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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何兴祥：消化道疾病的研究家
发布时间： 16:37 |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点击数：
从临床又回到私塾，是由于何兴祥不断认为：科学手艺是成长着的。虽然他在第一个10年临床生活生计中也见到不少病人，但在先辈的研究医治方面却更加一贫如洗，这时候，重返校园是必然的回归。何兴祥不断强调，大夫就该有立异和科研能力。“科研和临床两者并不矛盾。科学不断在成长，而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10年前认为是对的理论，10年后却可能是错的。”记者黄旭君何兴祥提示，持久吃阿司匹林的老年人，最好到病院做碳十三吹气查抄，查抄体内能否有幽门螺旋杆菌，如有必然要肃除，以减低呈现胃十二指肠溃疡、消化道出血等的性。何兴祥，广东药学院从属第一病院副院长、消化科主任、内科学教研室主任，内科学传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天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度天然科学基金函评专家，国度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打算评价专家。病人不要害怕大夫“做尝试”一位50几岁的男性患者，持续吃了3年阿司匹林，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比来因为胃十二指肠溃疡住进了病院。据患者称，他本身并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可是看抵家里父母亲持久吃阿司匹林，本人也就将该药当成了保健品来吃。出诊时间：在地域，因为居民不多，因而小我健康档案扶植得更为完美，在病院会有专人办理居民健康档案，按期还有回访。何兴祥说，国内虽然生齿多，大病院未便利做雷同项目，可是社区病院仍是该当进修做到的。“健康档案的成立必需由医疗机构来做，由于通俗居民缺乏医学布景，他们本人做不来。健康档案做好了，他能否容易得脂肪肝、能否大肠癌高危人群一目了然，对晚期筛查有很是主要的感化。”何兴祥说，本人特地研究了20多年的消化道疾病，对晚期筛查的主要性是体味最深的。通信员余子媛何兴祥暗示，脂肪肝并不成以或许完端赖药物就能治愈，糊口习惯的改变也很是主要――医学上称作TLC，即therapylifechange，医治性的糊口改变。要吃热量低的食物，而且改变糊口习惯。“脂肪肝患者在晚上睡前活动更好。由于晚上吃饭后能量过多，容易堆积到肝细胞里面，加重脂肪肝，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活动就曾经晚了。”何兴祥，脂肪肝患者在睡前快走一下，就能耗损掉多余能量了。周一、周四上午便秘是一种现代病。良多人排便习惯欠好，如一边排便一边处置事务、看书读报，分离，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功能性便秘。这种设法，也恰是何兴祥在大学医学院工作时的深切体味。在，因为医疗资本相对丰硕，大夫在科研方面能够破费的时间更多。“大夫每看一个病人，城市把他们当做是一个科研对象来研究。”何兴祥说，用做科研的方式来做临床，大夫能够在病人身上用新式的医治体例，从中不竭总结经验教训，取得尝试的临床数据。而病人也不要认为大夫是把本人看成尝试，由于大夫只是带着研究的思维模式来切磋病例，对病人也会有益处的。对于大肠癌的筛查，肠镜是重点的筛查手段。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做肠镜的不适感较重，且费用较高，因而良多人城市放弃肠镜查抄。而何兴祥带领的课题，则能够处理这一难题――先通过抽血查验外周血液的生物标记物，若是目标一般，意味着查抄者临时是平安的，可免得受肠镜之苦；若是目标升高，则可能跟大肠癌癌变相关，但这时候不必然就是癌症，能够再做一个肠镜协助诊断。虽然抽血测标记物目标是一个晚期的初步排查，并不克不及完全取代保守肠镜，可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病变的患者而言，仍是免去了他们做肠镜之苦，且破费更少。目前该查抄项目曾经能够使用于临床傍边。名医故事其在1999年获得同济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内科学-消化系疾病），随后在中山医科大学从属第一病院消化科完成了两年的临床医学博士后工作，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大学医学院工作，被聘为客座研究员。1983年以来不断工作在临床第一线，1993年起头次要处置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与医治，尤擅于消化系肿瘤与肝软化的诊断与医治、急性重症胰腺炎的诊断与分析医治、脂肪肝的诊断与个别化医治，曾掌管国度天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2014年4月带领完成课题“MIF与胃肠肿瘤的根本与临床研究”，荣获广东省科学手艺二等。健康警告2014年4月，何兴祥带领完成的课题“MIF与胃肠肿瘤的根本与临床研究”，荣获广东省科学手艺二等。这个课题是操纵MIF（巨噬细胞挪动因子）作为标识表记标帜物，开辟出的一种简洁易行的外周血检测试剂盒，可用于胃肠道肿瘤的晚期诊断。何兴祥暗示，该为胃肠肿瘤的晚期诊断供给了新方式，目前曾经能够投入临床利用。何兴祥暗示，溃疡病也是此刻良多中老年人高发的消化道疾病，包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出格是部门有心血管疾病需要持久吃阿司匹林等药物的老年人，这些药物对胃肠黏膜的损害程度出格高，加上阿司匹林有止痛的结果，即便得了溃疡，患者也不会感受到痛苦悲伤，只会感觉心慌、头晕，因而往往容易找心脑血管科大夫看病，耽搁了消化道的病情。出诊地址：“不痛”的脂肪肝更需广州市农林下19号广东药学院从属第一病院消化科1993年，当何兴祥进入同济医科大学攻读流行症学硕士时，他曾经做了10年大夫，具有着比良多同班同窗都要丰硕的临床履历。1996年，他继续攻读消化内科学博士，1999年来到广州做了2年“博士后”，在2001年又转道大学医学院工作，被聘为客座研究员，这个时候，他曾经是副传授级别了。严峻的便秘是需要医治的，何兴祥引见，此刻有种新手艺叫“生物反馈医治”，通过机械来监测排便时盆底肌群的活动，协助肠道排便动作恢复一般，改善排便功能紊乱。“可是这种方式结果较慢，一般一个疗程做10次，一个礼拜做5次，最少要2～3个疗程以上才能根治。”何兴祥说，若是有的家庭经济前提较好，能够把机械买回家里，本人每天做医治。(原题目：何兴祥：消化道疾病的研究家)持久吃阿司匹林溃疡病获课题处理患者的“肠镜之苦”糊口习惯改变有医治意义何兴祥强调，脂肪型肝炎的患者共同药物医治必然要“”。已经有一位非酒精性脂肪型肝炎患者，超声波发觉有脂肪肝，抽血发觉转氨酶高、肝功能纷歧般。这位患者发觉病情之后急了，顿时共同药物医治，而且将不良饮食习惯完全改变。可是等转氨酶回到一般程度后，该患者仿佛健忘了病痛，铺开吃喝，也不吃药了，成果病情反弹。何兴祥提示，脂肪肝必需医治半年以上，就算转氨酶回落也不克不及停药，由于肝功一般不代表肝脏一般。并且，患者糊口越不纪律，病情反弹机遇越高。何兴祥说，近10年来，他都在研究一件很成心义的工作――脂肪肝的医治。跟着现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脂肪肝在中老年人群体两头大范畴延伸。都说肝脏是“缄默的器官”，往往得了脂肪肝的病人不会感应不适。肝脏代偿功能很强，等肝坏了三分之一，才会通过抽血查肝功能查出来。有的人以至体检发觉也不注重，当呈现不妥令往往曾经晚了。脂肪肝容易诱发糖尿病、动脉软化和高血压、大肠癌和肝癌。何兴祥曾做过研究，通过肠镜发觉脂肪肝患者得大肠息肉等癌前病变的几率比没有脂肪肝的人要高数十倍。名医威水史别的，老年人要养成便后察看的习惯。“良多老年人眼睛看不清晰，经常便血了也没留意。因而，大师便后不要急着冲水，先察看一下大便的颜色、外形，若是发觉便血必然要尽快看大夫。”何兴祥说。在广州，属于胃肠肿瘤的高发地域，出格是大肠癌。何兴祥说，便秘跟大肠癌有亲近关系，持久排便不净，肠道毒素不克不及及时排出体外，就可能导致肠道的慢性炎症，轻则诱发肠道息肉，重的以至会变成癌症。文章推荐：打开微信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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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老年消化系统疾病的应对.（作者周崇斌教授从事消化内科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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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老年消化系统疾病的应对.（作者周崇斌教授从事消化内科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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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届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 - 演讲综述
马继征，冯硕报道
中医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有着悠久的历史，迄今在临床仍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中医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及科研报道逐渐增多。为展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促进中、西医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九届全国幽门螺杆菌会议特别邀请了数位著名中西医结合消化病专家，作有关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防治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下称H.pylori）及其相关疾病研究的专题报告。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唐旭东教授基于不同肿瘤的流行病学分布特点，强调胃黏膜上皮内瘤变（Gastr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GIN）的监测、治疗对胃癌防治的积极意义。具体分析了GIN的检测手段、治疗方式以及影响GIN诊断结果的常见因素，结合临床经验，介绍了提高GIN诊断准确率的经验。通过回顾近30年来中医药治疗胃癌癌前病变（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PLGC）的相关研究，及目前中医药防治PLGC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由唐教授牵头的中药（摩罗丹）干预PLGC的多中心RCT研究，发现中药可通过改善PLGC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减轻胃黏膜病理损伤等，对PLGC产生积极的治疗作用。
中成药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为了使西医医生对消化系统中成药的应用有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大会特别邀请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李军祥教授，做“消化内科常用中成药的应用”的专题报告。李教授基于中西医对消化系统疾病病理机制的认识比较，按照“病—症—证—药”模式，依次介绍了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病名、症状特点、主要证候类型、治则治法、对应药物等，并对临床常用的消化系统中成药的适应症、鉴别要点、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分条缕析的阐述，令与会的西医消化科医生获益良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成虹教授对胡伏莲教授牵头的“荆花胃康联合PPI、阿莫西林、呋喃唑酮补救治疗H.pylori感染”随机对照（RCT）研究，针对反复治疗失败的H.pylori感染，该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提示：①含荆花胃康胶丸四联方案延长荆花胃康胶丸18d与含铋四联方案相比，H.pylori根除率疗效相当；②含铋四联方案联合延长荆花胃康胶丸18天，作为补救治疗方案疗效最佳，PP 和ITT分析H.pylori根除率分别是 92.0%和89.9%；③联合应用荆花胃康胶丸，可提高三联或四联方案H.pylori根除率；④标准疗程结束后，继续延长荆花胃康胶丸18天，可提高H.pylori根除率。上述结果提示，治疗顽固性H.pylori感染，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用不同的抗菌方案，同时联合中医中药，是提高H.pylori感染根除率的有效途径。
部分西医专家对中医药的研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结合有关消化不良治疗的话题，北京军区总医院李世荣教授提出，西医师应学习中医“理、法、方、药”严谨的辨证思维，用于分析每位患者具体的发病机理、治疗策略、药物组成及剂量配伍等，以更好地实现个体化的治疗原则。李教授还将“复方消化酶”组方特点与中医复方制剂“逍遥散”的“君、臣、佐、使”理论进行生动的比较论述，认为西医生临床处方用药，应借鉴中医的复方配伍理念，通过药物间合理的配伍，实现“1+1&2”的临床疗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病医院吴开春教授在谈及应用粪菌移植进行微生态治疗时，引用了2012年发表在《美国胃肠病杂志》“Should we standardize the 1,700-year-old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一文，借以说明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疗法最早可能溯源于祖国的传统医学。该文指出，早在1700年前东晋时代的《肘后方》中，即有“饮粪汁一升”治疗食物中毒、腹泻的记载，在明代药学专著《本草纲目》中有多处应用粪便治疗疾病的方药，如“黄龙汤”等。可见一些传统中医学的理念和方法，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并给现代医学以启示。
杜奕奇报道
随着幽门螺杆菌（HP）经典治疗方案根除率的下降和耐药率的上升，如何另辟蹊径解决幽门螺杆菌的治疗难题引起临床的广泛关注和思考。益生菌这一Hp的“老朋友”，在本次全国Hp及消化疾病诊治论坛上再次成为“明星”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围绕益生菌辅助根除Hp的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从循证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效果评价等多个角度，再次审视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为指导临床Hp根治、推动今后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肠道微生态（intestinal microecology）的研究益发受到重视，已经明确其和肥胖、心血管疾病、慢性肝病及重症患者的发病密切相关，从而衍生出微生物丛（microbiota）这一概念，粪菌移植也成为一种热门的新型治疗措施。但长期以来，胃的微生态(stomach microecology) 受到忽视，因为在传统医学观念里，胃的高酸环境不适于除了Hp以外的细菌生长。事实上，胃并不是Hp的专属领地，通过胃内细菌的基因测序可以发现，胃内也有肠杆菌属、不动杆菌属等多种肠道细菌的存在，只不过在生理状态下胃内菌群的密度和数量低于肠道，胃的菌群和Hp之间也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旦该平衡受到破坏，则可能影响到Hp的定植和肠道的微生态，这也为Hp的根除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我国Hp诊治领域的领军专家、北大一院的胡伏莲教授很早就关注了这一领域，在其曙光乍露时就予以扶持，使国内的益生菌和Hp相关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
在本次论坛中，共有三位专家围绕益生菌和Hp的热点做了主题演讲。来自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的Machado JC教授就Hp定植对胃微生态的影响做了阐述，他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何有些胃的癌前病变在Hp根除后仍会进展，这可能与胃内其他细菌的持续感染有关。有学者比较了Hp阳性的慢性胃炎和胃癌患者的胃微生物丛，发现二者的组成存在明显差异。在“门”这一级上，主要是梭杆菌和放线菌的差异（胃癌患者减少），而在“属”这一级上，二者的菌丛差异更为明显，有12类菌属的差异。因此，在Hp根除的“后时代”，胃内其他细菌的变化可能是胃癌的病因之一。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杜奕奇教授针对乳酸杆菌在Hp根除治疗中的作用也做了进展汇报，从酸奶治疗Hp感染的现象受到启发，其机制是降低Hp的胃内密度，从而引申出“先用乳酸菌改变胃的微生态——再用Hp根除药物”的新思路，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采用预服两周乳酸杆菌（益菌康）的方法，可将常规三联方案的Hp根除率提高15%~20%，使其成为继布拉氏酵母菌之后，有望成为具有提高Hp根除率肯定效果的又一候选益生菌株。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陈烨教授，对益生菌与Hp根除治疗的现状做了报告，通过荟萃分析肯定了益生菌对降低Hp根除副作用的效果，指出布拉氏酵母菌辅助根除Hp可显著提高三联疗法的根除率达13%，还对腹痛、味觉紊乱、恶心等副作用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因此被国际指南所推荐。上述专家的精彩评述，引起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共鸣，为今后国内广泛开展Hp与益生菌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本次会议交流的论文中，有多篇关于益生菌和Hp的相关研究，表明国内的许多同行已经关注到这一领域，并且开展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其中，南昌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农华教授对益生菌辅助治疗Hp感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了一项荟萃分析，共57篇RCT研究被纳入分析，结果显示益生菌组的总根除率为82.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2.4%。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徐伟观察了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疗法根除儿童Hp感染的疗效，提示益生菌组的根除率可提高12%左右。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的李岩教授课题组，采用酪酸杆菌和双歧杆菌联合三联疗法，将Hp根除率由76.7%提高至91.7%。胡伏莲教授课题组还对益生菌治疗Hp感染的机制做了探讨，发现在动物模型小鼠体内乳酸杆菌对Hp根除有促进作用，对胃肠动力也有显著影响。
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益生菌和胃微生态的研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Hp诊治领域的焦点问题。会后又传来又一喜讯，由胡伏莲教授牵头的一项临床研究——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治疗根除Hp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已于8月2日晚顺利召开了方案讨论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方案能站在领域前沿，对于回答布拉氏酵母菌对我国Hp根除的作用有重要价值，这也是目前国内参加单位最多、样本量最大的益生菌根除Hp研究。相信该项研究的实施，对于丰富我国临床Hp根除的新路径、证实“以菌制菌”的新思路将产生深远影响。
崔梅花报道
胃黏膜保护是损害因素与防御因素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其保护机制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网络体系。随着对胃黏膜保护机制的不断认识，人们除了注重预防及减少胃黏膜的损害因素，越来越关注对胃黏膜的保护及防御修复作用，此领域的胃黏膜保护剂研究进展较快。在第九届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中对胃黏膜屏障与保护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专题最新学术研究汇报。
依卡倍特钠作为胃黏膜保护剂，可选择性地在黏膜损伤处形成保护层，限制胃蛋白酶活性，增加内源性前列腺素，改善黏膜血流量。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吴开春教授就此药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一项在西安、北京、上海、广州4个城市8家医院进行的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比较了含依卡倍特钠的四联疗法与含铋剂的四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Hp）的疗效和安全性。311例慢性胃炎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口服奥美拉唑镁、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枸橼酸铋钾，疗程10 d；试验组用依卡倍特钠代替枸橼酸铋钾。结果显示，按方案分析（PP），试验组和对照组Hp根除率分别为75.71%(106/140)和77.37%(106/13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45)；按意图治疗分析（ITT），试验组和对照组Hp根除率分别为68.39%(106/155)和67.95%(106/1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4)。两组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提示含依卡倍特钠的四联疗法根除慢性胃炎患者Hp的疗效和安全性与含铋剂的四联疗法相同。一项Meta分析纳入13个RCT临床试验共1808人进行了评价，显示含依卡倍特钠四联疗法组的Hp根除率高于标准三联疗法组(84.5% vs 74.55%，P＜0.001)；而含依卡倍特钠治疗组的副作用与不含依卡倍特钠组相仿，提示联合应用依卡倍特钠可提高Hp根除率，也并未增加额外的副作用。对于依卡倍特钠的抑菌作用，一项基础研究显示该药可结合Hp产生的尿素酶，抑制其活性，进而促进杀菌作用。
本次会议报道了另一种胃黏膜保护剂复方尿囊素片的研究进展，该药为尿囊素和氢氧化铝组成的复方制剂，具有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及促进黏膜修复的独特作用，在消化性溃疡、急慢性胃炎中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崔梅花等对该药胃黏膜保护作用进行了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首先探讨了复方尿囊素片对乙醇所致大鼠急性胃黏膜损伤的预防保护作用及其机制，实验鼠分为乙醇损伤组、空白对照组、硫糖铝保护组、氢氧化铝保护组、复方尿囊素保护组5组。保护组分别用硫糖铝、氢氧化铝及复方尿囊素片提前给大鼠灌胃，其后用乙醇灌胃致急性胃黏膜损伤，分别测定各组胃黏膜溃疡指数、黏膜损伤积分、胃黏膜血流、黏膜前列腺素E2（PGE2）及一氧化氮（NO）含量，并在显微镜及电镜下观察胃黏膜组织学改变。结果显示，复方尿囊素保护组的溃疡指数、损伤积分显著低于乙醇损伤组(P ＜0.001)，也明显低于氢氧化铝保护组（P ＜ 0.05），低于硫糖铝保护组但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黏膜血流值、PGE2及NO含量均较乙醇损伤组明显增加（P＜0.01），明显高于氢氧化铝保护组（P ＜0.05）；显微镜及电镜下观察复方尿囊素保护组的黏膜及超微结构基本正常。提示复方尿囊素片尤其是尿囊素成分，对乙醇所致胃黏膜损伤有明显的预防保护作用，其作用是通过增加胃黏膜血流、增加黏膜PGE2及NO含量等机制实现的。其后对阿司匹林致急性胃黏膜膜损伤的研究，复方尿囊素片同样起到较好的预防保护作用。大量循证研究提示，含铋剂四联10 d疗法可获得较好的Hp根除率，此方案也被中国Hp感染共识意见所推荐。然而，铋剂的应用在部分患者中受到一定限制。崔梅花等在传统含铋剂四联方案基础上，尝试以复方尿囊素代替铋剂治疗Hp感染的慢性胃炎，获得较满意的疗效。该研究评价含复方尿囊素四联10 d疗法对Hp感染的慢性胃炎患者的疗效，并与含铋剂四联疗法进行比较。173例慢性胃炎患者分为含尿囊素四联10 d组、含尿囊素四联24 d组、含铋剂四联10 d组和含铋剂四联24 d组。治疗结束后观察各组患者Hp根除率、胃肠道症状（上腹痛、腹胀、嗳气）缓解率和不良反应等。结果显示含尿囊素四联10 d组、含铋剂四联10 d组的Hp根除率分别为90.7%（39/43）、90.5%（38/42）（病人无脱落，P＞0.05）。延长胃黏膜保护剂的疗程观察对胃肠道症状的改善，含尿囊素四联24 d组和含铋剂四联24 d组上腹痛和腹胀缓解率在治疗后24 d比治疗10 d后均有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含尿囊素四联24 d组的嗳气缓解率在治疗后24 d高于治疗后10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各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提示含复方尿囊素四联10 d疗法作为一线方案治疗慢性胃炎可获得较好的Hp根除效果，疗效与含铋剂四联10 d疗法相当，并可获得较高的症状缓解率，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为临床选择Hp根除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杨桂彬报道
随着幽门螺杆菌（HP）根除治疗的广泛开展，HP抗生素耐药日益严重，导致根除率不断下降，如何克服耐药，提高HP根除率，是消化科医生每天要面对的难题。探讨中医中药、微生态制剂在HP根除治疗中的应用等HP治疗的新路径，是提高HP根除效果的一个方向。对现有的药物及方案进行优化，则是提高HP根除率的一个更为现实的途径。近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九届HP感染与消化疾病临床论坛”上，几位教授就这一题目进行了探讨。
克拉霉素是HP根除治疗中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克拉霉素耐药的增加也是导致根除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就如何优化包含克拉霉素的根除方案，提高HP根除率做了专题报告。对克拉霉素三联疗法优化最重要的进展是联合铋剂的使用。多个研究表明，标准三联疗法联合铋剂，可以克服克拉霉素耐药，提高根除率。疗程的延长是克拉霉素方案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有研究比较了不同疗程四联疗法的根除率，表明10天方案根除率显著优于7天方案，14天方案根除率优于10天方案。考虑到费效比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疗程不宜超过14天。因此，欧洲共识推荐在克拉霉素高耐药地区，延长疗程的标准三联疗法联合铋剂方案，可以不行药敏试验直接应用。我国共识更是直接摈弃了PPI三联疗法，直接将疗程10-14天的含铋四联疗法作为首选的初治方案。
序贯疗法是为了克服克拉霉素耐药专门设计的。在治疗的前5天使用PPI和阿莫西林治疗。阿莫西林攻击细菌细胞壁，防止形成克拉霉素泵出通道，从而减少细菌的耐药。之后的5天，停用阿莫西林，加用克拉霉素和甲硝唑。质子泵抑制剂则贯穿始终。国外报道序贯治疗可以获得90%左右的根除率，但是在我国进行的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根除率并不理想，因此我国没有对其作出推荐。伴同疗法就是让患者在10天疗程中同时服用PPI及序贯疗法中的三种抗生素，实际上是由PPI和这三种抗生素组成的四联疗法。同步疗法整个疗程服用同样的药物，减少了序贯疗法的复杂性。同步疗法根除率可以到90%，优于标准三联方案，但是在同步疗法中，抗生素总量增加了1倍，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并且可能加重HP的耐药情况，在欧洲共识中，伴同疗法是不能获得铋剂时的替代选择，我国铋剂的获取较为方便，因此我国HP共识也没有对伴同疗法作出推荐。还有人研究了序贯+伴同的混合方案，黏膜保护剂替代铋剂的四联方案，等不同的优化方案，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些方案的研究较少，目前还没有得到指南的确认。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王蔚虹教授就“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挑战和策略”做了专题报道。世界范围内HP根除治疗主要面临的挑战是是抗生素耐药导致三联疗法根除率下降，在我国尤为严重。并且国际上应对这种情况而推荐的新的根除方案，包括序贯治疗、伴同治疗、混合治疗、左氧氟沙星三联疗法在我国均未显示出优势。我国目前推荐的方案仅有含铋剂的四联疗法。在目前这种HP根除治疗没有新药物、新方案可用的情况下，只能优化现有的方案，克服耐药，提高HP根除率。有研究表明，在初治时通过MIC检测或者分子生物学耐药突变点检测了解HP对克拉霉素耐药情况，指导治疗，可以显著提高HP根除率。甲硝唑耐药情况很普遍，但是，体外检测到的甲硝唑耐药结果与HP根除治疗效果不一致。提高服药剂量，将甲硝唑常规剂量由0.5 bid提高到0.5 qid克服HP对甲硝唑的耐药。HP根除治疗效果与胃内pH密切相关，选用抑酸能力强、受CYP2C19基因型影响较小的新一代PPI，如雷贝拉唑，可以提高HP的根除治疗效果。对快代谢型的患者，和可以通过增加PPI的给药剂量和服药次数来保证抑酸效果。
含铋四联疗法已经得到共识推荐及广泛应用，在10-14天的常规根除治疗结束后，延长铋剂的使用，是否能提高HP根除治疗效果呢，航天中心医院杨桂彬教授报告了由胡伏莲教授牵头组织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国产药物组成的四联疗法对HP相关胃炎及十二指肠溃疡治疗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这个由全国十二家医院参与的研究共纳入428例HP阳性的慢性胃炎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共分为三组，A1和A2组为慢性胃炎患者，B组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所有患者首先接受有国产雷贝拉唑（济诺）、阿莫西林（阿莫仙）、克拉霉素（锋锐）和枸橼酸铋钾（济川必乐）组成的四联疗法治疗10天，之后20天A1组继续服用枸橼酸铋钾，A2组服用安慰剂，B组继续服用雷贝拉唑。结果表明，胃炎和十二指肠组都获得了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胃炎组HP根除率为85.1%（ITT），89.1%(PP)；十二指肠球溃疡组根除率为85.8%（ITT），93.6%(PP)。这个结果表明，国产药物组成的四联疗法，同样可以获得较高的根除率。一般来说，国产药物价格明显低于进口药物，这就意味着国产药物可以获得更好的费效比。铋剂延长使用时间组HP根除率为88.3%（ITT），93.5%(PP)，安慰剂对照组HP根除率为81.7%（ITT），85.6%(PP)。虽然延长铋剂使用组较安慰剂组根除率高，但是二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都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提示延长铋剂使用时间20天是安全的，并且根除率有增加的趋势，但这一结果有待更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确认。
段本松，郜恒骏报道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n)是人类常见的一种慢性致病菌，它主要寄居于人的胃部。目前H.pylori的根除治疗已经成为临床起消化性溃疡、胃癌或粘膜相关淋巴组织胃淋巴瘤等疾病全球指南推荐的治疗。随着近年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HP感染的临床诊治工作。HP的研究也已从细胞水平进展到分子水平和基因水平。在第九届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上，郜恒骏教授和张建中教授从基因芯片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治中的作用，到菌株分型、起源与宿主间进化关系对疾病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进行了重要精彩的报告。
基因组时代H.pylori 的研究
同济大学同济消化疾病研究所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科
目前，国内外H.pylori根除治疗大多采用质子泵抑制剂（ＰＰＩ）和（或）铋剂联合两种抗生素的三联或四联疗法，常用的抗生素包括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喹诺酮类、呋喃唑酮、甲硝唑等。 然而，H.pylori 对抗生素产生的耐药率不断升高，导致根除率正逐渐下降。新的抗菌药物的研制更是困难重重。传统的“培养+药敏”的耐药诊断方法也因培养难度大，周期过长等原因很难有效应用于临床。因此，新的H.pylori 耐药基因检测方法（Mutation Detection）的建立完善对于 H.pylori 根除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HP根除治疗以及耐药率不断升高的思考
首先，郜恒骏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研究H.pylori的经验，对H.pylori根除治疗因H.PYLORI耐药率不断升高而愈加困难的现状以及H.pylori根除后可能的隐患做了发人深省的总结介绍。他强调是在H.pylori菌株、宿主、环境与胃癌复杂关系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个性化根除（Personalized Eradication）如何实现？这就需要我们依赖基因组时代新的技术和方法。郜恒骏教授紧接着生动地向大家介绍了“prediction, prevention, personalization, participation, precision”简称为“5P医学”的内容和意义，并再次强调了基因组学技术对其实现的重要意义。当前，在基因组学方面，H.PYLORI的全基因组测序、全基因组基因芯片以及H.PYLORI相关疾病的功能基因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为H.pylori耐药的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重视耐药突变检测指导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
H.pylori表型耐药与基因型耐药哪个更为准确和重要？郜恒骏教授认为在考虑了H.pylori耐药程度的情况下，耐药突变基因检测可能是比表型耐药更好地指导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也就是说耐药基因的突变检测相对于“培养+药敏”更为根本。此外，与药敏实验相比，突变检测操作简单、快速、检出率高，并且粪便和胃黏膜等样本均可直接检测。 但是，这些分子检测方法也有各自的弊端。 例如，当有些H.pylori 耐药的产生机制是基于一些不常见的遗传机制时，如基因缺失、ＲＮＡ 甲基化等，这些方法就无法准确检测出基因突变。 但就目前 H.PYLORI根除因耐药而愈加困难的局面下，快速有效的突变检测技术仍然是我们重要且实用的选择。
在多种H.pylori耐药基因突变的检测方法中，H.pylori耐药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芯片作为一种快速、高通量、平行化的检测手段，结合多重ＰＣＲ 技术，可同时对众多耐药突变进行检测。郜恒骏教授团队前期研制的H.pylori 耐药突变基因检测芯片，已经成功应用于全国 H.pylori学组的多中心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检测效果。另外，最新的H.pylori耐药基因突变全自动化联合检测正在研发中。
郜恒骏教授认为基因型与临床根除效果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需要组织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来确定两者的临床相关性，研究者还需综合考虑并探讨H.pylori耐药基因突变检测如何正确地应用于H.pylori根除的个性化治疗中。最后，郜恒骏教授对幽门螺杆菌研究的前景和与之伴随的挑战和机会进行了深刻展望。
中国幽门螺杆菌菌株因素对临床疾病的影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
目前已经普遍认识到，不同H.pylori菌株的感染所致的病理改变和临床症状很不一致，病变轻的感染者可无明显自觉症状，只表现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病变严重者可出现胃枯膜上皮细胞变性坏死，以及细胞反应性增生，引起消化性溃疡、胃癌或粘膜相关淋巴组织胃淋巴瘤。这就提示除宿主因素易感性和其他环境因素外，H.pylori菌株因素可能是致病力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幽门螺杆菌菌株因素
张建中教授首先从H.pylori菌株的毒力差异，H.pylori菌株的感染时间长度，H.pylori菌株的药物敏感性不同，H.pylori菌株的混合感染及相关菌株特征，感染H.pylori菌株（在胃内等）的定植部位、定植密度和活跃程度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幽门螺杆菌菌株因素做了详细的介绍。之后，张建中教授结合个体化药敏测试平台和其团队对浙江省台州地区年幽门螺杆菌常用抗生素耐药监测的结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幽门螺杆菌菌株因素的两大特点，在宿主中的适应与准种化和多重感染。
菌株与宿主间进化关系
张建中教授介绍，通过对从HP感染者胃活检取下的细菌构建NJ系统树并进行分析能有效地研究个体中H.pylori多重混合感染的菌株的微进化本质。其研究结果证明多位点序列分型分析很难有效区分混合感染。研究还证明，全基因测序可以有效阐述H.pylori的遗传改变进化机制，这对H.pylori菌株的分型、起源与宿主间进化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菌株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张建中教授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存在H pylori菌株的多重感染，这对H.pylori的根除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所以确定H.pylori感染者菌株是否发生混合感染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此外，混合感染中是否存在耐药菌株，甚至是多种不同的耐药菌株，这也对H.pylori的根除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最后，张建中教授就如何应对因多重感染而造成的中国H.pyloriP感染者具有不同毒力，不同耐药性，混合感染，不同疾病状态这一严峻挑战进行了深思和展望。
刘芳勋报道
恶性肿瘤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社会问题，具有不易早期发现，已有的治疗手段难以获得满意效果的特点，极大的加重了家庭及社会的负担。幽门螺杆菌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胃癌的Ⅰ类致病因子，其与肿瘤的相关研究进展自然成为第九届全国幽门螺杆菌及消化疾病临床诊治论坛的重点专题。第九届论坛于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来自日本神户的Takeshi Azuma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吕友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北京协和医院钱家鸣教授分别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
胃癌的发病率约每年0.4%，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全球感染率大于50%，每10个幽门螺杆菌阳性的人中就有1个在一生中会得胃癌。然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幽门螺杆菌感染者胃癌发病率差异很大，而且不同的毒力菌株导致胃癌的能力不同。Takeshi Azuma教授指出西方国家幽门螺杆菌感染多导致胃窦炎，胃酸分泌增加，引起消化性溃疡；东方国家幽门螺杆菌感染多引起胃体炎，胃体黏膜萎缩，胃酸分泌减少，导致胃癌的发生。东西方幽门螺杆菌感染临床结局不同的很重要的原因是细胞毒性相关基因A （cytotoxic associated gene A, cagA）。幽门螺杆菌基因组长约1.67Mbp，包含约1600个基因，cagA致病岛是长约37kb的DNA片段，包含约40个基因，其中一部分为Ⅳ型分泌系统的代码。幽门螺杆菌通过Ⅳ型分泌系统黏附到胃黏膜上皮细胞后，CagA直接插入到上皮细胞中，随后进行酪氨酸磷酸化（CagA-P），磷酸化后的CagA-P与SHP-2结合，长期持续性的cagA阳性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细胞异常增生。Takeshi Azuma教授认为cagA致病岛阳性的幽门螺杆菌一定是高致病型，cagA的差异导致临床结局的不同，东西方幽门螺杆菌感染从cagA到SHP-2均不同。Takeshi Azuma教授团队的研究提示cagA转基因小鼠能够发生胃腺癌，SHP-2下调是重要的途径。并且有临床研究提示根除幽门螺杆菌能够显著降低早期胃癌患者内镜治疗后再次发生胃癌的风险。
吕有勇教授指出在过去近百年的探索中，人类对肿瘤发生机制的认识可归纳为几个基本的理论假说：基因突变、染色体易位、表观遗传修饰和干细胞起源。其中基因突变假说已得到比较多的实验证据。但是这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对很少一部分基因分析的基础上，因此，我们靠现有的知识不能真正揭示基因变异与肿瘤的关系，肿瘤生物学研究也是长期处于信息收集和知识积累阶段，盲人摸象的历史和现实不断重演。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肿瘤是一类遗传与环境互作用的系统性疾病，可能是一类慢性非可控性炎症或代谢性炎症、是一类局部表现为异常增殖的全身代谢障碍综合症。有流行病学结果提示约27%的癌症与感染相关，致病菌包括HBV、HPV、 EBV、HIV、HCV和幽门螺杆菌等，其中HBV占6%，幽门螺杆菌占9%。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慢性炎症，使胃黏膜上皮细胞长期处于损伤与修复的过程中，导致细胞增殖和分化异常，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在整个炎症-肿瘤假说研究中，有海量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和转化医学研究数据有待分析，大数据时代的健康科学研究应运而生。要应对数据量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的研究数据，要求大数据分析具有良好的预测判断能力、提炼排除能力、集成验证能力和分类评价能力，通过智能分析，获得良好的预测价值。
吕有勇教授团队的研究提示金属硫蛋白2A下调与胃癌预后差、高TNM分期相关，是胃癌预后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体内及体外实验中均能诱导IκB-α上调，抑制p-IκB-α和cyclin D1的表达，与NF-κB的活性呈负相关。金属硫蛋白2A作为NF-κB活性的潜在的拮抗剂可能是一个胃癌的预后标志物和治疗靶标。山东临朐和苍山的胃癌发病率相差大约十倍，调查发现不同点在于苍山地区的居民每天约进食20g新鲜大蒜，针对大蒜可能降低胃癌发病率的现象，吕有勇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大蒜的有效成分大蒜素二烯丙基三硫（DiallylTrisulfide，DATS）能够增强金属硫蛋白2A的表达，从而抑制NF-κB p65从细胞浆向细胞核转移，金属硫蛋白2A敲除的胃癌细胞使大蒜素促凋亡作用降低，大蒜素与化疗药物多西他赛联用通过MT2A/NF-κB途径增强抗胃癌的作用，提示MT2A和NF-κB是大蒜素治疗胃癌的靶点。
在炎症-肿瘤途径以外，黏膜免疫因素在肿瘤发病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房静远教授指出肠稳态，包括肠黏膜免疫和肠道微生态失衡，是大肠肿瘤发生的重要环节，与大肠癌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其中最主要的是IL-17和IL-22。IL-17通过调控细胞凋亡、影响大肠炎症和肿瘤的微环境，导致大肠黏膜免疫紊乱，促进大肠癌的发生。IL-22是新发现的一种细胞因子，主要来源于免疫细胞，主要由固有淋巴免疫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s）和Th22（T helper cell）分泌，IL-22受体仅分布于上皮细胞中。目前已知IL-22在保护肠粘膜免于细菌感染以及损伤修复过程中有重要的功能。房静远教授团队的研究发现IL-22在大肠癌微环境中表达升高，主要来源于Th22细胞，能够促进大肠癌细胞的干细胞特性，增强大肠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分别依赖于Dot1L/H3K79me2和PRC2/H3K27me3途径。IL-22与大肠癌和腺瘤关系的研究证实IL-22通过调节表观遗传因子DOT1L，影响大肠癌的发生。表观遗传因子DOT1L是由IL-22调节，有助于癌细胞发展干细胞特性，患者肿瘤样本高水平DOT1L与较短的生存期存在联系，提示DOT1L可以是一个标记物，指示结肠癌的进展，并且靶向此途径可能是结肠直肠癌新的治疗方法。
作为肠稳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肠道微生态在大肠癌发生发展中与大肠黏膜免疫相互影响。肠道菌群失衡，诱发肠黏膜免疫网络调控，进而促进大肠癌的发生。其中具状梭杆菌存在于癌区黏膜，而很少存在于正常肠黏膜，在大肠癌患者粪便中的含量显著高于正常人和腺瘤患者，在促进大肠肿瘤的发生的同时，肠黏膜免疫细胞发生变化。
早期识别肿瘤的能力固然重要，而把与肿瘤相似的良性病变辨别出来的能力则更为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和胰腺癌的区分。钱家鸣教授团队近年来致力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研究，从典型病例引入，最后落脚于IgG4相关疾病病例展示，与各位代表分享了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诊断、分型和治疗。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发病率低，性别差异不明显，Ⅰ型以老年男性多见。主要表现为症状不明显的梗阻性黄疸、胆管狭窄、肝功能损伤，40-90%有胰外器官受累，是IgG4相关性硬化性疾病的一部分。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诊断依赖典型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显示胰腺肿大，呈“腊肠样”改变、IgG4阳性、免疫组化病理提示浆细胞＞10/HPF，其中以典型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改变为主。IgG4与疾病活动相关，经激素治疗后可以下降至正常，随访过程中可能反复升高，但是IgG4不能作为单一的诊断标准。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病理分为两型，Ⅰ型为淋巴浆细胞性硬化性胰腺炎，Ⅱ型为特发性导管中心性胰腺炎，区别主要在于有无上皮细胞损伤。病理表现不是诊断的金标准，Ⅰ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诊断以影像学为主，Ⅱ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诊断以病理为主。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治疗首选激素，剂量为0.6mg/Kg，3-6个月减至维持剂量，约为5-10mg，维持时间目前无共识意见，一般建议为1-3年。I型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激素治疗缓解率高，治疗后复发再治疗无统一的治疗方案，可以用激素、免疫抑制剂或者美罗华，但均无较多经验。最后，钱家鸣教授特别指出由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发病率低，诊断治疗经验不足，Ⅰ型与Ⅱ型有较多的不同，适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目前对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的诊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会有较大的不同。
总之，幽门螺杆菌高感染率地区胃癌发病率的差异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慢性炎症、黏膜免疫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是目前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