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散记漫谈
成都的历史人文、名胜古迹、生态文化，乃游踪所及之处自谓仅次于杭州、北京的风雅之城，而其节奏舒缓、气候适中、物价平和，更为宜居之所。加之两年多求学成都的历程，虽不能产生深切的归属感，却有亲切的融入感，甚至生起第二故乡的热愿。因此对成都有一份一厢情愿萦结不去的乡情，而杭州则为凝结文化归属感的精神家园。成都的人文纪念就整体而言数量和厚度小于杭州，但就个体而论其份量和深度毫不逊色。一段短促而散乱的游程之下，且对历经的人文风物试作粗略的文化梳理和随感浅谈。
回望“5.12”
同属川西北高原，川主寺至都江堰一段比起九寨至黄龙的壮丽，显得秀润许多。仿佛是四川盆地边缘险山峻岭向盆地底部平缓柔和的过渡，也是高原粗犷文明向平原淳儒文明的转换。地形地貌是与文明相关的，甚至直接培育出代表性的文明，比如北方草原的流动扩张性，西北高原的坚韧搏击性，江南平原的儒雅平和性等等。集群个性和文化是在生息繁衍中适应、利用自然时产生、积累的，由此形成其独特而适宜的文明，意即地缘文化。虽然如今全球一体化、世界大一统、文化共享文明共进的新时代，地区间的差异被逐渐弱化，但千百年传袭而来融入血脉的思想意识层面和文化心理建构却是不易被消解更改的。主脉守成求同存异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性、独立性的历史根基。这个主脉就是华夏民族相守几千年的精神文明——在儒释道三教为主的思想体系上搭建的为人、处世、立国的系统准则，无时无处不存在。
此刻颠簸阻抑于这条路况失常的旅途上，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茂县、汶川一带地震遗迹和灾后重建的景况，也感到了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修身之义和济世之责。“5.12”的地动山摇后，一直只是通过电视影像感受着震灾的强烈与惨烈，现时过一年半，亲身实地所见，仍惊骇于地震的强大破坏力。如画铺展的青山已面目全非，满眼皆是碎石、裸岩的山体滑坡区，土石掩没了对岸的公路，及至倾泄河中，路桥的断体斜搭在残段与河床之间，吊桥木板脱落摇摇欲坠，集居区已是混杂一起的断壁残垣，河水中突现成片的幢幢楼顶，应是河流阻滞暴涨所致，灾民的简易布棚、木屋分列河岸，景象异常衰乱凄惨。这片灰暗破败的世界，于车窗外流过，在处于正常生活秩序和环境的我的眼中，可怕得不真实，仿佛进入一个灾难片的场景，又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惶惑之感。但理性告知，所见皆真实，这就是530天前这方土地和人民所受摧残的余迹，时至今日仍是这般触目惊心，再回忆怀想起那一刻，感触便不同于旁观画面的粗浅。
一片灰蒙中，突然一块红色大牌，赫然白色大字“茂县欢迎您”，虽然不失为宣传广告用意，但此番情景中更让人感到的是一份昂扬乐观之气。汶川一排排整齐的活动板房，各省区援建鼓舞的标语，令人倍感激昂、温暖。鳞次栉比的新房既有时代感又极本土化，一处公路的两侧，废宅的对面是新家，毁灭与重生的强烈对比，震时弱小的人和震后强大的人，令人既感伤又欣喜。沿路目及多处这样的画面，新房顶端高高迎风飘扬着五星红旗，背景是满目疮痍的大山。此处看见国旗，特别的感动、激动、骄傲之情油然而生。让人不觉想起“5.19”全国哀悼日时，天安门广场，默哀完毕的人群激情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等口号，那撼人心魄的场面，激荡着久违的民族气和爱国情，呼啸着心底那压抑的、埋藏的崇高诉求。
地震之后，被困者的坚韧、搜救者的道义、内助外援的支持，无数次打动着我们，尤其是那些用生命救护生命的殉难者，无私的大爱感天动地，面临大灾时人性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孟子云人性本善，理当如是。但在庸常日子里为几分俗利却迷蒙了心智，人与人之间筑起无形高墙，人际关系冷漠而防范，人成了群居的刺猬，人海沙漠一片荒芜。而灾难唤醒潜藏人心的仁爱与担当，一扫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孽根性，因着对灾区的悯恤和救助，生发出万众一心、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凝炼出一种新时代的信仰和文明。
近三十年来，社会运转、人生取向、人际交往基本只遵循着经济秩序，失却了能够撼动全国的精神感召，信仰失落、信任危机成了这个飞速变革国家中奔忙浮动的国民的心理痼疾。人生的真义、人间的情义、国家的大义，很少有人去思考与坚守。人生换算成名与利的份量，生活丑化恶化为攻与防，生命成了实践世俗价值的机器，似乎唯一的信仰和信任便是金钱。当地震轻易的摧毁了一切物质，抹灭了所有规则时，废墟间挣扎的生命，突然间显得无比重要，简化还原为单纯的生命，不带任何社会附加的价值，这种回归本真的生命，更为可贵，更能提醒“社会人”对于“自然人”的尊重和珍惜。
社会便是这样一个怪圈，让人聚得更近却又离得更远，让人精明权衡却往往看不清最有价值最该把握的东西。但社会，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恰当而高级的模式，集群中虽有戗伐和不公，也有支助和温情，集群就是力量。纵观历史，当面对共同“敌人”时团结，没有“外敌”时便内讧，这便是人性，争夺利益是生存的法则。这一次，“敌人”是自然灾害。而这一次，全世界见识了中国政府的魄力与能力、中国人的良心与决心。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从这一次灾难与救灾中，体验到看似微弱的生命里顽强的力度，被繁琐庸俗掩藏与割裂的关爱和奉献，摒弃世俗定位与距离的团聚和亲近，一种湮灭已久的共同精神追寻和表达，一份纯粹炙热的由己及人、以家至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场史无前例展现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总动员。当我们为遇难者哀悼时，也在为幸存者喝彩；当我们为灾害的无情痛憾时，也在为人间的有情欣慰；当我们为罹难时刻扼腕叹惜时，也在为纾难时分激发显现的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义举及其对全民的精神洗礼、对国家的面貌翻新而拍手称赞。把悲伤转化为动力，把磨难转化为砺炼，把不幸转化为庆幸，把惨淡转化为辉煌，灾难见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成熟以及公民的道德良知心和社会责任感。
前进中步履忙乱的中国在此刻稳住了脚步，这是危机中的自救与自觉，却也可能只是一个可喜的瞬间。这场震动全中国震撼全世界的巨大灾难远去了，电视台也经由最初央视全台报道变为新闻频道专播再变为偶尔关注到如今非常时节的提及，哀伤与激越都已成为历史，目前灾后重建尚未完结，终有一天，它将成为唐山大地震同样的记忆剪影，当一切归于寻常，一切又将如旧。
中华民族力求复兴，一洗百年来的屈辱颓败之气，回复汉唐雄风，但复兴的不单是雄踞世界的经济与地位，更重要是精神的复苏。文明的定义主体不是经济指标、物质财富，而是精神、文化的高度，人对自身的判识、责任的履行，国家对于人和物合理的护与用以及引领社会和国民健康积极的风尚与走向，人际、国际及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关系。文明就是国家和公民的道德与智慧。
“5.12”过去了，其所触发、提炼的文明是否也仅是昙花一现的刹那光华。还有那些淡出幕后渐被遗忘的灾民们，那个短促而热闹的时期被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抚慰包围滋润着，无暇深刻体味切身之痛，如今生活虽然渐趋常态，可无法弥补的亲情缺失和肢体缺损，将用漫长的一生来咀嚼体验，心上的失落和痛苦对映之下恐怕更加深重。对他们的物资救济结束了，而精神救助不应也随之断竭，这理应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润泽。
怀念“5.12”，大难让我们懂得大爱，让我们明智与清醒，让我们在心理上、记忆中永存一块忧伤而优美、简单而丰盈的精神净土。
问道都江堰
两千多年前，一个宏大而先进的水利工程修讫于蜀中，从此担负了成都平原灌饮分洪的输导重任。朝代更迭，战乱频仍，千年以上的地面建筑余迹已稀，而都江堰，仍发挥着一如既往的功能。不能不说，是人类建造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奇迹。
都江堰是秦国最早最大的水利工程，开其后郑国渠、灵渠之先风。秦朝另有举世瞩目的最长城墙万里长城和当时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秦代对于军需、民用配套硬件设施的认识和修建远迈前代，成为缔造第一个统一封建帝制国家的强健基石，也为千年沿袭的秦制增添了实物的佐证。
毋庸置疑，古代中国是一个思想、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却大都只在一定领域范围内被了解和应用，以至人们留下中国古代科技在高端和理论层面发展不足的印象。世所共知的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而那多是提供给了文化和娱乐。但其实，一般人印象中古人只拿来做炮仗、烟花的火药，却在宋代就大量高效的应运于军事，世界上火箭、火枪、火炮、水雷等热兵器的雏形都源于中国。指南针在宋代已被研制成了具有磁偏角的各式罗盘用于发达的航海业，且传至欧洲，虽后被改进，但欧洲改制罗盘的机械原理却是中国汉代就已诞生且应用的常平原理。而中国最早科学家之一战国的墨子不单进行了各种面镜、小孔成像、杠杆力学等方面实验性研究和定义，更有对几何中直线、圆等图形和十进位值制及时空、运动、物质等等的概念定义，这些都是被后世科技所证实且沿用至今的。其它各个门类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创造浩如烟海，无需一一枚举。宋明时期科技更呈跨越发展，及至世界巅峰。
古代中国孕育了傲然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过遗憾的是很多科学发现并没有被当世所重视和应用，很多科学研究也没有被延续推进和推广运用。如明朝皇族朱载堉测算出的音律十二平均律，当朝束之高阁，百年后被传教士带至西方却引起巨大轰动，大为赞叹而实践其伟大发明，现代乐器制造皆用十二平均律定音，并将朱载堉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而今在中国广为使用的大量西洋乐器，究其实质，可说是西方的形体，东方的灵魂。但中国人有几人知晓朱载堉，现代教科书中也并无这个名字。正如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对此事件的评议：“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
在古代中国，这种局面为国家、社会主流导向所致。虽然墨学与儒学并称先秦“显学”，但墨子学说流传影响甚广的多是其政治哲学思想，且自汉始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内容的文哲典籍无论作为思想文化习养或是入仕必备学养，都提升到了唯一唯上的高度，这种情形在世界其它国家是少见的。文化传“道”，理工授“技”，“技”当合于“道”才是至高境界，“技”只是达成“道”的手法，“道”应高于“技”，因此文当难于理、重于理，这在文明相对较为单一延展的古代，是理所当然的取向。当然从另一角度这也推动中国文化臻于登峰造极之境。
然而社会发展至文明多元化的今日，尤其在“现代化”落后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从国至民，一切学习钻研只求能转化为生产力，能生出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技”便被提升至唯一唯上的高度，“道”成了不切实际的无用之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重理轻文，成了普遍现象，也成为国家、社会的导向。在一个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如果脱离世俗共求去修身养性，推行“仁义”或“无为”，那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四处碰壁，在个人发展上一事无成，这是按照世俗标准评议。
古人承“道”，令人研“术”，造就现今社会及个人的浮躁、肤浅，文化素养的淡化、缺失，人生价值观的偏激、变异，共同道德观的贬值、溃散，生命意义的漠视、茫然……如果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喻作前进的车辆，“技”只是车辆的构件，而“道”才是前进的方向。当代中国社情人心之惑之危，正如一具器械日臻完备而方向渐趋迷失的车辆。在现代化疾速发展的世界各国，这种迷失日渐彰显。中国作为迅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速度远超各国，失速流离更在所难免。
近年来世界掀起的汉语热，虽然有便与中国交流得益的功利成份，但国外一些研究者也看到中国古文化对于个人休养、社会调和的积极有效因素，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国学在海外广为流布，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中国在此带动下，亦成文化复兴之势。文化形态似乎教、受者众，但其实质能领悟践习者几何？
百年间，战争、运动，外敌、内扰，使传统与现代严重脱节，传统形式和文化消陨殆尽，而遗留存续的竟大都为传统糟粕。人对糟粕继承和固守的趋向与能力竟大大超过精华，因为精英文化总是艰深幽晦的，被极少数人熟悉、掌握着，而糟粕形质却大都浅白随顺，被大众所接受、实践着。
传统的批判和继承自“五四”以来一直是个争持不解的难题。但无可否认的是传统文明精髓对于国家和个人清醒观照自身、理性持续发展的指引作用。中国学习、赶超的西方，转折递变的工业革命，其思想基础即始于文艺复兴。但中国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却是建立在文革以来精神和文化被严重扭曲、损害的基础上。快速膨胀起来的物质财富迅速填补了人们精神贫瘠的空缺，人对于金钱的追逐和享用便提升至人生价值观的高度，人生其它追求即使或存些微亦成了金钱的附庸。继之而来偏执的名利观浸淫了整个社会，成为政府和个人行事置物的动机与目的。诸如一些场馆设施建设大多不计是否合度合理适用适宜，唯从潮流博得体面，乃至跟风盲从求大求新，最终成为耗费巨资而闲置无用且毫无人文价值的摆设。
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发展的表象和支柱，不应只是社会运转的一个粗浅工具，更应承载这个民族与时代独特的文化信息。古代工程中便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都江堰工程法则的“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转化其为人类服务，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充分契合了道家思想的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工程或者工艺，只有融入了合符自然之道和人文理念的精深内蕴，才能与环境及人群和谐交融，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与生命力，流传千年，亦为经典。所谓“技艺”，“技”与“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呈现。现代钢筋水泥接替了古代木竹砖石，也应承递下其中的艺术精魂。文与理，“道”与“技”应合而为一、融合贯通。这不单是工程的建造之理，也是社会、人生的建造常理。
异议诸葛亮
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尤其忠君爱国的教导，使得中国古代多生改良派，少有革命派，但乱世弊政之下，亦有揭竿而起的义军和指点江山的谋士。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谋士，不过他的境界和成就几乎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极致。
相对而言，一个人的成功因素机遇大过才能。纵有鸿鹄之志满腹经纶文韬武略，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只能赋闲抱憾赍志而没。而资质平庸之辈，置于可施展拳脚的平台，在其位谋其政，形势所逼，研习努力之下，大都能予应付，恰值潜力迸发，更大有一番作为。才能可以自得，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却可创造产生的条件。诸葛亮于隆中守株待兔，得刘备三顾，也因其交游广泛声名远播。而另一说诸葛亮先自荐于刘备，后方得三顾茅庐，机遇却近于可求了。无论事实如何，诸葛亮机遇与才能兼而有之，于己于刘于蜀，幸莫大焉。抓住机遇后才能的运用，才是成败所系的重中之重。
关于诸葛亮扶刘立蜀之其人其事，《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成就了艺术的真实而非历史的真实，但相较《三国志》的学术性，其通俗性使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一个完美的诸葛亮便世代相传奉为楷模。这是中国造神传统的结果。小民位于社会底层属弱势群体，无力改变大局与现状，便将美好期愿寄予能够改换或掌控某一方面大势尤其平民出身的代表人物，加以神化，崇拜祈愿获得心理安慰满足；士子官宦志向高远，为人为文为官等领域皆有不懈追求，出类拔萃的高才人杰便被夸饰得尽善尽美神妙不凡，树为奋进的终极目标；统治阶层为了驾驭人才、巩固政统，对利于社稷、政权的故杰英烈极尽美化、彰表之能事，一个虚名使天下为之钦羡、效法。虽似情理之中，但另一角度看去，亦显百姓之昧，士仕之妄，当政之奸。三种心态、形式亘古不变，屡代不爽。每一个“神”都有根植的文化、精神土壤，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源于为现实的服务功能，脱离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客观理性来分析对待，很多伟大便显得空虚而可笑，有时甚至可鄙可恨，对当时的人性、世风和社会的运转、走向起了消极的引导甚而残酷的扭曲。文革如是！痛定思痛后，评界乃至国家已对那个错乱失常的年代做了较为明智合理的论断。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统治的余韵真要彻底根除了。
而也只有在封建时代，个人的能力和功绩才会被放大到超凡绝伦改天换日的地步。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时，只是出谋划策、外交内政，虽功劳卓著但也并未有小说中那许多大放异彩的神算妙计和奇功伟业。后主刘禅时行“相父”职权，军政独揽，倒有一番大展拳脚的作为，治国之功史有论赞，军伐之能有待推究。作者虽是为突出艺术主题而大加藻饰润色，但也与维护正统、顺应“人治”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封建专制国家从上到下、由国至家都为集权专政，名为“法治”实则“人治”的“家天下”，“治人”者的个人意志、权威得到绝对扩张和遵从，“治于人”者大都以维护、实践前者为己任和尊荣。“个人崇拜”由是而生。当一种抹灭自尊人格、自由理想、自我价值的被奴役成了习惯心理和生活常态，这群可悲的“奴隶”和可鄙的“奴隶主”构成的社会体制与文化是病态而危险的。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对自身有清省的认知，对集群智慧的承袭和个人才智的开发，实现自我的同时服务于他人和社会，保持生理、心理上独立的尊严和自由。然而自汉以降，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和而不同”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堕入“同而不和”的集权政治与世相人心。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走入维统、唯官的歧途。以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可以有多种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而他选择了依附于成就一个正统之名的功劳簿上，于是有“恢复汉室”的不自量力，有不替庸主的愚忠死节。诚然，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鞠躬尽瘁理当盛赞，树为万世楷模亦不为过。流芳百世似乎可以欺人的告慰，但绝不可能自欺的自慰。况留名如孔明者又有几人？！绝大多汲汲于功名者、迷迷于作为者，都只是领军者、统治者夺取江山、维护政权的一个工具，为他人作嫁衣而已，岂不冤哉，惜哉！爱国情操、民族大义乃为人所必须，但谁主政有何妨，君权并非神授，能者代之，造福于民、定国安邦即可。而建国利民之事，并非必为官，为官并非必得位高权重。当朝政策导向中正亲和、政治环境清明宽松，才有各级官吏施展才华干出利国惠民实绩实现理想政治的基础。若不管政势如何，只一味媚上求迁，沦为官奴、财奴，人格、理想一并失落，更何论自我价值！
诸葛亮同时及稍晚的魏晋名士，深恶乱政流弊，不苟合于仕，抒发个性率性自然，与“礼教”对抗，虽有“清谈误国”之诟，但其风骨一直为后世文人称颂，其玄学也以调合儒、道思想及地位，为之后近两千年中国文化思想奠定了主调。就当时而论，这是一群游走于主流边缘的异类，他们的个人价值似乎没有诸葛亮那般突显，但就整个中华文明而言，他们的贡献远远超越诸葛亮。而在其个体内心感受，恐怕无论是位极人臣的诸葛亮还是消遥在野的名士们，都是郁结憾恨的，因为那个时代满足不了这样一批才能和抱负都非同寻常的高士。一个人尽其才的时代是需要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文明处于发达而和谐状态的，或许，整个世界皆在努力之中。
尚文浣花溪
杜甫是一位坎坷多艰的诗人，一生颠沛流离游历多方寓居无数，也曾养病于敝人家乡逾半年之久，然独有成都杜甫草堂因之声名远播，得千年来历次修葺、扩充，终繁盛成今日之旅游胜地。我想究其原因，与他在此累计相对安居四年的茅屋中写下数量庞大且中有流传甚广的诗作无不相关。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鲜明生动的展现了其时贫病交加的窘境，透射出社会动荡民生凋蔽的背景，而此诗更为深沉高远的内涵和意义却是由己及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愿望和高尚情操，与其它诸多如“三吏”、“三别”等诗作一起，凸显了“诗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诗圣”的针弊恤民精神，塑造了一颗永耀诗坛的精魂，其影响和意义已超越文学范畴，为历代称颂。
在浓厚儒家思想薰陶培养下的古代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终极追求，士子家国一体的社会责任感浓重，政治经济体制的局限，使得读书入仕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但在朝为官往往囿于皇威规制束手敛性，或脱离民间而不晓百姓疾苦，因此能以民为本、抒民胸臆、造福于民的高官实在不多。在野的布衣、贬黜的官宦，祛除了牵涉己身的私利和威压束缚的顾忌，从社会底层的角度，以相对自由的形式，更能清晰的认识和揭露时弊民怨、政乱国危，并祈愿一种最实际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虽然他们的呼声大多被埋没消隐，并不能改变政局的走势、涤清历史的浊流，但至少成就了一个文人的职责和风骨，汇集成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长传不息的精神骨架，支撑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御危纾难、兴邦安民。也因此，世代知识分子追捧效法，百姓感念不已传颂至今。杜甫作为一个代表形象，在普世意义上，其思想价值远远大过文学成就，被平民文化演绎成为一个偶像概念，通过一些相关或制造相关的具象事物来拉近距离、许愿求惠。由此，才有了精神寄寓的后世草堂。
浣花溪畔承载这一历史文化精彩瞬间的简陋草堂早已不存，代之是幽雅的园林、祭祀的祠堂、展览的馆阁、同代的遗址和复制的住宅，表现、游览的形式丰美了许多。然而这样相对奢华的庭院、宽整的居室中，杜甫能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号吗？！“诗穷而后工”，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中鲜少富贵闲人，只有生活阅历的广阔跌宕，肉体、精神的深切痛苦，眼界、思维的深广宏博，才能体验、了解时政衰乱、民众疾苦、人生真味，方能深刻精微的抒写世相人性的真实，犀利透辟的剖析症结所在的根由，睿智深远的求索治世除弊的良方。“时势造英雄”，英雄即含思想文化的巨人。没有中国那么多的战乱、灾害、政变等危急苦难，也不会造就如许多光耀千载的文人思哲和文思著作。正如配祀工部祠内的黄庭坚与陆游，相似的国乱和遭际，锻造了相同的文化气概和思想高度，因在蜀为官而被后人相提并论一同祭拜。文妙意深的诗词、爱国忧民的情怀、境界高致的精神，丰盈厚重了这座平凡的草堂，使之成为凭吊缅怀、仰习自励的圣地。
而如今祭奠、教化功效式微，观光消遣者众。当一个国家、民族的严谨文化、崇高精神不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收，全民堕入世俗娱乐的肤浅时，这个国家、民族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堪忧。文化浅降为谋生的工具，学历、学术、著述，都只为名利而速成、攀比，文化普及了，两极分化的弊端消除了，但高端文人也稀缺了，因此季羡林的离世被预为大师时代的终结。而如今所谓的文人，不单学养不丰，更欠风骨道义。国家图强求进，必得清醒而敢于直言且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明智而善于纳谏且具有向心力的执政官员。现今言论相对自由之社会，一般而言鲜少酿及“文字狱”。然而直言者多是无名小民，上不达高听，下不被广闻。有影响力者多为声名所累，怯于直言。文化阶层几近失语状态。文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大抵弱化以至掩埋。当代杜甫再不可得，流传千古的杜甫，也将在经济席卷一切的狂潮下隐去他的光芒，终至尘封于典籍的一个过时文学名称。忧患、仁爱的杜甫若悉知此种悲凉境遇，不知是会体谅国家的偏激、百姓的浅陋，还是痛斥文化的衰落、精神的俗靡？！
不过成都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古都，现代时尚中不乏传统文化的痕迹。草堂毗邻的浣花溪公园内长达三百多米的诗歌大道，镌刻着中国三千年来两百多位著名诗人名字以及一百多首广为流传的诗词，两侧置历代著名文人塑像，另有诗碑、诗墙等，满园诗韵文风，悦目怡情。虽然只是借用诗歌、塑像这一简单、直白的形式，展示的内容于中国古文化也只是瀚海一滴，但总算触及了传统文化的经典形质，耳濡目染中阻抑了人们的遗忘和抛弃，尤其对青少年营造了一个现今社会难得的文化氛围。
文化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导向，内在的动力，存世的面貌，生活的品质。文化也是一个世代传承、累积、融汇、变迁的过程。传统文化看似已离我们远去，对现实社会无甚裨益，但没有哪个国家能抹煞过去的基础建起空中楼阁。就算美国这种在一个近于原始的土地上新兴的国家，它的文化根基也来自于各洲各国的移民，主调是欧洲文化，因此才欧美相连，不单纯是政治、经济上的利益，更有历史文化的渊源和承袭。
中国传统文化主脉儒家思想形成了“东南亚文化圈”，道家学说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息之间并荫及东亚。中国古典文学作为古文化的具体、浓缩表现形式，生动、精美的物象和词句，营造、凝炼出的深层内涵是一部宏大但不成系统的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庞杂繁芜，各成一派，蔚为大观，矛盾对立和谐统一在中国智慧中，构成独具特色奇妙复杂的既形上亦实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就是永远怀着乡愁，寻求回归精神的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揭示的思想天地便是中华民族集群和个人永远寻求的那个精神家园。中国古典文学两大主题董朱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孔孟、老庄的修身养性几乎各领半壁江山，其思想构成了中国人立身处世的自觉法则。士文化“士仕”的积极入世，和倦怠、困顿时的淡泊出世，两相交织，融合调剂，诸多士子以出世心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达皆守道，个人修为得以完备，国家、社会得以安定。这也便是古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之重。
传统并不等同于落伍、旧弊，现代也不全然合度、优越。总之，一个国家、城市的发展进步并非是全盘、盲目的追逐时尚、遗弃传统，相反，善于最大程度批判而筛选的继承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应用助推于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传统与现代相辅相成、融和相通，才是根本之举、长远之道。
悲情大熊猫
汶川的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世界闻名，但熊猫的故乡却是成都，因熊猫繁育基地在成都。确切说来应是圈养熊猫的故乡在成都。
熊猫大约是一种人见人爱的动物，有爱其皮毛而猎杀之，有爱其憨驯而蓄养之。随着近现代野生熊猫数量的急遽下降，动物保护意识和法规的日益增强，又因其国产独有而一跃捧为国宝，熊猫便成了濒危动物的代表倍受呵护，也成为对外交往调和国际关系的珍贵礼物，在单纯的保护意义上加添了很多政治意义。
熊猫繁育基地就象全世界的熊猫苗圃，也象一个熊猫工厂。熊猫在此养尊处优，无忧无虑，每天只是吃睡玩，似乎很幸福的国宝待遇。甚至可能会有人羡慕它比人的日子都过得省心舒坦，但在我眼中那不过是一个高级牢房。它们被从栖境捕获而来，或本就出生于这“牢笼”内，更改了自然天性，改换了生活习性，比如独居，大片领地，争夺配偶权，抚养时间、方式，饮食习惯等等，也被人为决定了它们的去留命运，熊猫外交、熊猫租借，更是沦为政治工具、经济筹码。上个世纪，在经济驱使下，各相关部门和个人大量捕捉熊猫，争夺租借权利和机会，导致管理混乱失调，严重影响了大熊猫的生存与保护，对其个体和种群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美国的环保团体对租进熊猫展出屡提抗议，认为违背了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原则，与动物园及政府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斗，最终取胜，美国下令禁止租借熊猫，此种唯利是图损害动物的行径得到有效扼制。在此影响下，他国的熊猫热也渐趋冷淡。上世纪末，熊猫租借已逐渐减少。中国方面被动消结了商业租借熊猫的热潮，中国大熊猫的命运得益于美国环保团体的扭转，这无疑是极具讽刺性的。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利益驱动自不必言，中国的环保团体协会又在哪里？！在中国，他们失去了参政权、监督权甚至话语权，中国团体协会无职无能，设立的初衷早已背弃。这当然是大制度、大环境使然。即使他们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作为，又能收到如美国一样的效果吗？！中国有几个尽力保护野生动物的奚志农，而奚志农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背后，有多少的失败？！不过，中国倒是主动宣布，不再向外国政府赠送大熊猫，其主要原因为赠送是免费的，“熊猫外交”时代结束了。
当然，在环保成为世界主流至少是主流口号的今天，中国政府多少变得较为理性些。现在主要是与国外开展大熊猫繁育、生理等各方面的合作研究，但由于环境、气候、饮食等各方面的不适应，国外大熊猫患病、死亡为数不少。国内豢养的熊猫情况似乎好些，相比野生熊猫，它们的生存得到保障，但是，精神状况又如何呢？！或许它们不觉自身的失落，但，这更为可悲。看着它们可爱无邪的模样情态，不由心生悲悯。一个物种的特性不只在外表、居养等简单现象，而是包含了它所赖以栖身的环境和它的一切生息繁衍。笼舍里的熊猫，严格说来已不完全是这个纯粹的物种了。而饱食终日等死，这是一种无意义的畸形生命，失去生命历程应有的挫折和对抗，无思无感，是对生命的浪费和亵渎。想起卧龙自然保护区里一位野生熊猫观测者的话：“圈养熊猫呆呆的，而野生熊猫很有灵性。”这话让人酸楚、令人深省。当鱼被关进了鱼缸，鸟被囚进了鸟笼，没人看出水中鱼的眼泪，也没人听懂鸟儿的悲歌。所以我爱猫狗而不养，除非我能给它们一片旷野或几个山头，任其自在来去。
目前中国大熊猫的存量只有不足两千只，且日趋减少，由于生境的人为侵袭和破坏，野生熊猫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人工圈养数近三百只，似乎也是为了延续这个种群的无奈之举。除大部分做研究和繁殖之用外，极少数纳入了野化训练。但野化训练是漫长而艰难的，野放失败在各个物种中都存在。当它们在丛林旷原间自在生活时，人们忽视了它们的生存权利，要么肆意占据、损毁生栖地，要么捕杀或圈养。当自然界中消失或濒于消失它们的身影时，才惊觉悔悟，赖人力维系其种群，并试图令其回归，但一个原本野生的种群却需要另一个远离荒野的种群代替它们的父母来教其生存及繁衍的能力，这何其讥讽与悲哀，围笼中与人相伴的动物们，失去了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原生环境，怎么能够全凭想象无师自通，从而回到它们自由的家园自在的生活？！而况还有很多未被人类关注与保护的濒危动物，以及被人类以科学研究之名用作实验品的一些物种，境况更加悲惨。而就保护实施中以动物为谋利工具，以至直接、深层的伤及个体动物及其种群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大熊猫不过是一个优待厚遇的极端特例。
人类因为自身的扩张和贪婪，置生态环境和其它物种于不顾，如今已初尝恶果，才开始亡羊补牢，虽犹为未晚，但有些物种的灭绝和地貌地形的改变已无法复原。缘于自私的本性，人类也不会对自然界或一个物种作不计功利的理解、尊重和保留，毁灭与保护，都只出于人类主观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在人类的眼中，自然界一切的存在价值，便是为我所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以无限度的耗损地球资源为基础的。因为人类，地球伤痕累累，因为人类，地球生态有毁灭之忧。
传袭古文明
之前一直不知道，原来金沙遗址在成都市内。一个三千多年前的上古文明竟然藏身于现代大都市，这种迄今为止本地人类文明近乎两极的对话和冲撞，奇异的形成一种文脉的共融，讲述着这个古城，以至古蜀国，以至其所构成的商周历史文明，使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明晰起来，整体构架和面目圆润生动起来。
建立古蜀国的羌人初始主要生活在茂县一带，后南迁至现都江堰地域，再至成都平原，壮大延伸开来，形成独特的古蜀文明。秦灭蜀，引水汲灌成都平原，始建都江堰。以诸葛亮为执政的蜀汉政权治守蜀中，开创了“天府之国”的美誉。此后吸引了如杜甫等历代文人名士云集成都，留下了无数光华璀璨的文化印迹。成都在人文历史之外更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国宝熊猫为代表的各类珍稀动植物生栖不息，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成都演进的整个历史脉络，在我回溯至古蜀国后大致串连显现出来。
透过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了解历史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及其意义，历史才不至浅降为故事，而是文明的鲜活承载。藉此回到蜀文明的起源，探寻其奥秘和精彩。
据专家解析，金沙遗址为近临广汉三星堆遗址文明的承脉。这两处的遗迹和器物共同勾勒出古蜀国的神秘面影，展现了一个地处当时相对闭塞蛮野之地小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改写、丰润着中国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观察与分析方式。
在秦汉一统之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一直是文明发展的主脉，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被视为中原的专利，而诸如三星堆、金沙这类非主流但却达到一定高度文明的发现，证实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源起之一，并且与外界文明有着多元的联系和交流。人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常规理解也足可纠偏了。
每一个自然环境圈都能够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并且进化到维系圈中小社会及个人稳定进步的程度，这可以不受外来文明的给养而独立发展。但如果这种文明要飞速提升达到臻于完满的境地，必须与外界文明交流互动，补充和修善。
当然，一种文明是不可能达到完满的，文明所呈现出的文化、工艺、制度、秩序等等系统，都是复杂的，不可能达到简单的调和，更不可能停滞稳定，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系统总体的目标是“和”，但系统内部固有的矛盾冲突却导向“分”，于是系统总是运动在处理“和”与“分”的矛盾之中，处理的结果，虽然一些小的部分可能损殒了，但总的方向是归一、是优化，这便是社会与人的进化过程。这过程之中的林林总总，归结起来的物质和精神结晶，便是人类的文明。
物质和精神是互为辅助和推衍的，很难说孰主或孰重。但实质上物质之所以为文明，不单是物体本身的功用、审美以及工艺，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和提炼出的精神文化内质。精神文化，才是文明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才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内在动力和纽带。但精神相对物质而言，难以准确深刻的认知，更难以借此迅速有效的获利。因此对于精神和物质的轻重取舍，国家和大众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后者。
以文物为例，一场考古，能广为人所知的，大都是它的出土文物，如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青铜立人像、玉琮，以及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等，背后的历史文化，却最多只是附带的肤浅简介，且远远抵不上精美器物所引起人的兴趣。
文物论值排位可定为国宝，市价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和个人不惜重金收购，国家尚有注重其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成份，而个人往往只是投合如今的收藏投资热，看重的唯有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已。当一件凝系着创作者心性和才情、一个时代历史与文化的艺术品仅被当作一件寄望增值的商品买卖和屯藏时，所有原本应当被欣赏、参悟、追摩的技艺、品性、道境全都沦为浅白的经济价值支撑时，艺术品的命运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曾经产生过这些傲绝于世的艺术品的国与民，这是一种群体价值观的堕落！
当一切都量化为金钱，一切以金钱作为重和取的标尺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看似飞速，但价值观错乱、道德观沦丧决定了秩序的不合理性且终将走向混乱以致崩溃。文明具有对此修善、矫正的功能，且在此过程中得以丰富、延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此所谓继承和发扬。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汉人承继大统还是夷族入主中原，皆遵循此道，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凝聚力和承续性，这便是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断至今的内在原因。
中国立于世界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除去了传统积淀，仅以现代中国呈现于世，实在没有多少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先进和精彩之处。国外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传统之魅，而国人却抛诸脑后甚至弃若蔽屣，只一味盲目抄习西方“时尚”，由外而内除“旧”立“新”。长此以往，中华文明虽不至断代，也全然失去了本原的精神和特质的精萃。
社会的进程如同一棵大树，需要阳光雨露，那是外来的给养，更需要立足脚下的土地，这便是历史的基石，汲取土地的养分，便是文明的滋养，如此才可稳基固本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果脱离历史割裂传统，恰似大树拔离了土地撅断了根——中国和中国人的根没了，失去了根，又当如何屹立于世。
有着漫长七千年历史的中国，作为中国人，对国家的由来兴替、文思源流应有基本的了解，对生息之地的沿革、人文和意识形态以及与生俱来的汉文化特性应有感性兼理性的体察，方知晓我们从何而来，至何而去。
来和去，来处和去路，这是一个广大而永恒的哲学命题，是每一个集群、每一个个体，都无法回避，需永远寻求的过程和答案。只有明晰过去，才能把握现在，方可走向未来。只有每一个个体清醒而明睿的面对来和去，才能平静而豁达的修养心灵、掌管人生，人类这个集群，也才能摆脱生命悲剧哲学的桎梏，领悟宇宙时空奥妙和生命终极意义，从而拓展人类的视界和事业，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一段奇伟的历史与文明。
成都以其博大的包容与丰厚的涵养，接纳着四方游子和各式文化，由其留存与发展，酿造出醇厚的历史文化和广博的面貌气度。成都是一个大气兼容的都会，一处让本地人享受、外来客眷恋的极具高品质生活滋味的憩所，“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且借成都漫行散记，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作一隅之说的解析和归结，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作一己之见的探究和定位，对文明的内涵与功用作一家之言的概论和倡导。
&(附诗。作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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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揭秘史，寻根溯远年。五朝化蛮野，众器展兴乱。
治水秦郡守，建绩都江堰。常道循自然，福泽慰平川。
三分鼎足立，两佐蜀相贤。汉室终不复，天府得以传。
灵地引人杰，华章耀文坛。寒士怀苍民，丹心照瀛寰。
地坼山河动，义结生死缘。强健塑铁骨，仁爱谱新篇。
& 周祖定成都，蓉城衔锦官。及至今胜地，莫吟蜀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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