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先生的离去是不是表现了当前社会翻译家们生存状况堪忧？
突然知道了孙仲旭先生逝去，心中十分悲伤，他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好作品，并且是在兼职的情况下从事翻译事业。希望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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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知乎发言，因为这个话题稍稍有发言权。我是一个业余译者，专注纯文学翻译很多年。最近十年，稿费从55涨到80，在业内算是正常，不多也不少。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过了解内情的都知道，其实人文社只是提供书号，从版权谈判，译者邀请，编辑出版发行，这些事情都是文化公司在做。他们与出版社算是的合作单位。我的正职也是编辑，不过不做商业出版，我了解的情况都来自业界的朋友，我书的编辑。据我的了解，纯文学稿费不高，根本原因是书价位提不上去。版权，编辑，印刷，稿费，营销这些都是成本。书的价位不高，直接决定了这块行业的不景气，而这个与整个大环境有关。纯文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小众，但是欧美国家，这类书的价格是比较高的，甚至，越是小众的读物，价格越是高。原版的学术书，印刷量几千册，卖50刀以上很正常。国内有见过300RMB以上的小开本学术书么。说到底，和国内读者对文化消费的态度有关。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指责出版社，认为他们压低稿费，其实出版社也颇有苦衷。再来谈译者的问题。因为孙仲旭先生的离世，最近讨论很多，似乎不少人认为，译者是很苦逼的行当。我承认，译者确实辛苦。负责任的译者更辛苦。翻译是一种思维的搏斗和对话。需要大量的脑力体力。不过，选择做文学翻译这一行，我想都是乐在其中。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没有计较过，甚至都没想过稿费高低的问题。这倒不是我故作清高，实际上，一本书20万字，千字80，税前不过16000。哪怕翻一番，也不过32000。现在在大城市里，这笔钱能干什么？为了这笔钱，付出半年一年的辛劳，翻译，校对，再校对，值得么？（顺便说一下，认真做校对的，花费的精力不比翻译少多少）文学译者应该大多不是为了钱。还有，书出版后一年还拿不到稿费，也是常有的事。翻译其实是一种愉快的苦辛。因为有爱，所以翻译。翻译对自身素养是一种提拔。当译者不得不锱铢必较，不能放过任何一处不明白的地方，他是在和比自己水平更高的人对话。当洞悉作者的文心，并能亦步亦趋，想出佳词妙句，欣喜无法形容。当遇到合适的作者，这是莫大的福气。可能有人对译界状况很不看好，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理想，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不少译者，都是和我一样具有责任感甚至使命感的。那是一种，这本书就该我来翻译，我不翻译谁来翻译的想法。而且，好的译者真的是不少的，可以说很多。孙先生的离去是译界一大憾事，但这个跟译者生存状况没有关系，实际上孙先生也并不靠稿酬吃饭。有的人对此悲观，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情况，看的书也少，特别看是好出版社的好书少。当然也有乱七八糟的情况，不小心就会碰上。还有，最近还有很多人说要提高待遇，让译者能依靠版税吃饭，专职翻译。我觉得这个事吧，是双刃剑。喜欢的事情一旦成了职业，未必是好事。当然，适当提高一些稿酬也是应该的。但是大幅度提高，在目前的社会背景我认为无可能。我觉得从事文学翻译的最好不要把这事当唯一工作，而是当成闲情逸致，一种爱好。毕竟要靠它吃饭短期看来是实现不了，且退一步说，就算一个译者高能多产，靠这个吃饭了，也必然十分辛劳，长期在高压下工作，于身心不利。当翻译只是爱好，只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选项，翻译的过程也会单纯，愉悦得多。就我本人来说，还会继续业余翻译，其实目前手头也正在翻译一本书。我喜欢的作家的新书。出版社爱给多少给多少，爱啥时候给啥时候给，我都无所谓。能翻译我爱的作家的作品，已经是莫大幸运。孙先生这事，让我觉得特别糟心的，不是稿酬问题导致的物质生存状况，而是国内很多读者对译者的精神劳动不重视，甚至有偏见的精神生存状况。仅这一例子，孙先生生前有几个人听说过他？在读者圈里圈外是否特别著名？他当然是出色的译者，但生前是否那么多人认为他是“大翻译家”，为什么这些要等到身后才能追封？还有，顶楼的答题者说有的人写小说一天能万言，译者最多三千。这个是不对的。译者之间千差万别。有的人也能一天翻译一万，有的人可能三千都难。但并不是说翻译多的质量就差，又快又好的译者并不少，这与个人的语言效率，精力体力，空闲时间，还有原文的难度都有关。我曾经最高记录是一天9000多字，也有时候只能几百字，但没觉得9000质量就差。甚至进入状态后，连续快速翻译的质量会更好。
从去年开始，我就试图组织一个小规模的游戏行业翻译工作室，对题主这个话题颇有一些感慨。在之前我也做过其他方面的翻译，平心而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者，只是对于游戏领域的术语比较熟悉，另外在外事部门工作，阅读和听力还过得去。但我认识许多相当出色的译者，有情怀，有文笔，有技巧，有当地生活经验——可他们无一例外都每天忙忙碌碌，却还挣不来多少钱。于是有一次我接到一票活儿，提了报价，做了试译，然后对方说他们不要了。我就问，您找到别人做了吧，他们报多少钱啊？他说，只有你们的不到三成。我说这价格不可能靠谱，我机翻手工校对都不可能只有这么点钱；那人说：对啊，肯定不如你们翻的好啊，但价格差太多了，上面觉得你们要是再降价打个五折，还是找你们的好。他静静地等待着我接茬。我关闭了聊天窗口。还有一次我接到了另外一票活儿，是校对。对方说他们之前找的特别高大上的翻译机构，千字英译汉要价七八百，当然专业性也比较强。那这么高大上的干嘛还要找我们校对呢？对方说，我不是很懂英语啊，我不是特别肯定啊，但我觉得这翻译的不大对劲儿。我花了三天时间校对完，出了一份EXCEL，把其中最精彩的错误都给整合了一下。具体的已经忘光了，只记得一处，原文提到某英文缩写，那位翻译大概是百度了一下，第一个相关新闻是“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于是他就给这么写上去了。可问题是那玩意儿是个泳装的代号……于是文中赫然出现“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款泳装”——嗯，我不是很懂，但我看了看百度新闻配图里的皱皮老爷爷，想了想他穿泳装，然后也确实觉得不太靠谱……把这份EXCEL交上去以后，对方沉默许久，对我说：你们翻译的工作真是很难审核。我说不难啊，你自己看中文顺不顺就行了。他说我不懂外语啊，翻错了也只能体会。我说那你就多给点校对钱。他说千字100不能再多了，这还是我硬要来的预算。我们俩一起沉默了。大概五分钟后，他说，谢谢你啊。以上大概就是现在翻译们最常遇到的两个问题。总结来说就是1 无论你报什么价格，老板一定能找到比你更低的。现在有的论坛全是大学生接活，千字20就干，“练外语”。2 无论你干的多好，出版之后的收益体现的很慢，除非运气好，比如占到了好内容、好作者，其他情况下这本书的反应似乎跟你没什么关系。那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而这两点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更有趣了。比如老板既然敢找20的死大，翻译不好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尽量找知名作者和畅销作品来出版，这样不管你翻成什么样子都一定有人买；可知名作者畅销作品版权又很贵，没钱请译者了怎么办，那就找人练练外语呗……以此切入恶性循环。文学类书籍还只是失去风味而已，大不了不读了；可有些科技类、人文类的，那错译误译真的让人心塞。我最近在读一本有关数论的科普读物，挺好玩的，说实话也能看出作者在拼命翻译，但依旧是力有不逮；素数=最初的数字，嗯。作者术业有专攻，翻译也是，只可惜只有非常少的情况下，翻译才能靠着某个领域的丰富经验过上好生活。这种劣币良币的故事绝不光是小出版社才有，我之前读三联文化生活译丛中小红帽那一则，其中提到一位小赖特·赖定胡特，我他妈想了一分钟可算明白他是谁了……Little Red Riding Hood我谢谢你啊！这书就是讲她的事儿的我能不能求您至少把这个名字翻出来啊气死我了有种你他妈把little也翻成利透啊你敢不敢！！！我从初中起收集文化生活译丛，2000年前的几乎收全了头版头印，之后的全是跳着买；我不后悔，各位体会一下。发了半天牢骚，说点正能量的吧。我的小工作室最近还是拿下了一笔还行的活儿，对方看了我们的试译，严肃地表示“比我们员工自己翻的确实强不少”。尽管这个夸奖有点……不那么让人高兴吧，但总而言之，总算是可以给各位翻译兄弟姐妹们发点钱了。翻译和作者一样，都是文人，都不爱提钱，催稿费的时候都羞答答的；但这个社会没为我们的羞涩留有余地，总得有人敲碗要钱。于是我每次分配工作总是前三句话说清楚多少钱什么时候要多少字试译，翻译们很少有对价格不满的，他们真的特别容易满足。这种满足让我十分不好意思，我总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都是翻译，而且是辞书翻译；我们过的不富裕，但是我们的世界一直很大，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顺便推一下我写自己的一则东西，也有游戏翻译外包方面的事儿，有兴趣可以搂一眼。孙先生的所有译作我都买了，7成是之前就有，3成是得知消息之后连夜采购。我大概只能做这么多。确实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
说几句不好听的大实话：一、孙先生的死跟抑郁症有关，而抑郁症是否是由翻译，甚至是低稿费导致的，旁人不要臆断。图书翻译确实是报酬低贱的不行的项目，但正因为如此，才经不起这样的臆测。二、图书翻译之所以落魄到这样的地步，要付出最大责任的其实是从业者。是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人。翻译行业可谓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了，报酬由供求关系决定，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的，有什么不公平的？总不能指望甲方大发慈悲“啊我觉得千字一百太压榨你了，我给你千字三百好不好？”要怪就只能怪所有面对低贱到包子都买不起的价格还接受的“翻译工作者”们。三、会外语不等于会翻译。有无数外语专业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外语专业的），一篇文章看着差不多懂了，加上谷歌有道搞伐搞伐，就觉得自己是翻译了，就是“文字工作者”了。真是狗屁，那也叫翻译？也就是个人肉转码机，还是那种免费试用alpha 1.0的破玩意。一篇50000字的文章，“我每天翻3000字，不到20天就翻完了，赚5000块钱，这么算来一个月三十天光动动笔就可以赚7500，啊呀不错嘛我做自由译者好了呀！”这就是许多根本不知道翻译是什么的“翻译从业者”的心态，根本不知道翻译是再创作，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斟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审校，不但考虑信息的完整，内容的准确，还要考虑读者的观感，行文的韵律…………太多太多，好译者的作品，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血和泪的。四、翻译的报酬作为“意外所得”扣20%的税，就是他妈操蛋的规定。五、图书翻译报酬低跟图书价格便宜有关，但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只要图书译者不被认为是创作者，不分享版税不用有版权，图书译者的待遇就永远不会高。六、对待身边翻译专业或是翻译从业者的朋友好一点，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们丢一堆东西“帮忙翻一下，随便翻翻就行”。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随便翻翻”，而且我很贵。如果上述内容冒犯到任何人，请多见谅。One love.
近日，著名的翻译家（请容许我这么称呼他）孙仲旭先生因抑郁症过世了。这位曾经翻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1984》等文学作品的孙老师，我从刚入行时就知道。他在豆瓣上讲述翻译经验的日志，我一直在看，偷偷学着。心里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这样的译者该多好。却不敢在网上跟他互动，因为自己还远远不是一个合格的译者。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那么年轻。就像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一样，他在我心里，平和、谦逊，而且真正喜爱文学，热爱翻译事业。孙先生走了，微博上一时炸开了锅。同为译者，我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一是，我更希望大家在哀悼孙先生之余，能够关注当前图书译者的生存现状。在此申明，以下言论不针对任何出版机构及个人，讨论的纯粹是行业整体现状问题。如有不妥，望各位出版界人士多多指正。二是抑郁症。文字行业稿费低，是众所周知的事，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译者的稿费比作者更低。其他语种我不清楚，像林少华先生一类的名译者的情况也可能有所不同。据我所知，日文译者一千字能拿到100块（税前，稿费扣税百分之二十）就已经谢天谢地，山呼万岁了。我自己算是同行中比较幸运的。第二本书就是《深夜食堂》，一开始就是千字一百。同行可能都明白，千字100可以大手笔。在此不得不说，浦睿文化的确是业内相当尽责的出版机构。听其他同行说，他们很多拿的都是千字80，甚至75，60，而且是税前。普通的日文书，大约5万来字，拿到手也就四五千块钱。而翻译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还不包括小说散文等文学性高，需要反复推敲斟酌词句的书。一个做编辑的朋友，在一次闲聊中听了我的价码后，不无骄傲地说：“但我可以找到80的。”我当时十分气愤，但不是冲着这位朋友。只是单纯觉得，一个编辑的骄傲点，不应该在压低、拖欠译者或作者的稿费上吧？！再加上大多数出版社签的合约，是出版后三个月内付清稿费。碰上出版得慢，你也没权利催稿费，等个半年一年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许多翻译都是兼职，包括孙仲旭老师。但是翻译是再创作，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听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说，她一天至少最多能写1万多字，这在翻译，尤其是图书翻译，根本是天方夜谭了。一个认真尽责的图书译者，一天3000字已是极限。所以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没有点追求和情怀，还有毅力，还真做不下去。所以，很多外语学得好的人，一般不做图书翻译。因为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进外企、银行、公务员、报社……我的同学们，每一个收入都轻轻松松超过我。就连在日本读研的小伙伴，每月也能凭借奖学金入1万多人民币。其实在日本打工，一小时也有800日元，也就是40来块钱人民币。我每天最多翻译3000字，按千字一百来算，也就300块钱，再扣去百分之二十的税，240块钱入账。原谅我在这里算这笔账，还算得这么琐碎。我是学文学出身的，又是做文字工作的，原本脑子里有一套传统思维模式，觉得谈钱就俗气，不愿意自己浑身铜臭味。可是，文字工作也是工作啊，译者也是要吃饭、租房子的凡夫俗子啊。所以，我必须慢慢学着谈价钱。这不是所谓的社会的污染，相反，这是成为社会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追求梦想的必要先决条件。记得进日语系的第一天，老师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做翻译。除了稿费低，无法养活自己之外，翻译长期对着电脑一个人工作，生活圈子窄。”比如我工作起来，就常常是一两个月都没有社交活动，也不敢随便出门，因为翻译跟写作一样，也需要状态。有时候挺羡慕身边那些做记者、导演的朋友，可以到处走走，至少有人说话。翻译，真的，很久很久都没人可以讲话。后遗症就是，一见人就变成话痨，而且讲起话来像是在海外长大的外国小孩（一次上电台节目后，得到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到现在还没找到男朋友，害得家里人担心。另外，我也得过抑郁症。还因此耽误了几本书的翻译工作，影响了人家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为此一直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从小比较敏感，所以也不知道抑郁症是否跟翻译这个工作有关。也许，因为敏感，才会喜欢翻译和文学；又因为翻译这个工作，更加敏感和自闭了吧。互为因果。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问：“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换个工作呢？”这个，我还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一股牛脾气吧。我总想试试，有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本应受到更多重视的职业，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真正合理的报酬（我也不知道多少合适）。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大概是因为真的喜欢吧。得抑郁症那会儿，我经常反复想着死亡这件事。躺在床上，就想象各种死法。后来有一次，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差点被夜里的黑暗吸了进去，从四楼阳台跳下去。幸好还有一丝求生意志，就在豆瓣上写了日志，宣泄情绪。一个豆友看到后，给我留了一句话：“在我以前被自杀这个念头困扰的时候，博尔赫斯救了我。他曾经也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事，但后来想想，既然还有这样一个终极武器在手里，不如再多活活看，反正，最后总会死。嗯。”后来，又过了很久，挣扎过很久，在许许多多人的帮助下，我挺过了那段时间。抑郁期间看过一个日本电影，堺雅人和宫崎葵主演的，叫《我丈夫抑郁了》。记得里面说，想治好抑郁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尽量不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所以那之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承诺，就是尽量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而这里面，就包括翻译和写作。
为了对自己的这个承诺，我要在图书译者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因此，我希望译者这个工作，能让我养活自己，并且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希望不是一个奢望。
身为孙先生的编辑之一以及出版业的从业人员，看到这个问题觉得非常有回答的必要。一是不想大家对孙先生有什么误会，同时也想作为一名业内人士，稍微谈一下的我眼中的出版界，文学翻译界的一些现状。首先关于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我同意
的看法。孙先生的离世的确让人唏嘘。但是当看到有人对这件事情无端揣测，借题发挥，引申到译者生存现状问题，实在觉得很滑稽。这两件事没有必然的联系。用它来叹什么文人贫寒，没有意义。孙先生并不贫乏，至少物质上。他的困境来自于他的心灵。 15年翻译了400万字。能够将一件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坚持这么久，没有非常的热爱是难以做到的。孙先生第一次翻译的书是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时候他纯粹是作为一名塞林格的粉丝，一名外国文学爱好者，在明知道出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自发翻译的（后来这本书终于在译林出版，而那已经是2007年的事了）。他翻译的初衷完全是出于自己对作品作家的热爱。跟他合作过的编辑应该都知道，他译书的原则，不喜欢的书不译，认为没有必要重译的书不译。话说，如果重译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妇孺皆知的作品，并且由发行渠道好的出版社操作的话，成为长销书的可能性很高，那么译者的收入就会很可观。而笔者也和其他同行交流过，包括笔者在内不止一家出版机构曾经向孙先生发出过重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的邀请，但是都被他以“珠玉在前”的理由拒绝了。补充一下，虽然，可能会由于合同的签订方式而分稿费制和版税制，版税制的翻译收入才跟销量有关，但至少当时笔者约稿时是以版税制来邀请先生的。那么孙先生的心灵困境究竟来自于哪里？大家看一下这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了很多人。包括孙先生的好友，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桥东里，孙先生在译林，新经典，译文，雅众的合作编辑，通过他们之口还原了很多人并不了解的孙先生。其中，据孙先生的好友，上海译文的李玉瑶编辑说，孙先生曾向李编辑透露过他很容易为生活中的诸多小事而感到焦虑，特别是曾经对翻译的意义产生过怀疑。我想，如果一个人对他所钟爱的事业的意义产生怀疑的话，那么带来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另外，从孙先生与儿子Mickey的那些小事里，我多少也能感觉到他对孩子的教育其实也是很焦虑的。这些种种，虽然并不能从病理学上证明抑郁的原因，但作为抑郁的症状多少能说明孙先生焦虑的来源。其次，我想谈谈我所看到的出版界以及文学翻译界的现状。
讲的很多都是实话，我想补充一下。众所周知，出版界是一个夕阳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它的规模也一直在萎缩。甚至在出版规模大，水平高的“书之国”日本，出版的总产值每年也在递减，大批书店在关门。（虽然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总产值和实体书店的绝对值依然很高。）而在全球出版业不景气的背景之下，中国这个行业的不景气更加突出。多数出版社靠倒卖书号生存，也有少量出版社靠教辅，教材之类的书能够获得暴利。出版社作为国企，虽不需要担心倒闭的但是也要努力创造效益，而民营出版公司则必须要自负盈亏，考虑生存问题。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这个行业所创造的收益。译者的稿费说白了，不决定于某个出版社，某个出版公司，某个编辑，某个老板，它决定于这个行业所创造的效益。中国人不爱读书，读书的人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实在少得可怜。人们不愿意在书上花费更多金钱的消费观，导致书价低，书价低导致利润低（不要和我争论这个问题。确实扣除译者作者稿费，书号费，印刷成本，销售网站返点什么，一本书的利润真的少得可怜）。即使是这样，还有人不愿意花喝一杯咖啡的价钱来买一本书，有人还在抱怨书价高。再加上，各种盗版，网络电子版的横行。人总想着免费，少花钱的好事儿，殊不知，你没有为给你付出劳动，带来知识的作者，编辑，出版机构带来任何收益，长此以往，导致他们生存艰难，那么谁来写更好，译更好，出版更好质量更高的书。这是恶性循坏。以下是我个人的考虑，一个国家出版的水平归根结底决定于读者素质或者说大部分决定于读者素质。决定于读者的收入，喜好，品位，消费习惯，多大程度上自觉拒绝盗版支持正版等。有什么样的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出版业。再来说说文学翻译。文学本来就小众，外国文学更加小众。有人做过统计，历年来畅销榜上的外国文学书，那实在是少得可怜，近几年来更甚。（不要跟我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百年孤独》什么的）。很多外国文学起印量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数字了，当然大多数最后还是会成为库存。书卖不掉当然影响外国文学翻译的收入、出版社效益、编辑工资。说一句实在话，别说翻译，很多外国文学编辑也是多少凭着一腔热情在做事。笔者拿自己举例吧，在出版公司就职，而身为外国文学爱好者，不止会做外国文学，也会做一些市场收益更加看好的书。如果只做外国文学，笔者估计早得露宿街头了。很多在出版社的同行会好一些，没有太多业绩的压力，但是他们中很多也是因为喜欢才愿意待在工资这么低的出版业啊。虽然我承认业内的确有些不良公司，压低，克扣，拖欠译者作者稿费，导致里本来就收入低的译者生存环境更加艰难。（其实有种可能是他们的确发不出稿费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拖欠稿费的理由啊）。编辑有时候也很难做，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译者，作者争取一点利益，同时还要考虑到成本问题，那真的是和各方斗智斗勇啊。最后，我只想说无论是文学翻译，编辑，还是出版方，其实大家都明白现在做外国文学书挣钱的几率很低。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做呢？“如果选择了远方，那么只能风雨兼程。”我相信，孙先生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正面回答问题：孙仲旭先生的离去是不是表现了当前社会翻译家们生存状况堪忧？不是。孙仲旭先生因为抑郁症去世这件事，不能反映当前国内的翻译家的生存状况堪忧。至少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孙先生是因为一种疾病去世的，抑郁症被比喻成「心灵的癌症」，致病的原因非常复杂，在这里它和心脏病、糖尿病、白血病……其实是一样的。试图在孙先生因疾病去世和「翻译者生存状况堪忧」之间建立联系的人，都预先设定了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因果链条：翻译稿费低 —&
孙先生收入低 —&
收入困窘导致心理疾病 —&
最终去世。这个因果链条目前来看不成立。翻译报酬低吗？确实低。但翻译报酬低是导致孙先生患病的原因之一吗？没有证据。有些人脑补得太多了。
-孙先生是因为抑郁症而离世。现在应该还没有证据证明抑郁症和收入多少有密切关联。跟收入多少密切相关的是心情的抑郁，而心情的抑郁和抑郁症是两回事。且说文学翻译。练琴练戏的人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行家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套用到翻译这一行：一月一书，读者挑刺；三月一书，行家挑刺；六月一书，自己挑刺。有趣（？）的是，六月一书和一月一书的报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追逐速度的时代。翻译也是我一部分收入的来源，但文学翻译真的是闲着没事才会做的（不然也不会去翻译《地球母亲》这种一毛钱报酬也没有还超难翻译的东西……）。有趣的是，那些类似快消品的、不会有作品久存于世的翻译服务，反而有更高的价码。可能文学对于我来说太重要，我一直觉得文学翻译需要译、校、母语咨询的整套合作，还需要至少半年时间来进行间歇性的反复修订——只要你肯细细思量，总能发现一些词句有更好的译法。能做好的人，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在这个市场环境里，能做好的人和愿意做的人，交集并不大。这倒不是翻译的悲剧，而是所有写字人的悲剧。-
以及本問題的措辭「XX 是不是表现了当前社会翻译家们生存状况堪忧？」讓我覺得刻下翻譯家們的生存狀況堪憂。
老一代好的翻译家已经过世了，新生代有水平翻出好作品的，都去做别的了；中生代的里不多见的优质译者孙先生，也去了。做过图书翻译，业内价格以千字50-90元为主，实在是连扫大街的都不如。能一本又一本翻下来的，真的是情怀。孙先生抑郁症有自己的原因吧，具体是什么，外人不会知道。文人之死，我觉得不能说是因为生存堪忧才选择离去的。他有自己的主业，而他从一开始，估计就很清楚译书是条清贫的路，当做副业和热爱罢了。借用我友邻爬爬的一番话总结一下：“我的看法和当年还是一样，配得上自杀的人才配得上活过，配不上自杀的庸人也配不上活过 ，但是活着就是活着：我宁可孙是从来考不及格英文的学渣，也希望他能替儿子带带孙子，安享晚年。那些热爱生活的伟大作品，有没有人翻译，无所谓的。”
我的朋友是留德出身，回国后一直在德资公司做。后来自己开了一个翻译公司，我才从中了解一些情况。
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一.翻译是一种市场需求很大的服务，这种服务不仅仅就是图书翻译。
二. 任何服务行业都是需要扩展销售通路，所以象提供专业服务人员往往配有经经人，而互联网的存在让销售通路变成更为简单，快捷。
然后再看排名
提到的情况，她提供的服务是专供图书翻译，而她的销售通路就是图书编辑，而在这个很小市场因为需求和通路的原因遇到压价的情况。而我看的情况是，如果你帮app 翻译一段产品描述，不到一千字，就能赚几百到一千，这个钱大把公司愿意出。
翻译合同文书都是几千起，她作为口语翻译陪同德国客户与华为公司谈判，每小时1K。而且包装盒翻译和本地化，一套app或PC软件整体，外贸产品网页描述，这都是量不大，但是需求很多的市场，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服务变成更多产品形式，收入会更多而生活也更轻松。
再说市场通路问题，现在翻译公司都是挂靠制，我朋友公司其它语言都是兼职翻译，说接不到单可以到翻译公司挂个名不是很好吗？而且在全球威客网站， 翻译业务极其之多，如 这一些网站活多，价格也公到，我看一个有中国女翻译还上了首页推荐
当然如觉得自己是正统的翻译，这一些都是你们不屑做的旁门左道，那我只能说，你们是艺术家，就好有一比，一个小导演说我打死不拍广告，微电影，MTV,狗血电视剧，我只拍高雅的艺术片，那就不能报怨赚不到钱，因为你是自己选择一条阳春白雪的小路。
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朝九晚五之余翻译过英文日文电影和书的平凡小译者，不得不说楼上很多人都说出了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总有人比你更便宜，你绞尽脑汁斟酌拿捏的遣词造句再创作，很可能都不被你的客户理解。我是一个阅读量比较大类型也比较杂的人，所以非常能体会翻译的功力会对一本书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很多人不能理解也并不在乎，所以这个行业越来越鱼龙混杂。是个人学过几句外语就敢接翻译的活，谷歌翻译丢进去再稍微改改就交差的多了去…曾几何时我也有过做专职翻译的梦想，但无法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现实很残酷。所以依然只能像现在这样在上班族的工作之余接一些零散的翻译工作。我想如果有天突然暴富或者退休之后才能实现专职翻译的梦想了吧。就像有人说的哲学都是有钱人才学的，翻译在我看来也是不愁温饱才能安安心心做的。
我之前也曾开了一个问题【】，但听上去比较专业，关注的人也还几乎没有。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有许多专业讨论。但我想所有知友都熟悉的是
伯爵在城堡 的那句名言：“真正牛逼的，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我在之前自己提出的问题里，特意注明了《》》施咸荣是一位翻译《麦田的守望者》的人，那是在1963年。比起老一辈翻译家，说实在的，年轻一辈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可能应该有理由坚强的活下去，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追求，也是为了家庭，为了更美好的时代。我自己也翻译过一些文章和一本书，但都是法学专业的。这可能没有文学翻译那样，对文字功底要求高，但同样需要花费大量心血，尤其是但我相信自己的译著对国内法律适用实践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能影响许多企业和消费者时，就会更加字斟句酌。（顺便吐槽下：我一直翻译的一本专业书涉及德国法和欧盟法以及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一位学者业余时间合译，他人在英国，我们只见过1次，由我统稿校对负责后期版本的更新，翻译期间原作者先后给了我们3个德文版，2个英文版，我不断地在改，翻译了5年，出版社安排专家审校1年，之后编辑关键词索引对照到原文具体页码花了我近1个月时间，术语翻译502个，编译的文献条目752条，涉及各国人名翻译估计有600个，关键词索引中的关键词367个对应的页码1689个，都是我人工一个个去核对编辑的。该书一共50万字，不算多，打印出来800页，也还没定价。多少稿费真的没想过，而且至今出版社也没和我们正式谈过，但只希望能对得起作者，也对得起读者，哪怕小众到全国读者不超过1千人。）但客观地讲，从我的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亦即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目前国家对作家稿酬设定标准的做法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作家和出版社各自的定价自由。事实上，国家为译作报酬设定标准，等于给出版社限制译作稿酬竞争的价格协议赋予了合法化的外衣，更赋予了强制性。这使得出版社直接在译作报酬上难以进行竞争，也缺乏动力给译者更高的报酬，来激励他们去追求成为公认的翻译家，进而为自己也为出版社、为原作者都带来更多的收益。在海外，许多译作，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专业书籍，能否取得成功，关键是看翻译。不同的翻译，翻译质量、风格不同，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译著的销量都有直接影响。然而，限制出版社在用更高稿酬来争取和培养翻译家，就等于扼杀了译作市场的生命力，使之难以可持续发展。当然，我同意之前
的观点，即目前出版业普遍定价比较低。但这不代表出版业利润低。事实上由于一些政府的市场干预存在，不仅仅是在稿酬限制上，客观上使得出版业原本在十五年前就进入优胜劣汰，挤出和重整阶段了，但是却反而因不可小窥的利润而吸引了许多新进入者，最终这样混乱的市场格局造成大众类的出版社、小众类的出版社都没有定价权，最后为了和电商争取定价权，甚至一度出现了“新书限折令”。该问题最终虽然无果而终了，但客观上反映了出版业市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该推出的不退出，应重组的没及时重组，最后让原本有竞争力的出版企业也拿到不到符合预期与投入的收益，而且还要养许多冗员。在上面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治时，换言之，当市场被政府不当干预的问题没有解决时，那么出版业自然宁愿选择维持早已符合时代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该规定是1999年由国家版权局颁布的，15年没改了！版权局和各主要出版企业、相关协会什么关系，就不谈了。但的确到该改革的时候了。对此，新京报2014年4月也曾刊发了没署名的社论《》。如果，在《》发表后，版权局就能修订或废止1999年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允许译者自发组织的各个同业协会与出版社就稿酬分别进行谈判来确定稿酬，那么，也许孙仲旭先生会抖擞精神，投入到新的翻译计划中去，或者参与到相关稿酬谈判中去。但是，历史上没有“如果”。哦，顺便举另一个政府通过干预定价来保护特定企业的例子。2011年底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因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而被调查。当时，媒体也关注了工信部互联网网间结算办法多年没有修订的问题。工信部的相关网间结算办法使得中国电信更倾向于按照政府指导价的最高标准来给民营互联网接入企业、甚至中国铁通、中国联通批发互联网，最终导致联通与电信互联互通长期不达标，许多互联网公司为了生存而开始兜售假宽带，相应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网民被糟糕的网速而备受折磨。直到2013年底才开始工信部才决定《》。这则新闻告诉公众：“这意味着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一年至少几十亿的互联网结算费用将消失。” 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几年来，每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基于不合理的结算办法，从中国网民那里每年多收了几十亿元，且主要是中国电信受益。那么，过去几年中国电信是否把这些多挣的钱用在技术创新、用在提高基层员工收入、用在提高服务质量上，从而提升自己盈利能力上了呢？ 很遗憾，至少目前的数据显示，在许多方面，包括盈利能力上，技术与服务上，中国电信并没能领先，反而一直在三大运营商中垫底。当然这背后还有很复杂的原因，但至少可以得出，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干预市场定价，最终保护不了其想有待的企业，相反，只会让相关市场扭曲竞争，错失市场参与者通过优胜劣汰提高自身效率和竞争力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其将裹挟广大消费者和相关上下游的中小民营企业一起为之付出很多额外的代价。最后，再次呼吁国家及早废止1999年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但同时也呼吁所有从事写作、翻译和编辑的人都记住
的那句名言“真正牛逼的，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不仅是为了纪念永远年轻的他，更是为了激励我们自己，帮助必需由我们自己撑起的家庭，让我们的家人为我们每一字的付出都感到骄傲。
首先，题主是想表达“翻译家”仅仅以“翻译”作为职业来生存的状况是否堪忧吗？确实按照千字80的标准，做所谓全职翻译确实辛苦，毕竟熬心熬力，性价比太低。可要知道，所谓“翻译家”，究竟几人是专职翻书？比如孙仲旭，正职是做外贸法务工作的，老一辈如董乐山施咸荣等，本身都是做欧美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从事的职业或多或少与外文有关，又有闲暇，从经济上说不上多富裕，但绝对不能说“堪忧”。但从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来说，可能“堪忧”都不足以形容翻译界的惨状。一方面出版方、高校对此均不重视，国家也并无政策倾斜。另一方面就是读者似乎也习惯于忽视译者在自己阅读经历中的积极作用，遑论整个阅读环境的不断萎靡。所以我觉得从精神层面而言，这些好的译者们都在孤军奋战。这样说来，追求和生存两相撕扯，带来的落差让人怀疑自己执着的意义，再正常不过。记得以前在微博上曾经点评过某出版社的伍迪艾伦文集，说自己还是更喜欢孙先生的译本，过段时间突然发现一回复，一看居然是孙先生言辞诚恳的感谢我的喜爱（他并没关注我），一时间让我受宠若惊。一个身后被广泛关注的译者，在生前居然会在微博上搜索（或关注）陌生读者的评价，并对好评一一感谢（相信我不是唯一有这等待遇的），说来也够心酸。话说在中国现实的文艺环境下，这些优秀译者仿佛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看着他们日复一日的推石头，再让他们只觉徒劳而索然乏味，我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最后，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揣测孙仲旭的离去和“翻译家”的生存状态是否有直接联系了，每个人生存的艰难之处多种多样，不一定非此即彼吧。事实是，他已然做出选择，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叨扰了。
我是一名全职专职的小说翻译。曾经做过记者，眼下，在全身心地翻译《回忆，悲伤与荆棘》一书，因此，这个问题我应该还是有些发言权的。首先，对题目的回答：不是，也是。中学里就学过，事物结果，有其外因，也有其内因，简单归结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有失偏颇。当然，题主应该还是旨在探讨国内翻译的工作状态，孙先生的悲剧算是个由头。那么，就按照小说翻译的工作生存状态这条思路来说吧。第一：文学作品翻译的收入和工作量难度等，不成比例。上头说的那些千字80都是属于高的，据说底线是60（税前）。我本人能拿到的，在60和80之间。当然，到了林少华他们那批少有的做出名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个例不做探讨。长篇小说，除了看得懂，翻译无误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素养。信达雅原则，大家中学应该都学过。光是信，已经不容易了，即使是多年的翻译，也难免会在俚语和一些冷笑话上栽跟头，这还不包括一些失误情况的发生。达，就是考验中文功底，在理解一件事的基础上，不对原文做太大的改动，又能流畅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对于水平高、认真负责的翻译来说，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带着改写的意味了，而不是照搬。可能有些同学不以为然，这点很容易论证，看谷歌等翻译软件得出的结果，就知道啥叫照搬了。如果说达，是在一定的基础上部分改写，那么雅则是真正的改写。道理应该大家都知道：比如英文中用烂了的“honor”这个词，在中文里，常年被翻作“荣誉”，但我小时候就一直看不懂什么荣誉不荣誉的，长大了自己做翻译，才明白，这个honor有时候等同于“respect”，有时候是褒奖，有时候是自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统一全翻为荣誉，是不妥当的。这需要理解，需要思考，需要改写。然而累死累活，翻译长篇小说，即使始终有活干（翻译经常没活干），一个月才拿2000多块人民币，对于一个要积累上面那么多知识，要不断以高水平要求（甚至是逼迫）自己，没日没夜地想着这些事，有时候甚至绞尽脑汁、心力交瘁的人，各位看官您说说，成比例吗？总结：翻译是个对从业者本身素质和积累、对工作方式、甚至对心理素质都要求非常高，回报却非常低的工作。第二：做个好翻译要牺牲平常人的生活什么叫做平常人的生活？就是朝九晚五，开车上班下班，拿差不多够水准线的工资，偶尔应酬，偶尔呼朋引伴，谈个恋爱相个亲，和同事家人拌个嘴，这一类虽然不算高大上，但是有苦有甜，小滋味乍一感觉很平淡，细想想却又挺丰富的生活。对于翻译来说，这种平常生活，还是别做梦了。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际，不过，科学的看这件事，除了某些特殊的尔虞我诈的职场，一般而言，愿意长时间（单位：年）孤独一人的人类，几乎不存在。斯宾诺莎只有一个，就连宣称独自待在地下室最好的卡夫卡都是需要陪伴的，所以才有订婚-逃离的这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上面的答案说得对，翻译是需要静下心来，找到状态的——而且是一种很苛刻的心境。虽然我也无法排除有些人可能天赋异禀，很容易就能找到状态，但至少，我从来没见到任何人有这种天赋。有些同学可能觉得，不静就不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就翻译小说而言，不同的心态，得出的结果会差很多。亲，文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语文考试！总之，在苛刻的条件下，负责任的翻译们，为了翻译质量需要心境，为了保证每个月2000人民币的工资需要时间，如此这般，只能把“不那么重要”的“偶尔应酬偶尔呼朋引伴偶尔谈个恋爱相个亲偶尔照顾家人偶尔拌嘴偶尔寻欢作乐偶尔逛街”等等等等，放到一边去。总结：翻译是个需要从业者全身心地付出，甚至牺牲正常生活的工作。第三：做个翻译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社会福利这条，应该所有自由职业者都通用，也挺好理解的，就不展开来讲了。像我这样，本来就体质很差的人，只能祈祷自己别生病，生病了喝个热水吃个泰诺但愿能赶紧好。否则，哪怕是发烧挂点滴的几百块都出不起，甚至连这点生病的时间也耽误不起。有工作的时候还好，住在父母家里，用不着付房租，还是能有点收入的，如果轮到没工作的时候，就是零收入，完全啃老，从心理和物理上，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比较难以接受。总结：翻译是个没有物质保障，令人产生自己三等公民的感觉的工作。第四：综合以上三点，翻译工作会有相当大的心理落差和压力前面已经把基本的生存状态摆在各位面前了，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大家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只举几个栗子：父母：xxx（叫本姑娘），上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还不错，去见见嘛我：不去，忙着，上礼拜才去过呢父母：你忙什么啊忙，成天窝在房间里什么都不干！我：……（心里的草原正奔腾着羊驼）都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谁叫我一个翻译根本没钱独自住在外头呢？好嘛，一边哭自己的时间又被浪费，一边还得挂着笑脸去见。某人：姑娘你现在在哪？我：……在家某人：不上班啊，挺不错啊，上班多辛苦啊，我xxxxxxx（此处省略大家都知道的上班苦五千字）我：……（心里的草原正奔腾着羊驼）某人：（终于喷完上班苦，缓口气）你收入不错吗？我：……这个嘛，不太高……（本人撒谎等级非常低）某人：那你还成天待在家里，xxxxxx（此处省略所谓苦口婆心的劝诫五千字）我：……嗯嗯嗯，您说的是，忙完这一阵我立马找工作去。某人：哎呀，要找马上找啊，都这个年纪，这么耽误下去就完蛋啦。我：……（心里的草原正奔腾着羊驼）等忙完这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何其幸哉！）——这事情发生了不止一两次。不止是在我身上。相亲对象毕竟比较陌生，所以说话还算好听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可就没这么客气了。问题在于，并不是我自己不想要稳定的收入，并不是我自己不想要休闲的时间，而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当然有人肯定会质疑，你为什么不多做几份兼职？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其他翻译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自己，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因素，做不到同时做几份兼职。之前尝试同时做两份工作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恶果至今还未消除，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见得能消除。所以呢，相比起被父母唠叨几句去相亲就受不了的同龄人或非同龄人，相比起这种谁都来踩上一脚的“善意”劝说和“好心”歧视，并不是谁都能乐呵呵地当作没这回事，就算了的。工作的压力以外，这种身边环境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而且，其实那些人也没说错，问题都是存在的，不是笑着解释几句就能万事大吉的。当然，你可以说自己心怀崇高的目的，不过，大家都不是初出茅庐的孩子了，否认问题的存在，并没有意义。总结：翻译是个要接受远亲近邻等各种人非议、劝告，且无法自辩，也不能自辩的工作。--------------------------------------------最后的分割线-------------------------------------------来更新最后一部分，写得心塞。先切题：孙先生的悲剧并不是全由翻译工作生存状态造成的，然而，翻译糟糕的工作生存状态确实也对孙先生的身体心理状态起到了恶化的效果。抽象出来，概括成四个字：恶性循环。总而言之，付出（包括但不仅限于教育、知识技能的积累等大量前期付出，认真翻译过程中并不夸张的呕心沥血的推敲钻研的付出，翻译过后还要和出版社较真和读者特别是只看免费电子书的读者的较真等等等等）、收获的不对等，工作本身的高难度高强度，受到的压力等等，确实是极其恶劣的。本身心态好的人，也许能靠兼职等撑下去，自身有缺陷（主要是指心理缺陷）的人，则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反受其累。当然，也有好处，自由工作者都有的好处，比如说，啥时候想起床都可以，只要自己不怕dead line的威胁或者接不到工作彻底完蛋的威胁……The End
我这个答案也许有些没有敬意，但是我得说，无论孙先生去世与否，国内翻译者的生存状况一直是堪忧的，而孙先生自己的情况，我们也无权置评。我自己也尝试从事翻译。上面有说到千字80的价码，诚然。我接到活儿就是这个价，而且任务量重，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自己研究作品的都知道，在论文里引用那些未引进的作品都需要自己翻译，往往翻译一段就很耗心血，何况那些要整本书去翻译的，都不忍心说了。这里面最难的又属文学作品翻译（比理论书难得多），为一字而推敲煎熬者比比皆是，再加上前面那个价码，自行想象吧。泯灭良心想糊弄也有方法，豆瓣有什么翻译组招人，说翻译小说，两个月要求十万字，会出来什么东西，用胳膊肘都能想到。所以，也不必奢谈生存境况，好的翻译者就是拿自己仅存的良心换点儿口粮，就是这样而已
记得新闻里提到孙先生怀疑翻译的意义，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类似的问题我也曾经思考过。你看相比医生、程序员等工作，翻译的意义确实显得不够大，医生犯个错误就可以直接导致病人丧命，相反做好医生拯救生命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同样，程序员写错代码，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这样的反馈不仅重大而且直接。但是翻译中出现错误则远远没那么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和公司愿意找低价翻译的根本原因吧。再者，孙先生翻译的那些文学作品，也许原作和译作都十分优秀，可是我想大多数并不流行。试想你费尽心思做出来的作品没人欣赏，或者距离普通大众相当遥远，这是怎样的失落。鸡冠杯虽然大家买不起也看不到，但至少新闻在报道，大家在讨论，而文学作品却往往不能带来一丝涟漪。这当然也会导致对翻译的意义的怀疑。所以，对于孙先生来说，关键问题也许不是源于物质上的，而是精神层面上的。怎么破？我想对于孙仲旭先生这样直到去世才为大众所熟知的优秀文字工作者来说，也许缺少的正是积极地参与公众生活，换句话说，就是要营销自己，这一点是需要向年轻一代学习的，不仅包括向韩寒郭敬明学习，还包括向罗辑思维的罗振宇以及锤子手机的罗永浩这样的人学习。韩寒郭敬明的文字未必真的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自身人格和内容取向在不断吸引着年轻人，锤子手机质量问题多多，但情怀两个字盖过一切。而对于普通的译者来说，也许我们不仅要善于营销自己，还应积极寻找翻译的真正社会价值。毕竟，如果一个翻译错误会导致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一个好的译作可以推动社会发展，那么翻译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需要从纸堆里爬出来，寻找翻译和其他领域的接口。这一点需要我们去探寻。第一次在知乎写这么长的答案，不过都是鄙人的一点猜测和浅见，也许并非孙先生所真正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做的事，愿逝者安息。
好的翻译不亚于一次重新的创作，借译者之心灵品百味之人生。生命充斥着满满的奉献，在此支持感谢！
跑个题说一件一直很痛心的事，大不了说完了把我折叠。很多人都知道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百年孤独》的版权问题吧，最后马尔克斯松了口，出版社买了版权，似乎皆大欢喜。而几乎没人留意到在此之前，已经有西语界的老前辈们花了很大心血译了这部作品，因为版权的问题他们的译作难以再印制。曾经有老师把现在有版权的版本与之前一位翻译家的版本做比较，说二者孰优孰劣实在太过主观，但是老的译作语言要更加流畅，可以看出下的功夫绝不少于新的。我觉得很痛心，这几个老翻译家的血汗结晶没有被后浪推走，而是因为版权问题被一巴掌拍死在沙滩上。
孙住在广州最贵的住宅区，你们说他是不是因为稿费自杀？翻译只是副业。
我觉得不单是翻译界过得不滋润，整个搞文字的都过得不滋润吧。大环境下读书的人少，文学产品远远没有发展到让社会尊重的时期。有时候我跟周围人说说最近读什么书，得到的最多回答是：「你还看书啊，我都多少年不沾书本了。」「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我们做生意的，买超级跑车才是目标。」再看看上学无用论的兴起……读书的人少，整条产业链不振，译者的待遇自然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