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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云寓言精选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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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转发：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张&&实
《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作者：张实，对黄瑞云寓言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析，是研究黄瑞云寓言的最新成果，而且是公开发表的，我发到论坛，居然被删去了，太莫名其妙！现转到我的博上来。我始终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文革”一章中应有黄瑞云不可忽视的地位。前些年湖北文学“屈原奖”将《黄瑞云寓言》评为榜首，位于长篇小说、诗歌等之前，这倒是极有见地的。
叶澍兄：张实同志撰写的《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对黄瑞云寓言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析，是黄石文化界研究黄瑞云寓言的最新成果，此稿发表在《文艺新观察》今年六月号，现转发给你。张实是我们同届毕业的校友，与瑞云兄同系不同班。他先后任黄石市委政研室主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石市文联主席。退休后著有《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５月出版，网上可查到）。此祝暑祺。开云
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
——黄瑞云寓言的创作道路和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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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云先生，湖南娄底人，1932年生，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业余从事寓言创作至今已50多年。在中国寓言文学领域里，作家、评论者、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他是现代中国寓言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
黄瑞云寓言内容广博、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创作量大，曾广泛刊载于《人民文学》、《当代》等各种报刊，至2008年已出版8种不同的版本，先后荣获1988年“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读物奖”一等奖、中国寓言研究会年连续两届
“金骆驼奖”创作一等奖和2008年特别荣誉奖、1996年湖北省屈原文学奖。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已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意大利学者卡拉&若蒂奈莉有研究黄瑞云寓言的专著。黄瑞云寓言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对现实生活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在《黄瑞云寓言》初版《后记》中，作者自谦地说：“其实我知道，作品极其肤浅，并无多大价值。只是，高山深谷的几片贝壳，也能反映出沧海的变迁；这些艺海的小贝，也未始不留有时代洪涛的痕迹，要说它们还有一点存在的意义大概也就在此吧。”本文拟就黄瑞云寓言的创作道路、各个时期思想内容的特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作一点粗浅的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界长期把寓言视为儿童文学。对此，黄瑞云一以贯之地持有不同的见解。他曾经明确而坚定地表示：“我国文艺界习惯于把寓言当作儿童文学，实在是一种错误。寓言可以作为儿童文学，但绝不只是儿童文学，而且主要不是儿童文学。由这种错误的认识，又连带来另一个更大的错误，认为既是儿童读物，就可以而且必须写得浅显；而实际创作起来，往往又把浅显变成肤浅。这是许多写寓言者失败的重要原因。”（黄瑞云等选编：《经典寓言系列&
前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是否仅仅只把寓言看作儿童读物，这一认识上的根本分歧，不仅涉及这一文学体裁的读者对象范围，更关系到它的创作与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现实生活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之间的联系，并直接决定着寓言这一文体的使命和功能。
与此相联系，寓言文学界一般的传统观念只是把寓言作为表达“普遍的道德格言”的一种艺术形式。如《寓言辞典》对“寓言”的界定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在文学创作中，把一句普通的道德格言引用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上，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们可以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遍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这里的‘道德格言’是广义的，指的是表达真理和显现智慧及经验教训总结的语言的总和。”（鲍延毅主编：《寓言辞典》，明天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页）
解读黄瑞云寓言有两把思想钥匙。一把是他的《寓言参同契》，这是他将自己多年从事寓言创作的实践经验提炼成为寓言创作的基本理论，其中第一条便是：“寓言的使命在于揭示真理，总结教训，讽刺丑恶。特别需要揭露人们经常接触到却未曾意识到的荒谬。”与上述《寓言辞典》对寓言的阐释比照，共同点都是要揭示真理，总结教训；明显的区别则在于黄瑞云同时还强调要“讽刺丑恶”，揭露荒谬。与此相联系的，在该文第二条又强调：“寓言小道，却也必须有干预现实的胆略和洞烛人生的识见。”在第五条里又强调：“寓言家挖掘的往往是生活严酷的一面”。（《黄瑞云寓言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这些所强调的理念，集中至一点，就是要通过讽刺丑恶、揭露荒谬来干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他在寓言本质的把握上，显然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寓言只是儿童读物的局限，也远远地超越了表达“普遍的道德格言”的局限。这些所强调的理念，这些突破和超越，正是他的寓言的独特创作倾向，也是他的创作特色之所由来。突破和超越在此，独特性也在此。
黄瑞云对寓言的这些理念来自他多年的创作实践。从他的创作道路来看，他与许多当代寓言作家不同，不是禀承文艺理论教科书的概念来从事寓言创作，不是怀着当“作家”的五彩梦幻来从事寓言创作，甚至也主要不是为儿童奉献精神食粮来创作寓言，而是在严酷的生活重圧下，饱蘸着自己的血泪开始写作寓言的。他的寓言创作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像干将莫邪，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黄瑞云寓言精选点评》，大连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1986年，黄瑞云曾有一万三四千字的长文《偶然踏上的艰难道路——我与寓言》（《散花》1986年第5期），记述他的创作道路，这是解读他的寓言的另一把思想钥匙。
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把他送上了这条艰难的道路。
1957年“反右”改变了黄瑞云的命运，自1958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间，运动接连不断，他处在“言必获罪，动辄得咎，迄无宁日”的境地。自50年代末期开始，本来已放弃文学梦想的他，在心潮难平之际，不得不用一种曲折的艺术形式偶而吐露一下自己的心曲。列为《黄瑞云寓言》初版首篇的《马和猪》，据作者自述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仅仅是想读一点书，就不断遭到非议，某些人混日子倒成了正常的事，我如此写了《马和猪》，含蓄地表达一下内心的愤慨。”
这就是他的寓言创作的起点，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在黄瑞云的早期寓言中，许多作品是由一组相互对立的两个艺术形象组成的，如最早的《苹果树和杨柳树》、《蜜蜂和苍蝇》、《玄奘大师的马和推磨的驴子》、《犀牛和野猪》、《鹿和狗》、《不驯的老虎和驯服的驴子》等等，每一个对立的组合都分别形象地显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通过强烈的对比，在肯定与否定，赞许与批判中，鲜明地表达了身处逆境的作者，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进行价值判断，坚守着自己的人生追求。自第二版起，即置于全书篇首的《野花》，或有代序的意味。不只是自谦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以为也是作者在1957年“反右”后现实命运的真实写照，更是作者人生取向的形象宣言。它开在路边，无缘温室，远离华堂，准备着被人践踏，而“毫无怨色”地“给行路的人们送来盎然的春意，放出沁人的芳香”。形似柔弱，实则自尊、倔犟不屈，卑贱的地位与高尚的精神境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茹苦耐劳、任重致远的老骆驼已经明确地定格为黄瑞云的形象标志。当年他在《老骆驼》中以百折不回的坚韧宣称：度越塔里木沙漠“只要认定一个目标，一步一步地走就成了。”《掉进了井里的罐子》，终于坚守到“世界的阳光又重新照到它的身上”，它在幽深的井底得到的启示是：“打水的罐子是随时都可能掉进井里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放弃努力。”黄瑞云寓言中早期的这类作品，可以看作是他在逆境中自我砥砺的明志的诗篇，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命运，真实地记录了一段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代表性的不屈不挠、感人至深的心灵历程。
促使黄瑞云进入寓言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是“大跃进”带来的人民的苦难。1960年，全国许多地方已经饿死了人，黄瑞云和他的家人正在灾祸中苦苦挣扎：“……我们经受过极度的贫穷，长期的饥饿以至死亡的威胁，我们曾经饿死了两个可怜的女儿和别的许多亲人……”（黄瑞云：《杜鹃花依旧开放》）正是这种形势的煎熬，促使他写下了《大熊垒窝》、《雁警》等早期的名篇。前者的矛头径直指向“大跃进”的荒谬不切实际，比喻为大熊“想把岩洞搬到树上来”，自称是“新事物”，将一切规劝视为“恶意的阻挠”，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作者冷峻地指出：“一切违反客观规律而强行其是的人，最终都免不了要跌断背脊。”后者则是独醒者面对灾难降临之际痛徹心肝的悲歌。在一个深夜里写完《雁警》后，黄瑞云独自哭了很久，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可怜的孤雁：“最大的痛苦在于，我清醒地看到了灾祸的来临，却无力使我的群体免于毁灭的命运。”
20多年后，黄瑞云回顾道：“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已经从自发走向自觉，由无心变成有意，是精心地创作寓言了。”
这个阶段性发展的里程碑，是一项深思熟虑后的隐秘行动。1963年暑假他将已有的全部寓言手稿带回家乡，同年寒假再转移给他的不识字的三姐，1965年暑假又特地去那更深远的山乡证实它确实藏在了屋檐的瓦片下，以后有了新的作品便寄给三姐收藏。这些行动，意味着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寓言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灾祸，意味着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灾祸正在步步进逼而迫在眉睫，也意味着他决不放弃，决不退缩，下定了决心要“像干将莫邪，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
黄瑞云早期的寓言是在极左政治严酷的、高压的背景下产生的。严酷的政治，提供了荒谬绝伦的、无比丰富的、独特的寓言素材，高压的背景，磨砺着寓言家的识见和意志，这一时期的黄瑞云寓言便是极左政治的严酷、高压与寓言家的识见、意志相碰击而产生的思想火花。
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黄瑞云立即写了《石头和海瑞》，对那个暴虐的“顽石”姚文元严正指出：“人们将记得……你的暴行”，开始了他用寓言这一特殊形式记录和反映这场浩劫的十年长征。面对山摇海沸、民不聊生，他写了《景阳冈又来了大虫以后》，让老猎人逃到老虎洞里避难，并对老虎说：“下面闹得那么厉害，实在比你还可怕。”面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政治闹剧，他写下了《孔子答颜回》《孔子的形象》《虱子和圣像》，他让孔子悲哀地说：“现在，我只能听任别人摆布，别人今天说我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明天说我是那个样子，我就是那个样子！”控诉“四人帮”之流任意篡改历史的卑劣和荒谬。在“批邓”的浪潮中，他写了《落进网里的鹰》，为“失败的英雄”鸣不平，讥讽那些鼓噪的“麻雀”们无法理解邓小平的“高度和价值”。在天安门事件中，他写了《焰火和北斗》，视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为“要不了好久就会烟消火灭”的“焰火”，然而周总理却如“北斗星将永远高悬在天际”，并以《猱巢的覆灭》表达了人民的愤恨和对“四人帮”覆灭的期待。这些寓言以过人的胆识，敏锐的洞察力，如响斯应地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发出了可贵的反响，为那个反常的时代留下了真实而独特的历史记忆。
这一时期黄瑞云寓言鲜明的特色之一是对造神运动的冷静的哲理性的思考。造神是使思想定于一尊的需要，曾经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愚弄民众实行精神奴役的重要手段。它的实质是宣扬迷信，制造盲目性，鼓动并利用失去理智的狂热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历史证明其结果必然是陷国家、民族于灾难的深渊。在某种意义上，十年浩劫就是一个造神运动从狂飚突起到黯然破产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氛围中，黄瑞云针对性极强地写了《佛光崇拜》、《长城庙里的老鼠》、《哲人的视力》、《齐天大圣庙里的猴子》、《神马》、《司命》等一系列反对神化，批判盲目迷信的佳作名篇。《神马》叙述了一匹良马被神化的过程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起初是马的主人“故意把它神化”，后来“人们也真的把它当作神马”，“久而久之，这匹马被人的迷信所陶醉，自己也觉得确乎有点神异”，最后的必然结果是冲进了泥潭，越陷越深。作者的感叹是：“这匹马，当它被人们当作神的时候，悲剧就开始了，当它自己也以为是神的时候，就完成了悲剧。”
在《司命》中，无所作为的司命大神竟然宣称：“他们一定会相信，他们的幸福，全是我的恩惠；而灾难，是他们命中注定，我已经给他们减轻了许多。”寓言讽喻的不只是司命大神逻辑的荒谬，其重心更是落脚在人们盲目信神的荒谬和可叹可哀。在《齐天大圣庙里的猴子》里，那只冒充大圣享受人们供奉的猴子极为辛辣地嘲弄道：“人就是这样一种特性，只要谁坐在神的宝座上，他们就对谁膜拜，哪怕是一只猴子也罢。”对此，黄瑞云自己有很好的诠释。1992年3
月，他为《齐天大圣庙里的猴子》写了一篇《附记》说：“这篇作品的主题，无非是说明人不能自我解脱，谁也脱不掉精神枷锁，包括圣人在内。所谓齐天大圣庙里的猴子，不过借以寓意，这正是寓言的特质。神，无非是精神枷锁的形象性代名词。”如此冷静深入地思考，致力于“揭露人们经常接触到却未意识到的荒谬”，在狂飚漫天中迎风挺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显其难能可贵。
这一时期黄瑞云寓言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是把批判的讽喻性指向江青推行的否定一切、独家垄断、高压控制的文化政策，渴求思想创造力的自由飞翔。在1974年写的《老鸹的艺术》里，那个黑老鸹自称“我是讲究主题先行的”、“我是刮派”、“刮，就是打击，或者叫做批判”，一看就知道是直指江青。同年写的《莺哥爱好者》，通过两种养鸟方式即两种文艺政策的对比，发出呼吁：“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春天的环境，……只要是春光照临的地方，莺哥是会来歌唱的。”
在《两只信鸽》里，作者发出了深沉的感慨：“只要方向和目标一致，让它们自由地飞行是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即使多少走点弯路也并无妨碍；取消这一点儿自由，它们就只能死在路上了。”这里渴望的思想创造力飞翔的自由，不只是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科技创造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在《拉.封丹和伊索》里，作者更接触到了文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这个被认为1942年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精准地运用辩证逻辑，雄辩地指出“如果哪个地方允许揭露黑暗，正表示那里还有着光明；如果哪个地方害怕揭露黑暗，恰好说明那里一点光明也没有。”听到江青倒台的喜讯后，作者忍不住要发挥艺术想象，与江青作一次正面的交锋，在《作者和江青》里，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她宣告：“我针对那些害怕针对它的东西”。
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经历者，今天重读这些弥足珍贵的篇章，仍然心情激荡，肃然起敬。虽然事过境迁，岁月的风沙并不能掩盖它的思想锋芒。1957年“反右”后，寓言作者纷纷罹难，致使这一文学形式在中国长期销声匿迹，而黄瑞云恰恰是在此时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那是一个寓言缺乏生存空间而寓言题材又无比丰饶充盈的年代，是一个现实催生着寓言而又随时可能将它的作者送上断头台的年代，无论是否定大跃进，或是批判造神，还是触犯江青，在当时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弥天大罪，不仅要有捍卫真理的大智大勇，还要准备付出极大的代价，直至生命。所谓要“像干将莫邪，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不是艺术的夸张，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严峻的清醒的现实抉择，也意味着对它的可能后果的悲壮承担。黄瑞云正是以这种精神，用自己的寓言记录了那个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录了一个寂寞的思想者的内心感受和反响，它证实了在真理话语的绝对统治下毕竟还有另类的声音，在阴霾满天中毕竟还有若干思想的亮色，留下了用寓言建构的“诗史”，填补了中国当代寓言史的一段空白，延续了这一文学形式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文学》第6期刊出了黄瑞云的一组寓言，潜入地下的泉水终于喷涌而出，这标志着中国文坛向黄瑞云寓言敞开了大门，标志着中国当代寓言创作的春天已经到来。黄瑞云那些“瓦檐下偷生的作品”得以扬眉吐气，挺立于时代的潮头，完成着批判极左政治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他的寓言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作迭出，以鲜明的个性及时敏锐地突出了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主题，汇入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滔滔洪流。全国各地报刊竞相刊载，《黄瑞云寓言》于1981年出版后一再增补，十年之内连出三版，发挥了启迪人们思维的重大作用。
写于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的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前期寓言批判极左政治的继续，总结了从反右到文革一批批“中国的鹰”羽毛被“修剪”的惨痛教训，同时也将重点转向了改革政治体制和改善知识分子政策的期望：“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的鹰是能够飞得很高的，只是今后我们再不要修剪它们的羽毛了，让它们自由地飞吧！”
这一时期黄瑞云的寓言，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为深邃，既对国际的重大事件及时发出反响，更关注国内的变革和社会动态；既有大量作品寓普遍于特殊，总结教训、揭示真理，更有大量作品揭露社会积弊、讽刺不良现象，依然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持续地发挥着鲜明的、具有震撼力的思想批判功能。
这一时期写作的《沙漠里的松树》是一首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赞歌，诗意的语言，洋溢着激情，表达着人民在战胜民族劫难后对未来满怀期望，充满信心。随后的《解除脚索的鹿》、《放不开脚步的公鸡》等便深入到人们心灵的深处，揭示了解放思想的艰巨性。那个“放不开脚步的公鸡”诉说了它的苦恼：“我也很想放开啊，你要知道，当脚被系着的时候，固然非常难受，然而解开以后，想要放开脚步也非常艰难呀！”作品后部原有一条自嘲式的尾巴：“……而我总是心怀余悸小心翼翼地说话。也许我比它清醒，而实在它比我坦然，清醒未尝不是人生最大的累赘。”发表时却被编辑要求删去了。1992年作者又为它写了一篇附记，引据法布尔《昆虫记》和廖冰兄的例子，恢复了删去的部份，委婉地表达了即使是自嘲式的幽默，报刊发表还是需要勇气的，实则是进一步深化了它的主题，为解放思想的艰难旅程留下一份颇具特色的见证。
随着黄瑞云身份、地位的变化，他的社会接触面逐渐扩大，对社会管理机制运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在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弊端成为了他这一时期寓言的突出主题。《蜀先生庙》和《云门方竹》堪称这类作品中的双璧。前者刘备的属下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攀比，你上了我也要上，比着都要挤到上面的神龛里去。后者则是从玉皇到土地各路神仙一个接一个的向下伸手，玉皇有了的，小小的土地也得要有。向上挤是争名于朝，向下伸手是争利于市。名利原本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官场生态图。寓言揭示其结果或是神龛被越来越多的神压垮，或是方竹这珍贵物种被彻底毁灭，实则是自行破坏了现行体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国家资源的枯竭。作者满怀忧虑地反复对这种后果的严重性提出警示：在《塔蚁》里，作者运用丰富的生物知识，娓娓述说“只一味享受现成，是决不参加劳动的”公蚁们大量繁殖，“慢慢地把里面全部蛀空”，其结果是造成蚁塔崩溃，如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一部由始建、繁荣到覆灭不断地周而复始的历史”。甚至在《最新战略武器》里采用极为夸张和荒诞的手法，极而言之：“世界上最可怕的莫过于官僚爆炸”，“他们落地以后，一个个抢占地盘，争夺岗位，发号施令，征徭收税，没过多大一会儿，那个地区的人就根本无法生存。”其渴望改革之急迫，溢于言表。
与此相关联的，这一时期的寓言也对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进行了思考和透视。《水亭上的蛀虫会议》是对某些“反腐倡廉”会议的辛辣讽刺：“会议不断地召开，停蛀的呼声更为激烈，决议的措词也更为严切。”但情况依然如故，关键在于“每一条蛀虫都想，这么大一个水亭，自己蛀那么一点，关系是不大的。”作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蛀虫们的阴暗心理：贪婪、自欺欺人、而又自以为得计，无情地宣告了寄希望于蛀虫们“全面停止蛀蚀”的可笑和必然破产。在《张衡的天平》里作者发挥奇思妙想，通过张衡受命为阎罗王特制甄别贪官的天平却被阎罗王拆除的故事，不动声色地引导读者思考人治化“反腐”的症结：如果阎罗王本身就不清廉，即使有了再好的反腐措施也不可能实施。在《贪鱼湖》里，作者让何仙姑、吕洞宾这些善于降妖捉怪的神仙束手无策地发出哀叹：“如果你找不到一种刹住贪鱼滋生的办法，今天去捞几条，明天去捞几条，是不解决问题的。”作者冷峻地揭示了当前反腐的困境及其实质，同时也深深地陷入了忧虑和无奈。
新时期黄瑞云寓言思想深邃的特色，还体现在它透过社会弊端、不良现象进一步探索人性中的弱点，揭示人性中的丑恶。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哀伤》里，让宙斯对普罗米修斯说过:“我早在你创造他们的泥里掺入了恶的基因，他们的善良里掺杂着罪恶，他们的智慧里拌和着愚昧。”我们注意到黄瑞云杜撰的名言“猴为万物之次灵”已流传甚广，他在《聪明的猴子》里曾经强调：“猴子聪明得可以模仿人的行为，像人那样行动。”正像传统寓言中狐狸象征着狡猾、驴子代表着愚蠢一样，在黄瑞云寓言里，猴子往往是人性弱点或丑恶一面的代表。在《玉米地里的欢宴》里，猴子们之所以被猎人一网打尽，正是它们被猎人安排的美酒冲昏了头脑而又乐于对同伙挥舞大棒的必然结果。那只“创造吉尼斯纪录的猴子”，与其说是被西瓜胀死，不如说是死于贪婪。那只“马戏团的美猴王”，陶醉于虚幻的成就而得意忘形，在现实的考验中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在许多人为打造、炒作的昙花一现的典型身上，我们不是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吗？
不仅如此，在某些猴子身上，作者更集中地揭示被异化了的奴性，揭示知识分子被阉割、驯化后的精神创伤。早在1962年的《次灵》里，作者借用挑选供生吃的活猴的场景，精准地刻画了一幕无数次重复上演的政治运动中推出牺牲者的活剧：先是猴群如何“惊恐”“退缩”，如何“紧紧盯着客人，看他那决定它们命运的手指指向哪里”，又如何“立即一拥而上，把那只中选的猴子连揪带搡地推了出来”，最后只有牺牲者“悲哀地嚎叫”，而“其他所有的猴子又都跳跳蹦蹦、高高兴兴的了”。短短一段文字，写尽了人性中的怯懦、自私、侥倖、短视和苟安。其中未尝不包含着作者屡屡被推出作为牺牲的辛酸，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难者命运的高度概括。至此，作者冷峻地写道:“这些聪明的动物，它们并不考虑，推出一个牺牲者，丝毫没有改善它们自身的命运，牺牲者的遭遇也是它们自身必然的结局，一个也不例外。”整整四十年后，作者又发挥奇思妙想写下了《猴子军团》，古罗马皇家将蓄养着取乐的“每只猴子捉来后，都要实行阉割，并且斩掉尾巴，……阉了的猴子从此变得驯服，也没有尾巴可翘了，训练起来非常听话”，后来这规矩由老资格的猴子执行，持续地“猴子阉猴子”，每只经受过阉割痛苦的猴子又都从对同类执行阉割中“得到极大的乐趣”。我国早在商代，宫刑就作为仅次于杀头的严刑而普遍存在。帝王本来是利用刑残的人做奴仆，但因为做帝王的奴仆有许多的好处，便有了为争取做奴仆而自阉的残忍行为。中国现代已经没有了肉体的宫刑，但人类的精神阉割史并未随之而终结。所以作者在2002年仍然喟叹：“时间和惯性会使奴隶们精神麻木，即使是最残忍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作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这种“奴隶们精神麻木”的标本，作者也早有描绘。1994年写的《被释放的猴子》里，一只常年被锁在木桩上招徕顾客摄影的猴子，好不容易被人高价赎买后放归山林，作者在花费大量笔墨铺排了猴子作为囚徒的处境和它被人释放的过程后，却爆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第二天黎明，“老板开门一看，发现那只猴子又规规矩矩地蹲在原来的柱子上。”他已经习惯了做“柱子上的囚徒”，习惯了“永远蹲在那儿”的姿态，也永远失去了对自由自在的山林生活的回忆和向往，外来的解放对它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三篇有着共同主题而又各具特色、同样富于思想震憾力的代表作写于不同的年代，说明作者始终在反思着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命运，反思着知识分子们心灵深处难于平复的精神创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黄瑞云寓言对人性的揭示并非仅限于猴子这一艺术形象，《羊虎》和《变过老虎的牛》也是很有特色和深度的。所谓“羊虎”，是一只经过造物主改造后具有超越虎的力量的羊，当它具有了锋牙利爪之后，“新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它原有的观念”，“保持羊的善良”被抛到九霄云外，成为了一个新的“弱肉强食”的信奉者。世事沧桑，载沉载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太多的这样“一阔脸就变”的“羊虎”，奇特的艺术构思表达的却是普遍的现实意义。而《变过老虎的牛》却似乎是它的续篇，表达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一条牛在变成了老虎之后，由于“牛心未泯”，“受到良心不安的煎熬”，要求上帝仍然把它还原成牛：“谢谢上帝，我总算懂了，宁可做一头朴实的牛，哪怕忍受欺凌也不要去做那种残害生灵又互相残杀的野兽。”这是一首赞美人性善良的颂歌，作者仍然热切地期盼着善良的回归。
黄瑞云的寓言从早期开始就视野广阔，常常从重大国际事件中汲取题材，如《十字军的矛子》《灰斑和白额》《不相称的伙伴》《给钟馗当差的鬼》《泥塑》等。《十字军的矛子》是对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反映，向驱赶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发出警告：“阿拉伯之沙会把任何厉害的东西都深深地淹没掉！”1980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干掉了新上台不久的傀儡阿明，作者借《给钟馗当差的鬼》替傀儡发出感叹：“谁给钟馗当差，命运都不会很妙；不管你怎样地驯服，总免不了有一天碰着他的胡须！”1985年中美洲一个国家的总统被人民推翻了，在几大洲飞来飞去无容身之地，作者写了《泥塑——赠N终身总统》，讽刺那些“不到垮台不下台”的统治者。在这些国际题材的寓言中，作者的基本立场一贯是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劳动人民权益的。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的崛起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在新的世纪人类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将是自己亲手造成的对于生存环境的破坏。在近期的寓言中，黄瑞云越来越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早在1994年8月，他的思维便先导地进入了世纪性的回顾与前瞻，突发奇想，将新老两个世纪拟人化，上演了一幕《世纪的交接》。精悍的文体、短小的篇幅与宏大的题旨、博大的胸襟、新颖的构思交相辉映，无愧于被称之为杰作。对于20世纪，作者高度评价它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超过了已往千年的岁月”，但在作者笔下它却又是位“疲惫不堪”而“忧郁”的老人，两次世界大战和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使这个世界未曾有过一天平静”，如今他交给新世纪的遗产是：75亿人口，一个“不堪重负、遍体创伤”、资源枯竭、严重污染的地球，和大量“随时准备爆炸的”核武器。20世纪老人的忧虑，其实就是黄瑞云的忧虑，在这篇寓言里，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他所关注的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主要问题，对于理解他这一类的寓言具有综合性的指导意义。如《猫岛的悲剧》和《科尔纳草原》陷入由盛至衰的轮回，都是由于猫或鼠的过分繁衍，作者关切的其实是地球人类的人口爆炸；《春天岛》由春天般的美丽沦为“死亡之岛”是惨遭人类掠夺和核试验破坏大自然生态的结果；《冰人之死》里，五千年前的冰人“受不了二十世纪空气的恶浊”，认为“一个理智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是无法生存的！”；《向纽鄂斯家园紧急着陆》，假想100年后发生核大战，地球被毁灭，宇宙飞船上的幸存者不得不飞向火星寻找新的家园，等等。这些寓言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世纪的交接》的思想内涵，共同强化、深化了同一个总的主题。
在这一类寓言中，黄瑞云充满了忧愤。在《普罗米修斯的哀伤》里，他让宙斯对人类发出了怒吼：“他们把大地蕴藏的珍宝全部掏空，把山河美丽的风光破坏殆尽，把整个地球弄得一塌糊涂。他们对大自然所作的唯一的贡献，就是在整个地球上铺满垃圾，使大地上的一切生灵无法生存。”在这表层的忧愤后面，是一颗浪潮般澎湃的仁者的爱心，是他对地球、对大自然、对人类、对所有生灵的爱。在前期寓言中，往往以两种动物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作对比，而在近期这类寓言中，却往往是以世界本来具有的美好、兴盛、繁茂与遭到人为破坏后的悲惨景象作对比。如《猫岛的悲剧》里，原来“猫儿夫妇到了岛上，无异进入天堂”，后来却如同地狱一般，“海岛上一片……互相残食的惨叫。”《科尔纳草原》，第一句便是“科尔纳是一个美丽的草原”，后来却是“草原忽然沉寂了，到处狼藉不堪，一片荒凉。”《春天岛》里，作者以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优美的文字着力描写全岛一片青葱，山花烂漫，写它月下的宁静，写它黎明的清新，然而，如此美好的春天岛却彻底地毁灭了：“春天岛剩下光禿禿的岩石，像一堆死寂的骷髅。……连岩石隙缝中的蜥蜴之类的小动物也补彻底消灭，海上的鸥鸟也不再来这儿停留。春天岛变成了一个死亡之岛。”如此强烈而鲜明的对比，悲愤、痛惜、谴责、控诉，尽在不言中，留给读者的是深深的震憾和思索。在这类寓言的结尾处，作者往往忍不住地要苦口婆心地告诫，郑重而急切地呼吁：“但愿地球上最具智慧的人类不要成为科尔纳老鼠，不要让这个美丽的天体成为科尔纳草原!”甚至借普罗米修斯的口大声疾呼：“人类啊，你们要警惕，不要中宙斯的恶言！你们现在还来得及！”
在近期的这类寓言中，黄瑞云展示的是另一种风范：他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人类、一切生灵、大自然、地球，他的仁者之爱，蕴含在优美的风物描绘里，也蕴含在灾难性前景的警示和人类自我救赎的呼吁里。
回顾黄瑞云先生五十多年来寓言创作的历程，是如他自己所要求的“像干将莫邪，用自己的生命铸造锋利的宝剑”的历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大跃进把他这个蒙难者送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是十年浩劫的极左政治为他提供了丰饶的题材，使他的寓言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珍贵的“诗史”，成为真理话语绝对统治下突围而出的独立思考的声音；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的寓言为思想创造力的自由飞翔而鼓与呼，犀利的讽喻矛头无情地指向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弊端，始终反思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精神创伤；自世纪交替以来，作者关注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关系到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他的寓言始终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紧扣着时代的脉搏，以干预现实的胆略和洞烛人生的识见，敏锐地对现实生活作出艺术的反映，闪耀着严正的思想批判的锋芒，为时代的变迁留下了独特的见证。这便是黄瑞云寓言思想内容上最突出的特色。
——原载《文艺新观察》2011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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