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 （第一章，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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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 （第一章，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第二章，基本的冲突）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　　前言　　序　　第一部分&神经症的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第二章&基本的冲突　　第三章&亲近人　　第四章&对抗人　　第五章&回避人　　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外化作用　　第八章&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未解决的冲突的结果　　第九章&恐惧　　第十章&人格衰竭　　第十一章&绝望　　第十二章&虐待狂趋势　　结论&神经症冲突的解决&前言　　本书是为了促进精神分析的发展而奉献给大家的，它是我对病人和对自己进行分析之后的经验产物。虽然本书提出的理论是经过多年时间才发展起来的，我的观点却是在自己承担了一系列讲座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变得清晰明了。这些讲座是由美国精神分析研究院主办的。我的第一个讲座围绕着有关问题的技术方面展开讨论，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问题》(1943)。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包含了本书讨论的问题，那是在1944年举行的，该讲的题目是：《人格的整合》；从该讲中挑选出的一些题材，比如&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独的人格&和&虐待狂趋势的意义&，已在医学院以及精神分析促进会上宣讲过。　　我希望本书有益于那些有志于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治疗法的精神分析工作者。我还希望他们不仅将这些观点运用于他们的病人，也运用于他们自己。只有以强硬的手段──把我们自身和诸种困难都包括进来──才能取得精神分析的进展。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思改变，我们的理论注定要变得贫瘠、僵死。　　不过我深信，任何著述，只要是不仅仅谈到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都应该有益于那些想认识自身而且并未放弃为自身的成长而奋斗的人们。生活在这问题成堆的文明中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本书描述的内心冲突，都需要极大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症应该是专家的事，我仍然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也能极大地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病人们，是他们与我一同合作并使我更好地理解了神经症。我也要向我的同事们表示谢意，是他们的热情和理解鼓舞了我的工作。我指的不仅是我的年长的同事们，还有在我们研究院接受培训的年轻的工作者，他们锐利的观点富于启发性，他们的讨论也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到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不是精神分析工作者，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了我的工作。阿尔文&约翰逊博士，是他使我有机会把自己的看法提交新社会研究院，而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分析学是唯一受到承认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学派。我更不能忘记克拉拉&麦耶尔，她是新社会研究院哲学和文艺系的主任，几年来一直对我的工作表示出兴趣，鼓励我将分析工作的点滴体会提交讨论。第三个人是我的出版者，Ｗ&诺顿先生，他是我的助手和参谋，本书的质量由于他的协助而大大提高。最后，我还要向密勒&库恩深表谢意，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更好地组织了材料，更清晰地陈述了我的观点。　　卡伦&霍妮&序　　在研究精神病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原因。其实，几乎任何其他的心理学发现也包括这一内容。所以，这只是一个重新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精神失调者从来也不会是性格沉着从容、思维有着良好平衡的人，而是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由此，我们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伟大的开拓性理论越来越与本观点趋于一致，尽管他的发生论不允许他最终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但其他很多人继续并发展了弗氏的研究，其中较著名的有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逊&莱克以及哈罗德&舒尔兹－享克等人，他们已对神经症性格结构作出了更严密的界定。然而，并于这种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能量，还　　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本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假定促使我去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我们对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成因所持的看法，明显地受制于那些文化因素。我认为，同样明显的是，弗洛伊德的结论之所以有错误，正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些因素置于考虑之中。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持续15年之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与埃利克&弗洛姆合作而得以进展的。弗洛姆以其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广博知识，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不只局限于女性心理的研究。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后，这种感受便得到了证实。我那时看到，这儿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我终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作出了总结。这儿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在我写《神经症人格》一书之前的时间里，我还在另一研究路线上摸索，它发端于早些时候的假说。我研究的课题是：神经症中的内驱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指出，这是些强迫性内驱力。他认为这类驱力具有本能的性质，它们渴求满足、不甘挫折。因而他相信，这些驱力并不仅局限于神经症本身的范围，而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但是，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则这种假设不能成立。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可简述如下：强迫性驱力是神经症特有的，这一类驱力产生于孤独、无助、恐惧等感觉，产生于与他人的敌对情绪。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代表了患者用来应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们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满足；它们的强迫性起因于潜伏在它们之后的焦虑不安。这些驱力中的两种──对温情和对权力的病态需要──在《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细致的描述。　　尽管我保留着自以为是弗氏教诲中最基本的东西，我当时还是认识到，由于自己一心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结果走上一条与弗氏不同的研究路线。假如弗氏认为是本能的如此众多的因素都取决于文化，假如他看作是&里比多&的东西只是对温情的病态渴求，其诱因是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相处时得到安全感，那么，里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诚然，儿童时代的经历仍然很重要，但应该用与弗氏不同的解释来重新看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自然，还有随之而来的其他与弗氏理论相异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在我自己思想中弄清楚我与弗氏的异同之处，清理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途径》一书的问世。　　同时，我继续探寻神经症的内驱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作神经症趋势或倾向，并在随后出版的论著中描述了10种这种的趋势。那时，我认识到了神经症性格结构有着关键的意义。我当时把这种结构看成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小世界形成的大宇宙，每个小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趋势。这一神经症理论有实践的意义。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将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理解我们现在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对精神分析疗法有广泛的需求；而另一方面，能够得到的帮助又少得可怜。所以，自我分析似乎正好提供了一线希望，能满足一种重大的需求。由于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式，故定名为《自我分析》。　　但是，我并不完全满足于对个体倾向的描述。虽然我精确地描述了这些倾向，但我总觉得，简单地罗列出来只会使它们有相互孤立之嫌。我看到，对温情的病态渴求、强迫性的谦卑，对&伙伴&的需要，都属于同一类。但我没有看到的是，这些个体倾向结合起来则代表一种对人和对己的基本态度，一种特别的人生哲学。我现在划归一类称之为&亲近人&的那种类型，其核心正是这些倾向。我也明白，一种对权力与威望的强迫性渴望，在某些方面类似神经症的奢望。这些趋势大致构成我称之为&对抗人&的那种类型的组成因素。但对赞美的需要、对完美的追求，虽然都带有神经症趋向，都影响患者与他人的关系，却似乎主要涉及到他与自身的关系。还有，自私自利的需要，似乎并不如对温情的需要或对权力的渴求那样具有根本的性质，也没有那样广泛，好象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从更大的整体中分割出的一小块。　　我的疑团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我的兴趣焦点转向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在《神经症人格》中我就说过，神经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诸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的结果。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又说过，神经症的倾向不仅互相增强，也同时产生冲突。然而，冲突一直被人们看作次要问题。弗洛伊德也逐渐认识到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把这类冲突看成是压抑与被压抑两种力量之争。在我终于看清了冲突时，我发觉不是那么回事。它们出现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而且，尽管它们最早只涉及到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　　随着我观察的深入，我明白了这类冲突的意义。首先，最令我吃惊的是病人对他内心显然存在的矛盾竟一无所知。当我向他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露出想回避的神态，而且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经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回避正表现了他们对分析者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持反感的态度。最后，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之后又显得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病人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病人不惜费尽心机去&解决&冲突，或者确切地说，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我观察到患者用以解决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并根据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本书里作了充分讨论。患者最初的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其对立面占上风。第二个试图是&回避他人&。对神经症的自我孤立的功能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孤独就是基本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一种最初对持他人的矛盾态度；但孤独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象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第三个试图与上面两个很不相同。患者不是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象是冲突，倒象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我这一观点能澄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而那些问题迄今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我们的治疗也一直软弱无力。这一观点也确定了两种神经症倾向在整体中的位置，而这两种倾向一直是抗拒整合作用的。这样一来，对完美的需要就正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赞美的渴求就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实际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这些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缝合弥补。第四种试图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他的冲突。这就是我称为&外化作用&的那种手段，病人认为内心的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真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我把上面列举的四种趋势称为患者为解决冲突而作的主要尝试，这部分是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里发生作用（尽管程度各异），部分又是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猛烈的改变。这几种尝试绝非患者仅有的倾向，他另外还有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患者武断地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动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的损害，由于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只是在我理解了希望完全丧失的那种状态以后，才最终看到了虐待狂倾向的意义。我懂得了，这些倾向代表了一种试图，由于病人对他自己感到失望，便企图用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他在虐待行为中表现出的蛮横态度，正是由于他嗜求报复的胜利。所以，道理很清楚，对有破坏性的自利行为的偏爱，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趋势，而只是更广泛的整体在顽强地表现它自己，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术语来指称这个整体，便定名为虐待狂。　　一种神经症理论就这样演化了出来。它的动力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所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解决矛盾。尽管他这样也能够造成一种人为的平衡，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冲突，所以又需要继续寻找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掉这些新冲突。这种逃避分裂、追求统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会使患者变得更加敌视他人，更加一筹莫展，更加心有畏惧，更加疏远自己和疏远他人；结果，冲突的病因更加严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遥遥无期。病人最后丧失了希望，就企图在虐待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又反过来加剧他的无望感，产生新的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一幅令人战粟的图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呢？首先，这个理论结束了那种不合实际的乐观主义，那种观点认为我们使用非常简单的手段就能够治愈神经症。当然，悲观主义也同样不合实际，但这一理论不是悲观的。我称之为建设性的，是因为它首次使我们能探讨并解决神经症这个难题。建设性最主要体现在：尽管本理论认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它仍然提出了积极的、乐观的见解；它不仅有助于调节潜在的冲突，还能在实际上解决这些冲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人格整合。仅凭理性是不能解决神经症冲突的，而患者的解决办法不仅无用反而有害。但是，通过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诸种状态，却能够解决这些冲突。每一件分析工作，只要恰到好处，都会改变那些状态，因为这种分析能减轻一个人的无助、恐惧、敌视等感觉，减少与他人、与自身的疏离程度。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持悲观态度，原因是他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的发展。他认为人注定要受苦、要毁灭。驱使人行动的本能只能被控制，至多被&升华&。而我的信念是，人既有能力、也能发展他潜在可能性的要求，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但是，如果一个人与他人和与自己的关系一再受到干扰，他的潜在能力就会减弱或变质。我深信，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够改变而且不断改变着自己。随着我们理解的不断深入，我的这一信念也更加成熟。&第一章&强烈的神经症冲突　　首先我要申明，有冲突并非就是患了神经症。生活中总有我们的兴趣、信念与周围的人发生冲撞的时刻。所以，正象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防卫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决定了的，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人类也有够作出选择，也必须做出选择；这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他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在两种相反的欲望之间决定取舍。比如，我们想一个独处，又想有人作伴；我们既要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在我们的意愿与义务之间有冲突。例如，有人陷入困难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渴望与情人幽会；我们也许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人。最后，我们也许动摇于两个价值观念之间。比如，战争期间我们相信冒险出征是义务，但也认为留下来照看亲人是责任。　　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决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冲类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一种忠诚会与另一个忠诚相矛盾；个人欲望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可以坚信有必要严厉管束儿童，也可以认为应该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他可以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并无关系；他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肤色或鼻形。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　　无疑，生活在我们的文明之中的人，必须经常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冲突，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所以也不拿出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一般都是让自己任随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了妥协还不知道，卷入了矛盾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这儿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没有神经症的人。　　所以，要认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样的前提有四重性。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内容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于是就自以为喜欢他了？假如我们的父母出世了，我们是真正悲伤，还是只照惯例表示一番感情？我们是真正渴望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那种职业在我们眼中显得体面和有利可图？我们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独立能力，还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这种意愿？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类问题看来简单却不好回答，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常与信念、道德观等有牵连，所以，只有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套价值观念，才谈得上认识那些冲突。从他人得来的、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一部分的观念，很少导致冲突，也很少能指导我们作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影响时，这样的观念很快就被放弃，由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别人看重的价值观简单地拿过来当作自己的，那么，本来以我们的利益为中心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例如，假如一个儿子从不对心胸狭窄的父亲有所怀疑，那么，在父亲要他从事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心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冲突了。已婚男子如果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实际上就陷入了冲突之中。在他无力确立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便干脆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不去面对冲突作出决定。　　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摒弃矛盾的两方面中的一面。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许，说到底还因为我们多数人并没有强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不能有所舍弃。　　最后，要作出一项决策，其前提条件是决策人愿意并有能力对决策负责。这当然包含作出错误决策的危险，但决策者愿意承担后果而不怪罪他人。决策者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他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我们现在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一要求。　　由于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在冲突的桎梏中（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便趋向于以嫉妒和羡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无这类冲突的人。这种羡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者，由于时间的流逝，冲突的威力已消失，作决策已无必要，他们便获得了一种从容沉静的风度。但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常常，我们欣慕的人由于他们缺乏热情、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而没有能力真正面对冲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设法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并无主动意志，只是偷懒取巧而占了便宜罢了。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当冲突是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时，要认识它和解决它就更加困难了。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活力，在原则上就能够正视和解决冲突。教育工作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获得对自身的更多的认识，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认识到与选择有关的诸因素的意义之后，就能看到奋斗的目标，找到我们生活的正确道路。【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显得愚钝的正常人，读读一本书会大有俾益，书名为《做一个真实的人》，作者是哈利&爱默森&弗斯狄克】　　然而，一般人认识并解决冲突时所固有的困难，对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来说，则更为巨大了。必须说明，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和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样典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完全失去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参看第十章：《人格衰竭》】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那些问题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人质疑，用同一术语意指两种不同种类的东西是否恰当。我认为是恰当的，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与别人合作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常有阵发性疲倦感和烦躁感。某一次发作是由下面这个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术讨论中，他的意见被否定而同事们的意见被采纳了。这以后不久，在他缺席的时候大家作出了决议，随后也没有给他机会以陈述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满可以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而挺身反对，或者也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办法任随哪一种都会是协调性反应。但他没有这样来对持这件事。虽然他痛感被人轻视，却不作反应，他仅仅意识到恼怒。他心底深处的愤怒只出现在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怒气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对别人的恼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恼怒，由此造成了他的倦怠无力。　　这个人没有能够作出协调反应，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早把自己看得了不起，而这种自大的图象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行为的出发点一直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他的天资和才干是无人可比的。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个出发点而挑起他的怒意。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虐待倾向，想贬低别人，鄙视别人。这种行径当然是他所厌恶的，所以他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饰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的内驱力，即为了利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所以自己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体面。另外，别人对他的赞美和好感，是他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的迁就态度和忍让屈从倾向──这一切结合起来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便产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亦即他的愤怒反应与虐待冲动；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友爱的渴求，并力图在自己眼中显得举止高尚、通情达理。结果是，内心的不被察觉的矛盾激化，其外化的表现则是倦怠无力，使他整个行为能力都陷入瘫痪。　　我们一看这个冲突包含的各个因素，就首先会注意到它们相互的不一致性。的确，很难找到比这更极端对立的例子了：既高傲地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又要讨好、屈从于别人。其次，他对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不是被认识到，而是被压抑下去了。内心的激战只在外部泛起一点小泡沫。感情的因素被文饰了：只有我的方案才是好的，他们那样作是不公正的，是在蔑视我。再次，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还有一点头脑，能多少知觉到他的非分要求，看到自己的依赖行为的性质，他主观愿望上也无力改变那些因素。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两方面都受到驱使，身不由己。由心的需要大紧迫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对它置之不理。但这些需要没有一种代表了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或追求。他既不想去利用他人，他不愿事事屈服他人。事实上，他是鄙视这类趋势的。不过，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有很深远的意义，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神经症冲突的理解。　　再举一例，我们将看到一幅类似的图画。一位自由受聘的设计员从他的好友处偷钱。这种偷窃行为用他所处的外界因素是无法理解的，他诚然需钱用，但他的朋友肯定会欣然给他钱花，过去这位朋友就有慷慨解囊的经历。但这个人的偷窃行为尤令人吃惊的是，他是个注重体面的人，也很看重友谊。　　如下所述的冲突才是这件事的本源。这个人对温情有明显的病态渴求，尤其希望随时都得到别人关照。由于这种渴求中夹杂着一种无意识倾向──想从他人得到好处，他的行动便表现为：既想得到他人的感情，又想突出自己的支配地位。前一倾向本来会使他欣然地接受帮助，但他的无意识的傲气反对他这样作。这种自大实际上虚弱得无堪一击。他觉得，别人应该因为能帮助他而感到荣幸，而去求人帮助则是一种屈辱。他对独立性和自强能力推崇备至，更加深了他对求人相助的反感。这就使他绝不愿意承认他还需要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他只能索取，却不能接受。　　这个冲突尽管与前一个在内容上不同，但性质上是一样的。任何神经症冲突都显示出矛盾的驱力之间存在这种类似的冲突性质，都表明这种驱力是无意识的、强迫性的。这样，病人总是不能自己解决矛盾。　　我们暂且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来划分正常人的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正常人必须作的选择，是两种行为模式之间的选择，任选一种都在情理之中，都统一在完整的人格框架以内。用一个图形来打个比方，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面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在神经症患者，则这个度数可能达到180度。　　还有，两者在意识的程度上有差别。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真实的生活相互千差万别，远不是仅仅展示一些抽象的对比就能描述的，比如完全无意识的颓唐失望与完全意识到的失望之间的对比。&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所有主要因素而言总是无意识的。即使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涉及到作两可之间的实际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实际上渴求的；或涉及到两种信念之间的选择，而这两种信念都是他实际上所看重的。因此他就有可有作出合理的决定，即使这是困难的，而且必须有所舍弃。陷入神经症冲突的人不可能自由选择。两种方向正相反的力以同样的强度驱使着他，而这两个方向都是他不愿去的。所以，通常意义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被&搁浅&了，感到一筹莫展。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对神经症倾向进行处理，改变他与己、与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　　以上所述的那些特点对神经症冲突为什么有如此的强度作出了解释。这些冲突不仅难于认识，不仅使人感到无助无望，还具有叫病人害怕的分裂其人格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牢记在心，我们就不能理解神经症病人不顾一切地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或尝试正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基本的冲突　　通常人们估计不足的是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要发现这些冲突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存在冲突的迹象是什么呢？在前面一章里举出的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都很明显的因素标志出来的。一个因素就是最后产生的症状，第一例里是倦怠，第二例里是偷窃。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我们将逐步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有什么影响，它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在这儿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来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尽管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例里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事情办得不对，于他不公，但不表示出异议。在第二例里，一个极其珍视友谊的人结果偷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正如体温升高是机体有病的确切标志一样。暂举几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姑娘很想结婚，却躲避向她求爱的男性；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慷慨解囊的人对自己却连一分一厘也吝啬得很；一个人渴望孤独，但从不设法一个人独处；一个人对别人容忍、原谅，对自己却苛刻、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比如，深度的抑郁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假如一个看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她孩子的生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二者正在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就是说，被意识所体验到。这似乎会同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抵触。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这样，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惯技──回避的策略──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是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现在决定不下，该同这位女性结婚还是该同那位结婚，该选择这项工作还是选择那项工作，是维持与别人的伙伴关系还是解除与别人的这种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决择。在苦恼中，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指望医生能澄清自己的问题。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在其他的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的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我们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但还得加上一句，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还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看待一个矛盾重重的婚姻的方法来看待内心冲突的结构？在那样的婚姻中，充满无穷无尽表面看来相互不关的争吵与不和，涉及到亲朋、孩子、经济、一日三餐、佣人等等，而所有这些都直接发端于这种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从远古以来就有对人格的基本冲突的确信，而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就是表现这种信念的某些形式。在现代哲学里，弗洛伊德不仅在别的许多论题上，还在这个论题上作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首先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在这里，以这个概念所必需的严肃性来对它进行探讨，却是不太恰当的。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把反对里比多理论的所有争论都详细地阐述一番。所以，我们倒不如设法去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搁置一旁。这样，只剩下这样一个争论，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力与威严的良心之间的对立，正是我们千奇百怪的冲突的根源。正象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我并不否认这种对立（或在我看来大致相等于这种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对它的基本性质我却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尽管这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是继发性的，产生于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后面会变得明显，这里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遭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参见弗朗兹&亚历山大的《结构性和本能的冲突之间的关系》，见于《精神分析季刊》，11卷第二期，1933年4月】。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尽管我认为根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还更具有分裂性，但对最终解决矛盾的可能性我的观点则比弗氏肯定得多。据弗氏的看法，基本矛盾是普遍的，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所能够作到的，只不过是达到一个更好的妥协，或更好地加以控制而已。根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爆发，而如果它爆发出来也有可能得到解决；当然，条件是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我与弗氏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二者之间不同的出发点所必然得出的不同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的解答具有强烈的哲理的吸引力。但是，撇开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归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倒是更想了解建设性与破坏性这两种力量是怎样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他知道可以把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内驱力解释为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聚合。　　把我的这一观念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必然要求将道德价值牵连进来。但弗氏认为道德观念只是科学领域内的非法入侵者。他依循自己的信念，尽力发展一种剥去了道德价值的心理学。我相信，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指自然科学）非常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疗法会局限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不仅如此，他的这种&忠于科学&的态度，已促成了他的失败，使他不能认识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虽然他在这一领域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的相互冲突的趋势。的确，他深深有感于个体的诸种矛盾，所以他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表明它的对立面也同时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表的阴柔暗示着内心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掩藏着内倾；外表上偏重于思维、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情感，等等。到此为止，似乎荣格把冲突看成神经症的一个主要特色；可是，他接着说，这些对立物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其目的是对两者都兼收并取，从而向作为理想的完美靠近。在荣格看来，神经症患者象是被搁浅在片面发展的沙滩上的船。这些观点他界定在自己称之为&补充法则&的条目下。我也承认对立的趋势包含互补的因素，在人格的整合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努力。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与世无争，只关注自己的感情、思想或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假如我们将他的这一趋势看作是真正的倾向，即是由他的机体素质所决定并由个人经历所增强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要取得有效的治疗效果，我们就向病人指出他的暗藏的&外倾&趋势，指出两个倾向的任一个都有片面的危险，鼓励他将两种倾向都兼收并取，指导自己的生活。然而，假如我们把这个病人的内倾表现（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自我孤立）看作是他回避冲突的手段，而那种冲突正是他与他人接触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这种内倾的外表所掩藏的冲突。只有在这些冲突解决之后，才能迈向目标──内心世界的完整。　　我现在着手展开我的观点。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在详细讨论之前，请回忆一下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尔先生举的例子，里面正有着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我们看到患者一方面文明、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当然，我们并不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遵循这个例子所表现的方式，我仅意在指出，在患者与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从遗传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头去先讨论我称为&基本焦虑&的概念。我用这一术语来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某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我这里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的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等等都可能是假装的。在孩子的所感中，有一部分的确是虚伪的，但其余的则可能是他在父母的行为中感到了矛盾而产生的反应。不过，通常是约束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们或许显而易见，或许藏而不露，所以分析医生只能逐渐认识到对孩子成长发生作用的这些影响。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作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冲突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便不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对小孩在这些状况下有可能和实际上发展的主要方向作统观全局的观察。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见细节，我们却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在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进而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在一个主要表现为依附和服从的类型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某种超然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从的成分，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格也并非不怀有敌意或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因此，一个自我孤立的人肯定会采用无意识的策略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他人共处便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不总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一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比如，常常很难断定，在一个显得依附、服从的患者身上，支配他人的愿望是否弱于对温情的需要；他的攻击冲动只是表现得更间接罢了。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了位置。我们在儿童中能看到这种换位，而在成人中也不乏其例。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雷克兰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女性的病史也常显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姑娘本来象野小子，雄心勃勃、桀骜不驯，但在她堕入情网后，可能变成一个柔顺软弱的女性，不再好高鹜远。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孤立脱群者会变成病态的依附他人者。　　应补充一句，象这一类的变化，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以回答下述的经常性的问题：成人期的经验是不是无关宏旨？我们是否自孩童时代起就定了型，永不改变？从冲突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作出比通常人们所持有的看法更恰当的解答。比如，有如下可能性：如果儿童时代没有受严厉限制，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体验，就能影响人格的成型。然而，假如儿童时代所受的影响很大，足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死板规矩的类型，后来的新的体验便不可能将他改变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僵硬死板不让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的自我孤立可能严重到不让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迫使他成为受人支配的从属的角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比如，攻击型的人遇上了别人的友爱，则将这种友爱举动看成愚笨的表现，或看成想从他这里捞到好处；新得到的经验只会加强原来已形成的观念。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是既能屈从于人，也能够气势凌人，还能够规避他人。三者可以相互补充，和谐统一。如果某一种倾向压倒其余，则只表明在一个方向上走过了头。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会反而感到惊惶失措。当然，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漫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漫延到整个机体组织。这些态度最终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我们就容易把结果的冲突孤立地看成一对对矛盾，诸如爱与恨、屈从与反抗、驯服与支配等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其谬误正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度时，就只抓住二者在一个问题上的相反特色，比如对宗教与权力的态度的不同，便以为万事大吉了。不同的态度诚然是区别，但只顾一点不问其余，那就混淆了这一事实：民主与法西斯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代表两种完全互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关织在一起的。【既然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身的态度不可分隔开来，那么，有一种偶尔见于精神疗法刊物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那种观点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己的态度，二者中总有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我再补充一句，我使用&核心&这一词，不仅是比喻它的重要，还强调它是一个能动中心，神经症从这个中心向四周发射出来。我这一观点正是有关神经症的新理论的内核，其蕴涵将在下面得以披露。广泛地说，本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先前的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该观点首先见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后在《精神分析新概念》和《自我分析》两书中也进行了详述。】}