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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我在文革中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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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00 发布在
【转贴】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我觉得上一辈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多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真正体会说给大家听。我这一代 的人，已经算是文革中出生，看到文革的事情，用大人的眼光观察，早就远不如你们了。 到了下几年的人，比如我的朋友苦雨，就更是知道得少。我自己体察自己对文革的认识，想想不少的确是受“伤痕文学”的影响。小时候看的那些片子，比如什么405谋杀案啦，还有一大批传奇一样的故事啦，都是以文革为背景，老教授被红卫兵的学生暗杀啦，女知青被强奸啦。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读书人得罪不得，你得罪了他们，在历史这种由读书人写的地方可就是“骂名滚滚来”了。毛主席在文革里面得罪了读书人，所以读书人恨他恨得牙痒的人有得是。过份的批评，当然是在所难免。而文革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有倾向地让“伤痕文学”大鸣大放，恐怕也是我对文革的看法可能和事实有出入的原因。我这个在当小娃娃的时候还算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把自己的一些见闻说给大家听听吧？&&&&我在文革的时候的一段时间，是在江南的一个城市渡过的。为什么会到这个城市去，是因为当时的血统论连及到了父母。因为祖上都是所谓的学者，总之根不红，苗不正，所以当时就被下放到了工厂。　&&&&小时候的记忆，符合现在一般宣传说法的是：话不能乱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的所谓家庭成份不好。我的这个家，算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也就是被冲击的那一种家庭。家里上到祖父这一边，到外祖父那一边，到阿姨姑嫂，百分之八十在教书或搞研究。因为这样，恐怕我本人的消息来源也有问题。但具体说一下，算是和大家讲讲文革中一般知识分子家庭的遭遇。&&&&要说大鸣大放，反正我们家是没有大鸣大放的权力的，也不敢。也没有听说亲戚中谁敢大鸣大放。血统论，连坐法，这些我认为非常错误的作法，当时的确就用在知识分子的头上。要说学生乱来，也的确有这样的事情。我的至亲中的某一位，是当时这个城市的一级模范教师。被学生在文革中抓出去挂牌子，一站就是一个星期。但没有被打。不知道是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我的另一位亲戚，算是个大学者，文革家里面被抄过家，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学习（不知道这是不是文革的事情），可也没有在文革中被打过。他到五七干校，那里的干部叫他写在民国时候有无加入国民党之类的黑历史，他想了一天，找干校的人说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加入过什么政治组织，第二天就被放了。但家里面的东西，的确是一干二净，影响到了研究成果否，不知道。他的邻居某家，听说情况就惨了一些，后来杨振宁回国的时候，因为此公是其老师（讲到这里不少人大概也知道此公是谁也），要去陪同总理见杨，就把他家装修了一番。&&&&虽然如此，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幸福的童年。父母亲每天高高兴兴去上班，回来给我们讲故事。有历史故事，有小儿故事，有革命故事。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从来没看见什么凶神般的红卫兵冲进来。我自己住在个小四合院子里，邻居有一户工人，有一户是旧社会被强卖给别人的童养媳，有一户是这里的老房东。大家都处得很好，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玩打美国鬼子，打日本鬼子。那个童养媳晚上闲者没事，就给我们讲旧戏，倒是在别处很少听到的。她本来被强卖给一个上海的商人，后来共产党来了，把她救了出来，还给她分了房子。我们门口的一个邻居老头，叫作王爹爹。听父亲说，此人原来在旧中国是个鸦片烟鬼，后来解放了，给送进了戒毒所，从此再也不抽鸦片了。&&&&有人说什么文革中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反正我以前的帖子说过，经济学界（我说的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界）的通论不是这样。但文革中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台湾省，香港等。可你要想想四小龙是经济学中的SOE（SMALL OPEN ECONOMY），当时在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进行开放贸易，而大陆四面敌国，一穷二白，一切都要在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高增长的国家。&&&&我没有看见所谓的不干活发生在父母亲身上。我二岁的时候，父亲在工厂里面搞技术攻关，干了七天七夜，最后大出血晕倒在厂里面。厂长等把他送到医院，多亏上天保佑，没出性命危险。我自己近来也问父亲，是不是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工人就歧视你？父亲大笑说：哪有那回子事情。和工人相处，比和老九（知识分子）相处好多了。工人和你肝胆相照，哪把你当外人？日本人搞出电视机不久，我们国家上海的金星厂也就开始搞。父亲大人那时候从上海搞来图纸，也在他那个小厂搞。我小时候看老爹这么干，总觉得挺好玩的。后来，大概是文革结束刚不久吧，他老把图像调出来了。请全厂的工人一起到工厂所在的某公花园的大庭院里面看电视。我记得自己上去摆弄电视，被父亲回家大训一顿，说小孩子怎么这么喜欢当众瞎玩？文革末的时候，父亲接手搞中型计算机（打孔的那一种），厂里面也是很支持的。据父亲回忆说，就是市里面人怕搞不出来，砸了锅。市里面的头头来找父亲，说：老某，你可知道，这东西你接下来要是作不出来是要作牢的啊。父亲说没关系。后来搞出来了，上下都高兴得要命。星期三政治学习是有的，但没听说因为这些政治学习就把科研彻底拉下了。但是，搞政治运动太多的那一阵子科研受冲击的说法，我认为是准确的。父亲的组里也不是只有旧家庭出来知识分子，也有清华出来的贫农子弟，有从 朝鲜回来的战俘（我们叫他马叔叔），也没看见大家勾心斗角。只有一次，父亲回来和母亲说，某某近来不太干活。结果我小孩子嘴里面藏不住话，见了某某就指者她说：某某不干活。后来又被家长教训。冷眼兄当年驳我说：他的亲戚在文革中出成果。我相信这是不假的。（话说回来，文革以后也出了很多成果，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没有亲眼看到，可是这也是事实。我在的那座城市的一座名刹，听父亲说以前有许多金玉的佛和菩萨，的确被红卫兵给洗劫了。后来红卫兵要去另一座全国名刹，解放军奉了总理的命令赶来了，不许动。&&&&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确生活条件不比现在。可是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被冲击的家庭 ，左右姻亲上十几家，没有听说谁家因为是成份不好，就有病不给治的。“伤痕文学”说什么学术权威在医院里面被斗，所以是学生孩子给人看病――我某至亲一家都在医院工作，也算学术权威，没听说不得给人看病。文革里面找他看病的人多者呢。可是我的老师某，当时当知青，一场大病，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来看。被误诊，差点儿送命。台湾的网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赤脚医生－－大陆以前，农村里面只有郎中，医疗条件也差。毛主席希望改善农村的医疗状况，就希望医生到农村去，也希望农村自己多出医生。响应号召的年青人居多，他们给人看病不收钱，可经验不足，也不用领到牌照，所以小病可以看，大病就不行了。文革后不久，赤脚医生制度就崩溃了，也发生了不少农民花不起钱看病的事情。我下面还要讲到。&&&&我在文革中小学受到的教育，除了打倒帝修反以外，就是那么个小孩子，也有社会活动。那时候，听说要搞学工，学农，学军。我参加过一次学农。就是孩子们排者队，去农村帮 农民伯伯干活，然后老师就和我们说：农民伯伯多幸苦啊，你们要向农民伯伯学习之类的。 大致如此。我们还间或组成小组，去汽车站，去桥头“作好事”。还记得有什么“雷锋行车一千里，好事作了一火车”之类 。在车站看见老太太拎不动东西，我们小组就帮她把东西拎回家。在桥头看见拉板车的师傅，我们就一拥而上地帮他在后面推。&&&&总理去世的时候，我在班上，举班痛哭流涕。老师在上面苦，我们在下面给感染，也跟着哭。回家家里面都自发地搞小灵堂，给总理鞠躬。&&&&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了。我作为小孩子的第一个小奇怪就是刘少奇，本来不是大坏蛋么，怎么突然又登上照片了呢？　&&&&我知道自己的家庭，不是文革中被冲击很厉害的家庭。恐怕大知识分子中被冲击的面更广，受害也更深了。可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受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看看左右姻亲的家庭，觉得还是有点代表性的。总之，不是太好，但也没那么惨。对于我自己的个人家庭来说，文革以后，当然是比文革中好了。&&&&可是我父母亲那些同事们呢？改革开放以后，父母亲就回大学教书了。母亲有一次给我来信，说她回了一次原来的厂子，回来真是很不好受。改革开放以后不久，那个厂子就给挤垮了，她的那些老同事工人，一个个下岗在家，没有工作。那时候还不如现在，没有给教授们这么涨工资。母亲也没有几个钱，可还是请老工友们下馆子。母亲给我的信里面说，她看见自己的老同事这么穷困，自己都想哭。有一个工友来不了，说病了。她丈夫为了给她治病，借了几十万块钱，不知道怎么还呢。又责备我说：你这个学经济的，倒是告诉我，怎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这样？&&&&从这点儿，我还得感谢毛主席，要没有他老人家让我们这个老九家庭和工人们混在一起十余年，就冲我们这些代代读书的家世，哪里有机会真正去替那些下岗的工人想想？母亲是个搞理工的，不善行文，可是真情的流露，却远胜过我看见的一些“清流知识分子”的干号。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可是在现在比文革好得多的经济基础上，对大批收入为中下层的照顾，却甚至还不如毛主席犯错误最严重的文革时代，这不是可悲的事情么？&&&&我并不完全赞同老陈说的，可是他，冷眼的两个观点，我坚决支持：&&&&一、不可能有一个事件，包括文革，可以被“全盘否定”。文革中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巨大的进步的，尽管这些进步本可以无须在犯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取得。&&&&二、文革中的错误，是全民性的。现在参与者中的一些，把头一掉，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毛主席头上。自己袖子一甩，好象全部与他无关，然后摆出文革批判帝修反走资派的热情、本领、论证方法，以“蓝卫兵”的手法来批毛。就好象“伤痕文学”里面描写的－－啊，我上当了――所有我是无辜的――所有你！！！！！（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只不过“封资修错误”换成了“文革错误”，出来叫骂者总是“痛改前非”的“受害者”。总是换汤不换药的事情。 这就是我看见批文革的某些文章总觉得怎么我越看越觉得这又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大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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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00 &&
这帖子怎么没人顶呢？！我也是文革出生的人，父亲差点受到批判，但不知什么原因批判会没有开成。后来有几个父亲的朋友，知道了这事，当场表示，如果我们知道是批判你，根本就不会来（他们都是当地有点影响的干部），如果来了，也不会发言呼口号。这几个人是否会和批判者争执辩论那就不得而知。但在我们那里，对批判会消极对抗者有之，公开争执者有之，以至批判会开不下去。父亲的罪名大致是在某次会议上（不是批判会）为某同事说了公道话。得罪了一个领导，所以应该是受到报复。得罪某人受到报复，这事现今也很普遍，只是报复的手段随历史不同而变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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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00 &&
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第四章　　疯狂国度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拼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当然，他也不敢硬顶“造反派”，而是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讲空话大话大道理，就是不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和派别。　　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我父亲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我父亲不敢不答应，但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等到听到卡车来了的声音，他就“哎呦哎呦”地捂着肚子，装成痛苦万分的样子往厕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出来，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厕所喊他。我父亲就装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来的样子，让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势”不容拖延，那几个催他的人喊了几遍，看他一时半会出不来，也就把他落下自顾走了。就这样，我父亲算是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我父亲直感到一阵暗暗庆幸。　　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脚，一次“革命行动”都没参与。造反派也不傻，渐渐地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几句“消极”、“两面派”，也没怎么着他。就这样，我父亲成为了一名“逍遥派”。二、群魔乱舞　　由于局面日益混乱，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就没人管了。我父亲一个人在森林里待着也没啥意思，就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频频回郑州探亲。一路上，我父亲一直冷眼旁观，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那些“造反派”一个个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我父亲这个旁观者眼里，那些无比投入、自以为是的造反派却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甚至“亲密战友”、副统帅林彪，有哪一个又能逃脱这种宿命呢？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要挤进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不但是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坐在行李架上那些人的脚就伸在坐在座位上的人们的头顶，空气中弥漫着汗臭、体臭、脚臭和劣质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令人窒息。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声指挥道：“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挤满车厢里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大概也不乏父亲这样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列车员又挥舞着那本“红宝书”，满怀激情地领着大伙喊：“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手握“红宝书”的人们，又跟着列车员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曾被人邀请参加过一个传销组织的培训会。会场上人依旧是这么虔诚和狂热，只不过口号已经“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注】“王太”是这个传销网络中的一个成功者，在那次大会上做报告）和“我一定能发财！一定能成功！”当耳边响起这些整齐划一、震耳欲聋的口号，眼里看到那些齐刷刷举起的手臂时，我茫然地坐在观众席上左顾右盼，仿佛身处一九六七年的天安门广场。不过，这时我体会到我与父辈处境的不同：今天，我可以对自己不愿参与的事情说“不”，对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保持沉默。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群人为什么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容易被人操纵？也许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天生就是另类，始终与主流社会不合群？假如时光倒流到三十年前，今日这些狂热地要发财的人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总有那么多人会如此轻易地抛却头脑、尊严和良知，听凭一两个骗子的许诺，对骗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愿意为骗子充当打手走狗鹰犬，甚至于肝脑涂地？　　除了搞传销的，再看一看那些歇斯底里的“追星族”，还有那些听说自己崇拜的某个影星结婚就要自杀的影迷吧，他们和那些在文革期间疯狂崇拜毛泽东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缺乏自我意识，天生就是一具躯壳，需要用别人的头脑来支配自己。没有了偶像，他们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经北京回东北。当时，我父亲坐的是三人座中靠窗户的座位。火车走到石家庄时上来两个中年人，由于没有座位，两人就把自己拎着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当板凳坐着。不一会儿，我父亲就和这两个人混熟了，三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闲谈中我父亲获知他俩都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是到东北采购木材去的。　　谈着谈着，列车到了保定车站时上来了一些红卫兵，跟查火车票似的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的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那两个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被红卫兵问到时，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则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干吗要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则手持军用皮带，指着他们骂道：“去你妈的，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剥削阶级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于是，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红卫兵又查到我父亲，看到我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心想来者不善，被红卫兵抓走可落不到什么好，灵机一动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父亲就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以后显得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望着那帮红卫兵骄横跋扈却未脱稚气的背影，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后来列车到了丰台车站，我父亲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那群红卫兵正在押送一帮人下车。那帮被押送的人都用麻绳拴着左胳膊窜成一串，右手拎着行李，每个人背上都别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条。一个红卫兵在前面牵着绳子，其余红卫兵则手持皮带走在队伍两边押送。刚才在我父亲身边坐的那两个报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身上则别着写有“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到处围着一堆一堆的红卫兵，地上则跪着一排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专政对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胡子还没长出来的红卫兵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抡着皮带劈头盖脸地猛抽，嘴里还骂骂咧咧。正对着车站的地方则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我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最起码的舞蹈素养，楞是把个“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乱舞。此情此景，令我父亲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那时餐车人员忙着闹革命去了，不提供伙食，我父亲一路上也没怎么吃饭。到北京后我父亲感觉饿了，就找了一家饭馆吃麻酱面。等买了票交给厨师找座位坐下以后，才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桌子上也一片狼籍。左右喊人也没人搭理，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大意是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父亲皱皱眉头，心想：妈的，莫非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谁来你这里吃饭，都要先挨一顿臭骂，真他妈的倒霉。但无奈人家革命了，造反了，就是不刷碗，也只好自己动手把碗筷洗干净，脏桌子就将就着吧。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等我父亲来到报社门口时，恰好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从大街上走过。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估计是要把老太太押回农村。一个红卫兵在前面蹬三轮，另一个红卫兵则坐在板车上，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东北，路上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七八十岁年纪，满头的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我父亲发现那个老太太双手居然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过这两件事以后，我父亲对红卫兵异常反感。直到几十年之后，每当他看到有些文艺作品里描述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都会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后来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不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文革初期，在郑州的祖母因为算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并把她赶回豫东封丘县乡下。后来我大姑见祖母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不易，就接她到北京以避避风头。无奈祖母这个人喜欢没气找气，弄得大姑全家不得安宁。后来郑州的造反派忙于派性斗争，没人管这个地主婆了，我父亲就接祖母回郑州。买好了火车票，临行前一天我父亲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这样满大街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预先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我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那个胖女人掐着个腰、双腿叉开站着，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我父亲对她说想用出租车时，阶级立场站得特别稳的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问：“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回答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有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当我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那个胸牌类似我父亲五十年代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罢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也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不过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并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坛时，我父亲又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的累累战果：抄家抄来的各种家具，有沙发、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则是抄来的高跟鞋。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又让原主去认领，可是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胆子，谁还敢去认领呀。于是，红卫兵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这些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拍卖那天我父亲也去凑热闹，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怯生生地坐在一把檀木太师椅上，另外一张椅子上则写着：十五元一对。估计是哪家成分不好的，瞅着机会赶紧把自己家的好家具便宜出手。那一对檀木太师椅精雕细刻，非常漂亮，我父亲观赏了半天，很想把它买下。但一想马上要到东北去，带着这椅子怎么走啊，也就没有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大概是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里翻来翻去，也没挑中什么。当时解放军报社有一个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见这个机会赶紧买了一个书柜、一对沙发，找了个三轮车拉回单身宿舍，被领导知道后狠狠批了一通，又给退了。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这人人品不错，特别单纯，但就是太热衷于参与政治了。当时他心想跟着毛泽东的女儿绝对没错，于是步步紧跟“肖力同志”。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都四十岁的人了，表现得却跟小孩子一般，我父亲很是不爱听。大姑父的这种“革命热情”还影响到他的孩子们，当时他儿子有一个跟盘子一样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我父亲伸手要拿来看看，小家伙跟护宝贝一样赶紧把手一缩，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为此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也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报社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几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指着其中一辆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要打人你就意思一下得了，千万别下死手。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威风扫地”，每天在院子里扫马路、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当时才十来岁，却也早就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情感，一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家伙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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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三、水深火热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自从解放以后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来了，河南都总是站在潮头浪尖，甚至还花样翻新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在滑县老家，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时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当着“革命群众”的面踹自己的父母一脚，或者煽一耳光，以示彻底决裂。有一些人顶不住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那么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然而，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五岁，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既然拒绝选择“革命道路”，我母亲也就作为“地主狗崽子”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多斤重的大木牌。然后，他们像欣赏一件亲手创造的艺术品一样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一左一右加挂了两块砖头。母亲的腰被压成了九十度，细细的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整人成了一些人赖以娱乐和寻开心的方式，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在统治者的怂恿下肆意妄为地释放出来。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外婆脑子聪明，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于是她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坏”们仇恨新社会的证据，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公社之间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郑八为当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连骂带打一会儿以后，再一脚踢翻；然后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　　后来，造反派们又采取了“分开批斗”的方式：外公被作为“地主分子”在一个会场批斗，外婆作为“地主婆”在一个会场批斗，母亲则作为“地主羔”在另一个会场批斗。每天都命在旦夕，又不能经常见面，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互相嘱咐一下万一自己死了身后的事情。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斥了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和见钱眼开？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堕落成没有骨气的政治娼妓，只会一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为什么那几个向克林顿发难，以显示自己特别“爱国”的北大学生一毕业，竟然如飞鸟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经痛骂的美国，而不留下来报效祖国？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怂恿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于实行“三自一包”，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相对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好吃懒做、挥霍无度。那时他们家吃饺子饺子馅里竟然不搀青菜，纯粹是精肉馅的。这种过日子法，在当时一般农民中都是不敢想象的。因此，郑八家里始终是家徒四壁。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极少数”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外公比较麻木，不会多想，身体也比较硬朗，倒是还扛得住；而外婆这个人自尊心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跑到村外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后救下来了。此事发生以后，造反派们就当着外婆的面对我外公和母亲宣布了一条纪律：每天必须看着外婆，不许她自杀；如果外婆自杀了，那么就拿外公和母亲是问。外婆怕牵连外公和母亲，只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就是那个时代：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　　外婆自杀未遂并没有激起这些平时互相以“自家”、“亲自家”相称的造反派们的丝毫怜悯，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斗争经验”的日益丰富，批斗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母亲，生怕她年纪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其实，外公、外婆和母亲所受到的这些迫害，在当时来说还并不算特别恐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成分高者的屠杀行为，有的全家惨遭灭门之灾。例如湖南省道县，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四千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残杀，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个月的婴儿，都不能幸免；其手段之残忍，方法之暴虐，令人发指。比起他们的命运来，外公、外婆和母亲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只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批斗对象、黑七类，惊恐不安地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改他妈受不了这种刺激，不久就疯了。我小时候在农村住时，还经常见到这个疯老太太深更半夜要去公社“告状”。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十五岁的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我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甚至动手打人，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洗礼后，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　　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因此对支书儿子、民兵队长们的求婚，一概婉言谢绝。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母亲十六岁，我父亲三十二岁。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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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五、“铁八师”　　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塬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又开始成立新的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当逍遥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有一天傍晚，工地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上面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造反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到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的心头，让人窒息，让人随时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我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到文革期间，他这号人又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和歧视对象，朝不保夕、担惊受怕；他能够在文革恶浪中全身而退，也算是个奇迹。虽然没有挨整，但我父亲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正在此时，传来了祖母被红卫兵强行遣送封丘老家的消息。父亲连忙回封丘帮祖母安家，不但连手表都卖了，还欠了三百多元的债，后来还了十年才最后还清。每天过着这种日子，父亲年纪轻轻的却每天晚上都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不到两年光景，一头浓密的黑发就变得稀疏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千把号人，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处从两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处之下设有工程段，段下又设有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大约一两百个人）。当我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地；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是十分欢迎地；但是，你还是需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地。”父亲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回来后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干脆自己成立个“革命”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还没参加造反组织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我父亲他们几个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一失必有一得，这几个成分不好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不乏文笔出众的秀才。我父亲虽然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我父亲头脑聪明，看问题一针见血，话总是能说到点子上，在工人中也有些威望。因此，“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头头。　　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销声匿迹了。其他队里有几个因为各种原因参加不了造反组织的工人，一看“铁八师”如此稳健，也陆陆续续要求加入；我父亲一律来者不拒，渐渐地有了二、三十名成员。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和渐渐壮大，却引起了“工红总”头头们的不快。在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造反派眼里，这个只有二、三十个人的小组织里，居然有接近一半的牛鬼蛇神，纯属乌合之众。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这帮乌合之众“革命”。　　我父亲原本打算息事宁人，和“工红总”井水不犯河水算了。无奈“工红总”不依不饶，天天寻衅滋事，惹恼了“铁八师”的牛鬼蛇神。几个工人找到我父亲，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催着我父亲反击。我父亲心里也挺窝火，顿时一拍即合。于是，“铁八师”的牛鬼蛇神也贴出了大字报，与“工红总”针锋相对。一搞大辩论，“铁八师”几个秀才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通过大字报“文斗”了许多回合，“工红总”老是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的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父亲成立“铁八师”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时见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就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二者实现大联合之后，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五一一公社”，我父亲只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六、乱世景象　　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不断挑拨老百姓之间互相仇视与杀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反动；坏人打坏人，活该”的口号，重复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给广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论根据。起来“造反”的人，没有谁会认为自己是“坏人”，而自己的对立面和黑五类分子才是“坏人”，因此打起来自然理直气壮，眼睛都不眨一下。“文斗”很快成为过去，渐渐地武斗盛行起来。开始是用木棒铁棍，接着发展到大刀长矛，后来就自制土枪土炮，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越来越血腥。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斗第一次打死人之后，单位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局面非常混乱。我父亲感觉不能再在单位待了，于是跑回了郑州。虽然郑州也不是什么太平天下，但毕竟待在家里感觉要安全一些。　　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主要由一部分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后来被定为“保守组织”；第三个是“河南二七公社”，其头头是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主要成员来自部分工人、郊区农民、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二七公社”成分复杂，由七十多个大小组织拼凑而成，也热衷于武斗，因此河南民间有个顺口溜：“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领着一帮打砸抢”。　　我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我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带在身上的工会会员证。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我父亲指着会员证上的蒙文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坚决站在“十大总部”的革命立场。末了，这帮人还握住父亲的手，自做多情地说：“保重啊，战友！现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我们一定要与他们血战到底！”我父亲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装模作样地道了声珍重，也就脱身了。此后几个月里，我父亲在郑州街上曾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用该计对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里的蛤蟆聚在一堆呱呱叫唤。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造反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耀武扬威，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小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当当”敲击车门，嘴里喊着“让开让开”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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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也不用上班，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我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停到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面前，指着那女人喊道：“我看见她撕了毛主席像！” 那些原本在大街上好好走着的素不相识的行人，一听此言顿时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样，朝那妇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她躺在地上口吐鲜血，一边求饶一边哭着申辩：“我没有，我没有啊……”打累了以后，中邪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四散而去。那个妇女在地上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我父亲转身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父亲爱看书，于是挤过去看到底要烧什么毒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烧油画的，随着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平日里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时值一九六七年盛夏时节，在毒辣的阳光炙烤下大地仿佛要冒烟，把柏油马路都晒软了。而那些专政对象，就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三十来岁、模样清秀的女干部，身上被人糊满了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父亲他们俩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驻足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焚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今天的那些廉价戏装，多半是用尼龙绸、塑料片、塑料球制成的；而以前的戏装制作却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老百姓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到了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各自回家。父亲刚到家，就看到我们的邻居，技校的苗校长他们两口子面色苍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从大院里出来。苗校长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国民党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内线来送信，在国民党兵来之前，他先在村里街上朝天放了两枪，大声喊道：“乡亲们，我苗××走了！但我还会回来的！我老娘和孩子还在家里，拜托大家照顾一下，谁要是敢动他们一指头，休怪我苗××回来以后不客气！”就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对象”，真不知道这算是哪家的“革命”。不过，那次批斗苗校长是陪斗，喊了几句“打倒走资派的孝子贤孙苗××”之后就把他给放回来了，没怎么着他。　　采取“文革”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倒是来得很快，特别是针对现在各级政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五十年代末郑州市文化路扩建时，有一家钉子户特别难说话，好说歹说就是不肯搬走。后来政府给他家盖了一处新院子、新瓦房，在当时来说标准已经算非常高了，但那家人还是不肯搬走。于是，宽宽的文化路走到他们家那里就窄了一倍，就这么着从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二话不说就动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为平地。可怜那家子人，连家具也没抢救出来。　　在郑州时，我们家住的大杂院隔壁就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家属楼，一楼住着一对科研人员。那家的孩子当时大约二、十三岁，是个儿子，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喜欢养小动物。后来他养的一只兔子可能是被谁偷走了，还在阳台上用粉笔写了“偷兔贼，不得好死”几个字。文革开始后不久，那家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开始我父亲还以为他们回老家了，后来才得知，那家两口子都被打倒后关牛棚了，留下那个孩子自己独自在家。一天晚上，那个孩子用电线缠住自己的双脚，触电自杀了。父亲又经过那栋家属楼时，看到“偷兔贼，不得好死”那几个粉笔字依稀还在。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后，我父亲还见过一回郑州郊区贫下中农的“革命游行”。那时郑州郊区的贫下中农都还穷得叮当响，大冬天的连一件内衣都没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满补丁的破棉袄。那天正是雪后初晴，寒风刺骨。那些贫下中农举着标语，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浑身哆哆嗦嗦地在街上走着。八、文革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痛在身上、恨在心里。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倾向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是一件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父亲在大兴安岭，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人处在那个大背景下每天耳濡目染，也还是略知一二。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频繁惨烈。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二七公社”的人早就森严壁垒，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一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随着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十大总部的后台“百万雄师”倒台，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十大总部”也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后来，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在“一打三反”中也被找出来枪毙了，我父亲在郑州街头曾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河造总”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一九六九年，“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有人说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对形势一度“失控”，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混乱，因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是被“坏人”利用了。这不正确，毛泽东一辈子过五关斩六将，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深谙权谋之道，哪个人能够比毛泽东还要高明，“利用”起毛泽东来？正如一名高明的导演，无论风云变幻，毛泽东始终都掌握着剧情的发展；无论任何一个群众组织规模多么庞大，多么不可一世，只要最高领袖动动嘴皮子，都会在几天之内灰飞湮灭。以这样的权势，怎么能够说他“对局面有些失控”呢？至于文革出现的那些混乱，导演自己心里早有准备，他说：“天下大乱，然后达到大治”。可见，这种混乱也是预先设计到剧情中的，是精彩纷呈、令人回味无穷的“武打戏”。　　虽然“二七公社” 被中央文革定为“造反派”，“十大总部”被定为“保守派”，但在我父亲这个冷眼旁观者眼中，所谓“春秋无义战”，无论“二七公社”也好，“十大总部”也罢，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派，是真奴才，都犯下不少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罪行。仅仅用“打砸抢”形容他们，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不得要领了。他们之间的互斗，是狗咬狗，两嘴毛，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先不考虑统治者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和动机，从其造成的后果来看，“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种运动：它煽动起的，是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一面，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把社会变成了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决斗场；用伪“崇高”的名义，把人们做坏事时那种良心自责荡涤得一干二净，彻底冲垮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累起的道德底线，把当代中国变成了一个毫无诚信、廉耻错位、冷漠凶残、无所不为的道德荒漠。如今，文革结束已经快三十年了，我们仍然要为文革的后遗症付出一个又一个惨痛的代价。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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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九、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在“三支两军”中支持铁Z局造反派，唆使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Z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只要是碰到这种事，我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边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有死有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城墙上打枪，里面人则依托着城墙以牙还牙向外扫射。扫倒好几个人后，压得外面人抬不起头来，一时间难以攻克。这时，穿着工人劳动布制服，化装成工人的军分区参谋们，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哪懂得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Z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攻进了寨内，来了一个“敌群开花”。　　工人民兵进村后，戴子营的农民民兵仍不投降，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展开激战。跟我父亲非常要好的工友史××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沿着街道两边慢慢往前推进，孙××在前面，史××在后面。突然，只见孙××猛然一顿，接着往后踉跄退了两步，倒在史××肩膀上。史××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一看，孙××腹部中弹，鲜血从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只几分钟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终于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Z局造反派工棚内，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Z局的工人民兵死四人，轻重伤二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几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十、孟塬纪事　　打下戴子营以后，有军分区支持的铁Z局造反派威震潼关、孟塬一带，没有谁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气。有一回，有一列客车停靠在孟塬车站，几个乘客和乘警坐在车窗前的座位上唠嗑。乘客看见车窗外来来往往穿灰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人，就问乘警那是什么单位的？那个乘警一边抽烟，一边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不屑地说道：“那是铁Z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谁知，车窗附近恰好有个铁Z局的工人路过，他一听乘警这么说铁Z局的人，顿时伸个脑袋大呼起来：“弟兄们！这个懦司翟勖嵌际峭练耍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有几百个工人抄着家伙奔向列车，转眼工夫就把列车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给揪下来。那乘警吓得面如土色，一边哀求一边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们依旧不依不饶，非要把那乘警单独留下来审讯。列车长知道留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赶紧向孟塬火车站的站长求情。老站长来到工人们中间，跟大伙说道：“弟兄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吧，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乘警也挺配合，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作揖，嘴里还高喊：“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车站老站长跟铁Z局工人朝夕相处，大伙儿也挺敬重他，听他这么一说，再看看乘警那副熊样，也就算了。　　自从一九六六年以后，伴随着到处串联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上的流氓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一列从四川开来的火车上，几个串联的红卫兵拿了列车售货员的苹果和啤酒不给钱，乘务员跟他们讲理，那几个流氓就打了乘务员。乘警去吓唬他们，谁知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Z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Z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十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不妙，连忙翻车窗想跑。可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跑得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我父亲则带着几个工人查看车下。偶然往车下一瞅，发现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工人们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又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宽严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宽严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听宣布判决时，我父亲得知那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还想要中国的援助呢，就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以“叛国罪”论处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就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他的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则被割了气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动派枪毙时还能喊两句口号，可文革时期的政治犯们，却连喊口号的权利也没了，还要犯人亲属交纳“子弹费”。其他刑事犯则好一点，没有铁夹子夹舌头的“殊荣”。后来不久，父亲工地附近村子镇阳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单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和店里的人混熟悉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别着写着一张写有“小业主”三个字的白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深夜里在麦田中行军，老张猫着腰走着走着，一扒拉开麦子，和几个也在摸索着前进的日本兵正好脸对脸。老张吓得大叫一声，扭脸就跑；那几个日本兵也吓得往后跑了几步，然后就打起枪来。就这么着，老张的部队被打散了，老张自己辗转流落到了孟塬，开了间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里大大咧咧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诬告，说看见她用《林彪语录》擦屁股。就因为这个事情，王××被强行遣送农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放了。十一、“进洞要紧”　　铁Z局在潼关一带，修筑的是连通孟塬（【注】属陕西省）到风陵渡（【注】属山西省）的铁路，合计修了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和几个隧洞。因为当时局势混乱，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后完工。修黄河大桥时，由于蛮干，有一艘拉铁梁的登陆艇被钢丝绳拽沉，致使在船上的几个工人牺牲，也被埋葬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后来一九九一年我考上大学时，我们全家到临潼旅游。火车过黄河大桥时，父亲还指着黄河南岸的沙滩对我说，那里埋着当年牺牲的工人。　　当时单位有一个叫郑××的工人一向是个积极分子，在开山洞爆破时，没等炸药硝烟散进就跑了进去，结果中毒昏倒了。等到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他学电影里的战斗英雄躺在担架上大叫：“别管我，进洞要紧！”当时此事被当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处宣扬。但是渐渐的不知为什么，他的豪言壮语却变成了工人们的笑柄。人们见了他，总是笑着问：“怎么样，进洞要紧不要紧？”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发挥：“你到底以为要进什么洞啊？咋就那么猴急？”每当人们问到这里，他就一脸愧色，争辩道：“唉，过去的事啦，还提它干什么……”　　还有一个姓艾的工人，是单位里的“学毛著标兵”。此人的“标兵”头衔名副其实，毛著果然学得炉火纯青，当时只要开口说话，第一句必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六八年夏天，单位几个人一起到渭河里洗澡，姓艾的也去了，他不会游泳，就坐在岸上欣赏景色。几个在河里游泳的工人见他不下水，就故意逗他，问他敢不敢下来。姓艾的被人家一激，就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不敢的？然后，他把衣服脱了，嘴里高声念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胜利。”说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谁知那时渭河水大，姓艾的一跳进去就没顶了，在水里挣扎起来。其他几个人见状，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了岸。姓艾的呛了好几口水，惊魂未定，脸色苍白。过了一会缓过神来，一张嘴又是一句毛主席语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还有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平时也没啥文化。有一天他突然给《铁路工程报》投了一篇稿子，是一首向毛泽东表决心的诗。编辑一看写的不错就给刊登了，名噪一时，那个作者也神气了好多天。过了不久就有人揭发，说这个稿子是抄袭《解放军文艺》上面的一首诗。编辑们忙把《解放军文艺》拿来对照一看，果真如此。原来人家《解放军文艺》上的那首诗是“战士”，此人改成了“工人”，其余一字不差。后来《铁路工程报》为此事发了专刊，把这个抄袭者给彻底批臭了。　　孟塬火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岳华山，既然到了这里，不登华山是过不去的。正好当时我叔叔从东北来，因此他们哥俩，连同几个工人一起登华山。在山下，他们遇到一大群红卫兵举着红旗上山造反，走在他们前面。还没走多远，刚过仙姑桥不久就有一个女红卫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尸体上大哭。其余的红卫兵继续上山。等父亲他们到了南峰绝顶的仰天池，看到那帮红卫兵正在往池子里拉屎，感觉十分扫兴。晚上，他们一行就住在山顶道观里，道观已被那帮红卫兵革过命了，砸得乱七八糟的。那帮红卫兵不住道观，要学习《智取华山》里的革命英雄，连夜下山。第二天，父亲他们一行下山时看见，又摔死了几个。十二、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此外，还时不时从北京传来一些“特大喜讯”。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和“特大喜讯”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我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和“特大喜讯”大红纸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喧嚣的锣鼓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此后任凭大家怎么折腾，就是没有一个当地人出来响应。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中国的领袖就是比西方国家的政客伟大，连两口子吵架，老百姓都得庆祝一番。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的工地上，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依葫芦画瓢，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更多内容，请访问“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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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我在文革中的见闻文章提交者：谭朝阳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我并不完全赞同老陈说的，可是他，冷眼的两个观点，我坚决支持：&&&&一、不可能有一个事件，包括文革，可以被“全盘否定”。文革中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巨大的进步的，尽管这些进步本可以无须在犯那么多错误的情况下取得。===========================================评判标准不同也！是的“全盘否定”不对，杀人犯也不能“全盘否定”，但是杀人犯要受到法律制裁对吧？你不能因为不能“全盘否定”，于是就宣判杀人犯可以赦免！一个人看到的事实是有局限的，不能否认一大批“右 派”受迫害，一大批“当 权 派”被打倒，等等事实吧？早已超出“好坏”判断的事情，必须用“罪与非罪”来判断了，没有这样的认识是缺少法律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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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标准不同也！是的“全盘否定”不对，杀人犯也不能“全盘否定”，但是杀人犯要受到法律制裁对吧？你不能因为不能“全盘否定”，于是就宣判杀人犯可以赦免！一个人看到的事实是有局限的，不能否认一大批“右 派”受迫害，一大批“当 权 派”被打倒，等等事实吧？早已超出“好坏”判断的事情，必须用“罪与非罪”来判断了，没有这样的认识是缺少法律意识的！========================================看起来先生对于法律还没弄清楚，罪与非罪不仅仅甚至不主要应用在法律领域， 对一种社会行为，社会现象，如何用法律去审定，如何用法律意识去衡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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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楼主，为何没有事件可以全盘否定？比如日本侵略中国事件？再打个比方，令尊失手杀了令堂，是否也不能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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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00 &&
一个人看到的事实是有局限的，不能否认一大批“右派”受迫害，一大批“当 权 派”被打倒，等等事实吧？&&&&&&――问题是“右派”、“当权派”是否应该打倒。&&&&&&他们一类是旧贵族――“右派”知识分子大多是解放前的地主、富农甚至资本家子女，将他们打成右派，我想除了他们发表“反共言论”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出身不好”。其实，在解放前，这类人本来是出身不错的，但是在代表下层老百姓的共产党眼中，他们反而“出身不好”了。历史的车轮撵了过来，该死的死了，不该死的也倒了楣。但有一条，因打成“右派”而被处死那倒是没有。至于土改时的群众暴力，无非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而已，无怨无仇却非要将你家搞得家破人亡恐怕还是极少的。例如我爷爷是个小地主，但解放前曾搭救过一位流浪汉的命，没想到这个流浪汉后来居然成了土改工组队的干部，所以在土改中，我爷爷家的土地被“共产了”，但人倒没挨批斗，因为“掩护过革命干部”。我母亲出身贫农，但她表姐却嫁给了一位国民党小军官。这两夫妻对人截然不同――丈夫趾高气扬（当官的都这鸟样），而妻子（我母亲表姐）就对穷人很好，经常周济穷邻居们。结果，在解放初，我母亲的表姐夫受尽折磨，群众将他反复抛到荆棘丛中，直至惨死，据说他死时，大腿肚皮千疮百孔，流出的的液体都不知是血还是油（这位国民党军官长得肚满肠肥）。群众虽然对军官心狠手辣，但对他的妻子（我母亲的表姐）却秋毫无犯，因为感恩。我想，既然感恩，为何不放她丈夫一马？大概是穷人思想直线条，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睚眦之怨、餐饭之恩，数目清楚吧。当然你可以说穷人心胸不广阔，不博爱。但我倒觉得，穷人天生就有权利不谈“博爱”，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博爱的好处，若你真的曾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的。&&&&&& 作为新贵族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我想，以他们当初的老爷姿态与功臣心态，杀杀他们的威风也没什么不妥。当初镇压旧贵族，他们也毫不手软，文革中也是报应，至于他们的子女“老红卫兵”们也作恶多端，欺压出身不好的同学，活该遭惩罚。我的领导是高干子弟，他父亲曾是北方某钢铁公司的老总，军级干部。他恨透了文革。他说：“文革前，我才7、8岁，是单位（上万人的大单位）里的宠儿，我想到河对面去，那些（解放军）叔叔们不管多忙，都会连忙开车送我过去，我要什么，他们都给我玩。没想到文革中，我爸妈被审查，就没人对我那么好了，有一次我想要树上的啄木鸟玩，叔叔们不但不给我，反而用啄木鸟的嘴巴戳我屁股，一个大血洞汩汩流血。小朋友也欺负我，往我头上撒尿……”小孩当然无辜，但若不是出生在“优势群体家庭”，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又怎会得此报应与磨难呢。相比之下，普通的工人、农民家庭就不会这样。&&&&&&可是现在不同了，普通工人、农民成了最底层，当官的、有钱有势的（尽管不一定是同一批人）飞扬跋扈，叫老百姓怎么亲近你。记得改革开放初，我家当地官员的不正之风兴盛起来，群众就在背后议论：“××书记太猖狂，如果下次文革来了，他肯定会被整死。”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文革专整好人，那群众就不会有这样的企盼了。&&&&&&至于说到毛时代缺乏法治，我想起郑州火车上的一位老工人的话：“毛主席的时代，无法就是有法，有理就是法；现在有法等于无法，有钱就是法！”这位老工人说的毛时代“有理”当然是指“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的“理”了。的确，在他们眼中，地主资本家走资派是不属于“有理”范畴的。为什么呢？当过新旧贵族的人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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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00 &&
请问楼主，为何没有事件可以全盘否定？比如日本侵略中国事件？再打个比方，令尊失手杀了令堂，是否也不能全盘否定？――你应该问本文作者，我这里只是转贴。&&&&&&我想，至于“世事全盘”与否，那应该是文字表达小问题，无关要旨，关键是看他究竟有何理由证明不能“全盘”否定文革。&&&& 另外，建议你最好不要打那样的比方，因为这种事并没有在我家发生，所以不存在讨论的意义。如果是你家发生了，那你不妨直说，我来为你参详参详嘛。呵呵。[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7:48: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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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00 &&
文章提交者：maoxiaopu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评判标准不同也！是的“全盘否定”不对，杀人犯也不能“全盘否定”，但是杀人犯要受到法律制裁对吧？你不能因为不能“全盘否定”，于是就宣判杀人犯可以赦免！一个人看到的事实是有局限的，不能否认一大批“右 派”受迫害，一大批“当 权 派”被打倒，等等事实吧？早已超出“好坏”判断的事情，必须用“罪与非罪”来判断了，没有这样的认识是缺少法律意识的！========================================看起来先生对于法律还没弄清楚，罪与非罪不仅仅甚至不主要应用在法律领域， 对一种社会行为，社会现象，如何用法律去审定，如何用法律意识去衡量呢？=====================================你看不到在“运动”过程中有人犯法吗？“运动”的发起人没有“过失罪”？因为是“右 派”身份就可以发配去“劳改”？就可以剥夺人的权利？“当 权 派”就可以被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有人怨死，就该追查“凶手”，法律是管这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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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00 &&
文章提交者：谭朝阳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问题是“右派”、“当权派”是否应该打倒。===================================如果你认为可以，那就没得谈了。谁在台上谁就有理，那我们就不需要多话了。俺万一受难了，俺只能认定俺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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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00 &&
敢给文革犯案的人不多啊！！谁都知道是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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