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被绑，百姓不问“生死”，谁该反思？
昨天，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河南商城县原县委书记李绍文被绑架后已获救，另有一嫌疑人在逃。23日，网传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绍文(曾任河南商城县县委书记)遭到绑架，至少两名绑匪将其携至信阳市浉河区鸡公山一带后逃逸。（北京晨报10月26日讯）
河南商城县委书记李绍文被绑架已获救，消息一放出立即引起网友热议。之所以一起已经成功破获的绑架案能够掀起如此大的波澜，笔者认为无外乎两点：一是受害人是党员干部，而且还有一定级别，也就是百姓眼中的&官&；二是受害人李绍文曾有32亿的&烂尾&工程，也就是在政绩上有&污点&。领导干部作为&聚光灯&下的一类人群，这两点足以吸引百姓视角，不然新闻触角敏感的媒体也不会以&河南商城原县委书记被绑架获救，曾引资32亿烂尾&做标题。 李绍文在&鬼门关&游荡一圈后，百姓最关注的却不是其生命财产是否安全，反而对其&烂尾&政绩口诛笔伐，不知道这位九死一生的县委书记将做何感想。百姓不问&生死&问&烂尾&，是这个社会太冷漠了吗？笔者看来，不尽其然。领导干部是人民公权力的实践人，一言一行不仅反映着自身修养，更代表着党和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古语说的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官员不问&苍生&，又怎能祈祷百姓的嘘寒问暖呢？ 无论是县委书记李绍文被绑架的事实，还是百姓不问&生死&的后续报道，在整个反映干群关系的环节中，最该反思的还是我们官员本身。当前，个别领导干部错误的认为，自己的某些暗箱操作不会被发现；即使后来发现了，可能自己早就官至别处，也没有人来&翻旧账&；又或许有人真来&翻旧账&往往翻的也是一笔&糊涂账&，对自己以后的官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殊不知，&人在做，天在看&。而对于官员来说，这个&天&无外乎广大百姓。为政一方，民意就像一面镜子，会清晰的反映每一个官员政绩的优与劣。百姓的饭后谈资更是一支公正的笔，会认真记录下每一个官员行为的好与差。 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穿百家之衣，吃百家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铭记，尊重百姓就是尊重自己，欺骗百姓无异于自欺欺人。只要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干实事、谋实利，百姓自然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不务实、不为民、不清廉的官员，无论官至何位，民意永远在那里，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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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 中国论文网 /7/view-4463544.htm　　学习运动 　　马寅初 　　我今年六月一日就北京大学校长职。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到了娘家之后见了红楼，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想，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大家都愿意使北京大学不断进步，成为新中国人民的大学。 　　但是，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从这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在同仁中也明确了学习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五十三年的历史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不开的。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中国最早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北京大学成立起来的。中国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领导了许多青年在这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当时亦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革命工作。北京大学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北京大学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故能将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的人民的大学。解放后两年多来我们一直向新的方向努力。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两年多来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对于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任务来说，这些成绩离开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因此我们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间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还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来加强思想改造，使能与业务水平配合，来负担新的任务。 　　我们这一次学习的目标，就是希望经过思想改造来推进学校的改造。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能够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然而，我们应该怎样来武装自己呢？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大批的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精神的优良干部。换言之，教员的责任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革命青年。未有自己没有革命思想而能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的。教员政治学习之所以重要，这是一个理由。 　　（二）若把教员的政治水准逐渐提高以与他们的业务水准相配合，则此后对于国家的种种建设，必有更大的贡献。因为如此方可使“从个人立场出发”，一变而为“从人民立场出发”，把中国的面貌完全改观。 　　（三）思想改造不仅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革命干部，而且也可以加强教员们的团结。北京大学学习运动是教员们自己发动的，甲教员本互助的精神来帮助改造乙教员的思想，一定是受欢迎的。思想上有一致的见解，做起事来，就能更推动一步。
　　（四）高等教育在这两年多来虽然也有不少进步，但就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来说，高等学校的改进是嫌不够的。各项建设工作正在开展，建设工作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人，是干部，而目前干部却普遍缺乏。国家正需要大量建设人才，高等学校的任务原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国家建设的主要干部，但今天的高等学校能否完成国家人民所交给的这个任务呢？首先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干部是这样多，而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人才却那么少，这里虽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观努力是否已够？譬如说，如果我们能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将现有的人力、物力作合理的配备和调整，牺牲个人自由，尊重集体利益，可以避免浪费，发挥潜在力量，一定可以用少数教师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人才。 　　（五）国家需要的是既能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但今天高等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就能掌握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吗？我知道某某等大学还有个别的教授到今天还在讲美国的亲属法和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呢！这虽是极少数特殊的例子，但确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回来告诉我：学校里学到的一套理论与外面实际情况还是有许多脱节，出去工作时往往会觉得联系不上。在校学生更常常向学校反映意见，提出某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改革，某位先生的教学有些问题。若干工作部门直接就提出来：今天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离他们的理想还相当遥远。总起来说，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来看，今天的高等学校还需要进一步彻底的改造。
　　我们认定了学习的重要，并且提出了学习的请求，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中央教育部为了组织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学校的同仁参加，并为了避免首长轮流到各大学作报告的困难，决定扩大这次学习的范围。在九月二十九日下午请周总理作了第一次的报告。并请北京、天津各大学教授同仁共同参加听报告。周总理讲了五小时之久，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周总理的报告分作七个问题来讲，即：（一）立场、（二）态度、（三）为谁服务、（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愈深入，愈动人听闻，讲到最后一段时，周总理恳切地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过程。
　　在周总理报告后，还有若干位政府首长的报告，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布置与领导学习。我希望我们全国各大学同仁下定决心在这次学习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新中国人民革命的教师。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 朱光潜 　　在最近两个月教师学习中，我重新检讨了我的思想，发见（现）百孔千疮，病根都在封建意识和洋教育。 　　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地为自己开脱。在两代以上，我的家庭本属于地主阶级，到祖父手里才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但是到了父亲晚年，家里有些积蓄，又买了一些田，做了地主。在抗战期中，我的妻子又拿了一些积蓄，在她的四川娘家附近买了些田。所以我的地主身份是确定了的。虽然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向是薪资收入和稿费版税，但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我的封建意识的根。 　　影响最大的是这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我到十五岁才进学校，前此都跟父亲读旧书。父亲管教极严，我从小就养成一种怯懦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我从旧书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清虚无为的那一套思想。这思想依我的不正确的了解，是认为人世一切是非善恶，在超一层的地位去看，都可等量齐观，值不得深加计较，为着不自寻烦恼，我们最好“任运随化”（听其自然）、清虚无为，落得一个干净。这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养成了我轻视群众、自处超然的态度，也养成了我对人处世的妥协保守的态度。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且莫过问。倘若祸事临到自己头上，也以闪避为妙。有位朋友批评我，说我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打太极拳的秘诀在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让避。这其实就是道家的处世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世故”。要讲世故，就要处处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不抵抗，只妥协，妥协才能“守”，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麻烦。明明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却欢喜给它一个漂亮的化装，说这是“超脱”，这是“清高”，来喂养自高自大的感觉。 　　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到了二十二岁之后，我就进了香港大学，受了殖民地的教育，随后又转到英国和法国，在几个大学里一直混了八九年。在这时期中，我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唯心派美学的要义在“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在超脱政治、道德以及一切实际生活，只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浪漫派文学的特点在发挥个人自由，信任情感想象去发泄，去造空中楼阁。这种美学和文学是沆瀣一气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知识分子对着社会的恶浊束手无策，于是逃避现实，放弃积极斗争，姑图个人的精神享乐，甚至为虎作伥，维护反动政权的统治。当时我对此当然是盲目的，只觉它们尽善尽美。很显然的，唯心派美学和浪漫派文学都和中国道家思想有共同点，所以它们在我思想里自然一碰就接合起来了。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选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作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这次听周总理的报告，觉得最切中我的要害的是批判旁观态度的那一段话。 　　自己有病，所害还仅限于一身，传染到旁人，情形可就更严重。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地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这是我初料所不及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本意无非藉此赚点稿费，取得一点声名。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处女作居然轰动了一时，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贫乏与混乱。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极紊乱的状态，一般青年苦闷，觉得无路可走，我向他们指点出一条逃避的路，我的那些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正因为投合一般人心理上懒怠的弱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去年（1950年——编者注）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
　　从前我自负“清高”、“超脱”，现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过去二十年我是否真正在“旁观”呢？是否真正“超脱”呢？我没有间断地在大学里教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孜孜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我在反动政府之下服务，实际上还是推动那座反动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我一向存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站在“学术自由”的地位，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一度反对过国民党。可是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尽管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些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有一件事须特别在此提出检讨的，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同情的。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在武汉大学时期，我记不得与学生运动起过直接的冲突，不同情是依旧的。那时的不同情主要的还是从“超政治”的观点出发，以为学生只要专心读书。到了北京大学复原以后，学生运动愈剧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就愈趋反动。我在报纸上发表过诋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教授会里也反对过拥护罢课的提议。这时候学生只要专心读书那个老观念也还存在，但主要的是由于我已站上反动的立场，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怕学校因此受动摇。当时我和学校行政人员都站在一边，都生怕出乱子，得罪了反动政府，归根结底，还是在想维持那个反动政府。当时我还自以为是，现在我明白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了，想起那些反动的言论，真觉无地自容。这是我应该向人民谢罪的。
　　现在我分析我的错误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从前我也存过“中间路线”之类的幻想。现在我看明白了：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这便是我的惨痛的经验，也是许多类似我的知识分子的惨痛的经验。 　　趁便我要检讨一下我的买办思想。我受过长期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于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都很爱好；很看重英国文学；对英国人说不上亲爱，却有些佩服。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都一向不大瞧得起。不过这只是一些小差别。概括地说，我对欧洲文化，从希腊以至现在，都非常景仰。我倒不曾想过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不过确曾想过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比我们强。我的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它搬运一些到中国来。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曾经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也曾经想望过它可以应用到中国。我虽瞧不起美国人，可是美国人富强这一个观念是有长久根源的。亲美病我没有，恐美病我却有过。志愿军初到朝鲜，当时我很心惊胆怯，生怕这要惹起大祸事。经过一年多抗美援朝的教育，我才逐渐有较清楚的认识。有几件事可以为例：从前我一再想找机会再去外国，现在我渴望久在英、法、美的几位好朋友能赶快回国。从前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约，作过演讲，当时自觉荣幸，现在深以为耻。从前听旁人忧虑到美国的武力，多少表示同感，现在听到同样论调，心里就嫌他落后，要和他争到面红耳赤。不过长久根源不易一旦就拔除干净。因此我就更深的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它不断的提高警惕，不断的把下意识（一个藏垢纳污的深坑）中的有毒思想发掘出来，因而加以洗清。 　　最后，我得检查一下现在的立场。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丢开反动立场而站上人民立场呢？由浮面意识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教授，在认真地教书；我当工会学习小组长，在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办事。我认为这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服务。不过向深一层思索一下，我还是有些惶惑。我这怯懦拘谨的人对自己应做的一份事向来就不敢马虎，从前如此，现在也还不过是如此。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得坦白地承认，我现在还禁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人民打算的少。这也就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技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立场。我相信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我的这一点认识虽是一个初步的收获，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因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检查我的思想 　　丰子恺 　　上海文艺整风时，我担任了美术界的主任委员。我虽不胜任，却很愿意担任，因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应该自我检讨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现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检讨如下： 　　过去三十多年间，尤其是在这期间的上半，即抗战之前，我写了许多艺术理论，画了许多画，由开明等书店出版，流通于中国。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现在检查我过去思想错误的根源，发现下列四点： 　　（一）趣味观点：我过去写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当时自以为是天才流露、性灵表现；今日回顾，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拿事实来讲：我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最初三年为好高的自尊心所驱使，勤于一切课业，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后两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艺术课，我的趣味忽然集中于绘画和音乐，把其他一切师范功课都抛弃，因此后两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这两年中，常常背了书箱在西湖上写生，或者躲在音乐室里弹琴，后来勉强地师范毕业。现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好高心的；后两年的不顾一切而热中（衷）于艺术，是出于趣味观点的。我家家境不好：父亲中了举人，科举即废，闲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时我只九岁。母亲靠一爿祖遗的小染坊店的收入，来抚养我们姊弟五人，家庭经济很困难。照理我师范毕业后，应该当教师，帮母亲赡家。但我不顾这一切，我又为趣味所驱使，一定要专修艺术。我向富有的亲戚借了一千多块钱，东游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晚上又读外国语学校。因为我的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结果一年之后，金尽归国，落得个一事无成。归国之后，不得不当教师，拿薪水来维持生活又还债（那时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负担压迫了我的趣味观点。然而在生活压迫略略放松的时候，我的趣味观点又抬头。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心中还没有出清，我正在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
　　（二）利名观点：不说名利观点而说利名观点，因为我回国后生活担负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现存七人），我译著的动机主要是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任课。后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图画音乐教师，与夏丐尊先生等共事。那时我年二十五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接着又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的动机，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为稿费和版税。因为那时我月薪只七十元，还债和家用是不够的。然而前者《初恋》因为当时认为诲淫，没有人肯出版，一直搁了十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译稿问世，还是《苦闷的象征》。那时我有许多朋友在书局任编辑，我译的《苦闷的象征》，由朋友介绍，居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便继续译述欧美、日本的各种艺术论，向杂志投稿，或者出单行本。胡愈之编的《东方杂志》，沈雁冰、叶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周予同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编的《学生杂志》等，都是我当时的稿费的来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欧美、日本的书，我都翻译或节译。绘画、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甚至教育、儿童，我都染指，我的译著形似一爿杂货店。所以变成杂货店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利。凡是有销场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无所不为。我的画，即所谓《子恺漫画》（郑振铎先生给我取的名词），起初是由于趣味观点而作的（因为回国后生活困难，无力作油画，偶用毛笔作简笔画，聊以满足趣味），后来发现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尤其是逃难到四川以后，卖画为生，迁就买主的趣味，在人物画中加些我所不擅长的山水为背景，以册页、立轴的姿态卖给老板们及富裕的知识分子作为房间装饰。这时候，我的利名观点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结果所得又极微细。因为我不会交际，开画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时少，失败时多。当时我也发觉这工作的无聊，几次想投笔。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担负（其时子女七人均未成长，从浙江流亡到四川，连亲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个担负），不许我如此，我就以此为理由，一直卖画。现在回想，这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观点的思想所使然。
　　（三）纯艺术观点：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我探究这思想的来源，发现有两个：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响。李先生是为实派而略带印象派的油画家，而我独崇拜印象派画风。所谓印象派，是不讲画的内容意义，而专重光线和色彩的画派。稻草堆、水面、朝阳、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线好、色彩好，都是杰作的题材。我当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纯技术。其实李先生并不注重这画风，我这学生却“青出于蓝”，变本加厉地爱好它。我少有作油画的机会，但在我的艺术译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评地介绍欧美各种画派之外，特别强调地介绍印象派画风。我眼中完全看不见世界、社会、国家和人民大众，而只看见光线、色彩和形状，这是养成我的纯艺术观点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前面说过，这是我平生第一册译作，我从它受得的影响更大。《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话：“艺术是脱离实际、脱离实用的；文艺创作是无条件的创造生活；人只有在游戏（无条件的活动）时是完全的人；为艺术的艺术，即个人自由创造，才是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我对这话发生共鸣，更巩固了我的纯艺术的立场。其实，现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断章取义，全是对于厨川白村的误解。厨川白村所以作这种论调，因为处在日本反动统治之下的缘故。倘若那时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艺术称为苦闷的象征，也许要称为团结、斗争、和平、幸福的象征，而决不作这种论调。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也翻译这册书，而至今还载在鲁迅全集中呢（我与鲁迅先生不约而同地同时翻译此书，同时出版。后来我由陶元庆介绍去访鲁迅先生，说明我的无心的冲突。这是我与鲁迅先生的初面）？可见我心灵的深处原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思想，里应外合地结合了《苦闷的象征》中的断片句语，造成我过去的思想错误。
　　（四）旧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有两个：第一是家传的旧道德思想。我父亲是举人，我祖母是女知识分子，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我的参加创办立达学园，就是这思想的事实表现。立达的创办人以匡互生先生为首，有夏丐尊、刘薰宇、陶载良先生等许多人，我也参加在内，而且以七百元卖脱了一间房子来作为创办费。我所以如此热心，是为了立达的感化主义的教育：不记过，不开除，教师与学生同兄弟姊妹一样共同生活；每个教师都担任导师，教课而外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生犯了过失，教师苦口地说服他，匡先生甚至对他们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儿不送公安局，也用劝导和说服来帮助他改过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热心地参加。我读夏丐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常常流泪。现在回想，立达的精神，有几点是有意义的（例如导师制、说服主义），然而我的参加，完全为了我个人缺乏斗争性，有着温情的旧道德观念的缘故，也不外乎对于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强调。第二，是佛教的影响。我生来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后来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我从他学习大乘，归（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虽然我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经，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样，现在不谈；现在要谈的，是我局部强调了佛教中的“护生戒杀”与“人世无常”的意义，造成了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此书三册，由佛教书局出版，大半非卖品，卖品亦只收印本，欢迎翻印，是一种善书），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与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想使我远离了集体主义生活，而变成孤独。我的画中，描写儿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从来不知道集体生活的缘故。我的画集《人间相》等，也描写穷人的苦痛，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讽刺，又多写劳动者的姿态。表面看来好像是前进的，其实，正如毛主席所说，我是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而描写这些工农生活的。我有一幅画，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题曰“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会饶”。表面看来是讽刺贵人的，其实正是人世无常的思想的表现。可知我过去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这旧人道主义有时表面上会用进步的形式出现，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 　　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闭居家中，直至现在。惟其中逃离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江大学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解放以来虽然常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地忏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般（盘）接受；继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和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过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讨。我在美术界同志的小组中最初发表这篇检讨的时候，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极少。除了某同志劝我把《护生画集》加以批判、劝我举旧日的画作为实例之外，并没有给我别的具体的批评。所以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评。昔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虽不才，心窃慕之。此文公布后，倘蒙读者惠赐批评，则幸甚矣。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 　　新的战斗任务 　　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 　　今年元旦，毛主席祝贺我们在“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北京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其中工作之一便是“准备干部”，所以“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我们回想建国两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辉煌的远景，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迫切需要，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了。 　　解放后，我虽然口头上也常说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对于学习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进步的包袱”。我常常想：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单”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当代表，那里当委员，在思想上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别人需要改造，我可以放松一些，至多再慢慢地提高一点就是了。 　　在这里，两位朋友的榜样给了我一面镜子。一位朋友在二十年前曾参加革命，后虽断了联系，但一直为民主运动努力，解放前备受特务的迫害，所以他一向是我所钦佩的人。但解放后他参加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自高自大起来，不再继续进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还有一位朋友在解放前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写过不少的好文章。在解放后由于同样自满的情绪，教书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生提意见也不肯接受，反骂学生程度低。也许别人帮助他的方式稍嫌生硬一点，但他如果真心求进步的话，一定会不介意方式的生硬，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便能提高一步。这两个例子引起我的警惕，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包袱。有时我又矫枉过正，把虚心和旧社会里的“世故”混同起来，遇事都不肯发表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两个老干部、老党员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显然是由于我还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集体的利害还重要。 　　在最近的学习中，我特别检查了一下我的立场。旧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毛病是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我自己认为早已搞明白了，其实是禁不起考验的。例如去年有位同乡写信来，说我的一位在纱厂里当工程师的堂兄以反革命而被镇压的“冤枉”。我一面回信告诉他：根据我所目睹的几个案件来看，如确系误捕，终必被释放；如判了罪，那不会没有证据的。可是我一面也忍不住关心堂兄的下落，天天留心那边报纸上公布反革命罪犯的名单。最近听说他判罪七年，送淮河地区劳动改造，又有点恻然。因此，我想，如果我本家或亲戚中有人有反人民的罪行而躲到我寓内的话，我是否能毅然检举是颇成疑问的。——这是就解放以后说，至于解放以前，则丧失立场的言论和行动（如在东北大学时坐视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而没有勇气去反对）更多得不胜枚举，怎能自命“前进”呢？
　　由于学习得不认真，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新旧思想和平共居。我发现我的思想中仍存在着浓厚的胡适的影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成了外表的点缀。三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入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误认为胡适是这运动的领导人，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第二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我觉得他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国故”上。后来到上海教书，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特别在“左联”的影响下，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和别人的关于科学的艺术论的几部译著，我心目中的胡适的偶像开始动摇；同时他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丑态也引起我的厌恶，使我逐渐地和他疏远。可是疏远了这个人，却并没有批判了他的思想；而且相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我脑子中混淆起来，纠缠起来，使我写了些四不像的书如《中国诗史》等，在出版界欺骗了一些读者，在大学里又欺骗了一些学生。回想起来，惭悔何及！ 　　上月我读到李捷同志的《在文化学习战线上——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文（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引起我极大的兴奋。她出身贫农，现在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一年前还不会作文，现在却已有过人的成就。这还不足奇，使我惊讶的是她文章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她说：“我不仅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今天，而且我也看见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那样光明灿烂，是那样幸福与美满。可是，我也想到了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然而我不怕它，因为我有刚毅的心，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今天我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一切困难都能在我面前消失。”又说：“但我清楚地知道高尔基所说的：摆在作家面前的不是玫瑰，而是大铁钉子，而我们必须赤着脚从上面走过去，过去就是胜利，就是光明。我就要从上面走过去，我有信心完成我伟大的理想。因为我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完成光荣学习任务的决心，它给我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我读了真使我自惭形秽。为什么我不能有同样坚强的自信心？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学校办好”？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功课教好”？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受着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始终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也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满脑子还装着非无产阶级的腐旧思想，因此我便不能有她那颗“刚毅的心”、“火热的心”，也就没有她那种“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来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旧思想原封没动的人决不会挺起胸膛，全心全意负担起人民教师的一切责任。遇事怕麻烦，又怕得罪人，不肯多费心力，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解放后，我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已两年多了，可是不要说教职员学生工友大都不认识，连系科主任还有至今没谈过一句话的。每天只在办公楼上批阅公文，从没有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用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去领导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怎么能推进工作呢？ 　　现在我们一面要加强抗美援朝，一面又要进行各项建设，五六年内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很多很多的。如果还是原来的一套，决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要迎接新的任务，必须大力改进教学工作；而要改进工作，首先必须彻底改造教师的思想。我们曾经长期在旧大学里工作过的人，一脑子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的思想，这是在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普遍开展，旧教育思想的毒害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在学校里大力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身也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是和改造思想、实行新学制分不开的；它不是半路上凭空加入的插曲，而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环节之一。起初我还以为学校是清苦的地方，还有何“官”可“僚”，何“污”可“贪”，何“费”可“浪”呢？事实却证明：旧大学根本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它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标本。我们学校里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精神，几位负责人带头检讨，接着就召开了民主检查大会，全校员工踊跃发言，自上午八时直至夜十一时，空气至为热烈。我们旧知识分子从未参加过群众的火热的运动，在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大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极深刻的教育。 　　这个大会的收获，根据同人们的初步估计，首先是批判了旧教育思想：如聘用人员只讲求资历，过分重视留学生，而忽略了德才条件；又如各院系方针任务不明确，在师生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又如不重视专修科，设系也不按实际需要，而附设实习单位还存在着营利观点，甚至暴利思想，等等。其次是揭发了惊人的浪费现象：如教授旅费超支了四千多万元，粉刷房子一亿二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开支是不必要的；又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有些教员只开一门课，有些职员工友一天只工作二三小时，等等。至于贪污的事件，也并不太少，全校一般单位都有，就附设医院而言，还有一亿元以上的巨案。这些贪污、浪费的现象是靠了我们几个负责人的——特别是我的——官僚主义作温床的。我们的官僚主义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能掌握政策，使工作计划停留在字面上，很少去认真贯彻。办事沿袭了旧社会“推”和“拖”的坏作风，而这种坏作风是有其旧思想的根源的。 　　这个大会丰富了我们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推动了我们改进教学的工作。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新旧思想的界线，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替新学制的实行和培养建设干部的准备工作铺平了道路。在这运动里，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因为当两只船分途时，我们必然的跟着剥削阶级走向灭亡，而远离工人阶级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在思想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地“一边倒”，倒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当然，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人说，改造是长期的，不必急躁；但我们不能藉口长期而懈怠下来，或存心憩一憩。正如吃饭一样，吃饭也是长期的，但我们不能不说今天休息一天不吃饭。我们若把学习看得比吃饭还轻，那是一辈子也学不好的。愿与朋友们同下决心，立誓在这次学习中把自己改造好，来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于青岛 自我检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一 我与辅仁的关系 　　（一）解放前在辅仁工作的态度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设立的，创办人是马相伯、英敛之，我和他们两人是老朋友，我因研究宗教史的关系，常到英敛之那里找天主教史材料，时有往来。 　　一九二六年英敛之病了，在他临死前，把我介绍到辅仁，有些像托孤的意思，让我作辅仁社社长，后来就改为辅仁大学。 　　我没到辅仁前，曾任国会议员，参加过曹锟贿选，又曾任教育次长，代理过部务，深感到当时政治的污浊，就脱离政治舞台，在北大、燕京教书，但都是兼任，到辅仁才是专任。 　　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我在辅仁整整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天主教会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虽然经过抗日战争，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但是我在辅仁的态度二十三年来一直是一样。我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总的基本精神，就是除文史两系和例行公事外，一切校务都不甚过问。 　　当时辅仁是帝国主义分子掌持校政，学校的主要事务，他们自然不愿意我过问，我就作一个傀儡校长，什么事情不告我的，我就不闻不问，只空有一个校长名义而已。 　　既是有名无实，我为什么愿作这个校长呢？主要地（的）是：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大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以为作校长可以少教几点钟书，可以拿出大部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利用辅仁这个图书馆读书方便，又清闲。所谓清闲，就是如果作一个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就真正要管事；作一个教会大学校长，他们不让我管事，我正乐得清闲，正好埋头念书。我当时还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处所，于是就读起书来。这三十年中我曾发表的论文，大约有八十六种，其中的七十四种都是到辅仁以后作的，这并不是夸耀，是说明我在辅仁主要工作就是读书。
　　我当时自以为是一个“清高”的学者，在政治上我已是退隐山林，淡泊自守，自以为决不和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在学校里，名义是个校长，等于前清的书院山长，又可以不管事，正合夙愿，当时还自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抱着这样的态度，就造成我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二十三年。 　　（二）解放前对教会的看法 　　我是研究过宗教史的，但并不是只研究天主教，像回回教、道教、基督教、佛教等都研究过。我从前对于宗教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人烦恼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当然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此对任何宗教都有好感，对天主教也是这样的看法，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同时也因为我还认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所以就错误地认为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不多，教会来到中国办大学，可以帮助我们办教育，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错误思想一直影响到解放后，等一会我还要谈。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就“自以为是”地甘心作着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者为了实行他们的侵略，用军舰和枪炮，送来了宗教，以教会为其侵略工具，传教士掩盖在宗教下面，进行其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阴谋，并披着宗教的外衣开办学校，以进行其文化侵略，企图培养为帝国主义中心服务的奴仆。而我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研究的便利；又因为我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不见中国人民，所以在辅仁作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对校务不管，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我当时实际上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因此得到帝国主义者的信任，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很得力的奴才，所以表面上客客气气，使我面子上过得去，让我心安理得，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以达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奴役的目的。 　　我为了自己好名，为了自己“清高”，为了不愿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毅然地离开政治舞台，自以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而实际毫没有人民立场，丧失了民族气节，驯顺安适地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二十三年来，作了帝国主义者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地在学校里作着“太上皇”。 　　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才），贻误了多少青年子弟，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狠毒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 　　这二十三年里，尤其是最后三年多，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的态度更看得明显。当学生运动澎湃，民主力量高涨的时候，我以辅仁是“不罢（不罢课）的大学”而光荣，就拿出我一贯的主张，就是帝国主义者所赞成拥护的主张，告诉同学们“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阻止三青团贴壁报；同时也不赞成同学们参加学生运动，表面上好像是走中间路线，当时自以为是不偏不倚，而事实上正是与敌人打成一片，阻碍了争自由、争民主、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使得进步力量在辅仁不能发展。 　　我这样坚定不移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反动统治服务的立场，一直到临解放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准备讲“乱世与学术”，这个讲演虽然由于别的原因没有讲成，但这已充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了。
　　二十三年来，我就是以这样“不问政治”的态度，在死心塌地地、忠实地为帝国主义者效劳，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 　　我认清了自己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认清了我自己所站的立场后，才明了临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对我不忍放手，一次二次三次地派飞机来接我离开北京的原因是什么了。幸亏我当时稍稍接近了些进步力量，没有离开北京，有了向人民赎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然我就会永远作了人民的罪人，背叛人民到底了。 二 反帝斗争中我的思想转变 　　（一）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的看法 　　解放以后，我的思想开始在变化。我的政治学习是毫无基础的，解放后才读新民主主义论，才逐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才开始得到真理的研究，但是非常粗浅，非常幼稚。 　　学校成立了临时校政会议来管校务，解放前的校务长帝国主义分子芮歌尼作为教会驻校代表参加校政会，同时成立了临时教务委员会、中国教员会等，我校的一部分教职学工已开始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时帝国主义分子以芮歌尼为代表，在想尽阴谋，处处刁难，自一九四九年他们就为了课程上添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为了图书馆买政治理论书籍；为了我们展览“从猿到人”的图片；为了同学们的暑假实习等，他们屡次用类似警告的信件来提出他们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者自从解放后，就处心积虑地不放松任何事情，处处想钻空子，时时在进攻，以图在辅仁巩固他们的权利。 　　但是我自己呢。当时我主观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想：中国人民革命，自然是要反帝、反封建，但是教会来中国办学校，尤其是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他们出钱，我们办理，这样不是对人民有好处吗？因为有这样一个根本错误思想，所以使得我把帝国主义分子当作“外国朋友”，所以在各种事务措施上、在各种会议上，有人提出比较对教会不客气的话来，我就不明白。比如有一次开临时校政会议的时候，出席的人除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卢修女。他们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要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是两人，实际出席的成了四人。有人提出他们出席四人不应该，当时我就想：辅仁既要继续办下去，我们应当合作，应该在互相协商之下才能办下去，我很感到为难，我想教会要那样，大家要这样，学校的事以后怎么办呢？于是就大不高兴，拂袖而去，离开会场。我当时没考虑到，教会代表忽然偷偷地就增加了一倍，是对我们的危害，我却自以为是站在“公正”立场，而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分子思想一致，为他们着想，而感到我自己是束手无策，满腹委曲（屈），所以那次回家以后，就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后来经过大家帮助，退还辞职信，我才继续干下去。
　　帝国主义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这次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神甫孙振之，这把我写的那封辞职信骗到他手里，说字写得好，要作为美术品收藏着，我也没注意就给他了。后来他们要改组董事会更换校长时，还拿这信给别人看说：“你看，校长曾要辞职。”这就说明我毫无警惕，毫无防范，没有拿他们看作敌人，因此严重地影响了反斗争的展开，影响了反帝斗争的情绪。 　　当解放后不久，芮歌尼不作校务长以后，我怕他们不和我们合作，和我们闹决裂，我还提出来请芮歌尼作理学院院长。我当时的想法是：理学院院长由他来作，可以安定他们的心情，多筹些款办好辅仁理学院。事实上这样就是无原则地迁就了敌人。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自以为是有民族立场的。著论骂日本帝国主义，骂汉奸卖国贼，但同时却在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辅仁大学安心服务。这还不算，到了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现在才使我更清楚地认识我以前的民族立场是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立场。如果没有人民立场，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立场的。 　　（二）在反帝斗争中 　　一九五○年六月初，为一九五○年度的经费问题，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斗争开始了。但我那时的思想仍是很模糊的，我当时还是想，中国刚刚解放不久，到处需要建设，需要用钱，教会出钱办学校，只要他们遵照我们的章程办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学校一样办，我们又可以省一笔钱，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吗？ 　　我的政治觉悟不高，而且对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精神体会不够，只理论上认识了中国人民革命要反帝、反封建，理论上认识了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教育主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对站在面前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认识不清，自己的思想有时又和他们一致，那时的想法：既有人民政府教育部给我们作（做）主，政府也没有说“外国人”不许办学校，只要遵照我们的章程，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我们学校的外国人不一定是帝国主义分子，学校的行政已由我们掌握，则政治上已没有问题。只要经费问题能解决，使同仁同学不至于失业失学，就是交涉成功，我就抱着这样的一个看法，去同他们交涉。我为了一九五○年度的经费早些解决，曾和芮歌尼谈话至十几次，他总没有确定的回答，并且还时常发牢骚和表示不满。因他总不给肯定的答复，我虽对于他们已有些怀疑，但是对他们还是存在着幻想。 　　直到六月底，经费仍不定，聘书不能发出，我当时很急、很气，我想：为了我们同仁同学的利益，还是去和他们交涉，交涉成功，让他们拿出钱来，才算是胜利；闹决裂了学校停办，就不能算是胜利。 　　到了七月十四日，芮歌尼给我一封信，说经费有办法了，每年可拿十四万四千美元，却提出四个条件作为拨给经费的要挟。四个条件里，有一条是“人事聘任教会代表有最后否决权”，并根据这条，提出解聘五位教授。 　　在七月二十二日，我还和他们作了最后的交涉，对他们所提出的四个条件，其中校产与教会财产划分和当时所谓“神甫花园”定时开放两项，认为可以答应。关于新董事会问题，认为由教会与校长选任，即可成立，已经等于四个条件中答应了他两条半。但是帝国主义者仍然坚持最后否决权，作为继续津贴的条件。至七月二十九日，芮歌尼发表了一篇富有煽动性和恐吓性的所谓《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声明自八月一日起教会不负辅仁经费责任，一切开支应归陈校长负责。一面又鼓励工友索薪。同时又要改组董事会，企图撤换校长。 　　到了这时候，他们不但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危害了我个人的利益，才使我如梦初醒，我才真正觉得忍无可忍了。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在我们的面前的原来就是最狡猾最毒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条件，来要挟我们，运用否决权来侵犯中国人民的教育主权，这样的无理要求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要坚决反对的。这时我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斗争渐渐结合起来，才坚决地肯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在党和教育部领导之下，与我全校教职学工，向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帝国主义分子展开斗争。 　　在起初，我看不清楚帝国主义者的面貌，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的要求对我个人利害没有直接的危害和威胁。到了危害到个人利益，危害到个人名誉地位的时候，一方面因为有群众的正义要求；一方面又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才使我政治认识逐渐提高，才使我斗争意志逐渐坚定。 　　他们要改组董事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校长不听话，董事会就可以换校长，当然在他们看来，我这个校长一直是唯命是听的，现在已渐渐开始不听话了，由于这个改组董事会的事情，令我深刻地明白以前他们利用我，允许我作校长是因为我能为他们效忠，是对他们有利的。这一件事不提出，我仍是糊里糊涂立场不明确，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始终存着幻想，虽然这可耻的可怜的幻想，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涉中已经逐渐减少、消灭，以至于变为仇恨。但这仇恨的巩固，还是结合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在内的。 　　今天想起来，我当时以这样的思想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真是危险已极。如果不是共产党在领导，如果不是教育部在支持，如果不是我们全体教职学工正义的斗争，我就很可能作出丧权忍辱的事情，很可能倒在帝国主义的怀抱。 　　总起来说，在反帝斗争开始时，我的立场不稳定，是两面摇摆的，又想站在人民这边，又想拉住帝国主义分子。我当时是想：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钱虽拿出来了，但学校仍然办不下去；如果不答应他们，他们不拿出钱来，是有人民政府支持的。我当时的思想关键就在此。又夹杂上个人利害，个人名誉地位；因此就坚决与他们斗争。 　　不但如此，我当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也体会不够。我只有经济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只从经济出发，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政策。所以，后来教育部拨给了十万斤小米，我的胆子就壮了，斗争意志也坚定了，难道说没有这十万斤小米，我们就能丧失中国人民教育主权吗？这思想今日想来真是可耻，基本上是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没有全面的从人民教育事业着想。
　　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那时思想的错误和自私自利，我这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同仁们的思想，延迟了反帝斗争，阻碍了学校的进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由于这次检查思想，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超政治”的说法，是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欺人之谈，并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脱离政治。我在辅仁大学二十三年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做前驱，反以为是一尘不染，正是以“超政治”掩盖着自己读书、著书的个人利益来进行的；同时也正结合了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我所重视的清闲、清高、埋头读书、个人兴趣等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由于重视个人“特长”，因而脱离群众，轻视群众。 　　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看法仍然错误，是因我对宗教与帝国主义未能分开来看。我以往虽然曾经研究各种宗教史，而研究时也是脱离政治的研究法，不能把帝国主义者到中国来传教的真正目的正确研究，因此始终认为他们办学校是为教育中国青年，而不能看到他们正是要把青年教育成为他们服务的“人材”。 　　通过对反帝斗争时思想的检查，更深刻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不清除个人主义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我结合了个人利益而仇恨帝国主义的思想是不稳固的，今后必须从整个人民教育事业着想，才能够正确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办好人民教育。 　　我十分诚恳地接受这次的经验和教训，并决心改正我思想方面、领导方面、工作方面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今后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我校全体教职学工的帮助和监督之下，积极地、负责地、认真地作一个人民勤务员，把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作好，不能再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失。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资料提供者附言]：2012年春节回西安，一日与父亲去逛大雁塔旁边的旧书市场，翻捡中，一本1952年8月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教师们的思想改造》的小册子跳入我的眼帘。打开一看，里边几乎全是知识界教育界的翘楚们在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批判和思想检查。比如朱光潜、游国恩、丰子恺、陈垣、陆侃如等。从教授们的自我批判和检讨看，固然因运动当前迫于形势而有言不由衷之语，但接受共产党的立场、观点，清算自己的旧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适应新社会的新人的真诚努力，也是很明显的。研究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些不失为有用的好材料。 资料提供者：赵倚平，作家，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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