农民&&我出身农民，回老家看看时，现在大家都觉得过得不错，有吃有喝，还能娱乐一下，比以前强多了。老人们回忆当年（毛时代）时说：那年头苦啊，一天吃顿吧稀饭，肚子饿得咕咕叫，一家一条破被子，冬天就睡光席，半夜捂不热被窝。现在好了，不仅吃好穿好，还有空调。&&我听母亲讲，她的二婶娘是个寡妇，带两个孩子，穷得别说吃不上饭，连穿的都没有，一家有一条二斤棉花的小被子，没有铺的，冬天一家三人挤在里面，冻得睡不着觉。二婶娘当时三十多岁，正是一个女人要好看的时候，但别说好衣服，就是打补丁的衣服也不多，冬天好不容易买点白布（未染色的土布，染不起色）做条裤子，大冬天的，一个女人穿着一条单布白裤子出去，冻得浑身哆嗦。这样的苦日子过了几年，二婶娘终于没能熬出头，在一个冬天死在贫病之中。好苦命的人，母亲说到这里就常抹眼泪。我问：“为什么别人不帮助她一点呢？”母亲说：“那时候人人穷，自顾自就不错了，哪有能力帮别人啊，而且，人一穷就狠，连亲生儿女都不疼，何况是别人。”&&还有一些下放知青，村里有几个都是农村的，母亲与其中一个叫陶珊的处得特别好，母亲说那些知青更苦，他们都是城里人，没做过农活，活受罪，有个小青年与农民一起挑担子，压得肩头一个高一个低。陶家也很穷，陶珊的父亲陶大爷好不容易做了件棉衣，却被裁缝做坏了，一有人哭了一天，陶大爷也没能熬到回南京的那一天，在农村病死了。但陶珊她们姐妹都回南京了，这些年，也没了联系。&&这些被下放的都是普通工人，没有权势，有关系的城里人是不会下放的。母亲说：“当时也还有日子好过的，都是那些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他们不劳动，却拿高工分，他们的亲属也都是不干活却拿高工分，而普通社员则是干死了也得不到什么，账在会计、记工员手里，干多干少随他记”。当时的大队书记外号李小猴，其实就是村里的皇帝，想打谁就打谁，想斗谁就斗谁。&&父亲倒是挺毛派，爷爷参加过朝鲜战争，丢了一条腿，父亲也子承父业，也去当兵，这一当就是六年，回来时两手空空，他受到军队的教育，所以对毛挺有好感。只是他有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就是没能读大学。他当时成绩非常好，比伯父强多了，但伯父比他高一届，六五年考上了淮阴师范，成了国家人员，没下过苦。而他是六六年初中毕业，那时取消了考试，结果没能继续读书，受了一辈子苦。他最痛恨的是零蛋先生之类的混蛋，但对毛并不反感。&&父母亲对毛的看法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就是要求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农民，农民被称为“死老百姓”，就是毫无出息的人，穷点还能忍受，城里的人白眼难以忍受。&&可是工人谈起毛时代则不同，我厂里的几个老同事一提毛就两眼放光，那时候好啊，不怕下岗，不怕失业，生病去医院也不要钱，买房不要钱，家里需要什么从厂里拿了就走，不用花钱。逢年过节发的福利就用不完，一天到晚，无忧无愁，打打牌，喝喝小酒。现在呢，不是发不出工资，就是要下岗，还要我们去跑业务，企业还要破产，计划经济多好，什么不干，工资一分不少。现在搞什么市场经济，企业一天不如一天，这些腐败分子把厂子弄空了，自己发了财。&&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贪污过厂里的东西呢？”他们说没有，工人怎么能贪污呢，我问：“你们家的铁门好像都是厂里的铁皮吧，花钱买的还是拿的？”他们说是拿的。我说：“其实，你们也在贪污，不过你们权力小，贪得少，而厂长会计权力大，贪得多，但是，你们人多，加上出工不出力，你们对厂的破坏未必没有厂长会计大，现在厂子要倒了，你们就怪自己吧。”&&所以，现在挺毛的，大多是当时工人贵族或是造反派等既得利益者的后代，而真正受过苦的农民，对那个时代只有恐惧。&&若贫苦农民中还有挺毛的，那我只能耸耸肩：XXX的教育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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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我们一起当流氓。”这个有点新鲜。＝＝＝＝＝＝＝＝＝＝“如今是什么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历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吞出肯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吞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着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象征和标志。”“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美好的愿望和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个社会不同情弱者，人们可以踩着你的身上狂欢，但你不能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和哭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你我能改变的，你连是回去后好好干你的工作吧！”这就不像村支书说话了。村支书说这样话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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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农民的收入和负担作者：雅可夫农民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客观尖锐性，我国的“老左”和“新左”一起上，似乎只有他们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了，农民又有了“大救星”了！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可以说，不管老左怎么说得天花乱坠，他们都没有资格代表农民。许多倾左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农民的负担，也不知道当时农民的苦楚。他们可能只知道现在的农民负担沉重，却不知道，过去农民的负担比现在更重。 　　一、当时农民的收入 　　　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分工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的年成就差得太远了。我们邻近的一个公社，有一个生产队每10分的工分值只能分8分钱。 　　没有经历过老左治下农民生活的人，对这样的分配可能还不一定懂。它的含义是，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从早晨6点劳动到下午6点（有时晚上还要开晚工），计工10分，这10分，年终分配可以得8分钱。成年女劳动力，每人每天只能计6分工。如果工分值是每10分工分8分钱的话，则六八只能得4分8厘钱。我第一次出集体工只评了2分的标准分（因为年龄小、个子小、劳动力不行）。按这个准，我每劳动一天，只能得1分6厘钱。当时的米价是1角6分钱买1斤。这就说，一个成年的男劳动力，劳动两天才够买一斤米。至于穿衣、看病、红白喜事，就只好由读者去想象了。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除了从集体劳动中分得劳动果实之外，其它收入微乎其微。1972年，我奶奶在房子前边的空地上种了一蔸苦瓜，都被勒令拔掉了，还罚了5角钱款。我家是贫农，所以没有因此挨斗。要是其它成分的家庭，这一蔸苦瓜可就要招徕不少斗争了。家庭养鸡、养猪当然是政府提倡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而是所谓“支援国家建设”。其它副业生产，在个人是禁止的；在集体，也被“以粮为纲”冲得几乎为零。 　　当时农民的收入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二、农民的日常生活支出。 　　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能按这样的工分值标准来进行“多劳多得”的核算和分配。可是，这还只是毛收入。生产队分红薯、分粮食、分苎麻、分黄豆；端午节、春节、中秋节开点预支都得要在年终结算里扣除。穷生产队平时没有这些预支项目，所以扣得就少。至于日子怎么过，你自己去想象好了。我们队收入好的那年，端午节、春节、中秋节都开过一点预支（现钱）。我家里最多还被预开过3元8角钱。扣除这些以后，到年终，许多人家超生产队的支。即全家劳动了一年，不但没有一分钱过年，还欠了生产队的钱。公社干部来了，还要给一个“劳动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把这种结局归罪为：“没有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关于农民的负担。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也没有人敢如此胆大提出“农民负担”问题。是改革开放政策才有了“农民负担”这个词。不过，没有这个词，不等于当时的农民没有负担。　　　 　　当时的农民究竟承担了那些负担呢？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不知道。其实，大略算起来，“老左”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远比现在要重得多。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上交征购粮。 　　“征购粮”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没有付给过农民任何钱，粮食照样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　　　 　　2、上交物质（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强行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购物质。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农民，作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麻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所在。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了，国家是按“一口价”强行摊派、强行收购的。与供销社结帐是干部的事，农民根本不知道。干部从中贪污、截留是经常的。因此，农民从这样的上交中得不了几个钱。 　　3、上交“三超粮”和“战备粮”。 　　老左治下的干部好大喜功、汇假报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堂。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干部和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马上就招徕公社干部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给社员私分。他们整起人来，比现在的干部要残酷的多，而且上级支持他们，不但不批评，而且还要表扬他们“斗争坚决”，“阶级立场坚定”。经过这样的搜刮以后，新谷8月才上场，到春节，我们生产队就有半数社员家里没有过年米饭了。1969年起，我家里也加入了这个缺粮户队伍。这一年，13岁不到的我跟着大人走120里路去买红薯（3元7角钱买100斤）度饥荒。1976年，是我家里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我家有9口人，从小年24到正月15，队上杀猪共计分给我家里9斤带皮带骨的猪肉，另外国家按人口发给农民每人4两白糖。干部私分了一部分，融化掉一部分，实际到户只有3两7钱。就是这9斤肉、每人3两7钱白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过完了1976年的春节（从小年24到正月15）。　　　&&&&4、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质。 　　每到过节、过年，国家就会有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品之类，也没有一分钱给农民。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则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们隔壁队一户贫农，又是民办教师，他们村子发过鸡瘟，什么也没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亲戚刚刚送给他一只鸡看月婆。鸡正在生蛋，于是，这个身为民办教师的贫农不舍得把鸡交给国家，想留给老婆吃。谁知没有藏好，鸡一叫就被妇女主任发现了。于是，这位民办教师与收鸡的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下，这个民办教师把鸡举起来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后又骂到：“你们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厉害！” 　　事情过后，对这个贫农出身的民办教师被生产队开了一次斗争会，经大队部讨论，公社批准，开除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 　　这是个典型事例，一般情况下，农民从来没有反抗过。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们养鸡养多了是“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养少了有交不起国家任务。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调风 　　没有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质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 　　1974年，我们县的一个革委会的干部（大概是革委会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个大队抽调了7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壮劳动力去为他家里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调去采矿8个月，赚的钱主要交给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所得甚少，我则按照公社划拨下来的工钱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6、扣罚工分 　　前面已经说了，文革期间的农民主要依据工分来分配集体劳动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干部不高兴，你的劳动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爷爷74岁时按照工分定额承包了一块油茶山的铲山任务，清除荆棘和乱七八糟的野生植物，并松土。我爷爷心眼实，把茶树脚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长特点，理掉一些多余的枝丫可以避免郁闭，产量会更高些。可是，大部分农民不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又有些疙瘩，于是，本来应该得300个工分的劳动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说，与现在对农民的滥罚款相对应，过去存在着滥罚工分的情况。 　　7、养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并不欢迎。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和经验养鸡、种菜，只好偷贫下中农的吃。二是农村要负责安排他们的住房和劳动。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多来一个知识青年就得多分一份，农民不高兴。1970年－1978年，我们队100口人，负担了6个知识青年。 　　以上列举的农民负担，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按可比的相对数算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负担大约是现在农民负担的2.5倍。只不过，当时是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上拿的，而是生产队集体上交的。所以，农民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切肤之痛。 *******************“文革”时的农民负担&& &&作者:甘志刚　　&&“农民负担”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名词。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而且也没有人敢如此大胆提出“农民负担”问题。但没有这个提法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农民就没有负担。笔者在“文革”“左”倾路线横行时当过农民，对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有过亲身的体验，现在通过历史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农民负担的大致情况。 　　一是上交征购粮。“征购粮”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也称“公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在农民交完公粮后付给一定的收购款收购的余粮，时价为每百斤９．５元。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劳力不算钱的成本价，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农民往往交了公购粮，自己的口粮就不够了。 　　二是上交物资。上交物资（包括生猪和经济作物产品）这一部分虽不属于无偿上交，但是强行要生产队廉价卖给公社供销社。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予分配国家统购物资，如：布匹、生活用品的票证等。此外，还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如：没有完成上交生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而没有完成生猪上调任务的农民往往要花高价去买猪，再低价卖给国家，其中差价往往达四五十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劳动力几个月的工分价值。 　　三是交“三超粮”和“战备粮”。“文革”中干部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词。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公社干部马上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和社员私分。他们有上级支持，整了人不但不受批评，还因“斗争坚决”受表扬。交完“三超粮”和“战备粮”以后，许多生产队半数社员家里就没有过年的粮食了。 　　四是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资。每逢过节、过年，上面就会派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之类农副产品，基本上是以低廉的价格征购。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五是平调物资和劳动力。没有经过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资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那个时候，秋收以后，农民大部分时间都要去修水利工程，“我们农民志气多，一头被子一头箩，叫我挑就挑，叫我开河就开河”。这是当时农民兴修水利的真实写照。至于修哪里的水利工程，农民自身有没有利益，这不是农民自己考虑的事。国家叫农民无偿修水库，水库里的水浇灌农民田地，当时的生产队还要交款付费，但也没有人去管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 　　六是随意地扣罚口粮和工分。这是当时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特权。只要哪个社员他看得不顺眼或与他有些疙瘩，他就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找个理由扣工分或扣口粮，扣下的工分和口粮就充公。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受罚的农民只能自怨自叹，从此再也不敢得罪干部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干部之所以很有威信，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掌握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制约权。当然，那时的干部很少贪污，和农民一道过苦日子，一样劳动，也是产生威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是养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当年毛泽东发了一句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于是，农村就迎来了许多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其实对此农民并不欢迎。因为他们都不会干农活，再说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产量也提高不了多少，这批人的到来，只会分掉农民口中粮食，使农民们更加吃不饱。再说，下放干部和知青虽然和农民一道出工，但他们干活经常是“磨洋工”，干出来的农活很毛糙，还要农民过一下“二遍手”，再拾掇一下才行。除了争工分，分口粮外，当时的生产队还要动员农民让出本身就很拥挤的房子或出资给他们盖住房，谁也不会意识到这是增加了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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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31 &&
建国初期，农民的第一次折腾中国今天农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日子都要过得好多了，已是有口皆碑。但是今天谈到“三农”问题，还是重中之重，为什么？会议如山、文章如雪、见解如云，反思历史也止于人民公社。还没有寻到源头。笔者且从真实源头谈起。中国农民共经过三次折腾，第一次折腾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开始。也就是农业集体化开始，那才是乌托邦“实验”的代价源头。第二次源头才从人民公社化始，即奴役化。第三个源头即当今摆脱所有制之争,把土地回归农民。农民说，土地可以流转并非根本之策。笔者现在从第一次源头说起，因为人民公社，已经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了，找不出农业真实的源头。笔者以一个地区的农业集体化为视角：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言　　1952年土地改革后，毛泽东为了保证工业化资金来源，又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又堵住贫富两极分化的新资本主义再产生的一箭三雕的目的，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是不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便急于对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另是一番境像。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互助组：(农业生产互助组简称)　　乡村“互助组”。它是我国农耕社会的农民在家族结构下为了生存、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而自发产生的。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济困扶危的优良品德。如乡村村民间的农忙换工、婚丧喜庆，需要人手帮忙，兄弟叔侄、亲戚朋友都来了，只吃钣，不拿钱的互助义务行为，在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力低下水平时代，这种松散的临时互助组有它的实用价值。　　 1951年底，土改试点刚结束，在发展临时互助组同时，即于回龙乡开始组建常年互助组，以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或以工换工，或以工资支付劳力。1952年土改结束后继续到1954年5月政府档案里说全县临时互助组已发展到73,831户。（实际不需要发展不发展，需要时就有了，不需要时就没了，只是个口头协议而已。）但常年互助组只是3,711户。1955年加快转为初级社或高级社，互助组实际存在时间不长。　　　　初级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1953年3月，湖南常宁县唐礼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于大立乡，入社农户12户，51人，86亩水田。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原则：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入社作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按劳取酬、按股分红，相当于股份制企业吧。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给予照顾。　　这本来算是理想社会的超前设计，但是“真理只要再多上前半步便成谬误”还是一条很实用的哲学。对文化传统、文化素质、科学技术、农业机械、营运资金都很落后的乡村、农业、农民，要求他们马上来办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形式，自然不论思想、管理、技术上都跟不上来。连办点上的常年互助组都还未见成果，就急于向高级社形式发展，农民思想弯子还未转过来，又急于快马加鞭，小社并大社，低级转高级。特别是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生产条件较为优越，如土地较多较好，耕牛农具设备较全、资本也较宽裕，生产经验也较熟练，特别是他们的土地都是亲自或者祖辈们的汗水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也是他们祖祖辈辈追求的温饱生活目标。一旦交公，虽然说得好听，但他们祖祖辈辈从来没见过，有怀疑、不相信、甚至有抵触，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轻率地一呼即应，倒显得非常奇怪了。　　不料当时领导者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反认为你们不听话，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要挨整。 　　 唐礼开初级社，1953年3月才建起来，到年底就升级高级社，由一个才12户的尚未站住阵脚，就剧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真够“气魄”。　　以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要他掌管几百上千的人，成百上千亩以上的耕地的企业，而又是生产、生活统一管理。产生成本高、工效低、管理混乱都是情理中事。　　又由于强调阶级路线，几乎所有社长都是贫农。贫农又乏耕作技能，更无当家经验；中农又不服气，我的田地交你管，我放心吗?互相还没合手，社合心未合，同床异梦，从哪里去有心增产?　　上下都吹合作社优势，能增产，其实国家政策、肥料、资金、技术等各项优惠，干部力量等支援，都往合作社倾斜，即使搞了几个，也是小花盆里栽大树，仅供观赏。但是合作社的规模一直在闪电式变化，农民自己入股的账都还没有弄清，积极性从何而来?干部不报增产，都怕挨批判，谁敢说减产。可惜这个一般的心理学常识，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互助组、初级社还未得到一夕安定，上面就来批判搞慢了。互助组、初级社连续跳跃升级，到1955年12月，全县已经办成55个高级社。它由205个初级社和266个互助组，外加一些单干户凑成，实际不过是一哄二诱三压而成。　　 高级社组织原则：田、土、山林，随人无偿入社；林木、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分年偿还，（到后来也就是一句话了。南市村有个寡妇李兰秀，带了三个小孩，借钱买了头小母猪，刚生一窝小猪，就拉进高级社，年底不还，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取消土地报酬；由社统一经营，盈利按劳分配，粮食还是人、劳按比例分配，大锅饭就从这时吃起，真正做到“均贫富”、“共产化”了。这实际上剥夺了所有农民的一切所有权。　　管理办法：合作社已成管理机构，作业组才是下设的经营单位，社、组建立承包合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合作社完成征粮、统购、税金、留下种籽、饲料、公积金、公益金，才来分配给社员。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分配粮食部分，又按基本口粮加劳动工分来分：采四、六或倒四、六分法，即人口基本口粮占四成或六成，劳动所得部分占六成或四成。　　这样一来，人多劳少者，要进的粮食多，但拿不回口粮，因为你人多劳少，自然工分少，也就收入不足以交付口粮钱。劳多人少户，虽然可进一点钱，但粮食离够吃相差甚远，粮食已经统购统销，买也买不到，要进粮户拿不出钱，合作社你往那里付钱？而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还不能不管，便采用“五包”办法（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烧、包葬）。　　 以如此肩挑牛拉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一下子办这么多好事，“我下力，你白吃！”哪来这么高的道德水平？果真如此，太平天国就不会才打到南京就互相残杀了，真有缘木求鱼之妄。劳苦一年，分不了几个，谁干？于是矛盾尖锐了。　　 1955年，由于毛泽东批判了中央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还是“小脚女人”，越慢越挨打，越快越得表扬，干部的荣辱兴衰甚至安全都在于你能赶上形势与否，即使你不想当官，谁敢冒这个风险呢？于是上下追求高速度，不管问题堆成山。全县到1956年10月，就建成高级合作社795个，消灭了初级社。入社农户108，591户，全县当时409，670人，占总人口的96.7％，社平120余户，最大的社到488户，两千多人口，这就“胜利”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一哄而起，多数人感到入社吃亏，赶入社前毁林、卖牛、杀牲畜，生产力尚未发展，生产就先挨当头一棒。刚建成就有人要求退社了。　　 1958年初，正当已扩大的社还管不了的时候，反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全县又把795个风雨中的高级社兼并成312个大社，又扩大了一倍多，成了每社千余人、千多亩的特大规模，无异雪上加霜。　　&&&&&& 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3年起余粮统购，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任何人思想都转不过弯来，加以土地改革一年后，就搞粮食统购，而且把口粮有统过头的，不仅中农有意见，贫农也产生意见了。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扫了出去，心里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虽然分了土地，还不如租他人的土地，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产生意见。　　1957年春夏之间，城市才“反右”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诱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来了个血溅斗笠。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批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可是这种农村“反资”，竟然在许多历史里找不到了。　　农民并不止此，多次自发包产到户，以示反抗，但每次都被压了下去。明斗不过，就来暗的，于是消极怠工，“出门一窝蜂，收工打冲锋。除草赶鸭阵，晒谷鸡成群。”　　农民几乎老在田间地头追星星、赶月亮、熬酷暑、战严寒，每个劳动日一般三四角钱，还有仅八分钱者，一年口粮只是原粮400市斤左右，到头来难得填饱肚子，添件新衣裳。妇女解放了，提倡与男人同工同酬，实际男吃10分，女吃8分。过去女主内，男主外。现在妇女都同男人下地，家内的事一点没减少，外面的事却加了一份。所谓妇女解放实际是等于一人做了两人事。劳动加重一倍，可生活反而加苦多了。　　 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被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中农成了变数，变化成“四类分子“中的老三，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地、富子女可以“接班”，农民可能升级，有个中农一家劳力足，养了五头猪，就划成了新富农。原有地、富分子，说是五年可以改变成份，也成了钓饵。因此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贫下中农的自留地里也抓出了资本主义。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情况还未止此，1958年转进人民公社后，大跃进等农村一系列运动，农人一生做了几辈子的事，而享受更吃够了几代人的苦头。合作化的农民从失去劳动、土地、自由，土地改革，对农民算是也来一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人民公社下回分解。那已是农民第二次的折腾了。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中国社会在宣传里被宣布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是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对社会的全面垄断的制度，实际上却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倒退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贯穿于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是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既是题内应有之义，也成了中国六十年社会应有的主题。萧一湘作者：萧一湘，湖南常宁市人，现年86岁，共产党员，处级离休干部。地址：湖南常宁市公园村25号 邮编：421500电话：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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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54 &&
谢谢。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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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34 &&
这才是真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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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里营到向阳 ――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纪实 陈武元&&&&&&&&&&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 (现改为镇) 1958 年因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而出名, 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现改为镇) 1980 年因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而声名远播。人民公社为什么建立, 为什么又撤销, 这两个乡镇在其建立与撤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起着怎样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 值得研究总结。&&&&&&&&一、人民公社的建立&&&&&&&&1.人民公社建立的背景&&&&&&&&土地改革后, 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小农的原理, 于1951 年12 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动合作的决议》, 要求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发展互助合作组织。1952 年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简称“一化三改造”,目的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总路线的要求, 在农业方面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建立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步骤是: 首先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目的是解决农民单干时生产资料或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也可以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互助组只实行某些劳动环节的互助联合, 不改变土地及生产工具的所有制性质, 即仍保持农民个人的土地及生产工具的私有制。由于在生产上有了合作的内容, 并有小量的公共积累, 因而把“互助组”视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萌芽”。第二步, 从1953 年起大力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简称初级社)。在初级社里, 实行土地、大牲畜及农具入股经营, 集中劳动, 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与互助组相比, 初级社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但因还有股份分红, 故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经济体制。第三步,从1956 年起大力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它是由多个初级社扩并而成。这是在1955 年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后, 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思想下形成的。在高级社里, 取消土地分红, 农民私有的大牲畜、大型农具通过折价归集体所有, 实行统一经营, 集中劳动, 按工分分配。由于公有化程度比初级社高和取消了按股分红, 故视高级社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经济体制。&&&&&&&&但是, 高级社成立不久, 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盲目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左”的思想指导下, 1958 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初,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为大社、“乡社合一”的主张。他认为“乡社合一”, 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 什么都管, 既管生产又管生活和政权, 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他的这些主张和观点得到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的赞同、附和, 并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 在7 月1 日《红旗》杂志第3 期发表, 第一次在党中央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大字。陈伯达的文章为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的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1958 年7 月4日七里营乡将全乡 56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社, 挂牌成立了“新乡县七里营乡人民公社”, 于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此诞生了。是年8月6 日毛泽东来此视察, 走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前, 观察了一会儿, 微笑着说: “人民公社好!”, 公社得到毛泽东首肯, 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 二曰公”。自此在全国拉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序幕。&&&&&&&&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并肯定人民公社的消息见报后, 七里营因此而出名, 立即吸引了国际友人和国内各级干部到此参观、访问。全国纷纷仿效建立人民公社。1958 年8 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 把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到1958 年11 月初, 仅仅经过2～ 3 个月的时间, 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74 万多个高级社改组成了216 万多个人民公社, 参加公社的农民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 公社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 少数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县联社。从此“人民公社”连同“总路线、大跃进”并称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2.人民公社的运行方式及效果&&&&&&&&1958 年前, 毛泽东曾说过, 几十年后, 中国农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 有医院, 有科学研究机构, 有商店和服务行业, 有交通事业, 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 有俱乐部, 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 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 将被实现, 并将超过。实践中, 人民公社也正是按照毛泽东设想的“乌托邦”模式运作。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 平均分配, 生产队及社员的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在公社内部, 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实行生产大兵团作战, 经营、核算、分配全公社统一, 并提倡在农村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实行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管理体制。当时认为, 人民公社已具有很多全民所有制成分, 于是打算不断扩大它的公有化程度, 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然后再过些年, 再过渡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民公社由于规模过大, 加上“大跃进”, 搞高指标、浮夸风和“一平二调”等错误作法, 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破坏了生产力, 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据统计, 1960 年同1957 年相比, 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了26.4%, 棉花下降39.8%, 油料下降54.6%, 生猪年末存栏量下降43.6%, 大牲畜全国减少1040 万头, 农机具损坏近40%, 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损毁, 粮食极度匮乏, 城镇居民月供应口粮最低为 15 斤～ 18 斤, 农民普遍缺粮, 很多地区断粮, 亿万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全国达3000 多万人, 平均每个县2万人。这是人类20 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在此次灾难中, 四川是重灾区, 到1962 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降到低于1949 年的水平,1959 年～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 (即饿死) 人数达1000 万人。四川死人最严重的是荥经、涪陵、丰都等县, 死了近一半的人口。个别地方十室九空, 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死人的人都没有了, 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死人, 这些埋人的人因饥饿, 结果埋人的人也死在埋人的坑里。那时死的多为青壮年, 因为他们农活重, 消耗大, 营养不足, 多难逃劫难, 这对生产力破坏极大。时间持续了三年多, 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恶梦般的现实终于使那些似懂非懂、盲目相信就要步入“共产主义”的公社社员清醒过来, 认识到靠人民公社去不了“天堂”, 确使很多人走向了地狱。&&&&&&&&严重的困难、血的教训, 使决策者们头脑开始清醒, 并认真研究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才开始认识到人民公社不科学, 只不过是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乌托邦实验, 得出的结论是: 1959 年～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为纠正错误, 于1962 年2 月13 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将公社体制调整为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改变单一的公社所有制, 取消公共食堂、供给制, 实行“集中劳动、统一经营、按工分分配”的制度。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质不变, 一直保持到80 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改革, 农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使整个农业生产在1962 年停止了下降, 从1963 年起, 在刘少奇“三自一包”思想的影响下, 得到了较快的恢复。1962 年与 1960 年比较, 全国粮食增产330 亿斤, 油料增产126 万担, 棉花产量下降幅度降低, 由前两年下降 37.8%和24.2%到只下降6.2%。四川的情况是: 到1965 年,粮食总产量由 1962 年的 261.9 亿斤增加到 411.1亿斤, 油菜籽由1962 年的188.7 万担增加到539.8万担, 棉花由1962 年的54 万担增加到219.8 万担。生产形势的好转,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困境。&&&&&&&&但是, 当形势刚有好转, 到1966 年5 月, “文化大革命”又导致全国动乱, 且一乱就是十年。在极左路线指导下, 在农村大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扩大社队规模、大批“三自一包”等,使农村经济体制的弊端不仅没有得到克服, 反而有所发展, 致使农村社会生产力遭到更大的破坏, 致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十年动乱, 四川又是重灾区, 使这个号称“天府之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农村发展再度受到重大挫折, 农业生产停滞、徘徊, 以致倒退, 竞变成了缺粮大省, 农民人均口粮一直只有200 公斤 (原粮) 左右, 1976 年更下降为185 公斤, 折算成贸易粮不足150 公斤。使四川由粮食调出省一度变为调进省。1976 年, 由于缺粮严重,国家决定给四川调入 63 万吨粮食, 全省人均不过6 5 公斤, 就牵动了8 个省区, 加剧了运输的紧张和混1乱, 结果还未能如数调入。究其根源, 是不合理的人民公社体制所至。&&&&&&&&二、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实践证明, 政社合一,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 不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它的弊端是:&&&&&&&&1. 劳动者与土地分离&&&&&&&&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土地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 土地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生产活动。土地这个“母”必须与劳动这个“父”结合才能生产出东西来。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与劳动者的关系上。如果劳动者不能拥有“两权”, 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我国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恰恰违背了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的要求。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使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形成的农村经济体制, 将农民自己的土地划归集体所有。名为集体所有实为村社所有, 因为在村社“集体”里农民没有土地的处理权。“集体”是一种动态的结合,任何人失去 (含转包) 土地都将可能导致权力和利益的丧失。因此土地归“集体所有”使农民又一次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什么叫农民? 农村是种地的, 自己没有土地, 只能是沦为农业工人或新的佃农。因此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体制带来的恶果是广大农民与土地这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分离, 农民不能自主地经营, 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这是人民公社体制根本性弊病。由于有这种根本性弊病的存在才使“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愈演愈烈, 阻碍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 漠视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建立, 使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主人, 也是农业集体组织的主人。农民主人翁地位如何体现,关键看农民是否真正参加集体组织管理, 在集体组织的一切经营活动中有没有发言权、决策权。管理权是农民群众作为主人翁的最基本权利。人民公社作为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生产资料是农民集体所有的, 社员是公社的主人, 理应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由于土地产权被虚置, 农民实际既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 也丧失了土地的使用权,同时也就丧失了管理权。因此,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无论是干部的任免、重大问题的决策、生产的指挥、劳动成果的分配等都由少数人说了算, 在所谓“集体”组织里劳动者从来就未当过主人。&&&&&&&&3.政企不分, 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 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从1958 年的七里营起,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政社合一”体制, 这种体制将乡政权与代表经济组织的“社”合为一体, 即政经一家、政社合一。“政”和“社”的性质和职能是不同的, “政”是国家的基层政权――乡政府,“社”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公社管委会行使“政”和“经”的职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党政包搅一切的局面,削弱了经济组织的职能。在这种体制下, 公社作为政权组织, 就必然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指挥生产, 使经济组织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生产队无法按照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生产积极性无从发挥。这就是在公社体制内为什么会产生强迫命令且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4.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所谓平均主义, 就是在公社体制下, 不按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平均分配劳动产品, 形象的说法就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否认物质利益原则,否认个人利益。公社在生产组织形式上, 搞集中劳动, 大兵团作战, 出工“一窝蜂”, 不讲责任制, 不讲经济效益。在分配上同工不同酬, 搞平均主义。另一方面, 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体制, 又为公社、大队平调生产队财产开了方便之门。生产队每年要向大队、公社两级提交一定的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这实质上是公社、大队“共”生产队的“产”, 俗称“共产风”。生产队难以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5.强制性的计划管理, 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国家通过公社对生产队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管理,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都得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执行, 生产的产品必须交国家收购, 没有或很少有市场调节的余地。这样生产者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的作用来从事经营活动, 结果农业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只能听从上级指挥, 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安排, 割断了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 从而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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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人民公社自1958 年建立以来, 经过20 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种管理体制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 存在严重缺陷, 必须改革。四川广汉县提供了示范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广汉县在改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 为了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 把公社内的一、二、三产业搞上去, 选择该县向阳人民公社作试点, 以公社农枝站、社队企业办、供销社为依托, 分别成了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及商业公司, 在三个公司上面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农工商联合公司作为经济组织负责全公社的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经济活动。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成立替代了公社的经济职能, 从而使公社失去了管理经济的作用。而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又否定了公社“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的基本制度。这样公社仅剩下行政功能, 于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名实不符, 成了空架子。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牌子还要不要? 如果继续挂着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于是广汉人决定摘掉“人民公社”牌子, 恢复公社建立前的乡、村、组建制。但对这一问题广汉人拿不定主意, 原因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级经济组织, 也是一级政权组织, 是“72宪法”认可的。不好随意去掉, 同时历史教训告诉他们,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建的, 谁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谁反对“三面红旗”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他们很犹豫。正当广汉人拿不定主意时, 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同志的支持。赵调任国务院领导职务前, 是四川省委书记,是他将广汉列为四川省首个农村体制改革试点县,因此对广汉的改革特别关心和支持。对摘人民公社牌子的事赵紫阳同志对广汉领导说“你们搞试点, 但要事在必成”, 并叮嘱,“试点中暂不宣传, 不报道。”根据赵紫阳同志的意见, 县委向省委写了申请摘掉人民公社牌子的报告, 得到批复后就着手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仍选择向阳作试点。向阳获选的理由是: 一、该公社的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 二、全社人口少, 改错了好纠正; 三、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改革打好了基础; 四、当时公社的党委书记李国寿, 参过军, 见识广, 思想比较解放, 敢干。&&&&&&&&改革的步骤是: 首先改“政社合一”为党政分设, 撤销向阳人民公社, 改为行政乡; 将原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 原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乡人民政府,其所属的企业单位由农工商联合公司管理。从1980年9 月开始, 原公社党、政、企分成三个班子办公。同年11 月正式宣布撤销向阳人民公社, 建立中共向阳乡党委领导下的向阳乡人民政府和向阳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新体制。第二步, 撤销原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 建立行政村, 把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或村民小组。第三步, 改干部由上级委派制为群众民主选聘制, 其中, 党的干部由上级党委提名, 全乡党员大会 (或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干部由全乡和全村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农工商联合公司的管理人员由公司管理委员会选聘。&&&&&&&&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具体日期, 由于当时没有记载, 也不敢记载, 现在各说不一, 据李国寿回忆, 是1980 年11 月份 (据我们1980 年12 月份在广汉调查记载亦是1980 年11 月份)。当时摘公社牌子和树立乡党委及乡政府牌子是在平静中进行的,没有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时载歌载舞、锣鼓掀天的盛况与张扬, 除有领导打招呼不宣传不报道外, 当时还有几分怕扣“反对三面红旗”和“三反份子”帽子的畏惧与警惕。由于受多年左的思想影响, 摘人民公社牌子并非人人都赞同, 也有人反对。据当时的县委书记常光南回忆, 摘公社牌子的阻力主要来自干部。有人当面质问他: “‘三面红旗’倒了两面(指总路线、大跃进), 你连这一面也砍了, 毛主席在世时你为什么不砍?”常说:“人民公社搞了20 多年, 把个农村搞得贫穷落后, 取消公社牌子, 老百姓是拥护的, 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就这样, 自1958 年 7 月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挂牌建第一个人民公社起, 到1980 年11 月四川广汉县向阳第一个撤掉人民公社牌子止, 这场历史 20 多年的“乌托邦”实验终于停止了,“人民公社”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寿终正寝, 广汉人功不可没。他们的警醒和勇气值得大书特书, 他们的丰功伟绩, 必将载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文明发展的史册。&&&&&&&&对人民公社改革, 由于事前有“不宣传, 不报道”的规定, 所以长时间不为人们所知晓。最先报道向阳改革的是新华社一位记者, 在向阳采访时, 偶然发现“公社”异牌为“乡”, 遂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但这只是局限于小范围的内部通报, 并未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真正通过公众媒体向全社会报道和公开此事的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武元、刘政两位学者, 他们长驻广汉作农村改革调查与研究, 1980年底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管理》杂志约稿, 要求报道广汉的改革情况, 陈、刘二人为此撰写了《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四川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调查》一文, 在《经济管理》1981 年第4 期发表。文章一问世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消息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及全世界。日本《亚细亚旬刊》全文转载, 英国《泰晤士报》进行了摘登, 标题是《中国三面红旗的最后一面――人民公社在四川广汉县掉下来了》。接着国内报刊也进行了转载和摘登。从此, 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消息不胫而走, 传遍了全社会。陈、刘的文章不仅是率先向全社会报道了向阳摘人民公社牌子的消息, 同时也是自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第一篇在公众刊物上揭示人民公社弊端的文章。消息的披露,广汉县向阳乡因此声名远播, 同当年七里营建第一个人民公社一样, 引来了国际友人、中央领导、相关部委及各省、市、县的负责人的参观访问。广汉向阳的做法很快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认可, 1983 年1 月 2 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全国改革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与向阳一样恢复乡、村、社 (组) 建制。&&&&&&&&摘人民公社牌子, 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必须载入史册, 为此, 中国历史博物馆在时过几年后要求广汉提供当时向阳“公社”和“乡”摘换牌子的照片, 以作历史性记载与保存, 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拍照留会, 换下的“公社”牌子也未作保存, 为了满足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要求, 只好复制了一块“公社”牌子与“乡”牌子重新摘挂, 拍照送历史博物馆保存。至此, “人民公社”才真正进入了历史史册。“公社”牌子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历史记载这个问题上, 似乎七里营人比向阳人更有历史文物观念: 七里营迄今还有毛泽东视察陈列馆, 里面除悬挂着几十幅1958 年毛泽东视察时的照片外, 还有极其珍贵的挂了25 年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老牌子。那是1983 年11 月7 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实行被摘下的。比广汉向阳 1980 年 11 月摘人民公社牌子整整晚了三年。向阳也是伟人们的支持而改革的, 对推进全国农村变革影响极大, 意义深远。&&&&&&&&陈武元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农村经济》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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