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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我的志愿是学中文 数学太差被迫学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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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旧闻，今天让我们来回顾下。2012年肖钢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拿起一张照片十分骄傲地对主持人说：“看，我夫人漂亮吧。不仅漂亮，而且有才，才貌双全。在大学时候一眼就看上她，然后我就勇敢地追求她，现在看幸福是要靠追求来得到的。”他还把太太的著作赠给主持人，并笑呵呵地说：“我这一生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娶了她。”
日履新证监会主席一职到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七任掌门人肖钢已经在“火山口”上工作了近11个月。
在业内人士看来,证监会主席肖钢尽管上任以来“喊话”不多,但他一直试图向市场传递其锐意改革的雄心壮志。对于这位有着超过20年央行工作经验的新任证监会主席来说,肖钢在“火山口”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各方的关注,并且,在可预期的范围内,这种关注还将继续下去。
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成功男性来说，很少会当着别人的面夸奖自己的妻子，即使称赞，也仅限于温柔贤淑、支持丈夫、照顾家庭等女性特质。而肖钢对妻子吴透红发自内心的欣赏着实让大部分职业女性羡慕不已。
肖钢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妻子的照片。去年，肖钢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拿起一张照片十分骄傲地对主持人说：“看，我夫人漂亮吧。不仅漂亮，而且有才，才貌双全。在大学时候一眼就看上她，然后我就勇敢地追求她，现在看幸福是要靠追求来得到的。”他还把太太的著作赠给主持人，并笑呵呵地说：“我这一生唯一做对的事就是娶了她。”
肖钢的妻子吴透红也的确值得他骄傲。吴透红是肖钢当年在湖南财经学院的同学，目前任民生银行的纪委书记，曾任民生银行财务总监。由于民生银行高管薪酬远高于国有大行，所以肖钢的收入一直与妻子相差甚远。比如2009年，肖钢的年薪是76万，而吴透红高达426万；2008年，肖钢的薪酬是151万，吴透红更是高达590万。昨天公布的2012年中行年报显示，肖钢2012年的税前年薪是110.31万元。就任证监会主席后，肖钢和妻子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根据此前报道，部级干部的月薪可能仅在万元左右。因此，肖钢就任证监会主席后，工资收入肯定比任中行董事长时少了很多。(摘自北京青年报)
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痛不痛，他们只会看你最后站在什么位置，然后羡慕或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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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稿之十二：学历不过是块敲门砖
有一位领导人在自己的简历表“学历”一栏填上了“大专”两字，有些媒体很感兴趣。而这位领导人只是说，我想填个硕士也并非不能，但想到实事求是，就不能这样做了（大意）。的确，当今不仅领导人的学历可以随意填写，（江西省一名副省长级领导人，因贪污被处以死刑时，才“发现”他的学历涉嫌伪造。）一些企业家、商人，甚至佛家子弟，不也在追求“高学历”吗？这位领导人值得赞许，他开了一个好头。其实，在人生道路上，学历不过是块敲门砖。没有这块砖，有些门槛比较高的地方，就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可是，当你进了这个门，这块“砖”的历史任务大概就结束了，有无造化，要看自己有无能力，以及能力的大小了。
我最初听到“学历”，知道这个东西对人生的作用时，好像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数学老师姓龙，他对我们说：考上一类中学，就为将来考上一类大学打好了基础，也为自己的人生打好了基础。我对他的说法不以为然，初小时我的成绩不好，高小时换了一所学校，成绩很快就提升了。可是第一轮考试考砸了，当时报考的是广州市有名的学校“广雅”，机会错过了。记得当时母亲说，干脆你参加工作，当海员去吧。我母亲在广东省水产公司工作，公司有些船队往来于广州和沿海各地。我也曾经想过当海员，不过这时我对母亲说，中学还是要读的，我并不是在乎于学历，而是在乎能力。不过第二轮考试考得不错，考上了二类中学中的首名：广州市九中。我也聊以自慰：宁当鸡首，不做牛尾，我考上了二类中学中的首名学校。（当年广州市小学生升中学，学生要考好几次）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初二我就随父母到了湖南常德时，转学到常德市七中。如果当年我考上了“广雅”，我想父母不会让我一个人留在广州读中学的。
我第二次了解到“学历”的重要性是在初中毕业时，当时我的想法是早些参加工作，因为父母亲总是吵架，吵架的原因有些是为了我，记得我十六岁生日时，母亲说给我买条新裤子，父亲不同意，就吵了起来。我早些参加工作，也许父母亲就不会吵架了。于是我初填自愿时，填的都是中专。可是我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都来劝我，说我是读北大、清华的料，应该读高中，而且是七中的高中。老师们都是好意，他们反复强调学历的重要性，但是我同样不以为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料，反正那一年初中升高中的考试，现在好像是叫“中考”吧，我在常德市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其实，具体的成绩我并不知道，是招生的苏老师告诉我的。他说，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是国防学校，招生时是首批录取，所以他把全常德市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录取了。记得苏老师说过，我的数学成绩是98分，距满分差2分，而这两分的题目超出了教材和教学大纲，是关于农业常识度量衡的换算的，可能没有学生能够做出。因为当时老师的劝，我抹不开面子，就把第一自愿改成了常德市七中，但是其他自愿都是中专学校，唯独没有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后来听苏老师说学校是国防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军队，我就同意了，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名军人。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决定，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决定了将来我失去了在校园里读大学的资格。
后来就是中专生活了，不过，虽然在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度过了四年多，但就学习而言，充其量只是高中一年级的水平。因为，我1965年9月进入中专，1996年6月就开始了“文革”，我们“躲”过了期末考试，也结束了自己的校园学习生活。
1970年2月，刚刚度过春节的我和几位同学，结伴离开长沙，奔赴南昌一所国防工厂报道。虽然当时没有分配到部队，但是相对许许多多“上山下乡”的同辈人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如果当年我上的是高中，也将属于这些“知识青年”，我可能经历另一种人生。
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开始后，我向工厂提出了上学的请求。这时我想读大学，并非“学历”的诱惑，而是感到自己真的需要学习。记得参加工作后，厂部把我分配到机修车间，车间给我安排了一位师傅。那时强调“向工人阶级学习”，我这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可能被划入“接受再教育”的层次，我也能够承受。有一次师傅教我作坂金活，用白铁皮做一个铁皮漏斗，师傅按照图纸，在白铁皮上先画线，再剪切，然后在铁管上敲敲打打，可是，做了好几个漏斗，都不成功。铁皮漏斗是两个圆锥柱体的组合，从正视图看，是两个梯形层叠，梯形上下端应当是平行的直线。可是师傅做出的漏斗，上端凹，下端凸。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不是浪费材料吗？我对师傅说：我试试看，行吗？师傅用疑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会，说：好，试试看吧。其实我在毕业前短暂的学习中做过这样的活，不是半工半读嘛，所以，我很麻利的画线，下料，折弯，咬扣，修正，不一会，一个比较漂亮的铁皮漏斗就摆在师傅面前。师傅认真地检验，我则暗自窃笑：看谁是谁的师傅？师傅检验完后，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哎，还是读过书好啊！听到这句话，我心猛地一抖，窃喜突然云散。后来才知道，我的师傅学历是小学四年级，而且是参军后才取得的。他1956年参军，四年后复员，被分配到这家国防工厂。也就是说，师傅之所以没有读过书，是因为他读书的年纪是生活在旧社会，多少个“高玉宝”都是因为贫困才成为没有“学历”的人的。
我的这点知识，不应当是骄傲的本钱。不过，从此我成了车间里的一个“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车间里并不多。一次，车间主任把我叫去，说：车间里来了两台进口设备，你是否能够操作？人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个“知识分子”自然也不怕，爽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当我拿到说明书时，傻了眼：尽管我有思想准备，这是进口设备，要懂外文；尽管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但是我会翻字典，顶多慢一些。可是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是日文和德文的说明书，因为进口的一台铣床是日本的，一台车床是西德的。
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车间只好从外车间调了一名“哈军工”“文革”毕业生来操作这两台设备。我这个“知识分子”“掉价”了。于是，我明白，自己真的需要学习。国家进口设备，要大学毕业生来操作，我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工人，都没有能力操作进口的设备，文化程度更低的就不用说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总不能总是做“坂金活”吧？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能够掌握先进技术！我那时就有一个追求：将来成为一名工人工程师。可是我想上大学的要求，得到厂部的答复是：你已经接受过专业教育，就不能上大学了。这是什么理由！
从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每年我都申请上学，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冥冥中我感到当年自己决定人生的差误。如果我听了中学老师的话，考上高中不在话下，虽然需要经历“上山下乡”，但是总有上大学的资格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此话真有些道理。不过历史就是历史。
当“文革”结束后，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时，工厂领导对我说：你坚持要求读书是好的，但是名额有限，你与她（我的初恋情人，后来的妻子）两个人之间只能去一个。我没有丝毫考虑，就决定她去。因为她的学历不高，而我好赖有个中专学历。这是我第二次决定自己的人生，不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的妻子当时的真实学历大概是小学，虽然上过中学，但在“文革”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学业荒废了。妻子去广州读大学了，而我还在当工人。不久，厂里通知我到桂林无线电工业学校（后来升格为无线电工业学院）报道，参加第四机械工业部组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师资培训班的学习，期限一年，学成后回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教师。这一年，我们学习的内容很多，光数学就是从中学初一到大学理工科毕业的内容。另外还有制图，机加工工艺学，等等。到学校报到后，学校安排我当班长。我虽然没有机会进大学校园学习，但是现在有机会读书就够了。我们的教师都是学校的“名师”，我后来的教师生涯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用“如饥似渴”形容我学习的劲头并不为过，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从早上6点多开始，到晚上7、8点，我坐在课桌前没有挪窝，不吃、不喝、不撒、不拉，为的就是做一道阿基米德螺旋线的数学题，别人用一种方法做，我却找到了三种方法。也就是这一年，“高考”恢复了，班上一名叫李赣的同学找我商量，是不是放弃学习班的学习，回江西参加高考？我考虑了一下，没有同意。理由呢？不知道。我只是隐隐感到，工厂安排我到这里学习，学校安排我当班长，都是对我的评价，我应该对得起人。后来。李赣同学去参加高考了，据说是考上了。后来很多人批评我，放弃这样一次机会太可惜了。因为第一次高考，录取成绩并不高。而我当时在桂林学习，恰逢天助，记得在桂林我们一年间有四次数学考试，我得分总计是399分。前三次都是100分，最后一次99分，不是我做错了题，而是作完一道题后，我“画蛇添足”，作了其他假设，提出了一些问题。后来我们的数学老师冯老师（上海人）说：你提出的问题，至今无人能答，你应该去读数学。我扣你1分，
不是你做错了，而是不能给你4个100分，否则你会骄傲的！
知我者冯老师也！我的确是个容易骄傲的人。至今那份试卷我还保留着，不是为了“吹”，而是为了自警。我的语文、政治“水平”也不低，中学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解。凭这样的水平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不敢说上北大清华，上个大学还是可以的吧？如果上了大学，凭我后来参加自学考试，坚持11年拿到两个大学本科文凭的能力，恐怕读博士并非难事。
不过，这都只能是假设了，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放弃了。我放弃没有很恰当的理由，但我至今不悔，这是做人的道理。从人情上说，人敬我一尺，我报以十丈。就纪律而言，我是组织派来的，我是党员，不能任意而为。只是，看官是否看到：我对“学历”的确不是很重视的。当时桂林班上一位姓朱的同学就这样批评过我。
父母要求我调回湖南，此间也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了。调回到湖南省轻工业学校，安排我做学生工作，“学历”问题就正式影响到我的人生了。因为，我想当教师，却被校长一句话顶住：你的学历太低了！当时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有一所大学，有一位教师，每堂课学生都满座，甚至有席地而坐的。可是，在“红头文件”精神的压力下，他只能离开讲台，理由是：学历不够。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自学考试”历程，整整十一年，比“抗战”八年还多了三年。两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和法学，从专科到本科。须知，那时我三十多岁了，白天是繁杂的学生工作，晚上和假日呢？由于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又是“老大”，弟妹们每周都来“共产主义”，很难有“空闲”。我学习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早上四点半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骑单车上班时，一手持车把，一手持笔记本，边骑边背书。学习的强度人们很难理解，试想，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主考学校的要求，背熟了60篇古文，不仅是唐诗宋词，还包括“离骚”、“出师表”、“师说”，等等；可是考试时，这些古文只考了1分，将“离骚”中的四句，抽出一个字，填空题。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字考试时我又忘记了！学历真的是重要，当我取得第一个本科文凭时，我才有了上讲台的资格。这就是“敲门砖”作用。但我并不十分重视学历，我重视的是取得学历的过程，是学习的内容。在我开始自学考试时，遇到两件事：其一，我第一次走进考场，见到了同一学校的两位工友，他们和我同时参加湖南省第一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可是成绩出来后，他们都放弃了，而我，考两门只及格了一门，出师不利，但我坚持下来了。我们原来都是“工人编制”，但我最后是副教授退休。其二，有几位朋友考取了“干部培训班”，毕业后就是大专、本科。朋友们劝我放弃“自考”，参加“培训”，我坚持自己的想法：自考。因为第一，那时自考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没有老师，没有辅导，没有重点；第二，“培训”的水分没有多大意思，当官可以，可是吾志不在于此。此后我有能力在校内得到学生的认可，获得最佳教师的称号，在校外有些许名气，有能力为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学生讲授不同的课程，退休后还有事做，皆因此。
所以，当我取得第一个本科学历，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努力，所以有了第二个本科学历。有人说这相当于“硕士”学位了，我不以为然。我重视的是学到的知识，历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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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肖钢：我的志愿是学中文 数学太差被迫学金融（2）
肖钢，1958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江西吉安人，1976年参加工作。曾为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等职。现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吴小莉：在中行的内部有没有一些反弹的声音？
肖钢：当时阻力很大。
吴小莉：有一位来自于湖北的凤凰网的网友说，我每个月用中行的卡汇2000元生活费，中行收20元是不是太高了？
肖钢：现在银行这个收费引起了一些消费者的意见，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现在的确银行的收费的项目是比过去增加很多，那么最近几个主管部门也发了文件，我们自己也进行了清理，现在看呢我们按几个类别来划分，做到比较规范的来收费。
吴小莉：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清理？
肖钢：今年是没问题，今年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
中行涉建国以来最大银行资金窃盗案 肖钢调整人事制度促廉洁
吴小莉：2003年3月，肖钢接掌中国银行，而就在此前的2002年，中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大的一起银行资金窃盗案，中行广东开平支行案，涉案的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上任之后两个多月，中银香港前副董事长刘金宝腐败案正式立案调查，从2002年到2005年的3年间，中行总共发生了8起金融大案，这对于当时正带领中行进行股改上市的肖钢来说，无疑又是一大挑战。
当您上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干部出现了问题，您当时是不是心中还是特别有感触？
肖钢：是的，我认为这些案件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比如说他们过于放纵自己，不约束自己，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等等，这是自身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的人事管理的体制机制，就是这些干部在选拔任用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公平，比较透明的机制，也很少了解他的品德的情况，也不依赖或者不依靠是不是群众公认，也就是说让大家的眼睛来看，看一个干部，让这个干部在实际当中锻炼成长，要得到一些群众的公认，他的品德，他的才能，而且跟他的绩效要挂起钩来，所以这个人能干不能干我们要有一个绩效的导向，所有德才的标准，绩效的导向，群众的公认，所有这些都应该放在一个公开公平竞争的，竞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来产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干部制度人事制度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个也促使我们当时要加快这个改革。
吴小莉：人事制度改革之后，干部腐败这种情况是不是确实减少了？
肖钢：确实减少了，我可以说我们近几年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就是现在的管理者，发生这个案件几乎是为零了。
解说：2011年12月，肖钢撰写的《百年中行新变革》出版，在这本字数接近30万的专著的封面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副标题，写着&市场化与人本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国银行的股改进程中，实际上着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改革是人力资源改革。
吴小莉：这本书《百年中行新变革》你是以市场化与人本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为切入点，虽然你也谈到了股改的一些故事，但是你用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为什么会选择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角度。
肖钢：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要回到我们100年的历史，当时中国银行的历史文献上就说了，刷新人事制度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
吴小莉：我记得你想要写这本书，想了好多年了，甚至你在书中也透露说，你到了中行还没有正式批准股改的时候，你就想要改革人事制度，你是看到了什么。
肖钢改革人事制度遇内部反弹 非议持续一两年才结束
肖钢：我们原来的这个人事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是不利于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比如说激励机制我们吃大锅饭，不跟绩效挂钩等等。平均主义嘛，大家还是走官本位，这个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当官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叫如果都搞官本位，就是独木桥了走不通。因为我们这么多，我们这个事业需要宏大的人才队伍，或者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如果说大家的人才的价值最终体现是不是被提拔当官，那就很多的人才会被埋没，我们这次改革我们彻底打破原来的体制，拓宽我们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的通道，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你走独木桥，就都走不过去了。
吴小莉：您在取消级别制的时候，在中行内部有没有一些反弹的声浪。
肖钢：是的，当时阻力很大，因为把我们的职务职称都改了，没有处长了，内部很难接受，所以当时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非议，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
吴小莉：大概你们坚持了多久这个非议才结束。
肖钢：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吧，一两年的时间，慢慢地大家都适应现在新的职务了，但是这件事件它是一个动态的，我们的改革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改革还没有结束，还需要持续不断地来推进。我们怎么样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改革的办法，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肖钢：人生中最正确的事就是娶了位才貌双全的妻子
肖钢：所以我当时档案没有被抛上，学不上中文，进财经学院不知道什么是金融。
吴小莉：夫人的照片很多哦。
肖钢：很多对啊，夫人漂亮吧你看。
吴小莉：漂亮。
肖钢：确实漂亮，不仅漂亮而且有才，才貌双全。
吴小莉：夫人是做什么的。
肖钢：跟我是同学，也是做银行的。
吴小莉：您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一眼看上了。
肖钢：我们同学，对一眼看上了，然后我就勇敢的追求她，现在看幸福是要靠追求来得到的，但是她的兴趣很广泛，她应该说也是文化人，所以你要有兴趣我可以送两本她写的书给你。
吴小莉：好啊，这个会被夫君这样称赞，才貌双全的夫人。
肖钢：很难得很难得，我一辈子只做对这一件事情。
吴小莉：选对了老婆。
肖钢：就是娶了她，真的。
吴小莉：话说1978年那个金秋十月的某一天，有6女34男共40名书生跋过三湘涉过四水，来到岳麓山下，这40人为何聚首此地，只因要圆同一个梦想，那是何梦，大学生梦，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带来的梦。这是2008年，51岁的肖钢和他的夫人吴透红在一篇大学班级回忆文章中写下的话，而让他们圆梦的地方就是被誉为是中国金融界&财经黄埔&的湖南财经学院。在此后的人生里，肖钢在央行工作20多年，曾经是央行系统内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推动中国信托法的出台。43岁的时候，接掌中国银行的帅印，带领中行成功完成股改上市。然而在金融的领域长袖善舞的肖钢，最初理想并不是金融。
解说：作为文革之后中国内地的第一批大学生，&财院78级&颇有金融传奇色彩，中国多位金融高层都带着&财院78级&的印记，肖钢和夫人吴透红也在其中。
肖钢：最初志愿是学中文 因分数不够被调至金融院校
肖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的志愿是学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呢，中文比较吃香，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中文，比如写写小诗歌等等的，我高考呢，语文考得比较好但是数学很差，这样一平均起来分数就低了，当时抛档案，就是要分批抛档案，高分就是要按照刚才说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学文学的，是先抛这些档案，所以当时我没被抛上，学不上中文，财经学校是最后一批进去拿档案的，因此我们就被抛到那去了，所以我没有自愿学金融，所以我进财经学院不知道什么叫金融。
吴小莉：你跟夫人是在哪儿认识的。
肖钢：学校，我们俩同学。
吴小莉：她也是喜欢文。
肖钢：应该是这样的，她也是喜欢文。
吴小莉：所以她出了书。
肖钢：是，所以在书的前言里头她也讲了，很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要当作家，所以她今天也实现了。
吴小莉：您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进入了央行。
肖钢：过去的教育体制很多的部委都是有自己的大学的，那恰好呢，我这个学校是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的，那自然每年招生，所以我很正常的，按照这个渠道，它每年都要招生，但是呢我也告诉你呢，我在学校里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经常搞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校刊，刊物学报就是我们创办的，就是当时我组织几个同学创办的，所以正因为这些活动还是给我加分了，因为在（央行）招生的时候，它没有简单地看那个考试的成绩，如果按照考试的成绩我大概可能不会进北京。
吴小莉：当时从央行这个管政策的地方，要到被管的地方，要到中行里来的时候，有没有挣扎过，当时需不需要组织部的人跟您沟通。
肖钢：没有，就是等沟通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事先没有商量，因为我们的调动是服从组织安排，也是被调动，没有选择。
责任编辑：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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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肖钢：我的志愿是学中文 数学太差被迫学金融（3）
肖钢，1958年8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江西吉安人，1976年参加工作。曾为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等职。现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肖钢：企业长久的生命力在于使命感
吴小莉：那从裁判到球员这个位置转换对您来说，是容易的还是都有帮助的。
肖钢：应该说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转化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换，过去在央行的时候，主要侧重于货币政策，当时还有金融监管，因为那个时候监管也在央行，主要侧重在这个方面，那么到商业银行完全是一个新的角色。更多的要面对市场，要面对客户，而且要有经营的直接的压力，也有怎么样防范和处置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工作的性质、内容、范围都有所不同，所以还是需要一个转换。
吴小莉：您很爱读书。
肖钢：喜欢读书，对。
吴小莉：最近在读什么。
肖钢：最近在读一些关于企业管理的书，为什么说要读这些书呢，也是庆祝一百周年要总结，总结中国银行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一百年，所以最近就研究一些百年以上的企业，之所以那么长时间的存在，有些什么共同的关键的特质，所以在研究这个。
吴小莉：刚我们说到的您最近在看的书，看一些日本的欧洲的那种百年甚至千年的这种企业，但是跟中行不太一样因为中行有点政策性，它有点国家型的这种形式再转到现代的这种。
肖钢：政府的银行。
吴小莉：对政府的，但是像您提到的日本的或者是欧洲的，大部分都是私有企业。但您有一个感想，是能够做到百年或者千年它肯定有一个特色。
肖钢：首先它这个企业要超越利润的使命，就是说这个企业不是为了赚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的企业，到不了一百年或者更长，所以这一点我发现是一个共同的特质，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是它的使命要超越这个利润的目标，它具有这样的使命感，这是百年以上的企业的一个共同的特质。
吴小莉：你说要还要有梦想。
肖钢：对了，就是要有理想要有梦想，而且要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李克强：中行作为民族银行业的优秀代表，奉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的宗旨。
吴小莉：谢谢董事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肖钢：好谢谢。
责任编辑：沙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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